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环境文章范文1
第一条为了规范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程序,保证立法质量,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部门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部门规章备案条例》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环境保护法规”,是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下简称总局),根据全国人大有关机关的委托, 或者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或者根据职权,制定的下列规范性文件:
(一)根据全国人大有关机关的委托起草的环境保护法律的草案代拟稿;
(二)拟报送国务院的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送审稿;
(三)环境保护部门规章。
第三条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的立项、起草、审查、送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和解释,适用本办法。
其他国家机关或者部门发送总局征求意见的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征求意见稿的办理程序,适用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立项
第四条总局于每年年初编制本年度立法。
年度立法确定的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类立法项目,分为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立法项目:
(一)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者国务院年度立法,总局年内必须报出或者已报出需要配合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有关立法工作机构审查的立法项目,列入第一类立法项目;
(二)立法依据充分、立法思路清晰、所要解决的问题为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急需、拟确立的主要制度和措施可行、总局力争年内报出的立法项目,列入第二类立法项目;
(三)需要研究、论证和起草的立法项目,列入第三类立法项目。
第五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立法项目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时确定,不做立法安排。
国务院领导指示需要开展环境立法研究的项目,总局应当及时开展有关工作。
第六条 除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者国务院年度立法的立法项目外,总局有关司(办、局)认为需要制定环境保护法规的,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提出立项建议。
提出立项建议,应当填写立法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并提交有关立法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和措施的书面说明材料,并可附具国内外有关立法参考资料。
第七条法规司对立项建议汇总研究,提出总局年度立法的建议稿,报总局局务会议审议决定。
第八条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年度立法是总局本年度立法工作依据。
第三章起草
第九条具体负责起草环境保护法规工作的司(办、局),应当组织有关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承担立法起草工作。
法规司应当适时参加有关环境保护法规的起草工作。
第十条起草环境保护法规,应当广泛收集资料,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召开讨论会、专家论证会、部门协调会、企业代表座谈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第十一条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完成环境保护法规初稿后,应当征求总局其他有关司(办、局)和有关直属单位的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规征求意见稿草案,经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主要负责人签署后,报送总局局长专题会议审议。
局长专题会议重点就环境保护法规征求意见稿草案涉及的主要法律制度和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设定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适当性和合法性等内容进行审议。
第十二条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应当根据总局局长专题会议审议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草案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规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以总局局函发送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可以根据环境保护法规征求意见稿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征求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省级以下环境保护部门、有代表性的企业和公民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应当包括立法必要性、主要制度和措施等主要内容的说明。
第十三条环境保护法规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可以公布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影响贸易和投资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对外通报程序,公布征求意见稿。
环境保护法规的征求意见稿,可以在《中国环境报》和总局网站等媒体公布。
第十四条起草环境保护法规,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职能或者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职能关系紧密的,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应当充分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与其他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充分协商;经过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应当在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说明中说明情况和理由。
第十五条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根据征求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及其说明,连同其他有关材料,经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主要负责人签署后,移送法规司审查。
草案送审稿的说明,应当包括立法必要性、起草过程、主要制度和措施的说明、征求意见情况以及未采纳意见的处理情况等内容。
其他有关材料,主要包括:目前管理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草案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专项论证材料,征求意见及其处理情况汇总表、对未采纳的主要不同意见的说明,有关立法 调研报告和国内外包括法规条文在内的其他立法参考资料。
第四章审查
第十六条对未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的有关规定征求意见或者准备有关论证材料的,法规司可以转送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补办有关程序或者补充有关论证材料。
第十七条法规司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主要从下列方面对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进行审查:
(一)设定的环境保护行政许可项目是否符合《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其他法规性文件关于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
(二)设定的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是否符合《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其他法规性文件关于设定行政处罚的规定;
(三)是否与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协调、衔接;
(四)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第十八条在审查过程中,法规司认为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涉及的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法规司可以组织实地调查,并可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取意见。
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创设行政许可事项,或者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法规司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也可以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第十九条法规司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草案送审稿的修改,在40个工作日内完成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草案送审稿的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因涉及有关方面重大意见分歧需要协调等特殊情形的,可适当延长审查时限,但最长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
法规司负责提出法规送审签报,经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会签后,连同环境保护法规草案及其起草说明和审查说明以及有关专项论证材料目录,提请总局局务会议审议。
起草说明应当包括立法必要性、起草过程、主要制度和措施的说明、征求意见情况以及未采纳意见的处理等情况的说明。
审查说明应当包括立法依据、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设定的合法性、环境保护法规草案与有关法律、法规协调一致性等问题的说明。
第二十条对环境保护法规草案送审稿规定的管理体制、主要制度或者措施,有关方面存在重大分歧的,法规司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可以在环境保护法规草案中提出一种或多种备选方案,提交局长专题会议审议。
第五章送审、决定和公布
第二十一条环境保护法规草案应当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
第二十二条审议环境保护法规草案时,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做起草说明,并负责就具体管理现状、主要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必要性、可行性等专业性问题做说明或答辩。
法规司做审查说明,并负责就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设定的合法性和环境保护法规草案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等法律问题做说明和答辩。
第二十三条法规司应当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根据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意见对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草案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报请总局局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法规司应当会同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根据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意见对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形成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送审稿,并以总局文件形式报送国务院。
总局根据全国人大有关机关委托起草的环境保护法律草案代拟稿,以总局局函报送委托机关。
报送环境保护法律或者行政法规送审稿、环境保护法律草案代拟稿,应当附送有关专项论证材料。
第二十四条公布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命令应当载明该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序号、名称、通过日期、施行日期、总局局长署名以及公布日期。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公布格式见附件2.
总局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由有关部门首长共同署名公布;总局为主办机关的,使用总局的命令序号。
第二十五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中国环境报》和总局网站应当及时刊载。
第二十六条经《国务院公报》刊载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在《中国环境报》上刊载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文本也为标准文本。
第二十七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六章备案与解释
第二十八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由法规司依照《立法法》和《法规部门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办理具体的备案工作。
报送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部门规章文本和说明,并按照规定的格式装订成册,一式十份。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备案格式见附件3.
法规司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将上一年度所制定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目录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第二十九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解释权属于总局。由总局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的部门规章,由总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解释。
环境保护部门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依据前款规定享有解释权的机关解释:
(一)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依据的。
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解释的办理程序,适用《环境保护法规解释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解释和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条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具体适用过程中的解释,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和《环境保护法规解释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七章其他部门法规征求意见稿的办理
第三十一条其他国家机关或者部门组织起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发送总局征求意见的,由法规司归口受理,并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分送有关司(办、局)征求意见。
第三十二条各有关司(办、局)应当按照确定的时限提出意见,返回法规司。
法规司根据是否与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协调、衔接的原则,负责汇总研究,拟定函复意见。
第三十三条对其他国家机关或者部门组织起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的征求意见稿,总局各有关司(办、局)之间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法规司负责进行协调;经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报总局局长专题会议研究、协调。
第三十四条其他国家机关或者部门组织起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的征求意见稿拟设立的管理体制、主要制度或者措施,与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存在重大矛盾或者交叉,或者对环境保护部门监督管理工作具有重大影响的,法规司应当商有关司(办、局)提出意见和建议,报请总局局长专题会议或者局务会议研究。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影响贸易和投资的,应当在公布后按照有关规定翻译译本,按照规定程序对外公布。
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由总局负责起草的,应当在公布后按照有关规定翻译成译本。
环境保护法规英文译本由总局国际司提出译本初稿,经负责起草工作的司(办、局)审核后,由法规司按照有关规定对外公布或者报送有关国家机关审查。
环境保护法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总局应当经常对环境保护部门规章进行清理,发现与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的,或者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或者出现 不适应新出现的情况的,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
修改、废止环境保护部门规章的程序,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编辑出版正式版本、外文版本的环境保护法规汇编,由法规司依照《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保护环境文章范文2
关键词：环境义务；宪法化；模式选择；路径设计
一、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的基本分析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回应和解决生态危机，从整体表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环境基本国策；二是环境基本权利；三是环境基本义务。环境基本国策由于其自身的效力问题，多年来一直饱受学界的诟病；环境基本权利由于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内容等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成为了环境权宪法化乃至司法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也许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吻合。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而言，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的环境职责或对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并没有错，而我们需要改进的是：怎样弥补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义务空白；怎样把义务分配得更加合理；怎样确保法定环境义务能实际履行。总之，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惟一出路，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环境义务的堤防牢固地建立起来。具体到宪法层面上，就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三是国家有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四是国家有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
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在主体上主要局限于“国家”，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对“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如上所述，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而这里的“所有主体”一般而言，包括国家、自然人和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等。为了表述上的方便，采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做法，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单位”，也就是说环境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即国家、自然人和单位。所以说，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明显忽视了“自然人”和“单位”这两个重要的环境义务的主体。从更为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修宪中宪法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全面确认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二、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比较
世界环境义务立法基于各国的不同文化理念和法律传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设计方式。综观各国宪法中环境义务的条款，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种设计方式：
一是义务型。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在规定环境义务的时候，采取了单一义务型的设计模式，即仅仅是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和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如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财富的义务。”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这些国家的宪法大多是新近颁布的，代表了世界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是权义结合型。不少国家在规定保护环境的义务时采取了这种方式，就是在宪法中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环境权，同时也规定他们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格鲁吉亚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有权利用自然和文化环境。每个人都应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黑山、莫桑比克、西班牙、保加利亚、葡萄牙等。
三是义责结合型。以这种方式确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时，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如立陶宛宪法规定：“国家和每个人都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免遭有害的影响”。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巴拿马、古巴、叙利亚、越南等。
四是权义责结合型。这种模式既规定了公民享有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且国家有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如韩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努力保护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土耳其、秘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伐克等。
以上四种模式是世界各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入宪条款的具体设计类型。考虑到环境权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局限引起的理论上的非议和实践中的争议，笔者认为将其宪法化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在环境义务的入宪模式上，也就不采用出现环境权的组合类型，也就是说，“权义结合型”与“权义责结合型”并不是环境义务入宪在选择上的理想模型。比较“义务型”和“义责结合型”两种模式可以看出，“义责结合型”的模式在义务主体的规范上更具体也更全面。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主体的因素，“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的差异并不大，它只是“义务型”的一种特殊的模式。“义责结合型”中的“责”指的是“国家的环境职责”，狭义一点的理解是“政府的环境职责”，而政府的环境职责是指法律规定的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也称政府第一性环境义务。所以说，“义责结合型”其本质仍是“义务型”，这也与本文的主题“环境义务”的宪法化相吻合。
之所以将“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作为两种类型分别介绍，主要是与“环境义务”入宪的立法建议有关。根据笔者的统计，世界各国关于保护环境的义务条款的规定，从宪法文本的结构上看，主要规定在“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两大部分。当然，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宪法文本的结构布局的不同以及立宪者的措词爱好的差异，在称呼上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同样是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有的国家宪法在大标题上用“根本经济基础”，如阿富汗；有的国家用“经济和财务”，如伊朗伊斯兰宪法；有的国家用“国民经济和劳动”，如立陶宛等。而同样是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有的国家用“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格鲁吉亚等；有的国家宪法在这一章的章名直接用“人和公民”，如哈萨克斯坦；有的国家用“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如俄罗斯。当然，更多的国家是将“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分章或分节规定，从而将保护环境的义务规定在“基本义务”的项下，如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这里，为了表述上的习惯和方便，采用我国宪法的章节名称将世界各国宪法中不同章节名称里的有关“环境保护义务”内容的规定主要归结到“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称呼项下。
根据笔者的统计和比较，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基本上都出现在章节名称为“经济制度”的内容中。如越南宪法在第二章“经济制度”中规定了“国家机关、武装部队单位、经济组织、社
会组织和一切个人”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立陶宛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经济与劳动”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此外，叙利亚、巴拿马、古巴、危地马拉等国也都将环境义务的条款规定在与“经济制度”有关的章节中；而“义务型”模式中关于“义务条款”的规定都出现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如吉尔吉斯坦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第三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了“爱护周围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文物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在第二部分“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中的第十二章“公民的义务”里规定了“公民必须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此外，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爱沙尼亚等国都在类似的章节对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
三、我国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条款在各国宪法中的分布规律的归纳与比较，笔者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之所以主要集中在类似于“经济制度”这样的章节之下，是因为它们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而当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时，将这样的条款规定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项下显然是不适宜的。结合上文对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第二十六条主要是明确了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而该条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我国宪法第一章是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规定，由于各制度没有独立成节，所以，从宏观上看，与大多数国家将类似条文规定在“经济制度”的项下并不矛盾。这样，粗略看来，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似乎与“义责结合型”的入宪模式一致，其实不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的规定明显遗漏了“国家”以外的其他义务主体。因此，可以说，我国宪法关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既不属于“义责结合型”，也不属于“义务型”，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属于已经被我们排除了的“权义结合型”和“权义责结合型”。
在这种情况下，完善我国宪法的环境义务条款就面临着两种模式的选择即“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因为是“环境义务”入宪，所以一般的观点可能会认为采用“义务型”的模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放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更为适宜。但考虑到我国宪法文本的实际，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首先，在采用“义务型”模式的国家宪法中对环境权主体的表述一般采用“每个人”、“所有人”或“任何人”，很少有用“每个公民”的字样。如塔吉克斯坦宪法规定：“保护自然环境、历史与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义务。”秘鲁宪法规定：“所有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贝宁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维护环境”。这也与它们的章节名称有关，一般是规定在“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基本义务”、“人民的义务”、“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项下，而我国宪法中关于这一主体的描述如果也采用“每个人”、“所有人”、“任何人”这样的字样，显然与章名“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不相称。
其次，即使不考虑章名的问题，在第二章最后一条后面增加一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从措辞上看也不一致。因为现行宪法第五十二条到五十六条虽然分别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每个条文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启文，陡然增加这么一条以“每个人”开头的法条，从法条的整体结构上看，显得不和谐。
保护环境文章范文3
一、环境法历史转型的类型的选择
根据环境科学的一般原理，环境问题包括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所谓原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一环境问题）和由人为原因引起的所谓次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二环境问题）两大类；次生环境问题又可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破坏问题，前者主要指各种污染要素对各种环境要素的污染，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海洋污染等。传统的环境科学和环境法学主要解决次生环境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各国早期的环境法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污染防治法的基础上，日本早期的环境法尤为突出污染防治法的优先性。我国环境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长期以来环境立法基本上囿于环境保护法的范畴，而理论界一直有所谓大环境法与小环境法之说。“大环境法观点其名称一般叫环境法，小环境法观点一般称环境保护法，其区别在于广义还是狭义的环境保护的划分。把资源保护、城市建设、环境卫生包括在环境保护里面的属大环境法观点。反之则为小环境法观点。我国立法、管理部门采取小环境法观点，而理论、教学部门则倾向大环境法观点，两种观点并存产生种种矛盾。”[2]而事实上，所谓大环境法，也基本上不涉及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由小环境法向大环境法的发展，表现为环境法的历史转型，目前，世界上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均以不同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环境法的历史转型，其作法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法国模式。作为大陆法代表的法国，其环境法的转型可形容为两条腿走路。法国的环境法渊源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于1960年至1980年期间制定的各单行公害防治法规；二是源于民法（如所有权、相邻权、地役权、损害赔偿等），并由此派生出农业、森林、渔业、矿业等自然资源专业法规，如国有土地法、都市计划法、海港法等，而且刑法的相关条文可直接纳入准用，这两类并行的法律规范统称为环境法。其中民法的有关规定产生较早，但自然资源专业法规的产生和发展要迟一些，直到1976年法国将这类规定整合为《自然保育法》，而公害防治法的产生较早但并未实现整合，且没有将二者编纂为环境法典。德国的作法与法国类似；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环境法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模式，一般是将污染防治法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合称为自然保护法。
第二种类型是以日本模式。日本环境立法采取先公害防治、后自然保育的作法。这种现象源于日本环境法产生时公害剧烈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早期对公害没有警觉而任其发展，战后的日本专心致力于追求经济的高度成长，忽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遭到极大的污染和破坏，在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压力下，1970年日本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强调环境优先，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立法的唯一目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必须以健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构筑为宗旨，并且以充实的科学知识防止环境保全上的妨害于未然为宗旨，实现将因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活动造成对环境的负荷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有着环境保全的行动由每个人在公平的分配负担下自主且积极地实行，既维持健全丰惠的环境，又减少对环境的负荷。”现阶段，日本已将环境保护的政策由控制公害转变到对整个国土环境的保全，环境立法更加注重整体化的架构，形成了以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为中心，其他相关部门法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及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第三种类型是以美国模式。美国于1969年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为基本法，作为美国联邦及各州环境的宪法，立法工程浩大，内容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育及污染防治外，也包括社会性的种类环境侵害（
社区特征之改变，环境空间之拥塞、经济关系之受影响，休闲、美感上之破坏，人口稠密、交通大众运输系统之过度负荷、犯罪及可能形成犯罪，或影响社区安宁之计划或措置，核能及核废料运输所引起之恐惧感）。环境基本法的制订使美国环境法的转型带有突变的特色，内容十分广泛，且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美国的环境基本法是在对以往的环境立法进行整合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出台后，美国在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治理为主到预防为主的转变，对环境实行综合性保护，大量制定和修改了单行法规，扩大了环境法的领域，是美国环境法转型的标志。
上述各国环境法的历史转型虽然途径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这就是环境法的调整范围由污染防治为主，逐步扩大到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并重，进而扩大到对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并且，当代许多国家的环境法已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的法理基础和调整对象、结构严谨、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为基础、以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其他相关部门法有关环境保护规定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围基本上未发生重大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并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在体制上，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依然限于污染防治，至于自然资源保护，则主要由相关的经济管理部门负责。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正面临着如何避免重蹈一些国家生态环境先破坏后恢复的覆辙、如何在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事业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一些新课题。从我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国外环境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现阶段正在进入环境法的历史转型时期，其基本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的污染防治法体系转变为包括污染防治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论证这一历史转型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法制建设道路至关重要，是当今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紧迫任务。
事实上，我国的环境法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但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完成立法的转型，亦没有像法国那样在物权法等相关部门法中充实和完善自然保育法方面的内容，更没有达到美国环境基本法那样的覆盖程度。虽然我国环境基本法第2条、第7条和第三章都有广义环境保护的内容，但缺乏操作性规范，只相当于一种宣示，最多属于“软法性”规范。环境法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和环保部门职责的局限性是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说来，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形成过程采取了先污染防治后自然资源保护的途径，法律规范中法典化特征明显。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展望，我国的环境立法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立法，通过超前性立法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不受国外立法的局限，跨越国外已过时的立法，使立法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跨越式发展，可称为第一步跨越；目前正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立法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可称为第二步跨越。我国环境法的跨越式发展目标是：第一步跨越是防止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第二步跨越的目标应确定为防止经济开发建设导致的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
我国这两个跨越式立法阶段的结合表现为我国环境立法的历史转型。笔者认为，我国环境法要实现第二步跨越式转型，需突破两个瓶颈问题：一是突破传统的污染防治法瓶颈，向生态环境法方向的转变。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在谈到西部环保工作时强调，“一定要按照江总书记‘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要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城镇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的方针，力争实现西部环境事业的跨越式发展。”[3]二是突破行政管理法的瓶颈，向管理法与财产法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我国转型后的环境法应定位为生态环境法，应由污染防治法与生态保护建设法（亦可称为生态保育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包括现行的各污染要素防治的立法，也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和臭氧层保护立法（此二者亦与生态保育的规定相交叉）。生态保育法包括生态保护法和生态建设法两部分，前者可分为生物资源保护法、非生物资源保护法和人文生态环境保护法三部分；后者包括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生态区域建设、国土整治、流域治理、气象和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立法。然而，是否需要在这两部分之上制定一部作为该两部分“母法”的环境基本法？笔者认为，因为我们已有环境法律规范较多的带有类似日本法的“基因”，考虑到历史的前后承接和立法资源的节约，新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为名副其实的环境基本法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②]
二、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修改）原则
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基本法的造法活动必须遵守事先确定的立法（修改）原则，立法（修改）的原则是立法指导思想的具体化，是立法（修改）实体内容取舍、编排的依据。笔者认为，此次环境基本法立法（修改）的原则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国家生态安全与公民生态环境生存权相结合，坚决保障基本人权。
“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国民身体健康、为国家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4]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所谓生态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自然因素和人工因素的环境系统。它由包括各种自然物质、能量和外部空间等生物生存条件组合成的自然环境和经过人类活动改造过的人工环境共同构成。”[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将《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第三款。环境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属于我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已含涉的
应有之意，与国家生态安全相对应，我们必须同时注重公民生态生存权的保护。
2、环保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二元论。
举与我国环境法制较为类似的日本法为例，日本环境法的目的，经历了从“经济优先”（1967年《公害对策基本法》）到“环境优先”（1970年《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发展。1970年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其唯一目的，是典型的一元论目的。但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二元论（祥见前文论述）。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明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笔者建议：应当坚持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的二元论，但同时应发展的确立当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相冲突时，环境资源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法律目的先后序位。
3、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决定》指出我们应当：“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环境法应当包括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笔者建议：把将来的环境基本法定位为一部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的，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统领环境法治工作的全局的法律。
4、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反对把非政府组织、“第三条道路”独立化的倾向。
公众参与原则，亦称环境保护的民主原则。这项原则是指，环境法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保护他们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利。这项原则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环境法的民主与法治要求，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在环境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当中，公众的环境利益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而公众相对于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处于弱者地位，如果没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就必然失去发展的动力，就会流于形式，也根本无法保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在我国，与公众参与原则紧密联系、相辅相承的是国家干预制度。环境法中的国家干预是指国家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资格（并非仅以国有资源所有者的资格），依法对各种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直接进行管理的政府行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尽管有很大争议，但在国家对环境问题的直接干预方面，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并日益与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相一致。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国家出面干预已是势在必行。但笔者同时也反对单一地依靠非政府组织、“第三条道路”来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异想天开。
笔者的以上思考主要关于此次制定（修改）环境基本法所应当遵循的决定该法基本定位、取舍实体内容等方面的原则。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当确立以下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则，即环境基本应从立法上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预防—管制—整治与救济”相结合的全面有序的体系；确立环境法中核心法律概念的定义和范围；整合现行环境污染防治与资源保育领域相关法律的共通原理原则和措施制度；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各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确立环境资源主管机关的权限划定标准等。
三、环境基本法的框架构建
如何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环境基本法的先进立法体例，是此处制定（修改）环境基本法中另一个中心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此笔者将主要介绍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已有的或新近的有关环境基本法的立法框架，以供比较借鉴。
（一）日本的《环境基本法》（1993年）[③]
该法由三章共46条和一条附则组成，其基本框架为：第一章“总则”，规定了：法律目的、主要核心概念的定义、环境资源的享受与继承、构筑对环境负荷影响最少的可持续发展社会、通过国际协调积极推进全球环境保护、国家的职责、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责、企业的职责、国民的职责、环境日、法制上的措施、年度报告、防止放射性物质引起的污染等内容。第二章“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具体分为第一节“有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方针”、第二节“环境基本规划”、第三节“环境标准”、第四节“特定地区的公害防治”（分为公害防治计划的制定与推进公害防治计划的完成两条）、第五节“国家为保护环境应当采的措施”（分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的考虑、环境影响评价的推进、为了防止发生环境污染国家应当采取的控制措施、旨在防止环境污染的经济措施、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配备及其他事业的推进、促进对有助于降低环境负荷制品的利用、有关环境保护的教育学习、促进民间团体等的自发活动的措施、情报提供、调查的实施、检视等体制的健全、科学技术的振兴和公害纠纷的处理与救济被害者等十三条）、第六节“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分为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有关观测等的国际联合、旨在促进地方公共团体或民间团体发起的活动与对实施国际合作的关照等四条）、第七节“地方公共团体的政策”、第八节“费用负担与财政措施”（分为原因者负担、受益者负担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措施与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合作等四条）。第三章“环境审议会议等”，具体分为第一节“环境审议会”（分为中央环境审议会、中央环境审议会的组织、都、道、府、县环境审议会与市、镇、村环境审议会等四条）、第二节“公害对策会议”（分为设立和所掌管的事务与组织两条）。附则规定了法律的施行时间。
（二）俄罗斯联邦的《环境保护法》（2002年）[④]
该法由十六章八十余条组成[⑤]，其基本框架为：第一章“总则”，规定了：基本概念、环境保护立法、环境保护基本原则、环境保护对象等内容。第二章“环境保护管理基础”，规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在环境保护关系领域的职权、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在环境保护关系领域的职权、地方自治机关在环境保护关系领域的职权、实施国家环境保护管理的执行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在环境保护关系领域的职权划分、地方自治机关实施的环境保护管理等内容。第三章“公民、社会团体和
其他非商业性团体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公民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权利和义务、从事环境保护活动的社会团体和其他非商业性团体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良好环境权的国家措施体系等内容。第四章“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调整”，规定了：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调整方式、俄罗斯联邦生态发展联邦规划、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和环境保护措施、对不良的环境影响收费、环境保护产业活动、生态保险等内容。第五章“环境保护标准制度”，规定了：环境保护标准制度的基础、对制定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环境质量标准、允许的环境影响标准、物质和微生物允许排放标准、生产废物和消费物的生产标准及其处置限额、允许的物理环境影响标准、允许的取用自然环境构成物标准、允许的人为环境负载标准、其他环境保护标准、环境保护领域的国家标准和其他标准性文件、某些环境保护活动的许可制度、生态认证等内容。第六章“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鉴定”，规定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生态鉴定等内容。第七章“对进行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环境保护要求”，规定了：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的布局、设计、建设、投产、运营、停工和清算的基本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布局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设计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的建设和改建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和其他项目的运营和退役的环境保护要求、对能源项目布局、设计、建设、改建、投产、和运营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军事和国防项目、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布局、设计、建设、改建、投产、运营和退役的环境保护要求、对经营使用农业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土地改良，土壤改良系统和单个水利技术设施的布局、设计、建设、改建、投产和运营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城乡居民点的布局、设计、建设、改建的环境保护要求、对生产和使用汽车及其他运输工具的环境保护要求、对石油天然气开采生产项目和石油、天然气及其产品加工、运输、储存和销售项目的布局、设计、建设、改建、投产和运营的环境保护要求、对潜在危险化学物质（包括放射性物质）、其他物质和微生物的生产、使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利用放射性物质和核材料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在农业和林业中使用化学物质的环境保护要求、保护环境，防止不良的生物影响、对处置生产废物和消费废物的环境保护要求、对建立防护和保护区的环境保护要求、对财产私有化和国有化的环境保护要求、保护大气臭氧层、保护环境，防止不良的物理影响、对违反自然保护要求的应对措施等内容。第八章“生态灾难区、紧急状态区”，规定了：确定生态灾难区、紧急状态区的程序等内容。第九章“受特殊保护的自然客体”，规定了：保护自然客体的措施、保护自然客体的法律制度、稀有的濒临灭绝的植物、动物及其他生物体的保护、城乡居民点绿化资源的保护、稀有何濒临消失的土壤的保护等内容。第十章“国家环境监测（国家生态监测）”，规定了：国家环境监测（生态监测）的组织。第十一章“环境保护监督（生态监督）”，规定了：环境保护监督（生态监督）的任务、环境保护领域的国家监督（国家生态监督）、国家环境保护监督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环境保护领域的生产监督（生产生态监督）、环境保护领域的市政监督（市政生态监督）和环境保护社会监督（社会生态监督）、对生产不良环境影响的客体的国家登记等内容。第十二章“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第十三章“建设生态文化的基础”，规定了：生态教育的全民性和综合性、在教育机构中教授生态知识基础、对组织领导人和专家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培训、生态教育等内容。第十四章“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责任和环境保护纠纷的处理”，规定了：违反环境保护立法的责任种类、环境保护纠纷的处理、全部赔偿环境损害的义务、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环境损害的赔偿程序、因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公民健康和财产损害的赔偿、关于限制、停止和终止有关人员进行的违反环境保护立法活动的请求等内容。第十五章“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规定了：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的原则和俄罗斯联邦的环境保护国际条约等内容。第十六章“最后规定”。
（三）我国台湾地区《环境基本法》（2002年）[⑥]
该法由五章共四十一条组成，其基本框架为：第一章“总则”，规定了：立法目的、环境及永续发展的定义、环境保护与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并重、全民环境保护责任、绿色消费，减少环境负荷、以生命周期为基础，促进清洁生产、各级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及执行之评估检讨、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环境保护教育宣导、组织体系及工作内容、环境保护咨询、国际合作、环境保护人才培育及专责单位、人员之设置、环保法庭等内容。第二章“规划及保护”，规定了：资料库之建立、土地利用及规划、区域划分及活动限制、自然保育等内容。第三章“防制及救济”，规定了：非再生性及稀有资源之特别保护、地下水、地层及海岸之保育、抑制温室效应采预防及医疗保健措施、非核国家目标、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环境品质及管制标准、建立政府事前许可、机动查核、事业自动申报及管制与稽查制度、监测及预警制度、污染者付费、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环境资源专责部会、环境基金、受益者及使用者付费、环境纠纷处理及补偿、救济制度、公民诉讼等内容。第四章“辅导、监督及奖惩”，规定了：环境保护之研究发展、环境保护事业之辅导奖励、环保工作之辅导、奖励及补偿、促进再生资源，使用环保标章产品、违反行为之确实取缔处罚等内容。第五章“附则”，规定了：订定环境日和法律施行日期等内容。
我们将来的环境基本法应如何构建体系，对此目前鲜有学者专门研究此问题，但也有提出具体设计者，如汪劲先生认为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草案分为七章，即总则、政府环境保护管理的组织体制与决策机制、预防环境污染与自然破坏、治理环境污染与自然破坏、合理利用与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与能源、法律责任和附则。[6]
笔者建议将来的环境基本法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为总则。主要内容涉及如：立法目的、核心概念的界定、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国家、环境保护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的基本环保权利与义务、环境宣传教育、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及其资助与奖惩、国际合作的原则、方式和程序等。
第二章为政府环境保护管理的组织体制与决策机制。主要内容涉及如：环境保护管理主管机关的权限分配基准、组织的设立、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保护职责划分、各类环境保护规划、各个相关委员会及其议事、决策、报告机制、公众参与决策和听证制度等。
第三章为环境保护预防和管制基本制度。主要内容涉及如：环保资料库及环保信息公开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品质监控制度、建立政府事前许可、机动查核、企事业单位自动申报及管制与稽查制度、监测及预警制度、受特殊保护的自然客体制度（如，生态保护区制度、稀有的濒临灭绝的植物、动物及其他生物体的保护制度、城乡居民点绿化资源的保护制度、稀有何濒临消失的土壤的保护制度等）、各类环境保护领域的经济调整制度（如环境税收制度、循环经济制度、环保产品标识制度、污染者付费制度、受益者及使用者付费制度等）、环境基金制度、生态灾难和紧急状态制度等。（该章内容较多，可以考虑分节。）
第四章为环境保护整治和救济基本制度。主要内容涉及如：环境法律责任、环境纠纷处理及补偿、救济制度、公民诉讼、生态保险等。
第五章为附则。主要内容涉及如有关法律的生效、补充规定和解释规制等问题。
当然这些框架结构的考虑还欠深思熟虑，有待进一步斟酌。
总之，笔者认为，环境基本法的规定应当保持适度的原则性，千万不可如同《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的规定那样过分的具体和繁琐，如该法关于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的规定。环境基本法的体例应尽可能具有逻辑性，避免前后冲突和重复，同时应符合环境保护实践中预防、管制、整治和救济的逻辑顺序。环境基本法所确立的基本制度应具有一定抽象性，即可以适用于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资源保育的各个方面。环境基本法应在立法上“坚守”本身的“母法性”，对于有待制定其他法律来具体化的制度的规定应明确授权的制定的内容、适用范围、原则、程序、冲突解决规制等内容，如有关委员会的组织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以保持环境法体系内部的协调一致。环境基本法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对于目前无法具体规定但将来条件成熟时可能需要补充规定的内容，应事先作出原则性规定，或规定启动有关程序的规则，以留出“导入口”。
[注释]
[①] 参见夏光主持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若干重要环境政策及环境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环境保护法》修订框架研究（专题编号：2003BA614A-01-01）的专题实施方案。
[②] 但笔者坚持这并非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比如瑞典没有环境基本法，只有框架法（一般规定得比较原则，主要规定一些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确定主管机构，并对具体管理措施的制定进行授权）的模式也可供我国参考，参见赵国青主编：《外国环境法选编》（第一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176页。如果借鉴美国和日本的模式制定环境基本法，是否需要考虑这一立法模式在美国是否由于联邦制要求对环境法立法权的分配所使然；是否需要考虑在日本环境立法实践中，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的关系等因素所使然？这些在我们做出最终选择前应该进行全面地比较研究。
[③] 参见赵国青主编：《外国环境法选编》（第一辑 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8－989页。
[④] 马骧聪译：《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和土地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⑤] 该法的中译本翻译了第一至十五章共82条，但略去了第十六章“最后规定”（规定有关法律的生效实施时间等问题），所以无法确知具体条文书目。
[⑥] 资料来源于台湾“法律教室网”，/pmachine/more.php？id=A78_0_1_0_M
[参考书目]
[1] 汪劲。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现状和修改定位[J].环境保护，2003，（6）：8。
[2] 陈仁。环境执法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5。
[3] 实现跨越式发展－访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N].中国环境报，2000－4－15。
[4] 李艳芳。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与法律保障[J].法商研究，2004，（2）：69。
[5] 周珂。生态环境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4.。
保护环境文章范文4
第一条为加强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开发利用环境保护档案信息资源，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环境保护档案是指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直属单位（以下简称“环保部门”），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环境保护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县级以上各级环保部门应当把环境保护档案工作纳入本部门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保障档案业务经费。
第四条
环境保护档案库（室）的建设和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所需仪器、设备及装具的购置经费，按有关规定从相应的资金渠道解决，不足部分在环境保护补助资金的百分之二十部分中列支。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环保部门应当加强对不同门类和不同载体的环境保护档案的综合管理，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保证环境保护档案的安全和有效利用。
各级环保部门应当采用先进技术，逐步实现环境保护档案管理的现代化。
第二章档案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环境保护档案工作在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档案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环境保护档案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在业务上受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档案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和检查。
第七条
省辖市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环保档案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综合档案室，并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档案工作人员；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直属单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环保档案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档案工作人员。
第八条环保部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档案工作的管理制度；
（二）对所在部门内各职能机构的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立卷归档工作进行指导，并集中管理所在部门的全部档案；
（三）对所在部门的下属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并组织环境保护档案的业务培训；
（四）组织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做好档案利用的服务工作；
（五）参加重要科研成果验收，工程竣工和设备仪器开箱的文件材料验收工作。
第三章档案工作人员及其职责
第九条
档案工作人员（包括以做档案工作为主的兼职人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严格遵守党和国家和各项法规、制度。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热爱档案事业，刻苦钻研业务，并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
第十条档案工作人员的职务或职称的评定和晋升、业务能力的考核，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并享有专业人员的同等待遇。
各级环保部门应当保持档案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
第十一条档案工作人员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及有关制度；
（二）监督、指导和协助文书立卷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做好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立卷归档工作；
（三）检查、验收科技项目或者上报评奖成果的档案是否完整、准确、系统；
（四）负责本单位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和统计工作，熟悉所保管的档案情况；
（五）开展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迅速准确地查调档案；
（六）遵守国家保密制度，不得造成档案的损毁、丢失、泄密；不得擅自提供、复制档案，确保环境保护档案的机密与安全。
第四章文件材料的形成与归档
第十二条环境保护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立卷归档工作，由文件材料的经办
部门和经办人员负责。
第十三条
环境保护档案工作实行“四同步”管理，即：下达环境保护任务与提出环境保护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要求同步；检查环境保护工作进度与检查环境保护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同步；鉴定、验收环境保护科技成果与鉴定、验收环境保护科技文件材料的立卷和归档同步；上报登记和评审奖励环境保护科技成果与档案管理机构出具证明材料同步。
第十四条
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必须定期由文书部门或者经办部门整理、立卷，并移交档案管理机构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拒绝归档。
第十五条
承担环保部门的科研项目或者工程任务的单位，在申请科研项目或者工程任务验收时，必须由本单位档案管理机构对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进行检查，并出具合格证明。
承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重要工程任务的单位，在申请工程验收前，必须通知下达工程任务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对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进行检查验收。
科研项目或者工程任务的档案未经验收或者经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对该项科研项目或者工程任务不能进行鉴定、验收。
第十六条文件材料的归档应在以下时间内完成：
（一）文书档案应由经办单位或者经办人员在次年6月底以前移交档案管理机构；
（二）环境保护科研或者工程建设档案，应由下达科研项目或者工程任务的环保部门督促承担单位在成果鉴定或者工程验收后两个月内移交档案管理机构归档，周期过长的可以按形成阶段分期归档；
（三）重要的工作会议、专业性技术会议和学术会议的文件材料，应由会议组织单位在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整理、立卷，并移交档案管理机构；
（四）带有密级的环境保护文件材料，应由经办单位随时形成随时归档。
第五章档案的管理
第十七条环境保护档案的著录分类标引，依照《中国档案分类法环境保护档案分类表
》、《环境保护档案著录细则》进行。
第十八条
环境保护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长期、短期三种。凡在工作查考、经验总结、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长远利用价值的，应永久保存；凡在较长时间内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应长期（16年至50年）保存；凡在一定时期具有利用价值的，应短期（15年以内）保存。
第十九条
环境保护档案的保存价值应定期进行鉴定。对保管期限的变动、密级调整和需要销毁的档案，必须经过专门的鉴定小组鉴定，并报本部门主管负责人批准。
环境保护档案鉴定小组由本部门档案、保密和有关业务部门的人员组成。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档案的销毁由档案管理机构执行，并报本部门的保密和保卫部门备案。销毁档案时，由档案、保密或者保卫部门指派两人监督销毁并在销毁清册上签字。
档案销毁后及时调整档案柜架，并在目录及检索工具中做出相应的注明。
库存档案未经鉴定并履行批准手续的，严禁销毁。
第二十一条环保档案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档案统计制度，并按时将统计结果汇总报上
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档案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单位撤销或变动时，应当妥善保管环境保护档案，向接收单位移交，并向
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工作人员调动时，属于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必须全部上交，并办理移交手续，不得擅自带走或毁弃。
第二十三条环保部门必须提供保管环境保护档案的专用库房，并指定专人管理。
档案库房必须配备防盗、防火、防潮、防污染和防虫、防鼠等安全设施，并保持适当的温度、湿度。
存放声像等特殊载体档案的装具，应当配备防磁化设施。
第二十四条环保档案管理机构应定期检查环境保护档案的保管状态，对破损或变质的
档案应及时修复。
第六章档案的利用
第二十五条环保档案管理机构应当编制各种检索工具，积极开发环境保护档案信息资
源。
第二十六条
环保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开展档案的编研工作，并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将已有档案加工成文摘、汇编或专题史料等不同类型的参考资料，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服务。
第二十七条环保部门保存的档案主要供本部门利用。
其他系统或部门的工作人员查阅档案时，需持本单位介绍信，说明利用目的和范围，并经环保部门有关负责人批准后方可查阅。
第二十八条
查阅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环境保护档案必须经过分管档案工作的行政领导及保密部门批准；查阅未公开的档案，必须经过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批准；摘录和复制档案，必须经过环保档案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
第二十九条
借用环境保护档案者应负责所借档案的安全和保密，不得擅自转借，不得折叠、剪贴或抽取、拆散档案，严禁在环境保护档案上勾画、涂抹、填注、加字、改字或以其他方式损害档案的原有状态。
借阅的档案一般不得带出档案室。
第三十条对本部门以外的工作人员利用环境保护档案，可以实行有偿服务，收费的范
围和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凡有下列事迹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在环境保护档案的收集、整理或者开发利用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对环境保护档案的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将个人所有的重要或者珍贵的环境保护档案捐赠给国家的；
（四）执行档案法律、法规表现突出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可以根据档案的价值和数量，按有关规定责令赔偿损失：
（－）损毁、丢失或擅自销毁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环境保护档案；
（二）将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己有或者拒绝向档案管理机构移交的；
（三）擅自提供、抄录或者公布有密级档案的；
保护环境文章范文5
一、环境保护条款概述
环境保护条款在投资条约用来平衡投资者利益和东道国环境利益。投资条约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签订了大量的投资条约。这些投资条约包括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和自由贸易协议中的投资协定。晚近投资条约是否已经改变了其自给自足的法律体系，并且在投资争端解决过程中仲裁庭是否在法律适用中考虑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环境保护条款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规定在投资条约中，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NAFTA)的作用不可低估，其对后来的的投资条约在起草环境保护条款中起到了示范作用。每一种模式的环境保护规则都将对环境保护起到积极作用。环境保护在投资和贸易协定谈判中已成为基本的议题，投资、贸易中环境保护理念已逐步确立。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投资条约的签订中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保护，这反映了投资条约中价值追求的新变化：不只追求高标准的投资保护，也开始重视国家必要、正当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乃至司法。
二、环境条款的类型
(一)序言中环境保护规定
晚近的投资条约序言中一般都规定了环境保护。序言中的环境保护带有政策性、宣誓性的特征，一般不具有直接适用效力。以往双边投资条约前言中集中规定缔约方为投资者投资创造有利的条件，扮演促进、保护投资的积极角色。传统上投资条约唯一目的即促进、保护外国投资。
序言中涉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投资协议首先规定在1992年签订、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NAFTA序言强调实现经济目标要“符合环境保护和维护”，并且缔约方决定“发展和增强实施环境法律法规”。美国依据其1994年的双边投资范本签订的三个投资协议在序言中开始规定环境保护用语。基于这些经验2004年美国双边投资范本序言明确规定以“符合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方式”促进和保护投资。从此，促进、保护投资与促进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了。2003年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也在促进、保护投资与可持续发展间建立了联系。在以后的投资协定中规定了投资的促进和保护不得放松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标准。
投资条约的序言对于解释条约具有重要的作用。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2)条，序言构成投资条约解释的上下文语境。国际法院多次在解释条约时涉及其序言。WTO上诉机构WTO协议序言中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WTO协议附件的解释“添加颜色，纹理和背景”。
在投资争端中广泛涉及投资条约的序言，尤其是在仲裁庭确定投资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时。但有关环境保护的投资仲裁裁决很少引用序言中的环境保护规定。在S.D. Myers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在回顾NAFTA序言后，认为NAFTA和北美环境保护协议及其承认的国际协议表明NAFTA的具体条款应当通过下列方式解释：各成员方有权利建立高水平的环境保护，他们没有仅仅为了满足其他成员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降低环境保护标准的义务;各成员方应当防止贸易扭曲;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而且应当相互支持。当依据NAFTA第1102条分析国民待遇时，仲裁庭指出在解释第1102条相同情形时必须考虑NAFTA文本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包括环境保护和防止贸易扭曲。
(二)协调环境保护条约和投资条约间关系的冲突规则
晚近的一些投资条约涉及到了双边或多边的环境保护协定。《比利时-卢森堡投资协定》第5条第3款规定，“缔约方重申各自已经接受的国际环境保护协定中的承诺，并应当努力确保这些义务通过国内法实施承认并实施”。比利时2002年BIT范本第5条第1款规定，“鉴于缔约方有权建立自己的环境保护标准和环境发展政策以及优先事项，有权制定或修改自己的环境立法，各缔约方应努力确保其立法达到国际当的协定的环境保护标准并应继续改善其立法。”
这些条款的效力非常可疑，因为其语言仅是宣示或告诫性的。因为依据维也纳条约法第30(2)条，这些条款不能认定为保留条款或冲突规则。NAFTA中规定了冲突规则。其104条规定当NAFTA和所规定的国际环境保护协定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环境保护条款。但在其后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投资的章节中并未规定在环境保护协定和投资条约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环境协定。在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中虽然承认环境协定及其执行的重要性，但没有特殊的冲突规范解决环境协议和投资条约间冲突间的冲突。例如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第19.8条规定“缔约方承认缔约双方共同参加的多边环境，不论是从全球角度还是国内角度来看都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各方对于这些协定的执行，对于达到这些环境保护的目标是非常关键的。因此，缔约方应当寻求措施，以增进缔约双方都加入多边环境协定和国际贸易协定的相互支持。在WTO谈判中，关于多边环境协定，缔约双方应定期协商。”这种不明确法律适用的条款一般规定在贸易章节，很少规定在投资章节。
(三)不降低标准条款
不降低标准条款用来规制投资从规定高标准的环境保护规则的国家转向低标准准国家的观点。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可能竞相降低本国的环境保护标准，但产生了严重的担忧：东道国可能成为“污染天堂”。NAFTA在谈判阶段注意到了此种问题，在其1114(2)规定：“缔约方承诺通过放松国内健康、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的措施来鼓励投资是不恰当的。因此，各地约方不应为鼓励投资者在其境内设立、收购、扩张、或保留投资而放弃或者以其他方式减损，或提议、放弃或以其它方式减损这种措施。正如缔约方认为缔约另一方提供了这种鼓励，可以提出与对方进行磋商，并且双方必须就避免此种鼓励进行磋商。”这一规定成为不降低标注的范例。本款首先规定了各成员方的共识而非国际法义务，认为通过放松国内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措施鼓励投资是不适当的。最后一句则规定了违反本条的规定后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争端的机制。
十年后，相似的条款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投资条约范本中，并且规定在这两个国家签订的投资条约中。在2004年美国双边投资范本中将“should”变为语气较弱的“should strive toensure”，并且将关于本条的争议明确排除在国家间的争端解决机制中。环境保护仅是鼓励性的而非真正的条约义务，其争端解决方式也仅是缔约方协商解决。
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不降低标准条款规定并未像以往那样规定在投资章节，而是规在环境章节，更重要的是不降低条款增添了新的含义。新投资条约范本中的不降低条款中使用“shall”代替“should”，并且因该条引起的争端不仅可以通过缔约缔约双方协商解决，而且可以由中立的第三方裁决。当然本条的适用效果还有待观察。
(四)一般例外
一般例外条款已经出现在一些投资条约中。在NAFTA第1114(1)条规定了环境保护措施：“在其他方面与本章规定相一致的情况下，本章的任何规定都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方采取维护和执行其认为对确保在其境内的投资活动以一种关注环境因素的方式展开来说是适当的措施。”
如果没有例外条款，国家环境保护措施将会违反其他条款，并且不符合本章内容。与投资条约不符正是需要这些例外的特征。如果NAFTA第1114(1)条毫无意义，那么这条规定仅仅是宣言和赘述。缔约各方应当同时考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问题，也意味着解决这两项宗旨间产生的法律冲突。
晚近的美国区域贸易协定表明在文本中已注意区分非排除条款和一般例外条款。区域贸易协定中致力于一般例外条款。根本安全例外条款不受限制的适用于整个条约，而与GATT第20条和GATS第14条结构相似的一般例外条款谨慎的规定了其适用范围。
一般例外条款已经规定在投资条约中。加拿大是在投资条约中规定类似GATT一般例外条款。加拿大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制定了相当完备、体系化的一般例外条款。2003年《加拿大外国投资协定范本》第10条规定“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投资之间或投资者间构成武断或不合理的歧视，或对国际贸易或投资构成变相歧视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一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下列必要措施：(a)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C)为了保护生物或非生物的可用竭资源的措施。”一些亚洲国家依据GATS第14条或者GATT第20稍作修改规定在投资条约中。例如《韩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第21(2)(2)(C)条。必须注意，当选择GATS第14条一般例外的模式时，投资条约例外条款中可能并不包括“为了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
和自由贸易协定相比，投资协定中有关一般例外条款的规定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在东道国进行投资活动，更容易接受东道国的监管，从而更容易因东道国监管行为而遭受损害。这也解释了东道国更倾向于对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利益的保证，但是对于本国环境监管缺少应有的空间。
这些一般例外条款为东道国规制权提供法律依据，为仲裁庭协调投资保护和环境保护间的法律冲突提供了指引，并对投资者的投资保护范围产生影响。毫无疑问在仲裁实践中，在投资条约中规定了明确的一般例外条款会使得仲裁庭认同环境保护措施的合法性。
一般例外影响了投资者利益保护标准，尤其对于征收补偿问题。一般例外使得环境保护措施不再认定为征收，东道国不再承担补偿责任。多边投资协定的起草者认为对于征收的补偿是东道国绝对保证，因此一般例外条款并不使用于解决有关征收和及其补偿的争端问题。至今未有适用投资条约中一般例外的案例。考虑到这些一般例外条款的来源，可以预测仲裁庭可能参考WTO争端解决机构做出的先例。
三、结语
环境保护条款成为重新协调投资者利益和东道国利益的法律基础。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章节规定了环境保护条款，表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烙印。美国对于塑造投资条约中的环境保护用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投资条约中的环境保护条款从无到有，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大多数的环境保护用语多是激励性或指南性的。当然一些投资条约中的条款具有创新性。冲突规则、一般例外可以协调投资条约和环境保护法协定间的法律冲突。尽管这些条款在少数的投资协议中，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际将会不断推广。投资条约中的环境保护规则并不具体，但是环境法已经作为部门法向纵深发展。国际投资条约对特定环境保护领域规制将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保护环境文章范文6
[关键词] 污染源调查 档案管理 问题 对策
污染源普查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调查，是全面掌握我国环境状况的重要手段，是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等一系列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规定，今后全国污染源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这意味着，今后在全国范围内会形成大量的污染源普查档案，污染源普查档案在环保档案中所占的比重将会大幅度增加。因此，科学管理污染源普查档案，掌握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了解主要污染物的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为制定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划提供依据；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污染减排，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公布仅两个月后，就联合印发了《污染源普查档案管理办法》，就污染源普查档案的归档、整理、保管、移交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规定。国家有关部门在开展此项工作之初，就对其相关档案管理工作管理办法，这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污染源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制定相应的档案管理办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得到有效执行，严格执行档案法律法规和档案工作规章制度，才是科学管理污染源普查档案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首先，对于档案管理工作，《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档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档案法规规章等本来就有明确的规定，国家档案局还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业务特点，制定相应的档案管理办法，以便对不同类型的档案进行科学管理。比如对于环保档案的管理，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档案局早在1994年就实施了《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 “县级以上各级环保部门应当加强对不同门类和不同载体的环境保护档案的综合管理，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保证环境保护档案的安全和有效利用”。按照中国档案分类法和环境保护分类表，污染源普查档案属于环境污染与防治类目的子类目，也就是说污染源普查档案是环境保护档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又颁布《污染源普查档案管理办法》，充分表明国家对污染源普查档案管理的重视，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以说明原来档案法律法规规章未得到严格的执行，一些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现状不容乐观，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