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范文1
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杨绛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快乐的源泉就是恩爱有加的父母亲。本来已经就读东吴大学的杨绛，坚持一定要再考清华大学，结果考上清华后就遇到了钱钟书。杨绛的母亲说，阿季（杨绛）是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绳，所以心心念念要读清华。在英国陪读的时候，杨绛的任务是带孩子、照顾钱钟书学习。每当钱钟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说“有我呢”。就连钱钟书因为古文书学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还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20世纪40年代初，杨绛接连发表了系列喜剧，成为国内文学界的名人，这也激起了钱钟书的创作欲望。在杨绛的陪伴和关注下，钱钟书完成了一生唯一出版的长篇小说《围城》。
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
自从嫁给钱钟书后，杨绛一直甘愿做“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钟书的婶婶夸杨绛：“季康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是痴人有痴福。”
生活中笨手笨脚的钱钟书常常碰到弄翻墨水瓶污染了桌布，台灯、门轴坏了等琐事，杨绛一说“不要紧”，问题就解决了。在牛津大学学习时，因钱钟书不喜欢古文书学加上粗心竟考了不及格，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在文科领域唯一一次考试不及格。杨绛用一只耳挖子的尖头，一个一个点着帮助钱钟书认识英国古人到今天书写是如何变化的，钱钟书看清楚了就很容易过关了。
“妻子、情人、朋友”自任“灶下婢”
钱钟书有今天的著作面世，既是杨绛担负了大多数家庭琐事，更是杨绛拼命保存了钱钟书许多重要手稿。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时期，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的《围城》创作也正是在杨绛创作的启发下动的念头。为此杨绛节衣缩食，辞退保姆，自任“灶下婢”，让钱钟书减少教课时间全心创作。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与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去世后，杨绛整理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钱钟书英文和中文手稿。特别是钱钟书英文手稿，还蕴含着钱钟书先生想写而未能完成的英文《管锥编》。杨绛写出了一家人感人至深的散文集《我们仨》，这个书题原来是女儿钱瑗准备写而未能完成的。杨绛把这个称之为：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选对专业嫁对郎
杨绛是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其实这远远不足以概括她。杨绛一路走来，读书、操持家庭是她的主业。杨绛最出彩儿的是她的决断力。著名学者钱穆曾出席过钱钟书和杨绛的婚礼，并曾和杨绛一路北上北京。他曾当面夸赞杨绛是个有决断的人。
钱钟书杨绛范文2
杨绛先生与清华大学和图书馆深有渊源。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9月，首任校长罗家伦到校时，正值秋季招生，罗校长在招生简章上加了四个字：“男女兼收。”17岁的杨绛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当年清华没有在南方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们一起北上京华，考入燕京大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1933年秋季，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直至1935年与钱钟书一同出国留学。六十多年后，她回忆道：“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源于1912年建立的小图书室，1916年建设新馆舍，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1931年进行扩建，由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先生设计。杨绛先生到清华不久，图书馆就成了她的最爱。1999年，我为了编写《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向杨绛先生约稿，希望她写点纪念清华图书馆的文字，杨绛先生以耄耋之年欣然命笔，寄来文稿《我爱清华图书馆》，并嘱我署名一定要写她在校时用的名字“杨季康”，以表达她对母校的深厚感情。
杨绛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她第一次到清华图书馆的情形，在中学同学蒋恩钿的带领下，她拉开图书馆沉重的铜门走进去，“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书库里安装的是玻璃地板，上楼时“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她回忆道：“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图书馆允许读者自由进书库查阅资料，杨绛先生记得，解放后的新北大图书馆“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不准我们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因此她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钱钟书先于杨绛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与杨绛结识，嗜书如命的钱钟书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与美丽知性的才女杨绛成为从清华大学走出的最耀眼的伉俪。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去世，杨绛先生将钱钟书的《围城》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并在书上签名“钱钟书赠杨绛代”，表达了对钱先生无限的思念和对母校深深的爱。她还用稿酬代表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材报国。
2000年12月27日，我和当时的清华大学校友会秘书长承宪康老师一起去看望杨绛先生。杨绛先生一家自改革开放后搬入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以来，一直住在那里。室内宽敞明亮，一尘不染，但简朴至极，水泥地面，油漆的木窗框，简单的白墙，老式的沙发，透着主人清雅、高洁的品性，小茶几上绽放的鲜花，透着主人热爱生活的雅趣。室内最显眼的是在靠墙的柜子上摆满了的贺年卡，足有上百份，贺年卡大小不等、形制不一，有序地展开，排列得井井有条，寓示主人很重视这种淡如水的问候。杨绛先生还专门把我寄的贺年卡摆在前面，并欣然与我合影留念。
在谈话间，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出版社打来的。原来，钱钟书先生的新版《围城》刚刚出版，出版社想举办签名售书活动。当时钱钟书先生已经去世，出版社希望杨绛先生能够出席活动，并签名售书。杨绛先生静静地听完对方的陈述后，以她特有的、稳重的声音回答对方：“读者买书出于自愿，如果他认为这本书对他有帮助，自然会买的，如果他不需要，我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吸引他买书。”杨绛先生拒绝出席签名售书活动，这种高风亮节令我由衷敬佩，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清华人不重虚名重实干的精神。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走完了她105岁的旅程，静静地离开了我们。为了寄托哀思，清华学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前摆放了杨绛先生的巨幅照片，照片前放着洁白的，照片上方是清华学子精心制作的千纸鹤，照片边上写着杨绛先生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生与死》，这首诗也正好反映了杨绛先生高洁的一生。
钱钟书杨绛范文3
杨绛・素描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2001年，杨绛把她和丈夫钱钟书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2003年，93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时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时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2014年，杨绛出版了《洗澡之后》。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Ta念
@卢翎 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往事，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
@周国平 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叶廷芳 一句话总结，就是世纪的奇女子――比她岁数大的也还有，但像她这么好的，真是见不到！
杨绛・素材club
《围城》的诞生
上海沦陷时期，钱钟书被困，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弄真成假》被排成话剧，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戏，在回去的路上，钱钟书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钟书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收入便更少了。杨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专心写长篇。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这便是钱钟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被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的诞生与杨绛对钱锺书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最好的纪念
丈夫、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她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这些都是杨绛对已逝亲人最好的纪念。
凭借着一腔热血，凭借着回报社会的赤子之心，杨绛在捐助中和出版亲人的作品中体味着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钱钟书的夫人、钱瑗的母亲，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完成女儿和丈夫的遗愿。杨绛以她的坚强与豁达所做出的一切，展示出她爱女之心、爱夫之情以及她高尚的人格，让我们感动和景仰。
“坐”在人生边缘
杨绛的内心非常安宁与淡泊，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也非常低调，几乎婉拒了一切媒体的来访。201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地筹划她的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在作家们纷纷忙于各地签售会时，读者却只有从一本本出版的书里瞥见杨绛的身影。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老旧样式的家具，她始终安之若素。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当客厅用，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绛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她坚持每天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后来年岁大了，就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
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前半句说的是淡然的心境，后半句则描摹出那份文人的傲骨。有了这种心境和傲骨，杨绛内心充满安宁与淡泊，过着低调的生活，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岁月。
杨绛・书摘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摘自杨绛《百岁感言》）
杨绛・语录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
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
钱钟书杨绛范文4
杨绛笔健高寿，得益于她豁达的人生境界。杨绛1935年与钱钟书结婚，十年浩劫中夫妻双双被打成“牛鬼蛇神”，“发配”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如果说“坚强”构成了杨绛生命的支撑点，“豁达”则是她面对命运不逃遁。这种豁达是对恶意攻击的一种漠视，也是一种洞达世情的超然物外。她在磨难中直面人生，豁达乐观的精神足以让人仰视。
杨绛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 000步，练习钱钟书在世时教给她的八段锦，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杨绛的食量很小，这与她的胃口有关，平时的一日三餐也和别人无异。或许是钱钟书喜欢喝牛奶红茶，所以她的早餐多是牛奶红茶、鸡蛋、面包配黄油或果酱。豆浆也是他们家经常吃到的东西。“每天给他们亲手做豆浆。要打得非常非常细，我还会做杏仁酱，那个杏仁酱好吃着呢……”杨绛如是说。
杨绛的养生经验是相辅相成，易说不易为，但她却能做到。她体味生命，珍爱生命，超越生命。独生女儿钱瑷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逝后，杨绛心上的痛楚是任何人都体会不到的。半年之后，她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斐多》，“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2002年冬，杨绛又定下心来写《我们仨》。她几乎是伴着眼泪写完的。钱钟书、杨绛、钱瑷，“我们仨”跃然纸上，情意盎然。此刻，她全身心地投入超然忘我的境界，烦恼也就无从生起了。
读书对杨绛的长寿有着很大的帮助。静心读书时心静如水，物我两忘，身体各个系统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有利于人体远离疾病的侵袭。年少时，杨绛的父亲曾经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杨绛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一星期都白过了。”如今，百岁的杨绛还坚持着每天读书、整理丈夫的笔记，或是翻译作品。
更重要的长寿秘笈，来自杨绛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爱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地写作，平平淡淡地度日。人们赞誉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人们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钱钟书杨绛范文5
钱钟书、杨绛下放“五七干校”
1969年11月17日下午，天下着雪，在河南信阳专区息县东岳公社唐坡大队，几辆满身泥泞的大卡车载来了中国科学院的几十名学员，他们要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五七干校的创办与著名的“五七指示”有关。据息县县志记载：1969年前后至1972年，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中央机关的106位部级干部，近2000名专家学者与家属被分在河南信阳专区息县的项店、杨店、张陶、东岳、路口、孙庙公社，接受劳动锻炼。分在东岳公社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8个研究所和学部机关的100多人。 恬淡高雅的杨绛先生
1966年后，钱钟书、杨绛作为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遭到批斗。钱钟书和夫人杨绛被誉为文坛的“双子星座”，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博学多能，学贯中西，是一个文化大家，其主要作品有《管锥编》、《围城》等。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是翻译家、文学家。她早年任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她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于1934年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1940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当时采用军事编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是“学部七连”，该部文学所是“学部五连”。学部五连由年逾70的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和他夫人许宝驯领队，他们先去了与息县相邻的罗山县。在那里，钱钟书、杨绛夫妇等十几人已于11月12日先期到达。11月17日，大部队到达后，80多人聚居在一间屋里。因罗山无地可种，一个月后，他们就来到了息县东岳公社。在东岳公社的学员还有沈从文、俞平伯、诗人何其芳，文学理论家吴世昌、余冠英，美学家蔡仪、语言学家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总编纂丁声树、文史专家胡绳、历史学家胡厚宜、张政R、杨向奎，哲学家金岳霖、沈有鼎，经济学家顾准、骆耕漠、巫宝山、荻超白，以及后起之秀吴敬琏、张卓元、董辅i、赵人伟等人。
《干校六记》孕育于五七干校
在东岳“五七干校”，学员要种地，打坯，烧砖，盖房，劳动强度大。有时也干些脱坯、养猪、打井、种菜等杂活。钱钟书与研究梵文的学者吴晓铃负责烧锅炉，杨绛被分在一个村庄看管菜园。杨绛夫妻两个身在咫尺却很难见面。后来，钱钟书负责到邮电所领取报纸、信件，刚好经过杨绛看管的菜园。于是，菜园成了他们二人相聚的地方。在这期间，他们为了庆祝60岁的生日，还开了一瓶罐头。
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刘士杰和钱钟书一起来到了息县。2009年，刘士杰在回忆文章中说：“有一次，当钱先生像往常一样匆匆行走在土路上时，一辆警车突然戛然而止，在他身旁停下，从警车里，走出两位警察，把惊魂未定的钱先生请上了车。在场的人都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为他捏一把汗。直到傍晚时分，警车又把钱先生送了回来，大家心上的石头才落地。原来县公安局把钱先生接去，是请他翻译档案中的英文，真是一场虚惊。”
2010年9月8日，当年也曾下放到息县东岳“五七干校”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钱钟书。何西来在息县下放劳动期间，看到钱钟书每天在熬人的体力劳动之余，见缝插针、旁若无人地捧书大读。正是在息县的积淀，钱钟书返京后才得以创作《管锥编》。这部书博大精深，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法、德、意、西班牙等数种语言，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多卷本学术著作。
1972年3月，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钱钟书、杨绛夫妇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被“解放”出来，离开东岳“五七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之久的北京。那段岁月让杨绛刻骨铭心。杨绛曾经说，她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度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影响深远。杨绛晚年经常引用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就准备走了。”面对史无前例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不怨不恨，不自怜自悯，也不伸冤诉苦，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精神。
散文集里的“五七”时光
1981年，杨绛根据“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干校六记》成文于1980年，文字质朴平白，充满了真情实感与深邃的思考。虽然只有三万多字，但已高度概括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状态。《干校六记》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和《误传记妄》六篇散文组成，反映杨绛在息县东岳“五七干校”种菜、干活以及与丈夫钱钟书在一起的难忘经历。
杨绛在《凿井记劳》一文中记录了当时挖井的过程和感受：挖井一开始是干土，“干土挖来虽然吃力，烂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泞，两三个人光着脚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烂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过来往旁边倒，霎时间井口周围一片泥泞。”
杨绛干的是为打井人送饭和烧水的杂活，有时也凑凑热闹，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干校六记》中还记述了杨绛与当地农民之间建立的深厚感情。一天，有位老大娘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干校的菜园，拣了一些干老的菜帮子。杨绛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小女孩回答：“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此后，杨绛经常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还对小女儿的学习进行指导，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71年元旦刚过，钱钟书听说第一批被送回京的“老弱病残”人员名单中有他，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杨绛听后喜出望外，帮助丈夫收拾好行李，焦急地等待着动身返京的日子。谁知，等到名单公布的时候，却没有钱钟书的名字。杨绛在《误传记妄》一文中写道：“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后来，杨绛想到去留的问题，问自己的丈夫：“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迟疑地回答：“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五七干校”的遗迹
如今，“五七干校”作为历史遗存，已经离人们渐行渐远，但是这些名人在息县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弥足珍贵。1974年12月3日，顾准在北京病逝。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2005年7月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牵头在河南息县举办了顾准90周年诞辰座谈会。时隔36年，再次踏上东岳这片土地，看到这窄窄的小路、浅浅的池塘、劳动过的田畴、吃住过的瓦舍土屋，当年的老学员感慨万千。在干校旧址模拟全景图前，寻访者的脚步久久停留。
文学所离经济所有两公里远，钱钟书和杨绛当年住的房子还在，钱钟书住的这排瓦房从南边数的第四间，门口还放有一口水缸。钱钟书房子的南边，住的是军宣队和专案组的人。再往前走，是四排面南背北的房子，这是外文所的房子。
众多名人在息县的经历，也引起了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大视野》栏目组的关注。2012年3月27日，《凤凰大视野》摄制组一行十人来到息县，拍摄纪录片《息县干校记忆》。此片以息县“五七干校”为背景，以钱钟书、杨绛、俞平伯等文学泰斗和顾准、吴敬琏、张卓元等经济界精英人物为主线，通过十集纪录片，还原一位位名人大家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境遇和生活，以及他们与当地群众结下的深情厚谊。
息县人在茶余饭后，谈论起当年“五七干校”的人和事，至今仍然津津乐道。东岳镇唐坡村一位群众说，原来的“五七干校”占地千余亩，有围墙水沟。现在，一些房子被群众扒掉了，仅剩下几排旧砖房。如果仔细看，依然能看到被砸烂的蓄水池，封住的水井，这些都是当年“五七干校”的遗迹。
钱钟书杨绛范文6
【关键词】钱钟书传；孔本；汤本；比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钱钟书带着《围城》以王者归来般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钱钟书的“回归”一是因为《围城》再版的热销和改编电视剧的热播，二是因为在访问欧洲、美国及日本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地及汉学界引起了关注，人们惊奇地发现：劫后中国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儒学大家！至此，“钱学”开始兴起，为钱钟书作传的人也不下十余个。其中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和汤晏的《一代才子钱钟书》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一
同为钱钟书作传，又是在相距不远的前后几年问世，这就使得这两本书极具比较价值。两本书的作者在前言后记中都诉说了为钱钟书作传的难处：钱先生很少谈自己和自己的文字，而且阻止别人宣传他，尤其是在功成名就之后更是深居简出，晚年避居北京三里河，闭门谢客，世人难得一见。研究者们获取的资料一方面来自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另一方面主要来源于友人对钱钟书的回忆文章，这就增加了为钱钟书作传的难度。两书作者都提及了自己为钱钟书作传的原因：对钱钟书作品的喜爱和对其为人的敬仰。关于作传的难处和原因，两书作者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两书都叙述了钱钟书传奇的一生，主要事件大致相同，但在细微处变化也是不小的。首先，从时间上来看，两本书的时间跨度并不完全重合。孔本问世较早，作者一九九一年成书，当时钱钟书还健在。而汤本出版时钱钟书已经去世，因此汤本更加完整，纵观了钱钟书的一生，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前者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虽然短小，但可使读者对钱钟书有一个完整地了解。汤本中记录了钱钟书葬礼的简单朴素，“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彰显了钱的与众不同和特立独行，生前淡泊名利，死后也宁静悄然。
其次，两者的侧重点也不同。孔本比较注重对钱钟书先生著作的介绍，从章节标题中可以明显看出。第四章“钱钟书的散文和短篇小说”，第五章“钱钟书与《围城》”，第六章“钱钟书与《谈艺录》”，第十章“不朽的巨著《管锥编》”，用了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专门介绍钱钟书的著作。另外，在其他章节中，钱钟书的诗作也是零星散布。相比之下，汤本更注重对钱钟书家世背景、生活环境的叙述。作者开篇便是对钱钟书家世的介绍，通过前三章“家世”、“幼年”、“父亲钱博基”的叙述，把钱钟书的成长环境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觉得钱钟书成为儒学大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作者没有给钱钟书设置一个“神童”的起点，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钟书才是真实可信的。
再次，在叙述方法上两者也略有不同。孔本共计十二章，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诉说钱钟书。对于相关人物如父亲钱博基、夫人杨绛等的描述也完全依附于钱钟书，为更好地展现钱钟书而零星地穿插其中。在汤本中则大有不同，作者总体上仍以顺序为主，但会插入对某一人物的专门介绍，如第三章则用一整章来系统地介绍其父钱博基，在第五章中，则用一小节来专门介绍杨绛，等等。这样一来，次要人物的描写有点有面，令人印象深刻，可为描写传主更好地服务。
汤本出版较晚，有些变化是作者匠心经营，是对前人的改进和完善。而有些变化则是因为两书的写作时间和作者的生活环境不同。传记作者要从环境中去说明传主，而比较两本传记时，我们亦不可忽视作传者的生活环境。不管怎样，两者都尽了自己最大地努力向读者展现一个更加真实的钱钟书。
二
由于钱钟书先生很少谈自己及自己的文字，晚年又避居谢客，传家们拿到第一手资料是十分困难的，这就加大了为钱钟书作传的难度。作传者大多只能从流于世面的文章中去搜集资料，有论者道：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钱传则是杨绛笔下钱钟书的扩写，然后将一些印象散记以及书评杂糅其中。此言虽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作传者要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就要煞费苦心了。笔者先是阅读了孔本，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在开始阅读汤本时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而随着阅读的推进，逐渐体会到两者的不同，发现两书各具特色，各有春秋。
孔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对钱钟书学术著作的分析。前文也曾提到，正文十二章有四章专门论述钱钟书的学术著作，可看这一份量之重。孔本后记中道：“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把凡与钱先生有关的文章、书籍都找来阅读”，这自然也包括钱钟书的著作。书中不仅有作者的客观陈述，更有不少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如谈到《谈艺录》时，作者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为这部著作总结出四个特点：知识之博、方法之新、论述之精、文采之美，分析有理有据，通俗易懂。同时作者又不偏掷一词，多处引用其他评论者的观点，如在总结《管锥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时，较多的引用了郑朝宗的观点。这样既有利于读者理解钱钟书的学术著作，又为读者从精神层面上解读钱钟书提供了渠道。
较孔本而言，汤本的行文更具国际视野，是一部集国际性和开放性、历史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评传。如果说孔本把聚焦点心无旁骛地投在了钱钟书身上，“别无旁枝溢出”，那么汤本在聚焦的同时又彰显其发散性思维，把钱钟书置于一个更加立体的时空中来观察。这里所说的国际性是指作者身处国外，又亲历了钱钟书的访美之旅，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中来展现钱钟书。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作者对钱钟书《围城》盗版和版权之争的讨论中。盗版、版权之争是畅销书的常见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大陆作者的传记中几乎是一个禁题，这既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又屡禁不止，难以彻底解决，对于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绝大多数的作传者是三缄其口的。而汤本作者就对《围城》盗版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钱钟书夫妇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版权诉讼也进行了详细地叙述。作者在引言中提到，“大陆出版的书难免脱不了框框，有框框就有忌讳，就不能畅所欲言。”作者常年侨居海外，社会风气开放，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作者的思维也更加西化，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不一样，这些都是汤本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必不可少的因素。
汤本传记又具有历史性和知识性。书中对租界的由来，清华、牛津、西南联大等国内外高校的历史都有专门的介绍，把与钱钟书有关的社会环境都进行了简洁的梳理。作者注意到描写钱钟书必不可少的人物，除父亲钱博基和夫人杨绛外，清华外文系的教授们、西南联大的同事们都有专门的段落提及。笔者在感叹作者资料详实的同时，也不禁感叹那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作者把钱钟书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时代背景和人际关系之中，知其世论其人，使得读者对钱钟书的了解更加全面、多维、立体。
三
两本评传各有特点，比较阅读之中优劣得失更是显而易见。孔本虽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在同类评传中销量最大，但历来评论者对这本书都是颇有微词。伍立杨认为“孔本《钱钟书传记》板滞肤廊，尽管用心良苦，致力甚勤，可惜使偏了劲，热忱远过于功利，譬如画人像，待其收笔，却只见一堆衣饰、纽扣、眼镜，主体尚无些微像！”批评甚为犀利。而郭济访的批评则较为婉转，“资料的真伪仍有待考证；过于拘泥于史实，便不可能放笔摹写；记事有余，捕捉精神的闪动便显得不够。”笔者学资尚浅，然而在细小处确是有些拙见。作者在为钱钟书作传时溢美之词过多，给人一种浮于半空的飘渺感。在作者笔下，少年钱钟书就是一个神童，一个天才，他的成长近乎传奇，这可以加深读者对钱钟书的崇拜，但也拉远了读者与钱钟书的距离，只能远远地膜拜。孔本作者用“文化昆仑”和“中国诗话的里程碑”来评价钱钟书的学术著作，虽是引用前人观点，但难免有些断章取义、人为拔高之嫌。
孔本书后有三个附录，《钱钟书年谱》、《钱钟书著作目录》、《“钱学”资料索引》，这大大增加了这本传记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是这部书最值得称赞的地方。这三个附录所占篇幅不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要费力不少，是一项繁琐的工作。许多传记写作者为图方便都不再做这方面的工作，可见作者是秉着严谨负责的态度来写作这本传记的。这三个附录，尤其是《“钱学”索引资料》，对“钱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化地梳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这是此本传记不可忽视地贡献。
汤本最大的优点是查证详实、资料丰富。作者汤晏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接触钱钟书的作品并成为“钱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美国和钱钟书相识后，与钱钟书、杨绛夫妇通信联系了二十多年。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多次写信向杨绛先生请教。杨绛先生虽然因“未能从头至尾细读原稿”而婉拒为此书写序，但在书出版之后，汤晏有机会拜访了杨绛，杨绛细读此书后，进行了批注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意见。书再版时，根据杨绛的修改意见进行了校正，可以说汤本是得到杨绛先生认可的，这就使得汤本更加真实可信。书中还附有不少弥足珍贵的资料，作者影印了钱钟书先生的大学毕业证书和部分钱钟书、杨绛夫妇书信的手稿。同时作者没有拘泥于文字的叙述，在书中附有多幅钱钟书及其一家的照片与文字相互照应，图文并茂，为严肃的传记行文增添了一些趣味性，使得全书严谨中不乏生动活泼。
汤本在语言上更加客观，少溢美之词，对前人有失史实的结论进行了纠正，对不确定的细节进行辩证的分析，没有妄加评论。如胡志德在《钱钟书》一书中说，牛津曾聘钱钟书为中文讲师，但被他谢绝了。汤晏经向杨绛求证，发现事实上并没有此事。汤本对孔本中罗家伦校长召见钱钟书的时间也进行了修正，等等。在溢美与史实面前，作者选择了尊重事实，“不虚美，不隐恶”这是传记文学诞生以来的一贯追求，公允评价更是传记文学的一大准则，这在汤本中都得到了传承。
两本传记比较之下汤本更为客观全面，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孔本的价值。孔本早汤本约十年，孔本中存在的问题必为汤本所注意，可以说前人的版本为后来者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为钱钟书先生作传这一工作并没有中止，这是一个延续的动态过程，正是有了前人的铺垫，后来者的钱钟书传记才会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孔庆茂.钱钟书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2]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伍立杨.五本钱钟书评传[J].博览群书，1996（6）.
[4]郭济访.《钱钟书传》编余漫记[J].中国图书评论，19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