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的英文范文1
新口袋型转轮手枪（New Pocket Model Revolver）采用0.32英寸口径，6发转轮弹膛供弹，是柯尔特公司1893年推出的第一支转轮侧摆式转轮手枪。转轮向外摆出的新型设计，使转轮手枪装退枪弹更为方便快捷。这种新型设计，首先在小型枪身的口袋型手枪上试验，一举获得成功，到1905年共生产了近30000支。 柯尔特新口袋型转轮手枪，0.32英寸口径，6发转轮弹膛，序列号1，1893年制造
1905年以后生产的新口袋型手枪，因为采用了柯尔特公司雇员乔治・坦斯利的发明专利“Positive”保险装置，枪的名称亦变更为Positive口袋型转轮手枪（Pocket Positive Model Revolver）。Positive保险装置，是通过扣动扳机来解除保险，从而有效防止枪支意外走火。该枪推出后，被哈特福德警察局大量订购，在民用市场也十分畅销，从1905年一直生产到1940年，大约生产了130000支。
博物馆展出了上述两种手枪展品，一支是1893年制造的新口袋型1号手枪;另一支是1911年制造的Positive口袋型转轮手枪，序列号50246。 柯尔特新服役式转轮手枪，0.45英寸口径，6发转轮弹膛，胡桃木握把，序列号5，1898年制造
新警用式/Positive警用式转轮手枪
新口袋型转轮手枪研制成功后，柯尔特公司又将侧摆转轮设计应用于中型枪身的新警用式转轮手枪上。1896年，新警用式0.32英寸转轮手枪研制出来后，柯尔特公司将序列号1的手枪送给了纽约警察局局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试用，结果获得对方高度认可，随后，纽约警察局购买了4500支新警用式。此举收到了极好的广告效应，帮助柯尔特公司进一步开拓了警用武器市场。展出的手枪是一支1896年生产的序列号为9的手枪。
新警用式的后继产品也配用了Positive保险装置。这款枪从1907年生产到1939年，总共生产了近20万支。展出的枪支序列号为138936，1917年制造，原为康州图书馆安保人员携带的武器，1978年捐赠给博物馆。
1908年推出的警用Positive特别式转轮手枪，转轮弹膛加长了6.4mm，发射0.38英寸口径枪弹。柯尔特公司的产品广告将该枪描述为“使用这种枪弹的最紧凑也是最轻的转轮手枪，它被这里和国外的警察局广泛使用……”。展品是一支康州警察局长官温莎・洛克斯（Windsor Locks）配备的手枪，序列号 638382，1953年制造。 柯尔特新服役式转轮手枪，序列号142811，1917年制造，美军订单手枪生产样本
新服役式转轮手枪
新服役式转轮手枪（New Service Model Revolver）是是当时尺寸最大的双动外摆式转轮手枪。转轮侧摆式设计在小型和中型枪身手枪上的成功应用，为大型手枪的研发奠定了基础。1898年，柯尔特公司推出的新服役式转轮手枪成为美国军用手枪的更新换代产品。在所有柯尔特武器中，新服役式转轮手枪生产时间持续最长，从1898年一直生产到1944年，总产量超过356000支。博物馆展出的5件展品。
第一支手枪，序列号5，是1898年最早生产的原型枪之一，0.45英寸口径，6发转轮弹膛，胡桃木握把，握把下面带有绳索环，这种规格样式在以后的改进型枪支上没有大的改变。 柯尔特新服役式转轮手枪，序列号177781，1919年制造，美军订单样枪
第二支手枪，序列号142811， 1917年生产，是1917年柯尔特公司与美国陆军签订协议的过程中，按军方意见改进设计的样枪。枪上刻有铭文：“Sample/from which dimensions/were taken for drawings/made in Dec.1917”（样品/遵从各方意见/遵照图纸/1917年12月制造）。新服役式转轮手枪从1898年问世后，经过了多次改进，最终在1917年被美国陆军采用。从1917～1920年，美国陆军先后购买了151700支，直到二战期间仍能见到这款手枪在大量使用。
第三支手枪，序列号177781， 1919年生产，是正式生产的美军M1917订单手枪中的一支，握把底部有铭文“U.S./ARMY/MODEL/1917/No. ”（美国/陆军/型号/1917/编号），铭文最后的军队编号空白，未打上具体号码，说明它是在生产的同批次产品中随机抽取的一支，作样品留存。
第四支手枪，序列号193428，用钢笔写在木质握把内侧，1919年制造。木质握把上有一处透视切孔，用以展示里面的零部件，显然是一支展示用枪。
第五支手枪，序列号336431， 1933年生产，与前4件展品口径（0.45英寸口径）不同，该枪采用0.38英寸口径。 柯尔特新服役式转轮手枪，与其他同型手枪不同，其采用0.38英寸口径，序列号336431，1933年制造
M1905海军陆战队转轮手枪
该枪是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设计的，与陆军新服役式转轮手枪没有本质差别，主要是采用了0.38英寸口径，并对握把作了一些修改，经军方认可后，定名为M1905海军陆战队转轮手枪。其生产数量很少，仅生产了926支，其中800支被海军陆战队购买，其余的投放民用市场销售。展出的这支手枪，序列号1，是柯尔特公司保留的原型枪。
军用特别式转轮手枪
作为陆军与海军新服役式转轮手枪的后继枪型，军用特别式转轮手枪（Army Special Revolver）在1908年推出，该枪配装了Positive保险装置，6发转轮弹膛，0.38英寸口径，从1908年生产到1927年，总共制造了近240000支。展出的2支手枪，其中一支序列号358499，1913年制造;另一支序列号473317，1922年制造，枪身带有雕花装饰，握把护板用珍珠母制作。 柯尔特军用特别式转轮手枪，0.38英寸口径，6发转轮弹膛，序列号473317，1922年制造，枪身带有雕花装饰，握把护板用珍珠母制作
新服役警用式转轮手枪系列
进入20世纪后，侧摆式双动转轮手枪成为转轮手枪的主流。柯尔特公司在研发生产各种型号军用转轮手枪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系列不同款式的警用转轮手枪，以适应不同警种、不同职务警察的需要。博物馆展出了1920～1950年代生产的6种警用转轮手枪。
行政警察式转轮手枪（Official Police Model Revolver）
该枪也称公务警用式转轮手枪，其前身是1908年开始生产的军用特别式转轮手枪。一战结束后，军用武器需求量逐步下降，柯尔特公司生产的军用特别式转轮手枪多被各地警察局购买，很难再获得军方订单。鉴于这种情况，1927年，柯尔特公司对军用特别式转轮手枪稍微作了一些改动，另行命名为行政警察式转轮手枪。其中，1927年以后生产的0.38英寸口径转轮手枪延续使用军用特别式转轮手枪的编号系统，从513216开始，至900000，生产了38万余支;1930年开始生产的0.22英寸口径转轮手枪，另行单独编号，序列号从1开始。展品中，一幅1927年的产品宣传如此介绍行政警察式转轮手枪：“这是美国No.1警用转轮手枪，柯尔特行政警察式转轮手枪。0.38英寸特别口径，既可使用常规弹又可使用高速铅弹;6发转轮弹膛;枪管长有51mm、102mm、127mm、152mm;烤蓝或镀镍处理;152mm长枪管手枪，全枪质量0.96kg;握把为方格图案胡桃木;扳机和马刺式击锤带有格纹;枪身顶部无光泽，以防止反光。有了它便有了最有效、最受欢迎的警用武器。因为它可靠、耐用、精准，且绝对安全，世界闻名……”。 柯尔特行政警察式转轮手枪，0.22英寸口径，6发转轮弹膛，序列号1，1930年制造
展出的两件手枪，一支是1930年制造的0.22英寸口径手枪中的1号手枪;另一支是1954年制造的0.38英寸口径手枪，序列号为837584。
长官目标式转轮手枪（Officer’s Model Target Revolver）
该枪从1904年开始生产，在1930年以前只有0.38英寸口径一种版本，1930年以后推出了发射0.22英寸口径长步枪弹的新版本。1949年以后，该枪被重新命名为长官特别式转轮手枪（Officer’s Model Special Revolver），继续生产到1952年。两件手枪展品均为0.22英寸口径，一支为前期生产的长官目标式，序列号501，1930年生产;另一支为后期生产的长官特别式，序列号241， 1950年生产。
突击队式转轮手枪（Commando Model Revolver）
该枪0.38英寸口径，6发转轮弹膛，属于行政警察式转轮手枪中一个单独的版本，指的是1942～1945年为美国生产的政府订单手枪。美国政府购买的这批手枪，是为国防工厂警卫、警察、海事委员会及其他组织配置的，总共生产了50617支。展出的一件展品是1942年制造的1号原型枪。
长官式比赛转轮手枪（Officer's Model Match Revolver）
该枪口径0.38英寸，6发转轮弹膛，序列号901347，1953年制造，枪管上刻有铭文“Presented to G.H.Anthony by B.F.Conner/January 1953”（B.F.康纳赠给G.H.安东尼/1953年1月）。在1952年，长官特别式转轮手枪重新命名为长官式比赛转轮手枪，与突击队式在一起编号。该枪正式生产后不久，柯尔特公司董事长B.弗朗克林・康纳（任职年限1949～1955年）将这支枪赠送给前任董事长、董事会主席格拉海姆H.安东尼（任职年限1944～1949年）。
元帅式转轮手枪（Marshal Model Revolver）
该枪口径0.38英寸，6发转轮弹膛，1954年推出，与行政警察式手枪惟一不同之处是握把底部是圆形的。在1956年生产线结束前，只生产了2500支。展出的一件展品，序列号838542，1954年制造。
佩里营式单发装填转轮手枪
柯尔特佩里营式单发装填转轮手枪于1920年开始研发，1926年正式，从外观上看很像是一支普通转轮手枪，但与转轮手枪根本不同的是，其是一支单发装填手枪，其弹膛与枪管成整体结构。按压枪身左侧的按钮，枪管会连同弹膛一起摆出，此时可往弹膛内装填1发0.22英寸长步枪弹，扳机为常规的双动式，也可以压倒击锤以单动方式发射。该枪是为军队及警察射击训练和射击比赛用而设计的，以美国举行军事射击比赛的专用靶场“佩里营”（Camp Perry）的名称命名。最初生产的63支手枪均为试验枪，最终投入市场的只有2525支。展出的1支手枪序列号为8，约1920年制造。 柯尔特长官目标式转轮手枪，0.22英寸口径，6发转轮弹膛，序列号501，1930年制造
1950～1970年代生产的转轮手枪
博物馆柯尔特转轮手枪展览的最后部分，展出的是几款1950～1970年代初的产品，可能是由于年代相对较近、人们比较熟悉的原因，展品说明文字没有作更多的背景介绍。
柯尔特眼镜蛇式转轮手枪（Colt Cobra Model Revolver）
该枪是柯尔特公司1950年研制的一种供侦探使用的转轮手枪。博物馆共展出3件手枪展品：第一支手枪，序列号84-LW，口径0.38英寸，6发转轮弹膛，1950年生产，枪身采用轻型合金材料，全枪质量约0.43kg。第二支手枪，口径0.38英寸，6发转轮弹膛，序列号39757，1955年生产。第三支手枪，未标示口径，6发转轮弹膛，序列号39877， 1955年生产，这支手枪与前两支有所不同，其击锤为弧形边缘，这种设计在1950年代生产的柯尔特双动式手枪上多有出现，其作用是当需要迅速拔枪时，能防止外露击锤挂到衣服。
柯尔特空勤型转轮手枪（Colt Aircrewman Model Revolver）
柯尔特公司在1951年与美国空军签订的武器订单中，制造了1189支这种双动式转轮手枪。该枪0.38英寸口径，6发转轮弹膛，枪身和转轮的材质为铝合金材料，是专门为空军飞行员提供的生存武器。这些枪几乎是刚交付不久就因故障被退回了，因为在测试使用0.38英寸特别弹时转轮弹膛爆裂。博物馆展出一支手枪展品，序列号18LW，1950～1951年制造。 柯尔特佩里营式手枪，其弹膛与枪管成整体结构，只能装填1发枪弹，0.22英寸口径，序列号8，约1920年制造
柯尔特357马格努姆式转轮手枪（Colt 357 Magnum Model Revolver）
该枪发射0.357英寸马格努姆枪弹，6发转轮弹膛，1954年开始制造，为双动式转轮手枪。1962年柯尔特公司在仅生产了15000支后便结束了生产。展出的两件展品，其中一支序列号43，是1954年研发阶段提供给联邦调查局测试与评估的试验型手枪;另一支序列号7866，是1955年生产的正式产品。
柯尔特巨蟒式转轮手枪（Colt Python Model Revolver）
该枪于1955年推出，0.357英寸马格努姆口径，6发转轮弹膛，序列号236， 1955年生产。
柯尔特特工式转轮手枪（Colt Agent Model Revolver）
该枪口径0.38英寸，6发转轮弹膛，序列号71745，1962年生产。
型号的英文范文2
[关键词]准噶尔 黑园山 地质特征 石英脉+蚀变岩型
中图分类号：TD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4-0033-01
黑园山北4号金矿位于新疆巴里坤县三塘湖乡东北部790高点处。大地构造处于三塘湖晚古生代弧间盆地的东部[1]，属谢米斯台-库兰卡孜干金铜稀有金属成矿带[2]，该成矿带上产出有众多的金矿床（点），区内具有寻找大型金矿床的找矿潜力。
1 矿区地质特征
1.1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上泥盆统江孜尔库都克组的火山碎屑岩段、中基性熔岩段；下二叠统卡拉岗组的一套陆相火山岩及第四系。
1.2 构造
矿区褶皱、断裂和火山构造较发育。褶皱构造变形较弱，仅表现出一些小的褶曲及挠曲，形变较为普遍，形变作用强烈地段矿化石英脉分布较广泛；断裂构造以北西向、北北西向断裂为主，北东向断裂次之。F1为矿区内规模最大的一条断裂，横贯矿区，沿该断裂带上石英脉较发育，为矿区主要控矿构造，区内金矿体分布于该断裂与北北西向断裂交汇处。北北西向断裂主要分布于F1断裂以北，为近于平行展布的一组断裂，断裂间距l-2km，沿断裂岩石破碎蚀变较强，石英脉较发育，790高点北1、2号金矿点均受该组断裂控制，所以该组断裂也是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
2 矿体地质特征
2.1 含金石英脉特征
矿区共圈出含金石英脉2条，产于灰绿色凝灰岩中，其中，①号脉呈灰白、微黄、黄白色，长5l米，最宽处25米，最窄处3米，一般宽10.20米，平均宽13.5米。为不规则透镜状呈北北东向展布，倾向285°，陡倾，倾角略有变化，一般70°-80°之间；②号脉为杂色石英脉，且东西两端略有不同：东端以石英脉为主，见有少量围岩残留体，颜色呈灰白、黄白色，西端石英脉与围岩相同产出，颜色呈灰褐、深灰色，脉体长155米，最宽处89米，最窄处8米，一般宽20-60米，平均宽39.4米，为不规则透镜状，呈北东向展布，倾向335°，陡倾角一般为75°-80°。
2.2 矿体特征
矿区共圈出金矿体9个（见表1），其中1-8号金矿体产出于②号石英脉中，9号矿体产出于①号石英脉中。1号金矿体规模最大，品位相对较高，该矿于②号石英脉的西部，为不规则透镜状，矿体长43米，平均厚6.5米，金品位1.08-5.31×10-6之间，含矿岩性为石英脉+蚀变岩。
2.3 矿石质量
矿石由金属矿物和脉石矿物组成，金属矿物有：自然金、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钾铁矾；脉石矿物有：石英、绿泥石、绢云母、方解石、白云石等。镜下鉴定自然金呈薄片状，粒状及不规则状，分布不均匀。原生矿金呈微粒状包裹于黄铁矿中。
3.矿床成因
金矿体受北东向及北北西向断裂控制，并赋存在矿化石英脉中，矿石中有原围岩火山碎屑岩的残余，边缘具融蚀现象，表明有热液蚀变再生作用，具有热液作用的硅化现象和热液蚀变矿物。因此，该金矿点成因类型属石英脉+蚀变岩型。
参考文献
型号的英文范文3
[关键词] 《爱国者》； 美国文化；价值观； 符号
作为特定文化的产物，电影作品通过类型化的、视觉谱系的手法建构的是能够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好莱坞的类型化影片表达的正是美国特有的文化价值观。罗兰德·艾默里克导演，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爱国者》是一部以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为背景的史诗性影片。该影片以明快、有序的线条讲述了主人公从反对战争到为复仇而战及最后为自由而战思想的转化，以个人命运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的变迁，表达了自由与平等、崇尚英雄等典型的美国文化价值观。
影片中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体现
（一）自由与平等观念的宣泄
好莱坞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建构起健全而稳健的类型体系。类型化的影片虽然情节各异，叙事结构不一，但大体遵循着规范性的叙事模式、造型设计及情感诉求。自由斗士式的人物形象一直是好莱坞史诗影片着力塑造的形象。美国文化强调机会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美国人追求个人之自由与平等，历来主张人应当自立、自强。在美国人眼中，惟有不懈的自我奋斗才有可能获得自我的实现，体现出人生存于世的意义和价值，也只有依靠自我奋斗而获得最终成功的人，才会赢得美国人由衷的尊敬和赞叹。”[1]
《爱国者》中的主人公本杰明·马丁是英国殖民地的侨民。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年轻时曾经在英国军队中服役，作为无情的斗士，在英军对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殖民扩张战争中立下战功。但战争的残酷使他的良心饱受着自己过去所犯下罪行的折磨，所以战后他转变为和平主义者，告别戎马生涯，回到了南卡罗莱纳州的农场，希望享受安宁的家庭生活。然而，英国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对殖民地的绝对统治，征收众多不合理的高额赋税，采用高压手段剥夺当地人的自由权利。这一切迫使殖民地的移民开始反抗。本杰明并不想参与他们的斗争，但他发现他的生活被独立战争搅得天翻地覆，残暴的英国军队劫掠了他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家园，杀死他的二儿子并将夺走他所挚爱的一切。现实的发展逐步使这位久离沙场的老战士认识到，要想保护自己的家庭和安宁，惟一的选择就是去为一个自由的年轻国家而战斗。影片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参战的一名黑奴，他目不识丁，一开始参战是因为参战有报酬并能获得自由之身，但常被白人同伴嘲笑。随着战争的发展，他已获得自由，但仍然坚持在战场，原来鄙视他的白人同伴问他为什么他已经自由了却还不离去。黑奴回答道：“我自愿在这的。”白人同伴说：“你和我们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荣幸。”影片透过这些人物心态及人物关系的处理宣扬了典型的自由与平等的“美国梦”，在年轻的新的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宣扬人人可以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地位获得自由的“美国梦”，自由、平等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必要条件。
《华盛顿观察》周刊曾对美国人的“美国梦”做过调查，提出：“美国梦是一个被众多美国人普遍信仰的信念，机会均等是美国梦的灵魂。社会阶级纵向流动，尤其是由下层阶级至上层阶级的社会流动是美国梦表现出来的最为显著特征。”[2]正因如此，影片通过主人公及其追随者最终驱赶走英国殖民者的成功告诉我们普通平凡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影片通过黑奴的心理觉悟也表达了黑人对自我精神世界及文化价值的思索。他们遭受种族歧视，在思想意识上受白人强势文化的影响，在新的文化建构中存在心理冲突与困惑，不断寻找出路。白人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理想，对像影片中黑奴这样的缺乏身份、边缘化的群体来说极富吸引力。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在美国这个新的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多民族的融合逐渐形成文化的聚合体系，而影片给我们找到了一个聚合的途径就是自由、平等的理想追求。
（二）英雄崇拜意识的体现
好莱坞类型化影片都有规范化的叙事模式、人物造型。在史诗性的影片中除了宏大的史性叙事背景外，影片都会创造基于历史背景的、强势的英雄人物形象。“英雄”是从想象和象征的文化谱系中抽象出来，能为他人提供范本的典范。这一形象在不可预测的历史发展面前总是会历经坎坷，本身在内心历程里经历“救赎”，最终“拯救”世界。这样的形象代表的是观者对历史及事件发展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犹疑不决及希望有人能廓清迷雾，掌控未来的心理渴求。可以说这是美国文化中典型的英雄崇拜意识，也是“个人主义”的体现。“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之一。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强调作为具有独立精神个体的人应该在宗教和政权之外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与自尊。个体的人应该具有勇于担当、坦诚相待、独立稳健、富有创造性等人生守则。英雄崇拜意识是好莱坞电影生产与消费的绝对主体，基辛格说：“美国人特别欣赏那种一马当先带领车队的牛仔，那种单枪匹马进入村庄或城镇的牛仔。”无数的类型化影片中英雄模型的累积建构了好莱坞影片中富有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英雄，英雄叙事成为好莱坞的经典叙事。
影片《爱国者》给我们展示了这种理想状态的个人英雄，而且这样的英雄是富有平等、独立意味的平民意义上的英雄。如前所述，主人公本杰明·马丁有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有谋略，遇到危险镇定自若，在安享家庭温情时遭遇家园毁灭、两个爱子先后被嗜杀的人生悲剧。这样的人生悲剧也是主人公由最初的追求“田园梦想”，否定战争到为复仇而战，再到为自由而战思想转变的重要推动力。他以担当、决绝、独立的个性完成了自我疗伤，在内心历程里经历了自我的救赎。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旦确立了自我的人生准则，便成为强悍且全能的英雄主义的化身，他或孤身救子，或独闯敌军大本营营救队友，或在战场上力挽狂澜，挥舞星条旗高呼为自由而战。影片中他被敌人称为“鬼魂”，行踪不定，威力四射，在战争中拯救了整个军队。战争的大背景仿佛是他一个人的舞台，独立战争的历史以极具个人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影片展示的正是美国文化中崇尚个人奋斗、富于冒险、不屈不挠的个人英雄主义，从这一点上看该影片正是典型的美国意识形态性的产物。
影片中文化价值观的符号体现
（一）具象化的象征符号
型号的英文范文4
2、表示血型：O可以用来表示一个人的血型，也就是O型血。O型血的人是按A、B、O、AB血型分类的其中一类人群，O型血的血浆中含有抗A、抗B，如果将含有O型血浆的红细胞制剂输入A、B、AB型患者的体内，将引起不同程度的免疫性溶血性输血不良反应。
3、表示化学元素：O也可以作为化学元素符号，用来表示氧元素，位于元素周期表第二周期ⅥA族。氧是地壳中最丰富、分布最广的元素，也是构成生物界与非生物界最重要的元素，在地壳的含量为48.6%。单质氧在大气中占20.9%。
4、拉丁字母：O是拉丁字母，在拉丁语的字母表里面，O的位置是第15位，和英语字母的功能类似，通过与其它字母组合，形成不同的意思，用于交流。
型号的英文范文5
“闪电”的最大起飞重量不过是15500千克，13200千克的总推力使其推重比远超同时代的战斗机，加上优秀的气动外形设计和良好的操纵性，“闪电”的飞行品质相当出色。其最大爬升速度高达254米/秒，而同时代的“幻影”-3E只有150米/秒，米格-21只有183米/秒，比“闪电”晚20多年诞生的“狂风”F3战斗轰炸机也只有217米/秒。“闪电”在飞行性能上的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采用推重比8的涡扇发动机、大边条前缘机翼/鸭翼的第三代战机出现。实际上，即便和大名鼎鼎的F-15“鹰”相比，“闪电”的爬升能力也毫不逊色。
从P.1B开始，“闪电”座舱后增加了一个高高隆起的背鳍，里面装有发动机的启动装置。启动装置最初采用普利西公司生产的“航空异丙基硝酸盐系统”（AVPIN），内含13.6升的异丙基硝酸盐，可供发动机启动六次。异丙基硝酸盐有剧毒和腐蚀性，一旦飘进座舱，对飞行员的危害很大，在加注时溢出还会腐蚀机身。尽管如此，AVPIN还是比地面启动装置要方便些，因为驻防在偏僻地区的“闪电”战斗机中队不是总能得到地面启动设备。
1959年12月，“闪电”开始服役。第一批3架预生产型交付给驻科提肖的空战技术研究中队（AFDS，后改称AFTS“空军试飞部队”）。1960年6月，首批生产型F.1交付给第74“老虎”中队。中队长是2月份刚刚就任的约翰·F·G·豪少校。新飞机的交付工作并不顺利，第74中队直到1961年4月底才完全具备昼夜飞行能力，开始战备值班。
1960年，英国电气公司航空分部和布里斯托尔飞机公司、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飞机分部、亨廷飞机公司合并为英国飞机公司（BAC），之后的28架“闪电”改进型F.1A和21架T.4双座教练型由BAC负责生产。
F.1A型的变化之处有：发动机采用“埃文”210R，其加力燃烧室进行了改进，具有四级油门控制；改进了风挡上的雨刷；用极高频无线电取代了F.1上的甚高频无线电装置。此外还对整个飞机的电子设备和布局进行了整理，并增加了腹鳍。F.1A在机身中下部两侧各有一条容纳电缆的外部管道，这是其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左侧机翼下安装有可拆卸式空中受油管，受油探头刚好位于座舱前方侧面，方便飞行员观测加油过程。探头底部还安装有强光灯，以便在夜间或者恶劣天气下的空中加油提供照明。
第一架F.1A（XM169号机）在1960年8月16日首飞，首批飞机装备驻沃提夏姆的联队。第56中队在1960年末开始接收第一批F.1A。“Treble One”中队则在1961年初开始接收他们的飞机。
雷达升级型：“闪电”F.2
“闪电”F.2型于1958 年研制。它的外观和F.1A几乎一样，雷达和发动机也与F.1A相同。但F.2在机背中部增加了一个为直流发电机提供冷却空气的小型进气口，以及用无级可变加力燃烧室取代了四级加力装置。F.2型的改进还有：新型OR.946 综合飞行控制系统，可以将导航系统同自动飞行控制系统耦合起来，相应的驾驶舱仪表布置也进行了全面改进；增加了全天候导航辅助系统和液氧系统（LOX）；雷达也升级为AI.23B，具备了迎头截击能力；发动机的尾喷管也得到了改进。
F.2的原型机XN723在1961年6月11日首飞，次年11月交付给AFDS。1962年12月，驻勒康菲尔德的第19中队用F.2换下了“猎人”，成为英国空军中第一支装备F.2型“闪电”的作战单位。第92中队也在1963年1月用F.2换下了“猎人”，并在1964年初达到了完全作战能力。由于这两个中队装备都是同时具备对空和对地作战能力的型号，英国空军决定把两个中队都编入驻西德的第二战术空军。第19中队在1963年开始移防德国的古腾斯洛基地，随后在那里整整呆了12年。同年12月，第92中队抵达了西德格列克申基地，然后在1968年1月迁往古腾斯洛和第19中队合并。“闪电”F.2型总共生产了44架。
増程型：“闪电”F.3
F.1/F.1A/F.2均存在航程过短的缺陷。为解决这一问题推出的F.3型在1962年6月16日首飞，原型机XP693在一架P.1B的基础上改进而来。1964年1月，生产型XP695号机交付给驻宾布鲁克的中央战斗机基地（CFE），标志着F.3型开始正式在英国空军服役。F.3型的发动机换成了罗尔斯·罗伊斯的“埃文”301（RB.146），可为“闪电”提供58.86 千牛的最大净推力和 72.77 千牛的加力推力。新发动机不仅推力更为强劲，对于外界气流和油门操作的适应能力也更强。此外还将垂尾改为梯形，面积也增大了15%，以补偿由于挂载空空导弹而造成的偏航；机翼结构得到强化，翼上携带两个副油箱。
F.3型取消了机炮，成为一种纯导弹战斗机。空空导弹换成了霍克·西德利公司研制的“红头”（原称“蓝鸦”Mk4），外观特点是圆形弹头，射程、速度和抗干扰能力均有所提高，初步具备了对超音速目标的迎头攻击能力。雷达也由AI23A换成了AI23B，同时支持使用“红头”和“火光”两种导弹。
F.3相对于 F.2 的改进并不多，被认为只是一种过渡型号。英国空军甚至拒绝购买由费伦第、Elliot 和 BAC 联合开发的完整自动截击系统，丝毫不考虑这一系统已完全实用化并已在 P.1B 上完成了测试，而且价格仅仅只有 140 万英镑。这使得“闪电”只能完成一些简单截击任务。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F.3型“闪电”具备在机翼上方携带两个1182 升副油箱的能力，实际中却从未装备使用过。
装备“闪电”的“火鸟”飞行表演队队长大卫·西瓦德的评论：“你只要看看“闪电”的进气道就会发现，‘闪电’的雷达整流罩形成了一个中心体。当飞机的速度增加到超音速范围时，它会抵消发动机上的空气压缩效应。理论上说，‘闪电’可以达到2.4马赫的最高速度。不过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因为要达到2.4马赫的速度需要消耗非常多的燃料，同时对于采用固定式尾翼的Mk1、1A、2和T4型来说，在高马赫数下进行粗暴的动作会引起飞机的方向失控，因此这些早期型号的最大速度被限制为1.7马赫。”
为了解决这些早期飞机上存在的缺陷，1962年引入的F.3型上采用了切成方形的尾翼和推力更大的“埃文”301型发动机。后者单台推力6154千克，加力推力可达7419千克。F.3型完全具备2马赫的飞行能力，装备的AI23B型火控系统探测距离和分辨能力上都得到了提高，还增加了一个用于询问目标的光学识别模式（带有Mk.2型主控基准陀螺仪的OR.946）。当然进行这些改进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给雷达系统新增的电路和液氧系统腾出空间，机炮不得不被拆除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进一步増程型：F.3A
“闪电”在设计初衷就是一种防御战斗机，特别重视爬升性能和机动性。为了减小机身横截面积和改善飞行性能，机体内部空间规划别注意了严格限制燃油存储空间。整个机身内部完全被发动机和各种导管塞满，连起落架都设计成了向外侧收回以便不占据机身空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布置内部油箱的余地。前缘襟翼和后缘襟翼里都史无前例地装上了内部油箱，副油箱布置在机翼上方，后来英法合作的“美洲虎”攻击机也保留了这一设计。在实际服役中，燃油携带量过小和航程不足是一直困扰着“闪电”的问题。对于发动机推力更大、机腹油箱较小的F.3型和T.5型来说，这一缺陷更为明显，几乎成了“机场保卫者”。
BAC从1963年开始研制增程型F.3A（也称F.3ERA型或F6过渡型）。其外观最大的特点是安装了容量为2700升的大型机腹保形油箱，让飞机看上去像是一个大肚子孕妇。这种油箱可以在地面上拆卸，但不能在飞行中抛弃。油箱上安装有两片腹鳍，“闪电”的航程可达1440千米。除此之外，F.3A型还保留了F.3型在机翼上部携带1182 升转场油箱的能力。
F.3A另外一个外观特点是采用了带前缘下垂和锥度扭转的双后掠机翼，可以获得更好的低速飞行性能。机翼前缘上还增加了一个涡流发生装置以改善飞机在整个速度范围内的控制能力。“埃文”301发动机由于出色的表现得以在F.3A上得到继续使用。
F.3A在1964年4月17日首飞。总共制造了16架，有15架很快就被升级到“闪电”的最终型号F.6型。
最终型号：F.6
“闪电”F.6型对航电设备进行了进一步升级，并改善了机翼的低速气动性能，翼上油箱成为标准装备。不过英国空军对“闪电”的航电设备升级进行的升级并不彻底——英国空军一直认为，这种飞机最多只会服役10年。
F.6型最大的变化是AI23B雷达被改进成了AI23C，后又升级为AI23D。最初F.6型和F.3/F.3A一样仅有两枚空空导弹。但在越南空战证明机炮仍然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空战武器，纯导弹截击机的想法并不符合实际。从1970年开始，F.6型“闪电”恢复了机炮，但安装的位置不再是以前的机鼻上部。该型号的机腹油箱有三个分段，最前面的一个被腾出来安装两门各备弹120发的“阿登”机炮。这样做对飞机的载油量影响并不大。
第一批15架“闪电”F.6由“闪电”F.3A直接在生产线上改造而成。这一批F.6外观上的区别是没有安装跑道拦阻索的着落钩。英国空军在机场广泛布置的跑道拦阻障碍在“闪电”应急着陆时常常会撞破背鳍，导致AVPIN装置起火。为此在1967年改用了拦阻索作为紧急着陆装置，同时还对后机身进行了重新设计，强化了结构。种种改进导致F.6型的空重比 F.3增加了500 公斤，和F.1型相比则增加了1045公斤。这明显影响了飞机的操纵性能，F.6型起飞时必须打开全部加力。
不包括15架由F.3A型和9架由F.3型改进而来的飞机，F.6型共制造了39架。由于只是在F.3A的生产线上进行简单的生产变更，这一型号没有专门生产原型机。第一架“闪电” F.6型在1965年11月交付给AFDS，不久就开始在驻宾布鲁克的第5中队服役。1967年6月，为英国空军生产的最后一架F.6型完工。
英国空军很喜欢F.6型。英国的所有一线中队都装备了F.3或者F.6型。虽然随后决定所有的F.3型都升级到F.6型的标准，但最终只改装和生产了足够装备四个中队（第5、11、23和74中队）的飞机。F.3型由于和F.6型相比只有可怜的航程和续航力，最终被交付给OCU作为二线飞机使用。
六十年代末，英国将驻德空军的31架“闪电”F.2型也按F.6型进行了升级改造：机腹处用大型保形油箱取代了原来的可抛弃式油箱；换用了弧形扭转前缘的机翼；改用大型方形垂尾。但武器系统保留了原来机鼻上部两门“阿登”机炮外加两枚“火光”导弹的配置，航电设备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发动机为“埃文”211R。这一升级的费用相当便宜，最终型号被命名为F.2A型。和F.6型相比，F.2A更轻更简洁，更受飞行员们的欢迎，很多人认为其是“闪电”所用型号中最好飞的。在高空飞行时，F.2A具备两个小时的极限巡航时间，这也是其它型号无法做到的。
作为一种早期高性能喷气式战斗机，“闪电”的一大缺陷是失速速度和着陆速度都较大，必须装备拦阻钩以缩短滑跑距离。加上强劲的动力，“闪电”在飞行员中获得了一个“恐惧”的绰号。只有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才有资格驾驶这款飞机。
“闪电”教练机改型
第一个型号是在F.1A上发展而来的T.4。1959年5月6日，“闪电”首席试飞员比蒙特驾驶代号为P.11的T.4原型机完成了首飞。但在同年10月10日的测试飞行中飞机出现了剧烈的震荡，飞行员被迫弹射弃机。事后发现这是由于机首为安排第二个座位进行的结构加强影响了飞机的稳定性，为此设计团队决定从T.4型开始，“闪电”的所有后续型号都将采用更大的腹鳍。
T.4其采用并列双座布局，前机身为此加宽了29厘米，看上去外形圆胖而笨拙。除改为双座之外，T.4在外形上和F.1A相差不大，飞行性能也基本相当。该机除取消了机鼻上部的两门机炮之外，保留了全部作战能力，安装有AI23雷达，可以携带两枚“火光”导弹，在一线部队被视作作战飞机。
第一架生产型T.4则在7月15日完成首飞。不计两架原型机，T.4总共生产了20架。每个中队都有一架T.4，而“闪电飞行训练部队”（ LTF，OCU的前身，专门负责培训“闪电”飞行员的单位）最开始拥有8架T.4。在一线部队，T.4被列为作战飞机使用。
在“闪电”F.3型出现之后，英国空军也装备了对应的教练机型T.5。这一型号由T.4改进而来，保留了并列双座布局，但换用“埃文”301发动机和梯形垂尾，内部的电缆管道加长。1962年3月29日，吉米·戴尔在布里斯托尔的菲尔顿完成了T.5原型机的首飞，第二架原型机（编号XS417，是第一架生产型）的首飞则拖到了1964年7月17日。同T.4型一样，T.5型也具备作战能力，不过除了使用“火光”外还能携带“红头”。从1965年4月20日开始，英国空军陆续接收了总计22架T.5，首先装备该机的单位依然是驻科提肖的第226 OCU。
这些教练型“闪电”由于座舱相对较宽（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还是太窄），被飞行员们昵称为“浴缸”。在实际使用中，T.4一般用于培训驾驶F.2A的飞行员，由于F.2A在由F.2升级而来的过程中航电设备基本没有变化（F.3型的仪表面板和之前的型号完全不同），使用T.4型进行训练的效果反而比T.5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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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模态多模态语篇分析多模态化现代学习型词典符际配置
一、 引言
近年来，从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出发，通过文本、图像、视频、三维动画等多种媒介和符号载体，将语言的社会符号特性扩展到视觉、听觉、动作、触感等模态的研究层出不穷，“多模态语篇分析”已然成为语言学和其他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多模态词典”是将词目的释义、例证等看作“语篇”，利用视觉（文字、图片、视频）、听觉（声控、语音识别、人机对话）、触感（触控、手势）等多种模态进行编纂的词典。该类词典充分体现了编纂者的意图并能对词典交际活动进行强化、补充、调节和协同，能反映整体意义。随着视觉文化、多媒体及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将多种模态应用于学习型词典编纂必将成为趋势，现代词典学中的“多模态化”（multimodalization）值得研究者关注。本文以社会符号学框架下的多模态理论为基础，以近五年来多模态理论视角下学习型词典图、文关系研究成果为重要依托，以流行度极高的“Big5”（学习型词典中的五大家族）的纸质及新型电子词典为蓝本，对现代学习型词典学中的“多模态化”展开讨论。初步探索“多模态学习型词典”的发展历程及该类词典的符际模态配置关系，以期为词典学研究提供全新视角。
二、 多模态语篇分析及“多模态词典学”研究
1. 多模态及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
“多模态”指综合运用视觉、听觉、触感等模态，通过文本、图像、视频、手势、三维动画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载体进行交际的现象（Iedema 2001： 1―2；O’Halloran 2006）。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多模态语篇分析”主要建立在Halliday（1985）提出的语言的社会符号系统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之上。研究者们（Kress 1990；Leeuwen & Jewitt 2001；Matthiessen 2007；Royce 2007；Bateman 2008）认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领域，同种意义可由不同符号来表达。语言符号不再是呈现经验和交际的唯一手段，所有模态都能表达意义，都具有元功能特征。多模态语篇分析将语言的社会符号特性扩展到视觉、听觉、触感、动作等多种模态交际手段方面，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语篇分析的不足。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意义表达及交际方式（媒介）的变化，各领域研究都涉及多模态语篇分析。
2. “多模态词典学”研究
（1） 历时研究： 词典编纂趋势的“多模态化”
从语言单一模态到多模态的发展促使交流从语言向多种符号的转变，“多模态化”已成为人类交际的普遍特征。选择最适合的社会符号（模态）进行释义、设例达到交际目的并做到用户友善（user friendliness），是编纂者一直考虑的问题。词典的雏形是词表（glossary），利用视觉模态中的语言符号进行编纂。公元15世纪的词典中首次出现了插图（Hartmann & James 1998： 70），而1850年John Ogilvie编纂的The Imperi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帝国英语词典》采用了大量插图，标志着插图在词典编纂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进入20世纪后，各国陆续出现了以视觉模态中的图片来释义的图解词典（如《杜登图解词典》1956、Visual Dictionary《视觉词典》 1987、Childrens Illustrated Dictionary《儿童图解词典》 2009等）。各类学习型词典也开始大量配置插图，逐步实现了由单一语言符号向文字为主、图形媒介为辅的编纂形式过渡。除视觉模态（图、文为主）之外，现代词典还采用听觉模态。第一部指导母语、二语及外语学习者发音的词典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17年发行的Cambridge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剑桥英语发音词典》， 该词典于1997年出版第15版时建立了语料库并于第16版出版时开发了电子词典版本。随后陆续出现了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ronunciation for Current English（《牛津当代英语发音词典》2003）、Longman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朗文发音词典》（最新版为2008年的第3版，并配有The Longman Pronunciation Coach CDROM）等以听觉模态为主、偏重对用户听觉能力培养的发音词典。目前主流学习词典都配有DVDROM，可实现纸质词典视觉模态和光盘词典听觉模态的交互。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视觉文化兴起，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了汇集多种模态协同的电子词典（光盘词典、在线词典和手机词典等）。在词典编纂技术和理念日新月异的变革中，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词典都在试图通过多种社会符号对客观事物进行描写。各模态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体现了多模态语篇的三大元功能，做到了形、音、义的结合。因此，词典编纂历程呈现了“多模态化”的趋势。
（2） 共时研究：“多模态词典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尽管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已走过近20年，词典编纂历程也呈现“多模态化”趋势，但“多模态词典学”研究起步较晚。该理论首先由Lew（2010： 290―306）在《多模态词典学： 电子词典的意义呈现方式》（Multimodal Lexicography： The Representation of Meaning in Electronic Dictionaries）一文中提出。文中将词典意义的表达模式分为九类： 1） 言语模态，2） 音频呈现言语成分模态，3） 非言语模态，4） 非语言音频录音，5） 静态插图，6） 照片，7） 图表，8） 动画，9） 视频片段。然而Lew的表述混淆了“多模态”与“多媒体”两者的概念，因为“多模态”是运用多种模态中的“媒介”和符号系统进行交际的现象，而“多媒体”是符号分布印迹的物质手段。（胡壮麟2007： 1―10）
国内研究方面，闫美荣（2011： 93）、杨信彰（2012： 45―51）提出了“多模态学习词典”（Multimodal Learners Dictionary）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多模态语篇研究成果对“多模态学习词典”插图配置有积极作用。通过以关键词“多模态词典”在CNKI全文搜索，截至2015年底，国内共有10篇该类型论文。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模态词典”是多元符号学和多模态技术的应用（引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前言，胡壮麟2012），它不仅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传递读音、语义、语法等传统信息，还通过图片、动画和图像等媒介增强直观性，提高学习兴趣，加强词汇理解和记忆。但是，国内“多模态学习词典”的研究基本仅涉及纸质学习型词典中的图、文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更像是一种“双模态”研究，极少关注其他模态和语言符号间的配置关系。研究者可通过进一步探讨学习型电子词典、新型网络搜索引擎或信息提取类词典中的符际模态配置关系，真正做到“多模态词典学”研究。
三、 现代学习型词典的符际模态配置关系研究
现代学习型词典是视觉、听觉、触感多种模态同语言符号间相互协同的产物。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Big5”纸质词典中的图、文关系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因此，该部分讨论主要基于文献。
在论述听觉、视觉、触感与语言符号的配置关系时，鉴于“电子词典界面结构的多模态性、互动性是传统词典无可比拟的”（魏向清等2014： 181），我们选取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第8版）（OALECD7、OALECD8）；《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9版）（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9th Edition）（OALD9）；《朗文高级美语词典》（第2版）（ Longman Advanced American Dictionary， 2nd Edition） （LAAD）；《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第5版、第6版）（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5th Edition & 6th Edition）（LDOCE5、LDOCE6）；《柯林斯COBUILD高级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DioDict3 Collins COBUILD Adu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2版（Macmill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 2nd Edition）（MECDA2）；《剑桥高阶英语词典》（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CALD）；《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3版）（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3rd Edition）（CALD3）和《欧路词典》的最新电子词典版本作为语料进行分析比对，关注电子学习型词典各模态间的呈现形式和协同关系。此外，我们也尝试利用新型网络搜索引擎库（如google）、信息提取类词典（如网易有道、金山词霸）等进行辅助研究。
1. 视觉模态中的图文配置关系
作为学习型词典视觉模态中最重要的两种形式，静态图片和语言符号在意义表征方面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现阶段对视觉模态中图、文配置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利用Halliday（1985）、Kress & Leeuwen（1996，2006）、Royce（2007）、Martinec & Salway（2005）和Bateman（2007）等人的“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对“Big5”的纸质版本进行分析。学者们（魏向清等2014；田晶晶2011；何娟，杨正军2012；燕娜2011；闫美荣2011；杨信璋2012；罗永胜2012；马娜娜2014）围绕图像的再现、互动和构图三大功能展开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纸质学习型词典中的图文位置和图文关系。结果表明： 词典中的图片和语言文字相似，能体现“概念功能”（“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学习型词典以图、文释义的词目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短语。插图与文字的协同作用在概念功能层面存在同义、反义、上下义、整体与部分及复合关系。词条文字释义与图片释义的关系主要包括列举、整体与部分、类属、原因和结果、详述及近反义辨别等六种关系。图、文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有相互依存（并列和主从关系）和扩展（详述、延伸和增强），两种关系相互交织。图、文模态的释义模式有“短语+图像模式”“句子+图像模式”和“短语+句子+图像模式”三类。前人的研究仅关注了纸质词典中的图、文配置关系，而极少关注电子词典中的该类关系。电子词典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传统词典学共同作用的产物，可以实现单个及多个模态的意义传递和互动。“多模态”的人机交互界面与传统纸质词典相比，更能协同各模态间关系，克服单一模态的缺陷。该类词典能针对特定的使用需求采取不同的交互方式，实现符际间配置的互补。
Moebius（1986： 141―158）和Royce（2007： 63―109）的“图文位置理论”认为，“信息值”是通过元素在构图中的位置实现的，即任何元素在图片中的角色取决于它被放置的位置。被置于图片上方的信息是“理想的、权威的”，图片下方的是“真实的、浅薄的”，正中的是要被“凸显”的，边缘是要被“弱化”的，左边是“已知信息”，右边是“新信息”。我们对比分析了LAAD、OALECD8、CALD、OALECD7、LDOCE5、CALD3、OALD 9、《欧路词典》电子词典中的“cup，football，baseball，volcano，curved，tree”等词条（见图1―图4），将其共性总结为： 1） 文在左，图靠右。这说明词典突出文的重要性，图则作为“未知信息”对文进行增强或补充。2） 词目词被置于左上方显著位置，是“已知的权威信息”，而“声音”图标则被安排在靠右的位置作为“新信息”的入口。3） 词目的释义、例证多置于正中位置，是需要被“凸显”的信息。4） 无论是电子学习型词典还是新型网络搜索引擎、信息提取类词典，词目的词源、用法等次要信息一般位于“边缘”位置，用户查询该类信息的频度最低，所以要“弱化”。
此外，我们还发现CALD、MECDA2、DioDict3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LDOCE6等为节约电子词典的“呈现空间”，基本只采用了文字符号进行释义，图片较纸质版本大幅减少。OALECD7、LDOCE5、CALD3的图、文释义与其纸质词典的呈现方式则基本相同。其中，OALECD7、LDOCE5采用“短语+图像”“句子+图像”和“短语+句子+图像”等图、文释义组合的模式放置于词目右下方，位于纯文字释义之前，“凸显”图、文释义的重要性，读者可更直观地了解该词目（如图2）。CALD3则通常采用“短语+图像”的释义模式放置于纯文字释义或例证之后（如图3），更重视使用文字符号来呈现意义。在OALD9的电子词典中，通常在平行于词目的右侧出现相应图片（仅为可视图片而不配文字），用户需要通过点击图片（如图4），词典才会转至新的复合组图（同纸质版本图、文一致）。插图与文字的协同在概念功能、逻辑语义层面所表达的意义和纸质词典基本相同。这样的图、文配置方式最大化精简了电子词典的“呈现空间”，用户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自行选择有效信息，提高查询速度。由此可见，编纂者首先考虑的是突出词典的信息焦点（词目）。其次关注的是图文在词条中的相对位置。再次则是明确“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以达到合理布局的目的。在新型网络搜索引擎库（如google、Wiktionary）中，也通常将词目置于左上方，图片置于词头右下方。“信息提取类词典”（如网易有道）则将图片集植入其中并默认隐藏，使用者可以点开图片集以获取图文关系。此外，在最新版本的有道iPhone app（Version 6.1.0）中还设有“图解词典”（共含基本词类、人类、家居等21项，7000余条词目配图），同时设有“百科搜索”栏，使用者可通过在线查询功能获得更多的图文释义和例证信息。
2. 视觉模态中的视频与语言符号的配置关系
传统纸质词典由于受媒介限制，视觉模态中很难实现视频与语言符号的配置。编纂者仅能以语言对视频媒介的出处、内容进行描写，通过词典用户的前经验、空间联想构建符际间的关联性。电子词典的“多媒体性”优势使视频与语言符号的配置成为可能，表现为一系列同词目关联的“图片+文字+音频”的连续体，是视觉、听觉模态及多种媒介手段（文本+图像+视频+三维动画）和符号载体的有机组合体。光盘型电子词典因光盘容量有限，基本没有提供与语言符号模态对应的视频模态。上述模态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依托网络的电子词典（包括手机词典app、新型网络搜索引擎库、信息提取类词典等）上。该类词典（如LDOCE5、Danish Sign Language Dictionary《丹麦手语词典》）中画面、声音和文字相互协调，充分体现了“多模态性”。视频与语言符号的结合可以反映社会情境层中的“目标、参与者、活动、架构、地点和时间”等6个变量，起到详述、延伸和增强的作用，用户通过搜索，可得到与词目存在同义、反义、上下义、整体与部分及复合关系的音、视频信息。
3. 听觉、触感模态与语言符号的配置关系
纸质学习型词典通常利用图、文模式对词目的读音进行描写，如利用国际音标进行标注、采用“图例”描述发音方式和位置。尽管很直观，但用户无法确定词目的正确读音，还需借助其他媒体手段加以验证。电子词典在此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加入了发音、声控、语音识别、人机对话等听觉模态要素。听觉模态通常出现在电子词典的查询栏和词目的发音中（如图5）。电子词典不仅具备文字输入功能，还可实时进行语音输入并进行音频和文字符号间的转换，将音频信息识别为文字符号信息输出。同时，多数英语学习电子词典配有美式和英式发音情况统计和对比（如图6），以方便用户选择和辨析语音。此外，新型网络搜索引擎还可接入大量互联网真实音频语料作为例证和其他辅助信息，这些音频信息同文字符号一样，可再现交际中的人、事、物间的关系。词典编纂者还可将其编纂动机通过音频材料传递给用户，并通过语音识别、人机对话等多媒体手段获取用户的反馈，从而体现“人际意义”。依据上述模式编纂的电子学习型词典能协助用户及时获取词目未被纸质词典收录的读音、释义、例证及用法等，可做到实时更新。
随着掌上设备和触控技术的流行，输入信息的便捷性和提高查询效率成为电子词典编纂者不断改进触感体验的动力。广泛采用触感模态（按压、手势、滑动、触摸等）的电子学习型词典能快速进入词目的查询，更方便地获取该词目的衍生信息。通过触感模态，从词典的任意位置（释义、例证或其他部分）都能进入全新的词条查询，这是纸质词典难以企及的。此外，大多数电子词典都将触感模态作为切换文字输入法的首选方式，用以切换中英文输入或切换文字符号的键盘与手写输入，体现了触感模态和用户间的互动关系。
四、 现代学习型词典符际模态配置关系研究的新思考
1. 建设“多模态词典语料库”
词典学与语料库语言学有着不解之缘，大型英语词典的编纂基本都运用了语料库辅助词典编纂技术。近年来兴起的“多模态语料库”是“将文字语料音频语料和静动态图像语料进行集成处理，用户可以通过多模态方式进行检索统计等操作的语料库”（顾曰国 2013： 3）。Elan、Anvil等软件的普及促进了“多模态语料库”的建设，国内外分别建立了Baldry & Thibaul的基于XML的“在线多模态检索器”和顾曰国的“现场即席话语语料库”。如何结合传统文字符号语料库和新兴“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多模态词典语料库”，从而服务于现代学习型词典的研编，是词典学家和编纂机构努力的方向。该领域涉及符合多模态词典编纂所需音、视频语料的采集、转写、切分、标注等步骤，这都是传统词典语料库所不具备的，必定对未来系统编纂“多模态学习型词典”具有深远意义。
2. 纸质与电子词典并举，大力发展“手机词典”
随着移动互联网及随身办公系统的盛行，手机词典逐步成为现代词典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最适合展现词典“多模态化”的平台。我们应尽力做到纸质与电子词典并举，大力发展符际模态配置合理的“手机词典”。国外辞书出版社综合实力较强并具备自有语料库，便于开发同类型的手机词典，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发的OALD8和OALD9， 《牛津同义词学习词典》（Oxford Learners THESAURUS），《牛津搭配词典》（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 for Students of English），培生教育开发的LAAD、LDOCE5、LDOCE6及《朗文成语词典》（Longman Idiom Dictionary），基于Mobisystem和WordNet 3.0编纂的《高级英语词典》（Advanced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Version 8.1.4.15）和CALD3，由DioTEK与柯林斯出版社联合发行的DioDict3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等。国内主要辞书出版社在该方面也逐步与国际接轨。从2015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等同上海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使用先进的词典编纂平台DPS（Dictionary Production System），推出了一系列纸质词典及配套的手机词典。其中，《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新世纪英汉大词典》《商务国际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大字典》等最具代表性。此外，他们合作开发的手机学习型词典，如《新课标英汉双解小词典》《新课标汉英小词典》《学生英汉汉英多用词典》《初中英语应考短语词典》《英语核心18000单词词典》等数量也逐年增加。这都体现了辞书编纂机构同专业数字化机构强强联合、资源整合、齐头并进、共谋发展的新趋势。
3. 处理好符际模态间的协同配置关系
Halliday（1978）指出，“现实中运用的语言和其他符号水融，不能分割，共同制造意义”。因此，仅关注或加强某一模态是无法完成一部现代学习型词典编纂的，处理好符际模态间的协同配置至关重要。传统纸质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目的是为广大学习者提供查询服务，其以语言文字符号表示的释义、例举功能最强，而插图仅对语言符号的表述起延展、增强的作用。两者在逻辑语义上体现为主从关系。电子词典中视觉、听觉、触感模态除对语言文字符号所表述内容具有延伸和增强等功能外，还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逻辑语义上的相互依存、相互扩展和相互投射性。根据纸质和电子词典在符际模态协同配置方面的不同特性及作用，编纂者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1） 加强音、视频信息处理
音、视频是社会情境的“再语境化”，它们的有效、合理配置是编纂高质量“多模态学习词典”的保障。编纂者和技术人员可按以下三个步骤处理音、视频信息： 1） 对可对应于词目的例证进行音、视频录制或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收集语篇资源（包括自然语料，影视作品，名校公开课，教材中的音、视频例句等）。对采集的语篇资源进行筛选、转写、切分、标注，建立“多模态词典语料库”。2） 为凸显“多模态学习型词典”中音、视频和其他符号的整合关系，对“多模态词典语料库”中的内容进行编辑，如剪辑，加快或减缓播放速度，增加字幕、背景音乐、情境效果或动画等。3） 将编辑过的“音、视频语篇”作为子数据库，并按需要与电子词典中的有关内容建立“超链接”，以便用户通过点击相关图标获取音频或视频内容。通过以上三步处理过的词典音、视频信息能激活用户的“前经验”、再现社会情境语境，较充分地满足他们的查询需求。此外，编纂者还可以利用Leeuwen & Jewitt （2001）的“声音透视和社会距离系统网络”和普多金夫（1962）的“声音蒙太奇”理论针对各类音、视频语篇中的语言（同期声、解说词、对白、旁白）、音乐（主客观音乐）、音响（人声和环境音）所构建的意义对用户的影响进行解读，以便编纂更实用的“多模态学习词典”。
（2） 既重视模态的多样性，又突出各模态的相对独立性
现代学习型词典编纂既应重视模态的多样性，又应突出各模态的相对独立性。2016年由Collins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新世纪英汉大词典》为处理各模态间的配置关系提供了参考（如图7）。《新世纪英汉大词典》纸质词典部分按传统词典框架结构提供了视觉模态中的语言符号信息，而其他模态的功能则通过手机词典的多媒体属性实现。用户可通过词典app中视觉和触控模态的“屏幕取词”功能，从纸质词典中扫描并获取查询词目，继而由手机词典呈现听觉模态（英式、美式发音，macaw生存情境音频）和视觉模态（图解词典）的信息。该词典既涵盖了“多模态词典”的特性，又突出了模态间的相对独立性，做到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因此，现代学习型词典编纂应尽量做到纸质和电子词典，视觉、听觉、触感等模态的“融合”。
（3） 依据不同用户需求配置相应的模态
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词典，用户的查询需求和“多模态识读能力”对各模态的选择程度是不同的。“普通用户”关注的是信息的“查得率”“直观性”和“快捷性”，“专业用户”则更注重信息的“全面性”及“可靠性”。电子词典在词典结构上的灵活性和动态性，可提供分层级的内容接入结构，可为用户提供模态的“多维选择”。若能针对用户类型分别开设“普通用户”和“专业用户”入口，基于“触感”模态针对两类用户的不同需求呈现词目的视觉、听觉模态的组合信息，电子学习型词典的结构能更为有序，更具实用性。
五、 结语
“多模态学习词典”作为一种不断更迭的历史文化产物，其形式应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词典用户的需求。用户对模态选择的好恶决定了词典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因此，编纂者有义务编纂符际模态配置合理的词典，同时协助用户理解其整体意义。词典用户则需要加强自身的“多模态识读能力”培养，以更充分、更扎实地利用词典。所以，现代学习型词典的“多模态化”与符际模态配置关系值得我们继续关注，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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