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范文1
为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丰富妇女节日文化生活，增进全省姐妹的沟通联系，增强建设幸福和谐屯昌的凝聚力，放松身心，挑战自我，感受自然，打造海南屯昌旅游文化品牌，营造有利于妇女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将于2014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举办海南首届“巾帼英雄”森林浴徒步登山比赛。为确保比赛顺利开展，取得成效，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比赛主题：相聚邀月岭 畅享屯昌美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海南省妇联
承办单位：屯昌县妇联 屯昌县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三、比赛时间：2014年3月1日,上午7:30，在新县委门口集合，过时不候。
四、比赛地点：邀月岭
五、比赛内容：通过姐妹间互动、体验和感受屯昌县秀丽的自然景观，以及当地自然原生态的独特魅力，促进交流，增进友谊，锻炼身体，感受节日气氛，畅享屯昌之美。本次竞赛以市县为组，每组三人，各组以本团体人员首先全部到达山顶为团体第一名。本次比赛设有团体奖项和个人奖项，各参赛队员以先后到达终点为序，团体奖项取前六名，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个人奖项取前三名。本次比赛的裁判员由主办方调派。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
本次比赛通过邀请的方式，邀请各市县妇联组团参加比赛，每市县一名领队，三名参赛队员。参加比赛的各市县妇联请于2月25日前以文本或电子版报送报名表到屯昌县妇联办公室（附：海南首届“巾帼英雄”森林浴徒步登山比赛报名表）。
报名电话： 传真：
联系人： 邮箱：
七、活动流程：
1、省妇联领导就本次活动致辞；
2、副县长孙成银做赛前动员，宣布本次比赛正式开始；
3、评委会根据各组到达时间，确定团体一、二、三名及个人一、二、三名；
4、主持人宣布名次，由省妇联领导、县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5、总经理余家毓作总结发言，活动结束。
八、日程安排
1、报到时间：2月28日下午3：00—5：30
2、报到地点：住宿酒店一楼大堂
3、开幕时间：3月1日7:30
4、乘车时间：3月1日7:50（所有人员统一乘坐中巴车前往邀月岭）
5、比赛时间：3月1日8:30
6、颁奖闭幕时间：3月1日12:00
7、返程时间：3月1日下午
九、参赛条件和要求
1、参赛选手为女性，年龄限制18周岁至40周岁。
2、长期从事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的体育运动爱好者。
3、参赛团队以单位报名，各领队由本市县妇联干部担任，参赛者须填写个人报名资料（见附件一）。
4、比赛开始前统一佩戴参赛人员名牌，比赛中要统一行动、服从指挥，按指定路线行进，不得抄近路或攀爬山坡树木，以防发生意外。
5、自备登山鞋、服装，保证手机通讯畅通，矿泉水由主办方提供。
6、如在登山比赛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请及时吹响口哨或告知沿途工作人员。
7、在登山过程中要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注意安全。
8、进山后要爱护环境，勿折花木，不准乱丢杂物，严禁烟火。
9、各领队负责本单位参加比赛人员的现场组织、联络工作。
10、要求参赛者身体健康，无视力、听力、语言、发热、感冒、心脏病、高血压、脑栓等任何影响比赛的身体疾病或障碍，心理健康、情绪稳定、未服用任何影响神智的饮品、酒类、药物、食物或保健品等。
11、参加本次比赛的参赛者以市县名义报名，各参赛运动员（队）食宿费用由组织方支付。
12、遇雨顺延，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十、奖金设置
奖项
团体组
个人
一等奖
2000
1000
二等奖
1000
800
三等奖
600
600
十一、组织领导：
本次活动由总经理余家毓任总指挥，县妇联副主席邱海燕、副总经理庄学武任副总指挥。下设活动筹备、竞赛、评比和后勤保障四个小组。
（一）活动筹备组
组长：邱海燕
成员：县妇联干部
主要任务：
1、负责活动文字材料、人员通知、报名工作及邀请媒体宣传报导赛事，营造氛围；
2、负责人员报到和上级领导（省妇联、参赛队等）的食宿安排工作。
（二）竞赛组
组长：庄学武
成员：县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志愿者
职责：负责制定赛事规程，裁判员与引导员选调，比赛路线勘测与设计，赛道赛时人员定位管理，比赛所需各类器材的配置，赛道指引牌的摆放。
（三）评比组
组长：邱海燕
成员：县妇联干部、志愿者
职责：组织赛前赛后工作，评定比赛情况。
（三）后勤保障组
组长：庄学武
成员：县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范文2
咬定青山不放松
口述史料多是口耳相传的，更多地依赖讲述者个人的记忆和健康状况，这点在“山东干部南下专题史料”的收集过程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一是在世人员很少，幸存的当事人几乎都因年龄偏大而记忆力减弱。当时最年轻的14岁，如今也年过七旬。而当时任县团级别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则多数接近90岁。例如浙江一位老省长，如果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思路谈他印象深的历史片段，内容还算连贯和清晰。但当问到当时他南下时所在大队番号，他却回忆不起来了。
二是时间不等人，许多老同志年老体弱，如不抓紧很可能失之交臂，我们有时的确是在和死神赛跑。有一位烟台南下的女干部，前一天下午下班前我们好不容易拿到她在烟台的儿子的电话，等第二天一早把电话打过去才知道，她前一天刚在济南她女儿家去世!还有荆州的一位老同志是在前年腊月里去世的，那时我们的项目已经启动四个月了，只是行程还没有安排到湖北而已，让人惋惜不已。
三是现在健在的老同
志当时都是年轻的小鬼，因为不在领导岗位上说不清楚总体情况，只知道自己的班长和中队长，连大队长姓名都不知道。
四是建国后这些同志工作变动频繁，老同志之间能保持长期联系多数是当时的一个班、一个中队的战友，对于其他中队情况都不了解。
除了上述主观因素，同时还有来自外界环境的阻力。因为中央和地方关系历来是敏感的话题，反对地方主义一直引起争议。山东干部南下大都年纪轻轻就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资格老，客观上影响了地方干部的提拔使用，“”期间虽然一度离开领导岗位，但改革开放后又多数得以。更有甚者，南下子女也逐渐走上领导岗位，为此和少数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有利益冲突。所以很多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对此类话题都三缄其口、讳莫如深。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我们没有退缩，没有简单放弃，而是锲而不舍、穷八追不已。
为有源头活水来
虽然如今南下亲历者在世的不过十之一二，但他们的感人事迹和热情支持，也就是他们无私提供的口述史料，却是我们得以顺利完成采访和编写任务的根本前提和坚实基础。
有些线索是通过领导的亲戚朋友发现的。在福建，由于杨重光同志的姨母和姨夫的牵线搭桥，及时得到了山东南下干部联谊会的协助，我们参加了山东南下干部入闽55周年纪念大会，成功地同时采访到了180余位山东籍南下干部，彻底理清了南下福建各个批次山东干部的基本情况。经过和笔者的彻夜长谈，有一位剿匪英雄毅然把自己最珍爱的纪念物捐献了出来，那是一把跟随他南征北战近六十年的三八式步枪刺刀。当他还没有步枪高的时候，作为儿童团长给区中队带路，歼灭了日军一个小队，缴获了十几支带刺刀的三八步枪；当他个子快赶上步枪高的时候，区中队长兑现诺言，让他扛上了一支带刺刀的三八步枪；当他南下福建自己腰里掖着两只快慢机驳壳枪时，曾经一口气连挑17个红枪会土匪，靠的还是这支平时由通讯员给背着的带刺刀的三八步枪!
有些线索是通过子女找到的。在江苏省公安厅采访时有位老干部无意中提到接管上海公安系统的是山东南下干部，他的一个子女在武警医院当院长。我们联想起在山东省公安厅档案馆遍寻无着的南下公安干部，马上通过查号台找武警医院总机，通过院长找到她母亲的地址，最终得以在北京见到了建国初的山东省妇联主席、离休前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芸同志。她以90多岁的高龄，在家里接受了为时四小时的采访，详尽地谈了她老伴李士英的传奇一生，谈到李士英在亲自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如何锄奸，谈到如何在建国初的济南抓获“燕子李三”――江洋大盗李圣武，谈到南下后作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如何肃清匪特；她还亲自翻箱倒柜找出了全部经历“”后幸存的照片，精心挑选出了自己认为最有青春气息的那张个人照片，风趣地回忆了她和李老浪漫的爱情故事，这样才有了我们书中的“突然失踪的新郎”。
有的线索是通过同乡关系了解到的。建国后贵州省委第一任书记徐运北同志，是当时二野五兵团南下西进支队政委。我们是通过聊城党史部门的通讯录和聊城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听说他的名字的。当在北京的一所普通四合院里见到他时，听到久违了的乡音，面对家乡来人，他非常高兴。临分别他给我们的礼物，除了珍贵的回忆外，还有一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的再学习再认识》一书，表达了老人对党、对共和国近80年始终不渝的热爱!
吹尽狂沙始到金
面临纷繁复杂、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回忆和讲述，我们没有简单地放弃，也不是随便地决定取舍，而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老干部负责的态度开展工作。我们从不放过一个线索，也从来不拘泥于一个模式，而是做了大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
一是不偷懒，不臆断，用文献资料佐证口述史料。因为年代久远，记忆难免失真。在搜寻线索阶段，我们调出了省馆所有与南下、接管有关的档案条目，使用雅虎、百度等网络搜索引擎，翻阅国家和省、市图书馆的图书资料，真的是在“字缝”里找线索。领受任务后的一天，当我翻开一份已发黄变脆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南下干部登记表》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吴宝康”。档案记载的内容很简单，职别：资料室主任，性别：男，年龄：33岁，籍贯：浙江湖州，家庭成分：自由职业，本人出身：练习生。1939年入伍入党，文化程度：初中等字样。作为档案专业毕业生，不由得马上就心跳加速了。真的是他吗?那个档案学的奠基者、档案教育的先驱，新中国档案界耳熟能详的人?于是就有了一个鲁莽的查证电话，就有了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也就有了他开“粮店”，管两个女儿叫大米、小米的故事，有了他惟一一次撒谎，欺骗祖母引导胞弟参加革命的故事，有了他是男“阿庆嫂”的说法，有了他不当“万金油”立志搞档案的故事……
二是不溢美、不遮丑，用口述史料补充文献资料。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于南下干部多数与原配离婚和极个别人当逃兵等情况，我们积极了解，如实记录，以真相示人。尽管其中有些材料可能永远不能公开和出版，但应作为第一手资料在档案馆永久保存下去。各级联谊机构和广大南下干部个人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党性原则，把我们的采访看作是家乡党委、政府的关心，把我们当作能说知心话能反映历史的组织部门领导，讲出了许多多年来没有讲出的事情。有位西南服务团的老干部曾经受
过党内警告处分，对于戎马半辈、革命一生的他来讲，这是惟一的一次处分，是他最不愿意启齿的事情。但经过彻夜的长谈，我们对革命前辈的崇敬和史实真实性的执著深深地打动了他，终于讲出了那次处分的经过。那是在孟良崮战场上，在击毙结束战役后，当时发现俘虏人数和整编七十四师的编制严重不符，所以部队开始搜寻残敌。当到一个三面峭壁的岭下时，当时任连长的他让一个班的战士先行攀爬搜索。当战士都上去后却没有任何声息。他预感不好，急忙命令停止搜索，然后大声呼唤战友的名字。可是什么回答也没有。后来等从其他方向多处攻占该山头后才发现，前期搜索的战士全部被打光了子弹的守军用刺刀给捅死了。战斗结束后，他没有能够阻止住自己义愤的士兵，听任他们用冲锋枪把俘虏给处决了。最后他主动承担了责任，自己背着个处分还积极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接管重庆。回忆起来，他说也后悔、也不后悔，后悔的是不该违反纪律；不后悔的是给长眠在崮顶的战友报了仇，再过几年还有脸面和他们在地下相见。
柳暗花明又一村
采访口述史料需要一定的技巧。当采访对象无法接近时，我们便从采访起；当采访线索中断时，我们就另辟蹊径；当采访难以为继的时候，我们就绕开话题，避免僵局。
南方部份省分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多，针对老干部的诈骗行为也较多，个别老同志有戒备心理，不肯接受当面采访。某市委宣传部老部长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过的回忆材料也不让复印，说要经过现任部长批准，但现任部长却远在国外，很可能使我们无功而返。某市老干部局对我们的工作也不予积极配合，借口保护老干部的隐私和担心其身体有闪失而拒绝提供老干部的家庭地址和联系电话，甚至连从老干部管理数据库中已经调阅出来的号码也被收回去了，害得我们知道老干部已经在街道口等待却找不到具体地点，也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们便只好早晨五六点钟到老干部聚集晨练的公园里，向带有山东口音的老人挨个打听，幸运地找到了市人大离休老主任，才顺藤摸瓜联系上十几位山东南下老干部，打破了工作僵局。
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不忍心回顾充满伤痛的历史，在湖南采访的年近八旬的张玉梅，是亲历了当时最惨烈的湖南“桃源八区事件”的惟一幸存者。事发时，她脖子被击穿，浑身是血，在昏迷中被土匪认为已死才没有被带走活埋。当我在病房说明来意后，想到牺牲的战友，她马上就泪流满面，使我们感到左右为难，继续采访容易使她因情绪过于激动而加重病情，而如果放弃采访则很可能失去这最后一次机会。后来我们还是先岔开话题，等她情绪稳定后继续采访。据他人回忆，曾有一位南下烈士，腹部被炸成一个大洞，有人就猜测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使用战场缴获的美制手榴弹而不慎自伤身亡。但经过当事人张老回忆，真实情况是他会使用新式武器，只是投出的手榴弹碰巧被树枝弹回，落人自己的怀中后爆炸，意外牺牲的。类似的病床前进行的采访多达十一次，这更使我们增强了工作的紧迫感，体会到相关史料的珍贵。
磨刀不误砍柴功
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时间紧、任务急、基础差的情况下，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按时完成任务，我们在每次外出采访和收集前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其一，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装备。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信息化时代从事史料收集和研究就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和手段。我们装备了笔记本电脑、数码照相机、数码录像机、微型采访机等，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其二，周密安排、事先联系。一是在人去之前就将查阅主题传真到有关档案馆，让他们代为事先检索，这样去了就不用等。再是将查阅资料安排在周一到周五，将采访老干部和查阅图书馆资料放在周末，合理分配，以便节省时间，不窝工。行前规划好总体行程，每天夜晚都计划好次日的路线，真正做到了时间利用的最优化。
其三，熟悉情况、有备而去。我们的采访对象最年轻的73岁，最年长的96岁。不同的生活经历、迥异的成长环境、悬殊的教育背景，使得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存在着深深的代沟。为了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便提前熟悉被采访人的情况，得以直奔主题。
其四，抓住重点，探索规律。例如收集口碑资料，开始是逐一采访，让老同志畅所欲言。后来改进了方法，用集体座谈代替个别采访，同时用指定话题代替自由发言。
其五，讲究方法、循循善诱。老同志年事高，记忆力减退，很多话题要等到有人提醒才能回忆起来。我们就多做启发诱导，在福建南下干部聚会的饭桌上，我们有意识谈起了建国初地方妇联动员青年女子把爱献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荣誉伤残军人的故事，从而引出他们关于部分南下干部和原配离婚、个别地方组织为解决南下北方老干部个人问题组织“拉郎配”的故事。
八千里路云和月
拓宽思路、打破常规。因为基础差，同样的时间对我们课题组来讲，就显得远远不够，期限就变得非常紧迫，因为我们必须花费比别人多几倍、十几倍的时间来收集资料，不然就没有东西可写!按照学术界的说法和主管部门的要求，只有在收集到至少80％的材料后才可以拟写出写作大纲。而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等，我们就采取解剖麻雀的方式，从福建采访到的资料人手，理清了每个批次干部南下的组织程序，认识到南下干部所共同经历的困难，从而短期内确定了写作思路，为以后其他省份资料的收集提供了指导。
及时汇报、争取协调。相关档案大多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和档案馆，利用手续严格，我们就传真介绍信争取提前请他们代为查阅目录，在等待领导审查时先进行采访，采访间隙查阅档案并确定需要摘抄的内容，在领导审查后摘抄内容时再去采访，复制后不被动等待领导再次审查就返回单位，请档案馆代为邮寄，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工效。
千方百计、节约经费。我们在国家图书馆看到有《南下干部入湘名录》，内容珍贵，但如果复印花钱肯定多，我们就等到了湖南向该书的作者单位省党史办索要。在各级图书馆复印花钱多，我们就办借书证拿出来复印。某市档案馆以邻为壑，对兄弟省市同行都狮子大开口，一页A4幅面的档案，要收50元的保护费才给复制。尽管允许抄写，可即使集中十人专职誊抄，也要半月以上，复制费用倒是省了，但住宿费用也和数千元的保护费不相上下了。最后限于经费和时间，我们只好忍痛割爱。
笛垦谁知壮士心
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对我们表达了深深的谢意，感谢家乡没有忘记他们这些南方的游子。他们把我们当成家乡的亲人，把我们的造访看成是山东省委、省政府的慰问。我们在欣慰的同时也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编辑组，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们讲述的史料记录下来，把他们为创建共和国建立的功勋写到书里，仅此而已。
人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该专题是座名副其实的富矿，可开采的价值不可估量，需采访的幸存者更是很多，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能够更耐心细致查找更多的幸存者，也没有能够更广泛地采访已经联系上的幸存者。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范文3
[关键词]明实录 四库全书 明代史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5－0106－09
关于《明实录》编纂的研究，粗的线索已经弄清，但一些更为细化的东西，尚待进一步发掘史料加以丰富。明人留下的巨量文集中有不少关于《明实录》编纂的材料，能大大加深《明实录》研究。本文拟以《四库全书》明人文集材料为主，探讨《明实录》编纂的几个问题。同时想在理论上更上一层楼，将《明实录》编纂放到传统国家史学平台上加以考察，从而发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的因果现象。
一、记注制度的阙失与实录资料的征集
唐宋元时期，政府修实录，似乎很简单，由起居注、时政记而日历，自然编纂成实录。薛三省f1558―1634年)称：“窃照国家之正史，取裁于累朝之实录；而实录之典故，又取衷于每年之纂注。起居注与六曹编纂，即实录之底草，实录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实录慎而后正史当，纂注详而后实录备。若弗备，则无从加慎也。”由此可知，纂注是实录之“底草”，实录是正史的“成案”。所谓纂注，就是起居注与时政记一类作品。然而，明朝的情况却不一样。明朝的起居注制度，自洪武中叶以后就已经逐步废弃了。以后，大臣们屡屡要求恢复，朱元璋的子孙们均不敢破祖宗定下的规矩。没有起居注，只能临时征集档案修纂实录。王世贞(1526～1590年)称：“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张居正(1525～1582年)称：“迩者纂修世宗、穆宗实录，臣等祗是总裁，凡所编辑，不过诸司章奏，稍加删润，嚷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是以两朝之大经大法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多所未备，此皆史官职废致然也。”由此可知，明朝实录主要根据政府各部档案编纂而成。那么，明朝政府所修实录所用材料是如何搜集的?中国是一个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国家，政府行为的特点是，旨意的传达，由上而下，一级级下发；执行的原则，则是由下而上，逐级上报。修史与其他政府活动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往往由上面下发文件，下面逐级上报资料。政府机构主要由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组成，所以，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也主要由两大块组成。
一是中央各部资料。“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成化初年修《英庙实录》，“命各部采摭事当纪载者，为书上之”。刑部尚书陆瑜(1409－1489年)将此任务交给了何乔新(1427－1502年)。何乔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交给史馆。弘治初年，纂修《宪宗实录》，周轸“以文学被选，采辑在户部者以进”。万历初年，张居正主修《隆庆实录》，要求各衙门查点史料，送史馆采用。
向各部门征集史料，最大的困难是各部不配合。虽然“各衙门案牍收藏有库，典守有人”，但因为实录编纂不涉及各部门利益，所以各部门配合不积极。
《神宗实录》文册的编纂就遇到这样的难题。天启三年(1623年)前后，翰林院臣钱象坤、周如磐已经移文，要求各部门提供文册。结果两年过了，文册编纂仍无动静。“盖各衙门直视纂修为史局之事，不关其职掌，故了不经意若此。”此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得旨，会典全据实录，纪载宜详，各衙门文册著速付史馆，以备采择，不得推诿误事”。甚至皇帝亲自出面催讨，如宣德元年(1426年)四月，宣宗御奉天门，对行在礼部尚书胡淡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史书。祖宗以来，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须纪载。今内外诸司，尚有未奏来者，是不体朕心，尔礼部移文趣之。”由此可见各衙门拖沓现象之严重。其次，由于人员素质及重视程度不同，各部搜集到的资料质量高低不一。李贤(1408－1466年)阅读何乔新送上的稿子后，大加称赞说：“纪实而饰以文，视诸司惟誊吏牍者，大不侔矣。”何乔新因此功而迁为本司郎中。这里反映的情况是，大部分资料汇编仅抄录公文而已。像何乔新提供的稿子既纪实，又作了一定程度的润色，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其三，内容无关国家大计。嘉靖初年，陈寰(1477－1539年)以检讨与修《武宗实录》。陈寰看了各部上交的材料显然不满意，称“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此不过从牒囊中探得之，何关人主大计?即翰林臣胪列，具员耳。今以为宜复古左右史，记言动、秘燕之间，备列彤管，亡令他日熬爽国是”。这里反映的是，要求通过记录核心人物皇帝言行而不是六部陈档了解一个国家的大计。要求以皇帝为中心，正反映出中国政治的皇帝专制现象，这是政府史、国家史的必然要求。
二是地方各省资料。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大体说来，隆庆之前，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洪熙元年(1425年)，礼部以修《仁宗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弘治初，“首诏史臣，修先皇帝实录，礼部请遣进士若干人，分诣各省，采集事之当录者，以备参阅。”唐祯(1458－1507年)负责浙江，“君悉心搜访，其所纂辑，视他省独精详，诸公称之”。正德初年，“当修孝宗实录，采故事，诸繇高第选驰，传行郡邑”。新科进士张文麟(1482－1548年)负责浙江采访工作，“还上事，太史多所称，遂擢刑部广东司主事”。徐朝仪负责池、庐诸郡实录采访。“皇上勒礼部，采辑中外事迹，修先朝实录，礼部请简有学行进士，分遣天下。于是，永康徐朝仪使池、庐诸郡”。黄琮(1471－1524年)“遣纂修湖省《孝宗实录》，归拜青田令”，由此可知，他被派遣到湖广搜集史料。
直隶各府则是直接派人搜集资料。这些使臣们到地方搜集资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各省采访史料的使节到各省以后，各省地方要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史料的搜集工作。
“河南省臣征编纂官于属，独以归君(施文显)。君寓相国寺，合诸郡所上，督诸生数十人校录而笔削之。编成，论者谓有史体”。施文显(1435－1508年)‘蹴是负责河南史料总纂的人，他坐在相国寺里，指挥几十个诸生，对征集来的史料进行校录，做了初步的编纂。河南一个省的实录史料后期加工就动用几十人，可以肯定 史料搜集的牵涉面是相当广的。宣德十年(1435年)，“上命进士黄某纂修实录，以(杨)舆有三长，为郡总裁。实录成，郡守蔡锡以(杨)舆明《春秋》经，荐授惠安训导”。由此可知，地方的实录采编机构设置，以郡为单位，聘请郡中懂文学掌故之人担任实录总裁。最后，各郡上报材料，集中到省。省里也会派专人，负责整理。进士征求史料的时间不长，如《苏州府纂修识略》前所附公文，“定限八月”内完成。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如嘉靖初年纂修《武宗实录》，差进士访求事实，苏州府派杨循吉(1458－1546年)主持。杨循吉擅长修书，修成《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何良俊认为“其立例皆有法……倘修实录，其凡例据以为式可也”，可以成为地方实录史料征集的样本。《苏州府纂修识略》卷首所附公文与田艺蘅(1524－?年)《留青日札摘抄》卷4《非文事》所附纂修实录公文，是目前所见地方纂修实录的公文，分别代表了前期与后期不同风格，值得重视。
因派人到地方采访史料留下了不少送行的诗歌及送序。弘治初年，进士王元聘到山东分采实录，朋友程敏政作诗曰：“博采遗芳纪圣功，羡君分命及春风。青云早步儒冠右，画舫遥乘使节东。礼乐化行周册在，典谟书出鲁堂空。归来史局分张处，定数何人笔最工。”进士萧璇赴广东纂修实录，朋友诗曰：“先帝弃万方，泣涕穷遐埂；神化岂不显，所贵在摩编。闽山接岭海，桑梓遥相联；驱车迅行迈，不辞路险F。丹青绘日月，意象在笔先；春秋有微义，仰看续前篇。”有人去贵藩聘修实录，“纷纷簪组满江湄，袅袅东风吹鬓丝，春草绿波南浦路，轻尘细雨渭城诗，投荒万里愁无伴，倾盖片时逢故知，丽泽此行知有益，子云识字喜多奇。”沈进士到浙江，朋友诗曰：“远持使节下钱塘，科目人才自异常，造化功能劳采录，山川人物仰辉光。满船明月吟边趣，夹道梅花到处香，指日还朝应显擢，好输忠荩佐虞唐。”“博采遗芳纪圣功”，应是实录编纂的核心目标所在。
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工作。隆庆元年(1567年)，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佥事林大春(1523－1588年)上疏：“为照先朝纂修实录，例差办事进士往各处采取事迹。近因进士俱已选授，是以拟差职官。今职官又无应差人役，当另行议处。臣查得各处提学官，职专文学之司，兼有地方之职，委之采取，事尤易集。……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一应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别事类，务要考檄精明，收录公当，编类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里纂完，径自差官个奏，册送史馆，以备采择。如有稽迟及草率者，听本部查出参究，庶几责任有归，事体简便，而纂修不致有误云。”该建议在五月十三日得到了皇帝的同意。“礼部奏纂修《世宗实录》事迹，令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赍送史馆，免差官采访。从之。”不过，设想不错，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带来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学人的批评。何良俊(1506-1573年)说：“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孙承泽“及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从万历中叶纂修正史，副总裁余继登“伏乞敕下礼部，移文直隶并各省提学官，转行所属各府州县地方”来看，万历时期仍然遵循这套提学兼负责史料征集制度。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周宗建(?－1626年)建议皇帝派专人下各地采访，皇帝仅“报闻”而已，没有采纳，仅派董其昌(1555－1636年)到南京采访。因为南京是陪都，也是中央政府机构集中之地，当然得采访。天启二年十月，董其昌受令到南京“采辑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供用”。由派专人征集史料到委托提学兼领史料征集最主要的是人员素质不同、责任感不同。明朝前期委派的专职人员，多是新科进士，因有立功授官的直接动机，积极性较高。而提学为工作多年的官员，主要任务是选拔生员，史料征集是额外工作，所以重视程度不够，积极性不高，抱应付态度，从而导致史料征集工作质量的下降。
万历以后，实录编纂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依据科抄章奏与起居注。蒋德Z(1593－1646年)说：“作史难，读史亦不易。自余在著作之庭，见所纂实录，皆采科抄章奏与起居注两者。而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即欲有所删润，以诸曹掌故与邸报，参补而已。又一二载笔，视为烂朝报，不经心。其高者胸臆为政，间规时局所向，行其高下。至于百十年之久，文献俱湮，而野史与之错行于世。繇今思之，古今史殆未可尽信也。”这反映的是晚明实录编纂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张居正改革史馆制度有关。万历三年(1575年)二月，张居正上《议处史职疏》。这套方案主要包括分管责成、史臣侍直、纂辑章奏、纪录体例、开设馆局、誊录掌管、补修记注七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记载皇帝的起居注及编纂六部章奏。“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所以特别重要。陈继儒(1558-1639年)对此套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每月初九日，将记注编纂等稿送内阁看定。十日，公同各官投柜封锁，年终并人大柜。每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并编纂官三四员，列于东班石栏铜香炉下，各科给事中之上。或午朝御皇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随从记录。凡封稿之日，记注与编纂官于东阁门外，分左右，如常朝仪，候中堂入东阁。先记注官入，分左右揖，次编纂官入揖，随中堂同入右房，记注官收《起居注》，编纂官收《六曹章奏》入柜。封完，出东阁，再揖如前。候中堂出门，柱边揖别，复人东阁，记注一揖，与编纂一揖而别。”
从现存《万历起居注》来看，万历以后起居注制度得到了坚持。复从《明实录类纂・文教卷》来看，从万历四年正月以编修沈渊、黄凤翔为起居注馆的编纂章奏官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为止，中间隔几年换一批纂修官，一直没有中断过《六曹章奏》的编纂工作。天启、崇祯问仍在执行，如庄际昌(1577-1629年)“天启元年，授翰林院修撰，经筵展书起居注，纂修国史，编葺《六曹章奏》”。宗室朱统钸中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简讨，充展书官，召对记注，编纂《六曹章奏》”。刘理顺(1582-1644年)是崇祯七年(1634年)状元，除修撰，“司起居注，管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会典》”。陶；倦由此证明，万历三年的史官制度改革在晚明得到了认真执行。
起居注与六曹章奏编纂的制度化，为实录的编纂提供了方便。蒋德Z反对过度依赖起居注与六曹章奏，是因为这些官样文章编鼷得过于潦草，“科抄多漏略，十仅得三四；起居自文书房传谕及阁揭外，寥寥”。《六曹章奏》未见，而现存《万历起居注》十分简略，没有太多过程情况的记载，证明蒋德Z的批评是对的。当然，进一步追问下去，导致史官记载简略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因素是官主体制影响了实录编纂的质量。官主体制下政府决策的特点是暗箱操作，舆论控制，外界只能看到结果，而看不到过程。没有过程的政治决策导致投有过程的历史记载，有控制的政治导致片面的历史记载。“历史”的最大特征在于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性与全面性。抽干过程、只剩结果的历史，只有阳光面、没有阴暗面的 历史，是不完整、非客观的历史。大臣们不断要求恢复起居注、时政记制度，目的正在于强调记载国家最高决策过程的纪实性。
晚明实录编纂依赖起剧注与六曹章奏的结果是减少了对地方采集的依赖性，以致钱龙锡(1579－1645年)要求停止派人搜集史料。(《明史・钱龙锡传》)“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探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明史・钱龙锡传》没有点明此事背景，让人无法理解。原来，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壬午，朝廷下令修《熹宗实录》。按照惯例，自然要派人去全国各地征集，史料，于是，才有内阁首辅钱龙锡罢采访疏。钱龙锡在天启四年(1624年)出任《神宗实录》纂修，天启五年五月任《神宗实录》副总裁，故而熟悉实录纂修事务。由此可知，晚明的邸报也成为实录编纂的第一手资料。钱龙锡的建议不无道理，作为帝王编年史，对民间活动涉及不多，确实没有太大必要下地方搜集资料。当然，从互证角度来说，民间史料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家录野纪虽未足尽凭，然亦当错综诠次，而后是非不可掩，本末具见。”
二、实录视野的国家性
实录这个术语总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以为有什么就可以书写什么，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都会得到全面记载。其实非也，历史永远不可能全面被记载下来，在古代不可能，即便在当代也不可能。历史的记载与编纂永远是一种有选择的活动。要选择，就有一个选择标准与视野的问题，而这又是由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与视野决定的，权力决定历史书写的内容。既然记录历史的要求最早是由政府提出来的，自然只会记录政府活动，这是传统史学的特色所在，笔者称为“国家史学”。
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实录者，录一帝之事”，“即古帝王本纪、史家编年遗意也”，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实录是古代中国史学记载与编纂的最高要求，讲究的是记载的可信度。由于君臣的决策活动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全局，所以，古代士人多希望能将君臣活动全部如实记录下来。然而，这样的要求过于理想化。政府是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利益场所，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原则，报喜不报忧是核心的政治书写原则。可以说，专制政治越发展，这样的目标越难以达到，时政记之类成为官样文章是必然的现象。
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人物。受理学思想影响，忠孝节义成为现实社会的荣誉对象，自然也成为史书关注的重点内容。地方史料的采集以“忠孝节义”人物为主。“今天子嗣位之初。有诏命史官修先帝实录，征事迹于四方1，凡士女之以忠孝节义闻者，举得送官备采择。”嘉靖改元，修武宗实录，“诏天下有司，采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类，以备通纂”。由此可知，人物史料是重点，具体地说，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如此，哪些人能成为忠孝节义，自然也成为社会各界争夺的对象。何瑭(1474－1543年)说：“予幼读前史，于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传，未尝不三复叹息，意以斯人，世不多得。及考其履历始末，往往出于贵官大族，寒素之家甚少，岂降衷之性，独丰于彼而啬于此耶?予后预修《孝宗皇帝实录》，于忠孝节义之事，得于见闻者，欲一一撰次。同列皆以为未经奏闻旌异者，例不得书，乃阁笔太息。噫!寒素之士，势力寡弱，谁为之奏请而旌异之耶?由今准古，则忠孝节义之传，多出于贵官大族，无怪也。贤士君子，立身行已，求自尽其道耳。人之知不知，名之传不传，固所不屑，而为世道计者，则岂可恝然若是?吾于是重有感矣”。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上实录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必须是经过政府批准表彰过的，未经表彰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迹，则没有资格上史，这正是传统中国政府史的封闭性所在。准确地说，中国的国史不是全民史，而是政府史。既然是政府史，上国史的内容就必须是经过审核的。
翰林诸官在实录记载中占了优势。“国朝实录，例成于翰林诸官，而总裁于内阁重臣。间取外署三五人参之，止令其誊写、装潢、给使令之役而已。故凡官翰苑者，人人为稷契皋夔。其它台省，虽功勋赫奕，边荒慑服，忠赤贯天地，如盐山忠肃王公、钧阳端肃马公、三原端毅王公，亦只平平耳。翰林官没，无问崇卑，俱得请谥，无问学术浅深，俱谥以文，上日文正、文忠、文贞、文庄，虽至猥陋，亦不失为文安、文裕、文懿。在外署者，终身砣石乞笔研，官至公孤，欲谥一文字，不可得也。自福建彭司寇韶作《名臣录》，翰林近十之六七，公论已不平。近日为杨宗伯廉更加添改，凡非翰林，不得为名臣。虽以刘定之之鄙猥、谢一夔之庸陋、万安之贪饕，皆在名臣之列，是录遂为翰林题名矣。且其言曰：‘美阶崇秩，休光大业，当属之吾曹诸先生。他所游宦，为吾曹鹰犬耳。’志士谁不解体。余尝作十绝句，以斥其非，未知果能信今传后否也?”这里提出了实录记载官员群体内部的不均衡问题，负责编纂实录的翰林出身官员，多得美谥，事迹多上实录，而其他官员则没有这种优势。
关于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问题，李建泰(?－1649年)的概括最为全面，称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这些特征，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只有社会史、民间史才能让历史以多元面貌相对客观地呈现出来，可以看到官员之外的民众，政府之外的社会生活，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
三、明实录的传播与使用
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内阁中的史馆中有一部历朝实录，每次修史时可供史官们参考。如景泰五年至七年(1454－1456年)，倪谦(1415－1479年)曾与修《寰宇通志》，称“余尝被命在东阁，纂修天下地志，欲采当代人物，以见其郡邑之所产。然名公巨人，建功立业者，莫详于国史。乃发内阁秘藏，因得拜观累朝实录，而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之迹，制礼作乐之典具在”。正德初年，王鏊(1449-1524年)任《孝宗实录》总裁，“顷入史馆，得窃览本朝实录”。由此可知，当时官修通志或实录，史官们可以参阅明历朝实录。
明实录的传抄与向外传播，是从嘉靖开始的。嘉靖开始，在社会上流传的实录抄本，多称为《圣政记》。名为《圣政记》者，有仅指《明太祖实录》者，如陆深(1477－1544年)是嘉靖前期人，自称“生遭文明之盛，策名登庭，获接故老，聆祖宗之休懿，又为史官，祝累朝实录，金匮石室之藏，于是乎稽事实，考治化，得以沿流风，观俗尚”。陆深抄过部分实录，他给家人的信称：“寄回《圣政记》一部，十二本，此即《太祖实录》，要熟看，中间颇有误字错简，阙疑可也。”由此可知，至少《太祖实录》抄本已在当时社会上有流传。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入一部《圣政记》12卷，别名《洪武圣政记》，应是此类抄本之一。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抄本《秘阁元龟政要》，目前已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应是此时完成的明太祖实录抄本之一。此书为纲目体，格式和《龙飞纪略》有点类似，但内容明显不同。如危素，《龙飞纪略》不及，而此书则十分详细。《四库全书总目》卷48称“书 中已称成祖，则嘉靖以后人作也”，是也。书中曾提到嘉靖十七年之事，说明此书确成于嘉靖间。也有指前九朝实录者，如杨慎(1488－1559年)称工科题名记，“取之《圣政记》”，王世贞称“传未成，而今所存者，皆从《圣政记》录出之，不为一字增损，以备异日史氏去取耳”，显然为历朝实录。陈建(1497－1567年)《皇明通纪》的《采据书目》中有《历朝圣政记》一书。明朝所谓《历朝圣政记》就是《明实录》抄本的别称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至今仍有《永乐圣政记》、《文庙圣政记》(存9卷)、《宣宗圣政记》(存12卷)、《圣政记》(不分卷，清抄本)、《新刊皇明圣政记》(10卷)。
个别权臣拥有《明实录》抄本。严嵩(1480－1567年)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阁的，负责明实录传抄工作。严嵩失势后，藉没财产名单中有“累朝实录八部(五百七本，手抄)”，说明严嵩在替政府抄录时，同时也替自己抄录了一部。从有关情况来看，严嵩仅是抄了一部，放在家中当摆设，并没有加以开发利用。这部抄本没收以后，也不知流落何处。
从现在情况来看，吕本是较早开发实录资源者。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吕本(1503－1587年)人阁，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命人抄录实录中关于馆阁的资料，按编年顺序抄录，自称：“独坐文渊，自愧不敏，思景前修，遍诵秘典，手录自太祖至世宗九朝实录内有关馆阁者，俱书之。三阅月，成帙，题日《馆阁类录》。大宗伯(礼部尚书)欧阳公德(1496－1554年)见而悦之，留余手书，令记室誊一部付还。此时但挨年录之，不敢去取。至六月，召直无逸殿，日赞万机，无暇复加编辑。辛酉(嘉靖四十年，1561年)，丁先太夫人忧，归，读礼山中，兀兀穷年，无所事事，辄取前录，类分重编，为《馆阁类录》二十二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人阁参机务。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家守制时，分类编成《馆阁类录》。隆庆三年(1569年)，修订成稿。《馆阁类录》刊于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佐(1490-1566年)的《翰林记》20卷、廖道南(1494－1547年)的《殿阁词林记》也是此时根据实录资料而编成的典故类作品。
比较特殊的是张元忭(1538－1588年)的《馆阁漫录》10卷(今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没有前言后记，成书时间不详。此书下迄正德十五年，结尾有“今上至京师”，似乎是嘉靖年间所抄，实非。张元忭是隆庆五年(1571年)状元，授翰林修撰，进翰林院工作。万历二年(1574年)，其父亲张天复(1513－1574年)卒，张元忭回家守丧，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读，再次进翰林院工作。这次工作时间不长，次年三月即卒于官。在两次翰林院工作时间段中，后一次抄录的概率较大。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月开始，因抄录实录微型本，诸史官乘机抄实录，张元忭可能是抄实录的史官之一。从吕本仅用3个月时间即可抄录九朝实录内有关馆阁者，则张元忭在临终前抄录资料成《馆阁漫录》是可能的。《馆阁漫录》实际是专题实录资料摘抄本，当时史官面对实录摘录时，“但挨年录之，不敢去取”，自然也就不敢署名、留下自序之类文字，只有时人焦f(1541－1620年)的《国史经籍志》明确称张元忭编了《馆阁漫录》。此书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用编年体抄撮实录有关馆阁之事，“所录皆明成祖至武宗时翰林除授迁改之事，编年纪载，亦间有论断”。(《四库全书总目・馆阁漫录》)当时也许是不得已，今天看来倒有值得肯定之处。二是时间段选择上，起于洪武三十五年即永乐元年，不及洪武与建文两朝，即不及《明太祖实录》。之所以如此，估计是为了避免重复，因为当时《明太祖实录》抄本流传较多。
万历初年，张居正掌权，公卿多出其门，造请无虚日。国子监祭酒周子义(1529-1587年)“独耽守寂寞，课士之暇，兀坐一堂。以谓国家更二百余T，典制大备，著述弥详，贤士大夫言行烂焉，多佚不传。爱稽实录，采稗官，思述一代掌故，勒为成书，以自表见，往往至夜分不停披焉。……有《国朝故实》，则卷几二百，草创未就，所谓辍之，辑《会典》者也”。由此可知，万历初年，周子义已经尝试着根据明实录，编纂卜部《国朝故实》(一名《国朝典故备遗》)，(《明史・艺文二》)计划200卷。万历十一年(1583年)，周_子义被重用，担任《会典》副总裁，于是停止了《国朝故实》的编纂计划。万历初年，王世贞(1526-1590年)曾在前首辅徐阶(1494-1584年)家阅读明实录，这表明，徐阶家拥有实录抄本。严嵩家《明实录》显然为政府所没收，而徐阶家实录抄本可抄，也可能改成《圣政记》。虽可抄录，但正式出版却是万历中期的事，如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馆阁类录》刊于其卒后十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修史促进了《明实录》的传播。这次修正史活动虽中辍了，但实录抄写工作照常进行。因实录的重抄，诸抄写官乘机雇书手抄写。“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以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有的实录还被转抄，公开销售。万历中叶，杨士奇后代杨寅秋“顷岁需次都门，购书，得文、仁二庙圣政记录本读之”，由此可知，当时北京书店有实录抄本出卖。走下神坛的《明实录》流传更广了。当然，实录“卷帙重大”，价值昂贵，高达“五万缗”，“非士大夫累千金之家，不能购”。据笔者的研究，晚明清初，在京师及江南等文化发达地区，许多巨室拥有实录抄本，如常熟钱谦益(1582-1664年)、嘉善钱士升(1575-1652年)、余姚孙k(1542-1613年)、归安唐氏、d李沈氏、山阴姜希辙(?-1698年)、丰润谷应泰(1620-1690年)、吴炎(1623-1663年)与潘柽章(1626-1663年)等。不过，奇怪的是，《明实录》没有人敢刊刻，至今只有抄本存世。不敢刊刻可能有如下因素，一是仍有禁忌，二是财力有限。《明实录》作为皇家历史，篇幅相当大，只有政府有财力刊刻，也比较合法。结果，政府不作为，私人既有财力限制，又有政治风险。如此，导致《明实录》只有抄本，没有刊本。至今，《明实录》虽有了电子本，但仍无刊本。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范文4
一、正名——《目连传》与“目连戏”
首先要说明的是：《目连传》不等于“目连戏”。确切地说，《目连传》是一个独立的剧目，而“目连戏”是包括《目连传》在内的一批剧目。外地不说，在湖南，这二者是有分别的。
《目连传》即目连救母故事。以目连救母为主线，按艺人相沿的口头叫法，包括《目连前传》(亦称“前目连”或“目连外传”)、《目连正传》和“花目连”(亦称“目连外传”)。各剧种篇幅长短不一，情节也不尽相同。但《目连前传》和《目连正传》不可分割，一律为七大本，每本可演10—12个小时，七本共有二百多块“牌”。这“牌”是分场标目，并非一折和一出，大多为整齐的四个字标目，但有些牌只是一种仪式或过场戏；前者如“天将定台”、“灵宫扫台”、“金星收煞”之类；后者如“强人下山”、“十友登途”、“城隍挂号”之类。有些牌则是可以独立演出的戏。如《尼姑思凡》、《刘氏回煞》、《松林试卜》、这一类是全本中的重要部分。
《目连传》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的特定剧目，平日一般不演出，演《目连传》是想通过目连下地狱救母的佛力，对已逝祖先起到超幽度亡作用，但却是附在中元节所做法事或道场之后才演出。
高腔是伴随众多的神祀活动在庙台演出而形成连台大本戏的。中元节唱《目连传》；观音会唱《南游记》(亦称《香山》)；关王会唱《三国》或单选与关羽有关的戏缀成“夫子戏”(亦称“老爷戏”)；岳王会唱《岳传》(亦称《金牌》)；其他庙会也有唱《西游》、《封神》、《混元盒》的。其间区别是：《目连传》为纯高腔，其它几种则高、昆(或“低”)间唱。
辰河戏还有两种连台大本高腔戏，一是《水浒》，尽管梁山好汉上应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却不作为祀神剧目，以致逐渐为弹腔本所代替。而高腔本在20世纪50年代，仅存20来个单折，现在已只剩下几折了。另一个是《梁传》，从不独立演出，其原因将在后文再说。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要祭祀祖先，办盂兰盆会超幽度亡，这已是千载旧俗。作盂兰盆会必演《目连救母》，至少在北宋末已约定俗成。超幽度亡必有祀鬼神的神事活动：诵经、礼忏、打醮。这些活动结束时就唱戏。但发展到打四十九天罗天大醮时，辅以七本《目连传》就嫌不足。于是就有十二本、二十四本、直到四十八本，形成所谓“四十八本目连”之说。《目连传》本身是无法唱几十天的，便把《南游》、《西游》、《封神》、《岳传》都拉进去。以《目连传》第一本开始，盏兰大会全家升天作结，中间插演《西游》之类的戏，但隔三差五得插演一本或半本《目连传》，这就是“唱大戏”，或称“唱目连戏”。后来出现“打对台”局面，即相邻地方的两处首事，同时发起唱“目连戏”，各请一戏班，比赛谁唱得好，谁唱得时间更久，那就不是四十八本而是连演几个月。哪有那么多戏可唱?只好把有些剧目延伸。如《西游》的八十一难，《南游》中观音游地府、收善才龙女，收二十四诸天，都可以大做文章。《岳传》不但可移植岳飞故事的弹腔剧目，也可把宋代抗金的其他传奇纳于其中，《三国》则可以演得更久，这就无法计算其本数了。
辰河戏的《梁传》，本身是一个独立大戏，却从不独立演出，而是和《目连传》连演，也许是湖南没人祀梁武帝吧。按旧俗，《梁传》必须与《目连传》同演，只演七本《目连传》，却可以不演《梁传》。梁武帝故事和《目连传》挂上钩好像也由来已久，据浦市老人口传，浦市龙头寺曾在明崇祯年间唱过“目连戏”，并曾勒碑记载，故老能记得牌上有“高挂郗氏幡巾”一语，那么，崇祯时梁武帝故事就和目连救母故事连在一起了。郑之珍《劝善记》也提到梁武帝之妻郗氏不信佛遭恶报，得梁武帝救度的事，刘氏还说：“武帝既能救其妻，我儿必能救其母”。可见有其一定的联系。江西已发现的七本《目连救母》中，第一本就是“梁武帝”。而湘剧已故老艺人周华福，说起他年轻时(当为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在江西唱戏(湘剧)，遇上要唱《目连传》时，必有人问：“唱金毛生反还是唱梁武帝?”说明当时的湘剧戏班唱《目连传》有两种路子，一种是“金毛犯边”，另一种是“梁武帝”。
因此，“目连戏”的含义是以演《目连传》为主，掺和着演其他连台本戏的一种演出习俗，不等于《目连传》。如果辰河戏把《梁传》与《目连传》缀在一起称“目连全传”还说得过去，若把《封神》、《南游》、《西游》、《岳传》……通通辑在一起称之为《目连全传》，就是把演出习俗作为剧名，完全弄错了。
二、版本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曾经铅印作资料内部发行《湖南戏曲传统剧本》61集，其中收入《目连传》和有关连台大本戏如下：
1.第34、35集1982年印，祁剧《目连传》，由我校勘。
2.第56集1984年印，辰河戏《前目连》、《梁传》，湘剧《目连传》，祁剧《目连外传》，由我校勘。
3.第57集1983年印。祁剧《目连传》录相本，王前禧校勘。
4.第60集1986年印。辰河戏“花目连”，包括《火烧葫芦口》、《蜜蜂头》、《耿氏上吊》、《庞员外埋金》，李怀荪、刘回春校勘。《攀丹桂》(即《侯七杀母》)，王前禧校勘。
5.第6集1980年印。湘剧《岳飞传》，蒋经成校勘。
6.第23集1982年印，衡阳湘剧《西游记》，刘回春校勘。
7.第24集1982年印。衡阳湘剧《南游记》，由我校勘。
8.第29、30集1982年印。湘剧《封神传》，文剑梅、范舟、刘回春校勘。
9.第44集1983年印。祁剧《混元盒》，由我校勘。
10.第37集收有湘剧《王婆骂鸡》、《老汉驮妻》。第40集，收有湘剧《志公叹世》。第60集，收辰河戏《过孤xī@①埂》等单折。
除此之外，尚有怀化地区1989年曾油印过《梁传》、《香山》、《目连》、“花目连”演出本。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有两种不同的湘剧手抄本残本。其中之一《大目犍连》1—78出，由戴云女士编选，辑入台湾出版的《目连戏曲珍本辑选》中。
从以上各本看，除台湾的目连戏曲珍本辑选为2000年出版外，省内各种铅印、油印本均为1980—1989年这10年中搜集、整理、校勘、印发的。提供这些剧本的前辈艺人如刘道生、谭松月、石玉松、周华福、周昆玉……等均于上个世纪西归道山。
为什么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版本、提供者、校勘者和印出时间?因为这些剧本，无论铅印、油印，均已大量流传，不仅国内，香港、台湾、日本、美国均有收藏。恐有好事者以此为本，重新“发掘”，眩世骇俗，未免愧对前人。趁我一息尚存，立此存照。
三、源流
这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也许要留待后来者解答。但我愿就自己所知谈点对湖南《目连传》的看法。
湖南的《目连传》，历来有两说：一是源于明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亦称《劝善记》，后文为省笔墨即称《劝善记》)；一是源于弋阳腔。
关于源自《劝善记》之说，拙作《＜劝善记＞与湖南目连戏》、《郑之珍＜劝善记＞探微》(见“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萱卷》)二文中说得不少，这里不想再说，只重复几个主要论点。
郑之珍《劝善记》序、跋中已说明是根据一种演出本“括成”的改编本。他能根据什么样的演出本呢?当然是在今安徽一带的戏班演出本。为什么这么肯定?是根据明张岱《陶庵梦忆》的记载。郑、张同为明万历时人，但张稍晚于郑，而《陶庵梦忆》成书也在《劝善记》刻印之后。但张岱看到特选的旌阳戏子演出的《目连救母》，和《劝善记》迥然不同，旌阳戏子是以武功和杂耍取胜，而演出却在演武场，观众上万人。说明当时在今安徽境内，《目连救母》的演出很盛行，因为张岱只记了演出，并无任何前所未知或未见的表述。这说明，在郑本已经刻印，且“好事者不惮千里求其稿”时，旌阳戏子竟不演郑本；反过来说，郑之珍的《劝善记》剧本，也无法在演武场给上万观众演出。也就是说，即使郑之珍已改编成《劝善记》刻印了，一些戏班还在照自己的路子演出。
从明万历末年(1620)到清康熙二十年(1682)只有60年光阴，而戴云女士辑选的“清康熙旧本《劝善金科》残卷24出”(见台湾版《目连戏曲珍本辑选》)，据戴女士介绍，在首都图书馆还藏有此本的完整抄本，第十本第二十三出有宾白：“幸逢康熙二十年二月二十日(《中国戏曲通史》下卷亦有记载)。戴女士说“这是一个民间演出本”，但我看了24出的曲文，却认为是一个经过文人加工过的演出本，其中颇有文采斐然的好句，如叙述战争的“血腥射斗光遮月，箭满长空气作云”之类，也许出自如元代的“书会才人”之手。戴女士雄辩地了清乾隆本《劝善金科》源于郑之珍《劝善记》之说。可见无论南北，郑本也不能取代民间演出本。
说《目连传》源于郑本也不仅湖南一家，南方有些省也有人持此说。其原因得从《目连传》救母本身说起。
《目连救母》成为戏曲并搬上舞台的最早年代，我们目前还只有一条孤证，那就是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中元节”条，时间是北宋末，也就是说在1103——1125年之间。这出戏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一登台就连演八天。尽管经历了杂剧盛行的元曲时代，也有人编过《行孝道目连救母》和《目连入冥》之类杂剧，但那种四折一楔子、主角一人独唱的形式无法规范目连救母故事，所以我们目前只知道有这两种杂剧存目，既未发现剧本，也未找到演出的文字记载。北宋末东京演出之后，它在民间发展的轨迹目前也没找到蛛丝马迹，但它之存在应该毋庸置疑。宋室南渡之后，经历的是长年战乱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在北方，如果没保留中元演目连的旧俗，恐怕也难以引发目连题材杂剧的产生，只是我们还未找到确凿资料而已。
到了明代，这出戏就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郑之珍既“括成”百出(还有“新增插科”)，有些戏他都无法割舍，那么，他所据的演出本当然不止百出，同为明万历时人祁彪佳所收剧本就有109出，也算不限于百出的佐证。康熙时的《劝善金科》，据戴云女士考证为237出，康熙前期，中原还是汉文化，不可能掺入满族文化，也就是说，在北方，“目连救母”的戏曲，已滚成两百多出的大戏了。这种民间的、自发的、越滚越大的趋势，是谁也无法去规范它的。
至于为什么会越滚越大，我们看看敦煌发现的唐代变文，就知道故事本身限于入冥救母，题材本身和孟兰盆会联系在一起，使此剧成为中元节超幽度亡的特定剧目。但戏曲是娱人的，老叫观众看“一似吴道子《地狱变相》”，它的观赏价值和舞台生命力就成了问题。于是，在演出中民间艺人就各尽所能，加些佐料，添些色彩。或以武功、杂技见长，如《陶庵梦忆》所载；或以枝叶取胜，如康熙初的《劝善金科》。正因为是不同年代，不同戏班、不同艺人几百年的创造，就形成了众多的不统一的演出本。谁源谁流，很难分清。
但并不能因此抹杀《劝善记》的作用。木刻出版比口传心记或手抄毕竟先进得多。这么大的戏全靠记忆来传授难度很大，倘有所本就容易多了。郑本付印，序跋却没说印多少，但数量必定有限，不可能如今天可以一次印上百万本，所以在明代未必就推广很快——至少旌阳戏子没用它。到了清代，《目连传》越演越盛，发展到了产生宫廷大本。“上有为者，下必甚焉”，民间书坊也看出了生意经，为了易印，好卖，当然就刻印郑之珍的《劝善记》了。在清代，各地、各种木刻本大量出现，但多不是高石山房原刻本，而采用了富春堂刻本。这样大量翻刻《劝善记》，一直刻到民国年间。据我所知，湖南就有长沙、湘潭、衡阳、邵阳、洪江各地刻本，上世纪50年代收了一些，可惜毁于“”，连我自己记下的刻印年月、册数、书坊名称的笔记本也荡然无存。现有艺研所仅存一套民国八年的邵阳刻本，怀化地区还有人藏有洪江刻印的残本，手头有民国八年上海马启新书店刻本扉页复印件(王馗先生提供)。四川省1953年铅印的“川剧传统剧本汇编”第一集《目连传》，扉页说明中也提到是据“清光绪十年(1884)敬古堂何斋秦记刊印本和另一种抄本。都可说明这种坊间刻本流布之广，数量之多，因而也成为戏班演出的蓝本。但艺人并不愿放弃原有的演出本，所以只在与郑本相同曲目中，采用了郑文曲词(宾白除外)。因为有了木刻本，便称之为“正传”，木刻本之外则称“外传”或“前传”，而前传或外传，篇幅均长于郑本。所以，我认为，民间自有其演出本，只是木刻本大量出现之后而吸收了郑本。
至于源自弋阳旧本之说，目前我只能存疑，原因是还未发现弋阳腔《目连救母》，还未找到有关记载。我相信弋阳腔盛行时唱过《目连传》——尽管是推论，弋阳腔流行了那么久，不可能不唱《目连救母》，至于是否为各高腔剧种之源，得凭资料确定。手边有一册江西铅印的七本《目莲救母》，扉页说明中首先就肯定了“系弋阳腔连台本戏”，接着又称“相传赣东北一带二十年盛演一次，称目莲盛会”。而铅印本则是“波阳县民间艺人‘所存’清同治十年的全部《目莲救母》手抄本。”这个手抄本年代较早，而且确实是演出本，第一本就是梁武帝故事。但是，与郑本相同的出目近80出，也和湖南的手抄本异曲同工——曲文用的是郑文，宾白不同。这七本也有两百多出(相当于湖南的牌。它和湖南所有抄本不同之处在于“博施济众”中花子唱“西皮倒板、正板、快板”——当然属临时抓哏，但湖南却没发现过掺入弹腔唱段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江西境内，从萍乡到吉安，沿线都是湘班演出地，旧有“湘班不过吉安”之说。不仅是湖南戏班，当地亦办了湘剧戏班和科班。前辈著名湘剧小生周文湘即萍乡人，终生来往于湘、赣两省湘班演出，他还在萍乡境内起两个湘剧科班。这些情况都说明两省毗邻，互相影响。但单凭这些还不能以此来断定湖南的《目连传》沿于弋阳腔。
我只能说，我目前还不认同源于郑本或源于弋阳腔的两种说法，却说不清到底源在哪里?
四、“一地一目连”说
“一地一目连”，在南方确实如此，北方我没有发言权，知道得太少了。
湘剧、祁剧《目连传》都是七大本，七大本之外，实际上还有戏。辰河戏没那么严格。江西也称七大本。但实际上只能说是大体如此。
先说祁剧：我们收在《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第34、35集的祁剧《目连传》，其实是祁剧老艺人罗金梁所藏的民国八年(1919)邵阳木刻本，分场标目为124出，但其中只存目的有《赶狗上路》、《盗袍收仆》、《五瘟赐福》、《公送游行》、《瘟神降祥》五出，其余均为郑本。只多了《里正催粮》、《益利逐狗》、《刘氏下阴》、《请僧开路》、《太白赠鞍》几出为郑本所无。对郑本《斋僧济贫》加以充实，分为《罗卜济贫》、《孝子卖身》、《追赶芙蓉》三出，把郑本《请医救母》改为《请巫祈福》。在校勘之前，我认为这不完全是演出本，因为虽有与郑本不同之处，而相同是主要的。当时另一位衡阳的祁剧老艺人周昆玉，原是唱刘氏的，便把他自己的边本(即只有刘氏一人曲、白)给我，我就把这个本子补充进去，也就是说，只有刘氏的是演出本。
我们一直听说祁剧名鼓师刘道生有七本手抄本《目连传》，遗嘱用以殉葬，他逝世时家属只找到三本，放入棺中埋掉了。后来找到他那七本中的第一本残本，共36出，从“迎福降祥”起到“佛贬桂枝”止。收入“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第56集，我校勘时，与周昆玉边本对照，发现这个残本第十八出《对审发配》之后，还有个标目为《收买军妻》，我问过周先生，他说不是他的戏，没唱过。在《佛贬桂枝》之后，周本还有《夫妻各单》、《刘氏碎螺》、《剖萝》、《刘氏产子》、《巾冠团圆》几个标目，却无剧本。我问周先生，他说是没有唱词。《夫妻各单》是傅相杭州受戒回来，夫妻分房而居，刘氏不满，迁怒傅相所拾白螺，命金奴用金钗刺死，金奴刺螺，白螺发亮，金奴吓走，刘氏怀孕，古佛命她在埋螺处拔出萝卜，用刀切开，只能切三刀，切出十八块。刘氏吃了一块就产子了，所以儿子名叫罗卜。过去演出时，观众中有望生儿子的，要打个红包来讨一块萝卜给妇女吃。
1984年组织祁剧老艺人演出《目连传》时，《刘氏产子》剧本已收入，确无刘氏唱词，由老艺人回忆，增加《海氏悬梁》包括“东方别家”、“二拐相邀”、“训子化钗”、“二拐当钗”、“归家辱妻”、“海氏悬梁”(即“大上吊”)，还增加了《九殿不语》。全部录相本收入《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第57集。
这就是说，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是《目连传》的完整演出本，那应该是更为丰富的。我曾听祁剧一些丑行老艺人说过，光李狗儿(或说是狗二，或说即叫李狗)的戏是丑角当行戏，有《王老逐狗》(《赶狗上路》)《盗袍收仆》、《遣买@②牲》(即郑本中之安童，祁剧在买@②牲时有大段侃价的戏)，《益利逐狗》、《二奴下阴》、《九殿不语》，都是李狗儿的戏。
湘剧《目连传》已多年不演，解放后即找不出扮演目连、刘氏的演员了。但我现在知道的就有四种不同的剧本：
1.民国九年长沙出版的《湖南戏考》中收了四出，已收入“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的第56集，与江西本接近，但比江西本丰富。
2.戴云女士辑选的湘剧《大目犍连》残本。这个残本很有趣，它只有78出，其中第34—39出，就是洪钓作乱傅相平乱故事，第78出标目是“嘱子升天”，但内容却是“又是一套洪钧作乱”，有曲有白，是洪钧作乱，观音去请火德星君协助火烧“葫芦洞口”，烧死洪钧，与傅相无干。这就告诉我们，“洪钧作乱”一段，有两种不同演法。
3.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手抄本残本，《湘戏目莲记》，为全剧结尾，共23出。
4.已故老艺人周华福先生保存的全部湘剧《目连传》分场标目(牌名)。
这四种同为湘剧，各本并不相同，除《湖南戏考》所载四出中傅荣收租、逼债、收金奴和江西相似而外，各有其独特之处。在湘剧一个剧种都有不同演法，也属“一地一目连”现象。
辰河戏的情况比较复杂也难于考证。我们没有铅印辰河戏的《目连正传》，是因为没能收到一个真正的演出本。辰河戏唱“目连”远较其它剧种为多，一直唱到1948年才终止。老一辈的艺人不少藏有坊间刻本。“正传”部份，可以说80%是郑本。在祁剧《目连传》的校勘过程中，我尽自己努力添加了部分演出本，实在没必要再印一个基本上是郑本的刻本来代替辰河戏演出本，那样反而会混淆视听，以讹传讹。
根据什么我作出如此判断呢?是从辰河戏的“目连戏”推论的。如《岳传》(辰河戏叫《金牌》)，湘剧七大本很完整，也有后来吸收的其它岳飞戏，如《九龙收兴》(《九龙山》、《收杨再兴》)之类，湘剧始终唱弹腔，独立演出，不收入七本《岳传》；辰河戏则不然，为了唱“目连戏”而延长剧目，也由于清咸、同年间荆河戏与常德汉剧进入辰河戏形成高弹合流，增加了一大批荆河戏、常德汉戏剧目，延长了演出时间，为了凑足剧目，便把许多弹腔戏改作高腔演唱。1982年我和辰河戏老艺人核对剧目总册时，竟发现《岳传》有29本之多。其中明显的有常德汉剧弹腔剧目《大小黄河》、《潞安洲》、《炮打两狼关》、《爱华山》、《藕塘关》，甚至还包括《文武shēng@③》(《香囊记》)《玉麒麟》(《双烈记》)(见湖南艺研所1983年铅印的《湖南高腔剧目初探》)。《封神》也有类似情况，《湖南高腔剧目初探》已逐一注明，不再赘述。
对于辰河戏，我们只能说已铅印的《梁传》、《前目连》是演出本，怀化油印本中一些独有单出是演出本。另外，怀化旧有抄本《赵甲打爹》、《萧氏骂婆》也是演出本。但往往被列为“花目连”。
大本戏中，像《封神》、《三国》、《西游》、《岳传》其情节都没超过小说范围，应该说这些戏的出现当晚于小说。唯独《目连传》不同，除了“目连救母”故事源于变文而外，民间经数百年的演出，不知创造了多少内容，而最有特色、最生动的却是这些民间艺人的创造，因而各具特色，形成“一地一目连”现象。
还是先就郑本中所有的举例：如“请医救母”，湖南是信巫不信医的，所以在湖南通通作为“请巫祈福”，但请的“巫”各剧种可不一样，有请师公、师娘，甚至请哑师公创造一场哑剧。“博施济众”都分作四出：“老汉驼妻”、“兄弟求济”、“花子求济”、“孝妇求棺”。“老汉驮妻”是旦行独角重头戏，“兄弟求济”、“花子求济”是丑行重头戏，宾白、细节各剧种均不相同，而且这三出都可作单出独立演出，郑本中“遣买@②牲”和到花园埋牲骨的是个无名无姓的安童，没什么戏，而湖南地方戏中却叫李狗，有来龙去脉，曾使丑行演员以演这个角色出名。“五殿寻母”的主角不是刘氏，而是骗鬼甘脱身，辰河戏叫《骗关》，也可独立演出，和川剧《扯谎过殿》近似。“三殿寻母”在湘剧的抄本中主角是王婆和奚氏。相同出目况且如此，何况其他?
“一地一目连”是各地历代艺人的杰作，没有这种创造，目连戏就不可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五、“花目连”新识
对于目连戏，我写过“认识”、“再认识”两篇小文；对“花目连”我也写了篇“初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发现，我觉得《目连传》内涵太丰富，不是管窥蠡测所能理解的，我只能认识、认识、再认识。
“花目连”(或“目连外传”)一般是指七大本中所没有的剧目，又和《目连传》同时演出，或者和《目连传》有些瓜葛，既知道和《目连传》有渊源，而七本中未收入，只好称之为“花目连”，即穿插在《目连传》中演出的戏。我写《花目连剧目初探》时，只找寻其在郑本中有蛛丝马迹的地方，未能做更进一步的考证。其根源在于仍视郑本为圭臬，跳不出他的《劝善记》的圈子，仍然潜有源于郑本的思想。其实，有些称为“花目连”的剧目，恰恰是《目连传》中的一部份。
凡知道《目连传》的人，没有不知“女吊”的。杀叉和女吊，是《目连传》有别于其它大本戏的独特情节和表演。郑本既无女吊，也不杀叉。杀叉是高难度功技，叉手要苦练几年才敢上台。辰河戏老艺人陈盛昌告诉我，他练过三年，天天在山上朝砍了树剩下的树桩练，白天练得有准头了，晚上在树桩上插上一根点燃的香再练，务求精确无误。《陶庵梦忆》所载大量功技表演，虽无杀叉，性质相同，可见《目连传》是重功技的。“女吊”在戴云女士所选择的湘剧《大目犍连》中，“耿氏上吊”就在第二本内。可见“耿氏上吊”不是“花目连”而属《目连传》，另一出《鬼打贼》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女吊”，江西本上吊的妇女是被普化尊者赶走吊死鬼而获救，丈夫也知道自己错了，夫妻共同感谢神灵。湘剧却让一个贼碰上了，他和吊颈鬼胡搅蛮缠了半夜，终于使上吊的妇女得救。这说明：《鬼打贼》也是《目连传》中的戏，不是“花目连”。
在20世纪50年代的艺人，都很少知道《王婆骂鸡》属于《目连传》，只知它属于旦行中湘剧特有小行“大脚婆旦”的代表剧目“三骂”(《骂鸡》、《骂灶》、《骂菜》)之一，不少旦角以此剧成名。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藏另一种手抄残本《湘戏目莲记》中，不但有《骂鸡》，后面还有一出《巡风鬼》，在郑本“三殿寻母”刘氏唱完“三大苦”之后，重头戏是阎王审理骂鸡案，最后是王婆还阳，奚氏变蛆。实际上是这三出戏连演，中间插了一段刘氏唱的“三大苦”。
《蜜蜂头》故事，郑本“五殿寻母”中有交代，乾隆本《劝善金科》已收入，而辰河戏则更完整，也无法把它从《目连传》中剔除出去。
《火烧葫芦口》(《匡国卿尽忠》)，郑本中有个被谗臣陷害的忠臣光国卿，也提到“丑虏”犯边，目连岳父曹献忠押粮到军前。江西本则是“丑奴兴兵”，由曹献忠领兵破贼，他儿子阵亡。湘剧周华福老先生的《目连传》牌名，则是“金毛生反”，而辰河戏的丑奴成了女人，是金毛之妻，为报夫仇兴兵。湘剧“洪钓作乱”也有“火烧葫芦洞口”。也许，这也是《目连传》中的戏，至于是郑之珍“括”简了，还是民间演繁了，我倾向于前者。
《赵甲打爹》、《萧氏骂婆》无疑也属《目连传》，江西七本中即有“打爹”。“雷打十恶”，必须让观众看到十个恶人的具体行为，像郑本那样交代一笔是不够形象的。我倒怀疑郑之珍为了100出和“三宵毕”，括去了在文人眼中过于俚俗的东西。
还有两种待考，一是《庞员外埋金》，这出完整的元杂剧怎么会保存在辰河戏的“目连戏”之中，而《侯七杀母》怎么又扯上况钟了，有待进一步查证。
六、《目连传》演出的仪式
演《目连传》是大事，称“唱大戏”或“万人缘”，因为是由首事者发起，组织“醵金酬神”，家家自愿捐钱，结万人缘。湖南有些地方唱《目连》得搭专台，搭台所需木料，也由众人送来，管事者在木料上标明送来者姓名。戏演完后折台，各家照旧领回并视为吉祥物，用来起房子，家宅安宁；用来作棺木，死者超生。
戏班也极为虔敬，开演前要全班沐浴、吃斋，任何妇女不准到后台，要在唱“刘氏开荤”之后才可吃荤。
因为是中元节，戏中多有阴曹、鬼魂情节，唯恐不慎，假鬼招来真鬼，所以有一系列的镇台、祛邪仪式。开演前，要请梨园祖师，在后台设坛供奉。要“镇台”、“抬灵官”、“发五猖”、“拿寒林”，并在台板下设坛供寒林。每天开锣，要由一位天将值日“天将定台”。演出结束时要“灵官扫台”、“金星收煞”、“送寒林”。演出中也还穿插一些如“迎福降祥”、“请瘟祈福”、“散花”之类，遗憾的是，这类仪式性表演却没有留下详细的剧本。每个戏班总有一二人专门学过，称“掌台师”或“包台师”，都只有简单的提纲式脚本。现存最完整的是收入《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第24集《南游记》中的“锁拿寒林”、“前记”中虽写明“谭松月口述”，但与谭松月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并非“口述”。谭松月是衡阳湘剧前辈名净，即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谭保成的祖父，谭保成的戏由祖父亲授。这位谭松月老先生存有不少抄本，十分珍视，从不示人。但并不拒绝记录或传授，找他问剧本，他都口述，如果记不清，就找个借口独自回房去看抄本。然后再继续口述。所以，他的口述是实有所本的。我拿这个本子问过其它剧种老艺人，都说“差不多”，可见其可信程度。其它则出自老艺人的回忆。唯独“散花”，只在周昆玉的抄本上发现过这一记载：“散花过午”，我问过，他说是散了花就腰台吃午饭。却没问怎么散花，到想着要问时，周先生已去世。但这个“散花”是有来历的，戴云女士辑的康熙本《劝善金科》中，第22出标目为“散天花神女摘桃”，但正文却只有摘桃而无散花。因此，“散花”是如何演法，到目前为止还是空白。
《目连传》是个富矿，我们目前只能说发现了矿区，有待于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去挖掘。为了珍视和保护这难得的文化遗产，也有必要杜绝乱挖乱采现象，以免混淆视叫，贻误后世。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忄右西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范文5
中国已经出版了不少戏曲史方面的专著，但是，关于戏曲正式形成的准确时间尚无定论。因为中国戏曲源于民间，且被正统观念视为贱业，难入正史，可靠的史料实在太少。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方志、前人笔记、稗官野史中爬罗剔抉，所获有限。即如目连戏，我们现在唯一拥有的早期资料还是只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的那宝贵的二十六个字，但那绝不是目连戏的最初形成时间。因为孟元老所看到的已经是由“构肆乐人”作为中元节例行的“节令戏”在公开演出，而且能连演八天。不过，这也同时证明了《目连救母》最早呈现于舞台，极有可能是在民间，是一个由民间始创的剧目。奇怪的是，周贻白先生《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中提到的“河市乐”，是北宋的“太平兴国”（公元976年）年间东京官府和民间所流行的演唱形式，却不是正式戏曲。而孟元老入京则在“崇宁”（1102）初，怎么会在从太平天国到崇宁之前这不长的一百二十多年间，中国戏曲就正式形成了？显然，在这一百二十来年内，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目前还有一段历史记载的空白。一百二十来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但用于发展一种艺术门类，却不能认为它不够长。
对这段“空白”怎么办？目前只能还到《东京梦华录》中去找点蛛丝马迹。这里，就不厌其烦，再引书中卷五“京瓦伎艺”条：“崇、观以来，在京京瓦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般杂剧：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悬丝傀儡，张金钱、李外宁，药发傀儡。……筋骨上索杂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从中可见当时民间伎艺门类之丰富多彩，有名的艺人众多。而且演出是“不以风雨寒暑”间断，观众是“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的盛况。
这一条中提到的“孔三传”，王灼《碧鸡漫志》中也有记载：“熙宁、元丰间，泽州孔三传，始倡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说：“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仙、说唱。”吴自牧的《梦梁录》“妓乐”条也说：“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说明这个唱诸宫调的孔三传，相当有名，所以几本书都记着这个民间艺人。也说明“诸宫调”在北宋流传相当广泛，包括“士大夫皆能诵之”。而孔三传所唱的诸宫调，有故事情节，有说有唱。
上引的几种书中，关于歌舞的记载更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书中关于杂剧记载不少。对于北宋的“杂剧”，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成是“宋之滑稽戏”，并说“中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说得非常准确。这里引洪迈《夷坚志》中所记的一次杂剧演出：“蔡京作宰，弟卞为元枢。卞乃王安石婿，尊崇妇翁，当孔庙释奠时，跻于配享而封舒王。优人设孔子正座，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名世真儒，位貌有间，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恐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长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对蔡卞促成王安石配享孔庙，极尽讽刺之能事。这类在御前、官府即兴讽刺时事的演出，前人均称为杂剧，记载颇多，如“三十六髻”、“二圣环”等，但都没有唱。确如王国维先生所说，不是以演事实为主，而是以所讽刺的内容为主。类似今天的“小品”，但却上承古代的“优孟衣冠”。但《夷坚志》所载讽刺王安石故事，出场的人物已发展到六个之多，而且表演上注意到刻划人物性格之不同，特别是子路和公冶长，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只是虽然有众多的人物，也有情节，还不好就称之为戏曲，但和戏曲已经很接近了。上述的这些北宋“杂剧”，没有唱的记载。而《武林旧事》中，所列举的南宋二百八十段杂剧，则大半有唱。说明其间只差一个加入唱的过程。
如前所引，我们知道北宋时有许多即兴演出的“滑稽戏”（杂剧）、还有许许多多的歌舞、傀儡、诸宫调、说书等门类。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还载有：“教坊大使，在京师时，有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又有葛守诚撰四十大曲；又有丁仙现捷才知音。”这不，有本子、有曲、有演员，具备了这些条件，只需要组合到一个故事里，就成了戏曲。由于大部份资料，都是文人所见的城市或官方的演出，没有更多民间演出的反映，目前还没有找到关于这个合成过程明确的文字史料。但以一百二十来年的时间，完成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合成”过程，应该是足够了。
如果按上述只缺一个“合成”阶段的资料，那么，在崇宁年间，正式出现了《目连救母》这么出大型戏，也就顺理成章。可不可以说：《目连救母》是现知的中国最早在民间成型的戏曲剧目呢？因为孟元老所记，早于南戏《张协状元》，而现有资料，尚未发现其他剧目。而且，《张协状元》之前，也不可能没有大型剧目，否则，《张协状元》的出现，不也太突兀？
湖南的地方戏曲的历史同样模糊，我们现在拥有的一条最早的史料，也是前面提到过的《浏阳县志》卷十六职官二“政略”载：杨时在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知浏阳县事时，曾经禁过“俳优戏剧”。这事可出在孟元老入京之前十年，并且是在距长沙一百多里的小县城浏阳，不仅出现了“俳优戏剧”，而且达到能“罔民财”遭到官府的禁止的程度，就很值得注意了。当然，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这时在浏阳的“俳优戏剧”所演唱的声腔和内容，更不知道它来自何方。
但是，《浏阳县志》和《东京梦华录》中两条史料所记，几乎是同一时期发生的民间戏剧活动。既然开封有了连演八天的《目连救母》，湖南浏阳也有了能“罔民财”的“俳优戏剧”，说明北宋末年不但戏曲已经正式形成，而且已向四处扩散，以至进入湖南的浏阳县。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在孟元老看到的东京《目连救母》演出前后，这出戏也可能进入南方甚至湖南呢？中元节祀祖在宋代之前几百年，全国已成盛典，而《目连救母》又是中元节的节令戏，湖南又是“信鬼好祠”的楚地，更有可能在中元节祭祀时接受它。即使不是北宋时就进入湖南，至少也可以说首先进入湖南的大型剧目就是目连戏。如果目连戏不是最早的剧目，何以解释湖南各剧种历来都奉《目连传》为“戏祖”、“戏娘”、“戏蔸子”呢？
假定此说能够成立，那么，《目连救母》和湖南地方戏曲的形成、发展就密不可分。我们从目连戏本身剖析，也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湖南戏曲发展的轨迹。那就是它那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的过程，以及它那些无所不包的内容，似乎都能说明湖南戏曲和目连戏在同步发展。简直可以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湖南目连戏，同时也是研究湖南戏曲的历史。
还有一点：湖南戏曲界过去所奉的戏神，有奉唐明皇，有奉后唐庄宗，唯独祁剧祀北宋艺人焦德，并尊称为“焦德侯爷”。戏班祀焦德的少见，是不是焦德当面讽刺宋徽宗“花石纲”劳民伤财，千里迢迢把奇花异草运到御花园，都成了“芭蕉”（巴焦――湖南俗语，形容干枯了的东西为“乌焦巴干”）之语，在民间流传深远，为艺人所景仰。是不是这故事也在宋代流传到了湖南呢？我想如不在宋时传入，也就失去祁剧祀之为戏祖的现实意义了。
宋朝南渡之后，东京不少习俗带到江南，东京的艺人，也大量流迁到江南，虽然没有找到南渡时如何把《目连救母》带到南方的确切记载，但南方各地目连戏流传之广、之久，至今保留的民间演出本之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是不是可以说：在宋代，《目连救母》就流传到了湖南？也正因有这么一个大型剧目的影响，推动了湖南境内戏曲活动的发展，为湖南地方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为有这么一出伸缩性强、包容性广、流传极便的戏，促使湖南各地民间艺人得以容易地方化，而逐渐形成具有各地的不同语言、音乐的剧种。
十七一地一目连现象
“一地一目连”现象，已为目连戏研究者所公认。在湖南，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剧种一目连，甚至是一个戏班一目连。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凡是唱过目连戏的剧种，不管保留多少，哪怕只有少数单出，都各有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既和“目连救母”故事本身的发展分不开，也和它本身容易传播分不开。
竺法护所译《佛说盂兰盆经》只有几百字，到了俗讲僧讲唱的变文，故事就发展得相当丰富了。在日本发现的《佛说目连救母经》（见日本吉川良和《关于在日本发现的元刊 〈佛说目连救母经〉》，载《戏曲研究》第37期），是元代宪宗元年（1251）的本子，1304年由日本人在广州买了带回去的。这个本子比变文情节更为丰富，其中目连的父亲名字，由变文的辅相变成了傅相，而且有仆人益利，使女金支，罗卜回家时有左邻右舍告诉他母亲在家的行为。有人怀疑《佛说盂兰盆经》是国产（包括日本学者），我还不敢说；但这本《佛说目连救母经》，我可以肯定是完全国产。这已经是元代的本子，比《东京梦华录》所记的《目连救母》演出，又晚了一百多年。但是，从中仍然可以看出：不但僧侣演唱的变文丰富了经，而且发展成了戏曲；戏曲演出又可能使佛经进一步丰富。即《佛说盂兰盆经》――变文――（戏曲）――《佛说目连救母经》。也就是说：一代又一代的僧人和民间艺人，以各种形式不断丰富和充实目连救母故事，这本经书本身就说明目连故事不断发展的轨迹。
正由于这样不断地增添其内容，各剧种的目连戏都长短不一，多寡不等，同一块牌也各有千秋。我的理解是，它们同源异流。《目连救母》作为戏曲传入湖南后，并没有固定剧本，而由各地的历代艺人不断加以丰富和创造。
目前我们动不动就说到“剧种”，这个词的普遍运用是近六十年的事。以前在民间，习惯只叫“某地班子”或“某某班子”，这些戏班间互相合作、交流、渗透的现象比比皆是。即如六十年前，荆河戏班和常德汉剧班，可以互相搭班；这两种戏班又都可以进入辰河戏班；湘剧班和衡阳湘剧班也是如此；祁剧班不但和衡阳湘剧搭班，而且和广西桂剧、广东汉剧、江西楚南戏都可以同台演出；巴陵戏在省内可与湘剧同台，省外可和湖北汉剧合作。民间艺术很难用今天的行政区域来划分，尤其是一种风行的时尚，其传播、流行与相邻地域关系密切，却不受行政区划限制。因此，研究目连戏和湖南地方戏曲的历史，从单一的剧种去寻求是不容易的。我们也无法说目连戏先见于哪个剧种，而现有剧种的目连戏，也和邻近省份剧种的目连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能就事论事，硬来争谁先谁后、谁源谁流，有什么必要呢？
不过，就现有资料来看，前面我已列表说明，湘剧只存三个长短不一的残本和两个老艺人保留的“牌名”，就以这些残缺的资料比较，五种都不尽相同。只能说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戏班，目连戏的演出本都不完全一样。就近几十年来看，湘剧目连似乎消失较早，但清乾隆时的金德瑛（桧门），作有观剧诗三十首，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裔孙金圊伯“宦游来湘”，征得湘人王先谦、皮锡瑞、易顺鼎、叶德辉等人的和诗，后由叶德辉印成《桧门观剧诗》。这些诗，金德瑛原作中有一首吟《目连》，和诗也同样都有一首吟目连的，易顺鼎诗中说：“试检《湖南通志》看，目连原是澧州人。”把民间传说也写进去了。王先谦则说：“不乖臣子兴观义，只有《精忠》与《目连》。”也可能就是《岳传》和《目连》同演（见《湖南地方戏曲史料》（一））。可见在光绪年间，长沙还唱目连戏，不过可能已没有时而台上、时而台下的演法，否则这些人的诗中，不至于毫不涉及。我们对现有的这些不完整的剧本和牌名，无法考证其准确年代，只能大体说是清代和民初的。不过，《目莲记》这个残本，较之省内现有剧本，却独树一帜。前面提到的“孤埂”、“打埂”、：“三殿”审、“骂鸡”，之前还有 “巡风鬼”一块牌；“四殿”审耍儿郎，都是各本所无，必然另有来源。我还在进一步探索中，说不定竟可能证实目连戏最先进入湖南是在长沙一带，这只能“且待下回分解”了。
中国戏曲的流传，历来都是靠师授徒学，口传心记，代代相承，这种传授方法，一直保留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戏曲的传播，更不可能有别的途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看过一些清末民初的老艺人高腔手抄本，大部分只有曲文，科、白相当简单，甚至只是内容提要，并且以个人主演的角色边本居多。前面提到的三本《梁传》，就是这种性质的本子。我还听说过一些老艺人“偷戏”的故事：他们知道别剧种有很能叫座而自己剧种没有的戏，便去偷看，记了个大体情节，回来照演不误。凡是会戏多的艺人，都有凭情节即可搬演的能耐――“搭桥戏”（提纲戏）普遍存在也可印证。由于艺人没有文化，才出现这类不完整抄本以及“偷戏”或“搭桥”的现象，不敢想象在八、九百年之前的民间的戏曲传播，能有多少文字传抄，很可能就是故事梗概的流传。不然，也无法解释同一个湘剧本子，竟然记下两出不同的“洪钧作乱”；而我手头的同为湘剧的三种残本和两份“牌名”，竟然各有千秋。正因为没有文字抄传，演出时，各地艺人由于习俗、方言之不同，就出现了就地取材，各自增减和创造现象。不然，就更难解释庞杂的“一地一目连”甚至是“一个剧种一目连”、“一个班社一目连”现象。
虽然目前找到的目连戏剧本，其“正传”部分大体用了郑之珍《劝善记》的情节和曲文，这却可以证实《劝善记》的“跋”中所说“好事者不惮千里求其稿，赡写不给， 绣之梓以应求。”是真实的。也就是说郑本演出之后，就有不少人去求抄本，抄不过来，只好付印。那时候没有知识产权之说，郑本一印出来后，坊间大概很快就出现了仿刻本。目连戏已在各地盛行，这么一个篇幅浩繁的大戏，一旦有个印本，戏班自然乐于接受，其传播也更迅速和广泛，才形成这一部分大体一致的现象。但在实际演出中，大多却并没全按郑本，情节也有出入，其中就看得出历代少民间艺人自己的创造。就以与郑本相同的第一块牌“元旦上寿”来说，前边都按郑本演，实在有点索然寡味。湖南祁剧演出本却在后半部份让刘贾的儿子龙保，来给姑父母拜年，这也是情理中的事。龙保娃娃丑饰，既结巴，又愚蠢，开口就闹笑话。一段打诨，这块牌才演完。观众看后，傅家如何在元旦对天善颂善祷，没留下多少印象；这个龙保的笑料百出却谁也不会忘记。
“博施济众”，郑本是一折戏，湖南却是四块牌（南方有目连戏的剧种大多如此）。其中何氏弟兄上场，郑本只唱了一支[吴小四]，一支[半天飞]，傅相周济之后，教育了他们，弟兄说“今日得君提掇起，免教身在污泥中”。而在湖南地方戏中，叫“兄弟求济”，是可以独立演的单出。这对兄弟叫何有声、何有名，祖是阁老，父为尚书。一对破落家庭的纨绔子弟，开始还顾面子，不好意思去求周济。犹豫再三，毕竟挡不住饥饿，丑态百出，最后只好去了。傅相先让二人吃碗面，弟兄千方百计想多吃对方碗中的面条。傅相给了他衣服、银子，兄弟俩转过身就商量当了衣服去赌钱，是丑行的重头戏，以道白为主。后面的“花子求济”，是瘸子和瘫子用尽心机攫取对方的米，都使观众笑得合不上嘴。把傅相济贫的善行，却丢到爪哇国去了。这两块牌除唱用郑曲而外，都是以念白为主。傅相的周济没感化台上这些人，而留给观众印象深的只是这些闹剧，实际上已经喧宾夺主。
“尼姑下山”在全国各剧种中，都衍化为折子戏精品《思凡》，在湖南地方戏中，却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但得生下个孩儿，兀的不快煞了我。”两句，常德高腔却尽情发挥：
“倒不如下山去找个媒婆，
说合那年少哥哥，
我与他同起同眠同快活！
生下五个男娃娃，
再养两个女娇娥，
做一个五男二女，七姊妹团圆。
叫爹是他，叫妈是我，
‘爹’的‘爹’，‘妈’的‘妈’，
扯的扯，拉的拉，
哎呀呀！儿呀，儿呀！
活活的快煞了我，快煞了我。”
这一段的表演，更是夸张地想象一群高矮不一的孩子，围绕在身边，喊喊叫叫，扯扯拉拉，尼姑双手高低不同地逐一抚摸，那种母性的骄傲、满足和快乐，哪一个观众不为她这种妇女正常的追求所感动而喝采？（附带说一点：1952年后，已把“同起同眠同快活”改成“同起同眠同干活”以达到加强其“思想性”的目的。幸亏那时候没提倡计划生育，否则，“五男二女”也会改的。）
我们再看看祁剧的“傅相嘱子”。当傅相上香时，先唱郑本[尾犯序]：
天地神明听拜启，
未报深恩枉生尘世。
接下来就是大段放流：
“安人妻！想老夫年登五十有七，没病而死，
你还悲伤怎的，忧愁何来？
我和你半世夫妻，
并没有伤谗半句。
我在杭州受戒回来，
你毁坏我的白螺，
我与你争了几句，
你，你休要记怀了。
安人妻呀！我今一死别无所嘱，
我家九世经堂，
你带了罗卜、益利，
持斋把素，念佛诵经，
切不要毁斋戒。
吾今临终别无所赠，
我有这数珠一串，相赠于你，
挂在你的项上，锁定你心猿意马。
又道是妇人之德，莫大于三从，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如今我死，你要从子了。
安人妻呀！有道是苦海茫茫，回头是岸。
纵有那亲者，不在你的眼前重。
安人妻，你须牢记，须牢记，
我和你夫妻恩情一旦分离。
你须要，斋僧道，广布施，
敬奉三官，如我在日。
你若是依我这几桩事情，这几桩事情，
我死地府九泉，吾当足矣。
夫妻好比同林鸟，
大限来了各自飞，各自飞！”
接郑词：
休垂泪，叹人生在世，都有个别离时。
我说不清是艺人发挥了郑本，还是把自己原有的演出本加入郑本。但祁剧演出本不仅强调了傅相的临终嘱咐，体现了夫妻死别的感情，而且郑重其事，相赠数珠，为后来在刘氏身上，可以一再用数珠做戏留下伏笔。和郑本比较，应该是更有戏一些。
“母子团圆”，刘氏到长亭接傅罗卜，罗卜先见到邻舍李公，听说刘氏在家开荤，气急晕倒。刘氏迁怒李公，大骂之外，还摔碎了水罐，所以辰河戏的长亭一段，就成为一块独立的牌：“长亭打罐”。
这里只举了几折郑本作对比，是因为郑本也源于民间演出本所改编，略举几例，说明民间艺人即使在郑本广泛刊行之后，吸收了郑本，仍然保留其原来剧场效果强烈，观众喜欢看的部份不能舍弃，所以并不完全照搬；当然也可能是在郑本的基础上加以丰富。民间艺人可不管儒、释、道的什么伦理、教义，只不想让观众看得打瞌睡，更不想观众离去，于是尽可能保持其可观性。所以，说“正传”统一于郑本，是指主要结构而言，各剧种仍有各自的演出本。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范文6
关键词：敦煌文献 写经 题记
中图分类号： B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138-03
敦煌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图九），20世纪初，在此发现大量经卷、法器和绢画①。经卷中佛教文献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部分书有题记。写经题记大致有二，一为出于学习和传播佛经，于卷首或尾部书写写经时间、地点、人物及译出、流布原委等内容；二是做功德的发愿题记。经主写经讫，或从市廛购得佛经，在经卷之首或尾部书写长短不等的愿文，内容通常涉及写经时日、书写者、发愿者、写经缘由、祈愿内容等等。古写本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书写其上的题记更是凤毛麟角，珍贵异常。这些题记是研究佛教史、民众佛教信仰和社会生活史的重要材料。
1 写经题记历史绵延久远
池田温先生研究指出，最早的敦煌写经题记可追溯到4世纪，在有明确纪年的卷子中，一般以5世纪初的西凉建初二年（公元406年）《十诵比丘戒本》（S.797）为最上限，下限至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敦煌王曹宗寿编造祑子施入报恩寺疏》（Ф.32a）。因此，敦煌写经题记的范围可以概括为4至11世纪之间。具体而言，5世纪9件；6世纪69件；7世纪101件；8世纪161件；9世纪230件，10世纪378件 [1]。当然，随着敦煌写经陆续有新的公布，上述这些数字会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10世纪的写本题记最多是可以确定的。
2 写经题记所涉及地域广泛
藏经洞所出佛经，敦煌所写者数量最巨，同时外地佛经亦杂陈其间。敦煌之外地区主要包括：（1）关中地区：雍州（P.2090《妙法莲花经》）、长安（BD06836《四分律比丘戒本》）；（2）中原地区：洛州（P.2184《金刚般若经注》）、晋州（甘博029《大般涅槃经》）、幽州（P.2163《诸经要集》）、虢州（S.3475《净名经关中疏》）；（3）西北地区：兰州（BD02602《金刚般若经》）、甘州（BD01048《善信菩萨廿四戒经》）、凉州（S.509《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肃州（BD02092《四分律抄》）、瓜州（P.2374《佛说延寿命经》）、伊州（北1013《佛说如来相好经》）、伊州（北1013《天请问经》）、灵州（甘博01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南方地区：荆州（S.81《大般涅槃经》）、益州（P.2292b《维摩诘经讲经文》）等[2]。敦煌作为佛教都市和丝绸之路重要交通要道，往来僧侣络绎不绝，这些由外地人书写的佛经，是僧人朝圣敦煌或西行求法时留下来的，抑或是商人施入寺院做供养之用。这些由外地人书写的佛经，因藏经洞得以保存至今，为今人了解敦煌以外的佛教发展状况和对比不同区域的佛教发展提供了可能。
3 题记作者身份和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
藏经洞所出这些时代久远、地域广泛的佛经题记，是由不同时代、身份、地位、背景、学识的人书写而成的，从中可以看到佛教对民众影响至深。
从写经者身份来看，参与这一活动的有：（1）皇室贵胄：东阳王元太荣（P.2143《大智度论》）、隋秦王妃崔氏（S.4020《思益经》）、大隋皇后（P.2413《大楼炭经》、S.2154、浙敦029《太子慕魄经》）（图二）、隋太子杨广（京都博藏《大般涅槃经》）等；（2）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官武将：大都督吐知勤明（上博05《大般涅槃经》）、会稽县令宋绍演（S.3935、S.582《大集经》）、沙州县令董哲（P.2866《大集经》）、辅国将军中散都督赵升（S.3518《大般涅槃经》）、天平军督军兵马使梁炬（S.4397《观世音经》）、归义军节度使张公（Дх.00565《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等；（3）为数最多者为普通百姓，包括学士郎、士卒、工匠、优婆夷、优婆塞、僧、尼、沙弥、沙弥尼等等。
一般而言，个人单独书写佛经是最主要的形式，但因经济能力、社会地位和写经多寡的不同，又出现了多种组织形式。如武后为其父母写经动用了国家权利，召集当时高僧大德和楷书好手在写经道场集体书写。亦有以家庭成员集体发愿书写者，如成州同谷县令薛崇徽与其夫人卢舍那、弟永乐左果毅上柱国崇暕、弟妻令狐氏、及孙男、孙女等发愿书写《大般涅槃经》（S.2136）一部。也有同好者组成“写经社邑”书写佛经，如开皇十四年（594年）邑人净通师等32人组成的写经社邑（P.2086《邑人净通师等写经题记》）（图四）[3]。还有专门由女子组成的写经社邑，如5到6世纪BD00985《大方广佛华严经》、天宝十三载（753年）津艺262《金刚般若波罗蜜》为“优婆夷社”书写。
4 写经题记透露了古人佛教信仰和官府抄经制度
4.1 民众佛教信仰
古人认为书写佛经是一种善事，称作“胜因”、“功德”、“胜业”、“福善”、“福田”等等。写经作为善事胜因，藉此而产生的业力会带来福德，这是古人积极抄写佛经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写经行为无不寄托着古人的种种愿望。
祈愿合家平安。北1302《金光明经题记》：
清信佛弟子屈荣子，奉为合家，愿保平安敬写。
题记中涉及家庭成员的写经共有240多件，是诸祈愿中所占比例最多者，成为写经者最关心的对象，主要包括父母、子女、妻子和丈夫，提及叔伯姑舅者较少。由此可见，“夫妻轴”家庭是敦煌地区主要的家庭组织形式，宗族观念在时人意识里并不强烈。
为证得佛道。P.4505《四分律比丘戒本题记》：
沙门弘文手书诵读，愿一切比丘奉行，速成无上道果。
为转男身。书道博物馆藏《大般涅槃经题记》：
是以比丘尼建晖，为七世师长父母，敬写《涅槃》一部、《法华》二部、《胜鬘》一部、《无量》一部、《方广》一部、《仁王》一部、《药师》一部。因此微福，使得离女身后成男子，法界众生一时成佛。大统二年四月八日。
佛教认为，女子五障十恶深重，不宜出家修行，更不能证道成佛，只有转为男身才有希望，实际上这是古代女子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在方面的反映。
为早得团圆。军人背井离乡，常年在外，故土成了抹不去的乡愁。甘博029《大般涅槃经题记》：
久视元年（700年）六月卅日，宁远将军、守右武威卫、晋州安信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国邓守琎，在府写《涅槃》一部。为父母及身、兄弟妻子等，无诸灾鄣。诸佛护助，愿守琎父子平安到家，共娘及弟并妻子等相见，报佛慈恩。
为仕途高升。S.87《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云：
圣历三年（700年）五月廿三日，大斗拔谷副使、上柱国、南阳县开国公阴仁协写经。为金轮圣神皇帝及七世父母、合家大小。得六品，发愿月别写一卷；得五品，月别写两卷。久为征行，未办纸墨，不从本愿。今办写得，普为一切转读。
阴仁协写经行为夹杂着强烈的世俗诉求，其题记所言“得六品，发愿月别写一卷；得五品，月别写两卷”，功利之心表露无疑。
为顺产写经。P.2900《药师经题记》：
上元二年（675）十一月廿七日，弟子女人索八娘为难月，愿无诸苦恼，分难平安。
难月即为分娩月，通过抄写佛经祈愿母子平安。
乞求兵甲休和。S.1963《金光明经题记》：
清信女佛弟子卢大、二娘，奉为七伐（代）仙（先）亡，见存眷属，为身陷在异番，敬写《金光明经》一卷。唯愿两国通和，丘（兵）甲休和，应没落之流速达乡井。共卢二娘同沾此福。
陈国灿先生认为题记中“异番”指“吐蕃”，反映了吐蕃对唐的战争[4]。在这次战争中，卢大娘和卢二娘是受害者，对战争之苦有切身的体会，故以一介村妇祈愿“两国通和，兵家休息”。
因病患写经。P.2805《摩利支天经题记》云：
天福六年（941年）辛丑岁十月十三日，清信女弟子小娘子曹氏敬写《般若心经》一卷、《续命经》一卷、《延寿命经》一卷、《摩利支天经》一卷，奉为己躬患难，今经数晨，药饵频施，不蒙抽减，今遭卧疾，始悟前非。伏乞大圣济难拔危。鉴照写经功德，望仗厄难消除。死家债主领资（兹）福分（份），往生西方，满其心愿，永充供养。
小娘子曹氏认为长期卧病不起，是因“前非”和“死家债主”所致，反映了古人在“药饵频施，不蒙抽减”情况下，对病因的解释，曹氏的认识并非个例，而是古人对病患的集体认知[5]。
为亡者写经。六道轮回是佛教宣传的主要观点之一。为避免亡灵坠入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民众积极抄写佛经超度灵魂。这是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原有的重视陪葬实物的丧葬习俗基础上，增加的新内容。为亡者书写佛经在整个发愿写经中，占绝大比例，其中又以为亡父母书写者居多。最为著名者莫过于翟奉达写经，如P.2055《佛说善恶因果经题记》（图八）：
弟子朝议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翟奉达为亡过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摽（标）题如是：第一七斋写《无常经》一卷。第二七斋写《水月观音经》一卷。第三七斋写《咒魅经》一卷。第四七斋写《天请问经》一卷。第五七斋写《阎罗经》一卷。第六七斋写《护诸童子经》一卷。第七斋写《多心经》一卷。百日斋写《盂兰盆经》一卷。一年斋写《佛母经》一卷。三年斋写《善恶因果经》一卷。右件写经功德为过往马氏追福。奉请天龙八部、救苦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四大天王、金刚以作证盟。一一领受福田，往生乐处，遇善知识，一心供养。
翟奉达的写经行为反映了古人十王斋的信仰，即于亡者逝后一七至七七、百日、一年、三年等关键时日，修建功德，祈愿亡者往生人天善道。为亡者过七的习俗一直保留至今，可见民间信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为牲畜写经。S.4441《般若心经题记》（图二）：
奉为母羊两口、羔子一口写经一卷，领受功德解怨释结。
P.3448《金刚经》、S.5544《金刚经》均是为亡畜书写。杀生者惧怕因所造罪业遭地狱审判，通过抄写佛经的形式超度亡灵，以求解怨释结。
4.2 官府写经制度
正史中多有记载皇室发愿写经，但宫廷写经道场具体如何运行，却记载模糊，藏经洞所出武后发愿写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咸亨二年（671年）至仪凤二年（677年）间，武后为其父母发愿书写《妙法莲华经》和《金刚经》，幸赖藏经洞保存了其中的48件，今人才得以了解宫廷写经道场的运作模式，S.312《妙法莲华经题记》如下：
咸亨四年九月廿一日门下省群书手封安昌写/用纸廿二张/装潢手解集/初大庄严寺僧德福/再校西明寺僧玄真/三校西明寺僧玄真/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
通观藏经洞所出48件写经题记可知，武后为其父母抄写佛经建立了组织严密的道场。抄经道场中的经生来自门下省、弘文馆、左春坊、秘书省等部门。校阅任务主要由来自寺院的高僧大德承担，但随着校阅任务的增加，抄经生也参与其中。写经使和写经判官是官府人员。写经使由善于书法者充任，在总体协调抄经活动的同时，负责抄经质量。写经判官则供给日常饮食和用度，是道场运作的后勤保障。装潢是抄经活动中最后一道工序，前后由两人充当，唐代经卷历经千余年不坏，全赖其功。一部佛经需要经过三次校对、四次详阅方可入藏或颁布天下。正因有了这种严密的抄经程序，以及抄经生、校阅僧、装潢手、写经使等彼此协调互助，才保证了宫廷写经的质量。
5 结语
正史资料中虽然有关于朝廷和民众写经的记载，但所载简略。此外，写本佛经随历史长河的冲刷，流传至今者屈指可数。上世纪初，机缘巧合，敦煌莫高窟所藏文献被无意发现，洞中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文书属于佛教文献，内容有经、律、论、讲经文、发愿文、僧传、注疏等，种类繁多，数量可观。尤为可贵的是，大量佛经附有题记，这些题记数量巨多、内容丰富，作者身份各异，时代跨度约8个世纪，为我们研究佛教流派的传承、儒佛文化的融合、朝廷佛经翻译和抄写事业、民众崇佛心理、不同区域佛教交流史、甚至古人原始著作权意识等问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材料。
参考文献：
[1]池田温.李德范译.《中国古本识语集录》解说（上）[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Z2）：88-98，120.
[2]魏郭辉.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研究[D].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59-165.
[3]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5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彩图一.
[4]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