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范文1
摘要：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指出了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揭示了古典诗人与国家政治的特殊关系：古典诗人的精神依托实际上不在文学而在政治事业。元明以来，士人的价值支点不再集中在政治功业一端，他们更倾向于世俗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寻求精神寄托。“隐而后工”的诗学观便应运而生。诗人社会角色的转变导致了诗风的转变。诗歌成为人们精神存在的方式，成为安顿人们心灵的家园。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7106
在既成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古代诗歌至唐代到达顶峰，此后便雄风不再。至于元明，诗坛不振，已成学界公论。鲁迅也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话。以致有论者曰：宋代以后，中国的诗歌就走在下坡路上。如若按照现今文学史的叙述，一部中国诗歌史似乎就是一部退化史。这是中国诗歌史本来的面貌吗？抑或是我们文学史的观念有误？这是今人必须直面的问题。
一
文学是生活的产物。诗人的诗歌创作与其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诗人的主体是以政治事业为己任的士人，正是以此为前提，欧阳修提出了“穷而后工”的观点，指出了士人的政治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其《梅圣俞诗集序》曰：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是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卷42
欧阳修此处之所谓“穷”，指古代士人的仕途困顿，政治上不得意的状态。士人壮志难酬，“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便发而为歌诗。且其内容多“怨刺”，常道“羁臣寡妇之所叹”，方能写“人情之难言”。对欧阳修的这段话，人们一般多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理解。这当然是对的，但往往忽视了此处特指的对象，即诗人的社会角色。这里，诗人实际上是士人，或者是官人。一个诗人若想在诗歌创作上达到“工”的境界，就必须与政治体系有密切联系。这是“穷”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生实践中，诗人必须参与政治，进入仕途。否则，离开政治体系，便无所谓“穷”、“达”，诗之“工”之与否就不存在。其次，在思想上，他们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胸怀崇高的政治理想，并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依归；而且还必须以政治事业为第一生命，以政治业绩为自己的终极的人生价值。即使“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也必须有政治上的“忧思感愤之郁积”。否则胸中没有高昂的政治热情，对政治事功无家园之感，也不可能做出好诗。再次，要具备以上两点，他们一般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即按照当时的社会体制，他们具有不可摆脱的政治义务。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身份上与当时政治事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无论是血缘的或是裙带的，他们与国家政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否则，若有可以轻易脱离政治干系，便可能一挫即退，成为乡间野老，就会失去特殊的政治情怀。脱离了政治体系，就脱离了可使人“穷”“达”的环境，所谓“穷而后工”也无从谈起。
目前见于著录的中国古代诗人基本上属于知识阶层，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事业指向是明确的，即参与政府的政治运作。中古以前的知识分子主要分布于贵族和士阶层。贵族知识分子一般出身于王、公、诸侯、士大夫及世家大族。周人建立的宗法制度虽未被后朝承续，但其宗法观念影响一直延续到古代社会晚季，对古代政治运作影响甚巨。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控制着家族中每一个成员，任何个体对整体都具有天然的义务和责任。他们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家族乃至于国家。所以，作为贵族的一分子，他与国家政治有着不可解脱的关系。如屈原，本与楚王同宗，虽遭受打击，但对君国仍然忠贞不贰。其中崇高的爱国精神固是重要动因，但他与君国的血缘关系是更为直接的因素。面对君国之兴亡，他想置身事外都不可能。像曹植，身为王侯，实则囚徒。非但壮志不得实现，甚至不能逃离是非之地。再如阮籍，其家庭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本为政治圈中人。他本有济世志，然而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借以避祸。虽自列于方外，还是难逃政治网罗：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1402
只有采用非常行为才得活命，真乃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其身心处境可想而知。《晋书》记阮籍曰：“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这就是处于是非之地的贵族知识分子人身状况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极具象征意义。愤激如嵇叔夜，以不孝被杀；纵娱如谢康乐，亦以谋反被杀。天网恢恢，无处遁形。政治就是他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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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宋诗歌史上人数最多的诗歌流派，他们或居于一地、隐身山林，或漫游江湖、投赠干谒，抑或做着微小的官、挣扎于仕途，诗人在诗歌中吟咏着其对社会、人生的感慨，构建出江湖诗派独特的诗风。
一、江湖派诗人概况
南宋时期，士人的地位已不如北宋。北宋时朝廷对待士人的优厚待遇和相对宽容的政治处境都是南宋士人不可比拟的。南宋初期，国破家亡的遭际对士人触动非常大，“到南宋中后期，士人阶层的分化加剧，大量游士、幕士、儒商、塾师、术士、相士、隐士所组成的江湖士人群体纷纷涌现，构成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这群‘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并世而居，但互不相交或交往不密，依靠陈起有组织的刻印诗集而汇聚成一个特殊的集合体。”江湖之士概括了江湖诗派大部分成员的社会身份。
江湖派诗人即便做官，也只是做着无足轻重的小官，走着不太顺利的仕宦之路，而更多的诗人则漫游江湖，过着清贫的生活。文人的骨气使得他们位卑而敏感，但生活的窘迫又逼着他们不得不放下尊严依靠投赠、干谒为生，生活的苦闷只能借助诗歌得以表达，诗歌成了他们直抒胸臆、赖以生活的工具。诗人的行藏、交游、投赠、干谒，在诗作中都有所表现。
二、江湖派诗歌的江湖主题
江湖之叹是诗人在宦游、干谒中普遍拥有的情怀。比起一地一隅，江湖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江湖又是一个社会概念。不同与以往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路径，南宋的社会现实限制了文人入仕的途径。江湖派的得名缘起陈起刊刻的《江湖集》系列，包含两层含义：漫游江湖，在野文人。因此，江湖派诗人的诗中就多了对这两方面的感叹，一是江湖漂泊之苦，二是社会地位之卑微。但无论是哪一层面的慨叹，都深深地触动着江湖派诗人的内心。
作为地理名词的江湖，少不了颠簸和风浪。江湖派诗人四处漫游，离开故乡，行路坐船是其漫游的主要交通途径。“江湖风浪恶，飘泊此依依”，一个“恶”字，便道出了江湖派诗人漫游江湖的深切感受，江湖浪大险恶，干谒之路亦是如此。同时“恶”字又隐含着诗人对这种生活的厌倦，孤苦无依，四处漂泊，故乡、家人、朋友都时常分离，不得相见。所以，江湖派诗人的漂泊感比南宋其他时期的士人都更悲切。如若能顺利地得到公卿的赏识，得到他们赠予的钱财和物资，生活就会过得较为轻松，如若不能，诗人的生活则难以为继。
作为社会层面的江湖也并非风平浪静。“江湖波浪恶，底事欲西往”。政治的黑暗，边疆的战争都触动着诗人内心，但又无力改变现实只能无奈地哀叹。因干谒而漫游江湖的诗人们也早已厌倦这种生活方式，但又迫于生存的压力别无选择。正如方岳所言，“江湖吾倦矣，茅屋几时成”，他曾先后在多地做官，走的是传统的封建文人道路，于宦海沉浮多年，但他却对朋友汪少卿表达了厌倦江湖，结屋而住的愿望。有此愿望的诗人并非少数，“江湖路远总风波，欲向山中制芰荷。黄叶落来秋色晚，乱鸦归处夕阳多。惯经世态知时异，拙为身谋惜岁过。有屋一区田二顷，分无清梦到鸣珂。”诗人陈必复就表达了厌倦干谒江湖的生涯，想在山中建造药房（陈曾在嘉定年间（1208-1224）居封禺山中，结屋为药房吟所）的愿望。黄叶落下，乱鸦归处，用秋景来渲染归家的迫切心情，诗人漫游江湖看惯了世态炎凉、时代之恶，决定谋一个安定的住所来度过余生；鸣珂，以玉为显贵者所乘的马作饰，行则作响，“分无清梦到鸣珂”是说既然诗人能过上安定的生活，也就无需再去权贵之家干谒卖诗了。漫游之苦，生活之贫贱可见一斑。
贫穷也是江湖派诗歌的重要主题。贫和穷是一对近义词，但贫多指生活上困窘，缺衣少食，而穷则包含着多重含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文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但对江湖派诗人而言，江湖游士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无法实现飞黄腾达的美梦，那么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成了江湖派诗人的无奈选择。对大部分江湖派成员来说，生活的贫穷时时困扰着他们，在其诗中就出现了大量包含“穷”“贫”的诗句，甚至还有对贫穷生活的自嘲。但江湖诗派诗人往往偏执地把贫穷与作诗联系在一起，似乎贫穷是因太专注于作诗，甚至生病也是作诗造成的，“病为思诗苦，贫缘立行真”。作诗成了江湖派诗人毕生追求的事业，因太在意诗艺，“苦吟”也就经常出现在诗句中，“咫尺不相见，闭门唯苦吟。身外一贫在，灯前百虑深。”
“只有君与我，惟添病与贫”，由贫而致病，抑或是长期的仕宦、干谒生涯而使身心老去等主}，都体现在其相关的诗作中。以往的诗人对人生、衰老的感喟很多，如汉代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中：“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衰老之态往往和疾病联系在一起。江湖诗派领军人物刘克庄活了83岁，是江湖派诗人中的长寿者，但随着衰老的来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其就有多篇描写记颜、目眇，耳疾、疥癣等内容的诗作，他有感于老病并写了十首六言诗呈送好友林希逸，《老病六言十首呈竹溪》，林看后作和诗，刘又作《竹溪再和余亦再作》呈林，每组诗有十首，除去首尾两首其余八首均从发、耳、目、口、鼻、腰、手、足等方面分别叙写自己衰老年迈之状。
此外，一些其他诗人的诗作如《武兄惠药》（陈起）、《次枯崖问病韵》（胡仲弓）、《简陈叔方问病》（戴复古）等，则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友人对诗人的关怀、诗人对友人的感激及对珍贵友谊的珍重。
三、江湖派诗人的江湖情怀
江湖派诗人还有结社的活动。胡仲弓《与社友定花朝之约》：“花朝曾有约，来此定诗盟。……且尽吟樽乐，徂徕不用赓。”表现与社友定在花朝日做诗盟，饮酒欢乐的气氛，朋友间既切磋了诗艺，又交流了感情。当然，诗人与社友的活动并不仅局限在作诗，胡仲弓还有一诗《和社友游清源洞韵》，展现社友共游风景名胜的情形，或分韵或分题，是竞赛，也是相互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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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别业优秀教学课件
教学目标：
1、诵读、背诵。
2、抓住关键词，理解诗句的含义，体会诗歌表达的感情。
教学重点：
抓住关键词，理解诗句的含义，体会诗歌表达的感情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文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唐朝诗人王维的《终南别业》这首诗。请同学们齐声朗读这首诗。注意读准字音。
二、题解
1、作者简介
王维，字摩诘，父亲早死，母亲笃信佛教。从开元二十八年（740）到天宝三年（743），王维先隐终南山，晚年又在陕西蓝田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王维晚年官至尚书右丞，职务可谓不小。其实，由于政局变化反复，他早已看到仕途的艰险，便想超脱这个烦扰的尘世。他吃斋奉佛，悠闲自在，大约四十岁后，就开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这首诗描写的就是那种自得其乐闲适情趣。
三、合作学习
1、听读
终南别业
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2、勾画重点词的注释
①终南：指终南山。
②陲：边境；南山陲，指辋川别墅所在地。
③胜事：快意的事。
④值：遇到。
⑤林叟：乡村的老人。
⑥无还期：无一定时间。
3、参考译文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中年以后厌尘俗喧嚣，信奉佛教；晚年定居安家在南山边陲。兴致来了，独自一人前往欣赏这美丽的景色，这种快意的事只能自得其乐。随意而行，不知不觉，竟走到流水的尽头，看是无路可走了；于是索性就地坐下来，看那悠闲无心的云兴起漂游。偶然间遇见山林中的一位老者，自由交谈说笑毫无拘束，忘了回去的时期。
4、名句点击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说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然而不知不觉，竟来到流水的尽头，看是无路可走了，于是索性就地坐了下来，是心情悠闲到极点的表示。云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通过这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心境的闲适也就明白揭出了。此二句深为后代诗家赞赏。再从艺术上看，这二句诗真是诗中有画，天然便是一幅山水画。
四、作业
1、诵读诗歌体会作者感情。
2、完成课后练习。
整体赏析
全诗的着眼点在于抒发对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的向往。开篇二句，由“中岁好道”“晚家南山”点明诗人隐居奉佛的人生归宿和思想皈依。“道”，指佛教。“中岁颇好道”，作者强调自己中年以后就厌恶世俗而信奉佛教。一个“颇”字，点明其崇佛的虔诚心态。“晚”字，意蕴丰富，既可以指“晚近”，也可以指“晚年”。如果是前者，“晚家南山陲”是对现实隐居生活的描绘；如果是后者，则是对自己晚景的构想。
山林的生活自在无比，兴致来临之际，每每独往山中信步闲走，那快意自在的感受只有诗人自己能心领神会。“每”，表明“兴来独往”非常频繁，不是偶然为之。“独”，并非没有同调之人，事实上，诗人隐居之际不乏同调之人与其往来唱和，如张諲、裴迪等，此处当指诗人兴致一来就等不及邀人同往了，一个洒脱的隐者形象便展现到了读者面前。从字面意义上看，隐隐约约带有些落寞，但谁又能说这种情致不是件快乐的事呢？“胜事空自知”，亦然，一个“空”字，也许带有几分无奈与孤独，但诗人是陶醉于这种山林情趣间的。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即言“胜事”。在山间信步闲走，不知不觉中，已到了溪水尽头，似乎再无路可走，但诗人却感到眼前一片开阔，于是，索性坐下，看天上的风起云涌。一切是那样地自然，山间流水、白云，无不引发作者无尽的兴致，足见其悠闲自在。清人沈德潜赞曰：“行所无事，一片化机。”（《唐诗别裁集》）“行到水穷处”，让读者体味到了“应尽便须尽”的坦荡；“坐看云起时”，在体味最悠闲、最自在境界的同时，又能领略到妙境无穷的活泼！云，有形无迹，飘忽不定，变化无穷，绵绵不绝，因而给人以无心、自在和闲散的印象，陶潜有诗云“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而在佛家眼里，云又象征着“无常心”“无住心”。因此，“坐看云起时”，还蕴藏着一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机。简而言之，就是“空”，如果人能够去掉执着，像云般无心，就可以摆脱烦恼，得到解脱，得到自在，诗人在一坐、一看之际已经顿悟。再看这流水、白云，已是无所分别，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从结构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句，对偶工稳，一贯而下，从艺术手法上看，此二句俨然是一幅山水画，是“诗中有画”也。
诗穷而后工范文4
关键词：文学语言；越规现象；古典诗词；倒装现象
诗风词韵，氤氲古今。自古以来，中国便是诗的国度。五千年历史长河，无数华章丽句历久弥新，至今仍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今人的精神世界。然而，跨越历史长河向我们走来的宝贵遗产难免会存在其特殊之处给我们理解欣赏这些作品带来了诸多不便与困难。语法与其他组成要素相比具有更强的稳固性。因此，对于古典诗词中出现的某些特殊语法现象，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文学语言的越规现象所导致的自觉行为，而无须利用汉语史思路进行解释。在这些特殊现象中，古典诗词中的倒装现象尤为引人注目。
倒装，又叫“颠倒”，即古人在写文章时为了表达的需要，特意将某个词句的语序进行颠倒的一种修辞手法。这种现象在阅读古诗词时屡见不鲜，然而许多人却把它和古典文献中的倒装现象混同起来，其实这种理解是有一定的偏差的。
一般说来，我们在提及古诗词中的倒装时，主要是讲三类现象――倒词、倒句和倒叙，并不会直接涉及上述四种倒装现象。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诗词中的倒装，本文会尝试分析这两类倒装现象的某种内在联系。
本文首先对诗词倒装的常见形式进行举例。下面所举的诗句囊括了倒词、倒句和倒叙三种情况。同时在典例之后，将会尝试对倒装句运用正常语序进行还原并标注在句后的括号内，与原句进行对比，更加清楚地看出语序的变化。
顾名思义，倒词是指古诗词中某些词语颠倒的现象，举例如下：
1.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正序：浣女归竹喧，渔舟下莲舟）。
2.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正序：欲目穷千里，更上一层楼）。
倒句一般指诗词中相邻两句互换顺序的现象。通过对倒句的分析可知，倒句出现在词中的频率比出现在诗中的要高。举例如下：
1.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正序：秦娥梦断秦娥月，箫声咽。）
2.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正序：为报倾城随太守，看孙郎，亲射虎）。
倒叙，主要指诗人在因结构的需要而改变常见的表达方式，举例如下：
1.东临精舍近，日暮空闻钟。（正序：日暮空闻钟，东临精舍近）
2.朝闻游子唱离哥，昨夜微霜初渡河。（正序：昨夜微霜初渡河，朝闻游子唱离歌）。
运用倒装的诗词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可谓是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其中也不乏千古名句。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等等。那么，作为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为什么倒装在古诗词中会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呢？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种原因：
一、出于声律方面的要求
初唐定型盛唐臻于鼎盛的近体诗和后起的词除了押韵和字数限制外，还要讲究平仄的调配和对仗的工稳。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尝试从词序、语序等方面寻找突破口，逐渐获得了成功，颇有点“带着镣铐跳舞”的味道。由声律限制引起的倒装主要指为押韵而倒装和平仄而倒装，当然也不排除两者兼有和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况――对仗的工稳。
出于押韵需要而倒装的诗句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句，“午”、“土”和末句“粒粒皆辛苦”中的“苦”字在平水韵106韵中，属于上声韵中的七虞韵字。如果按照顺序写的话，“日当午锄禾”的尾字“禾”字属于下平声韵中的五歌韵字，与“土”和“苦”明显不押韵。
出于平仄需要倒装的诗句如王之涣的千古名句“欲穷千里目”就是很典型的一句。《登鹤雀楼》的句式从平仄的角度来讲属于首句仄起仄式，即：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很明显，顺序的诗句“欲穷千里目”中的“目”属仄声字，这就和“更上一层楼”中的平声字“上”字对不起来了。因而需要颠倒顺序以保证声韵的和谐。
二、出于强调需要
诗人为了强调突出某种事物或情感，在写作时往往会有意将词语的语序改变，以达到引人注意的目的。
为了强调事物而改变词语顺序的诗句中，最具典型性的诗当数杜甫《秋兴八首・其八》中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此句对新奇巧妙而不失工整，历来为人所称道。后世每论及倒装诗句时言必称此句，其经典程度可见一般。
初读此句，便可感受到一种语序的倒错所带来的美感与难以名状的吸引力，同时也会感到疑惑与不解――香稻怎么会去啄鹦鹉，梧桐又怎么会栖息在凤凰身上呢？这种施事者与受事者的位置对换，又暗藏何种玄机呢？在此，我们不妨简单的分析一下这句诗的语法结构。上联语法结构是：主语――鹦鹉 谓语――啄 宾语――（余）（香稻）粒。下联语法结构是：主语――凤凰 谓语――栖 宾语――（老）（碧梧）枝。即此句诗是把汉语正常语序的主语（鹦鹉）调到宾语修饰成分的位置上，当做宾语的定语，同时又把宾语的定语（香稻）调到主语的位置上当做主语用。
杜甫为何会写出如此大胆新奇的诗句呢？可以用强调作用来解释。杜甫作此诗是为了回忆长安的景物，他要做的是强调长安城里景物的美好，说那里的香稻不是一般的稻，是鹦鹉啄余的稻；那里的碧梧不是一般的梧桐，是凤凰栖老的梧桐，所以这样造句，便是“香稻――鹦鹉啄余粒，碧梧――凤凰栖老枝，”把读者的阅读重点吸引在香稻与碧梧上。同时，此诗侧重的是香稻、碧梧，而所谓鹦鹉啄余、凤凰栖老都是虚的，只是用来说明香稻碧梧的不同寻常而已。
有时候，为了突出某种特殊的情感，诗人也会在写作时有意把词语顺序改变。如叶梦得《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霜信极黄花。”“霜信报黄花”应为“黄花报霜信。”将“霜信”提前，表面上是写景物的凄凉，实际上是为了强调词人晚年生活的凄楚。又如王昌龄《从军行》”孤城遥望玉门关”应为“遥望孤城玉门关”。诗人一反常理，将“孤城”置于句首，突出了戍边将士艰苦落寞的军旅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无限思乡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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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诗穷而后工范文5
关健词：徐志摩 诗歌艺术 独特性
一.柔美和谐的音乐美
诗人在诗的音乐美上可谓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例在如《再别康桥》中，诗人用了七节，每行六至八字，每节二、四行押韵，而且每节都自然换韵，随情变韵，平仄声交替使用，节奏鲜明和谐，形成流动感，极富音乐性。
在《偶然》一诗中，有些片段是多么的富有情感和音乐美，叫人心驰神往，久久不能走出那种优美的意境。诗中“你”和“好”两个音调曲折的上声词，使诗歌变得委婉和多情，错落有致;末尾的“掉”既反映了思维意识的解脱，同时也体现出了音乐中的空洞之感，意境之感表露得无遗。
诗人虽然在诗歌语言上表现的过于简洁和朴素，但是其情感却是真真切切的表现了出来。诗人的感情仿佛是挥着翅膀的天使在天际上遨游，无拘无束。
例如他的《残诗》，全首以口语组成，每行节奏感递增，节奏整齐，用朴素的语言描述了雨天的情境，具有极强的艺术气息和生活气息，富有变化，朗朗上口，旋律感强。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诗人捕捉到了每一个韵脚，通过韵味交错、相联系，使得诗歌更加具有感染力和生动性。
例如：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
在这首诗中，诗人分别用“影”“云”“心”来进行押韵，不仅仅起到了韵律美的作用，更描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将人影、白云、心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人和自然的悠闲意境和完美融合。
徐志摩的诗，以语言传达主题情感，以诗歌内容为形象标题，使音乐化语言形式由抽象而具体到与情感同等的地位，这就是徐志摩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这就是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
二.绚丽斑斓的绘画美
诗人在诗歌中，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理想境界。在《再别康桥》中，诗的每一节都可以称得上一幅迷人的图画，既有景，又蕴含着浓浓的深情，情境交融，使诗中增添了画的妩媚和绚丽。
再如《一小幅的穷乐图》，在这个诗歌中，诗人真切描绘了贫困时期穷苦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们能够将被富人看作是垃圾的东西看的弥足珍贵。女孩将煤渣看成是鲜肉骨头，更加能够突显出穷苦时代人民的生活境遇。诗人用诗歌完美的展示了贫苦现象图景，描绘出一幅穷苦的画面，表现了对穷苦人民的深切同情。
诗人还善于将静态感描绘成动态的变换，表现出他的诗歌在宁静的画面里逸出灵动的生机。以《她是睡着了》为例，描写的是少女的睡态，这本来是一件静谧的图景，但是诗人紧接着描绘了少女的梨涡，让人们感受到了极具动感的灵动体验，让人们在静谧的图景中感受动态的美感。动态美更能够表现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气息和鲜明的艺术感，在很大程度上更能够表现出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
三.声韵调谐的韵律美
徐志摩在诗歌的创作上，着力追求诗歌格律，希望诗歌能够韵律美，朗朗上口。诗人之所以能够有如此高的造诣，与他对我国优秀诗歌的继承是分不开的。
如《雪花的快乐》这首诗中，作者采用了反复的手法，以三个“飞扬”“消融”为诗歌的情境部分，极大的表现出了雪花的飞扬自由情态和融化的情景。五行为一节，相互押韵，节奏感十分强烈、有致。
当然，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色并非只具有以上所讲的与诗歌三美主张相应的音乐美，韵律美，绘画美。它的诗歌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中国人民的历史斗争迹象。
徐志摩的诗歌具有音乐、韵律、绘画之美，在我国诗歌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对徐志摩诗歌艺术进行深刻的探讨和思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诗歌艺术的博大精深，促进我国艺术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迅《丽水学院报》《论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空灵美》（2006年2月）
[2]孙小兵《文学作品赏析―中国现代文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诗穷而后工范文6
当时的莫诗富是如何进行改革的，现在的他到底过得怎么样?近日，笔者走入田间，采访了莫诗富本人，忆起当时的“峥嵘”岁月，他仍感慨万千。
穷字憋得他喘不过气
1976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有些死气沉沉，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艰辛。广汉市西高镇金光村二组(原为广汉县西高公社5大队2队)的莫诗富35岁，正有股冲劲，但作为当时100多号人的队长，他被逼得焦头烂额，不为别的，只为个字――穷。穷的原因很简单：大集体制度。在制度面前，浑身一股牛劲的莫诗富无法使出，一向被人们戏称为“精灵棍儿”的莫队长也一筹莫展。
当时到底穷到什么程度呢?莫诗富回忆道，在1976年大春结算时，每个劳动日仅值8分钱，结果是，一年到头虽然农民舍不得耽误一天出勤，在田里辛辛苦苦干满365天，但仍然分不了几个现钱，甚至还有30％的农户要“倒贴”，因为所干活的劳动价值还买不回自己一年的基本口粮，全队90％的农民住的是茅草土砖房，仅有的几家瓦房也是解放时分地主的，更难受的是村民们常忍着饥饿干活，以苕菜尖、厚皮菜、玉米团等杂粮粗菜拌入稀饭将就过日子，大家平时所穿衣裤几乎没有不补疤的，有的疤重疤竞已找不着“主人”了。
这日子逼得莫队长心里很不是滋味――莫队长在夜里常常难以入眠，终于，在心里酝酿了好久的想法再也忍不住了。
包产到户粮产增长30％
1976年9月的一天晚上，莫诗富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当晚，他通知了队委领导：会计高美元(1981年迁移重庆)、副队长杨龙兴、蔡立兴、队委罗志国、鲁厚礼6人，召开了队委会。会上，他把“冒天下大不韪”的想法给大家讲了：
把生产队的354亩田和187个社员分成了3个生产作业组，同时也把耕牛、农器具等分到了各组，实行了成本包干，超产奖励的政策，奖励的比例为八二分成，即超产部分生产队集体得八成，各生产作业承包组得二成。
莫诗富不知道这“叛逆”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旧制度发出的挑战，是某种新制度的雏形，按他的说法，“没想那么多，只想大家都吃饱饭”。
莫队长的想法在会上一下子激起了几位委员的兴致，“他们议论纷纷，有的很激动，像已经有大把的钱到手了一样”。那天晚上，莫诗富激动难眠。
随后，在具体划分的问题上，他们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队委会，然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并宣布了这项政策，会议还特别宣布了一条纪律：“悄悄干，不能对外面讲。”
包产到了组，实际上就是责任到了人，从大集体到作业组，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骤然升高，压抑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原来一个星期的活，包到组后两三天可以干完，原来干活马虎草率不顾质量，包到组后质量大大提高。
到1977年大春收获结算时，劳动日由原来的挣8分增到了1元2角，粮食总产量从32万斤增加到了44万斤。这个量的变化使大家震憾了，感到了前所未的高兴，开始感到庄稼人有奔头了。“那一年，从没见到大家脸上有那么多笑容，我也高兴得很啊!”回忆起当时的收成，莫诗富脸上洋溢着笑容。
虚惊一场后的富足生活
正当大伙干劲十足，形势大好的时候，一个小插曲让莫诗富和社员们虚惊了一场。1977年下半年，当时的县委书记常光南下农村巡视农业生产，无意间走到了这个队，看见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茂盛，便左问右问，费了很多周折，才慢慢问出了个“包地”原由，“当时干部和社员都为之捏了一把汗，”莫诗富说，“我还怕上面处分我啊!”谁知，没过几天，县上通知了莫队长到县里开农村工作会，没有批评，而说是包产到组的事上报了省上，省上还下发了《工作简报》，指出全县可以让一些乡镇搞试点，这下，“我们的心才踏实了”。
随后，包产到组的生产方式在广汉市金鱼镇开始了试点。
1978年12月，莫诗富和全国人民，迎来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莫诗富和村民们再不用悄悄干了。他们共同参与并见证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享受了农村改革带来的成果。
现在，年近七句的莫诗富是全镇唯一的老队长，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他自己“改革”的脚步也没有停止，先后引进过杂交水稻制种技术、蔬菜种植技术等，利用排洪河的优势引导群众养鸭、养鸡、育鸡等，使大多数农户有了农业经济项目，全队的农业经济发展走到了全镇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