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范文1
奇葩性格——倔
“叮铃铃”伴着清脆的上课铃走进一位面带微笑的女老师，“大家好，我是你们这学期的品德老师，我姓鲁。”老师说：“我刚来，先推荐一部电影《海啸奇迹》。”话声刚落，一部精彩的电影在教室播放。其间，老师发现教室后方有个怪异的男孩。头发卷卷，皮肤黄黄，浓眉大眼，一副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厚厚的嘴唇不停地一张一合，一脸兴奋的笑容，他一边发出爽朗的笑声，一边摆弄着手中的飞机，老师皱了皱眉，委婉地说：“后面的那位同学，请回座位。”他甩了甩那乱乱的西装发，一副置之不理的样子，继续玩弄着。“这位同学，请你坐下！”老师再次发话了，可他还是不闻不问，动动耳朵，抖抖眼皮，还假惺惺地问老师：“啥？你说什么？”老师被气得说不出话来。看！他就是一个字——倔。
疯狂爱好——弹
瞧！倔气男生居然也可以成翩翩绅士哦。班级文艺演出中，身穿燕尾服的他端坐在钢琴前，舞动着刚劲有力的手指，熟练地弹奏着《梦中的婚礼》的长曲，娴熟的手法和美妙的音符，如灵泉一般流淌进每个听众的心里，叮咚的音乐时而如鸟鸣声声，时而如波涛滚滚，时而又如宁静夜晚，悠远绵长，让人如痴如醉，他摇头晃脑……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清新曼妙的琴声，一定离不开他的勤学苦练。他真是一个为钢琴而疯狂的音乐疯子。
数学天才——智
班主任姜老师布置了两道思考题，别人都抓耳挠腮，苦思冥想，可却无济于事。可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做出来了，对此，大家对他赞不绝口，我们都称他为“数学天才”。
董桥范文2
深发展是深圳市政府打造金融中心的重要棋子。深发展股价自1997年以来一路下跌，资产质量更令人堪忧。故政府对重组深发展的主角费尽心思。
2000年，深圳交易所新股停发，金融中心之梦日渐遥远。金融业之萎靡不振，拖累着高科技产业。这两者是深圳的用力点。激活深发展、推出中小企业板成为了深圳重振金融业的两大战略。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再造深发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1年，深发展被深圳官方列为国有股退出和本地上市公司重组之首。
这就是新桥进入的背景。
更大的背景为：中国银行业改革提速，监管层考虑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此改造国内缺乏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在中央高层眼里，深发展是一个可以走得更远的标本。
深发展最大单一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仅持股7.08%，相对集中的非流通股和高度分散的总股本，使深发展与新浪（NASDAQ： SINA）一样，成为绝好的收购题材。
新桥的引进，据说归功于时任深发展行长的周林。这也助他成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但整个谈判都由深圳官方来进行，深发展高层没有过多介入。
新桥是什么来头呢？
资料显示，新桥（即Newbridge Asia AIV）是以有限合伙的形式注册的投资基金，主要从事战略性投资，由其无限合伙人Newbridge Asia GenPar行使控制权，而其有限合伙人主要包括金融机构、退休基金、基金会、保险公司等，无任何决定权。Newbridge Asia GenPar是于2000年6月在美国特拉华州以有限合伙的形式注册的一家企业，其无限合伙人为Tarrant Advisors和Blum G.A.。前者的股权由大卫・波德曼（David Bonderman）、詹姆斯・考特（James G.Coulter）和威廉姆・普莱斯（William S.Price III）等3名自然人股东所拥有，持股比例分别为46%、31%和23%，后者由理查德・伯鲁姆个人控制。所以，新桥的最终控制人是大卫・波德曼、詹姆斯・考特、威廉姆・普莱斯和理查德・伯鲁姆等4人。
这“”都是国际金融界的资深人士。其中，前三人都是德克萨斯州太平洋投资集团合伙人及发起人，大卫・波德曼还担任美国大陆航空、Bell&Howell、美国华盛顿共同银行等多家公司董事，而理查德・伯鲁姆与大卫・波德曼两人还是韩国第一银行、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董事会的同事。
2002年9月，新桥8名专家组成的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成立，“全面监督、控制风险、发展业务，并负责银行经营层的管理和管理机制的改善在内的各项管理职权”，全面接管深发展并进行摸底清查。值得注意的是，8人管委会中，新桥最终控制人之一的大卫・波德曼（David Bonderman）出现在专家名单的第一位，而新桥董事总经理单伟建具体负责与深圳市政府的对话。
两支神秘力量
管委会接管后，几乎对每笔信贷业务都要过问，几乎架空了原有董事会和经营层，并在经营管理上与管理层发生冲突，以致后者不断向深圳市政府告状。而且，随着管委会尽职调查的深入，新桥对最早开出的每股5元进行压价。这使深圳官方发生了动摇。
2003年5月，深发展公告称撤销管委会，不再行使董事会授予的任何职权，双方矛盾公开化。
管委会从2002年9月29日设立，到2003年5月12日撤销，运作了8个月。怀胎8个月，最后以流产告终。
市场总结失败的原因是，新桥的收购价过低，尽职调查以及管委会推行的管理理念引起管理层不满，以及新桥作为投资机构而非专业银行机构的身份遭到质疑。
“新桥出价低是原因之一，但新桥并非唯一买家，深圳市政府还有其他选择。”一位知情人士说。据称，还有汇丰银行、摩根大通等外资银行有意以更高价收购深发展。
其中，来自台湾辜氏家族控制的中华信托商业银行一直没有中断与深圳的谈判，且出价不低。此外，有报道称德隆也欲介入。
但新桥并不甘心退出。2003年5月14日，管委会撤销的第三天，新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对台湾中华信托银行提出诉讼,指控其干扰与深圳方面订立的框架协议的履行并构成侵权。这种打压行为激怒了深圳官方。
2003年9月，深发展选举周林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周原为副董事长（主持董事会工作）兼行长。知情人士向《董事会》透露，深圳官方原有新桥入主后周林另有任用的考虑。聘任何如为行长，政府以此表示强硬态度。同月15日，新桥以双方重组谈判的“排他性”为由，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出仲裁请求。
此举更加激化了新桥与深圳方面的矛盾。10月31日，深发展称“积极准备应诉及其他准备措施”。11月28日，深发展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交了答辩和反请求，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等深发展股东随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法院认定新桥与其及深发展订立的框架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知情人士透露，表面上双方火药味十足，私下里各支力量也在博弈，既有搅局者，也有斡旋人，“台资的中华信托银行搅局，港资的李嘉诚斡旋”。
坊间猜测，是新桥请李嘉诚出山，因为李氏家族与深圳官方关系密切。
据称，在第二次谈判中，曾经有方案让李嘉诚在深发展股权转让中持一定股份。此方案后来流产，原因不详。但在外界看来，新桥控制深发展后，未来李嘉诚仍有可能进入深发展。
此外，新桥还替换原谈判代表单伟建，以缓和与政府方面的矛盾。单伟建在6年前新桥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时作为新桥方谈判代表而一战成名。
银监会的推动，以及李嘉诚的从中斡旋，使深圳官方顺水推舟，加之新桥愿在价格上让步，使双方又重回谈判桌。2004年2月，双方最终选择了“其他准备措施”再开谈判，而没有直接对簿公堂，并于3月19日撤销了前述的仲裁请求和仲裁反请求。
新桥开出了一个适中的价格：每股3.546元，较深发展的每股净资产，溢价75％。以此为基础，2004年5月29日，双方订立《股份转让协议》，新桥将支付12.35亿元，购买深圳市投资、深圳国信、深圳城建和深圳社会保险局四家深发展股东持有17.89％的全部国有股和法人股，成为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2004年前三季度，深发展盈利增长幅度超过70%，前景可期。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新桥承诺在5年内把深发展建成国际一流银行，并承诺5年内不出售或转让目标股份，除非届时银监会另有决定。
董事会“宫廷”
新桥重返深发展后，自上而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重建董事会，然后再着手“组阁”、架构调整及人员重聘，深发展几乎推倒重来。事实上，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新桥作为投资基金本身并不设立董事会，而是由个人最终控制。
2004年6月18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新桥同意等股份交割完成后开始提名新董事人选，并不再坚持《股份转让协议》中对安排新董事人选的时间约定。按原先有利于新桥的约定，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90天内，选举至少三分之一的新执行董事进入董事会。这些新董事须是新桥同意的被提名人，以及选举一名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该独董也须经新桥同意。
6月30日，深发展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由于需要办理股权转让审批手续，新桥需酝酿新的董事人选，双方正值实质性的过渡期，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顺利延长任期。
9月，银监会批复同意这次转让。9月24日，欧巍代表新桥在收购报告书上签字。10月，国务院国资委也批复同意。
此间，新桥与深发展双方各派3人，组成过渡期风险管理顾问委员会，向董事会和经营层提出建议以防止过渡期内的经营风险。
11月13日，经过博弈后，新桥终于公布了市场猜测已久的董事人选。此名单中，深发展董事长周林与行长何如均不在15人名单之列。
在10名执行董事名单中，唐开罗、欧巍、戴德时、约翰・奥尔茨、蓝德彰都是外籍人士。除蓝德彰外，唐开罗系新桥执行合伙人，戴德时、欧巍系新桥董事总经理，约翰・奥尔茨系新桥高级顾问。值得一提的是，唐开罗和欧巍还是此前8人过渡期管理委员会成员。
12月13日上午，深发展在深圳红叶娱乐广场召开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修改章程，新桥提出的候选董事顺利通过。
临时股东会还通过了独立董事人选。原深发展股东深圳国信投提名的郝珠江、深圳市社会保障局提名的米高・奥汉仑 (Michael OHanlon)、深圳城建集团提名的法兰克・纽曼 (Frank Newman)以及深发展第五届董事会提名的袁成第、郑学定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月14日下午，在深发展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蓝德彰为新一任董事长，接受何如辞去行长，聘任韦杰夫为行长。韦杰夫曾以过渡期风险管理顾问委员会执行工作组主席的身份进入深发展。这意味着他对深发展的现状非常了解。
新桥的这种做法值得关注，因其提名的董事长和行长，既非中国人，也非自己的“嫡系”，而是资深的金融专业人士。
12月30日，股份转让完过户手续，新桥持有的17.89%股份变为外资法人股。一切尘埃落定。
2005年3月，深发展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重设专门委员会。原先的战略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一分为二，专门委员会由战略发展、风险管理、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薪酬与考核以及提名委员会5个专门委员会组成。新桥入主后的董事会安排，均符合2002年6月央行颁发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该指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董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独立董事。商业银行监事会中至少应当有2名外部监事。”第二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董事会设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并由独立董事担任负责人。”
富有意味的是，在3月的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李新芳辞去董事，足见董事会斗争激烈。李是深发展前股东深圳城建集团董事长，历任深发展第四、五届董事会董事。
知情人士透露，即便在控制董事会后，外方仍不能消弥与中方的分歧。比如在贷款五级分类制度，深发展虽已与国际接轨，但具体划分上双方意见并不统一。
深发展“西化”
新桥能否在5年内将深发展建成国际一流银行呢？
新桥打消深圳市政府这一狐疑的最有力例证就是韩国第一银行。2000年，新桥击败汇丰银行成功收购韩国第一银行51％股权，并在2年内将这家在金融危机时期饱受起亚汽车、韩宝钢铁破产及大股东三星集团坏账拖累的银行不良资产完全清除。在4年内，濒临倒闭的韩国第一银行成为韩国资产质量最好的银行之一。
此外，新桥管理层管理的其他基金投资过的还有美国储蓄银行、美国国家再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新桥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分布于香港、上海、东京、汉城、新加坡及孟买等地，对东亚经济比较了解。
这些经验能复制吗？
据了解，深发展是上市银行中财务数据最不好的一家。新桥会凭自己的丰富经验来处理不良资产。深发展宣传室的刘经理向《董事会》证实，新桥进来后，在风险控制与财务管理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具体业务也不方便说，韦杰夫行长会择机会见媒体并公布很多事项。”
深发展市场人士告诉《董事会》，新桥放贷审查严格，尽力在新增贷款中降低不良贷款的比例，风险控制比原管理层强化很多，“蓝德彰曾写过文章，批评中国银行界扩大贷款做大分母以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做法。”
他还说，比如对不良贷款，新桥会引进美国成熟的理念，在资产证券化上领跑国内其他银行。
新桥还需处理一些遗留问题。比如，深发展资本充足率问题。截至2003年年末，深发展的资本金充足率为6.96％，低于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8％。这使深发展向东莞、武汉等主要城市扩张业务受阻。早在2002年5月,为解决资本金充足率问题，深发展股东大会就通过了25.5亿至49.6亿元的配股计划，后因新桥入股一再延后。深发展1993、1994、1996、2000年曾4次配股。深发展内部人士还透露，配股融资计划有望重新启动，新桥还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解决充足率问题。
深发展主推零售业务的中长期战略思路将在新桥身上得到延续。新桥甚至提出要将深发展的零售业务增加到信贷业务的70％。深发展前任行长何如曾在2004年3月的会议上做了题为《逐步提高零售业务的战略比重》的报告，表示要用3到5年时间，使深发展的零售业务占全行业务比重达25％。韦杰夫上任后，提出了发展消费金融来平衡和改善银行资产质量的思路。
而在最根本的法人治理结构与制度上，深发展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桥表示，董事会重建后，将通过董事会的代表，来推动深发展管理层实施新桥的一系列新政，并“增设和重组深发展的分支机构。”
在机构设置上，“几乎是照搬西方的那一套，设置了很多诸如首席财务官之类的CXO。”南京商业银行某人士认为，中国与韩国的市场环境不一样，在韩国第一银行身上取得成功，不代表在深发展身上重现。“尽管蓝德彰和韦杰夫都是中国通，但深发展能否以其新制度打开新局面，还是未知数。”
收购方（新桥投资集团）的无限合伙人负责收购方的投资和投资管理并对收购方实施控制权，而其有限合伙人对收购方的管理及投资决策并无决定权。收购方的无限合伙人是Newbridge Asia GenPar AIV III,L.P.。
购方的最终控制权由DavidBonderman、James G.Coulter、William S.PriceIII及Richard C.Blum先生拥有。
收购方是在美国特拉华州以有限合伙形式注册成立的投资基金，基金的合伙人认缴了7.24亿美元的资本。收购方的所有投资和运营决策均由作为其无限合伙人的Newbridge Asia GenPar AIV III,L.P.决定，而Newbridge Asia GenParAIVIII,L.P.的投资和运营决策均由作为其无限合伙人的Tarrant Advisors,Inc.和BlumG.A.,LLC（其中Blum G.A.,LLC由其管理合伙人Blum Investment Partners,Inc.管理）决定。
新桥投资收购深发展过程
2002年9月，Newbridge Asia AIV（新桥）拟收购深圳投资、深圳国投、深圳城建、深圳市劳保局四家所持深发展（000001，SZ）的国有及法人股，深圳市政府同意以新桥主导的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全面接管深发展；
2003年5月，深发展撤销管委会；
9月，新桥投资向国际商会提请仲裁，请求国际商会仲裁深发展及上述四家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11月，深发展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交答辩和反请求，并向深圳中级法院要求框架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2004年2月，双方重回谈判桌，并于2004年4月所有当事方撤回仲裁请求与反请求；
5月，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新桥投资拟受让四家股东持有的17.89％股权，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
9月，银监会批复同意股权转让;
10月，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
12月，由新桥主导的深发展第六届董事会产生，蓝德彰为董事长，韦杰夫取代何如成为行长；
董桥范文3
“我是因为负责，才作出这个决定。”5月18日晚，在北京，这位62岁的银行家对《财经》说。
“这个银行应该有一个全职的董事长。”同时担任摩根士丹利资产服务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主席的蓝德彰说，自己将因摩根士丹利的工作调动常驻日本，而“深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众所周知，需要全心全意去解决”。
这并不完全是外交辞令。4月26日，深发展的2004年年报和2005年一季度季报显示，自2004年底因新桥入股而成为中国首家外资控股的商业银行后，深发展的重组过渡并不乐观。2004年利润较上年下降32%，五级分类口径下的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底的8.5%上升至2004年底的11.4%；2005年首季继续攀至11.6%，而2004年底不良贷款覆盖率仅为35.5%，资本充足率更跌至2.3%。其财务状况位列国内五家上市银行之末。
坏账高企与资本充足率低下，已令深发展腹背受敌。为核销坏账，深发展必须计提利润加大拨备，这将使资本充足率进一步下滑；而为阻止资本充足率触底，深发展又被迫缩减贷款规模，这将使营业利润减少，从而影响核销坏账的力度。
两难之下，深发展如何应对？蓝德彰告诉《财经》，新董事会成立后，尽管也急于补充资本金，但必须首先梳理银行治理结构、全面审计银行资产、计提拨备等。“这是增资扩股的前提。” 蓝说。
然而时日无多。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至迟在2007年元旦前资本充足率达标的规定，已令深发展几无退路。而即便没有监管层的硬性要求，深发展也须冲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瓶颈以求发展。《财经》获悉，由新桥主导的深发展增资扩股计划早自2004年岁末即已启动，曾一度提出配股、增发、发行次级债乃至私募的数种方案，但因财务状况所限，目前可行者很可能仅配股一途。
另一方面，深发展正加紧不良资产处置。蓝德彰之后，原深发展独立董事，曾任美国政府副财长的弗兰克纽曼(Frank N.Newman)被推上董事长之位；原深圳商业银行行长王骥也即将加盟深发展，可能以副行长身份分管全行不良资产处置工作。“这两人都是处置不良资产的高手。”深发展一位人士说。另悉，深发展酝酿了数月之久的《不良资产管理架构改革方案》不日即将出台。
无论是对处置坏账还是对增资扩股的具体方案，接受《财经》采访的深发展董事会成员均三缄其口。但无论如何，这家有着22年历史、一度引领中国金融业改革之先的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正艰难迈步。“只有步步推进，奇迹不会发生。”一位深发展高层对《财经》说。
当务之急
早在新桥进入深发展的谈判阶段，补充资本金便是重点议题。
自2002年初首开谈判时起，新桥入股深发展历经两年的曲折过程，直至2004年5月，新桥才与深发展原四家国有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出资12.35亿元，受让深发展17.89%的股权，以境外投资者身份获得这家中国商业银行的控制权（详见本刊2004年第12期《深发展成交幕后》）。
在第一阶段谈判中，新桥曾要求深发展在其正式入股后半年内完成2002年通过的配股计划，并以此作为股权交易条件。
这一配股计划在深发展2002年5月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通过。按照计划，深发展将以2001年末总股本1，945，822，149股为基数，向原有股东每10股配售3股，预计配售总额为510，544，405股，而配股价格则初定为每股5元－8.5元。
但随后，深发展开始了漫长的引入境外投资者的谈判。这一期间，深发展配股计划只能搁置。在2003年8月和2004年7月召开的两次股东大会上，配股计划被两次推后一年，目前的有效期至2005年12月31日。
当2004年春与新桥方的第二阶段谈判重开时，银监会已经颁布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采取更为严格的计算方法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据深发展2004年年报披露，按照新的计算标准，深发展资本净额与原标准下测算的数额相差达70多亿元，以致2004年资本充足率仅为2.3%，远远低于8%的监管要求。
及至2004年12月31日，新桥入股交割完毕，新控股股东将补充资本金、实现合规经营作为向新任管理层提出的第一要务。 “这是新桥给新行长韦杰夫（Jeffrey R.Williams）下达的命令。”一位深发展员工说。但在四个月后发表的2004年年报中，深发展董事会提出了2005年六大主要目标，补充资本金仅列第五。新董事会组成后的五次董事会公告中，甚至不曾提及任何补充资本金的议题。
“原来设想新桥进来后会立即推进融资计划。”参与当年股权交易谈判的一位人士对《财经》说，“但因为忙着其他的事情，顾不上了。”
所谓“其他的事情”，也许是蓝德彰所强调的公司全面审计和完善治理结构的工作，但无论如何，过低的资产充足率对于银行业务的约束作用已经凸现。
为防止资本充足率进一步下滑，深发展不得不调整资产结构，减少贷款，相应加大国债等低风险权重的投资的比例。其2004 年和2005 年一季度的贷款由此出现了公司成立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04年末，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1261.95亿元，较年初下降51.75亿元，规模缩减5.31%；2005年一季度，贷款总额为1250.35亿元，比年初减少11.6亿元，下降0.92%。
“补充资本金已是当务之急，大家都意识到了。”蓝德彰与所有人一样都明白这一点。
2005年4月，在年初对深发展进行一番调研之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称中金公司）发表报告称，预期深发展将在2005年落实配股计划，补充核心资本，并进而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
但在愿望与现实之间仍有差距。即便时至今日，外界仍未看到深发展启动融资计划的迹象。有知情者告诉《财经》，融资计划迁延不决，在某种程度上也缘于股权交易谈判的后遗症――在长达两年的谈判期间，新桥曾与交易相关各方一度交恶，不仅使交易几近流产，而且从2004年5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至年底正式交割，乃至新董事会和管理层正式履新的“过渡期”内，新桥及其人都时时面对磨合。
《财经》经进一步采访获悉，上述说法并非没有缘由。
新老磨合
“就在股权交割前两天，还有中纪委的人员到深发展来，调查交易是否涉及国有资产流失。”消息人士告诉《财经》。来自深发展原董事会成员、转让方股东以及深圳市政府的一些官员，曾不断质疑新桥入股的合法性。在2004年5月《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不断有人向各监管部门打报告，指责交易“非法违规”，意图阻止审批。根据转让协议，新桥方要求在交易完成后，向总计15个名额的董事会委派六名非独立董事，并提名两名独立董事。而按照深发展公司章程，其董事会成员须由上届董事会提名，并由股东大会通过。最终“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新桥暂时让出了原本留给单伟健的席位，只委派了唐开罗(Daniel Carroll)、欧巍(Au Ngai)、戴德时(Tim Dattels)、约翰奥尔茨(John Olds)等四人，加之其推荐的董事长蓝德彰，新桥方在非独立董事中占有五席。同时，新桥推荐纽曼和米高奥汉仑（Michael OHanlon）为独立董事。而原董事会中曾激烈反对过新桥入股的独立董事袁成第等，也顺利进入新董事会。
之后不久，转让股东之一的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董事长李新芳辞职而去，新董事会恰成中方七人、外方七人的微妙的“势均格局”。
从表面上看，新董事会成立近半年来，董事会议案均获“一致通过”，但事实上，在董事会内部达成互信和理解并非易事。即使是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这一国际惯例的实行，也使董事会花费不少时间进行“中外沟通”。
蓝德彰告诉《财经》，其主持深发展董事会期间，在正式会议之前先进行非正式沟通，是一种需要。“因为开董事会有个效率问题，有些东西需要时间来作分析，如果你不信任对方的话，他怎么分析你都不买账。所以必须事先作非正式的沟通。”蓝说，“这方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可能还要花更多一点时间。”
区区购买董事责任险一事，尚且需要反复“沟通”，遑论融资大计。《财经》获悉，新桥入主深发展半年来，其力主的融资工作，至今仍停留在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和行长办公室下一个专门小组研究的阶段，迟迟未能拿出完整方案，更未提交董事会正式商讨。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蓝德彰所说的“会外沟通”的必要性，也反映了董事会磨合之不易。
但这些更类似私人恩怨的故事，并不构成问题的重点。棘手的问题是，银行孱弱的内控机制已令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更与资本金不足现状形成恶性循环。
不良资产
2005年4月20日，深发展发出重大事项公告，回应媒体关于“不良贷款问题严重”的报道，证实早在股权交割前的2004年11月，已发现总额15亿元的几笔相关贷款“有发放不合内部管理程序和借款人使用贷款违规的嫌疑”，银行为此已计提1.5亿元的不良贷款拨备。
“这15亿元问题贷款也是深发展内部人士事后向新桥举报的，否则新桥无从知道。”接近新桥的人士对《财经》说。在最初的股权交易谈判中，新桥不仅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并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4月间，委派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进驻深发展，行使银行管理权。但交易双方在一年后重启谈判时，为达成协议相互妥协，新桥也放弃了重新尽职调查的权利。
15亿元问题贷款的出现，正是在此期间新增的不良贷款。
深发展公告解释，公司是在2003年8月发放这笔为期三年的贷款的。据悉，总计15亿元的贷款被拆为5亿元和10亿元，分别贷给首创网络有限公司和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并经由北京、天津和海口的三家分行出账。而两家贷款单位均位列深发展十大客户。
深发展一位人士对《财经》说，这些贷款表面上都是按正常程序办理的，但事实上，两家贷款人的承债能力及其贷款担保人的担保能力，相对贷款人所获得的银行授信额度明显偏小。在不乏风险提示的情况下，贷款审批却层层过关，手续完备。“如何界定贷款是否违规？关键是银行内部对风险的评估和判定有相当大的弹性。”这位人士称。
直到 2004年11月，深发展新管理层在检查银行全部资产质量的过程中，才发现该贷款发放及借款人挪用贷款的问题，遂向司法机关报案，并决定计提巨额准备金。
问题或许更为严重。新桥入主后首次的年报显示，深发展整体资产状况堪忧。在2001年-2002年期间，深发展超速放贷的副作用在贷款增长放缓的2004年开始显现。截至2004年底，不良贷款高达144亿元，同比上升24%，而不良资产率则攀至11.4%。即便在计提当年利润作大幅拨备之后，深发展不良贷款覆盖率仍只有35.5%。上述资产状况在新桥入主后的2005年第一季度并未改观，不良资产率微升至11.6%。
新桥控股深发展后，加快了不良资产的责任认定和清收工作。在董事会层面，蓝德彰说，董事会五个专门委员会中，负责资产审计的“审计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一时间也成为工作量最大、最重要的部门。
而新桥入主后任命的新管理层，早在过渡期间即已开始将分行的贷款权限上收，以控制信贷风险。行长韦杰夫首先进行人事调整，截至今年3月，更换了全国18家分行中9家分行的负责人，同时推行风险和财务垂直管理模式，由总行直接向分支机构派出财务执行官，加强内控能力。同时，风险管理部门也开始招兵买马，引入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深圳商业银行原行长王骥也已获邀加盟，可能主持即将成立的特殊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在新桥入股谈判中，身为深圳商业银行行长的王骥曾任深圳方首任谈判代表。当时，新桥方以深圳商业银行为关联银行须回避为由，要求王骥回避。但事实是，“新桥认为王骥不好对付”，一位知情人说，“如今新桥主动邀请王骥加盟，表明在商业利益面前没有个人恩怨，新桥需要的还是共渡时艰。”
《财经》获悉，深发展已于5月下旬决定成立特殊资产管理委员会，由行长韦杰夫直接领导，全行不良资产管理的重大事项均由该委员会决定。委员会下设特殊资产管理总监，王骥很可能出任总监职务。而原总行资产保全部则变更为上述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对自身职务任命一事，现年50岁、之前主政深圳商业银行达六年之久的王骥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未作明确表态。他表示，深发展历史上形成的不良贷款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向前走。”
接近深发展资产保全部的一位人士则告诉《财经》，深发展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将按国际惯例行事，“绝不会哄骗投资者”。他还透露，酝酿了几个月的《不良资产管理架构改革方案》很快就将出台。
据悉，深发展2005年度的指标是力争清收20亿元不良资产，但达致这一目标堪称任重道远。深发展一位人士指出，在加大清收力度，深发展还须通过提高自身盈利核销坏账，其信贷投向可能会向中小企业和个人消费贷款倾斜，以期提高平均贷款利率，增加利息收入。同时，深发展还将采取一系列手段积极控制经营成本。
“但这些都还在探讨阶段，至今还没有拿出令人激动的方案。”这位人士说。
艰难融资
巨额不良资产悬顶，资本充足率低下，深发展的融资进程注定步履维艰。但随着2004年年报和2005年第一份季报的发表，来自监管层的压力已不容许深发展的融资计划一拖再拖。
截至2004年末，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仅2.3%，核心资本充足率为2.32%。2004年3月起施行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对于资本充足率低于8%或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4%的资本不足的商业银行，以及资本充足率低于4%或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2%的资本严重不足的商业银行，银监会将采取一定纠正措施，包括向有关银行下发监管意见书，“要求商业银行在接到银监会监管意见书的两个月内，制定切实可行的资本补充计划。”
刚刚在5月18日被宣布为新的董事会秘书（此前这一职务由董事长蓝德彰兼任）的徐进，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未予透露银监会是否已向深发展下发监管意见书，“深发展会通过合法渠道公布有关事宜。”他说。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深发展董事会成员告诉《财经》，至少到6月17日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深发展不会提出具体的资本补充计划，尽管董事会、管理层以及有关券商都在积极研究方案，也不排除“以任何一种可行的方式补充资本金”。
正如中金公司今年4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所指，由于深发展资本充足率已远低于银行监管要求，其融资方案可能需要监管部门特批。而在可行的方式中，最先被否决的方案当属发行次级债。
据2004年6月的《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无论公开还是私募发行次级债，发行银行均须符合最低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标准：若申请公开发行，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若私募，则不得低于4%。显见，深发展不具备发行次级债的资格。
“按照现有法规规定，以深发展目前的资本金状况能否发行次级债？已经不用多说了。”接受《财经》采访的一位深发展董事说。
接近深发展融资决策的一位人士则向《财经》透露，在目前的融资计划中，深发展并无意引进新的投资者。这一说法，几乎断绝了外界之前对于深发展通过私募进行增资扩股的想像。
另一方面，酝酿时间最长的配股计划，仍一直在推进当中。
根据2004年7月深发展股东大会的决议，配股计划再度延期，目前有效期至2005年12月31日。不过，在今年内实施配股计划仍然存在障碍。眼下，深发展流通股股价约在6元左右，市盈率高达39倍，明显高于国内其它上市银行平均市盈率18倍以下的水平。
高价可能使相当多数股东放弃配股。因此，如何为配股定价，将考验深发展决策层的智慧。但即便按照最理想的情况――能以2002年拟定的5元―8.5元的价格全额配股，深发展也只可融资约29亿－50亿元，距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仍有相当距离。2005年首季季报显示，深发展总资产为2012.04亿元，若按现有资产规模计算，深发展欲达标8％的资本充足率，目前则尚有逾80亿元的缺口。
定价博弈之外，证券市场制度改革的影响，也可能使深发展的配股不能在预定时间表内完成。
2004年12月7日，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提出“在股权分置情形下，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上市公司应建立和完善社会公众股股东对重大事项的表决制度。”
按照上述《规定》，诸如增发、配股这类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在经全体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还须“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
深发展现行配股计划虽经2004年7月股东大会上通过，但若欲在今年内实施，配股计划是否需要依照上述新规进行社会公众股东的表决？接受《财经》采访的深发展一位董事未予明确回答。
不过，最近的公告显示，深发展将再次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规则》。据蓝德彰透露，有关修改大部分是应监管部门要求做出，以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以使深发展符合再融资的要求。
一旦社会公众表决成为配股的必经程序，则深发展将更迫切地需要在处置144亿元不良资产上有所突破，以明确的重组计划向公众股东们证明其潜质，使配股获得批准，并在未来得以适当的价格完成配股。在入主深发展半年后，新桥及其委派的新管理层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深发展“家底”的摸查和清理。面临补足资本金和消化不良资产的两大挑战，深发展的新管理层还有多大的运作空间？
董桥范文4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像其股票代码000001一样,头上顶着多项中国第一的帽子: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商业银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第一家上市公司,第一家外资为第一大股东、外籍人士担任董事长和CEO的商业银行。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如果最终获批和执行,又是中国A股市场上最大的一起收购。
在这种种第一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深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进公司治理”的努力与期望,甚至是以改进公司治理为缘由。从股权结构上看,深发展一直走着单一优势股东控制模式,从来都没有绝对控股股东,这很有特色,特别是在国内银行当中。从公司治理改进的角度,应该如何评估深发展的这一路历程,还有哪些尚待破解的中国式公司治理难题?
国企改制上市与公司治理:改形式易、变实质难
深发展是在对深圳经济特区原6家信用社改组的同时,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准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于1987年12月22日正式设立,1988年4月11日在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挂牌柜台交易。1991年4月3日,作为深交所创立后的第一只股票上市。
深发展的成立、股票发行与交易都属于“试点”阶段的产物,具有很大的标杆意义。应该说,是代表着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改进公司治理努力的前锋力量。
作为最早进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深发展的股权比较分散。同时,前几大国有股东稳定持有约20%的股权结构,使深发展没有像万科那样,因为股权分散而受到资本市场上并购与控制权争夺战的威胁。但是这种国有股东稳定持有的股权结构,让深发展免受控制权争夺“干扰”的同时,也屏蔽了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压力,甚至使其徒有股权分散的形式,实际沦为与传统国企大同小异的公司治理状态――一切均在深圳市政府的控制之下。深发展的这一段股权与股东结构历程,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由同样受控于政府的多家国有单位所形成的多元股权结构,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与政府直接控股的国企相比,在公司治理运作上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进。
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与外籍董事、高管:公司治理贡献几何?
深发展前几大国有股东背后的真正大股东是深圳市政府,这在通过将四大国有股东所持深发展股权转让给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来引进所谓的“外资战略投资者”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鲜明。
2001年下半年开始,深圳市政府提出了“深发展靓女先嫁,引进外资股东”战略,并开始和一些外资机构接洽。这一决策的背景是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深圳市政府向中央政府要求在金融领域“先试先行”,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2004年5月,深发展的4家国有股东将所持总计17.89%的深发展股权,按深圳市长提出的净资产1.65倍作价,以总计12.35亿元转让给了新桥。深发展成为国内首家外资作为第一大股东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从2004年底的深发展股权结构来看,新桥17.89%的持股比例给其带来的控制权优势是很显著的。此时的第二到第十等9家股东合计也只有8.84%。以前10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衡量的深发展股权结构出现了集中趋势,2008年底为34.72%,甚至超了1992年底(32.99%)。
在“引进外资和战略投资者改进公司治理”的思维误区之下,人们普遍认为新桥入主,将大大改进深发展的公司治理水平,甚至几大商业银行都整齐划一地采用这种模式。几年下来的结果却是与人们的预期大相径庭。
且不说,事先谁都无法预见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那些“国际领先金融机构”或自身难保或自顾不暇,稍加理性一点分析就可以想到,外资战略投资者不可能在银行治理结构上同中资银行长期合作,为自己培养一个竞争者,本质上它们同其他投机者并无二致。外资战略投资者在其锁定期结束后,纷纷在二级市场抛售中资银行股份。新桥获益之丰不亚于其他外资战略投资者。
包括深发展及其他几家引进外资股东和外籍董事的金融机构在内,公司治理上基本都是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亦步亦趋地缓慢改进而已,难以看到企业自主性的改进治理的努力。比如,自2005年6月至2007年6月,深发展一直存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不足的问题。2007年9月20日,深圳证监局对深发展进行了公司治理活动现场检查,主要提出了以下问题: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不够完善;公司制度建设存在缺陷,问责机制不够完善;部分董事会议案关联董事未回避表决。显著变化是所有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都爆炸性上涨,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元的巨额年薪迅速在中国金融企业里铺开。
新桥以绝对优势的第一大股东入主深发展之后,给深发展派来了外籍董事长、董事和行长。富有金融管理经验的外籍董事和高管可以给中国金融机构带来有益的管理和业务经验,但是指望这样有效地改进公司治理则是一厢情愿。就深发展来说,第一任外籍董事长蓝德彰卸任董事长后,由董事会提名为独立董事,在受到中小股东的强烈质疑和深交所的否认之后才作罢。按照美国公司的公司治理惯例,前任董事长作为董事也不能被看作独立董事。
第二任也是现任的外籍董事长兼CEO法兰克・纽曼,在为深发展2005年5月“零对价”股改方案辩护时说,新桥投资作为投资基金对它的投资者负有信托义务,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把属于投资者的东西付与他人,似乎是忘记了他作为深发展的董事长,首要的信托责任对象应该是深发展的几十万股东。新桥以净资产1.65倍购入的深发展股份和几十万流通股东以市场价购入的深发展股份之间,这么明显的差异他好像看不见。如果不是中国股改政策规定的流通股和不流通股东分类投票制度,恐怕难以想象深发展的流通股股东最后能够得到满意的对价支付。
高度评价新桥入主带来深发展公司治理改进的一些媒体文章非常喜欢用新桥派来的外籍董事的资历来作论据,这应该说是很难成立的。独立董事奥汉仑曾长期担任雷曼兄弟日本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然而雷曼兄弟现在是个破产的结果。前独立董事、现董事长纽曼曾任美国财政部副财长,不过,就是曾任财长的鲁宾还不是在危机时刻赶紧从花旗集团逃之夭夭?我们不是否认这些个人的能力。中国的公司治理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和体系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去系统地学习、消化和改进,不可能指望引进“洋人”坐镇董事会、出任高管就可以解决。就像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是一种“不可靠的承诺”一样,引进外资、引进外籍高管改进公司治理也是一种注定要落空的期望。
从新桥到平安:中国环境下股权分散公司治理的特殊难题
中国平安方面表示,在股权收购完成后,平安对深发展的经营参与主要体现在“股东和董事会层面”。在收购完成后,深发展的董事数量将从15名增加到18名,平安在两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派出5名董事和推荐1名独立董事加入董事会。
董桥范文5
今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董存瑞》。这部电影深深地感动了我。
影片讲的是1948年，董存瑞所在的解放军部队准备攻打热河的隆化，敌人在隆化城周围修了许多坑道和碉堡，他们则躲在碉堡里向外扫射。整个部队被猛烈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董存瑞跑到连长面前说：“连长，我去炸掉他。”说完，董存瑞弯腰抱起炸药包，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来到了桥形碉堡底下，他找了半天，也不知该把炸药包放在哪儿。碉堡中又有子弹不断射出来，眼看着倒下几个战士，在这紧急时刻，董存瑞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地贴住桥形碉堡，右手猛地一下拉开导火索，他高喊：“同志们，为了新中国的胜利，冲啊！”忽听一声巨响，桥形碉堡没了，董存瑞却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董存瑞这种舍身炸碉堡的勇敢精神和崇高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应该加倍珍惜，好好学习，长大后用我们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城北六年级:李灿心
董桥范文6
在眼前这一轮既深又广的金融危机中，董先生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行业与金融风暴相关度不高，受影响程度比较有限，企业在上一年度新承接的多份大订单基本能保证该公司新一年的业绩增长。
然而，当众人都以为董先生可以在金融风暴之中独善其身、高枕无忧的时候，他却有着自己难言的烦恼。原来，董先生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殊性，在承接项目整个过程中包括投标、中标、安装测试等各个时间段中，需要根据项目总建筑方的要求开立工程保函。由于公司去年承接的项目不断增加，一时之间资金被大量占用，刻不容缓的原材料采购和施工的资金便十分紧张。他希望通过银行中适合目前企业现在实际情况的融资产品，来缓解自己企业的现金流之急。
十年企业 蓬勃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创业者迎来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就是在那个时候，董先生也创办了一家企业，生产产品主要是运用于桥梁建设的特种高强紧固部件。
董先生原来是国内著名大学的教授，同时还是相关学科的带头人。尽管是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但是董先生一直把国外企业对我国桥梁建设特种高强紧固部件的垄断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在他的牵头努力，四处奔波之下，终于联合了学院、政府和企业三方，共同组建了这家特种高强紧固部件生产企业，旨在突破我国该项产品的困局。
就在董先生的苦心经营和多方默契配合之下，企业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业绩斐然，不仅成为了国内行业中首家获得国际级权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而且先后多次荣获国家、上海市优秀项目、科学进步奖等多项殊荣。说起这些，董先生的骄傲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公司发展十余年来，现在已具有相当规模，拥有生产基地厂区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而且坐拥十分便利的物流运输条件，背靠水运专用码头，可以直达黄浦江，直通长江及辐射支流，也可通过海运运往全国各地沿海城市。目前公司已经拥有各种生产、测试设备1000余台。”董先生对发展壮大后企业的今天，如数家珍。“不仅如此，公司作为行业内龙头企业，到2008年底，共完成国内外桥梁配套项目超过500项，其中包括我国最大跨度的悬索桥浙江西堠门大桥、我国已通车最大跨度的斜拉桥南京长江第三大桥、目前投入使用的国内索结构品种最多的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等等等。”
项目不断 资金断流
虽然行业与金融风暴相关度不高，受影响程度比较有限，但是因为董先生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殊性，资金链还是出现了紧张。
董先生告诉记者，公司在承接项目整个过程中包括投标、中标、安装测试等各个时间段中，需要根据项目总建筑方的要求开立工程保函。而这样一来，很多时间，资金都被“冻”住了，无法流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