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觉历范文1
在2016年11月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军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战，努力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历史自觉，是人们建立在对历史发展潮流的深刻认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强烈历史使命感和对自身的历史定位。这种历史自觉不仅是全体军人应有的使命素养，更是全体人民所具有的精神品质。
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深刻地阐述认清历史发展潮流的至关重要性。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潮流汹涌向前的源泉，便是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积聚、提炼、升华和凝结的历史自觉。而新时期，人民历史自觉就是在人民群众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潮流中，所拥有的自强不息、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和树立的扎实勤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定位。人民历史自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泉的辩证统一，表现为民族性特质、群体性力量、实践性禀赋、全局性思维和核心性导向的新特征。
人民历史自觉具有民族性特质
历史自觉的民族性，表现为每一个民族因具有不同的文明形态、人文传统、价值追求等特点，对历史发展潮流的观察认识、感受理解、反映状态而各有差异。中华民族具有包容、仁爱、尊礼、尚和的民族特质，对历史发展的脉络具有高度敏感性和契合度。早在上古时期，先民们用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来寄托与大自然不断抗争的生生不息的原始朴素的历史自觉。之后，在几千年的王朝更替过程中，中华民族用公而忘私、兼爱大同的尚公精神，用锲而不舍、奋发图强的进取意识，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用协和万邦、厚德尚义的包容胸襟，以及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敢于创新的勇气诠释着中华民族历史自觉的传统。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坚定信念的长征精神，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丰碑都篆刻着中华民族顺应时代、与时俱进的历史自觉的传承和发展。进入21世纪，面对新的历史课题，中华民族这个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至今的文明族裔，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定位为新世纪历史自觉的时代表达。
人民历史自觉具有群体性力量
历史自觉的群体性力量，是人民群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积累经验、开拓实践、凝结智慧和追逐理想的力量。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场景里，少数个人和组织的历史自觉可以像启明星，在苦难黑暗的社会中带来一丝希望。例如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的魏源，虎门销烟、抵御外寇的林则徐，引进西方技术、西体中用的洋务运动，提倡西学、政治改良的百日维新，崇尚民主共和、帝制的辛亥革命。这些个人和群体的历史自觉虽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反映了历史的进步与潮流，但只能成为滔滔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浪花。因为只有绝大多数群体的历史自觉，才能迸发出无尽的力量。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先进的思想理论，被代表着中国最先进的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所学习、吸收、内化、创新，并经过、、等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传播和发扬光大，同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成为中国广大人民革命图强的思想武器。一旦群体的历史自觉被唤醒，革命则以燎原之势，掀起抗日救亡、解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飓风。正如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依然把握和顺应人民群体的历史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取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人民历史自觉具有实践性禀赋
历史自觉的实践性禀赋认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洞察、检验人民历史自觉的标尺。人民历史自觉所蕴含的使命与定位需要实践来校正、统筹、落实和实现。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艰巨而辉煌的伟大实践正唤醒和回应着人民历史自觉；而人民历史自觉也能动地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入；从以经济特区为起点的沿海对外开放，到以上海自贸区为起点的全面深化改革；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如此具有战略眼光和创新意识的伟大实践的成果无一不是在坚持尊重和发挥人民历史自觉与推进改革发展实践基础上的伟大结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强音，反映着人民历史自觉将秉承平等、合作、和平、共享、繁荣的原则，引领“一带一路”和“共建亚投行”等战略实践，不断推动世界的永续发展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人民历史自觉具有全局性思维
历史自觉的全局性思维是建立在对历史潮流和当今时代形势全面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把握部分与整体，融通现实与未来，未雨绸缪，运筹帷幄，用全局战略的眼光和时代思维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新常态表现出传统发展方式的增长局限和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攻坚战，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挑战长期沉积的顽瘴痼疾，需要涉险滩、啃硬骨的勇气和决心。人民历史自觉正积蓄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涌潮。关键时刻，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洞察到这种历史自觉，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际国情，统筹全局思维，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逐步形成并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正是人民历史自觉全局性思维的主体表述，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广域视角，实现发展目标、路径关系、动力机制、有序环境和领导核心等全领域覆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不明觉历范文2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
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不明觉历范文3
一、删繁就简，重前因后果的关联
新课改虽然将高中历史教材的编撰由通史体例改为专题史体例，但考试说明仍是按照通史体例在编撰，因此在高三复习时免不了还是要按照通史体例进行复习，只不过在顺序上调整为二轮。二轮复习不妨删繁就简，重点抓住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构建简明扼要的知识结构，让学生学会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人教版教材中涉及1895-1919年的中国的历史史实有：
章节历史史实
必修一第四单元第12、第13课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必修二第三单元第10课和第五单元第14课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习俗的变迁
必修三第五单元第14、第15课和第六单元第16课维新变法思想、三民主义、新文化运动
选修一第九单元、瓜分狂潮
很明显，这些历史史实之间错综复杂，二轮复习要在“简”字上下工夫，无关细枝末节，只要重大事件本身，正如表格所列那般。
二、依托教材，建条理分明的框架
构建通史知识结构，也就意味着要打破现行教材模块化、专题化的编撰体例，寻找历史史实之间的逻辑联系。
这一知识结构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又展现了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和错综复杂性，很多事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历史发展也是有条理可循的。在该知识结构中，有三条非常明晰的线索。
横向线索：政治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纵向线索一：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纵向线索二：在政治上为各种救国事件，在思想上为各种救国方案。
三、紧扣论题，构建系统完整的体系
一个好的论题对构建系统的知识结构十分重要。对1895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进行二轮通史复习时，一般会以《近代中国的觉醒和探索》为题。但是近代中国觉醒的标志现行教材没有明确表述，学生往往会认为是鸦片战争，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时就要用到“新材料”了。如：
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过去，人们多用……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来描述这种觉醒，其实并不确切。民众的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其中愤激的感彩居多。50多年前的三元里已经出现过这样的场面。我们不能据此而把中国民族觉醒的时间提前半个世纪。……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一个阶级是这样，一个民族也这样。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不难看出，陈旭麓先生认为所谓“觉醒”应是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因此近代中国的觉醒始于甲午中日战争。以此材料观点配合刚才的知识结构，又可得出另外三条线索，形成完整系统的知识系统。
横向线索：近代中国觉醒和探索的必要性——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纵向线索一：近代中国觉醒和探索的经济根源——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纵向线索二：近代中国觉醒和探索的具体表现——各种救国事件和方案。
四、举一反三，获预设之外的惊喜
2012年新课标文综卷第41题对学生而言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而放在本课使用时竟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2012年新课标文综卷第41题）“冲击—反应”曾是国内外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模式之一，其主要观点为中国社会存在巨大惰性，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冲击促使中国发生剧烈变化。有人据此图示中国近代历史变迁。试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2013年江苏考试说明将该题作为典型例题，并作了如下解析：本题是开放式的，可以对该模式持赞成、反对或其他观点。如选择赞成的观点，可以运用全球史观指出近代时期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如持反对的观点，认为“冲击—反应”模式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夸大了西方冲击的作用，则可以从中国内在动因主动改变和外部冲击被动反应的角度展开。如认为“冲击—反应”模式存在片面性，过于强调西方的外部冲击和中国的被动适应，则可以结合上述两方面作综合辩证分析，从外因角度给予肯定，从内因角度给予否定。
在本课最后将该题作为例题使用时，大部分学生持反对观点，理由基本上都是基于陈旭麓先生对“觉醒”的定义：“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认为中国不是被动的反应，而是主动自觉的觉醒探索。陈旭麓先生的这段材料，在开头处用于解释论题，总领全课，在结尾处用于解读例题，支持立论，在两者前后呼应的同时，又让学生现学现用，这些本就在最初的预设之中。
而在史实论证的时候，大部分学生抛开一贯的从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入手的思维模式，竟然结合本课的知识结构图进行阐述：在西方冲击之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横向线索），中华民族逐渐觉醒（论题），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主动自觉地进行救亡图存的探索，提出各种救国方案（纵向线索二），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为其奠定了经济和阶级基础（纵向线索一）。新课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算不算是预设之外的惊喜呢？
参考文献
[1]2013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说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不明觉历范文4
关键字： 历史课 文史结合 学科联系
由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原因，自从建国以来在我国的教育体系和人们的观念当中“重理轻文”一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重理轻文”的现象更为普遍，历史学科总摆脱不了“二流学科”“小学科”的尴尬境遇。即便是学习历史的学生也往往认为历史课没有意思，感到无聊。作为历史老师，我认为让历史课堂变得有趣起来，提高高中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是广大历史工作者尤其是历史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
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近代中国史学革命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则说：“我是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来，只怕所剩的仅有个零了。”可见在教学实践中，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是多么重要。我觉得要让历史课堂变得有趣起来，应该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下面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特意总结了以下几条，以与各位同仁商榷，求教于方家。
一、注意文史结合的形式
历史教育的先贤和前辈们总强调文史结合。其实无论如何，现存的史料有相当的部分是由文字记载的，学习历史必须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反过来说，在中华文明浩瀚如烟的文学中间也蕴含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知识。而学生经历了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学习过程，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史料来加以运用。如在学习春秋五霸时，便可用《崤之战》来导入新课。学生发现所讲的内容是自己所了解的并且还有一部分是自己想知道但尚不了解的，就能立刻投入到课堂中。枯燥的讲述变成了有趣的讨论。再比如学生由于时代的变迁对于历史人物缺乏应有的尊重，这是历史老师往往比较慨叹的事情。究其原因就在于学生对伟人缺乏必要的了解。基于此，在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将鲁迅等伟人的一些精辟论述列于课堂之上。学生由于语文课的关系对于这些论述都相当熟悉，但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结合史实的分析，他们既学到了历史知识，又觉得历史知识原来在其它学科上也是“有用”的，从而增强了历史学习的兴趣。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成绩是学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历史教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总结历次考试和高考的得失，我发现应用其语文课的有关内容来分析试题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历史考试中的材料题和语文考试的阅读题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彼此借鉴。2008年的高考历史试卷就有一道关于文学常识的题：“山的北面，水的南面在古代叫什么？”只要稍加点拨，学生在思考对比之后，往往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此外，联系一些学生熟悉的俗语、诗词等都能收到活跃课堂功效，让历史课堂变得有趣起来。总之，就是要充分利用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和功底来引导其学习历史而不使其觉得历史课单单是老师讲给其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的集合。
二、联系历史电影或小说的形式
历史是过去的客观存在，具有不可复制的特点。因此很多的历史事件单单靠一张嘴是很难让学生明白其前因后果的。尤其是遇到时事激荡的时代，往往风云际会，在相同的时间各个国家、各位英雄相互影响，彼此交错。而这时候往往是学生感到最为困难的时候。由难而惑，惑而无趣，正是历史课堂难以吸引学生的原因。借助较为符合史实的电影和电视剧就可以把困难的事情变得简单而有趣。
一部《爱国者》既可以把《北美独立战争》各个相关知识点诸如奴隶制度的存在、黑人在北美独立中的作用、启蒙思想与美国独立、民兵与游击战等演绎明白，又能使立体感受到英美法之间的彼此影响。而获得过奥斯卡金奖的《乱世佳人》又把美国的南北战争贯穿始终。再利用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分析寻找电影中所存在的与历史教材和知识体系相矛盾的细节，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在趣味中巩固所学。
小说是学生中普及率非常高的一类书籍。学生不但喜欢看，而且有些学生非常有研究，比如说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有些历史老师喜欢把其与历史学习对立起来，我倒觉得这大可不必。金庸先生本来就具有极高的史学造诣，其各部作品中在这些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他的《射雕英雄传》就可以帮助学生把比较乱的辽、宋、金时期理清楚。借助学生的兴趣，历史课堂完全可以以此大做文章，在分析和讨论中深化所学知识。
与之类似的还有评书等学生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只要加以合理地运用，就完全可以成为让历史课堂有趣起来的得力工具。
三、注意历史课与政治、地理等相关学科的联系
历史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学生感觉历史课无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往往觉得历史事件是很空洞的，不知道这些历史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当然这种情况是由于学生的常识、当前的教育体制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并非历史课一科在短时间所能扭转。我觉得有重点地结合政治、地理等相关学科是必要的，同时这可以让课堂有趣起来。
我发现学生往往觉得各科教师互不往来。如果历史老师在课堂上引用了另外一科的相关知识，他们马上就会兴趣倍增并且刨根问底。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不会以“请另外咨询××老师”作为搪塞，而是就势引入相关领域并结合适合的历史事件加以分析。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这一课的学习当中，我就把哲学上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关问题，事实证明收到较好的成效。利用多媒体手段结合地图来学习历史更是深受学生的欢迎。
另外，我觉得政治中的价值规律、通货膨胀，尤其是哲学常识和政治学常识更是历史学习的必需手段。这样既增加了学科之间的渗透，又改变了“历史无用论”、“历史与现实无联系，与其他学科无联系”的错误倾向。
四、采用各种方法来帮助学生准确记忆历史史实
历史课之所以让学生感到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历史史实的记忆问题。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际，有太多的历史史实需要记忆。有意识地采用多种方法来帮助学生记忆就成为活跃课堂的必要措施。
可以采用自编口诀的形式来帮助学生准确记忆。《北京条约》可以记成准许华工天天出国。《辛丑条约》可以记成前（钱）进（禁）宾（兵）馆出新丑（辛丑）。
不明觉历范文5
千年传承的艺术形式
四川省壤塘县是“壤巴拉塘”的简称，意为“黄财神居住的坝子”，享有“黄财神故里”的美誉，是藏传佛教觉囊派的根本道场。14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高僧仲然拉西日在拜佛求得时轮经，领明师法旨返乡后，随缘在壤塘县中壤塘乡传法，这里从此便与觉囊派结缘。经过千年的历史洗礼和岁月积蓄，壤塘县中壤塘乡成为了独领的藏传佛教觉囊文化中心。觉囊派以专修时轮法著称于世，并使许多高僧大德证得最圆满的大成就。从觉囊派不少祖师先后被元、明、清、民国中央政府敕封的“弘教禅师”、“善悟灌顶国师”、“大善法王”、“永乐敕书”、“正德诰书”等中，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曾经的那份辉煌和无限荣耀。
佛教传入，给藏族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题材和表现内容，使绘画艺术开始转向为佛教服务。这其中也形成了多个画派，通常画派和教派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但觉囊画派是个特殊例子。
觉囊画派在雪域活态传承了一千多年，始终与藏传佛教觉囊派文化息息相通。17世纪的佛学大师多罗那他是觉囊派的28代法主，他为后藏拉孜县的觉囊祖庭寺画了许多精美的壁画和唐卡，其风格独树一帜，后来多罗那他被达赖喇嘛派遣到外蒙古传法，其转世活佛由于改信格鲁派，觉囊派在后藏的地位跟着式微，其画风在也跟着式微。觉囊画派的传统技艺自14世纪中叶与16世纪中叶薪火相传到壤塘县中壤塘觉囊文化中心，从此脉脉相续，绵延至今。
觉囊画派因其造型准确生动，画工精细绝美，线条勾勒精致，色彩鲜艳，富于装饰性，属工笔重彩一类，表现了一种华丽、细腻风格，具有浓烈的宗教感染力和震慑力，被誉为“激情燃烧的觉囊画派”。“觉囊画派唐卡兼蓄诸家流派之长，既有康区噶玛噶智画派线条的流畅与灵动，色彩的鲜明与色调的统一，又有卫藏新旧勉唐画派人物形象描绘的细腻精准、用色的沉稳厚重和构图的严整雍容，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精美卓绝的艺术珍品。”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谢继胜教授如是说。
觉囊画派集布画、版画、刺绣、织锦、堆绣、缂丝等严谨的佛门宗风与活泼的传统艺术共融一炉，使深邃的佛法思想与丰富的色彩线条炼化为一幅幅精美的唐卡和壁画作品，主要由诸佛与祖师大德画传、佛菩萨与护法肖像画、本尊画、历史记载画、风俗画、建筑画、宗教活动、器物类、藏医药画、动植物画、时轮历画题材组成，是带有一定历史史料和人物传记的色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雪域藏地特定历史时代和人们的社会生活。
觉囊画派既保留了殊胜的传统觉囊画派传承体系，又兼容了当地黄财神文化形式，更笼罩在佛教信仰的光环之下，既表现为信仰的态度，又表现为信仰的目的，是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的一种呈现。它有着明确的文化地理空间，以中壤塘觉囊文化中心为其大本营、集散地和根本道场，散布于四川省阿坝州壤塘、马尔康、阿坝“三县”和青海省果洛州班玛、久治、甘德“三县”。在文化生态上，既兼容以草地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又兼容以雪山为代表的峡谷农耕文化。觉囊派47代嘉阳乐住法主，是一位造型能力极强，绘画技艺高超的大师，所绘人物形神兼聚，灵魂世界呼之欲出，笔法轻松灵动传神，传达了渴望表现情致显赜达情、哲理绘真崇极、意蕴取象传神的审美要求，达到了佛教艺术的新发展、美学的新意象、哲理的展示、内证的新境界，因此，他被藏传佛教界公认为具有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觉囊画派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禅艺合一的艺术特质
觉囊画派的主要特质是古、特、多、高、美。
画派古老，源远流长。觉囊画派在藏地活态传承一千多年，传统技艺从来没有间断过，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活态传承的文化空间，始终与藏传佛教各教派文化样式生息与共。师古不泥古，学今不囿今，既师承藏族传统美术技艺，又融摄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修道的“禅修”心髓，更贯通古今、融汇中西、道器合一、禅艺合一、身心合一，无疑是觉囊画派艺术活态传承的一大特色。例如，藏哇寺所藏觉囊画派清代唐卡代表性名作《二臂玛哈嘎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唐卡虽年代古远，色彩依然鲜明透彻，古朴空灵；整幅画面构图均衡、错落有致，用笔细致洗练，即使用放大镜观看，于线条细密处，依然可见抑扬顿挫，起承转合间有如精湛的书法，是藏传佛教唐卡中的传世珍品。
风格独特，个性鲜明。觉囊画派画面构图严谨、均衡、丰满，布局上疏密参差，以虚济实，活泼多变，是画师“在修行中绘画，在绘画中修行”的真实写照。觉囊画派源于佛陀时轮教法，其艺术特点融合印、藏、汉绘画艺术精粹，又以线条绘制和色彩点染等特殊技法而取胜，是艺术审美和绘画工艺的圆满交融，被唐卡专家誉为“洁静精微”：“洁”，是清净无着；“净”，如如不动；“精”，是集萃华章；“微”，湛然入微。例如，藏哇寺所藏觉囊画派现代唐卡代表性名作《三世佛》，构图从容有致，用笔洗练大胆，设色淡雅清新，虽整幅画面布满线条，却丝毫不繁杂拥塞，气韵依然流畅空灵，可见用心之至。
品类繁多，脉象互动。按照制作方法和所用材料来区分，觉囊画派可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用五彩的矿物或植物颜料将佛、菩萨、罗汉、本尊、护法、财神、坛城、经咒、图案绘制在麻、布、绸、绢、毛和纸等质地上的唐卡，藏语叫“孜唐”，即“彩绘唐卡”；一类是用丝、绢、绸、缎、布、棉、毛等材料，采用剪、贴、堆、绣、织、镶嵌等手工艺方法制作而成的唐卡，藏语称“国唐”，即工艺唐卡。除此之外，尚有版画唐卡等。
口耳相传，技艺高超。觉囊画派艺术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师徒传承，代表性传承人是在祖庭证得身、口、意、功德、事业、学养和俱足三身五智成就的明师或喇嘛，一般都不会将绘画技艺传授给世俗之人。在藏哇寺祖庭，觉囊画派活态传承的规矩，是从先学画释迦牟尼佛像开始，其中的一层含义就是表示皈依上师和佛门。世俗之人也乐于以丰厚的工钱为代价，邀请僧侣画师为他们作画，或布施或供奉，作为自己的福德。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觉囊画派艺术的持教画师，无不是学贯三藏、证至究竟、悲愿至深的成就者。
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觉囊画派艺术以其大量的内容、古老的技艺和自成体系的画风，传达了佛陀觉行之奇美、观音慈悲之优美、金刚力用之壮美、 文殊妙音之逸美的风韵，延续着藏传佛教觉囊画派的血脉。觉囊画派以其悠久的佛教美术历史和多元的文化特征，被美术学界认为是“中国佛教美术历史的活化石”，极具学术研究价值。觉囊画派契合佛教“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和谐世界，众缘和合”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价值观，是一种让人心生善意慈悲，心平气和，由此产生超越感与觉醒意识的画派艺术。
脉象互动的艺术价值
觉囊画派唐卡与壁画的风格独特，始终围绕汲取佛教智慧营养铸造心灵，善于运用对比强烈的色彩，造型艳丽而逼真。纯佛教内容占了觉囊画派唐卡和壁画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觉囊画派唐卡不仅是寺庙必备的庄严之具，而且也是信众的供奉之物。
觉囊画派唐卡的绘画过程，工序繁多，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其绘制工艺极为复杂，用料极其考究。颜料，以天然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为母色，辅以骨胶和白垩石粉，并以金、木、水、火、土、石、骨、花、草9大支，调制出32中支进而变化出158小支诸种色相。在藏地很多流派的唐卡绘画中，一根线条从头至尾的粗细是均等的，而觉囊画派的线条繁复而细腻，其运笔方式与汉地书法相似之外，线条的流畅和飘逸，体现在每一笔的粗细韵律和整体协调之中。觉囊画派主要采用点染方式上色。无论其色彩的视角效果是平铺还是晕染，实际上都是由一个个极其细小的彩点组成的。点染所使用的毛笔的笔尖通常只有人的几根眼睫毛粗细。觉囊画派多以色彩运用见长，其画面设色淡雅清丽，人物神采飞动，会令人想起印藏宫廷画风，或汉地的工笔淡彩文人画。呈现出空灵的韵味和意境。“觉囊派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佛教文化传统，其绘画风格汇印度、尼泊尔之源流，萃汉藏艺术之甘露，卓然于世，独领。今见此唐卡画工精细、结构严整，内默外化，绍古知今，诚用心之作。”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文华如是说。
不明觉历范文6
关键词：文化自觉；大学生；高校思政教育
什么是“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一词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一般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在历史长河与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及未来发展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指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发展，题中包含了文化自信与自强之义。文化一词可包含几个层次的内容：日常习俗和行为、艺术文学、理论、思想、宗教与政治，价值观是其核心。
党的十七大上提出了关于文化的战略。云杉在《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
什么是大学生“文化自觉”
大学生文化自觉是指作为一个群体的大学生对自己民族和执政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历史和革命文化的认同和觉醒以及追求和准确把握。同时，大学生“文化自觉”也可以认为是大学生价值观的趋向。
大学生“文化自觉”的现状
1.对历史文化的轻视
近年来，我国文化界将我国优秀灿烂的历史文化称为“国学”。它包括我国的历史进程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作为它们载体的名著典籍。当下的大学生，大多数人可以迅速在电视节目或剧场里认出无数当红明星，但是却不知道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事件，分不清基本的朝代顺序。而且，他们不会去看诸如《大学》、 《史记》、《资治通鉴》等古籍，更不用说以这些古籍为基础的研究专著了。某地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学生与国学的调查，有相当大一部分学生对“国学”的热爱低于对英语的热爱！
一大批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无法得到当代大学生的继承，更不用说去发扬光大了。
2.价值观的扭曲：
价值观是一个人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人一生的走向。如果说大学生对历史文化的遗忘的后果是严重的，那么大学生价值观的扭曲更是致命的。
我们生长的新中国是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换来的，尤其是以马列主义为信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大学生们，有着革命时期所无法比拟的物质经济条件，然而他们的价值观逐渐的扭曲，一大批学生开始拜金享乐，他们对娱乐的追求高于对科学理论的追求，而且部分学生的入党动机也不再单纯。他们为了看NBA而逃掉了“毛概”课，他们以“枯燥无味”为由排斥思想政治课，他们不注重实践，不主动也不独立思考。甚至，他们背离了人民。比如，大学生就业问题，十个大学生没一个主动当工人或者去贫困偏远地区。他们除了工作，房子，时尚和娱乐之外，还有什么信念与理想可言？可以这么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参透到了高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想出去的就做美国梦，英国梦，法国梦，日本梦。没有出去的就做富豪梦，名利梦，大官梦，却唯独没有中国梦，没有社会主义的梦，也就更谈不上共产主义的理想了。20多年前，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一代大学毕业生的理想选择。现在，到大城市去，到国外去，到外资企业去，到挣钱多的地方去，成了一些大学生的主流选择。
我认为，如果大学生的存在不是为了天下大同、共同富裕，那么高等教育不必存在。
大学生这种“不正常的”文化自觉地形成原因：
1.大学生实用主义的泛滥戕害民族精神
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就是从重理想转向重现实。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他们关注的焦点，物质利益。大学生迷信实用主义的简单逻辑。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已经造成了很多严重恶果，如果仍然任其发展下去，就像一个木马病毒潜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将不战为人所屈！庄子云：“嗜欲深者天机浅”，一个物欲横流的民族如何立足于世界？
中国当前在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都与实用主义的评价标准及其泛滥有关。不彻底反思、抛弃实用主义，我们很难有真正的突破。
2.西方文化的渗透――自由主义的幽灵
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一直向中国输出价值观，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控制中国，迫使中国西化，社会主义的全线崩溃。
大学生是特殊的一个群体，处在智力的巅峰，比较容易接受一种主义。所以被当成了西方思想输入的阵地，西方用娱乐、宗教、拜金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时髦的东西迷惑年轻人，使他们忘记“主义”、丢掉信仰，追求自我价值而冷血，虚度光阴而不知羞耻。
自由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如果任凭西方自由主义对大学生思想的腐蚀，继续扭曲大学生的价值观，其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当代中国大学生文化自觉要走的路子
1.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高校文化建设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要求。高等学校作为思想文化的战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精神。以学校为阵地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大力举办红歌红诗等活动，加强对革命文化的认同。
2.以马列主义指导大学生提高科学素质与增强公民意识
1998年，巴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上将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阐述为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而马列主义有其自然科学作为基础，自然科学作为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应该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努力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做出新的贡献。同时，大学生作为成年人，应积极公民意识，参与民主活动，减少无意义的娱乐活动。
3.加强对大学生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
①组织马列主义理论课程的学习，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针对目前学生对于思政理论课的兴趣普遍不大，教育工作者应该丰富课堂形式，寻找中国特色的马列理论课教育方法，这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项实践；
②理论与实践结合，大力开展争优创先活动；利用班团组织，尽可能的组织每一名同学参与进来，例如开展一些志愿服务活动，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鼓励大学生参与西部计划，用自己的知识服务西部，用自己的力量为共同富裕做出贡献。（绍兴文理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