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翻译范文1
晚清文学翻译规范可粗略地概括为强烈的工具理性、(原语文本的)强国模式、译意的翻译策略、归化的语言与表现形式、重道德教化和语言雅驯的译评倾向。就文学翻译的语言规范而言，诗歌作为高雅艺术，无一例外地是文言翻译的一统天下。小说翻译的语言规范则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最初是“文言短篇笔记体和白话长篇章回体和平共处”，随着外国文学的引进和本土诗学的演进，翻译突破了传统语言规范的格局，出现了白话短篇、文言长篇，甚至文言长篇章回体的“奇怪”组合。“林译说部”引发的文言长篇“变格”竟风靡一时，出现了中国现代翻译规范肇始之初的动荡与过渡。
1．文学翻译语言的“正格”
翻译语言规范的演变必然受到主流诗学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中国宋元以来，小说的语言载体主要用白话，特别是中长篇小说，白话乃此种小说的‘正格’，而用‘文言’写反是‘变格’。”这也就是所谓的“以俗言道俗情者，正格也;以文言道俗情者，变格也”。(吴曰法，1997:524)换言之，正格是语言的主流规范，符合文人、作者和读者的共同期待，得到社会认可。当时语言规范的“正格”可以概括为文言短篇笔记体和白话长篇章回体。试看1907年刊载在《新新小说》上的翻译短篇小说《血之花》:英公爵惠烈耐，有名誉之战将，闻战命，策马江干，审形势，指危桥而叹曰:“是逼仄者，鸟可行，渡半，为所截，将奈何。”迟回久之，未敢决。财政大臣格留星亨闻之，掀髯恚曰:“师直为壮，何疑虑为?今日之事，贵速战，慎弗放弃其责任，以吾之众，投鞭断流可，公爵毋馁，彼鼠子，安能为，宜猛进。……”进!……一声令下，格留氏乃率前队鼓噪进。译文完全归化。译文不仅使用文言，而且沿袭中国传统小说的成语和套语，如四字格“策马江干”“投鞭断流”等表现形式。除了“公爵”“财政大臣”和人名之外，读者会误以为故事就发生在中国。相比之下，长篇小说的翻译则多用白话。试看伍光建1902年翻译的《法宫秘史》:店主倒很有点难为情，说道:“我们孛洛阿的人不是贼。客人既然说那金刚钻值多少，就是多少。”客人看了店主一眼，店主赶快说道:“我却不识得金刚钻。”客人道:“珠宝店是识货的，你去问他们就是了，我们的账是算清楚了。”店主道:“是的，倘若我冒犯了客人，请客人不要怪。”客人道:“我一点也不怪。”店主道:“我并不是乘机讹诈，不过这两天情形，的确有点不同。”客人道:“你不必再提，你走罢。”店主深深的鞠躬去了。客人关了房门，看看钱包，又掏了口袋，又看一个小本子，晓得现在真是莫名一钱了。(1990:30)语言尚不带五四白话明显的欧化，也没有外来词。当然，所谓“正格”，只是主流的语言翻译规范。图里就曾经指出，在任何一个文化中都会出现彼此冲突或彼此竞争的行为规范(Toury，2001:62)，因而并不排除少数用白话翻译短篇、用文言翻译长篇的现象。但是，总趋势是文言超过白话，文言大约占2/3，白话占1/3。由于没有分别统计长篇和短篇小说的翻译，各自的比例很难确定。再加上当时创作与翻译界限不清，有些作品开始用新文体，后来改用白话。虽然文言翻译占有明显优势是不争的事实，但其中似乎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2．文学翻译语言的“变格”
所谓“变格”通常指与社会的普遍期待相背离，与主流规范相异的趋向。也就是说，出现了用文言、甚至骈文翻译长篇小说的趋势。旧小说本不能登大雅之堂，以俗言道俗情，用俗语白话理所当然。梁启超发起的“新小说革命”，将传统的白话章回小说斥责为“诲淫诲盗”。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他将新小说誉为“国民之魂”，政界日进，小说“为功最高”。
小说的政治和社会教化功能被抬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新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格、新人心，无一不靠新小说。新小说与旧小说既然在功能和地位上有本质的区别，必然要求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有学者称，为了与传统白话小说划清界限，“改用文言翻译小说”则是“必要的举措”;并认为，“林纾的翻译小说在翻译规范尚未形成的时候提供了翻译语言的规范……使用典雅的古文翻译小说为向来鄙视小说的中国文人从事翻译工作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台阶”。
为了让新小说承载革命和启蒙的宏大叙事，翻译家选用了高雅的文言来翻译长篇小说。通过翻译这样的中介，“原本遭受歧视”的中国传统小说，其“地位经历了从侍从到显贵似的戏剧转变”。不论是严复、林纾，还是苏曼殊、辜鸿铭，他们均用古文翻译。这清楚地表明，翻译家的翻译意图和期待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翻译文体的选择。既然启蒙、救亡、新民所依赖的是掌握了主流话语的士大夫阶层而不是普通民众，文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学的表现文体。翻译不仅提高了新小说的地位，而且促进了文学规范的演变，引发了语言的“变格”。胡适就曾高度肯定林纾的古文翻译:
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1993:110)胡适不仅意识到林译小说引发的语言规范变化，而且还高度肯定林纾翻译语言“变格”的重要意义。语言“变格”不仅限于小说翻译，而且还带来了本土文学创作规范的转变:
自从林纾用史汉式的文言翻译外国作品之后，形成了一个“林译说部”的著名品牌，全国文坛风靡一时……从林纾说部起，当时就有许多文人反喜尝试“变格”……而徐枕亚用四六骈俪体写中长篇小说，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颖的“变格”，加上他的小说内容是触及社会的一个新热点，文坛又风靡一时，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风靡一时的“林译说部”背离了主流的语言规范和言文一致、通俗化和白话化的发展趋势，促进了翻译家和文学家对“变格”的尝试。1912年徐枕亚发表的《玉梨魂》就是“用四六骈俪体”撰写的长篇小说。一些用白话翻译的翻译家，后来也开始使用文言。苏曼殊就是其中之一。1903年苏曼殊用通俗的白话翻译了《惨世界》，可是到了1908年，他竟然也开始用文言翻译《娑罗海滨遁迹记》:俄而皎月东升，赤日西堕，不慧遶海滨行约百武，板桥垂柳，半露芦扉，风送莲芬通人鼻观。遥见一舟，纤小如芥，一男一女，均以碧蕉蔽体，微闻歌声。苏曼殊的文言虽然是“有异于林译的一种变格”
，但足见当时译风的转变。
3．言、文的消长
在晚清，一方面文人主张言文一致，另一方面小说又从俗向雅发展，出现了看似相互矛盾的趋势。就文学翻译语言而言，有学者用文言白话“和平共处”“‘言文一致’和‘由俗趋雅’两条相互交融的发展线索”进行描述，精辟地阐述了转型期文学翻译语言的复杂性和张力。
同一种期刊中的翻译可能是文言和白话并行;同一位翻译家会文言和白话并用;或前期使用白话，后期改用文言。有些翻译家似乎并不恪守“文言短章”的规范。胡适早年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短篇翻译小说，几乎全都使用白话:话说英国有一只出海的轮船，名叫暴堪海(bitkenhead)，有一次开往非洲。船中载了一队英国兵丁，除了这些兵丁以外，还有许多妇女和小孩子。有一天，这船正在开行的时候，忽然“砰”的一声，撞在一块礁石上，船底便撞了一个大洞，那海水便“骨都骨都”的流入船里来。满船的人，都晓得这船是一定要沉没的了。那时这船在这大洋之中，四面又没有别的船来救，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可以逃生。原来无论什么轮船，船上都有小舢板船，到了危机的时候，便用这些小船逃命。(2003a:450)而到了1914至1917年，其翻译的短篇小说则出现了文言和白话交替。其《柏林之围》(1914)、《百愁门》(1915)和《梅吕哀》(1917)均用文言:人生哀乐之大者，鲜能感吾伤心。吾久经战阵，往来死人血泊之中，淡然若无所睹。至于人间暴行惨事，虽或动吾憎恶，或生吾遐想，然皆不如一、二伤心细事之能使我心动而骨颤也。人事至哀莫如母之丧儿，子之丧母。此种惨痛之来，固足摧伤心肝，然事过境迁，亦渐减损，譬如大创，创平而痛失矣。独有一种不期之遭遇，隐秘之哀情，偶一遇之，如打破无可奈何之天，其中种种无可奈何之苦恼，一一呈现。以其敦厚，故入人深;以其离奇，故感人烈;以其无可如何，故令人心伤而魂荡。(2003b:326)
从晚清到五四是现代翻译规范的肇始阶段，语言规范还处于变动不居、尚待确立的过渡期。不同翻译思潮、不同翻译策略和不同语言形式此消彼长。文言、白话的选择有个人的因素，也有普遍趋势的影响。不过，晚清所谓的文言概念比较宽泛，有严复遵循汉以前文法、字法的古奥文言，也有所谓的“松动的文言”(吴福辉，2006:1)。同样都使用文言，不同翻译家也相差悬殊，严复的古文与林纾的古文就不一样。严复用的是汉以前的文法、字法:故曰行政权之界域，不可以意为之定也。虽然，明者即社会之事实而深观之，将见官欲取民事而代之谋也，必出于至不得已而后可;必其所求之物至重，而所以求之遵何术，可勿论焉。抑或必务求其事之整齐，而不欲民之各抒己意，标相胜之新奇，总之必灼然见官办之利，有大胜于民办者，斯行政之权扩充可耳。不然，将无往而非代大匠斵，就令其善，亦于国为无补也。
而林纾所用的文言则浅白得多:男子不知情爱，此心殊泛泛无宅，在宇宙中似一奇零之人，殊觉寡味，而尤不愿散袅走失，旁及他物。须将情款团聚一处，以溢注此美人之身，始情遂意适……余与马克，每值月明，辄依林荫而坐，夜气冲融和悦，若将余二人熔成一片者。向晓，帘深深睡未寐，偶为啼鸟惊觉，疑余身上之情倾吐不了，幻为巨浸，合马克深沉其中，偶出口鼻以受天气，旋复坠溺水底，不可复出者。
林纾的文言驳杂，并非纯粹的桐城古文。章太炎就曾讥笑林纾的文字“辞无涓选，精彩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仅从上面几段译文就可以看出，文言也有古奥与浅显之分。钱钟书曾经对林纾的翻译语言做过精辟论述，认为林纾的翻译语言是“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大”，而且容纳了“流行的外来新名词”，“还沾染了当时以译音代译意的习气”，并“有相当特殊的‘欧化’成分”。(2002:94－95)
4．文言的“回光返照”
范伯群(2007)曾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三波:第一波从1902年到1907年，第二波从1909年到1920年，第三波为1920年以后。这种划分似乎正好暗合了文学翻译语言规范的流变。在1902年到1907年间，文言短篇和白话长篇是翻译语言的“正格”;从1907年到1917年则出现了文言翻译长篇的突然繁荣，引发了翻译语言规范的“变格”，但这只是文言作为文学语言的“回光返照”。有学者曾将1909年到1917年的语言规范进行了统计，如下表:
在上述杂志中，短篇翻译无一例外是文言占绝对优势;长篇小说翻译除《新小说》、《绣像小说》和《新新小说》外，文言仍然占绝对优势。除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外，短篇小说的创作、翻译和长篇小说的翻译，文言都占绝对优势。翻译作为一个整体，文言翻译占82.4%，白话只占17.6%。这与前面的统计(文言占2/3)相比，可以说有了明显的变化。
范伯群曾从5个方面来探讨文言在这一阶段突然流行的原因:其一，读者90%为“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者”;其二，南社对旧文学的提倡和对文言的固守;其三，文人“文白分工”论的意识，应用文用白话，“美文”则用文言;其四，认为文言“写来便捷、简洁、铿锵”的习惯势力。(2007:152－154)然而，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林译说部”的影响。包天笑也曾分析了林纾翻译对文学翻译语言规范的影响，称“这时候写小说，以文言为尚，尤其是译文，那个风气，可算是林琴翁开的。林翁深于史汉，出笔高古而又风华，大家以为很好，靡然成风地学他的笔调”。
包天笑意识到了林译小说对文学翻译语言，乃至整个文学表现语言演变的意义。胡适则从文学发展趋势的角度看待文言翻译:“林纾译小仲马的《茶花女》，用古文叙事写作，也可以算是一种尝试。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1993:108)林译小说取得的巨大成功，再加上中国文评重情节离奇与语言雅驯的传统，遂造成了文言成为翻译长篇小说的主流语言规范。
在社会共同接受的语言规范尚未形成、翻译语言处在变动不居的阶段，翻译语言自然呈现出多元的态势。严复、周氏兄弟等用古奥的文言;包天笑、陈嘏、陈鸿壁等用浅近文言;伍光建、吴梼用白话;周桂笙、徐念慈、周瘦鹃既用文言也用白话。提倡和使用白话创作或翻译的人“多半手执两套语言:为了让民众看懂而写白话;而对于大众以外的人仍然使用文言”。即便是使用白话，在形式上也可分为3种:小说白话、报章白话和翻译白话。因而，文、白交杂是当时的“常态”。
白话文翻译范文2
谷大白话姓谷，“大白话”是他取的艺名，顾名思义指通俗的语句。微博上的自我介绍也是“There is no‘俗’without ‘谷’（无谷不俗）”。“俗”，是他翻译的最大特点。但是，他的“俗”并非粗俗、恶俗，而是在翻译过程中，把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语句变成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句。
看美国脱口秀是很多人的噩梦，不论是观众还是翻译者。“脱口秀连珠炮般的语速和由此引起的语流音变，使得听懂它要比听懂美剧、电影难得多。”谷大白话这样说。完成基本听译后，是对内容的把控。脱口秀的一个“包袱”中往往深藏文化、政治、历史等背景，以及各式各样的谐音和双关，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就算听得清清楚楚，到头来也只是雾里看花，而且其中常有一些“Google不到的梗”，“有时候脱口秀突然来一段拉丁文，还A杂阿拉伯谚语，我只能听个大概再去查资料，经常因为一处内容找出几千条类似的内容，然后从中慢慢筛选。”
谷大白话对美剧和美国脱口秀的翻译，一直本着对背景文化“掘地三尺”的死磕精神和把英语口语中国本土化的理念，“不仅要让观众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要原汁原味地表达出原文的韵味。”就像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的句子“Love all， trust a few， do wrong to none（爱所有人，信任少数人，不伤害任何人）”，在谷大白话的推敲加工下变成了古文风浓郁的“爱广施，信慎予，恶勿行”。
由于文化差异，将美式幽默毫无损耗地转化成中式幽默是件特别难的事情。“字幕翻译更考验的其实是中文能力，”他感慨道，“有时遇到一个词卡壳了，不是不会译，而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去对应。”
在他看来，翻译应该轻松一点、口语化一点，或者带有一些恶搞元素。美剧常用语“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被谷大白话信手改为“long time no thin（好久不见，你真是胖若两人啊）”。虽不尽能字字精确，但形意具在，其中的调侃、戏谑意味更是让人玩味不已。
由于要忙本职工作，谷大白话只能挤出零碎时间进行译制。“刚开始翻译时很多都不懂，每个单词都是一个新故事，想翻译准确就得找到它的由来、社会背景以及周边八卦。”翻译内容涉及政治、影视、娱乐，他把自己比作杂货铺：“做翻译，尤其是流行翻译，你必须得是杂货铺，什么都要看、都要懂。”
白话文翻译范文3
关键词：现代翻译；当代翻译；“五四”运动；中国文化；译者
前言
发韧于“五四”运动，延绵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现代翻译以及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中国当代翻译，历经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和文化向当代转型，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中国现当代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沟通和交流。随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批经典著作的译入，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一个世纪的令人嘱目的变化。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翻译更是有着重要作用。
一、翻译促使了文化的裂变和发展
我国现、当代翻译通过译介国外优秀文化，对本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革命性的影响，并且发展了现代汉语语言，从而创造出了更优秀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1.翻译孕育了新思想，介绍了新知识
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对推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主义的运动，推动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在“五四”时期萌发的以引进新思想、新语言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6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胡适先生的《易卜生主义》等作品，一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对“五四”时期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学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易卜生作品中强烈的批判意识、象征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创作手法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政治诉求、提倡写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闯将们的心声，一时掀起一股“娜拉热”。娜拉演变为追求自由、追求自主、追求妇女解放的标志。该剧的译介在我国开创了女权主义思想的先河。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翻译在思想观念上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中腐朽的保守势力，冲破了传统文化的壁垒。
1918年，革命先驱先生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引起国人尤其是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极大反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被相继译介到国内，一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革命的理论的传播，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做好了准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创造性地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并加以运用，最终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
我国一大批译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的译介一直持续至今，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相继推出了《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以及《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并在实践中不断引用、论证，逐渐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架构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话语，造就了国人的观念和信仰，塑造了他们心灵，甚至改变了他们人生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候，我国的学者译介了众多的苏联文学作品，如影响了我们整整几代人人生道路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塑造国人高尚的品格，还为当时的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们的文学作品更加富于人民性。
中国现当代翻译在译介外来思想、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我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国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很多新学科基本是由我国留学生创立的，例如著名思想家严复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先后译介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等一大批学科的著作，为“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现代相应学科体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2.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完善和发展
在“五四”之前，翻译多注重于宗教文化，例如大量经书的翻译，还没有真正影响到汉语言的改变。但在“五四”时期，对外国著作的翻译，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催生了白话文运动，积极推进了汉语言的发展，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的文学语言。中国传统小说虽然也是白话，但他属于“书本白话”，基本还是文言文与白话相间。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大量出版，才真正给中国现代文学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白话文。1935年，鲁迅先生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时，中国现代白话文正处于萌芽的创建阶段。鲁迅、瞿秋白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大力提倡吸收国外的新句法、新词语、新的表现手法来丰富现代汉语，瞿秋白先生提倡翻译“应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让普通民众能看得懂所译作品；鲁迅先生主张翻译应该“洋气”，主张从语言上反映出作品的时代风格。由于“五四”时期的翻译开始注重直译，汉语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止于词汇层面，而是波及到句法层面。王力先生就认为，当时受外语和翻译的影响，汉语白话文发生了“欧化现象”，主要表现为：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②复音词的创造；③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④句子的延长；⑤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⑥联结成分的欧化。
二、翻译推动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最能体现语言的精华。20世纪初我国翻译文学作品的高潮迭起，一个原因是得益于梁启超的舆论宣传和林纤的文学翻译实践，二个更直接、更本质的原因是“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启蒙运动和一场新文化运动。而为了启蒙新思想、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引入大量的外来思想、外来文化、外来文学形式以及外来语言，而文学翻译在其中正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论述了佛经的翻译，一扫两晋南北朝时期虚浮娇柔的文风，“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不到40年间正式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就多达4千余种，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摧残的译者渴望重新投入翻译事业，以探究195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的西方现代派的真实面貌。一时间，10多本专门的翻译文学杂志相继创刊，一批丛书和文集雨后春笋般的问世，其中包括11卷的《莎士比亚全集》，28卷的《狄更斯全集》，4卷8册的《外国现代派作品全集》等等。正如美国著名诗人庞德曾说的：“文学从翻译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一切新的强劲、一切复兴都从翻译开始；……人们所谓的诗歌的伟大时代，首先是翻译的伟大时代”。
1.翻译推出了新的文学题材
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中国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拓展了文学题材，如当时许多作家受译介作品的影响，模仿外国文学中爱情故事、侦探推理、妇女解放等内容，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创作出与译作有某些相似的作品，就像《水浒》《红楼梦》的结体运笔受到《华严》的影响一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受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玩偶之家》被译介到我国后，胡适先生摩仿写出了爱情小说《终身大事》，塑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娜拉。”
2.翻译开创了新的文学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样式的诞生和发展，如新诗、白话小说、话剧等，都和翻译活动息息相关。1899年林纤先生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彻底摆脱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的束缚，并且保留了其中部分日记体。新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体和传统小说也不一样，前者“没有译者的方言乡音影响，语法结构和辞气有一些外国语现象”，而后者“实质上还是一种书本白话。1918年4月，胡适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用口语白话翻译的苏格兰女诗人林塞的《老洛伯》，开创了现代新诗之先河。话剧的产生更是直接脱颖于翻译文学。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一开始上演的剧目就是根据翻译小说改编的剧本《茶花女》和《黑人吁天奴》。这些都印证了陈平原断言的“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3.翻译产生新的创作手法
“五四”时期，梁启超等人对西方小说的译介促进了我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小说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起来，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我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就一改传统的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叙事法，之后多人群起效仿。直译方法的使用，不仅引进了新词，并且引进了欧化语法(如倒装句)，极大地丰富了白话文的词汇。这期间叙事方法的变革，例如倒叙的引进，吴跃人的《九命奇案》就是模仿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采用倒叙手法创作而成。
三、译者对文化、文学发展的影响
翻译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而译者的活动又具有社会性，译者的文化倾向、文化态度、文化能力、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制约翻译活动，译者的选材、兴趣、爱好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并“籍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
1.译者的翻译选材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汉斯·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那么翻译也有其目的性，译者最为关注的是能否达到目的。任何翻译包括“意译”“编译”“节译”等都是出于某种文化目的，中国现当代译者总是按自己所意识到的中国文化需求来确定自己翻译题材的。
译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看着是对译入语文化的认同，译者通过翻译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如我国20世纪50年代对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也是对现存文化的否定，译者通过翻译来颠覆现行的文化、文学模式而达到变革的目的，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就是为了达到变革的目的。
鲁迅选择革命的文学作品翻译，正如他自己所说“那好比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是直接为革命服务的”，从而进一步将翻译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类”。鲁迅在30年代初翻译的《毁灭》等苏联革命作品乃是为了介绍“铁的任务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同时为中国革命作家作为创作上的参考。“五四”时期，译者多怀着一种介绍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对抗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目的，怀着一种引进外来文学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目的，精心选材，热情认真地进行译介。著名剧作家田汉于1936年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并将之改编成剧本，针对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特定背景，加入了十几首渲染和营造舞台气氛的插曲，有意突出原作中并不起眼的几个波兰革命者的形象，旨在激励爱国志士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回祖国大好河山。
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李泽厚、金观涛、甘阳分别主编了《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3套大型译文丛书。在这之前，我国社会科学翻译界存在着过份浓厚的“革命”意识形态倾向，他们提出了非常鲜明的翻译动机。例如李泽厚先生明确宣称：“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状况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李泽厚先生在这里虽然说的是美学研究的“状况”，但是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化状况的关怀。因为8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已从对“”悲惨岁月的一般层面上的历史反思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的反思。金观涛先生更是明确表示：“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觉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的又一次真正的复兴。”对此，王晓明先生诊释道：“这里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是把编辑这套丛书看作是从事一项学术工作，而且还将它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变革的一次推动，是解放社会的一道闪电。”甘阳先生也颇有感慨地说：“梁启超曾言：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
2.译者翻译策略服务于翻译目的
翻译是一定社会文化框架内的决策过程，译者的翻译观具有时代性，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掺入其中—其世界观、价值趋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等决定其对原文中文化信息的“不见”和“洞见”，并决定其如何认知和解释原文文化意蕴。比如二十世纪初叶，许多译者都译了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由于各自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各异，便有了不同的译文。以该诗第一段中的第一句为例。原诗为：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WhereDelosrose,andPhoebussprung!
梁启超先生译为：
(沉醉东方)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
马君武先生译为：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浮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类、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
苏曼殊先生译为：
巍巍希腊邦，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斐，茶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胡适先生译为：
白话文翻译范文4
［关键词］ 电影对白；特点；原则；技巧
随着电影成为当代社会最普遍、最受欢迎的大众传播媒介，英文电影对白的翻译也日渐成为广大电影与翻译爱好者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英文电影对白的翻译需要译者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为前提，结合语境及译者本身原有的背景知识进行恰如其分的文字转换。翻译后的对白不仅要忠实于英文原片的内容和表达风格，还应当符合汉语的文化背景、语言表达方式等，以期达到影片画面和对白完美融合的效果。
一、英文电影对白翻译的特点
英文电影对白翻译与小说、散文等单纯文字形式的材料翻译不同。它的翻译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英文电影对白在翻译要求译者能够抓住对白的内容要点，快速、准确而又不失灵活性的再现英文对白的原话，并能完美的与影片中人物的表演相吻合。电影对白翻译不同于其他文字形式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它不能够被反复阅读、倾听。成功的电影对白译文与声效、视觉场景、人物的表演等共同为电影观众诠释着影片的剧情和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在进行英文电影对白的翻译工作之前，翻译者必须首先清楚地了解原片创作者的意图， 准确地把握电影的主题、理清剧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及人物之间纷繁的关系， 洞悉电影情节发展所依托的社会历史背景，再根据目的语中与其相当的历史文化背景，选择合适的翻译技巧进行翻译，翻译时尽可能地使目的语观众在观看时产生和源语观众大致相同的感受。因此对白的翻译过程要突出即时性、聆听性、艺术性、通俗性和综合性(声画结合)的特点。
二、英文电影对白翻译的原则
英文电影对白翻译同样要做到“信、达、雅”的基本原则。英文电影对白的翻译过程不仅仅要遵循对原英文对白进行文字提炼和再加工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要保持英文影片原有的风格，使译文有助于忠实传达作者原本的意图，而且要力争通过简明扼要的译文帮助观众更好地欣赏英文电影。在英文电影对白的翻译中，译者需要把握如下原则：
(一)要竭力通过保持原片的语言风格，展现原片的内涵
英文电影对白翻译时译者应当具备较高的英语语言能力，需要做到准确理解英文原文，确切的传达电影意图。例如影片《四个婚礼一个葬礼》结尾部分有一个片段，男主人公（Charles）几经波折最终在雷雨中鼓足勇气向Carrie表白：
Charles:…And it sorted out one thing. Marriage and me were very clearly not meant for one another. It sorted out another big thing，too. There I was，standing there in the church，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realized I totally and utterly loved one person. And it wasnt the person next to me in the veil，it is the person standing opposite me now, in the rain.
Carrie:Is it raining? I hadnt noticed.
Charles:The truth of it is，Ive loved you from the first second I met you.
译文如下：
查理：……我总算弄明白了一件事：婚姻跟我不合。我还弄清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当我站在教堂里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一个人，这个人并不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个人，她是现在就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站在雨中的这个人……在雨中。
嘉丽：还下雨吗? 我没注意到。
查理：……说实话，我对你是一见钟情的。
观众很容易发现原片中“I totally and utterly loved one person” 并没有依照字面意思被译为“我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爱着一个人”而是根据汉语的习惯译为“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一个人”。另外，“I have loved you from the first second I met you”也没有被译成“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你了”，而是译为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成语“一见钟情”，这样翻译观众可以付出较少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二)要忠于电影源语中所表现的文化
翻译时译者应当首先深入了解电影所表现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文化背景的处理切忌主观臆断，自作聪明。当发现翻译的不通顺或不确定的时候应仔细查阅工具书。涉及文化背景的对白翻译是应当恰当的反应其文化否则就可能表现出不忠实于原文的怪诞的意义，令观众看后只能是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著名影片《乱世佳人》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女主人公Scarlett的命运由于南北战争的爆发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Scarlett由于丈夫丧生于南北战争的战场上而一夜之间变成了寡妇。在随后的一次募捐舞会上，一直仰慕她的男主人公Rhett戏弄她说战争造就了最罕见的寡妇，随后提出捐150美元，但要求Scarlett满足他做他的舞伴的条件。舞会的主持人认为Scarlett绝不会考虑这个条件的。而Scarlett却出乎预料地答应做了Rhett的舞伴。译者如果没有对美国文化中清教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了解和对当时美国南方的社会背景的掌握就很难在翻译时准确表现出影片中Rhett的世故和辛辣以及Scarlett的勇敢和对传统的叛逆。
(三)要对专用词语进行规范翻译
在对影片中专用词语的翻译上，一定要遵循文化背景和习惯进行规范翻译。特别是对于在人名、地名、缩写词的处理，一定不能直接引用或者凭主观臆断来译。对于专用词语的翻译可以参考权威辞典或者借助于网站搜索引擎进行查找。遵循专用词语的翻译原则既是规范翻译的过程，对译者本人也是经验积累的很好的过程。
三、英文电影对白翻译的技巧
英文电影对白翻译的技巧关键在于用词准确。电影对白翻译时应当采用意译而非直译。因为原英文影片中涉及到文化背景的内容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是没有背景知识支持他们去理解的，因此，翻译时最好能找到汉语中意思对等的固有的语言表达。英文电影的原对白大多都采用口语化表达，因此，翻译时译者要根据讲话人的说话方式选择合适的词语，避免使用太过书面语的表达。以下结合实例对英语对白翻译的技巧进行分析：
(一)避免对原对白进行直译
鉴于中西方语言表达方式中存在很多的差异，译者在翻译时应当尽量坚持中文的表达习惯，使用中文的语序。有些译者采用的所谓的“英式汉语”，对没有英文基础的人来说,就是不知所云。如 “red meat”是在英文电影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短语表达，相信这个短语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将其直译为红肉只会令中国观众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在翻译时就要根据电影所描述的场景，可以翻译为牛肉、羊肉等。否则肯定会影响对电影的理解。
(二)避免使用重复累赘的表达
电影对白翻译不同于其他形式的书面翻译，它往往是配以文字和语音的，可以帮助观众更好的理解电影。观众在收看影片时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镜头和画面上的，如果对白语言冗长累赘，则会把观众把注意力吸引到语言上，这样会影响观众对整部影片的理解。影片 《我不是天使》中的经典台词 “It’s not the men in your life that counts, it’s the life in your men.” 若译成：“重要的并不是你生活中的男人，而是你与男人在一起的生活才有价值。” 就显得有点累赘。不如译为“并不是你生活中的男人有价值，而是你与男人在一起的生活” 就更简洁达意了。影片《断背山》中，杰克有一句对自己的妻子评价的对白“Lureen is good at making hard deals in the machinery business.”，剧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夸赞萝琳很会谈生意。如果直译成：“萝琳十分擅长在机械业务方面的生意”，虽然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显得过于累赘拖沓， 远不如意译成“萝琳很会做生意”更有助于达意。
(三)避免翻译时受到语言和文化干扰
在对白翻译中语言作为一种辅助信息与多重信息渠道共同配合来表达电影意境。因此，语言只要能传情达意即可。文化干扰也常常影响着电影对白翻译。对白翻译若受到文化干扰则会为观众设置理解障碍，影响观众对于影片的理解。
四、英文电影对白翻译存在的问题
英文电影对白是电影的四大要素构成之一，好的电影对白配合剧情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电影的主题才能造就成功的英文电影。作为文学语言的一种，电影对白长期以来都没能引起文学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者们的重视。综观当代英文电影对白的翻译，有的对白翻译得栩栩如生，让人回味无穷；有的却相当蹩脚，甚至有悖于目的语的语言规范。许多原电影中涉及文化特征的表达，如双关、俗语等，在译文中根本得不到体现，这使得原片的语言韵味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这样的译文大大削减了原片的艺术感染力。有的电影对白的译文翻译时缺乏对人物对白的特殊性的考虑，译文采用过多的书面语，显得文绉绉的，有悖于电影的特色和人物身份的塑造。有的电影对白翻译多采用欧化句式，只讲求忠于原文，而忽视了目的语的使用特点。这些与译者本人的主观发挥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对白的翻译既要对语言进行翻译，又是对文化的翻译，以期实现消除语言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译者只有在洞悉原片的基础上，才能在翻译时稳操胜券，既不受限于原片，又不天马行空胡乱发挥一通，真正做到形神兼备。
五、结 语
在电影翻译中如果译者能够既传形、传义、又传情、传神，那么电影翻译就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完美契合。成功的对白翻译一定要有助于表现电影的主题，展现人物的特点，顺应剧情的合理发展。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对电影对白的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一种是源语言；一种是目的语。正如奈达所说的：“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电影对白翻译在中西方文化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白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观众对影片理解以及影片所表现的内涵。本文通过英文电影对白翻译的若干实例分析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使观众通过对白翻译在英文影中体会原片的文化背景以及体验剧中人物的经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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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翻译范文5
关键词 关联翻译观 文学翻译 文化缺省
abstract as a theory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relevance theory also provides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aling with cultural default. this paper firstly expounds on and further analyzes reasons for cultural default. based on principle of optimum relevanc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ranslator adopts differ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gnitive context to realize purpose of original-language authors and its aesthetic value and cater to expectation of target-language readers.
key words relevance theory literary translation cultural default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法、英学者d. sperber,和d. wilson在其合作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专著中提出来的,1995年二人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互明的前提是在于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关联机制包括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最大关联(most relevance)是指在交际中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了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是指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获的足够的语境效果。从关联理论的途径研究翻译,就突出了翻译的认知特性,它研究译者的交际能力,也就是翻译能力。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看成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翻译不是静态的,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依据不同编码对符号进行再解释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王治琴,2005)。
二、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
关联理论认为,对语言的使用有两种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释性使用。翻译是对语言的解释性使用。在语言的解释性使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原语和表达该话语的语句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解释性相似。两个话语的解释性相似程度越高,所共享的明说和暗含意义就越多。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研究翻译的文献亦可谓汗牛充栋,但学者们对于“翻译”从未达成过共识。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是很强的,它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框住”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而且还可以根据关联理论平息翻译界经年不息的争执(赵彦春,2003)。任何一种翻译理论都强调翻译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原语,译者靠什么来推理作者的交际意图呢?关键是靠寻找最佳关联,推断出语境暗含。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交际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一个对原文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尽可能根据话语内容去推理原语交者的交际意图,而译语接受者同样也在自己动态的语境内对译文进行阐释和解读。所以,根据关联理论,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一个推理过程,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
三、对文化缺省和关联理论的认识
认知科学表明,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图式(schema)的形式储存在人脑的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之中,每个图式由数目不等的空位(slots)组成。每当感官记忆(sensory memory)输入了某种信号时,认知机制中的记忆搜索(memory search)功能就会自动在长期记忆中激活属于该图式的空位,最终激活整个图式。认知是由记忆中的图式作用于未知实现的。因此,在语言交际中,新的话语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发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它认知结构,理解才能达成。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交际和认知,强调认知语境在推导说话者的交际意图中的作用。关联理论把交际看成是明示——推理的过程,设想每一个明示性的交际行为本身都具备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即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用恰当的处理努力就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作为一种语用理论,关联理论必然包含了语言交际所遵循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说话人在明示过程中,为使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必然会对受话人的认知语境和先有知识图式进行合理预测,对双方认知环境里共有的无须赘言的内容会在话语中省去,处理为预设信息。而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会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激活记忆中的心理图式,填补未表达的细节,通过推理,找到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从而获得语境效果。
四、怎样运用关联理论在译语中重现原作品的文化关联机制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方的互动过程,话语的两次输出和理解不可能完全相等,故对等原则不能衡量翻译的成功与否。“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是在保证效度的基础上求其信度” （张今，1987）即在保证交际效果的前提下,译作应尽量向原作趋同,提高信度(忠于原作者)。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阐释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完全对等(asymmetrical)的:防止和避免译语读者误解的责任完全在译者一方。因此译者必须将原作者的意图用明确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才能使读者解读原作者语用预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译者应尽可能为译语读者营造出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语境,以获得与原语读者趋同的语境效果。这就为对文化缺省的翻译重构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译者必须识别原语语篇中的文化缺省,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以明示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二译者要对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
进行合理推测,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的翻译观没有说必须译成什么,只是说明在最佳关联的指导下可能译成什么。
1、重现(representation)。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表达与语义上都相近时,采用重现法,也即直译法,以达到同原语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最佳关联。如: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花钱如水;百花齐放: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纸老虎译为paper tiger.下例就是通过重现的手法传达了原文本的艺术境界:
(1) a melody is heard, played upon a flute. it is small land fine, telling of grass and trees and the horizon. the curtain rises.横笛吹起,优雅的旋律诉说着芳草、佳树、天涯,幕起。
2、替代(replacement) 。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征象不同时采用替代法,它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如:he that lies down with dogs must getup with fleas.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romeo: what have thou found? mercutio: no hare, sir. (《罗密欧与朱丽叶》,act ii,)《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四景中mercutio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用了hare一词。hare本为野兔,俗语是娼妓之意,相当于汉语中的“野鸡”,谐“野妓”,故梁实秋先生将hare译为“野鸡”。
罗:你发现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梁实秋译)
3、转换(reproduction)
当原语中文化征象在译语中出现缺省时采用转换法或意译法,如:
(3)现在合同已签了,真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如此了。
as the contract has been signed, what’s done is done and can’t be undone. (刘季春,1996:90)
(4) “i beg your pardon,” said alice very humbly: “you had got to the fifth bend, i think?”
“i had not!”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a knot!”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 ,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oh, do let me help to undo it!”(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chapter 3)
“……你说到第五个弯了,不是吗?”
那老鼠很凶很怒地道:“我没有到!”
爱丽丝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吧!”(赵元任译,转引自《翻译批评散论》
4、重构(rebuilding / recreation )。重构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与手段来疏解或化解原语的文化信息,再现原文的关联性。
(5) 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for all the slow, sleepy, sluggish-brained sloths stayed at home.
译文: 这帮人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呆在了家里。《翻译批评散论》,p87)译文较好地重构了原文的意境,连用六个含“呆”的短语再现了原作中五个以s开头的词汇的艺术效果,堪称艺术的再创造。 (6)“if you mean darcy”, cried her brother,“…but as for the ball, it is quite a settle thing, and as soon as nicholls has made white soup enough i shall send round my cards”.
(上海译文版)“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的哥哥大声说,“……舞会已经决定了非开不可,只等尼可尔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下请贴”。
(人民版)“……至于舞会嘛,那是已经定了的事。只等科尼斯把白汤备足了,我就下请贴”。(一种用白肉[如小牛肉、鸡肉等]加蔬菜熬制的汤。舞会结束客人离去前通常飨以热腾腾的白汤、咖啡或其它饮料。)
white soup是西方舞会上一道必备的汤,原文作者在此运用借喻手法借白汤指舞会的各种准备。“白汤”很容易激活原文读者记忆中“舞会”的原型画面,使他们领会到作者的意图。而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记忆中并没有相关图式,在理解上很可能会形成连贯“空位”。因此,上译版采用文化过滤法,把作者的话说白,这样一来,中文读者根本不用花费努力就能获得连贯理解;可是,这又有一个问题:译文除了给读者一个阅读方便,并不产生其它任何语境效果。因为译者代替了读者在思考,而文学作品的的魅力就在于读者能动地参与。相较之下,人民版采用的文化诠释法更为可取。 “白汤”直接译出给读者以原滋原味的审美感受,文外脚注也不须读者花费过多的心理努力对文章获得连贯理解,并增强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语境效果和读者的处理努力相比要大得多,因而,人民版译文更具有最佳关联性在翻译的再表达阶段,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的存在,译者则不得不面对意义的再表达的种种选择和取舍。其中的得失,既有语言转换和文化播迁中难以解决的困难所构成的客观原因,也有译者面对两种文化所做出的文化意义上的选择,以及个人审美情趣的主观因素的影响。选择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关联原则。译作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是否再现了原作品的最佳关联性,是否符合读者的期待,是否
达到交流的目的。译者要传达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找出原作品中的最佳关联性,并将其再现在译语作品中,让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的最佳关联而达到正确解读译语作品的目的。
五、结语
关联理论从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交际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语言交际做出解释,它将认知与语用研究结合起来,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从话语的产出转移到话语的理解,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
文化缺省是符合关联原则的交际策略,而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读者三方的双交际活动,要排除文化缺省在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障碍,译者肩负着重大责任:一方面,译者要能达到原作者的理想读者的水平,识别原文的文化缺省;另一方面,译者要对他的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预测,并根据最佳关联原则,选择适当的重构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和指导翻译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以关联性抓住了翻译问题的本质特征，把它纳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具积极的指导意义。尽管关联理论不能解释翻译中的一切现象,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对翻译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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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翻译范文6
关键词：信达雅 日译术语 白话文 文言文 淘汰
一、两种语言角色的互换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在日本，为了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从奈良时代开始，一方面，直接学习和使用汉文，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化了的佛教典籍加以“和译”（译为日文）。在日本接触西洋文化之前的上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所引进和翻译的几乎全是汉文书籍。中国的书籍（即日语所谓“汉籍”）一直源源不断流向日本，或被日本的知识分子收藏阅读，或被翻刻复制，或被译为日文广为传播。在日本最后一个封建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时期，对外交流受到了严厉的限制。但是，即使在那种条件下，中国书籍也还是通过中国商船，一批批大量地被带到日本出售且颇有市场，汉籍的传入成为中国文化影响日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第，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象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近代中国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们，通常把所译外文文本，分为“西文”和“东文”两大类。其中，“东文”指的就是日本语文。中国对“东文”及其著作，原本是瞧不起的。之所以称日本文为“东文”，据说就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中国人看来，日文还不配与汉文并称。但从西洋术语的翻译上来看，汉语反输给了日文。从输出到输入，汉语与日文的角色对换不由得让人在感慨之余提出疑问：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字失去了生命力？这其中当然不乏诸多历史的、文化的原因。这里就不妨从同时代的著名译家严复入手去探询一下答案。
二、严译的失败和日译的胜利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译家之一的严复先生，不仅在翻译理论上贡献巨大，他笔下的译作更是如牛毛。一百多年前，当《天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严复在翻译实践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可磨灭。但当严复涉足术语翻译领域时，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会有后来的惨败。雷颐先生在《黄金十年》一文中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
朱星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略》一书中将当时的翻译分为四类：
1.文言文古文的译语，如：严复、林纾等，这可称古译，当然寿命不长。
2.太意译的译语，如：严复《 天演论》只译大意，与原文每句并不合拍。
3.太直译的。
4.直译意译兼用。既紧靠原文，使不失真；又力求汉语化。如：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
那么、严复的翻译又是如何的“古”呢？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sympathy则译为“善相感”……
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中，不无遗憾地写道：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呢？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呢？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为能传达愿意，只是把愿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无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了。
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三、白话文的胜利和文言文的失败
严译力求古雅本没有什么错误，要更深刻地理解他失败的原因恐怕要回到语言本身上来。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外强，国运多舛，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种心态，使得国人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到了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旨是倡导白话文，并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呼应胡适。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严复的古雅无疑是逆流而驶。文言曾经长期用作古代汉语统一的书面语，虽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但是，文言一开始就同口语有距离。文言后来同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学习起来非常困难，能使用的只是少数人，即：严译的潜在读者“士大夫”。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汉语系统的变化，这个变化涉及语言观，文化观，社会观，政治观等的巨大变化。或者说是反映了上述观念中持有先进思想的力量觉醒和。严复在此时仍坚持古雅，虽能以其优美雅致的文笔打动人心，却始终追赶不上历史车轮的前行，失败也就再所难免。
四、结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外来语的侵入与国文的变化相呼应，日译术语并不是第一个。从唐朝起就出现了变文，那是和尚俗讲的产物，就是说，是进口货，本土的文人大概不会重视，可是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了市场。另一种是语录，是记录禅宗和尚的机锋的，也应该算进口货。总之，都是有人民群众作内应，由外面攻进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没有日译术语的引入，严复的翻译也许仍会被淘汰，这是国文发展将必然导致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严复翻译的西洋术语虽然输给了日文，但这并不能动摇他在翻译界以及历史上的地位。因为严复的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性并寓有深意的：在严复和许多主张维新变法的志士看来，要挽救祖国危亡，必改革弊端、刷新政治，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学说和政治制度。他的失误在于将希望寄托在了只占社会支流的“士大夫”身上，而他的失败则提醒着我们去关注翻译标准的时代性。因为“雅”这一原则在当时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3]王彬彬：《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4]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