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范文1
摘要：王实甫《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现实主义杰作” ，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古代婚姻信息，本文试从择偶范围、婚姻方法和婚姻成立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
关键字：西厢记 王实甫 古代婚姻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同时，文学作品作为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作家及作品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环境。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度挖掘和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的历史风貌和人文气象，了解在典章正史中没有记载的古人活的生动的社会生活点滴。本文试着就被明代文坛巨擘王世贞誉为“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 的王实甫《西厢记》来分析其中出现的古代婚姻现象。
一、择偶范围
封建社会的择偶范围“实以族系、阶级两标准为著，且能概括一切” 。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宗法制度贯穿其始终，成为了维护封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按辈分大小、长幼次序、男女尊卑来衡量人们地位的高下，封建大家长有着操纵家族一切的生杀大权，其中包括亲生子女的婚姻问题。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封建社会里“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在中国的宗法社会里，封建家长们也常以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儿女们的婚事，在门第观念依然浓重的唐朝，“当时朝贵，尤重其门第，引与为婚” ，甚至一时出现了“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 的现象，高门族系间世亲择婚的方式十分普遍。《西厢记》中崔夫人在开场自报家世时说：“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由此可知莺莺在父母之命下所许配的是她舅舅家的表兄，属中表婚姻关系，倘使莺莺果真与郑恒完婚的话，那么崔郑两家便是亲上加亲了。
在封建宗族婚姻里，宗族的利益观念第一，为了维护宗族的利益，保持几大家族盘根错节的权势网，儿女婚姻选择对象的本身素质并不重要。在《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中，我们看到了家族为莺莺择选的夫婿郑恒的形象。他是个“倚父兄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粗话连篇，叫红娘为“小妮子”，称普救寺的僧人们为“长老秃驴弟子孩儿”，如此这般还自称是“仁者能仁、身里出身”，难怪红娘将其与张生相比时说：“你值一分，他值百分，萤火焉能比月轮？”并骂他是个“‘木寸’‘马户’‘尸巾’”了。其后郑恒到崔夫人处的言语更是将造谣生事、恶毒诽谤的郑恒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崔夫人对于自己侄子的品行是不会不知道的，连一个侍女红娘都将郑恒看得如此透彻，“即即世世”、“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崔夫人又岂能不知？但是崔夫人仍然要把莺莺嫁给郑恒。面对郑恒与莺莺的这门亲事，我们可以猜想，它并不完全是崔相国在世时的一人决定，崔夫人对于崔家与娘家郑家的联姻或许更为关切。
封建家族招亲是要门当户对的，尤其像崔相国这样权倾朝野的人家就更谙于此道。张生说他自己“本贯西洛人（注：唐东都洛阳人）”、“先人拜礼部尚书”，这样的家庭出身已够显贵，然而他父母早亡且先人“平生直无偏向”，以至张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在普救寺欲求得房间时只拿出一两银子，连他自己也知道“这钱也难买柴薪，不够斋粮，且备茶汤”，替父母斋供道场时也只是“备钱五千”，可知他经济上的拮据。显然他是不符合崔夫人的择婿标准的，所以当崔夫人得知莺莺与张生已经“做下”——生米煮成熟饭时，直告张生崔家“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催促张生第二天上京取应，得官后来见她，不得官便不要回来。
二、婚姻方法
（一）掠夺婚
掠夺婚按陈顾远先生说，分为“师为婚者”、“劫为婚者”、“窃为婚者” 三种。辽金元时期外族侵入，落后少数民族照旧俗横加掠夺汉族良家妇女成亲，给汉族妇女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不无反映在了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据考证，现存元杂剧中带有掠夺婚情节的剧目几乎占现存元杂剧的五分之一。在最早的元稹《莺莺传》中是没有孙飞虎抢亲“寺警”这一内容的，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首次出现此情节，后经王实甫加工改写，把《董西厢》中孙飞虎抢财时发现莺莺遂起抢掠之心，变为孙飞虎闻得倾国倾城的莺莺住在普救寺中乃起淫心，又趁天下攘乱、丁文雅失政之机，兵围普救寺，限三日内交出莺莺，否则焚烧寺庙，斩杀僧众，成为了典型的“师为婚者”的掠夺婚行为，不过孙飞虎的阴谋没有得逞，最终被白马将军杜确生擒。
面对来势汹汹的抢亲大军，外强中干的封建家族往往表现的束手无策，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崔莺莺先是想到了从贼，后来又想到了悬白练自尽。而崔夫人对于女儿从贼的态度是怕“辱没了家谱”，当莺莺提出破贼兵与英雄结秦晋的建议后，崔夫人还是从维护封建门第的观念出发，“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假如没有张生后来的挺身而出，那么莺莺的最后命运就很可能在封建军阀的抢婚与吃人的封建礼教双重胁迫下自缢而亡了。当代有学者说郑恒的“诡谋求配” 属于“窃婚” ，我以为不然，因为郑恒与莺莺的婚事是经崔相国生前定下的，郑恒娶亲有其合法性，而至于他所采取的欺诈手段只属于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二）聘娶婚
进入周代以后，随着礼制的确立，原始的掠夺婚、买卖婚和交换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聘娶婚的形式，它也成为后来封建社会承认的主流的婚姻成立方式，民间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仪礼•士昏礼第二》注疏中有关于聘娶婚礼制规范的明确记载：“昏礼有六，五礼用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是也，唯纳徵不用雁。” 六礼中又以纳徵最为关键，即男方要向女方家下聘礼，送以金帛玉器，若女方收下便相当于订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婚约。古时有“非受币不交不亲”之说，足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纳徵的重视。在《西厢记》“赖婚”一折中，红娘请张生赴宴时，张生踌躇地说“无以为财礼”，这也从侧面说明古代士人对订婚财礼的看重。然而，遇到特殊情况却也可以打破惯例，于是红娘告诉张生，凭借他剿灭寇乱保住崔家的功劳和他的文采学识，婚聘的财礼并不重要，而“婚姻自有成”。
由于莺莺与张生的婚姻是在“寺警”的紧急情况下由崔夫人的承诺：“但有退兵之策的，倒赔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生成的，加之后来崔夫人的赖婚与崔张的私自结合，所以没有聘娶婚的前四礼。及至张生高中状元衣锦还乡，郑恒一闹，杜将军又来澄清作证恭贺崔张，可以说是“大团圆”，所以在崔母的同意下即日完婚，聘娶婚中由男方提出的“请期”一环节也被省略。但是“迎亲”处却是浓墨重彩之笔，“门迎著驷马车，户列著八椒图”，一派喜庆祥瑞好不热闹。
（三）赘婿
唐代士族门阀贵胄有召新科状元为女婿的风俗，这自然出自他们对于政治权势的考量，吸收政治新秀到自己的阵营当中，无疑会增强己方的政治力量。布衣卿相寒门之家出身的状元郎，面对如此平步青云的阶梯，大都禁不住其诱惑，而委身于权贵之下，这些新科状元初到京师，有的尚没有府第，便寄居在丈人家中成了赘婿。郑恒在到崔夫人处诽谤张生所说的，张生夸官游街时路过当朝卫尚书家门口，被奉旨结彩楼的尚书小姐用绣球击中，成了卫家的女婿的事情，是符合唐代的历史史实的。
那么我认为张生与莺莺婚后，也是要会成为崔家的赘婿的，这一方面会有张生对于仕途的谋划——借助崔家的关系网官运亨通，也有崔家需要张生的实际因素。崔相国辞世后，崔家“子母孤孀”，在寄居普救寺时只有至亲三口人，除待嫁的莺莺与崔夫人本人外，还有崔家的唯一男性血脉欢郎，然而，欢郎却是一个未成年的孩童，故而不能承担家族的重担。崔夫人又自言已“年六十”，岁月不饶人，其执掌崔家大权的时日有限，如何能够保证崔家的兴盛不衰是崔夫人必将面临的问题，而这又只有借助于外力，即依靠女婿的力量，这也是崔夫人对待莺莺婚事更倾向于自己侄子郑恒的原因。而如今张生与莺莺奉旨完婚，张生又官居三品出任本地府尹，恰恰能够起到帮衬崔家的作用。
（四）赐婚
赐婚是封建帝王为了巩固其上层统治阶级利益而采取的惯用伎俩。《西厢记》中张生高中状元，授河中府尹三品官职，皇帝为了拉拢这一政治新秀，展示浩荡皇恩，便赐其与崔相国女儿莺莺完婚。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莺莺不但受皇命嫁给张生，而且还封了“县君”品级的诰命夫人，赐予了“金冠霞帔”的命服，还有“五花官诰七香车”承载香料的贵妇专用车。这无论对于新科状元张生来说，还是对于前相国崔家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
三、婚姻成立
（一）成婚年龄
关于莺莺的年龄，开篇崔夫人登场时已说得明白“年一十九岁”，张生的年龄，在与红娘自报家门中也已说得清楚“年二十三岁”。莺莺与张生唐德宗贞元十七年晚春时节初见，暮秋时候长亭分别，两人“归期约定九月九”，可是张生高中后，由于奉旨翰林院编修国史而耽误了归程，“过了小春时候”还未动身。及至张生由京城赶回蒲州完婚已距长亭送别一年有余，此时莺莺与张生又各长了一岁，莺莺二十，张生二十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国家规定法定婚龄为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听嫁娶，可知莺莺与张生此时都属于大龄男女了。后世人们常常引用《春秋榖梁传•文公十二年》里“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 的说法作为周礼的规定来衡量男女的婚姻年龄。然而，即便像孔子这样尊崇周礼的人都尚不能遵守，可知礼教的教条与虚妄了。莺莺年二十出嫁，却也恰好符合传统礼制的规定。
（二）证婚媒妁
如果从“寺警”时崔夫人于情急之下采纳莺莺招婿破敌的建议开始算起，那么普救寺德高望重的方丈法本和寺内众僧人都可以作为莺莺张生婚约的见证者，白马将军杜确破敌来见崔夫人与张生时，张生言语间提及“以小姐妻之”的婚约，白马将军也就成了婚约的证人。及至崔夫人逼张生应试，长亭送别一段，崔夫人对张生说“今日将莺莺与你”时，普救寺长老法本也在场，他又成为第一个听崔夫人正式开口说把莺莺许配给张生的局外人。在“庆团圞”一幕中法本、杜确纷纷赶赴崔张的婚宴贺喜，二位又成为婚礼举行的见证人。
崔张两人的成婚，皇帝是重要的媒人，在封建社会里，帝王赐婚的旨意具有最高的效力，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实际上，对崔张自由结合贡献最大的媒人应该是红娘，她冒着被崔夫人“棍儿摩娑”“直打死”的风险，在崔夫人的眼皮下往来于高墙两侧充当鸿雁替崔张传简，给张生出主意，给莺莺鼓劲。用崔夫人的话说“这桩事都在红娘身上”，的确，如果崔张间没有红娘传递信息，那么他俩人的一见钟情就虽是“一层儿红纸”却“隔着云山几万重”了。由于红娘凭借自己的胆识和善良的心地成就了莺莺张生这对恋人的天作良缘，所以后世也把媒妁之人叫做“红娘”，寄希望于成人之美终成眷属。
（三）婚姻故障
1．中表不婚
莺莺与郑恒属中表亲关系，所以郑恒说他自己如果与莺莺完婚的话便是“亲上做亲”了。而红娘却不以为然，并反驳郑恒说：“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合亲上做亲”，说得是，即使郑恒家族再显贵，官坐得再大，也不应该与中表关系的莺莺完婚，很明显，红娘认为莺莺与郑恒不能成婚的理由正是他们两人的中表亲关系。王实甫《西厢记》对于莺莺郑恒中表不婚的看法是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继承。据钟嗣成《录鬼簿》和陶宗仪《辍耕录》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董解元大约活动于金章宗时期，作为寄居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汉族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民族政权前北宋王朝的影响。
在《西厢记》故事原型《莺莺传》发生的唐代，对于中表婚姻，政府是不加以约束的，也没有相关的法令，《唐律疏议》的疏中说：“外姻虽有服，非尊卑者，为婚不禁” ，即是不禁中表婚姻的体现。唐朝皇室中也不乏中表婚姻的例子，如长孙皇后之女长乐公主便嫁给了长孙皇后的侄子，也就是长乐公主的表兄长孙冲。但是进入宋代，政府则明令禁止中表婚。在官修《宋刑统》的正文中明确写有禁止中表婚姻的条文，违者不但要拆散，还要处罚，“其父母之始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壻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的红娘在面对郑恒的无赖言语后说：“婚姻良贱，明存着法律，莫粗疏，姑舅做亲，便不败坏风俗？”所依据的法律正是《宋刑统》的规定。王实甫笔下红娘的话语虽然没有《董西厢》中的红娘直白，但与其表现的是同一个意思。
而古时又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所以即使国家明令禁止中表婚姻，但在民间中表婚仍十分普遍，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元朝建立后，少数民族政权疏于礼制，中表婚姻也失去了法律的限制，所以王实甫笔下的郑恒，不但不在乎中表婚姻是否违禁，而且大肆张扬与莺莺的亲缘也就不足为奇了。
2．居丧不婚
家族丧葬期间不举行婚事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以寄托亲人的哀思，是我国的传统礼制习俗。周礼《礼记》根据当事人与故去者的关系设定了丧服制，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服。如莺莺一类未嫁女丧父，即服斩衰，服期三年。孙飞虎抢亲时张生筹谋让法本传话于孙飞虎，说莺莺“有父丧在身”，“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倒陪房奁，定将小姐送与将军”，理由便是居父丧之人不能成婚，封建社会认为这既是对死者所尽的孝道，也认为倘使结婚会对嫁娶的另一方“不利”。同时，唐法令《唐律疏议》也对居丧婚姻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婚者徒三年…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 ，从法律上根本保障礼制的实施。
像崔家这样的相府人家自然是知道法令懂得礼节的，崔相国辞世三载而莺莺尚未按相国生前之言许配郑恒，也正是由于她有孝在身。“闹斋”中张生得以接近莺莺，并给莺莺留下“青春年少”、“内性聪明”的好印象也正得益于祭奠崔相国辞世三周年，脱去莺莺孝服的禫日法会。
四、其他
（一）夫妇贞操
在谈到男权社会的建立问题时，恩格斯曾说：“随着男子在家庭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溃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定下来，并且永久化了。” 男子独裁相伴而生的是女子附属品化，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被以礼教和法律的名义规定了下来。虽然封建社会的成文法令仍有规范夫妻间男性权利的条款，但是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夫妇贞操道义方面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唐朝处于古代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封建制度日趋完善，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妇女教化方面，除前代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张华的《女史箴》外，这时又出现了如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撰写的《女论语》等女子训诫书目，用封建礼教来规范女子的行为。然而由于唐代的开放风气，人们对于所谓的妇道贞洁还不很看重。及至宋代程朱理学的建立，尤其是朱熹将“人之大伦，夫妇居一”列为“三纲”之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遂成为钳制妇女婚姻自由的紧箍咒。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那些注重妇女道德和贞操的文字无不受到了宋学的影响。
崔夫人治家有方，严肃之极如冰霜之操。从红娘口中我们得知，崔夫人对崔家女眷管理森严，即便是十二三岁的男童在没有主人命令下都不得擅入中堂。崔夫人甚至下达婢女红娘“行监坐守”的任务来监视女儿莺莺的一举一动。一次莺莺潜出闺房被崔夫人发现，既遭到责骂。崔家移入普救寺时正值落红时节，崔夫人唯恐莺莺春心萌动，于是让她整日女红针黹不得清闲。古人对于妇女的童贞是极端重视的，哪怕像莺莺与张生这样的私自结合也是如此。文中写道莺莺与张生偷吃禁果后，张生做“看手帕科”，并唱到“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便是通过验帕的方式来检验莺莺处女与否。
男权社会的主导使莺莺在与张生发生关系后，面对婚恋的另一方只有托身于他的办法，所以莺莺才说出“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的感伤之言。也正因为如此，莺莺才会在长亭送别时反复叮咛张生“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闻说张生高中后，她立刻置办了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让张生睹物思人勿忘自己。
（二）婚姻消减
《礼记•郊特牲》中有对妇女“从一而终”的要求，“一与之齐，终身不改” ，说得是女子订婚后终身不得再嫁，《元史•列女传》便记载了冠州赵氏、苏郡柳氏，为死去的未婚夫守节的实例。崔相国在世时曾把女儿莺莺许配给了郑恒，在“寺警”的紧急情况下，崔夫人破敌嫁女的承诺又把莺莺许配给了张生，一女不事二夫，无论莺莺最终选择谁，都会伴随着与未被选择者的婚姻消减问题。而今崔相国已经辞世，莺莺的婚配由崔夫人做主，一面是娘家的侄子，门阀贵族的长子；一面是有活崔家一家性命，而如今又已和莺莺“做下”的张生，崔夫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她只好将张生逼走赴试，用得官或不得官来做进一步的考虑。而后，张生高中状元，皇帝欣然赐婚，郑恒又在求娶莺莺中使用诡计，暴露了奸诈狡猾的本性，王实甫独具匠心的手笔让观众或读者从心底产生了对郑恒的厌恶之情，随后作者又搬出封建帝王这一权威人物，以赐婚的方式来肯定崔张婚姻的合法性。可是，莺莺毕竟是崔相国生前已经许配给郑恒的了，皇帝给崔张赐婚，很有可能对于莺莺与郑恒已经定亲一事并不知情，如果把官司打到金銮殿上，郑恒对于求娶莺莺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王实甫设计了郑恒无地自容、触树而死的结局，彻底打消了郑恒与莺莺婚配的可能。有学者从戏剧效果的角度分析，认为郑恒是不必死的，“与其让他没必要地死去,还不如让他像孙飞虎那样灰溜溜地下场,成为人们嘲笑斥责的对象。这样更能符合全剧的基调,戏剧效果也更好。” 然而，从莺莺与郑恒婚姻消减上来看，郑恒的死去比他灰溜溜地下场要更好。
（三）纳妾疑云
近来有青年学者考证《西厢记》中红娘帮助崔张结合的动因和红娘的最终归宿问题，甚至有人提出了红娘嫁张生为妾的观点。我以为从文本中张生红娘之间的言语表达、情感变化以及结合古代婚姻制度来看，张生最终收红娘做通房丫头或纳其为妾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红娘方面来看，她在与莺莺拜月时说“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此时莺莺已经与郑恒订下婚约，莺莺的态度暂且不论，红娘在这里如此言说，显然有对这桩婚事不满的潜台词，所以她要让莺莺再寻夫婿，更重要的是她想借此“拖带”自己。当红娘到法本处询问道场日期遇见张生时，她“偷睛望”，用“眼挫”“抹张郎”。到后来红娘替崔张撮合谋划，多次接触张生，看到张生的面庞，竟不禁心动，暗想“据相貌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
从张生方面来看，张生见到红娘时也被红娘的面容所打动，见她“可喜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胡伶渌老不寻常”，心想如果自己真的和莺莺结合，那么“怎舍得”红娘“叠被铺床”。张生还将红娘称作“蒲东窈窕娘”，再一次印证了张生对于红娘美貌的认可，并流露出对红娘的好感。莺莺“酬简”一折，红娘把莺莺送到张生房门时，红娘说“张生，你怎么谢我？”张生的回答耐人寻味，“小生一言难尽，寸心相报，惟天可表！”那么张生又会怎样“寸心相报”呢？数十年致力于《西厢记》研究的蒋星煜先生的一句话可在此处作为参考，“莺莺出嫁时红娘十之八九将作为侍妾陪嫁给张生，红娘的前途如果没有重大的意外波澜，她成为张生的二夫人是势所必至，理之当然。”
在我国古代的婚姻嫁娶中，大户人家嫁女时除要陪送丰厚的嫁妆外，往往还要出嫁小姐的家奴随行，其中包括小姐的贴身丫鬟，这种陪嫁方式是先秦时期媵嫁婚俗的变种。当女方嫁入男方家中后，女方从娘家带来的财产便全部归于丈夫一人名下，丈夫可以随意支取，而妻子不得干涉。与女方同来的女方丫鬟，身背家奴契据，其命运与随嫁的金银细软一样，一同听从男主人的处置。她们可能经男主人的允许后从良，摆脱贱民的身份，也可能继续留在府中为奴。有的略带姿色的，则还可能被男主人收为通房丫头或被纳为妾，像《红楼梦》里的平儿便是王熙凤从娘家带来的侍女，当平儿进入贾府后，便成为了贾琏房中的通房丫头。因此在《西厢记》中，互有好感的红娘与张生是有很大的可能走到一起去的，也就是说，红娘最后很有可能被张生收为通房丫头或纳为妾。
王实甫范文2
对古典史诗的创造性改编
罗伯特?泽米吉斯不愧是执导过《荒岛余生》《阿甘正传》的导演,的确出手不凡!在影片中,他并未想原原本本地复现史诗的故事情节,而是巧妙地使用了中世纪史诗的故事背景,同时在主题上进行了现代性的开拓与进深。在古典史诗当中,高特武士贝奥武甫率领14名武士前往丹麦,只身与巨怪格兰代尔搏斗,扭断了它的手臂,巨怪落荒而逃,最后伤重而死。第二天,巨怪的母亲前来复仇,在水潭下的洞穴中,贝奥武甫又将巨怪之母杀死。后来,贝奥武甫返回祖国,被拥立为国王,成功地统治高特国长达50年之久。晚年又有火龙为害,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贝奥武甫毅然跳进龙窟,杀死火龙,自己也伤重牺牲。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弘扬原始力量的尚武仇杀之作中,巨怪格兰代尔的远祖被附会成《圣经?创世纪》中着名的杀人犯——该隐。在欧洲文学史上,该隐基本上是一个邪恶的符号,通过这样一个家族身份,史诗的流传者恐怕是有意地在表现巨怪的恶魔本质,从而为贝奥武甫的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替天行道寻找道德上的根据。同时,从贝奥武甫大公无私、慷慨博爱、勇于自我牺牲的品质上,我们也可以推知,这部史诗“在流传和抄写过程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①。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典型的“二希融合”之作,其中不仅活跃着古希腊史诗式的英雄主义情结,同时也包含有希伯来文明(基督教文明)讲究的博爱与牺牲精神。
影片改编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把史诗当中贝奥武甫早年杀死的巨怪格兰代尔和晚年杀死的火龙,由怪物的母亲穿连起来,格兰代尔和火龙都成了她的孩子。而且最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位“邪恶之母”又是一位绝色美女(由安吉丽娜?朱莉扮演)!有学者用极为感性的语言来描述这位美女的出场:“她,神秘优雅,美丽大方,活力四射,性感撩人,轻柔的嗓音和沉静的表情充满致命的诱惑。”她非但没有像史诗中那样被贝奥武甫除掉,反而在她面前,贝奥武甫失去了挣扎和反抗的力量,一切英雄本色一瞬间荡然无存。而且在片尾的暗示里,我们还可以推知这个“尤物”很可能还会重整旗鼓继续引诱人、迷惑人!
影片成功地制造了“悬念”,铺叙很长,高潮来得晚,主题全部昭示出来也晚。直到老国王邀请来的英雄贝奥武甫大展身手,打败了格兰代尔,我们还看不出什么端倪。按照我们通常的逻辑,贝奥武甫在杀死了格兰代尔之后,应该再去挑战怪兽的母亲,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最终绝处逢生、大获全胜。但是影片挑战了观众的欣赏习惯,贝奥武甫与怪兽之母见面之后,情节的发展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贝奥武甫这位战场上武艺高强的英雄,却“英雄难过美人关”!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刀光剑影的史诗战场,而是一个充满欲望与诱惑的人性战场。贝奥武甫完全被女魔头那诱惑性的胴体所吸引,贪婪地满足他“眼目的”。他非但没有除掉这个女魔头,反而被她的美色和她应许的王冠与财富所诱惑,而这个诱惑的一个邪恶后果就是他们将结合生下一个孩子。
贝奥武甫的私下行为,难以瞒过邀他除妖的老国王的眼睛。在为他举办的庆功宴上,老国王满足了他的欲望——王位和王后,自己跳下了城堡。在除掉了劲敌格兰代尔之后,老国王选择自杀,这让人很是费解。尤其是老国王死前与贝奥武甫的对话似乎暗藏玄机——当贝奥武甫情急之下诬蔑格兰代尔的母亲是“老太婆”时,老国王的回答“她是不是老太婆,你我都清楚。”难道老国王也见过怪兽之母?老国王愿意放弃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王位和王后难道会是这个怪兽之母?等到火龙来袭,我们所有的猜测都有了答案——原来巨怪格兰代尔是老国王的儿子,火龙则是贝奥武甫的儿子!这真是英雄们的宿命——想必,老国王当年也是个骁勇善战的英雄,却拜倒于之下;而骁勇善战的英雄贝奥武甫也是个迷失于欲望并生出一个邪恶的儿子的失败者!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就是这样一次一次重复地演绎着,在历史的循环中抓得住的似乎只是一次次徒劳无功的“虚空”,曾经的荣华和地位最终只能在欲望的吞噬中灰飞烟灭。
对古典史诗主题上的超越
在史诗中,贝奥武甫三战妖魔都不是出于对个人荣誉的热衷,而是对于普通人民的热爱。甚至,他对于取得王位也丝毫没有野心。高特王死后,王后欲立他为国王,他并没有接受,而是甘心乐意地辅佐王子,直到王子死后才继承王位。他与火龙搏斗,夺得了火龙看守的财宝,自己却身受重伤生命垂危。死前,他没有哀悼自己的不幸,反而内心充满了感恩,并在临终前对自己的部下留下了最后的嘱托:
为了眼前这些玮宝明珠,我要感谢万能的主,光荣的王,永恒的上帝,是他庇护我在临终以前为自己的人民获得这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我用自己的残生换来这一切,你务必拿它去供养百姓。②
这一席话,把他的大公无私、爱民如子的品德完全地彰显出来,在作品中他真正地“扮演了武士的楷模和理想的国王双重的角色”③。
由此可见,史诗要塑造的是一个完美的国王、完美的英雄。而电影《贝奥武甫》则是对“英雄”身上的人性与魔性进行深入挖掘,最终体现为对“英雄主义”的解构。在影片中富于哲理意味的是,怪兽之母似乎并不直接地加害于人,她必须通过她的邪恶孩子施展报复。此中别有深意:人与欲望结合的“人欲之子”,最终摧毁的正是人自己!这无异于在说人是在自己毁灭自己!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欲望在哪里?贝奥武甫的经历告诉我们,它就存在于人心深处那个幽暗的世界里,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被勾引。就像怪兽之母一眼看穿了贝奥武甫的内心时所说的:“在你荣耀的背后,跟我的儿子格兰代尔一样是怪兽。”影片似乎在提示我们,人的“私欲”怀了“胎”,就会生出可怕的“恶魔”来。我们的敌人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身上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怪兽之母”——美丽的外表,邪恶的内心。
与老国王相比,贝奥武甫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英雄,面对火龙来袭,他没有像老国王那样再寻一个英雄做接班人来逃避责任,而是勇敢地面对内心深处难以告人的隐秘罪恶。虽然岁月不饶人,英雄已近暮年,他依然亲自“解决”掉了自酿的苦果,他杀死了火龙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贝奥武甫死得惨烈,他的死是悲壮的死、更是伟大的死,他的死可以说是奏响了一支英雄主义的颂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难道他的死不也是在宣告英雄主义理想的终结吗?我们不禁要问,伟大的英雄能改变这个世界吗?的确??杀死自己邪恶的儿子,贝奥武甫以同归于尽的方式,为他的国家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并且他自己也从多年来的惭愧与内疚中解脱出来。但本质上讲,贝奥武甫是用他的死解决了他自己的问题,这还只是他一个人的解脱,这个世界的恶根仍然没有除去,“欲望之母”依然会寻找下一个目标,世界依然生活在欲望的荫下。影片采用的是开放性的结尾,昔日跟随贝奥武甫打江山的武士,得到了贝奥武甫的王冠。这位新国王,面向大海,在朦胧中看到了海中的美女,并且不由自主地向海的深处走去……这个看似简单实则令人震惊的结尾,使我们不禁深思,单靠这些个人主义的英雄能解决罪恶的根本吗?
好的作品不一定都能解答问题,关键是能够提出发人深省的、关乎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观赏电影《贝奥武甫》,如果只看到了一场英雄厮杀的视觉盛宴,那只能说看懂了一半;影片实际上在借一个“英雄的人”进行一次人性的实验。它仿佛成了一个人心的隐喻:人最终无法从自己的欲望中挣脱出来,即便是英雄也不能!影片至终叩响了人性这支悲曲的最强音!
王实甫范文3
汉语言文学传统的教学重点一般放在知人论世，详解作者的生平以及时代背景、重点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重点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以此来理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而在新闻与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结合新闻学广告学的理论知识，把教学研讨的重点放在二者相结合的地方。首先，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新闻传播广告的内容。例如《西厢记》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重点一般放在反封建的思想、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等等。而对于新闻与广告专业来说，教学的重点不妨放在由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的演变过程，用传播学的理论解释其中的原因。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受到时人的称赞。《莺莺传》的思想观念是唐朝门第观念和门阀制度的婚姻观念下的产物。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于元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所以产生了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主题的《西厢记》。从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品的改编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与时代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样，还可以引述后人对于王实甫《西厢记》的评价，启发学生思考《西厢记》的传播。同样，在《梧桐雨》教学中可以介绍引述《汉书》等资料，联系王安石《和王介甫明妃曲》等昭君题材的作品分析梳理昭君故事的演变过程，结合传播学理论分析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昭君的不同理解。其次，在新闻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新闻广告素养。现有的古代文学教育多反映的主流思维，大学生尤其是新闻学、广告学的大学生，不仅需要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角度，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换句话说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还以《西厢记》为例。主流观点认为该部作品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选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的时候，不妨让学生提前读一读司马光给王安石的来信《与王介甫书》。司马光曾说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变法的态度是“士夫沸腾，黎民骚动”（《赐参政知事王安石不允断来章批答》）。并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即《与王介甫书》，来反对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言：“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可见悔故也。”说明王安石决定抛开其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坚持推行自己的既定方针。结果，变法还是失败了。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后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而对于新闻传播与广告方面的学生来说，不妨从舆论舆情的方面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二、教材引申
面对新闻与广告专业的学生，除了让他们了解一些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该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新闻广告元素，对此要发挥引申。例如讲《诗经•卫风•氓》，可以讲讲“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包含的古代实物交易中的广告元素：实物广告。讲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的时候，可以结合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李中《江边吟》“闪闪酒旗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谈谈其中的酒旗文化，谈谈古代的招牌广告。关于教材的引申发挥，教师可以启发引导学生发现现代新闻广告对于古代文学的运用。例如讲杜甫时。可以联系《杜甫很忙》事件。杜甫很忙是2012年3月发生在新浪微博上的一个涂鸦、恶搞语文课本插图《杜甫像》的网络活动、话题，“杜甫很忙”成为3月末中国互联网的热词之一，并被商业广告利用。某公关团队和新浪微博先后声称此次网络行销为其策划。从传播的角度看，可以看到现代网络对于经典的解构，反映了当下人们的解构心态。此后。“杜甫很忙”事件继续发酵。众多商业人士继续演绎“杜甫很忙”的创作，推出各种各样的广告。例如：2012年4月2日，杭州市，街头出现了“杜甫很忙”的广告。被恶搞的杜甫推着一辆购物车，旁边配着文字称：“杜甫很忙，现在买钻流行去卖场。”4月，在京东商城首页，杜甫成为三星笔记本的“代言人”。沈阳华邑世纪城的房地产广告打着杜甫很忙的图片，配着“安得广厦千万间，买到现房才欢颜”。除此之外，长春中冶蓝城、重庆金悦城、重庆中房千寻等项目也运用了杜甫形象进行宣传炒作。尽管，这种恶搞的经典人物的方式有待商榷，但至少说明了古代文学与现代广告的结合。再如讲白居易《长恨歌》的时候，可以引申发挥到西安华清池的大型历史实景山水歌舞剧《长恨歌》。该剧斥资5000万元，打造具有亚洲唯一的全天候折叠式全色真彩LED软屏、国内首创水中机械组合多变式立体活动舞台和户外演出设施全隐蔽式设计，成为中国最大的水上舞台，并请来了国内一流的音、舞美、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大师和阵容庞大的专业演出团体，倾力打造这美的演出。该剧以骊山山体为背景，以华清池九龙湖做舞台，以亭、榭、廊、殿、垂柳、湖水为舞台组合元素，以白氏《长恨歌》为歌舞剧情节线索。集历史文化之韵、山水自然之美与科技之奇为一体；将历史与现实、自然与文化、人间与仙境、传统与时尚交融一起，较好地演绎了该诗主旨，给人无限遐思。由此，可以启发学生引申思考当代旅游业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结合：随着张艺谋发展了中国第一台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后，中国各大景区都对当地古典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比如三峡艺术团的《盛世三峡》，张家界的《天门狐仙》《魅力湘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梦回大唐》等。启发学生把古典文学与广告结合，经典的古典文学本身已经为人所熟知，广告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发挥，自然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在讲《西游记》的时候，可以联系近年来对于《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1982年，用六年时间拍成了25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轰动一时。上世纪90年代，香港TVB电视台分别拍出了《西游记》（1996）和《西游记2》（1999）。到了2002年，台湾电视台与香港中天公司联合投资，再次拍摄了《齐天大圣孙悟空》。接着刘镇伟和周星驰合作了《大话西游》系列。
王实甫范文4
摘要：古往今来，谈及《西厢记》者无不赞崔张之爱情，颂红娘之义举，愤老夫人之背信，却鲜有人关注那些为崔张爱情付出的次要人物。这些次要人物中有正面人物，亦有反面人物，他们从正侧面烘托出崔张爱情的艰难而伟大，使之增色不少。王实甫根据前人所作对他们进行二度创作，不仅让人物更加贴近情节，而且符合人物性格。
关键词：《董西厢》；《王西厢》；次要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11-01
虽然《董西厢》创作大量的次要人物，但其中只有少数人发挥作用。王实甫针对这一陋病删除大量角色，保留必要角色。
一、欢郎
这个角色在《董西厢》与《王西厢》中基本一致，身份均为莺之弟。但《王西厢》中加入一重要情节，即欢郎向老夫人告发莺莺与红娘游花园之事，从而有了拷红一折。虽然文中提及欢郎的寥寥几句，但他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崔张私合与老夫人知晓之间的一层窗户纸，王实甫安排欢郎在恰当的时机捅破它，成就一段姻缘。
二、法本、法聪、惠明
《董西厢》在《莺莺传》基础上创作大量寺僧，颇费笔墨。《王西厢》则缩减寺僧的数量，重新分配他们的戏份，只写三人：法本、法聪、惠明。首先法本。两部作品中法本的身份均是主持兼媒人。但不同的是《董西厢》献计促成崔张婚姻的是法聪，其次才是法本。王实甫从形象上塑造一个仪表端正、神态慈祥的主持形象，为他后来帮崔张埋下伏笔。果然，法本不仅为张生说谎：“老僧有个敝亲”，老夫人听后：“长老的亲，便是我的亲，请来厮见咱”。因这缘由，张生有了一次与莺莺传递情素的难得机会。而且法本还借钱与张生下聘礼，后又请医看生、送生上京赶考，直至郑恒横插一脚，他又不辞辛劳替生辩解。在王实甫笔下，法本已取代董解元笔下的法聪，成为为崔张婚姻默默付出僧人中的最大贡献者。
其次法聪与惠明。《董西厢》中法聪的形象可谓熠熠生辉，他与张生的初次见面便道出女主角莺莺的家庭背景，让张生对一见钟情的女子了然于胸，从此展开追求计划。而《王西厢》分别是法聪和法本叙述，这样既减轻法聪在戏中的份量补充法本的形象，又在剧中留下悬念，利于情节的递进。接着《董西厢》又给予法聪非一般的形象，形象酷似花和尚的正义之士，卷二部分都在描述他与孙飞虎打斗的场景，充分突出其“武而有勇”的形象。在王实甫笔下，法聪变成惠明，并且打斗的场景通过惠明的两句唱词便过了：“您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这样一结简捷迅速。相比之下，《董西厢》显得冗长烦闷。在处理人物形象上，《董西厢》亦不足，作品开端塑造一个英雄式的法聪，结尾处却让人直呼：原来他是一个莽夫。如在得知张生为娶不到莺莺烦恼时，他说：“学士何娶不可？无以一妇人为念”又“足下聪明者也，以一妇人，惑至于此，吾与子不复友矣。”这与之前他之前誓死保护崔氏一家的有情有义之举大相矛盾。于是，王实甫删去诸如此类的粗糙情节，把惠明写成一个异类的寺僧。
三、杜确
无论在《董西厢》还是《王西厢》中，杜确的出现就是一场及时雨。《董西厢》中杜确“是杜如晦的重孙，英烈超宗祖。开六均弓，阅八阵法，法五车书。”后因捉了叛贼孙飞虎，特授镇西将军、蒲州太守，兼关右兵马处置使。《王西厢》开头便除了交代其显赫的身世，加上坎坷的人生经历：“弃文从武……武举及第，官拜征西大将军，正授管军元帅，统领十万之众，镇守著蒲关”，更多的是加深杜确与张生之间的兄弟情的描写。如得知张生来到蒲关，杜确多次相邀，而《董西厢》未有。再到后来张生及第，杜确兴奋拜访，正撞郑恒抢亲，二救崔张，《董西厢》则是崔张二人登门拜访杜确，求相助。不得不说，王实甫这番改编是取长补短且恰到好处。
四、孙飞虎与郑恒
任何一部作品中都脱离不了反面人物的衬托作用。王实甫把孙飞虎由一个重权轻色的叛将改写成一个权色并重的叛徒。《董西厢》中，因河桥将丁文雅好色嗜酒，孙飞虎想使莺莺与之，文雅必大悦。而《王西厢》中孙飞虎是掳莺莺为妻。这样更能加深矛盾，使故事激烈化。郑恒在两部作品中均是与莺莺订亲的表兄，同时他又是一个伪君子，后因杜确揭露，惭愧自杀身亡。《董西厢》中，郑恒是直接面见老夫人便谎称张生已娶卫吏部之女，其次又以亲疏远近之理说服老夫人。《王西厢》中郑恒一上场便道出其知晓崔张之事，但不知如何处理唤红娘细问，后因红娘针锋相对，他才另生一计谎称张生已被卫尚书招为女婿。可见，王实甫在董解元的基础上丰富了郑恒的形象，使之更加合理化。虽然郑恒是丑角，在尾声出现，但为崔张婚姻设置了一重障碍，增加悬念，且作品前面都有介绍过郑恒，使读者对他早有印象，尾声让他出场争婚，可见作者的精心布局。
王实甫范文5
谭甫仁是广东省仁化县人。1910年出生,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党代表、团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教导第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四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委、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第二政委、昆明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我军高级将领究竟为什么会被暗杀?是阶级报复还是个人恩怨的仇杀?随着侦破工作的步步深入和时间的推移,这一案情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紧急抢救
1970年12月17日凌晨5时许,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年轻女人颤抖的声音:“42号楼院响了几枪,你们快来人!”42号楼院是军区政委谭甫仁的住处,怎么会响枪呢?她随即反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枪?”“反正出事了,你要陈秘书、汪秘书快来吧!”听对方说完,刚放下电话,床头的电话铃声又响了,她拿起话筒一听,是谭甫仁的警卫员李洪亮打来的。他惊恐得语无伦次,但意思说清了――谭政委被人枪杀了!听闻这一噩耗,邹贤玉惊呆了,但她很快镇静下来,立即给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王克学、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军区副司令员刘春山和副政委雷起云等首长通了电话,报告“谭政委家出事了”的噩耗。
王克学首先赶到现场,只见仅穿汗衫、短裤的谭甫仁躺在血泊中,两只无神的眼睛向上翻着。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更是毫无声息。“立即送军区总医院抢救!”王克学当场下令。
谭甫仁和王里岩被火速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谭甫仁的大女儿谭延丹也匆匆赶到医院。王里岩两眉之间中了一枪,医生说:“看来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谭甫仁身中3枪,一枪打在腹部,一枪打在手臂,一枪打在头上,入院时几乎没有血压,经抢救才有点微弱心跳。
特意从北京乘飞机赶来的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参与了抢救。他剖开腹腔放出积血,然后又打开胸腔进行心脏按摩,但无力回天,午后4时,谭甫仁因伤势过重离开人世,享年60岁。
地毯式搜查
在出事的第一时间,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通过一号台直拨总理电话,报告谭甫仁遇害的情况。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12月17日下午,昆明军区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联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谭甫仁遇害案。会议做出3项决定:1.迅速成立临时工作班子,负责处理全省的日常工作;2.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动一切侦破手段,力争尽快捕获凶手,并将详情上报中央,听候中央的处理;3.安排好谭甫仁的善后工作。
根据会议决定,军区党委研究制定了应急方案,迅速成立了“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简称017专案组),由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任组长,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和副政委蔡顺礼任副组长,成员由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赵润博、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组织部部长孟肖野、党办主任王克学等人组成,专案组日常工作由蔡顺礼副政委负责。
清查工作首先在军区大院内进行。凡是在大院居住的,不论资格多老、地位多高,也不论是军人还是家属,都必须交代12月16日晚至17日晨人在何处?在干什么?谁能证明?
随着清查工作的深入,军区保卫部发现丢失两支手枪。骤然间,围绕着枪支又开始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清查,军区大院顿时人心惶惶。
军区大院9号楼的保密会议室内烟雾缭绕。专案组负责人正在认真地听取汇报。“根据现场分析,射击距离大约在五至六米。”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正在作案情分析,“地上的弹壳型号与保卫部丢失的两支枪弹完全一样。再说,枪响之后,据当时从房间跑出来的谭政委的小姨妹说:看见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穿军装的身影,从他们家飞速逃窜出去。根据她目击的情况,加上各种测试推算,那人的身高应在1.75米至1.80米之间,由此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个对枪械使用非常熟悉,对谭政委家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可以在军区大院自由进出的人。”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往外地,昆明军区组织部队在街道巡逻,并对车站、机场进行严密搜查。12月18日晨,昆明火车站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当开往贵阳、长沙、武汉、郑州方向的62次列车即将进站时,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冲进了候车室,不到五分钟,整个车站被包围。车站广播里传来急迫的声音:“根据上级紧急指示,开往贵阳、长沙、武汉、郑州方向的62次列车,现在暂时停开。车站的所有人员原地不动,接受检查!”这个通知被反复播出的同时,部队开始对车站所有人员进行检查。有好几位身材高大的军人当场被扣留。在远离火车站的昆明田家坝机场也被军警包围。飞往北京的140次航班和飞往广州的1031次航班在即将起飞时,突然接到通知暂缓起飞,荷枪实弹的军警对候机室全体乘客进行了严密的检查。又有一名身高1.75米以上的军人被带走。
与此同时,军警对全城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公共汽车站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未能发现与“017案件”有关的犯罪嫌疑人。对此很生气,再次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很可能出在内部。于是,017专案组加大了内部排查工作的力度。
锁定嫌疑人
军区大院的排查工作正在缜密而紧张地进行。017专案组查询了所有岗哨记录,从记录上看,军区大院四道大门在12月16日晚至17日凌晨,都没有外人进来过。另外,对军区大院所有的围墙作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翻越的痕迹。这说明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在军区大院内居住。但是,在对军区大院内居住的人员进行排查过程中,几乎所有人员都能找到两个以上的人证明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和去向。只有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不能证明自己,不过事发之前军区早已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所以他不需要寻找证明人,因为当时有一名执勤的哨兵看守他。
王自正既然是军区的保卫科副科长,为什么会隔离审查呢?
王自正,身高1.80米左右,身材魁梧,精明强干,看上去有一股威武之气。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入的伍,从中原到大西南的进军途中,多次立功受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和平建设时期,他用自己的才干赢得了组织的信任,曾任昆明军区后勤部枪械保管员、军区首长卫队长。也许是职业关系,他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性格――平时沉默寡言,很少和外人接触。1970年初,王自正被任命为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就在他任副科长不久,昆明军区政治部收到从他的老家发来的一份公函,函中说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查出,王自正原名叫王志政,河南省内黄县人,富农出身,1946年参与了还乡团枪杀王志政所在村武委会主任的反革命行动。后来王志政逃往外地,改名王自正,混入我军内部。军区政治部根据举报,决定对王自正实行隔离审查,并将其关押在军区大院内的原战俘管理所。
与此同时,居住在军区大院的一位13岁的小男孩叫马苏红向专案组反映,12月17日清晨5时许,有一名穿军装的大个子敲开他家的门,说是找军区保卫部陈汉中科长。马苏红给他指了陈汉中家的位置后,又迷迷糊糊回去睡觉了。那位大个子的面孔,马苏红很眼熟,好像是小朋友王某某的爸爸。马苏红提供的这个线索使专案组的同志精神为之一振。他们立即带着王自正的照片给马苏红辨认,结果那位大个子果然就是王自正。专案组认为,他很有可能是017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真相大白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专案组决定派军区保卫部保卫人员直接找王自正核实有关情况,以便达到敲山震虎之目的。12月31日晚10时,保卫科长陈汉中和干事李伯志来到王自正的隔离室,见他正忧心忡忡地躺在床上,便大声喝道:“王自正,起来!到食堂来一下,有点事。”王自正趁着系鞋带的瞬间,敏捷地从被窝里摸出两支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甩手就是两枪。走在前面的李伯志当场被击中腹部,倒在地上。走在后面的陈汉中被击伤右手。他忍着疼痛,立即转身冲了出去,边跑边喊:“快来人哪!快来人哪!”王自正也提着两支手枪跑了出来。军区机关警卫班的战士听到枪声和叫喊声,立即包围过来。王自正环顾四周,发现一切对自己不利,便陡然转身,躲进了离他不远的厕所里。部队包围厕所,展开政治攻势,奉劝他立即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王自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枪自杀身亡。
经过鉴定,王自正手中的枪,正是保卫部丢失的那两支,他使用的子弹,型号也同杀害谭甫仁的完全一样。从查获的王自正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他对军区将他隔离审查心怀不满。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他在笔记本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人。权衡之后,他又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由此可见,王自正杀害谭甫仁并非个人恩怨,而纯属阶级报复。
凶手和被害人都已死亡,专案组只能从案发现场勘察的资料中推断王自正的整个作案过程:
1970年12月17日凌晨4时左右,王自正从被隔离审查的原战俘管理所偷偷溜出,潜入军区大院,熟门熟路地进入军区保卫部,窃得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然后开始实行他蓄谋已久的暗杀计划。
谭甫仁夫妇居住的42号楼院位于军区大院的中心,是一座别墅式的宅院,与军区机关食堂仅一墙之隔,平时有5名警卫员昼夜轮流站岗。同年11月24日,在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中批示,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因此,昆明军区机关抽调了3名警卫员参加部队正在进行的“千里野营拉练”。这样,担任42号楼院警卫任务的仅为2名战士。当时正是“”时期,管理松散,战士值勤逐渐由站岗变为坐岗,坐岗变为睡觉。案发当晚,两名战士正在门口西侧的宿舍睡觉,看似戒备森严的武装警卫实际上形同虚设。
王自正首先潜入军区机关食堂,从里面搬出一条凳子,然后站在凳子上,爬过围墙跳入42号楼院。食堂本来养了一只大狼狗,如果狼狗在,肯定会撕咬他,他就不会有机会作案。不巧的是,偏偏在凶犯作案的前一两天,这只狼狗失踪了。
王自正从橱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他曾任卫队长,对42号楼院了如指掌,一进屋就直奔谭甫仁的卧室。因为年龄大,谭甫仁夫妇又喜欢安静,他们有时不同住一室。凶手敲门时,谭甫仁夫人王里岩以为是谭甫仁敲门。开门后,王自正凶相毕露地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里岩发现情况不妙,极力保护丈夫:“不知道。”
王自正进屋搜寻,果然没有找到谭甫仁。王里岩呵斥:“你要干什么?”王自正用手枪顶住王里岩的额头扣动扳机,子弹正中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被枪击火焰灼焦。王里岩当场死亡。
谭甫仁住在另外一间房,在睡梦中听到枪声还以为是楼下传出的。他没有带武器,开门便朝楼下跑。住在楼下的王里岩的六妹王文莹也被枪声惊醒。她看见谭甫仁披着衣服急匆匆下楼,便问道:“姐夫,楼上出了什么事?”谭甫仁说:“不知道。”他没有停步,直接转进通往楼后小平房的长廊叫警卫员:“小李!小李!”没有回应。这时,身穿军大衣、戴着口罩的王自正提着枪,尾随而来,冲着谭甫仁从背后连开两枪,都没有击中谭的身体,打在警卫员住房的门框上。谭甫仁转过身,迎着凶犯冲去。王自正又开一枪,打在谭甫仁的腹部,谭踉跄了一下继续往前冲。王自正向谭打出了第四枪,这一枪击中他的右上臂,谭甫仁侧身倒在地上。王自正来到谭的跟前,第五次扣动枪机。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我军高级将领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死在了亡命徒之手。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谭甫仁的两名警卫员:一名警卫员听到枪声吓得躲在房里不敢出来;另一名警卫员更是荒唐,正在与一位比他大30岁的女人在房间姘居。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原是军官太太,老公解放前逃到台湾去了,她20年来一直独身。
王自正杀害谭甫仁后,撇下惊恐万状的王文莹,继续按计划实施他的第二个暗杀目标――军区政治部下属保卫部的陈汉中科长。谭宅所在的司令部大院与政治部仅相隔一条街。王自正走进政治部大院时大约5点刚过,天依然很黑。他并不知道陈汉中家的确切位置,估摸着认准了一扇门,上前就敲,不料出来的是一个小男孩,一听来人是找陈汉中的,就给他指了陈家的位置。幸好陈汉中赴上海出差,不在家中,王自正暗杀第二个目标的计划未能实现。他只好悄然潜回隔离审查所。然而,王自正的这一举动最终成为他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的重要线索。
扑朔迷离的案中案
1970年12月31日王自正自杀身亡,标志着017案件基本告破。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71年春节刚过,017专案组成员、昆明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用尼龙网兜套住脖子自缢身亡。他在死前留下的字条写道:“保卫部原来就是个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说得清呀!”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昆明军区机关相继发生暗杀、自杀等案件,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各种猜疑:谭甫仁被谋杀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017专案组成员、第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是麾下的第五十四军留滇组建第十一军的骨干。于是,云南一时盛传017案件是“死党制造的连环谋杀案”。其中最为传奇的一种说法是:1971年12月中旬,谭甫仁接到密令于某日某时将飞越昆明上空的一架飞机击落。谭甫仁为人谨慎,狐疑难决,遂试着先将飞机迫降,不料飞机迫降后,走出舷梯的竟是总理。总理一言不发,立即起飞回北京。谭甫仁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回军区大院后,还未向中央作出解释,即被军区保卫科副科长枪杀。不久,这位保卫科副科长和军区保卫部部长又相继自杀。某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97年公开出版的书籍仍是采用此种说法。
017案件的发生,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将昆明军区蔡顺礼副政委和第十一军赵泽莽副军长召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中央对017案件的侦破工作很不满意,经请示,决定对蔡顺礼、赵泽莽停职反省,留京审查;另派刚从“牛棚”解放的老公安赵苍壁(1977年3月升任公安部长)牵头,组成由公安专家刘刚、徐生和枪弹痕迹专家王广沂、指纹专家赵向欣、法医赵海波参加的专案组,入驻云南。
王实甫范文6
一位年逾七十的职业经理人，依然是踌躇满志。
在年终岁尾的这段时间里，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创维，00751，HK）董事局主席王殿甫谈的最多话题就是中国的电视革命。
他的观点很鲜明：“国家应效仿当年扶持国产彩管、玻壳企业的做法，出资帮助国产彩电企业投建面板生产线。”并称创维、TCL、长虹与康佳四巨头高层已达成初步意向，将联合建造一家液晶面板生产厂。
第三次革命蓄势待发
在王殿甫看来，整个电视产业已发生了转变：首先是模拟转向数字化，推动了3C融合、TV和IT产业的结合，数字地球、数字国家、数字城市、数字家庭都将变成现实；第二是CRT（显像管）转向平板电视，彩电更薄、更轻、更环保健康；第三是单向收视转向互动点播。电视变成家庭智能显示终端，可以实现即时通讯、视频通话、玩电子游戏。
但是，中国具备了第三次电视产业革命的条件了吗？王殿甫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彩电生产销售第一大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中国已经建立了以整机为主体、以关键配套件为支撑的比较完整的彩电工业体系，积累了第三次革命的坚实基础。
事实上，数据证明了这种判断。2004年，全球彩电销量约为1.33亿台，中国占55%。产量过百万台的企业有13家，其中TCL、创维、长虹、康佳四强的产量都超过800万台。
“尤其是2004年中国电子百强企业排序前10位中，有5家都是彩电企业。其中，在04／05财政年度，创维数码控股公司更以104.66亿港元的营业额和4.03亿港元的纯利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3.6%和17.8%。”
据介绍，近几年来，大中型彩电企业均建立了研发中心，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不断提高；生产力已基本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品种规格基本系列化；液晶（LCD）、等离子（PDP）、光显（DLP）等新品迭出，正快速进入百姓家庭。2005年，从元旦到国庆节，创维平板电视销量就增长了7倍，2005年全球平板电视产量达到1600万台。
王殿甫预测说，今年将达到2500万台，2008年将达到4000万台，2010年可达到6000万台，将占全年营业收入的70%。
“缺芯少魂”成产业难题
然而，对于未来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事实远未如王殿甫意料的那么乐观。
摆在他面前的有三大课题：一是如何抓住数字化、信息化机遇；二是如何发挥现有彩电工业生产能力和比较优势，提升民族彩电品牌知名度；三是3C部门如何有效结合，共同延伸产业链。
虽然在2005年上半年液晶电视和等离子电视分别销售了37万台和20万台，销售额分别是35亿元和41亿元，分别增长了370%和207%。但这种爆炸式的增长数字并没有给国内的平板电视企业带来利润的增长。
此时，由于中国的材料技术产业落后，许多核心产业的高新材料、设备和技术，均需从外国“输血”进口，造成中国本土企业贡献率仅有26%，而外资企业产值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3%；在平板显示行业，发达国家更是赚取了液晶电视产品利润的80%～90%，而由于此类半成品全部需要进口，使得在中国生产的液晶电视，其价值的80%以上发生在国外。
在王殿甫看来，尽管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但中国企业付出的是技术上和产品质量上的落后，利润微乎其微甚至亏本，外资品牌销售份额少却攫取着高额利润，造成了中国电视机企业始终处于科技产业的末端，国家资本迅速外流。
对此，王殿甫建议，中国电视产业40年发展历史和创维17年成长历程表明，面对机遇、迎接挑战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不断创新。创维从一个生产电视遥控器的小厂，成长为产品销售量居行业前端的彩电企业，主要原因就是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
据王殿甫介绍，当彩电市场供过于求时，创维提前研制生产了100HZ的数码技术；之后，推出逐行扫描的纯平电视；接着推出中国第一高清电视；现在正在掀起“平板风暴”，而且推出了V12（改善图像的12项技术）等，填补了国家空白。近年，创维累计创造了200多项专利技术，创维研究院成为国家认定的技术中心，初步形成了自主技术创新体系。
“我们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要改变中国电视产业‘缺芯少魂’的现状，只有靠核心技术的创新，从硬件到软件、从产品专利到产业标准进行系统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建立自主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进行国际化的合作。”
如何打响未来电视产业革命？
在未来电视产业的营销战略方面，王殿甫特别提到要从“红海战略”转向“蓝海战略”。“红海战略”，就是盯住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取胜的战略；“蓝海战略”，就是甩开竞争对手，挖掘潜在市场，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王殿甫说，“蓝海战略”核心的两个推动引擎是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中国有近4亿台电视，近期有1/3要更新换代，彩电企业的策略就是要引导好消费者。从全球来看，尽管平板电视需求量增长很快，但CRT高清数字电视在近3－5年内，在销量上还将占优势。
“当前走向数字电视时代，商用和集团需求量越来越大，这片用户的绝大部分是‘蓝海’，要搞直销。戴尔的成功，除了在线定制策略外，还在于集团客户的开发。”王殿甫表示，与大型家电连锁商建立战略联盟已形成气候，但要反对“价格大战”，无序竞争，建立一种和谐、规范的市场秩序。
对于中国电视产业技术的突破，王殿甫还强调，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扶持部级的创新体系，支持核心技术项目的发展，都是决定品牌战略的关键。他同时认为，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在数字化时代，更需要团队精神、创业精神和系统思维精神。
王殿甫分析说，电视产业第三次革命还可能带来市场竞争环境和企业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多样性，使得单一的企业独立构造技术体系，并成功推广应用越来越困难。因此，必须建立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共同推进新技术的标准化和开发工作：一是业界的横向联合，二是业内的上下游联合，三是工商联合。
“在CRT时代，7大彩管厂、8大玻壳厂之所以能迅速启动，全面部署元器件项目，就是因为国家通过直接出资或发放银行贷款的形式帮助它们购买国外技术，组建合资企业。”王殿甫回忆称，“为创造一个完整涵盖上下游的CRT产业链，国家当时总共投入了200亿美元。但这个产业后来回报给国家的贡献额是8000亿美元！”
“对于这样的成功经验，平板时应借鉴甚至复制。”王殿甫表示，“因为惟有国家、地方、企业三方同时出资，才能切实保证与国外企业合作引进生产线的充足资本，推动企业从后工序向前工序发展。”
王殿甫认为，CRT四巨头其实是愿意联手合资建立一家液晶面板生产厂的。“但前提是国家一定要给支持、给政策、给资金，最近我也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奔波。”而让王殿甫颇感欣慰的是，据一政府部门相关人士向其透露，信息产业部部已将平板电视核心技术的引进作为重大工程项目列入“十一五”立项计划，上报国家。
我国电视业的三次革命
我国电视产业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950年代末，中国第一套黑白电视发射设备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的诞生，结束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历史；第二次是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我国成功研制第一套彩色电视发射设备和第一台彩色电视机，人们走进彩色模拟电视时代。今天，中国电视产业正在进行第三次革命，即将迈进一个数字化电视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