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十万人家范文1
“大包干”，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也是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3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鲜红的手印，以分田到户的方式迈出了土地“大包干”的第一步，随后“大包干”之风席卷全国。到1986年年底，全国99.8％的农户都实现了分田到户。
万元户
“万元户”，曾经是一代人的向往。
改革开放初期，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填饱肚子忙碌时，极少数农民通过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并成为那个时代先富起来的农民的代名词。一些地方甚至以万元户的多少来衡量当地的发展速度，出现了不少“万元户”村、“万元户”乡镇等。
农业税
“农业税”，历史难以忘却的记忆。
2005年12月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意味着8亿中国农民从这天开始，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
剪刀差
“剪刀差”，一个尚未解开的疙瘩。
“剪刀差”是“剪刀状价格差距”的简称，通常是指在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差距。
农民工
“农民工”，一个最受牵挂群体的集体称谓。
社会流动性增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堪称最形象的阐释。8000万，1.5亿，2亿，跳跃的数字既反映了农村人口的剧烈流动，也反映了农民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人口群体。从农村到城市，从田间到工厂，从固定居住到高流动性，中国农民群体经历着巨大的裂变，其中有欢欣，也有痛苦。
新农合
“新农合”，中国亿万农民的温暖工程。
没有8亿农民的健康保障，就谈不上农村的全面小康。实施新型合作医疗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目前，在31个省、区、市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已实现，参加合作医疗人口达8亿人。
海选
“海选”，农民行使民利的生动实践。
1998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四条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统计显示，在全国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和乡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7亿多选民直选行使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利，参选率达80％以上。
新农村
参差十万人家范文2
有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2007年，IDG有个投资经理来成都参加四川互联网大会。在场的100多位创业者全部围上去，就像现在见某个基金合伙人的感觉。我记得那一拨只有一家叫“捉鱼网”的公司拿到联创策源的两三百万美元的投资，当时觉得好牛。
2007年我开始网站的广告。最早的是成都吃喝玩乐网，当时一年的收入大概20万元，现在差不多100万元。2008年，腾讯在成都的广告收入大概是1500万，去年差不多涨到了6000万元。所以我感觉整个互联网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了，2009年我开始考察想来北京。
来北京之后，公司发展也挺快。2010年初到北京的时候，团队不到30人，当年的业绩是4000万元。2011年A轮融资完成，当年的业绩接近1亿元，团队规模发展到100人；2012年我们又融了B轮，加起来共拿到2000多万美元。今年我们的收入可以接近2亿元左右。这样的增长不算太夸张，但是也不算差。
在北京和成都都待过之后，发现这两地的创业环境差别还挺大。
在北京生存，需要很强的融资能力
北京能产生创业的氛围，这很重要。如果在一个城市你做在别人看来完全不着边的事情，你是很孤独的，但在北京就不会。另外，北京这边有资金，客户和媒体都在这边。刚来的时候我到处参加各种会议，平均一周参加三四个，当时艾瑞的年会、互联网大会都办得挺好，每个会我都自己掏钱买票。在北京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在北京待三天可能比在成都待一个月学到的东西还多。这跟去美国硅谷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那里有想法的人更多。
但是从成功的概率上讲，可能北京的概率更低。在北京创业的好处很多，弊端也越来越多。
先说成都，人力成本真的很低。我在成都给一个游戏公司投了几十万元，熬了三年，没有再融资也活得好好的，团队的核心成员一个都没走。两年前，成都核心的iOS程序员，月薪在2500到3000元。成都的环境更适合做开发，比如明确的游戏开发任务，人员不浮躁，没有挖人的现象。
相比之下，北京的人力成本太高。两年前，一个核心的iOS程序员月薪就在2万块，和成都将近10倍的差距。仅仅在两年前，我们公司的最高工资是8000块。我当时觉得好心痛，基本上恨不得天天盯着他做好多事情。当时跟了我好多年的一个核心人员，被一个很大的互联网广告公司用8000块挖走了，我当时给他的月薪是3000块。
现在在北京，我们公司核心的程序员月薪在3万元，一般的也要1.5万元。从百度那些大公司招来的人，动不动就要求年薪四五十万，而且还要有期权留住他。核心的销售，月薪也基本在1.5万到2万元之间。
另外，北京的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很多公司融了钱就挖人。我每一次融资消息，就有几家猎头同时找上我。我经常开玩笑，如果我没有创业就干猎头，猎头是最赚钱的生意了，不停地从企业间把人挖来挖去。
如果要挖一般都从大公司找人，大公司本身给的钱就不少，你只能付更多的钱给他。我们公司名气大了后，还有公司来挖我们的人，我们也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留住他们。公司只有几十个人的时候，还可以靠感情维护，但是几百个人的时候，不可能跟每个人关系都很好，让每个人都认同你的价值观。
还有很多人靠频繁的跳槽增加自己的履历。在一些招聘网站，我经常能看到力美的员工每周都在更新简历。如果你跟他们聊，他们好像也没有辞职的打算，但是他随时都在等待新的机会。因为大家都有生存的压力。
再说办公成本。最早我们在东四环外的大成国际办公，200平方米，每月2万块。我当时觉得好贵。我们之前在成都最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面积一样大小的办公室，月租金3000元。去年，我们在北京重新租了一个办公地点，月租金8万元。现在租下的一层楼，每月差不多30万元，一年光房租成本就要花掉400万元。
还有社保、公积金之类的，以前基本上能省就省了，就交最低限额的那种，现在全交。因为我们这种完成两轮融资的公司，将来的目标就是上市，必须要接受考核。如果全部都核算，2010年我在北京整个公司每月的开销大概在二三十万元，现在大概是300多万，翻了差不多10倍。
在北京创业，交通问题是不能不提的。因为我们团队是商务背景出身的缘故，来北京后一直在东边办公。东边毕竟繁华一点，更符合商务环境。海淀是开发性的环境，偏技术型的公司在那边比较多。如果现在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去海淀，我是不去的；如果一定要去，我一定会把要在海淀办的很多事情安排在同一天。因为我从这边开到海淀至少一个小时，如果遇到高峰期间回来，要花两个小时，一天花三四个小时在交通上，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浪费。
北京的竞争也太激烈，杀价格，搞得大家都不赚钱。我发现凡是能规模化的东西都不赚钱，团购、电商都是能标准化的，不赚钱；游戏不是标准化的，每款都有自己的特色，很难模仿，所以能赚钱。同质化竞争的结果就是降价，没得钱赚就只能靠融资。所以我觉得，在北京创业，融资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北京适合创新型项目
如果是要做开发性的东西，我不建议创业者来北京。比如你要开发一款大型的网游，想清楚后，就到成都去开发。二线城市公司的存活率更高，我在成都投了五六家公司，没有一家死掉的。
如果要做那种创新性和需要一定商务环境的项目，放在北京很合适。比如国外一些很新的概念，像Pinterest这种，一定是北京先接触到。而放在成都可能想不出来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也没人交流。
如果你是年轻人，想学东西，尝试机会，拼一下，就到北京来，北京还是创新型和概念性的项目比较多。
北京创业聚集地 中关村
代表公司：杀价帮
什么样的人在这里创业？
有两拨核心群体在中关村创业。一是传统的IT从业人员，像京东这样的3C产品渠道商，华北地区的公司也会都来这边进货。但是现在很少有人在分销渠道这个领域创业了。还有一拨是像创新工场、车库咖啡这样的新兴创业者。因为在这里能找到全国的互联网行业风向标，以及交流氛围。比如创业咖啡馆很多，以及各种展会和行业会议。
住哪儿？
刚毕业的大学生基本很少在中关村附近租房，租金太高。他们基本都在地铁沿线较远的地方租房，成本比较低，比如石景山、大兴、西苑、上地和昌平等地。
还有一些创业型公司在中关村附近的民居办公，创业者也用来居住。这些公司多以网站开发和移动互联网创业者为主。这些创业者对办公场地要求不高，以脑力劳动为主。
吃什么？
在中关村上班或创业不愁没地儿吃饭，但物美价廉的地方很稀缺。午饭要么在大厦的食堂解决，要么在周边小饭馆。我们公司聚餐常去的地方是眉州东坡酒楼，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口味。有时候也在雕刻时光和避风塘开会。
交通如何解决？
北京的交通，你懂的。地铁是最有效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花在路上的单程时间至少要1小时。
参差十万人家范文3
关键词： 英语第二课堂 真实语境 多层次化 任务分层
一、研究背景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英语第二课堂的开设是改变传统单一英语教学模式的有效途径之一（束定芳，2006）。为了更系统化地建设英语第二课堂，由不同能力要求的任务构成的立体化模式在近十年受到大量学者的青睐（邓琪，2007；郭继东，2008；邢献红，2009）。例如：由英语晨读（初级能力目标）、英语角（中级能力目标）和模拟英语招聘会（综合能力目标）组成的英语第二课堂体系就是这类“立体化”模式的体现。随后，同济大学的黄立鹤（2011：91）在以上理论构想基础上，归纳出了“SMH”建构模式下的系统性（Systematic）、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分层级（Hierarchical）的英语第二课堂。
这些第二课堂立体化体系的建设，都注重于开发多个针对各英语水平的子活动，将它们串起来形成一套英语第二课堂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各英语层级的学生都能很容易找到自己相对应的第二课堂活动，但各活动间缺乏连续性和相关性，无形间将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隔离开来，影响了一部分英语水平低的学生的参与热情。
我们在2013年对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的90名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分别为：B级30名，A级30名，四级30名）进行了英语第二课堂的参与内容需求分析，结果显示，不管哪个层级的学生都对真实英语语境的第二课堂有着相当的渴望度（B级63.3%，A级76.7%，四级86.7%），这种对参与到真实语境第二课堂的意愿得到了语言学家Finocchiaro（Finocchiaro&Brumfit 1983）的理论印证，他认为学习语言的内在动机来自于对语言交际内容的兴趣，真实语境不仅让学生直接接触到内容新颖、鲜活的语言材料，更重要的是交流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基于信息差而产生的交流真实而有意义，由此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传统的多层次化第二课堂建设中零散的子活动（如晨读、英语角、英语竞赛等）虽然可以操练语言，但由于交流者之间常常缺乏文化背景差异和信息差，导致学生无法真正提起兴趣。
那么，随着目前各高校的国际交流项目日渐增多，是否可以通过对其接待任务难度的合理分层，为更多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提供一个各任务间有连续性和相关性的综合平台呢？
二、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十万美国学生来华”项目的任务分层模式
研究表明，目前比较合理的多层次化英语第二课堂活动基本按所需语言要求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以听说模仿技能为主）、中级（在培养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涉及跨文化交际）、高级（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黄立鹤，2011；邓琪，2007）。此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的长期国际项目之一“十万美国学生来华”（以下简称“十万强”）项目①的任务分配也是以此为根据的（表1）。因此，为了探索建设真实语境下的多层次化第二课堂，本课题对“十万强”项目中的志愿者工作情况进行了追踪调查。试图通过分析参与者的英语水平和其承担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结束后的效果，归纳出一个真实语境下的英语第二课堂任务分层模式，并力争将此模式在各高校日益常态化的国际交流项目中推广。
表1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十万美国学生来华”项目志愿者工作和英语水平分布
三、对“十万强”分层任务设置效果的调查
此次研究从三层任务对参与者语言能力、学习和交流方式的影响，对参与者国际化视野开阔的影响等方面验证真实语境下多层次化任务的效果。
1.研究方法和过程
此次研究采用了问卷和访谈结合的研究方法。问卷采用了五点制里克特量表，对三层任务的志愿者英语语言能力变化、学习方法变化和项目结束时志愿者的再次参与意愿等指标进行了初步统计和分析。由于样本数量偏少，我们对其中一些志愿者进行了访谈，以期获得更真实的数据解读。
我们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向参与当年“十万强”项目的志愿者发放问卷共51份，回收有效问卷42份。因为第二层志愿者较多，为达到人数比例上的平衡，我们随机抽取了14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见表2。对自愿接受后续访谈的受访者，我们在任务完成后及时与他们进行了访谈。
表2 各层级任务参与者的英语水平分布
2.数据分析及结果
（1）各层任务对各英语等级参与者语言能力的提高。
共有77.8%的志愿者表示在“十万强”这个项目的真实语境下，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语言。就三层任务中学到新语言的几率来说，第一层任务明显比其他两层偏低（图1）。通过访谈，我们得知这是因为第一层任务的工作场所较单一，所要求的语言也相对较固定。当问及对现任工作是否满意时，10名B级参与者全都表示满意，原因是这样的工作环境“较安全”、“知道要说什么”，而4位A级水平者中有两位表示“所用语言太单一”、“希望与美国学生有更多接触”。
所以，模仿、重复（第一层任务）比较适合语言水平相对较低（B级）的学生；自由交谈（第二层任务）适合大部分A级和四级水平的学生；第三层任务对语言及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学生可以完成重要信息通知等任务，而对于涉及美国学生的问题的解决和沟通，即使是四级水平的初次参与者也觉得“非常难”，实际操作中需要求助教师。
图1
在对新语言的记忆效果上，61.1%的志愿者表示在任务结束后对学到的语言还记忆犹新。我们统计了表示学到了新语言点的志愿者对“记忆效果”的平均赋分，发现参与第二层任务的志愿者的记忆效果明显好于第一、三层参与者，第一、三层的新语言记忆率则差不多，也都超过了4分的水平（第一层为4.14，第二层为4.78，第三层为4）。这说明在真实语境下的语言学习效果与参与者的初始英语水平并无直接关系，只要有难度合适的新语言点，B级水平参与者就能与四级水平参与者获得差不多的学习效果。对于第二层任务承担者来说，由于其工作需要大量真实语言互动，且语言环境较轻松、广泛，因此学到的语言知识更多，记忆效果更好。
通过数据可见，只有英语水平较好的学生才能参加真实语境英语交流活动的传统观念是不全面的，只要真实语境下的任务与参与者的英语水平相匹配，各英语水平的参与者就能在语言方面得到进步，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2）三层任务对参与者英语交流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影响。
所有调查参与者中，共有16人认为在完成任务时出现了由焦虑引起的交流障碍，以二、三层任务承担者为主，共14人。在应对交流障碍时，16人全部表示用到了“肢体语言”、“重复”、“同义替换”等语言交流技巧。在全部受访志愿者中，也有36.1%的人利用了“事先或事后查字典”、“事先或事后上网了解美国习俗”和“求助语言水平较高的同伴”等自主学习方法以保证交流顺畅。这其中有近一半的人（16.7%）表示以前很少预习或复习，表明这类任务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有一定促进作用。由于处于同一任务背景下，语言水平较低的参与者可以直接询问语言水平较高的同学，降低了他们由“情感过滤”产生的焦虑情绪，更有利于促进语言习得（Kreshen 1985）。
随着任务的推进，在全部接受调查的人中，86.1%的人认为自己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跟美国学生的交流障碍越来越少。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层任务的参与者在完成其主要任务时，焦虑感明显比其他层次低（仅有2人出现了焦虑）。志愿者在日记中写道：“……（在完成任务时）我就按照老师培训的（语句）说。”由此可见，事先有针对性的培训对交流过程中焦虑的消除有很好的效果。
（3）分层任务对学生的国际化交流意愿的影响。
在全部36人中，有34人表示“非常愿意再次参加类似的国际项目”。经统计，91.7%的项目参与者表示自己在项目中的本职工作，拉近了自己与国际友人的距离，增强了自己再次参与国际交流的信心。88.9%的参与者表示通过本职工作，他们对美国和美国文化的认识有了改变，产生了进一步学习的兴趣。
可见，各英语水平的学生通过完成与其英语水平相当的真实语境下的工作任务，不仅增强了他们再次参与国际交流的信心，还开阔了他们的国际视野。
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得出，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的“十万强”项目中的分层任务设置，在各英语水平参与者的英语语言交流能力、自主学习方法和拓宽国际视野方面均有促进作用，可以作为真实语境下多层次第二课堂建设的任务设置的模板。
四、模式的问题及改进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已有的分层模式中，当A级英语水平对应第一层工作任务时，参与者多认为语境死板，缺乏挑战；而当四级英语水平对应第三层工作时，部分初次参与者认为压力较大，比较焦虑。在一些问题的沟通上，学生参与者确实无法给出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对真实语境下高校英语第二课堂的任务分层设置进行了改进：
三个任务层级互相相关且有连续性，可以形成一个以中级（第二层次）任务为主，以初级（第一层次）任务为预备，以高级（第三层级）任务为拓展的真实语境下的高校英语第二课堂任务框架，并推广到其他类似的国际项目接待中。
另外，通过归纳参与者的意见，我们提出两条建议，以更好地开展此类第二课堂活动：
1.可事先针对特殊岗位的工作场景进行英语培训，以降低参与者在实践过程中的焦虑感。
2.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要求参与者每天记录所遇新词或新表达，以巩固记忆，增强语言学习效果。
当然，此次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受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十万美国学生来华”项目的开展年限和规模限制，调查样本还显不足，导致一些数据有以偏概全之嫌；尽管我们已经尽力维护调查的客观性，学生在接受访谈时面对任课教师的提问，也不保证所有回答都毫无保留，故对客观性有所影响。这些不足之处在后续调查中我们会尽力改进。
注释：
①“十万美国学生来华”项目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时任国家主席共同提议的两国青年交流项目。美国中学生、大学生以学校为单位组团，暑期来华进行为期10～30天的专业、文化课程学习。中国高校负责授课和接待工作。
参考文献：
[1]邓琪.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大学英语第二课堂建设实践[J].重庆大学学报，2007（13）：135-140.
[2]郭继东.当前大学英语第二课堂教学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科学，2008（24）：38-40.
[3]黄立鹤.大学英语第二课堂创新模式之理论与构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1（25）：90-92.
[4]束定芳.语课堂教学新模式刍议[J].外语界，2006（4）.
[5]邢献红.自主学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立体模式建构[J].中国大学教学，2009（12）：80-82.
[6]Finocchiaro M.&Brumfit C.TheFunctional Approach：From Theory to Practic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2.
参差十万人家范文4
国外务工身亡
湖北省郧县谭家湾镇龙泉村村民杨林生擅长木工手艺，2009年6月，他通过互联网了解到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公司在招人赴非洲尼日利亚JHX木业公司打工。对方承诺工作两年收入可达20万元，杨林生得知后，非常高兴。双方很快达成用工意向。
能找到这份高收入的工作，还能出国见世面，一家人十分高兴，以为家庭的命运将会从此改变。
这年7月，杨林生以商务考察的名义，在常州市匆匆办理了前往尼日利亚的出境手续。
谁料，2011年1月8日，在尼日利亚打工一年多的杨林生，正在高空安装设备时，不慎一脚踏空，从6层高楼重重摔下来，不幸死亡。
消息传回国内，杨林生妻子满桃花顿时陷入悲痛之中。在好心人的提醒下，满桃花强忍悲痛，走上了索赔之路。
由于杨林生是从网上找到的工作，加之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并未与替他找活干的常州这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况且，杨林生是以商务考察的名义办理的出境手续，而他为之工作的尼日利亚JHX木业公司是中尼合资企业。索赔事宜远非满桃花想象的那么简单。
索赔遇阻求助工会
事发后，满桃花委托杨林生的哥哥杨林安去常州协商处理索赔事宜。
杨林安从郧县出发前，先在信用社贷款6000元，又到武汉请了一名律师，随后赶到常州市。
在双方见面会上，杨林安提出：赔偿150万元，将弟弟的尸体运回国内，并安排家属前往尼日利亚了解遇难真相，商讨尸体处理事宜。但赔偿方却不同意家属提出的条件，双方分歧较大，第一次商谈不欢而散。
杨林安仍不甘心，回到家乡后，在郧县又聘请了一名律师与对方交涉，但双方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遇难者家属后来将赔偿及拖欠工资两项总额降至102万元，满心希望能为多日的奔忙画上句号，但赔偿方尼日利亚公司委托协助处理此事的常州这家公司表示，最多赔偿30万元。双方分歧依然较大。
杨林安和满桃花一筹莫展。
几个月多方奔走无果，2011年6月21日，万般无奈的杨林安听说工会能帮农民工讨薪，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郧县总工会求援，希望工会能够帮帮自己。
郧县总工会兼职副主席范青华律师带着杨林安直奔湖北省十堰市总工会。十堰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岩力表示：“要尽快协调处理此事，可以开展一次跨国维权尝试。”
逐级上报后，这起境外工亡索赔事件引起了湖北省总工会的重视，他们向事发地江苏省总工会发函，请求协助解决，同时要求十堰市总工会派人前往常州市调查处理。
十堰市总工会派出分管负责人赵国民带领范青华，陪同杨林安、满桃花等人前往常州。
联动维权艰难
2011年12月5日，十堰市总工会工作组在常州市总工会的配合下，与尼日利亚公司委托协助处理赔偿事宜的张先生和律师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协商。
由于杨林生生前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十堰市总工会提出的82万元工亡赔偿及支付拖欠工资1.16万元的要求，但张先生始终坚持以打包的形式赔偿30万元。
第二天，十堰、郧县两级总工会和常州市总工会采取分别座谈的方式，对当事人双方进行劝解。此时，尼日利亚公司将赔偿金额提高到40万元，但遇难者家属却不同意。
无奈之下，工作组向常州市总工会主要负责人求援。常州市总工会于是与尼日利亚公司负责人直接电话沟通。
这一次，尼日利亚公司将赔偿金额提高到了50万元。十堰市总工会认为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小，考虑到目前掌握的证据不够充分，假若谈判破裂，打跨国官司会得不偿失，便做遇难者家属的工作考虑能否接受赔偿方的条件，但遇难者家属仍然不能接受。
十堰市总工会十分清楚，杨林生是以商务签证的名义出国打工的，并没有办理正规境外务工手续，突然工亡在异国他乡。而这类境外纠纷调解成功的案例尚不多见，几乎没有可参考的案例。
面对法规空白、艰难的调解，十堰市总工会向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求援，准备采取跨国诉讼的方式，为杨林生的家属追讨赔偿金。但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认为：跨国诉讼成本太高，应避免诉讼，尽量以调解方式解决。于是，十堰市总工会决心将调解进行到底。
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维权工作组的眼前：遇难者是中国人，但遇难的地点是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尼日利亚。究竟该依据哪国的法律进行赔偿？赔偿的标准是什么？赔偿后的付款方式怎么解决？如何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合法分配？
越洋视频谈判成功
赵国民向赔偿方尼日利亚公司提出：“你们依照的是尼日利亚法律规定赔偿标准，能否参照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呢？”反复沟通，据理力争后，在越洋电话中，尼日利亚公司勉强表示了同意。
随后，中方谈判代表指出，杨林生是从江苏省常州市办理的出境手续，应该参照常州市职工上半年平均工资标准进行赔偿。按照参照标准，计算出尼日利亚公司应赔偿117万元人民币。
一场激烈的拉锯战随之展开……
在越洋电话里，赔偿金额不断发生着变化：67万元、55万……
赔偿金额的差距让调解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十堰市总工会调解谈判人员分析认为，如果赔偿金额继续降低，对原本家境贫寒的杨林生一家来说，极为不利；但考虑到杨林生既未通过正当的手续出境，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遂决定，将赔偿金额争取到54万元以上。遇难者家属终于表示接受。
在常州市总工会协助下，谈判组通过电脑视频，与尼日利亚公司进行了“面对面”谈判。
中国与尼日利亚有9个多小时的时差，视频谈判中，中方人员利用每天有限的3个小时视频对话时间，通过翻译，与该公司老板直接谈判。十堰市总工会还让遇难者家属参与了对话。
经过6天8轮艰难的调解谈判后，2011年12月9日，双方终于达成赔偿协议：尼日利亚公司赔偿杨林生家属54.2万元，分两笔支付，第一笔在签订协议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30万元；剩余24.2万元，在骨灰交接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对于善后处理，尼日利亚公司承诺在火化遇难者遗体时全程录像并制作音像资料，妥善保管遗物，在交接时一并移交。
至此，全国首例境外工亡赔偿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
参差十万人家范文5
朝阳是辽宁省著名的贫困地区，多少年来，人多地少，基础条件差，气候条件恶劣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造成朝阳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以致广大农村长期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究其原因，除了自然条件恶劣，长期的经济文化落后外，还在于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朝阳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当地的政府和人民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为摆脱贫困而苦苦的求索。进入21世纪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振兴当地农村经济的适宜道路，那就是发展三大主导产业即畜牧业､设施农业和林果业。多年的实践证明，振兴朝阳农村经济，必须在发展三大主导产业上做好文章:第一，三大主导产业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产业。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发挥本地的优势､克服弱点。设施农业､林果业，既摆脱了雨养农业的束缚，又充分利用了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丘陵､坡地资源。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丘陵坡地多，为设施农业和林果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条件。从畜牧业来看，由于朝阳紧邻内蒙古草原，受其影响，农民有着悠久的养畜传统和丰富的养畜经验;同时畜牧业也充分利用了朝阳饲草､饲料充足的优势。朝阳一年产各种风干秸秆40亿公斤，如全部利用可供2000万头牲畜食用。第二，三大主导产业均是高效产业。朝阳属于贫困落后地区，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如何尽快实现脱贫致富，必须要在生产效益上做文章，发展三大主导产业无疑是最佳选择。在设施农业中，生产蔬菜平均亩产值都在1万元左右，生产棚果在1.5-2万元，生产食用菌在2万元以上，生产花卉2-3万元。一般情况下，一亩保护地可以顶水浇地玉米效益的十几倍､一亩果树可顶一亩水浇地效益的4-12倍。畜牧业的经济效益比传统农业更是高出无数倍。
以上两点，足以证明三大主导产业在朝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必然性。
二､朝阳三大主导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经过“十五”期间的发展，朝阳三大主导产业呈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从畜牧业来看，以产业化经营为核心，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依靠科技和市场，实施了养羊､养猪､养牛､养禽､饲料加工五大产业开发，使畜牧业的发展进入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呈现出总量快速扩张，产值和效益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截至2006年6月末，全市畜禽饲养量达到猪231.2万头､牛50.5万头､羊252.3万只､禽4737.8万只。肉蛋奶总产量分别为24万吨､14.5万吨､4.2万吨，畜牧业产值实现28亿元，发展势头良好。通过发展畜牧业，2005年全市实现户有稳定收入项目5万户。实现农民人均收入578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9.3%;从设施农业来看，朝阳自2000年提出建设北方保护地大市以来，设施农业发展迅速，温室大棚每年都以3-4万栋的速度向前推进。到2005年末，全市保护地面积达到55万亩，棚菜产量达到了155万吨，棚果达到4.3万吨､食用菌5.2万吨､年产鲜切花4.6亿枝，设施农业总产值实现31亿元。仅此一项农民人均纯收入930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31%。全市从事设施生产的农户近25万户，占总户数的1/3，户均纯收入接近8000元。不仅结束了全市鲜细菜南菜北调的历史，而且使95%以上的鲜细菜销往外埠市场;在发展林果业方面，截至“十五”期末，全市现有林业用地面积97.2万公顷，有林面积71.4万公顷，其中以“两杏一枣”为主的经济林总量达到了230万亩，产量达到1.13亿斤。在水果业方面，全市果树面积达到115.5万亩，实现产值2.7亿元。林果业总产值达到6.2亿元，人均21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从事林果业生产的农户15万户。
朝阳在长期的生产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自己的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一是蔬菜。经过“十五”期间的发展，北票的番茄､凌源的黄瓜享誉全国。全市棚菜产量155万吨，销往国内20多个大中城市和俄罗斯。二是花卉。以凌源､喀左为代表的花卉生产已成为朝阳农业的一个特色产业。到2005年全市花卉生产面积达到了4.3万亩，鲜切花产量4.7亿枝，仅次于云南，居全国第二位。三是食用菌和棚果。“十五”期间，全市棚果面积达到2.2万亩，产量4.3万吨，产值1.2亿元。食用菌面积5000亩，产值9000万元。四是水果。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使朝阳的水果品质上乘，口感好､含糖量高，是其他一些地区不可比拟的。蔬菜､花卉､水果､棚果与食用菌等已经构成该市特色产业的多元化生产格局，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事实胜于雄辩，三大主导产业的发展，让朝阳农民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找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朝阳农村经济的振兴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三大主导产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朝阳市围绕三大主导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三大工程目标”:在畜牧业方面，提出了“千家万户增收工程”，到2010年畜牧业产值达到120亿元;在设施农业方面，提出了“双百工程”，到“十一五”末期，全市设施农业生产规模达到100万亩，产值实现100亿元。使朝阳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设施农业生产基地。在林果业方面，制定了“绿色富民工程”。到2010年，全市水果总面积达到150万亩，经济林增加到300万亩，林果业总产值实现60亿元。
三､进一步发展三大主导产业的具体措施
目标的制定令人振奋，使朝阳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美好的前景。而要完成目标，必须具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1.调动农民从事三大主导产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三大主导产业，实施三大工程，最终需要农民来完成。如何把它变成农民的实际行动，这是需要我们动脑筋的问题。从目前的体制上看，农民一家一户耕种､自主经营与政府的领导和推动形成一对矛盾:一方面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经营什么，完全是自己作主，政府不能强行干预;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又必须让农民完成三大工程目标。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就是要加大工作力度，培养教育农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此，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培养农民的现代农业观念。就是要改变农民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劳作方式，要让农民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规律来发展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发家致富为目的来发展生产。一是树立典型，发挥典型示范的作用，感染农民，从而促使其观念的转变。二是组织农民参观学习。让农民走出去，看一看别人在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看看别人的生活状况，找找自己的差距，从而促使其观念的转变。龙城区边杖子乡林杖子村，乡领导想组织农民用100亩好地栽种酒葡萄，但农民不认可，乡领导就组织他们走出去，到喀左､河北等地参观，最终得到了农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提高农民从事三大产业科技素质和基本技能。改革开放以来，朝阳市还有接近一半的农民没有摆脱贫穷，还处于原始的生产状态之中，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农民自身来说，除了观念上的原因外，缺乏从事现代农业的科技素质和基本技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农民不是不想发家致富，只是自己没有发家致富的本事。政府必须抓住农民这种心理和要求，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提高农民从事三大主导产业的技能。一是要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农业科技知识，介绍致富信息。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宣传橱窗､板报等形式教农民怎样从事现代农业生产。二是送科技下乡。农业科技人员，要深入到农民家中､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民讲解现代农业的有关知识，教会农民如何从事三大主导产业的生产和管理。三是建立技术服务体系。现代农业就是科技农业。科学栽培､科学饲养､科学管理。农民不懂科学或知之不多，这就需要政府提供科技帮助。市县两级都要成立三大主导产业科技服务中心，乡镇要成立科技服务站，随时解决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科技问题。
第三，政府要加大投入，给予农民物资和资金上的支持，以调动其参与热情。资金不足或没有资金，也是一些农民还在从事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扣一个一亩地的温室大棚，需要近一万块钱，这对贫困的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多数农民生活比较困难，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现状，没有闲余的资金投入到生产之中，因而看别人致富也是心急如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给农民以物资和资金上的支持，调动农民的参与热情。在这方面喀左的经验值得推广。喀左县为从事设施农业的农民免费提供棚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参与热情。
2.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近年来，朝阳农村经济较快增长，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实现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农业的整体科技水平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总量偏小，比重偏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强。比如，在设施农业发展上，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以色列在番茄生产上，亩产量达到了30吨，而朝阳的亩产量只有10吨，差距很大。因此必须积极鼓励引进适合本地实际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用新技术､新品种来武装三大主导产业，以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朝阳县以色列189番茄架下套种双孢菇获得成功，实现亩产值30770元;北票番茄越夏栽培获得成功，平均亩产增收5000元。这些新技术､新工艺值得普遍推广。
3.发展壮大市场体系和龙头企业。市场是农产品的销售平台，发展“三大主导产业”离不开市场的带动。2005年末，全市年交易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专业市场发展到31家，年交易总额35亿元。“三大主导产业”要发展壮大，市场体系也必须发展壮大:一是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知名度。按该市的发展规划，要按照“省内最大､辐射东北､影响全国”的思路，重点培育和建设10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是增加市场数量，要本着大小结合，即方便生产者，又方便消费者的原则增加市场数量。多建中小型批发市场，以满足不同层次和地域菜农的需要。到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龙头企业达到150家，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锁定希波食品､柏慧燕都､宏达牛业等15家龙头企业，重点扶持其做大做强，带动全市“三大主导产业”向更深层次发展。
4.加强软环境建设。从软环境建设来说，就是加强领导，政府和有关部门同心协力，共同为朝阳“三大主导产业”的发展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齐抓共管:农业科技部门要积极为农民提供优良品种，先进设施，提供最先进的栽培管理方法，及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病虫害问题等等;农资部门要准备充足的农业生产资料，满足种子､化肥､农药､薄膜等农用物资的供应，并且保证货真价实;工商､公安部门要严厉处理坑农害农事件，维持好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行为，保证农产品运输车辆畅通无阻，树立朝阳良好的市场形象;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和车站､主要交通路口宣传板等媒体大力宣传､介绍朝阳“三大主导产业”的发展情况，提高知名度，以扩大产品销售渠道。
参差十万人家范文6
以往的研究卓有成效
《用铝铍同位素比值(26Al/10Be)埋藏方法测定周口店直立人的年代》(以下简称《铝》文)的第一作者说，现行教科书上关于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说法，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家根据当时在周口店发现的人类和动物化石估算出来的，并没有经过科学的测量。
周国兴认为，这一说法离事实太远。北京猿人生活年代的研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早期，我国学者裴文中、贾兰坡、杨钟健及外国科学家德日进、安特生、斯丹斯基等，便对周口店遗址的哺乳动物群、人类化石与石器、植被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参照欧洲第四纪冰期进行分析，认定北京猿人主要生活在更新世中期，年代在距今50万年至20万年之间，此时属于第四纪第一间冰期(即恭兹-民德尔间冰期)。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牵头，联合中科院地质所、贵阳地化所、原子能所及地科院地质力学所等研究机构，设立“1978-1984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综合研究计划”项目，采用裂变径迹法、热发光法、铀系法、氨基酸外消旋法、古地磁法五种方法对北京猿人的生活年代进行测定。他们将周口店有人类和动物化石及文化遗存的地层分为13层。在年代较近的第2层和第3层里，不仅发现有人头骨化石，还有非常年轻的动物(如赤鹿、最后鬣狗等)化石，其年代为晚更新世;在年代较远的第13层，发现有石器和用火遗迹，这便是周口店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证据，其年代距今约70万年。这五种方法测出的数据虽然有些出入，但总趋势却是一致的，即证明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
与此同时，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开展了洛川黄土剖面岩性分析，认为周口店第一地点洞穴堆积第10层可与洛川黄土剖面的S5相对应，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记录的第11阶段。科学家徐钦琦、尤玉柱通过研究，亦将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第3层至第11层与深海氧同位素记录的第8阶段至第11阶段相对应。徐、尤的研究不仅与刘东生的研究相衔接，而且他们从另一角度共同证实了北京猿人生活在中更新世的结论。
周国兴说，《铝》文的第一作者应当了解老一辈科学家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不应该把北京猿人的生活年代说成是估算的结果。
铝铍埋藏测年法是否可靠
《铝》文的作者认为“铝铍同位素比值埋藏测年法”是当代最新的测年方法，其结果理应更为可靠。周国兴却对这种方法表示怀疑。他的这种怀疑是由《铝》文公布的测量数据而产生的。《自然》杂志发表的《铝》文公布了10个数据，最后从中选取了6个数据，算出了77万年这一年代，其中却有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的两个“死结”。
第一个“死结”是，根据公布的数据，周口店第6层的年代为278万年前，第7层为100万年前，第8层至第9层应为90万年前(加上他剔除了的166万年的数据)，第10层为75万年前，第12层为62万年前，第13层为31万年前。这就令人奇怪了，为什么越往下的地层反而越年轻，越往上反而越古老?是不是整个地层来了个大翻转?
第二个“死结”是，《铝》文公布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很大的误差，最大的误差为74万年，最小的误差也有16万年，而且有的误差十分离奇。比如第13层的年代为31万年，而误差则为正负74万年，误差竟比所测出的数据大得多，第12层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数据难道还有意义吗?《铝》文在公布77万年这个结论性数据时，同时公布误差为8万年。但从该文作者所挑选的能得出77万年这个平均值的几个数字来看，其误差应为23万年。那么，8万年这个误差值是怎么得出来的?这只能期待《铝》文的作者给出答案。
《铝》文中出现的“死结”，究竟是测试样品有问题，还是“铝铍埋藏测年法”本身不可靠?周国兴认为，无论问题出在何处，《铝》文得出的77万年的结论值得怀疑。
北京猿人生活在间冰期
为探求北京猿人的生活年代，科学界开展了哺乳动物群、植物孢子粉、沉积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有力地支持了北京猿人生活在较为温暖的间冰期的观点。而77万年前是属于较为寒冷的冰期，与环境研究的成果相抵触。由此，周国兴认为，现在不是要去研究生活在77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如何适应当时的寒冷环境，而应当去解决测出的属于冰期的年代与间冰期生态环境间的矛盾。
北京猿人的生活年代不是
一个孤立的数据
周国兴说，北京猿人的生活年代不是一个孤立的数据可以代表的，它必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以往的研究表明，北京猿人的生活年代在距今70多万年至20万年之间，也就是说，北京猿人在周口店生活了50万年之久。周口店底层的第13层代表着这里的最早居民，其附近的第十三地点同样也发现了用火遗迹和古老种类的动物化石，支持了存在较早居民的观点。学术界之所以将北京猿人的生活年代大致定在四五十万年前，只是为了便于表述而取了一个中间值，较为准确的表述应为距今四五十万年前后。《铝》文提出的77万年这个孤立数据不能准确表述北京猿人的生存年代。退一步说，即使这个数据是正确的，它也只是包含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中。
“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不可取
据了解，《铝》文的第一作者一直有一个观点:以往的中国学者在研究古人类时把年代“压缩”了，因而要“减压”。他正是怀着这种“减压”观念来对待年代测定的，所测出的年代都大大提前。比如，他在广西柳州白莲洞的年代研究中，使用热电离子质谱铀系法，把距今2.8万年的西六层测定为16万年，把距今3.6万年的西十层扩张到距今30万年。这样一来，他把生活在3万年前的白莲洞人提前到了距今16万年前。同时，他还把著名的柳江人从3万至5万年前提早到了16万年前。难怪他的这些判断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
在对待北京猿人的年代测量问题上，似乎也有“减压”观念在作祟。他采用测定白莲洞年代的同一方法，将周口店堆积物第1层至第3层的年代由20万年前提前到40万年前，将第5层测定为50万年前。他还由此判定，第6层及其以下的地层必然超出50万年。于是，他采用“铝铍埋藏测年法”获得了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