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场之国范文1
《牧场之国》原文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
一条条运河之间的绿色低地上，黑白花牛，白头黑牛，白腰蓝嘴黑牛，在低头吃草。有的牛背上盖着防潮的毛毡。牛群吃草时非常专注，有时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着什么。牛犊的模样像贵夫人，仪态端庄。老牛好似牛群的家长，无比尊严。极目远眺，四周全是丝绒般的碧绿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碧绿色的低地镶嵌在一条条运河之间，成群的骏马，匹匹剽肥体壮。除了深深的野草遮掩着的运河，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飞驰到远方。辽阔无垠的原野似乎归它们所有，它们是这个自由王国的主人和公爵。
在天堂般的绿色草原上，白色的绵羊，悠然自得。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成千上万的小鸡，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在见不到一个人影的绿草地上，安闲地欣赏着这属于它们自己的王国。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到了傍晚，才看见有人驾着小船过来，坐上小板凳，给严肃沉默的奶牛挤奶。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在这里，谁都不叫喊吆喝，牛脖子上的铃铛也没有响声，挤奶的人更是默默无言。运河之中，装满奶桶的船只在舒缓平稳地行驶。满载着一罐一罐牛奶的汽车、火车，不停地开往城市。车船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最后一抹晚霞也渐渐消失了，整个天地都暗了下来。狗不叫了，圈里的牛也不再发出哞哞声，马也忘记了踢马房的挡板。沉睡的牲畜，无声的低地，漆黑的夜晚，远处的几座灯塔在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牧场之国》主要内容概括
《牧场之国》描写了荷兰美丽的田园风光全文紧紧围绕荷兰牧场白日的辽阔无际、宁静和谐和夜晚的祥和寂静来写，展现 了荷兰蓝天、白云、牛羊成群的优美迷人、自然和谐的景观。
《牧场之国》段落结构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荷兰是牧场之国。
牧场之国范文2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中央牧场（太仆寺牧场和上驷院牧场）和地方牧场（八旗牧场与绿茵牧场）只是因主办者不同而有差异，没有隶属关系。各类官牧场皆为清朝的军务、政务服务。所以，中央牧场曾向地方牧场解送马匹，以奠定其创立之基和支持其维持之需5。如乾隆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设立绿营牧场，开始的一部分马匹、牛羊就是从察哈尔一带的太仆寺牧场解送来的。当然，最初较多的牧畜来源是通过“茶马互市”获取于“番地”的。那时官牧场的牲畜品种很多，就马匹而言，有朝鲜马、蒙古马、俄国哥萨克马和东北建州马、西北西宁马、宁夏马、洮州马、甘州马等。有些牲畜作为贡品被送入官牧场，包括中央牧场；有些牲畜是清政府通过“茶马互市”的形式，向官牧场提供的。史称：“归化城两旗蒙古岁贡马；喀尔喀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岁贡驼马；陕西岷州卫二十四寺番僧岁贡马。均由理藩院咨送（上驷院）各厩……至哈萨克贸易之马尤伙，每年无定额，于乌鲁木齐及伊犁广设牧群以为新疆驻守各兵之用”6。由此可知，进贡与贸易是马种的主要来源。
官牧场的管理形式与经济性质
清代官牧场是一种正规的国营畜牧业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实体，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行政部门，是当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出官办实业的特点。在这里，统治者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手段去管理牧场，而是把牧养牲畜这种经营形式纳入衙门的事务中，封建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
从组织机构上讲，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都要接受两类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即服从其内外两方面的领导。各个官牧场上面都同时具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两种单位。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又各自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层层节制，共同对牧场产生作用。
太仆寺牧务的主管者或统辖部门分为5个层次：1．总管两翼牧场大臣（兼副都统衔），总领察哈尔两翼“马政”。2．太仆寺寺卿和少卿，掌管两翼牧场的建设与发展事项，从而采取赏罚措施。3．左右司员外郎及满、蒙主事，掌管驮载幔城、网城的驼队，以备巡察；并负责查验牧场牲畜的增减，定时烙印、登记。4．主薄，负责奏章之类的文件呈转等处理工作。5．笔帖式，搞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满、蒙人员有关牧务的文语翻译。其主办部门分别为统辖两翼牧场总管和两翼牧场总管与副管、防御、翼领、骁骑校、护军校、协领、牧长与牧副8个层次。各级机构各自分管一处牧务，或协管场务，包括管理牧地、棚槽、草料以及使用兽医等工作。直接从事牧养活动者乃是牧丁，每群马设置牧丁8名——14名。
上驷院牧务的主管部门也分为5级机构：总管院事大臣（副都统衔）、院卿、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与侍卫及司鞍等，所具权限和所掌管事务与上述太仆寺牧务的主管部门大体相似。其主办机构分为4个层次：牧场总管与副管、翼领、笔帖式、牧长与牧副，依次负责管理收地、牧群、马槽、帐篷、草料以及牧医、牧丁等。
八旗牧场的建制也与中央牧场基本相同，主管机关有副都统、佐领、领催等各部门；主办机关有牧场总管、侍卫、牧长等各单位各级负责者。直接收养场内牲畜者为八旗官兵。所不同的是：八旗牧务并不是一个整体，每个旗都有自己独立的牧场，皆有互不统属的完整的一套管理机构，从畜牧政策上讲，它们是可以并列存在、平行发展的。
边地绿营牧务的主管机关是：总督衙门、提督衙门和总镇衙门（总兵府），它们逐级负责督导牧养，考核放牧成绩，执行赏罚，查核经费与设备，制定牧场建设规划等事宜。其主办单位是游击府以下的各军事衙门，即依乾隆元年（1736年）所定制度，“每场牝牡马千二百匹，以游击一人为总统，每场分为五群，每群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以千总、把总一人为牧长，外委千总、把总为牧副，兵十名为牧人”7。基本上是将军队官员编制转为牧场的领导结构，由军事衙门移为畜牧衙门，官场风气很浓。
在管理措施上，清政府对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实行了责任制，订立了严明的奖惩办法，用以保证和促进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朝廷一再强调将严格的数目指标和严明的奖惩条例对应起来，用量化尺度来衡量其负责者的工作优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以后，这一制度逐渐形成。按规定，张家口外察哈尔各牧群，包括朝廷牧群和八旗牧群，每隔3年，原额的牛、马、羊与新的孳生数要达到3：1。8驼群，每隔6年，原额数与孳生数之间不能小于5：2这个对应值。通常是“每三年一次考校，蕃息者有赏，虚耗者有罚”9。在具体执行程序上，既有阶段性，又有连接性。一般是先布置，后检查；先检查，后评定；先评定，后处理。颇有章法，条理分明，环环相扣。如太仆牧务的督查和考核：每年春天派本寺堂官（满人）1名，出口外察哈尔牧地，“将马驹验骟，秋季往口外分拨骟过三岁之驹入群，三年均齐一次，届期列名，奏请钦点，前往员外郎岁春季往口外稽察孳生、倒毙各数并训练马驹，逐一烙印。秋季往口外验视肥瘠并训练马驹，有未烙印及烙印模糊者补烙印。牝马群计三年之内每三马应孳生一驹，于孳生额数外，多至一百六十匹者为上等，八十匹以上者次之，八十匹以下者又次之。其于孳生数额内少至一百匹或五十匹以上及五十匹以下者亦分三等，牧长、牧副、（牧）丁以是各定其赏罚。牡马群以在场见牧之数区为十分，视其训练及毙损之多寡以定其赏罚，至该管协领以上各官，统计所管马群，得赏受罚之等次，核计有差”10。上驷院牧务和八旗牧务的督理措施也与此大同小异，其中，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大凌河牧场马群，每3年奏派堂官巡察1次，驼群，每6年巡查1次。马群每百匹倒毙之数不超过8匹者赏，9匹至12匹者免议，13匹以上者罚。各总管、副管、翼领、牧长、牧副皆照例领受赏罚。所赏之物为马匹，所罚之物也是马匹。对直接放牧的牧丁，凡已超额完成任务指标者，即于额外多出1牛犊、两羊羔者，每人各奖赏毛青布1匹。完不成规定任务者，要接受鞭挞的处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采取和执行了贯穿性或一致性的督饬办法，讲求人人有岗，人人有责。
绿营牧场的督饬和管理制度更为严格，不仅对有关官员、兵卒进行经济上的赏罚，而且还对之进行行政上的鼓励与制裁。按乾隆元年（1736年）原定之条例，每3年举行1次全面而统一的考评活动，称为“均齐”。届时由总督派官员逐场巡察检查，划分等级，题明原委，并详造各牧场官兵花名册，报明兵部备案。照规定，边地牧马（包括内地绿营牧场马），也同样要求在3年内，每3匹马须孳生1匹。在此定额之外，多增加1匹以上80匹以下的给3等奖；牧长加官1级，牧副纪录2次，每兵赏银1两。多孳生80匹——160匹者为2等奖，牧长加官2级，牧副加官1级，每官各赏银2两。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1等奖，牧长、牧副皆按所加级别补授实职，每名牧兵赏银3两。11若不足定额，少孳生20匹以下者，罚牧长5匹马，责打牧副40杖。少孳生21匹——40匹者，罚牧长马7匹，杖责牧副50。少孳生41匹——80匹者，罚牧长马9匹，杖责牧副60。12“如于原牧数内缺少的，千总、把总（牧长）革职，罚马十八匹，外委（牧副）革去顶戴，仍各责八十，兵责八十。所罚的马归入马群核算。其提、镇、游击统计五群以为赏罚：五群得赏的游击加二级，提、镇加一级。四群得赏，一群得罚的游击加一级，提、镇纪录二次。三群得赏，二群得罚的游击、提、镇无庸议赏议罚。三群得罚，二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六月。四群得罚，一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调用，提、镇罚俸一年。五群全罚的游击革职，提、镇降一级调用。……若在原牧数内缺少的，除将千总、把总罚出马数补入外，余著落游击、提、镇各半分赔”13。显然，绿营牧务的负责面儿较大、赏罚范围极广，既考核主办单位游击府、千总把总衙门；又考核主管单位——提督府、总兵（总镇）府；既查问直接责任，又追究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它是岗位责任制和管理责任制的结合。那时就是通过如此上下一贯制的奖惩手段来实施和执行上面颇具实用性的双管齐下的责任制的。这样，可使主办部门和主管部门之间产生一致的利害关系，促进二者共同努力，抓好牧务，从而加强对官牧场的督导和控制，有效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不过，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官督官办或官督军办的经营形式，有相当的专制性。它与中央牧场一样，是与民间畜牧业相互冲突的，因为最好的水草、牧地为其所扩占，对民间畜牧业有所妨碍。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供官衙和军队使用马、牛、驼、羊等牲畜，采取牧养与拨用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自给性经济。牧场物品或产品，基本上不进行交换，没有走进市场经济的圈子。北部边地官牧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某种政治属性，是一个指令性的专业服务实体。
边地官牧场除了经营上的承包性质之外，还含有某些差徭性质的封建主义经济因素。各牧场的牧丁要像一般封建户政下的编民一样，承担提供朝廷所需贡物的义务。每年定例将一些畜产品解送到朝廷，交给内务府御膳房，供皇帝和各宫室食用。如在张家口外为镶黄、正黄、正白3旗牧放牛群、羊群的1620名牧丁，每年必须向皇族进贡乳酥油1.0122万斤，乳油4927斤，大小乳饼1158斤。14这是一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由牧丁承受的徭役负担，是封建统治者以强力驱使牧丁或役使百姓之变相的反映。
各类官牧业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清政府根据塞外的自然条件和牧区形势环境，封疆划界，确定边地官牧业的范围，严格规定各类牧场的畛域，不得逾越，违者重罚。这一方面对维持畜牧业生产、稳定畜牧业秩序有好处，另一方面，可在较大程度上使官牧场原先占有优越的牧养地理条件不被破坏和侵夺，保障官牧业的正常进行。同时，为适应官牧业生产的需要——尽快繁殖或孳生牲畜，官府（牧衙）按照朝廷之旨，尽量遵守动物生理规律，指令统一配备各牧群的公畜和母畜的数目比例，不论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都按公母1：5的比例执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对此有详述。这是一项颇具科学性的规定，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牧群广增母畜是当时公认的原则性措施，就连朝廷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乾隆三年（1738年），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要求添增公驼、公马数，中央不甚赞同，并指出：“牧厂添设马匹，原为滋生蕃庶起见，若添骟马八千匹，于牧事无益，应减去二千匹，改添骡马（母马）二千匹，促八千匹之数，此外更添骟驼五百只，庶于牧事有济”15。清廷的这一训示，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官牧场广增母畜、重视繁殖、扩大牧业的思想。由于贯彻执行了以上的牧场经办方针，并全面实施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而边疆官牧场具备了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众多牧官、牧丁、牧兵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积极努力，逐渐促使塞外官牧业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在顺治时，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只有数十处，牧养官马几万匹。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仅塞外蒙古地方的官牧场就多达230多处，牲畜数量增加数倍。玄烨帝说：“牧厂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16。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官马增长为40多万匹，鼎盛一时。在蒙古及东北官牧业中，察哈尔牧场的发展较为典型，该处官畜，“康熙初年，有骒马40群，骟马8群，由于风调雨顺，经营得法，至乾隆五年（1740年），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厂马以4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1740年）足额外溢7000余匹，15年间蕃孳将近两成”17，官畜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尤其是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两牧场，成绩更为突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马驼12.8万，牛3万多，羊约35万。18在西部的凉州、甘州、西宁、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玛纳斯等绿营牧场中，新疆巴里坤牧场的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该牧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成立较晚，但成效甚佳。马匹孳生繁衍很快，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场马增至5280多匹，因水草不敷，便分成东、西两场牧放，几年后，新生马多达8400余匹，水草仍不敷使用，又于乾隆四十年（1755年）分为3场牧放。到嘉庆十年（1805年），巴里坤牧场养马增加到31359匹（不包括拨往军营之数）19。不久，连新疆古城、济木萨两牧场也出现了“因马多场窄，急于疏通”的状况，该处的“二万三千余匹之马，俱属膘壮”20，人称：马之天、牛之地、羊之海。瞭望远近，一派生机。
官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一方面是占据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故，即我国北部边疆，山河优美，空气干燥，水草丰茂，地宜放牧，有利于官牧场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官方积极从事畜牧业活动的成功，并逐步掌握主动之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关于经营畜牧业的政策、制度及其督饬管理方面的适当。恩格斯曾经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21。康、雍、乾时期的清朝统治者，就是上述各类政府中以较好方式去搞经济特别是搞畜牧经济的一种政府。由于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畜牧业特别是边塞官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了适应性的对策，从而走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局面。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营形式与结构的确定。我们知道，宋、明时期的官牧业是间接经营，是把官畜以徭役的形式寄养于民间22，民养官畜，实际上是一种官督民办制，人工分散，管理分散，又不能合理利用资源，且实行各家各户的个体负责制，御灾之力小，伤民程度大，发展机会少。而清政府一反旧态，牧牛、马、驼以苑、以场，颇近汉唐古义，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边塞的水草资源，集中牧养、集中管理，实行官衙和部门的总体负责制，或称专职长官与专职兵民的共同负责制。这样，便于指挥调度，即管理集中、得力、灵活，御灾力大，建设力强，发展的可能性大、机会广。故康熙帝言称：“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唯我朝牧养得法”23，所言不无道理。
同时，清代官牧场的建置是以北方边地为主，并将之作为一项边政战略内容来推行，尤其是西北绿营牧场的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确，旨在为军事服务，加强边防建设。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北用兵时，署理陕甘总督兼办军务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向皇帝奏称：陕甘为边疆军事要地，所需战马甚多，往日多由归化城及其他内地解送，长途供应，既糜费“钱粮”，又贻误时日，流弊颇多，宜就地设立牧场，以裕国防。24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不久出现的凉州、西宁、肃州3镇牧场，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25。后来，安西、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的牧场也同样是以边防的需要、以相同的理由而设，并责成各该地驻守汉军进行掌管，成为边境绿营兵活动的一项必要内容。我们知道，建立边地牧场有同边屯一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边疆经济、缩短军需供给线、增加戍防之物质力量的重要措施，它对乾隆时期的西北军事活动曾予以有力的支援，对其官军的屡次胜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康熙以后，内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人多田少，农耕空间严重不足，牧区的存在和发展十分困难。建立和扩展边地马政，不断开辟北部边疆牧地是大势所趋，是适时之举。它充分利用了人地比例相对较大的边塞地方的田土资源，较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官牧基地，成了当时军马尤其是边马供应的重要保证。另外，辽东、甘肃、内蒙、新疆等处的官牧或军牧，实为一种经济有效的生产形式，对当地的农业特别是军屯、民屯都有好处，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地的农田肥料供应问题，又可以相应地解决耕育缺乏的困难，保障兵饷供应，并可顺势提高这些地带的交通运输力量，起到一种强边、固边、安边的综合性作用。而边塞物质力量的增强、经济环境的改善，又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国防，辅助了边政。
遗憾的是，官牧场的兴盛局面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到乾隆以后就逐渐地走向衰落了。虽然清政府在官牧业方面实施过较为适宜的政策和制度，但在总体观念上，目光还不够远大，它将官牧业与国防活动或军事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把双方的关系看得过分紧密，很少将官牧业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所以，随着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边塞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束，蒙古地区的官畜顿减，“原先用作储养军驼、军马和食用牲畜的牧厂，多已闲置。于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清朝政府在大申禁垦令的同时，这些官牧厂的土地，都屡经乾隆帝敕许，公开进行招民开垦”26。这显然是官牧业在缺乏独立位置的形势下，受到了农业经济的冲击。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统计，仅太仆寺的右翼牧场就被开垦230余万亩。27同时，独石口外的御马场、张家口外的礼部牧场、归化厅土默特境内和和林格尔厅的右卫八旗军马场等皆曾或多或少地先后被开垦。大青山后，绥远城八旗驻防军马场等牧地，在乾隆中期，因“裁汰兵丁，牧放马少，地亩空闲……待民开垦”28，垦数动辄数万、数十万亩，致牲畜牧放基地日益缩小，官牧业的规模也随之日益变小。尽管清政府倡导农牧并重，但实践证明，后来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缺乏合理的协调。
其次，吏治的腐败也影响和妨碍了官牧业的发展，在绿营牧场尤其是如此。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马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通过皇帝上谕的形式，规定以后随着官牧群的增多，逐次新辟牧场。可是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年间，军队中滋长了，并且侵蚀到绿营牧场，使得有关官员不能认真遵守马多分场的定例，导致场地狭窄、水草不敷，不时发生疲瘦伤残之事。史称：“总督则遇事因循，不思振作，提、镇则因分场愈多，责成愈重，而不欲增辟新场，他们每到了马多场窄的时候，都不遵守旧例分场另牧，仅仅把过剩的场马挑变，以维持现状。……但结果只能维持原状的形式，对原状的实质却维持不了”29。同时，随着牧场制度的松弛，许多牧场官员，大肆贪污，吞没马乾，使得马匹越来越少，到晚清，此弊更为严重了30。不仅仅是绿营牧场，就是太仆寺牧场和八旗牧场也有不少官员空报籍册、吞没马乾的事例。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牧业的衰落。
另外，到了晚清，西方的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及其有关的新式交通运输器具的输入，使清政府对官牧场尤其是军马场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咸丰以后，官牧场的奖惩等考核制度、章程也不严格遵守和执行了，场务的好坏皆显得无关紧要了31，官牧场也就因之愈发不景气了。加之，同治初期陕、甘回民起义，边地绿营牧场被扫荡殆尽，久衰不振。
边塞官牧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清前中期，国家在北部边塞开办的官牧业是成功的，其经营办法与管理措施是较为适宜的，曾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绿营牧场等，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类型，在我国畜牧经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清代社会经济范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官衙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典型行为或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旧的官牧业和对宋、明间接经营制的批判和否定，对以后的官牧业起到一种启迪作用。
上述北部边地官牧场，曾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军事等项活动，积极有效地为其服务。不管是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自它们建立后，便使清政府的军队和皇室宫廷用马，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不必单纯依赖茶叶交换马匹了”32。各种类型的官牧场，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屯垦区提供耕畜、驮畜；向各省区和各边地驿站解送马匹，维持通信活动；向各贵族、各官员供应舆仗等项所用马匹；向朝廷和各级官衙提供运资转饷的驼、马、骡。而更为重要的是，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武装配备或军队建设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完全是官兵的一种后勤部门或军需供应基地，因为牧场包括中央牧场的中心任务是向清军输送马匹。“顺治三年（1646年）定各省营马缺额，开数报兵部，在各（牧）群拨给。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定直隶各标营缺马，在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三牧场拨给。五十一年（1786年）定巴里坤牧场内骟马除拨补巴里坤镇属各营及哈密厅差马，与屯田台站留用外，多余马匹尽数拨送内地各营，以备补额。嘉庆十六年（1811年）定以甘州等各牧场骟马拨给附近各营缺额。此为以牧场孳生马匹拨给的制度”33。上述国家的规定，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的主要职能是经营战马，主要贡献是为国防服务。这些官牧场放养的马种，大多来自长城西北口外，甚为优良，善于驰骋，称作“口马”，是当时最为理想的战马资源。由塞北官牧群大量输往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口马，曾在多次的官兵征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等北部边塞官牧场，位处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地带，即处于所谓“依天地自然之力，养天地自然之物”的传统牧区。这里既有各种官牧场，又有众多的蒙古、满贵族私牧场和民间小牧场，呈现出一个多种畜牧业经济成分共存并举的形势。鉴此状况，清政府曾在康、雍、乾时期，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开办和经营西北、华北与东北各地的官牧业，特别注意其官牧场的形象问题，更注意与民间牧业及牧民的关系问题或联络事宜，其中对蒙古牧务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宣称：原“养息孳生牧场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系满洲宫，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旗蒙古应升官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34，可谓全盘考虑，统筹兼顾。
事实上，清政府也真是基本上较好地协调了官府与民间、官牧业与私牧业的关系，并使边塞各类官牧场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私牧业的发展。那时清政府在北部边疆官牧场布置了适量的兵卒，既保护了官牧业，也保护了私牧业，创造了在安定的环境下稳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官牧场的一些较好的管理办法也被私牧场所吸取或参用，如一些为数不多的雇佣劳动制内容——按放牧数量多少挣工钱之办法的施行，就与官牧场相似，很有可能是对官牧场作法的承袭或仿效。还有，清代后期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旗等处的“苏鲁克制度”——具有租佃性质的畜群承包放牧办法（死亡的畜肉归牧户，皮归畜主或皮与肉全归牧户；畜群所产仔畜，百分之一归牧户，其余归畜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官牧场将老弱病残牲畜赏给牧丁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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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页100。
2.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7。
3.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5.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7。
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7.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8。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畜牧。
9.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考牧志。
10.（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12.同上。
1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0。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
15.《清高宗实录》，卷66，乾隆三年四月癸巳条。
16.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
17.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18.《清高宗实录》，卷624，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条。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部，马政，牧马。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95。
22.陈建：《皇明通纪》，卷15。
23.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卷6。
24.刘于义：《清设马厂以裕边防疏》，见《皇清奏议》，卷33。
2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26.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108。
27.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
28.（光绪）《晋政辑要》，卷10。
29.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8。
30.《清史列传》，卷49，翁同书传。
31.同上。
32.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版），页77。
牧场之国范文3
[关键词]纯绿色；畜产品；市场开发；对策
[DOI]10.13939/ki.zgsc.2015.01.069
呼伦贝尔市是内蒙古的最东部的地级市，位于中国东北部，与东北三省毗邻，与俄罗斯、蒙古交界，面积25.3万平方千米。新中国成立以来，呼伦贝尔地区行政体制几经变革。目前，呼伦贝尔市辖13个旗（市、区），其中有国家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满洲里市。呼伦贝尔市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市人口267万，少数民族人口47.8万，其中，蒙古族人口25万，还有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满族等少数民族。
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是中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水草丰美，生长着碱草、针茅、苜蓿、冰草等120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有“牧草王国”之称。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是一片没有任何污染的绿色净土，所以又有“最纯净的草原”之说。
目前在市场上充斥着很多畜产品，牛羊肉，奶等，但这些畜产品来源于喂饲料圈养的牛羊，这些市场上的牛羊肉90%都属于不是纯天然绿色产品，是喂人工饲料加圈养的，跟自由放牧在天然草原的牛羊比较起来，肉的鲜美味道及天然成分有着质的区别，所以利用呼伦贝尔草原得天独厚的优质草场资源和悠久深厚的养殖传统，打造出地区纯绿色特色品牌，保护地方优质的畜产品，带动地区就业、增加牧民收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广大牛羊肉消费者提供一个纯绿色的安全的优质畜产品。
1 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基本情况及开发纯绿色畜牧业产业市场的重要意义
1.1 呼伦贝尔草原基本情况及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优势
（1）呼伦贝尔草原面积大，天然草场面积占80%。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草原。位于大兴安岭以西，由呼伦湖、贝尔湖而得名。地势东高西低，海拔在650～700公尺，总面积约93000平方千米。年平均温度0℃左右，无霜期85～155天，年降水量250～350毫米左右，能种植春小麦、马铃薯及少量蔬菜，这里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水草丰美。呼伦贝尔草原总面积约10万平方千米，天然草场面积占80%，是世界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
（2）呼伦贝尔草原是一个优质草原。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是中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水草丰美，生长着碱草、针茅、苜蓿、冰草等120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有“牧草王国”之称。
（3）呼伦贝尔草原是一个没有任何污染的绿色净土。呼伦贝尔草原地域辽阔，风光旖旎，水草丰美，草原生态物种多样化，有3000多条纵横交错的河流，500多个星罗棋布的湖泊，组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一直延伸至松涛激荡的大兴安岭。这里是一个没有任何污染的绿色净土，出产肉、奶、皮、毛等畜产品备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连牧草也大量出口日本等国家。
1.2 呼伦贝尔畜牧业基本情况及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优势
全市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1830.7万头（只），增长10.8%。其中大牲畜和羊存栏1660.91万头（只），增长8.7%；羊出栏731.2万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4.9万只，增长9.7%。良种及改良种牲畜1567.39万头（只），比上年增加81.77万头（只），增长5.5%。奶类产品产量134.93万吨，比上年增长1.7%，其中牛奶产量134.37万吨，比上年增长1.5%。肉类总产量24.80万吨，与上年相比略有增长。
《呼伦贝尔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600元，年均增长15%。要实现这个目标，牧民必须增加收入，而且牧民收入主要来源就是畜牧业收入，所以科学合理产业化经营畜牧业是必行之路，与此同时，畜牧业产业也是呼伦贝尔地区优势产业。
呼伦贝尔草原具有良好的天然草地资源，有沿河流及谷地分布的草甸土、黑土与黑钙土构成的良好土地资源，也有比较丰富的水资源，具有建设人工饲草料生产的优越条件。在传统畜牧业经受挑战的前提下，探讨以强度种草为支撑的现代化畜牧业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3 开发纯绿色畜牧业产业市场的重要意义
（1）抓住国家政策，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一是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畜牧业良种补贴、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推进畜牧业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二是产业布局和发展定位进一步明确。农业部先后出台政策明确了畜牧产业发展规划和优势畜种产区规划，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又进一步提出把内蒙古建设成为“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呼伦贝尔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资源和生态等优势，具备了生产绿色、有机、高端畜产品的条件。三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进一步激发社会资本、工商资本进入养殖业和畜产品加工领域，改革必将激发更多的生产要素和体制机制创新。
（2）借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优质草原资源，打造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特色品牌，品牌市场推广至全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从而提高呼伦贝尔地区经济的稳步发展。呼伦贝尔畜牧业自身的产业化水平不高。牧民没有自己的协会组织，畜产品没有品牌，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劣势，市场占有份额不大，多数牧民都是等着买主上门收购，无力走出去了解市场、开拓市场。直至今天，全市还没有成规模的畜产品专业市场，没有形成呼伦贝尔市区域外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市场。结果是既未形成公平的价格，也未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只有低价销售初级的畜牧产品，粗放的养殖效益流失严重。
（3）打造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特色品牌，保护地区畜牧业产业健康稳定，科学有序可持续发展，开发纯绿色畜牧业产品市场，为牧民增收，保障牧民收益。呼伦贝尔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表现主要是：初级产品的加工有限，产供销、贸工农相互脱离；畜产品市场发育不健全，常常处于无序状态。随着市场的波动，或冷冷清清、或商贩云集，令牧民无所适从，远远不能适应产业化的要求；社会化服务功能薄弱，体系不健全，难以满足牧民生产的需求；畜产品的供求结构不尽合理，基本是处于牲畜的集中出栏与均衡的市场和加工需求的矛盾。牧民通常以家庭为牧业生产单位，按照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进行，具有小生产的特性，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水平很低，不注重缩短牲畜的生产周期，没有实现同一畜种及不同畜种的分别放牧，“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十分普遍。牧民受教育水平低，防疫措施落后，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和经验不足。所以打造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特色品牌，开发一个纯绿色畜牧业产品市场非常的有必要，市场开发者与当地牧民签订牲畜买卖合同，提供科学合理的销售渠道，方便牧民生产与销售，牧民用不着各奔东西找销售市场或等商贩购买牲畜，从而提高牧民收入，保障牧民收入。
（4）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品牌市场的开发，能够带动呼伦贝尔地区的就业。开发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品牌市场，需要建立屠宰厂、冷库储藏室，作业车间涉及粗加工、细加工、检验检疫、分装包装和品牌市场推广等很多工作，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及工人，从而带动地区的就业。
2 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产业市场开发的对策
2.1 申请与注册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产业特色品牌创立和保护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品牌，谋求长远发展设计体现呼伦贝尔草原优势与特色的品牌商标标志图形，做好成功申请注册品牌商标工作，其次公司选址、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设施、交易场所、屠宰、仓储、保鲜冷藏设施、加工封装包装、产品质量检测设施、卫生防疫检疫设施、废弃物配套处理设施等。
2.2 企业与牧民签订长期合作关系
呼伦贝尔畜牧业现有的企业与牧户的市场关系松散，没有形成稳定的生产基地，企业对牧户没有稳定的拉动作用。产业化格局尚未得到完善，经常出现大部分企业由于原料紧缺而开工不足，牧民因牲畜售价偏低而持畜待售现象。其主要原因；一是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缺乏竞争，企业与牧民的经济关系以短期行为为主。
企业与农民之间松散的利益关系缺乏法律规范的保护和约束，权利和义务尚不明确不到位，见利忘义的事件时有发生。二是加工企业原料需求价格、需求量不稳定，没有形成稳定企业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缺少稳定的货源和稳定的市场。三是牧民出栏牲畜时间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出栏。四是外地企业、个人对呼伦贝尔的畜产品原料市场干扰。
2.3 申报地区龙头企业，品牌推广至全国乃至国际市场
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龙头企业发展滞后。目前农区尚没有一家全国知名的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产业体系不健全。龙头企业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低，带动能力不强，企业与基地之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龙头企业与养殖基地要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通过参股、控股等形式，探索建立龙头企业与养殖基地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利用当前的市场形势和政策，做好品牌宣传和全国销售市场工作，好产品是会说话的，不怕没有销售市场。科学制定呼伦贝尔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模式，与我国提出的“新型工业化”相对应，走一条具有呼伦贝尔草原特色的“新型畜牧业产业化”道路。
3 结 论
总之，利用呼伦贝尔草原得天独厚的优质草场资源和悠久深厚的养殖传统，加之种植优质牧草，科学养殖，打造出地区纯绿色特色品牌，建立“新型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保护地方优质的畜产品，带动地区就业、增加牧民收入、促进呼伦贝尔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广大牛羊肉消费者提供一个纯绿色的安全的优质畜产品。
参考文献：
[1]包利民.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2（S1）.
牧场之国范文4
养了20多年奶牛的洪雅人，第一次见识到万头规模的大牧场却是在2007年现代牧业进驻这里之后。
东岳镇千秋坪村的村民赵加六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建设场面的庞大，“修公路的，盖楼的，全都是外地人”，楼盖好了，工人们哗啦一下子撤走了，就像他们突然间降临一样迅速。
2008年底的一天，十几辆载着奶牛的大卡车在几辆警车的护卫下，沿着刚修好的公路开进了这个修建好的大牧场。那威风的架势让平日窝在山沟沟里的一群农民看傻了眼。
然而，从那一天开始之后，这个有着气派的大铁门和水泥柱子，连绵占据了几个山头的大牧场，就成了当地人眼中的神秘之所，两扇大门总是有门卫看守，拒绝任何陌生人进入。村民们隔着高大的铁门，只能看到员工食堂、办公楼等建筑。牧场很少在本地招工，员工们也不大与外面交流，吃住行都在这个独立王国里面。
洪雅县隶属的眉山市，把大牧场看做“畜牧业现代化革命”的开始。在一份描述眉山市2008年经济成果的新闻稿中，蒙牛眉山工厂的建设和现代牧场的落户被描述成一件大事。
但是，洪雅县人并没有感受到大牧场的好处，相反，从那开始，他们的生活变得糟糕。
“瞧瞧这水，根本不能用了。”又是洪雅常见的阴雨天，千秋七组的赵启富指着脚下一口不到一平米的水井说。已经荒废了将近两年的水井仍然有水，只是井水不知混杂了什么物质变了颜色。而他的身后，正是现代牧场高高的围墙。
赵启富和赵启友两兄弟的房子原来就在现代牧业围墙外，从现代牧业洪雅牧场一期牛舍完成后，他们却没法继续在那里居住了，当地乡村并没有自来水，井水没法用了，赵启富与大哥商量之后，只好搬家。他们对现代牧业提出了污染的问题，但对方并不愿承担他们的损失。
很快，村中另外一口供给40多户人家的水井也因污染不能饮用。当地政府出钱在更远的山头重新打了一口井，因为太深，需要用电泵抽水，“算上电费下来一块钱一立方水。”赵启富和村民们计较着这些必不可少的费用，每天小心翼翼地用水。
赵加六说，他活了几十年，都没见过那么多的苍蝇和蚊子，但他说这些变化自己都可以忍受，只是接受不了没地可种的现实。现代牧业洪雅牧场总共投资3.4亿元，占地1024亩，设计容量1.5万头，是现代牧业在全国的16个“万头牧场中的一个。洪雅牧场所在地周围部分农民的地被征走，现代牧业按照当年稻谷售价给予现金补偿，但这些农民觉得并不划算，这成了双方诸多冲突点之一。
从赵加六的家往山里走，靠近现代牧业的菜地表面几乎都是黑绿色的沼液，踩一脚如同陷进了厚厚的沼泽地，赵启富家也是这样―“这都是现代牧业处理不了溢出来的沼液，”一个在田间挖出来的沼液池几乎已经盛满，“多下几天雨，沼液就溢出来，全都流到周围的田地，这些田地都没法种菜了。”农民吃菜还得花钱去买，赵启富觉得自己成了笑话。
蒙牛眉山工厂一个批次的牛奶被查出严重致癌物黄曲霉素超标，国家质检总局在2011年12月底公布这一消息后，蒙牛的股价在三日内暴跌20%。据这家公司自己披露，它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销量因此而下滑了60%。
因为蒙牛宣称产品尚未出厂，大多数超市并未将其产品下架，但蒙牛牛奶却已失人心，用促销和正面宣传的手段都难以恢复。
沃尔玛超市在蒙牛促销区贴出了质检总局最新一轮抽检蒙牛未有黄曲霉素超标的报道，记者在其中一个分店看到，蒙牛派出的促销员在一旁卖力吆喝着“买一箱送6包”，却乏人问津；随机采访的大多数顾客都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再买蒙牛牛奶。
三年前的一幕仿佛再度重现。
一家乳制品商向《第一财经周刊》解释，黄曲霉素一般来源于饲料中，特别是青贮玉米、商品玉米等水分较高的饲料，当饲料存放条件不好，遇到潮湿雨淋，就容易造成霉变产生黄曲霉素。
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表明毒奶的来源。但对于很多了解这个行业的人来说，这像是击中了他们心中的隐忧―超级大牧场的问题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存在。
洪雅县当地人并不那么关心蒙牛出事，他们本来也不大喝蒙牛。东岳镇上一个小卖部的老板说，蒙牛这次出事对销售影响不大，因为当地人通常选择新希望、菊乐等当地品牌。
出租车司机殷师傅一直给儿子喝新希望的鲜牛奶。这个饲料集团在当地有两个牧场，初建于2004年，规模都在千头以下。当地很多人进去参观过，牧场会专门给参观者讲解从奶牛喂养到挤奶、储藏和加工的全过程。殷师傅说买了很多年了，习惯了。他想了一下又说，自己隐隐觉得，大牧场把那么多头牛放在一块管，不小心就会出现问题。
对于万头牧场的模式，奶业专家们也早认为存在问题。广州市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广州市奶协会长王丁棉就一直反对建立超大型牧场。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业内曾经多次探讨过超大牧场选址以及经济规模等问题，并且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在中国南方，1000至2000头奶牛的牧场可实现最佳规模效应；在北方，除了呼伦贝尔等少数地区，其他地方并不具备建设万头牧场的自然条件。
在其他行业普遍生效的大资本促进大商业的规模效应，在奶业并不适用。
以色列科技部农场建设部门高级设计师YehudaPrescher认为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奶牛不是机器，当然会有很多问题！”
与新西兰相比，天然牧场资源匮乏的以色列与中国的情况更为接近。YehudaPrescher对《第一财经周刊》介绍说，以色列家庭式农场通常拥有100至200头奶牛，大一些的农场有大约300至600头，最大的农场也不过1000头左右。
集中饲养几千甚至上万头牛，即便对于奶牛饲养十分发达的以色列人而言，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在国际上更无先例。YehudaPrescher说，奶牛饲养规模是存在上限的，可以循序渐进扩大规模，一下子就建立万头规模的牧场是不明智的，也可能会导致许多问题。
饲草管理是其中很大的制约因素。“草料和饲料的供应可能会出大岔子。草料饲料的运输成本不仅大大提高，而且供应链会延长。我们必须每天给每头牛喂固定配给量和稳定质量的草料饲料，对于超级大农场来说，他们能保证一定不会出现问题吗？”YehudaPrescher提到的问题对于现代牧业这样集约化的大牧场，更加突出。
现代牧业上市公司年报显示，现代牧业主要向全国大型供应商集中采购精饲料，一般是签期限1至3个月的短期采购协议。粗饲料一般是与本地农户订立为期8至12个月的长期采购协议；同时它还会向国际市场采购。这更加延长了运输线。在现代牧业的招股说明书中，也提到粗饲料较难取得。
洪雅县畜牧站站长李远忠介绍，目前洪雅县草场面积为20万亩，其中青青牧草和瑞志两个大型合作社共1万亩供应给现代牧业。鲜草需要适时收割以保证营养，为了解决冬季青饲料供应问题，同时要青贮饲料。“青贮是一门学问，很多因素都会影响青贮饲料的质量。”李远忠说。
“在阴雨连绵的南方，干草难免发霉，草料管理员必须特别小心。”东岳镇上另一个大规模牧场新希望团结示范牧场场长李城林说，“规模小的牧场管理会相对容易一些。”
团结示范牧场目前有奶牛400余头，相对于现代牧业洪雅牧场同时管理7000余头，可谓小巫见大巫。在李城林看来，现代牧业必须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来管理这些饲草，对管理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现代牧业拒绝向《第一财经周刊》介绍它在大牧场管理方面的心得，到目前为止，它也从没有向外界详细透露过其饲草管理情况。
畜牧业专家王丁棉估算，以一头奶牛平均一天21公斤食物计算，现代牧业洪雅牧场一年大概要消耗5万吨左右饲草，在购进、储运过程中的质量监管存在很大挑战。
“万头牧场的管理需要配备一个专业的团队，没有很好的管理人才，结果往往是管理成本提高了很多，但利润却无法提高。”王丁棉说。
光明牛奶的金山牧场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光明目前最大的牧场，奶牛超过6000头。有媒体报道称，金山牧场2007年至今已经连续3年亏损达数千万，其一头奶牛年单产能力从建厂初期的八九吨下跌至现在的五六吨。
国内在奶业方面的管理人才存在瓶颈。瑞典利拉伐公司说，中国缺乏超级牧场的技术、经验以及管理者。在这家奶牛牧场设备提供商的全球数据库内，全世界大型牧场管理者总数仅有150名左右，在中国则寥寥无几。
管理上的难点比比皆是。“生物安全也是个需要解决的议题。当大量的牛生活在一起，便很难防止疾病的集体爆发，以及对大规模健康问题的防疫。”YehudaPrescher说。畜牧局生鲜奶质量管理站站长魏才祥除了定期对奶站以及养牛场进行抽检，还负责去外地采购硫酸铜等治疗蹄病的药物，在他看来，1000头奶牛的工作量和1万头显然不一样。
现代牧业被证实在疫情方面的管理粗放。在村民赵启富家的地附近，有十几头死牛的尸体露天敞放在一个深坑里，而按照规定，死牛必须要挖深坑掩埋。村民们提到，“经常有死牛丢在这里”，他们担心会受到传染。
排泄物是另一个“超级问题”。万头牧场一年将产生超过50万吨排泄物，这相当于1.2万节火车车厢的载重量。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沼气工厂并不能完全消化排泄物带来的环境污染，发电之后剩下的沼液依旧是污染物，仍需要专门设备进行集中密封深埋处理，成本相当昂贵。仅废水一项，即使牧场前期投入巨资建有污水处理设备，每吨污水后期处理成本亦高达1元。
现代牧业声称，这些超大牧场都配备有沼气发酵设备，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沼气一部分用于生产线，一部分用于发电，沼液封闭存储。
但现代牧业的马鞍山、肥东和洪雅牧场，都因为沼液外溢污染农田而被曝光，这说明它在沼气处理设备上的投入并不到位。既然万头牧场的管理难度和经营风险都远远超过中小牧场，为何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追求超大规模？
1999年创立的蒙牛，曾以“蒙牛速度”和“蒙牛奇迹”著称，大胆采用“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发展战略，在2003年与摩根士丹利展开的对赌中，成功保持复合年增长率不低于50%。这本来是一个利用外来资本的典范，但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人们意识到这家大公司过分追求速度而忽略了很多公司内部建设。
由蒙牛原高管创立的现代牧业公司复制了一条相同的发展路径：2005年成立，2010年上市，和蒙牛一样都不过5年时间。
现代牧业成立之时，国内乳制品公司为争夺奶源打得不亦乐乎。国外乳品生产保持稳定的原因之一是先有基地然后再建厂。而中国则恰恰相反，乳品公司先建厂再搜刮奶源，这就出现了两者的脱节。
意识到“得奶源者得天下”之后，各公司纷纷加大奶源基地投入，控制奶源。三聚氰胺危机后，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超大牧场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奶源安全问题。
万头牧场概念，恰好迎合了资本市场的期待。与蒙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现代牧业也如同当年的蒙牛，成功完成其以小博大的资本运作，并迅速膨胀。
从成立到上市的5年中，现代牧业在国内已有11个大型牧场，约7.2万头奶牛。它在2009年盈利不足5000万人民币，2010年刚刚突破1亿。
曾经有人给万头牧场算账，一个牧场起码投资2亿，单凭自身的滚动发展难以维系在这期间现代牧业所铺设的11个牧场所需的资金。更何况，大牧场的运营需要巨大的成本。在2008年至2010年间，奶牛的饲料成本在大幅上升，而这一类目占据总成本的90%。
钱从哪里来？
每一次的股权变动都是现代牧业不断增资的结果。在引入股权融资前，现代牧业内部的个人股东人数曾一度暴增至200人。而在2008年邓九强正式接手现代牧业后，更是接连引入KKR、鼎晖投资及Brightmoon的四轮股权融资，至上市前，这3家机构持有上市公司现代牧业的股份分别为34.51%、11.5%及5.23%。
除了KKR和鼎晖这两家业内知名的私募股权基金，Brightmoon则属于恒鑫信托公司所有，而牛根生为该信托的财产授予人。有一种说法，Brightmoon实则是老牛慈善基金的下属投资机构。2007年底，“老牛基金会”成立了“老牛创投”，负责运作一只主要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基金，其中一个大手笔就是投了现代牧业。目前YinmuHoldingsLtd和XinmuHoldingsLtd分别持股15.41%和14.81%，这两家公司由包括现代牧业管理团队在内的个人股东组成。
尽管现代牧业试图擦去它身上的蒙牛系痕迹，但它与基础投资者蒙牛及蒙牛最大的股东中粮集团都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
依托蒙牛，也是现代牧业上市之际打出的筹码。作为蒙牛的奶源供应商，常常与蒙牛步伐一致地落户在某个地区，洪雅牧场就是在蒙牛工厂落户眉山市之后，由四川省出面选址在洪雅县。
两者签订了一个10年协议，时间从2008年10月24日起，规定70%以上的奶源必须卖给蒙牛，同时还规定了其他的30%不得销售给除蒙牛外占有中国乳品份额最大的两名竞争对手（伊利、光明）。蒙牛身后庞大的市场渠道使蒙牛系横跨整个产业链条。
现代牧业原料奶销量从2008财年的5.59万吨，迅速提高到2011财年的28.9万吨。如果蒙牛下充足的订单、支付丰厚的价格，并优先结算，现代牧业就能在未来三到五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这也符合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布局。在现代牧业招股书上，现代牧业与中粮附属公司吉林中粮生化能源销售有限公司订立策略伙伴协议，中粮的附属公司将会为现代牧业提供精饲料、玉米纤维及麦芽。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中粮参股蒙牛本来就有为中粮现有畜牧业和有机饲料业务做补充的打算。
中粮在背后积极推动现代牧业上市也是出于完善产业链方面的目的。在蒙牛毒奶事件爆发后，这家公司为表明股东信心而选择增持股票，这一行为令蒙牛股票逐步止跌、反弹。
除了大资本的介入外，政府的大补贴也对大牧场的成型“功不可没”。
目前，业内公认的集中化饲养水平最高的厂商为三元、光明等公司，规模都在千头左右。三元种业副总经理张恒涛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目前三元旗下绿荷有45个牧场，4.5万头奶牛，年产奶量11吨每头。在以色列，每头奶牛在305天内平均共产12吨牛奶，最好的奶牛甚至可以达到18吨。
YehudaPrescher说，通过科学管理，精心护理提高奶牛的单产比提高奶牛的数目更有效。而根据现代牧业的财报，每头牛的年平均产奶量仅为7.73吨。
这家公司在提高单产量上显得缺乏动力，这与许多地方政府的补贴制度有很大关系―饲养规模越大越能获得政府的支持。
以现代牧业马鞍山牧场为例，总投资2.5亿元，其中来自现代牧场的直接投资仅为4000万元，马鞍山市农发行贷款1.5亿元、财政配套补贴和项目资金6000万元。这都源自马鞍山市的政策性支持。
支持蒙牛建设现代牧场的优惠政策主要是土地优惠、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场内基础设施补贴、购牛补贴、担保贷款、项目资金扶持。土地征用等工作也往往由当地政府全权办理。但这些优惠都是直接与牧场规模挂钩的。一位洪雅县政府工作人员透露，现代牧业落户洪雅，并没有给当地财政带来太多好处，据说落地的条件是从蒙牛眉山工厂的税收分一部分给洪雅，“到底怎么分，我们都不知道”。
现代牧业在2011财年获得政府补贴收入达到8870万元，同比增加50%，大部分政府补贴为无条件政府津贴用作购入小母牛，占其全部净利润的比例高达39.49%。
一个从开始就存在问题的模式却在不断壮大，大得难以监管。
现代牧业的万头牧场宏伟计划仍在继续实施。2011年6月底，现代牧业已建成并运营的万头规模牧场16个，在建4个，将建10个，计划2015年前完成30个万头规模牧场的建设与运营。
越来越多的大牧场正在冒出来。蒙牛前CFO姚同山创办的圣牧高科也成为蒙牛的原奶供应商，被誉为第二个现代牧业，这家2009年才成立的养牛企业目前已经在酝酿上市。根据公开资料，圣牧高科有奶牛4万头，两年多时间已经接近三元旗下绿荷牧场的规模。圣牧高科也希望用这种快速扩张的模式来迎合投资者。
然而，在拥有了大牧场之后，洪雅县显得有点“后悔”了。县政府目前已经下令暂时停止奶牛数目的扩张。在洪雅县政府网站上，有一份去年12月的发展报告，指出要严控奶牛数量稳规模，控制存栏奶牛5万头以内。洪雅县目前总共有奶牛4.5万头。洪雅县畜牧局生鲜牛奶质量管理站站长魏才祥称，洪雅目前没有引进大牧场的计划，倡导更多的是千头以下规模的养牛场和合作社奶牛小区。
从2009年开始，根据县环保部门的建议，新希望的牧场已经逐步减小规模。在新希望团结示范牧场大门口悬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规模1000头，带动农户600户，种草400亩。隔着大门能看到许多空置的牛舍。场长李城林说，2009年，环保部门要求减到800头，现在已经减到400头。小规模的牧场更好管理，可以自己种草解决鲜草问题，再通过灌溉草场解决沼液，从原料到排污都可以自己配套解决。
配套种草最主要还是解决污染问题，团结牧场有400亩草地，同时带动600户农民种草供应这个牧场的草料，牧场以每吨200元的价格收购鲜草，如果农户愿意用牧场的沼液灌溉，则以每吨250元的价格收购，50元就是给的治理污染费用。这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现代牧业却是个例外。就在新希望牧场开始减少存栏数的时候，2009年，现代牧业的6000多头奶牛全部到位，通过自然繁殖，目前在7000头左右。
很少有人知道现代牧业是如何管理这7000多头奶牛的。魏才祥说，畜牧局是牧场的直接管理机构，但是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机会参观牧场里面是啥样。
春节放假的前一个星期，魏才祥与同事前往现代牧业取样检测。这是畜牧所的惯例―每个月要对全县的生鲜奶抽样一次，执法人员将直接在储奶罐现场取样，分成三份，一份留样现代牧业，一份备用，一份用以检测，前后不过几分钟。但是每次轮到现代牧业，都要等上半个小时甚至一小时，才能得到现代牧业工作人员取出来的样本。“我们连到现场的机会都没有。”虽然这样不符合抽样的程序，“可是又能怎么样呢？”魏才祥显得有些无奈。
一个2010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3.08亿的小县城里，一个投资3.4亿的大牧场，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没有人能阻止它的发展脚步，但是它就不会出问题么？
“每个问题都会有解决的办法，但是不要忘记了墨菲定律―一旦问题出现，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YehudaPrescher如此表达对超级牧场的担忧。
与大牧场一墙之隔的农民赵启富可想不到那么深入的问题，他只关心自己的菜地啥时能恢复原样。
（本刊记者顾燕萍对此文亦有贡献）
大能带来……
融资
在2008年邓九强正式接手现代牧业后，接连成功引入KKR、鼎晖投资及Brightmoon的四轮股权融资，并在2010年于港交所上市。
更多政府支持
优惠政策主要是土地优惠、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场内基础设施补贴、购牛补贴、担保贷款、项目资金扶持。现代牧业在2011财年获得政府补贴收入8870万元，占净利润39.49%。
面对上下游的谈判力
大规模的边际效应，在饲料集中采购方面存在成本优势，对蒙牛及其渠道的谈判力增强。
但也会造成……
巨大的管理风险
饲草
草料和饲料的供应可能会出大问题，草料饲料的运输成本不仅大大提高，而且供应链会延长，一旦受潮霉变就会产生黄曲霉菌。
疫情
当大量的牛生活在一起，便很难防止疾病的集体爆发，以及对大规模健康问题的防疫。
粪便
奶牛养殖是重污染行业，万头牧场一年将产生超过50万吨排泄物，这相当于1. 2万节火车车厢的载重量。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沼气工厂并不能完全消化排泄物带来的环境污染，处理成本昂贵。
人员
大牧场对现代化管理人才需求巨大，但目前中国在此方面存在人才缺口，远不及供应。
2008年7月7日
现代牧业正式注册成立，前身为马鞍山领先牧业，内部的个人股东人数一度暴增至200人，蒙牛股份比例稀释到个位数。
2008年9月
美国私募股权基金KKR（投资了领先牧业）联手鼎晖投资向现代牧业注资1亿美元。
2009年6月
KKR向现代牧业追加5000万美元投资。在2008年邓九强正式接手现代牧业后，接连引入领先牧业、鼎晖投资及B rightmoon的四轮股权融资。Brightmoon实为老牛慈善基金的下属投资机构。
2010年11月
现代牧业于港交所上市。蒙牛、中粮、Keywise Capital Management（HK）、东银发展、新加坡政府投资成为基础投资者。经最后一次重组，现代牧业管理团队在内的个人股东组建的4家公司所持股份为38.63%，成为最大股东。
牧场之国范文5
1987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作出《争取我国牧区经济有个较大的发展》的报告。这次会议对前一时期工作中存在问题作出纠正，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牧区发展的重新定位。
24年之间，作为世界第二大草原大国，中国拥有的4亿公顷天然草原中，90％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达到43％，严重退化草原面积则超过1.8亿公顷。
随着草原退化、草场质量的不断下降，草原生态问题日益突出，滚滚沙尘最终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下称锡盟）地区裹挟千里抵达京城。随后包括退牧还草、草原围栏、京津风沙源治理在内的一系列工程开始实施，但草原牲畜超载率一直居高不下，生态保护效果仍不理想。多年来，草原生态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和项目的争议从未中断。
虽然这次会议并未召开，但宗旨性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牧区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已于6月上旬在小范围内。从文件内容来看，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稳定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等原有的政策方向并未改变。
草原的生产生活方式因区域不同而差异明显。牧区政策应否“一刀切”？在草原确权、围栏及舍饲各方面又当如何抉择？
第二次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由此被视为一个契机甚至新的起点。各方希望这次会议能够解决前期遗留的问题，并规划未来的牧区发展。
草原昔与今
年届73岁的刘书润他戴着帽子、穿着迷彩服，坐在北京梨园一处平房的沙发上，不远处的书桌上放着他搜集的关于牧区政策研究的各种资料。
1964年，刘书润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生物系生态地植物专业，随后在牧区待了近40年。他目睹了草原的繁盛，也见证了草原的严重退化。
与内地农村施行的有别，当农民“计工分、吃大锅饭”时，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施行“工资制”：“一个马倌一天的工资是3元，一个月有近90元的收入，当时北京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农区逐步落实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这一制度后来被引入牧区。不过，初期的政策设计并未充分考虑到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本质区别，牧区的承包只分牲畜，未将草场划分承包到户，由此酿成“公地悲剧”――牧民开始“疯养”牲畜，草场资源逐渐紧张。
在中国草学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院长王看来，与农区土地不同，在当时牧区没有办法划定边界，而且由于当时草原面积很大，对草原承载力的考虑也欠缺。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的调查数据，仅以锡盟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锡盟实行牲畜承包到户后，放牧牲畜数量由20年前的500万，增加到1000万；10年后，这一数字则变为1500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土地和牲畜没有同步承包所带来的问题，并于1987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牧区工作会议。
正是这次会议指出，应明确草场管理使用权。对于草场的承包方式，会议则给出了灵活的处理原则：“冬春草场适于承包到户的要承包到户，不适于承包到户的可以承包到联户或自然村。夏秋草场可参照历史情况和牧民放牧习惯，划分放牧范围，建立管护制度。草场承包和划分使用范围，要从实际出发，在牧民所能接受的前提下，有领导地进行。”
1985年开始，锡盟开始实施草场承包到“浩特”（即村民小组）。但是，尽管草场承包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对草原的生态保护并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显著效果。
除了过度放牧，大面积开垦和全球变暖也加剧了牧区草原的进一步退化。
这不仅将牧民的生活拖入困境，锡盟草原生态屏障的作用明显削弱，成为威胁首都和华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沙源。
由此，国家开始重视草原问题，并开展了包括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退牧还草、草原围栏、京津风沙治理等工程在内的系列工程。
2006年底至2008年中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组织多方专家对草原生态问题开展了调查和研究，对内蒙古、甘肃的2个盟（州）和4个旗（县）进行了案例和专题调研，并完成了内蒙古、新疆、甘肃和青海四个省区40个牧业村、432个牧户的调查，以评估当前的草原生态治理项目和政策。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牧民也做出了一些牺牲，然而，国家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和项目的效果在一些地区体现得并不理想。
如何确权？
在《意见》中，“稳定和完善以及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深化改革为重点”将是未来牧区工作的重点，同时，《意见》还规定，未来五年，由地方政府负责落实“草原承包地块、面积、合同、证书四到户”。
这一政策不但是过去24年中的热点争议之一，也是此前各界希望政策转向的原点。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多元化的承包方式，是解决目前牧区困境的关键一步。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省、自治区已陆续完成了草场承包工作，解决了草畜“吃大锅饭”问题，明确了“人、草、畜”和“责、权、利”的关系。各地草畜平衡制度、草场流转制度等亦开始推进。
根据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的《2010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截至2009年底，全国草原承包经营面积2.2亿公顷，其中六大牧区草原承包经营面积1.99亿公顷。
尽管各地方政府均了所辖区域的草原承包率、联户承包率等信息，但有专家指出， 这些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数字。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李周表示，“应付上面的检查都说分了，但承包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
原因之一是基层对于草场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抵制，这既出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惯性，也有实际放牧条件的制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张云华，曾参与多项牧区调研项目。他向《财经》记者指出，草原牧区畜牧业生产与农区畜牧业生产差异很大，农区畜牧业以集约化饲料喂养的圈养方式为主，草原畜牧业以粗放式的放牧方式为主，游牧或轮牧都体现着草原畜牧业大范围流动性的特点。
在他看来，牧区的草原承包责任制与农区具有“天然差别”，大部分牧区的草场分为两季，冬春草场一般适合承包到户，夏秋草场则有不少比例并不适合分到户。这是因为草场载畜能力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的草场资源明显地存在季节性不平衡，以夏秋（暖季）和冬春（冷季）两季牧场为多。在季节牧场的选择上，牧民基本遵循“冬暖、夏凉、春水、秋草”等自然规律，相应地选择不同的草场。因此，确权到户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仅是形式上到户，应该设计一套更适合草原畜牧业发展的草地产权制度和草场承包制度。
张云华称，根据他所在课题组的案例调查结果，以及与基层的牧民和乡镇干部交流中来看，有相当比例的草场并不适合确权到户。而如果硬要“一刀切”确权到户，只能是形式上的操作，结果必然会给实际的畜牧业发展带来问题。
作为参与此次《意见》的调研专家之一，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关系处副处长、调研员胡敬萍亦主张草原承包方式的多元化，“可以承包到户、也可以联户承包也可以集体承包”。
六大牧区之一的川西北藏区牧区以养殖牦牛为主。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草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卞志高告诉《财经》记者，强硬执行草场承包到户以后，反而可能带来对草原的进一步破坏。
与农区的普通奶牛相比，牦牛的产奶量极低，母牦牛只有在孕期才可以产奶，且产量较少，每头平均产奶量约每天1.5公斤，年平均产奶量仅为普通奶牛的1/50，远远低于普通奶牛的产奶量。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川西北藏区牧区牧民少则饲养100头牦牛，多则饲养600头牦牛。
卞志高表示，草场承包到户以后，草场面积相对减小，每一家牧户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必须多养生畜，这样对草场的压力就非常大。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乔光华则提出，如果将承包的对象放到村一级的话，组织内部的治理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保证管理人是否滥用这个权力”。如果没有承包到户，则无法界定合作者本身在组织内部的权利，会造成不可持续和新的混乱。这也是过去草场、农区集体所有时存在的问题。
乔光华指出，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矿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都给牧区草场带来了直接的破坏，而牧民也需要“确权”来保障其根本权益。
张云华进一步强调，确权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不能仅名义上确权，更关键的是要确权到位、确权清晰，不能存在“产权漏洞”。而且，确权之后还要有保护这种权利的制度和法律。
“农区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由农民主动发起的改革，在牧区，同样要尊重牧民的意愿，不要低估牧民的智慧，他们会选择最合适的方式。不要自上而下地一刀切去要求包产到户，政策层面要留够一定的空间，让牧民自主选择。”李周认为。
围栏、舍饲争议
在胡敬萍看来，《意见》中所要求的“落实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制度”，与其中“促进草原畜牧业由天然放牧向舍饲、半舍饲转变，实现禁牧不禁养”相违。
胡敬萍表示，要求草场承包到户之后，每家每户就开始打围栏、建棚圈，如果再想进行轮牧和合作，则需要进一步的资金投入。
围栏的出现，一是对草原实行有计划的管理，二是划分草原的边界，确定草原的所有权，保护草原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权利，避免其他牲畜的采食。王认为，中国牧区的围栏设置偏于后者，“对于围栏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他向《财经》记者介绍说，当时围栏设立的时候，草场已经退化了，就和人得病一样，得病之后要躺床上休息这没有错，所以草原适当地休养生息、围栏畜牧是必须的。“围栏围多大面积、多长时间、什么草原该围围栏。每一块围栏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但是由于在围栏设计时缺乏一些技术措施，导致在基层建设围栏过程中出现了政策偏差。目前，牧区草原围栏的现状更多是“围上之后不管它了”，没有发挥围栏本身应该有的作用――把草场划成不同的区域，施行分区轮牧。
卞志高说，在川西北藏区牧区，现在确实按照国家的要求，需要多少围栏，围多大的面积，然后由县或者州里面的人统一安排，由村里的人进行安装，安装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把每家每户的边界给划出来。
张云华则提道，有乡镇干部向其反映，围栏成本巨大，但效果值得研究和考虑，如果把钱能够花在草畜平衡补贴等软件建设上，可能效果会更好。
对于进一步推行的舍饲、半舍饲亦应区别对待。卞志高认为，作为集约化畜牧业的一种饲养方式，根据畜种和区域的不同，舍饲、半舍饲在农区可实行；但青藏高原的地理特性和牦牛特性决定了不能全舍饲，他的解释是，在寒冷的季节，牦牛的进食量较小，半舍饲的方式基本不影响其生长。
此外，在其他地区发展圈养畜牧业，则面临远距离运输草料的问题，成本也会高于收益。
但在王看来，舍饲、半舍饲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草原最经济的利用方式是放牧，但是在目前草原已经很大程度退化的前提下，由于草场不够，国家只能在牧区推行舍饲、半舍饲，把家畜圈起来。
他分析称，如果一户牧民拥有2000亩的草场，可以拿出100亩来专门种植饲料用草，天然草场一亩地可产草50公斤，而人工草地一亩地最少可产草300公斤，相当于天然草地六亩地。而且，舍饲能够将现在的技术推广到牧区。
刘书润的意见与此相异，他提到，无论国际国内，牧区照搬农区模式的失败经验都有太多。在牧区推广舍饲、半舍饲的大量工作，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中国草学会草地资源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樊江文也指出，在干旱和生态系统极度脆弱的地区，以人类强度干预为标志的集约化生产，稍有不慎很容易造成生态系统退化。
多位看过《意见》的专家表示了失望之情。尽管参与调研的专家以书面报告的形式综合了各种看法和观点，但是，“这些合理意见并未体现在《意见》中”。
无论是两次牧区工作会议相隔的24年，还是2000年国家治理内蒙古京津风沙源至今十年，其间所得到的教训都足以校验既往政策和措施，但相应的反省及对牧区的合理规划仍止步于“征集意见”。
牧场之国范文6
[关键词] 畜牧业 机械化 探究
[中图分类号] S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02-0231-01
自从我国加入了WTO组织之后，农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此背景下，畜牧业就成为了我国当今农业发展的重点内容。可是如果畜牧业不能够实现机械化，那么就好像车子没有内燃机一样，就不能跟上经济的发展脚步。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加大机械化的推广力度，以促进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
1 经济发展过程中畜牧业将变成农业重点发展的项目
1.1 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畜牧业快速向前发展
近一年来，国内种植业发展被市场以及耕地所制约，使得其经济效益一直得不到提高，同时农民的收入也无法增加，因此，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找寻出一种新方法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与促进农业快速发展。在我国加入到世贸组织之后，农业一定要深程度、大范围的对外进行开放，否则农副市场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然而畜牧产品生产具有较高的密集度，使得其在价格上还占有一定的优势[1]。因此，紧跟国际市场，大力对畜牧业进行生产，积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是国内农业重要的工作内容。
1.2 畜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现在国内畜牧产品的实际产量虽然非常大，可是人均占有量依旧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丹麦肉类平均每人占有370千克，国内平均每人只占有49千克；新西兰奶类平均每人占有2834千克，国内平均每人只占有9千克；荷兰禽蛋平均每人占有42千克，国内平均每人只占有16千克[2]。而工业中将畜牧产品当作原料进行加工的生产商开始逐渐增加了产品的出口量，例如：羽绒、皮革等。
1.3 畜牧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2010我国国务院下发了推动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建议，并明确提出了畜牧业的具体发展方向以及方法。在未来畜牧业发展中，需要应用机械化进行畜牧业的生产，进而促使国内畜牧业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就我国加入WTO之后的情况来看，我国畜牧产品质量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进一步使我国竞争实力提升。
2 畜牧业发展中机械化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2.1 畜牧机械化在发达国家所起到的作用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欧美国家便重点对畜牧机械化进行了关注，并快速地发展起来。在牧草收割、畜禽饲养、饲料架构以及草原建设等方面都实现了机械化，饲料机械化即应用机械对各类畜禽进行供水、喂食、清粪、清扫畜禽舍、采集畜禽产品等等。应用这些机械，使农民不用再承担过重的劳动强度，并且劳动效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农民收入直线上升。针对生产饲料而言，草场大部分都为人工草场，在人工草场之上机器更能发挥其作用，进而为畜禽提供充足的草料[3]。针对于饲料加工而言，欧美国家一些饲料加工厂正向自动化这个方向上发展。例如：美国饲料工业在十大工业之中占据第九位。针对饲养机械化而言，饲养场开始向专业化以及规模化方向转变，众多饲养场普遍都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实际生产率。
2.2 畜牧机械化在国内畜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现在国内畜牧业依旧还是一些中型和小型的养殖场，畜牧机械化能够减轻人们的体力劳动，让人们可以更多精力以及时间进行养殖，这样便可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使家庭养殖水平快速提升，养殖业更具科技含量，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等。在养殖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中，设备和设施的实际利用率变得更高，单位产品摊销费用减少，进而使生产成本大大减低。
2.3 对加工畜牧业产品的设备进行大力发展
国内肉类产量在世界上占据第一，可是加工肉类产品的总产值却不到650亿元，只占食品工业总产值的8.3%，禽蛋总产值还没有超出11亿元，加工禽蛋的量只约占总产量的1.2%。加工畜牧业产品的企业具有连接市场与生产的作用，所有养殖户都必须依靠加工企业的帮助，才可以更好的走入到市场之中。与此同时，畜产品通过加工处理之后，还能够大幅度的增值，例如：在产区将出栏的畜禽宰杀，不但能够减少饲料的实际消耗量，还能够有效防止运输过程中出现掉膘或死亡情况，进而使经济收入得到保证[4]。如果对生猪进行生加工处理，大约可以增值35%至55%，假如进行精加工处理，那么可以增值1倍多；对鸡肉进行熟加工，那么可以增值4至6倍，甚至更高。所以，应该根据国际化以及现代的标准，重点开发、推广、引进以及研制一些加工畜牧产品的设备，进而促进养殖、加工和销售快速形成一个链条，进而使整体畜牧业经济效益可以得到提高。
结语
总之，畜牧业机械化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内蒙古满洲里坐落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腹地，此地区经济非常的发展，畜牧养殖起步较早，同时技术上也一直位居国内前列，该市的“蔬菜篮子”工程、肉驴标准化养殖场等在我国都非常的著名。畜牧业通过多年的不断发展早已经培养出众多技术人才，此种天时、地利以及人和的发展环境促进畜牧机械化发展速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时机，积极地对畜牧机械化进行研究，以促进畜牧机械化能够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孟祥海，张俊飚，等.畜牧业环境污染形势与环境治理政策综述[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4，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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