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拼音范文1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公安机关负有专责，但又不仅是公安机关的事。不管你愿不愿意，谁都可能接触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机、座机、网络上显示的很多信息，很可能夹杂着欺骗的勾当。人人都应该有防骗的意识，守住不上当的防线。韦健同电信网络诈骗斗争的经验、方法不但对办案人员有参考价值，普通群众也可以借鉴。
斗智，炼成技术专家
电信网络诈骗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是在2000年前后。“某某公司举行庆典，您的手机号被幸运抽中二等奖，请速来电话联系……”这类针对手机用户的骗术一时很嚣张。骗子往往假冒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知名公司，很多被害人给上海公安机关打电话报案，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这种利用移动通信和网络实施诈骗的全新犯罪，与以往诈骗案件很不相同，公安部门侦破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当时，韦健是一名刑警，并无电信专业背景。组织的安排，让他走进了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的新领域。
韦健沉下心来，对电信诈骗的整个流程进行分析，访问了数十个被害人，仔细询问每个人被骗的过程。有了点底数，可上阵还是屡屡失败。骗子并不容易抓到，有了线索，识破了骗子的招数，可骗子还是逃脱了。好几次他们被骗子牵着鼻子跑。骗子随时变换手法，破案就如同一场拉锯战：他们发动进攻，骗子来个遁形；他们步伐放慢，对方又大举反攻，猖狂一时。遭遇挫败的韦健头脑中也闪过离开这个岗位的想法，可一想到被害人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内心煎熬，想到警察的天职，他决定坚持下去。怀着强烈责任感去刻苦钻研，韦健侦破电信诈骗案的本领突飞猛进。有一次，韦健参加一个通信技术交流会。会后有人问他：“您是哪个学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说自己根本没读过计算机专业，对方大吃一@。
新领域的很多事情，现成的专业知识也不够用。韦健曾经向几位电信工程师请教，涉及诈骗手法，专家也一脸茫然。“白的不研究黑的”，有的专家对电信诈骗的花招惊诧莫名，“怎么能这样？”“不太可能！”韦健侦破电信诈骗案的很多知识都不是学来的，全靠个人在工作中总结、体会。多年摸爬滚打后，韦健渐渐成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家里手。2009年，韦健被公安部聘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特邀专家。
斗勇，勇者胜的诠释
搞电信诈骗的人以身试法，胆大妄为，而又诡计多端。与这些人斗争，虽然不像两军厮杀一般惨烈，也是剑拔弩张，令人身心俱疲。谁懈怠、怯懦，就可能先败下阵来。韦健对电信网络诈骗向来嫉恶如仇，破案是他最关切的事，办起案来勇往直前。“两军相争勇者胜”，韦健和同事用累累战果诠释了当今“勇者”的内涵。他们相继侦破了长宁“2009.2.24”特大电信诈骗案、“2009.6.16”特大电信诈骗案、“2010.6.1”电信诈骗案、杨浦以购买消费卡为名系列诈骗案、以网购机票为名系列诈骗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网络无国界”，有些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身居外国遥控指挥，侦查、抓捕非常麻烦。2010年12月，韦健赴菲律宾侦办电信诈骗团伙案。到了菲律宾，离圣诞节没几天了，韦健和侦查员们绞尽脑汁，利用各种资源寻找线索，雇了当地的司机天天加班办案。没几天，当地司机不肯干了，多给加班费也不干。这位司机发感慨：“华人勤奋我见多了，可是没想到中国警察干活这么拼命！”依靠拼脑力、拼体力、拼毅力，专案组最终大获全胜。经过司法程序，韦健等人将2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押解回国。
2013年底，韦健一行到柬埔寨侦办一起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的电信诈骗案。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一身当地人打扮，在柬埔寨金边转悠。经过对多个可疑目标的甄别，他们确认了诈骗窝点的确切地址，配合柬埔寨警方将团伙成员抓捕，押解回上海。
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遍布天南海北，抓捕常常是长途奔袭。动作稍慢，犯罪嫌疑人就闻风而逃。破案的关键在于反应机敏、行动快。为了抢时间，韦健和同事们总是“说走就走”，争分夺秒地工作。2015年5月的一天，上海市公安局召开打击电信诈骗新闻会。会15时开始，14时电话联系时，韦健还说“车已经过了高速收费站”。14时20分，他就调转车头，直奔虹桥机场，去调查一起手机木马诈骗案件。雷厉风行的动作使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连木马病毒制作者也被缉拿归案。
斗法，筑起反诈骗的铁壁铜墙
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从幕后策划到打电话、发短信，再到提取现金，涉及网络、通信、银行等部门。侦查员必须精通网络、通信、银行等领域的知识，还要争取有关行业、部门的支持，协同作战。韦健早就有一个梦想：建立一个平台，整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所有资源，全社会齐心合力，让警察不再孤军奋战。他的愿望于去年实现了。2016年7月17日，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正式成立。中心由上海市公安局牵头并会同上海市通信管理局、上海银监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等通信、金融监管部门，深度整合资源，商业银行、通信运营商、金融清算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联合入驻，打击、防范、治理一体化运作。韦健担任该中心负责人。
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成立后，韦健和他的团队大显身手。他们打破银行、通信行业之间的壁垒，实现涉案资金的及时冻结和违法账号、手机的及时封堵，还主动进攻，整合各种情报资源，建立大数据分析研判机制，组织开展精确打击行动。针对近年来多发、造成重大危害的手机木马短信诈骗和假冒QQ、微信熟人诈骗等犯罪类型，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在案件汇总和情报梳理的基础上，会同有关部门，前往犯罪主要输出地开展驻点侦查，将更多的案件扼杀在源头。
韦应物拼音范文2
在没有移动互联网、没有社交网络、没有铺天盖地的传播媒介的嬉皮年代，嬉皮士们靠什么表达自己的美学观念、抒发自己的审美情趣？海报是上世纪60年代摇滚和迷幻大潮中的重要角色。韦斯威尔逊（Wes wilson）、维克托莫斯科索（Victor MOSCOSO）、里克格里芬（Rick Griffin）、奥尔顿凯莱（Alton Kelley）和斯坦利茅斯（Stanley Mouse），被称为“旧金山五大平面艺术家”（The Big Five）。一方面承袭“新艺术运动”以来的设计理念，一方面广泛吸收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荒诞派戏剧和先锋电影的反传统美学观念，同时又与60年代特有的嬉皮文化融合，从音乐海报、电影海报，到政治海报和艺术海报，嬉皮士海报成为展现嬉皮年代迷幻风景的独特窗口，成为一张张浓缩了嬉皮精神的视觉奇观。
著名海报设计师奥尔顿凯莱（Alton Kelley）和斯坦利茅斯（Stanley Mouse）联手为众多一线摇滚乐队打造了海报、标志、专辑封面等，如今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摇滚乐在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那个广播、报纸以及电视宣传封杀摇滚的年代，摇滚海报成为了乐队和歌手最普遍，甚至是唯一的宣传方式。
奥尔顿・凯莱是迷幻摇滚海报设计风格的开创者，他为“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等著名摇滚乐队和音乐人设计的海报，早已成为经典。60年代中期，他的设计掀起了一场海报艺术的革命，尽管风格诡异独特，却成功运用具象的视觉语言，使人陷入对粗犷的摇滚乐的想象。斯坦利是奥尔顿的搭档，奥尔顿联手打造了迷幻摇滚专用的字体，这种蜿蜓起伏的“新艺术”（Art Nouveau）字体，被认为让人联想到吞完LSD之后的奇妙旅程。受到一幅为奥马尔啥亚姆（OmarKhayyam，11世纪波斯诗人）的《鲁拜集》所作的19世纪版画的启发，凯莱在1966年“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上，首次设计出一个骷髅头戴玫瑰花环、左臂勾着个玫瑰花圈的形象，此后，骷髅玫瑰成为该乐队标志性的象征。
他们受Big Brother and the Ho Lding Cornpany之托设计的图像，最初是相当稚嫩的一个作品，经过复制，却被挪用为Zig-Zag卷烟纸上的Logo。由于卷烟纸是迷幻时代抽大麻的必备用品，Big Brother and the Ho Lding Company也因此曝光率猛增。
1966到1969年，他们为超过150场摇滚音乐会制作了海报，忙得分身无术，与此同时，奥尔顿的绘画水准也与日俱增。他们的工作室逐渐建立起“江湖地位”，成为所有一线摇滚团体眼中的红人。
1966到1967年间，旧金山摇滚海报艺术家韦斯威尔逊（Wes wilson）为第一届的音乐节设计并宣传张贴了活动海报。音乐节上，最后一个表演是甲壳虫乐队完成的，还有许许多多的音乐会都是在阿瓦隆舞厅（Avaton Ballroom）和菲尔莫尔礼堂（Fii Lmore Auditorium）进行的，但每一个演出都带有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特色。在韦斯的设计中，他定义了迷幻海报的内涵，大块儿的字母被用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图形，使得静态的东西看上去会自己弯曲摇摆。韦斯说他会进入到摇滚海报的设计行列中，就好像是在电脑和互联网出现之前，遇到了一个不得不加入进来的机会。
韦斯与自己的艺术家朋友肯特.查普曼（Kent chapman）住在一起，他们住在一个每月租金20多块的地方，周围都是有趣的、非主流的创意人士。韦斯和肯特都对艺术、印度教的吠檀多和佛教等很多事物有极大的兴趣。他们经常一起在太阳底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谈论这些。肯特的一个朋友叫做鲍勃卡尔（Bob Carr），正在寻找一个能设计标志的人，并且能够在一家小的商业印刷公司为其提供职位。肯特将韦斯引荐给了鲍勃，鲍勃看到了韦斯的绘画，印象极为深刻。
鲍勃将韦斯带到了这个为保险公司做印刷和设计工作的小部门，但几个月后，两人纷纷离职，合伙投入了新的事业，创办了印刷公司，鲍勃负责招揽生意，韦斯就负责安静地做设计和印刷工作。两年后，鲍勃继承了一笔遗产，打算将公司卖给韦斯，去做一名自由艺术家。但韦斯没有接手公司，于是就在卖掉公司之前，接到一些海报设计的工作，并且韦斯能够迅速地将海报印刷并派送出去，真是又便宜又・陕速。就是这样的能力让韦斯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海报艺术家，也就是这个时候，韦斯开始了第一个海报设计工作。
1965年，在韦斯开始第一个舞会海报设计之前，他设计并张贴了海报“我们就是下一个？”（Are We Next），这其实只是来自他内心的一个期待和疑问，而创作的：如果政府开始采用军事手段取代传统的美国人的伦理和人道主义原则，那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这个海报的创作初衷。
如果说韦斯对于阿瓦隆舞厅和菲尔莫尔礼堂来说必不可少，那么维克托・莫斯科索（Victor Moscoso）就是Family Dog的支柱。上世纪50年代晚期，维克托在耶鲁大学跟随德裔美国艺术家、教育家约瑟夫・艾伯特（Josef Albert）学习美术，这时他对色论有了兴趣，不久，他将色论的抽象和谐转化成了迷幻的矛盾。他能熟练应用欧普艺术，对光效应和色彩进行研究，并在后期尝试摄影拼贴和3D技术。他的画作色调强烈，看了让人眼睛都受不了，但是他的画作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审美风格。
里克・格里芬（Rick Griffin）一开始是一名漫画家，六十年代受西海岸嬉皮文化影响，才辗转来到旧金山，受邀为Family Dog设计海报。他深受神秘主义的影响，开创了一种与韦斯完全不同的设计风格。里克在海报中采用了一位印第安原住民的形象，骑着骏马手抱吉他的老人仿佛在呼唤嬉皮士的到来。
这五位设计师的风格基本涵盖了60年代嬉皮士海报，尤其是以旧金山为中心的迷幻海报的特点：怪诞夸张的变形字体、对比强烈的色彩运用、流畅弯曲的线条、奇异的视觉效果，以及突出的时代特色和个人主义情感表达。这类海报与迷幻摇滚、吸毒风潮和嬉皮士式的反传统价值观极为契合，在当时一经推出便迅速传播开来。
除了这五位之外，还有许多海报设计师的作品，同样让人目眩神迷。比如李康克林（Lee Conklin），相对于其他海报设计师对线条、字体和色彩的研究，他更擅长挖掘嬉皮的心理活动和迷幻意识，作品充满了各种肢体组合和奇思异想，富含神秘主义气息。大卫・辛格（David Singer）善于超现实主义法和拼贴技术，并喜欢从古典雕塑中寻找灵感。他的风格启发了许多设计师跳出韦斯的设计框架，而注重字体的简化、简洁，构图的简练，加深海报的现代化和数字化风格。大卫伯德（David Byrd）是又一位另辟蹊径的海报设计师，他常年为音乐节设计海报，更常在吸食LSD之后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强调对称性和纵深感，而且具有独特的东方和西亚元素。
作为旧金山迷幻摇滚演出大本营的阿瓦隆舞厅和菲尔莫尔礼堂的关闭，预示着轰轰烈烈的嬉皮年代的寿终正寝，旧金山嬉皮士运动至此逐渐走向衰落。迷幻海报设计师们纷纷离开旧金山，要么一改嬉皮风格的设计，要么干脆退休回家养老。60年代嬉皮士海报的历史，也宣告终结。
然而随着嬉皮士运动的终结，“越战”结束、经济衰退、嬉皮士面临自力更生的窘境，六十年代的迷梦终于幻灭。失去了反叛的土壤，嬉皮士海报也渐渐淡出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从正当其时的嬉皮士文化中的一环，变成了已成过去式的嬉皮士历史的一页。但与此同时，嬉皮士海报又是艺术史和平面设计史中值得一书的部分。
嬉皮士们不愿陷在现代主义和二战后兴起的国际主义设计原则的窠臼里，也摒弃功能性、商业性和所谓“理性”，便代之以新奇、迷幻、随性的创作方式，从任何流派中取用所需的元素，包括新艺术运动、维也纳分离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装饰艺术、超现实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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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推动他去翱翔时，他是决不应该去爬行的。
——海伦·凯勒
我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经常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声音。凡是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我都喜欢。猫叫、狗吠时，我总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钢琴。我常常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不停地用两手去摸她的脸，因为她的嘴唇一动一动的很好玩。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着人家的样子活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不过那时我仍记得“水”（water)这个字的意思，因而嘴里经常发“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就在这时莎莉文小姐来到了我家教我念书。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我周围的人交流思想的方法与我不同。我只靠手来拼写字母与别人交流思想，总是有一种受到限制或被束缚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越来越忍受不了，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象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
1890年，兰姆森夫人来看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小女孩，名叫拉尼尔德·卡拉，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学说话的欲望就象火那样在胸中燃烧起来了。我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找霍勒斯·曼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求她给出主意想办法。这位秀丽而又温和的小姐说要亲自教我。于是从1890年3月26日起，我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我说话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从而使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样动的。我迫不及待地模仿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A、S、T、I这六个字母。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说出“天气很热”这一连贯的句子时，我是何等又惊又喜。这几个字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这毕竟是人用嘴说的话呵。我觉得挣脱了束缚，心里有一种新的力量，渴望通过这说得还不够流利的话，掌握所有知识并获得信仰。
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的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象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如今我能用长有翅膀的言语说话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真的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我说的话，富勒小姐和莎莉文小姐听得懂，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而我不是学会了基本要领以后，就可以不用别人帮助而自然地学会说话，我是在莎莉文小姐卓有成效的引导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才慢慢能够和别人自由说话的
大凡教聋人说话的人都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有他们才会知道我要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的触觉来领会莎莉文小姐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对味儿了为止。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使我打退堂鼓，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敬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的笑容。
“小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作出的反应，就充满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快回家。这一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嘴地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我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进了站，家里人都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全身颤抖着，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只顾倾听我发出的每一个字音。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禁热泪盈眶，真好象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1896年10月我到了坎布里奇女子学校上学，为进入拉德克利夫大学做好准备。
我在童年时曾去参观过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我对大家说：“将来我是要进大学的——但我要进哈佛大学。”朋友们都很吃惊，问我为何不愿进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这里只有女学生。我想进大学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后来发展成一种要认真努力实现的愿望。 在坎布里奇女子学校时，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极大的耐心，把老师所讲的拼写到我的手上。在预习时，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有一些注解以及要读的书，没有凸印本的，她都一遍又一遍地读给我“听”。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象的。学校里只有德语老师和校长吉尔曼，是学着用手指语给我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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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飞行梦
威廉・波音，1881年10月1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汽车城底特律，他是波音公司创始人、飞机设计师和航空工业企业家。威廉・波音自幼在瑞士求学，后回美国读大学，曾在耶鲁大学就读机械专业，但未毕业就离校而去。1903年，威廉・波音移居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开始投身于木材生意。继承父业的他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33岁即成为百万富翁，这也为他日后的发展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 威廉・波音
威廉・波音是一个有着很强好奇心的人，对各种新技术非常感兴趣。1910年，威廉・波音与几个朋友结伴去参观在加州洛杉矶举办的美国第一届国际航空展。他对飞机这一新兴事物十分着迷，萌发了要飞上天的念头。在那次展会上，为了能争取到乘坐飞机的机会，他苦等多日，但终未能如愿。回到西雅图后，威廉・波音下决心要学习航空这一新兴领域的科学知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西雅图“大学俱乐部”里结识了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乔治・韦斯特福特，这位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被海军部派到西雅图造船厂监造潜艇，他也参加过当时的洛杉矶航空展。威廉・波音与韦斯特福特两人都是航空发烧友，志趣相投，常在一起讨论飞机技术。
1915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威廉・波音终于有机会乘坐了飞机。第一次飞行的经历使他着迷、激动，也使他陡增信心。他以机械行家的眼光仔细察看这架制作粗糙的飞机，觉得大有改进的余地。因为这架寇蒂斯式水上飞机简陋至极，甚至连座舱都没有，飞行员和乘客都是直接坐在机翼上。当他怀着几分恐慌的心情爬出那架在水面上摇摇晃晃的寇蒂斯式水上飞机后，威廉・波音郑重其事地对韦斯特福特说：“我们应该造出一架比这更好的飞机来。”“是的，也许我们可以做到。”韦斯特福特赞同地回答。于是，他们开始实践共同的愿望与理想。 威廉・波音（右）驾驶波音C型机
威廉・波音很快在格雷恩・马丁开办的飞行学校里学会了飞行，并购买了一架马丁浮筒飞机回到西雅图。他与韦斯特福特合作，招募了20名工人，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工程知识与韦斯特福特掌握的空气动力学知识，在自家船库里开始制造更好的飞机，将原来马丁飞机的单浮筒改为双浮筒，用以改善飞机在起降时的稳定性，最终用手工方法造出了他们的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蓝凫”（B&W，两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也有人译为“蓝色比尔”，因为比尔是威廉・波音的昵称）。飞机完成设计后，在韦斯特福特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风洞进行了吹风试验。令人遗憾的是，在飞机完工前，韦斯特福特被派往东海岸工作，接下来由威廉・波音自己完成B&W飞机的制造。不过，韦斯特福特在离开之前向威廉・波音推荐了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师弟王助。
1916年6月29日，威廉・波音亲自驾驶B&W进行了首飞。B&W双浮筒水上飞机的翼展为15.9米，长8.4米，净重1270千克，乘载2人，以霍尔-斯科特125马力的A-5发动机为动力，巡航速度为108千米每小时。在完成试飞后，波音认为自己实现了当年要建造更好的飞机的愿望。 波音公司的“红色仓库”
1916年7月15日，波音公司的前身――太平洋航空制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今天的波音公司也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生日来庆祝）。威廉・波音担任董事长。公司成立之初，生产条件极为简陋。所谓的飞机制造工厂，不过是岸边一个船坞，机翼与浮筒就在这个船坞里制作。飞机的机身却在联合湖岸边的一个破旧的工棚里拼装。运输工具仅仅是一辆大货车。即使是面对这样简陋的生产条件，威廉・波音依然雄心勃勃，誓要造出最好的飞机。当时经过改造的B&W-C型机受到军方对其安全性的质疑，威廉・波音毅然决定亲自出马测试，他在试飞完成后发现飞机的线缆磨损严重，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断裂。威廉・波音立即和负责日常事务的副董事长哥特联系，指出飞机质量出现问题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从这件事也能看出威廉・波音为公司打下了重视安全和高质量的基础。波音公司最终取得了海军军方的信任，美国海军决定向波音公司签订50架制造合同，这也是波音公司在商业史上首次获得的成功。
签订合约后，威廉・波音踌躇满志要将旧工厂扩大规模，同时将公司更名为“波音航空公司”，公司的新名称以巨大的白字印在红色屋顶上，这就是波音公司著名的“红色仓库”，这座建筑现在仍完好保存着，作为西雅图飞行博物馆的一部分静静地向世人诉说波音公司的百年历程。 王助
20世纪20年代，波音公司开始积极发展航空运输业务。1927年，波音公司赢得了旧金山至芝加哥航线的营运权，为此成立了第一家子公司――波音空运公司。空运公司一成立，便从母公司购买了24架40A型机。这一购买行为又促进了母公司的飞机生产，“母子”双双得利。这是波音公司成功的营销策略之一。飞机投入航空邮件运输，宣告了商用飞机时代的诞生，波音公司由此开始了蓬勃的发展。
1930年5月15日，波音公司首次在飞机上安排了一名经过训练的护士进行招待服务，这是航空飞行中首次使用空中小姐。空中小姐从此开始在航空客运中广泛流行。1933年，波音247试飞成功，这是世界上首架现代化民航机，具有全金属结构和流线型外形，机上座位舒适，设有洗手间，还有一名空中小姐。1934年，美国政府控告其垄断。相关法案迫使威廉・波音把公司一分为三，分别为联合飞行器公司、波音飞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同年，威廉・波音宣布退出自己亲手建立并经营了18年的公司。离开航空业后，威廉・波音转向房地产、华尔街金融投资等其他行业，依旧取得了成功。1956年9月28日，威廉・ 波音在西雅图去世。
在威廉・波音的墓志铭上有这样一段话：“我努力地想使我周围的人像我一样，感觉到我们是一群新科技新工业的拓荒者，我们所面临的难题，都是前人所未见与未闻的。”对航空事业矢志不移的坚持和远见卓识使威廉・波音成为美国民用航空业的奠基人。通过艰苦的奋斗，他也为公司的发展拓出了一片蓝天。
首位总工来自中国
除了威廉・波音，波音公司初期的兴起和一位中国人密不可分，他就是波音公司史上首位航空工程师――王助。
2005年8月22日，波音公司曾在博物馆举行一个庆祝活动，主题就是为了表达对王助在公司创业初期的感谢。博物馆中陈列着有关王助的资料、照片和一块雕刻有王助肖像的铜匾，其中的纪念文告上这样写着：“最早，而且最好（First，and best）。”这些都记录了世界航空工业的萌芽时期，一个中国人的传奇、一位先行者的艰辛与蹒跚。 王助改进的B&W-C型飞机效果图
王助，字禹朋，1893年生于北京，原籍河北。1908年，王助进入烟台海军水师学堂学习。1909年，他考取官派留学，赴英国学习造船与机械。当时的王助只有16岁，可谓少年有成，同行者包括巴玉藻、王孝丰等。在英国学习期间，他开始接触飞机制造领域。1912年暑假，王助与巴玉藻一起凑钱，到温德梅尔湖区，跟着飞行家波特飞行了一次，从此便与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6年苦读，1915年6月，王助从英国杜伦大学毕业，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随后，他与好友巴玉藻、王孝丰等人转赴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1916年夏，王助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美第一个开办航空工程专业的大学，该专业于1914年开办。1915年6月，第一届航空硕士毕业，其中就包括乔治・韦斯特福特。韦斯特福特原本与威廉・波音一起在西雅图设计B&W型飞机，1916年被海军征召派到怀俄明号战舰上服役，因战舰停靠在东部的纽约港，不得不中止与威廉・波音的合作。由于韦斯特福特的离开，威廉・波音急需寻找一位新人继续飞机设计，在韦斯特福特的大力推荐下，王助来到了西雅图，与威廉・波音一拍即合，被委以继续设计飞机的重任。王助也因此成为波音公司的首位工程师。 位于马尾船政文化主题公司内的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模型
在当时，王助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过航空专业的稀有人才。由于美国的航空业尚在草创期，威廉・波音十分器重王助，委以公司总工程师的重任。那时的王助不过23岁。20世纪50年代，王助应聘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职位时，履历表上填写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波音公司的总工程师，这份履历表陈列在波音公司飞行博物馆王助展区内。
1916年7月，威廉・波音正式成立了太平洋航空器材公司，但他与韦斯特福同设计的B&W飞机始终无人问津，美海军部因发现这种飞机升空后有某些故障而不愿意订货。
王助很清楚B&W飞机的缺点，他的目标就是要提高飞机起降的成功率。经过多次改进，王助在飞机原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设计方案，称为C型机（Model C）。王助的设计大大提高了飞机的性能，经过多次设计修改，1916年11月23日，B&W-C型机试飞成功。B&W-C型机是一种双浮筒双翼、双人座教练机，最高时速117千米，巡航时速约105千米，飞行高度1981米，最大航程322千米。由行性能稳定，加上当时美国已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美国海军在1917年4月决定向太平洋航空制品有限公司（不久改名为波音航空公司）定购50架，金额57.5万美元。这笔订单对于刚刚成立不到两年的公司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根据波音公司的资料，1917年年初，公司共有28名雇员，所有工资开销每周约700美元，最低工资每小时才14美分，相对人力成本来说，57万美元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正是这笔订单，使得波音公司站稳了脚跟并逐步走上正轨，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
1917年11月，王助与巴玉藻以及另外两位同时在美留学、工作的王孝丰、曾贻经一起回到了中国。关于他们回国的动因，巴玉藻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提过：“我们进厂的时候适好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可以回去创造起来了。我们的建厂计划在这个时期成熟。”虽然巴玉藻没有详述这个所谓的“很好的机会”是什么，而是用了省略号，却明确记载“我们的建厂计划在这个时期成熟”。可见，王助、巴玉藻、王孝丰、曾贻经四人结伴同时回国，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飞机制造厂。
1918年2月，中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马尾船政局海军飞机工程处成立，王助被任命为副处长。1919年8月，王助与其好友巴玉藻为中国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
1922年8月，王助与巴玉藻合作，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动机库――浮坞，由上海江南造船所制造成功，解决了水上飞行停置和维修的难题。浮坞建成后，曾在长江上使用，性能良好，效果不错。
1933年8月，航空署隶属军事委员会（1934年5月改组为航委会）议定筹设杭州飞机制造厂，并在上海成立了建厂筹备处，后迁往杭州办公。王助倡议与外国厂商合作建厂，以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当时的三大空军强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分别谈判，欢迎他们来中国合资建厂。王助和钱昌祚、朱霖等人以中国技术专家身份参与和三国飞机制造厂商签订三项合同的谈判和签约。与美国合资经营的是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简称中杭厂，厂址选在杭州笕桥。 王助伉俪与陈广铎在台南市南门路寓所合影
1934年6月底，中杭厂建成投产，王助被任命为第一任监理，是中方最高负责人。他在任的3年间，中杭厂修理、组装和制造飞机235架，其中包括“道格拉斯”教练机、“霍克-Ⅱ”和“霍克-Ⅲ”战斗机、“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和“诺斯罗普”轻轰炸机等。中杭厂是旧中国历史上修造飞机最多和最著名的一个飞机制造厂，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还为我国早期航空工业培训出一批素质较好、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这与王助的监督和指导是分不开的。
王助还和我国的“航天之父”钱学森颇有渊源。1934年，王助担任钱学森留美前的导师，他曾安排钱学森到国内各飞机相关制造厂见习，并指导工厂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王助非常欣赏钱学森，特意叮嘱钱学森要注意工程技术实践和工艺的问题。他还以个人名义给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亨萨克去信，为钱学森赴美学习做好铺垫。钱学森在晚年曾亲手写下对自己影响深刻的17位老师的名字，其中就包括王助。
1937年7月，中国航空研究所在成都成立，空军副总司令黄光锐任所长，王助任副所长，是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航空研究所成立的初衷是利用国内资源，来解决中国空军飞机航空器材的补充问题。研究所成立初期，业务部门下设器材、飞机、空气动力3个组，王助兼任飞机组组长。在王助的领导下，研究所先后研制成国产层板、蒙布、酪胶、油漆、涂料等，创造出以竹为原料的层竹蒙皮和层竹副油箱，研制出以木结构代替钢结构的飞机，解决了空军之急需。
韦应物拼音范文5
10月7日，国庆长假刚过，滨海市安庆小区派出所所长马小保刚上班，就接到安庆里居民委会韦大妈电话报告说，安庆里覃宅有一头藏獒，一连两天了，日日夜夜咆哮狂吠，吵得邻里不安，因为覃宅是退休的土地局局长覃成伟的住宅，覃太又是一个很不好说话的女人，因此，请派出所出面干涉一下，叫屋主管好那头藏獒。
覃局长爱狗，尤其爱藏獒，他买了一头幼年的藏獒，取名“赛虎”，又聘用原局里的保安队长宋阿福兼职保镖和训狗。
其实，幼年藏獒与一般家犬并无二致，也是目光温存，黑毛茸茸，摇头乞尾，憨态可掬。覃局长为了藏獒的特殊用途，叫宋阿福对藏獒实行严酷的训练，才将藏狗训练成忠实的守门藏獒。
宋阿福是一个训狗专家，他训练藏獒非常独特而残酷，藏狗断奶之后，他在院里挖一方形土坑，再用片石将坑壁砌上。这坑使小藏獒卯足了劲，才刚刚能扒着边沿，探头瞄一眼坑外的世界，但瞬间便又落回坑底。而喂它的食物，只是一小块生肉，仅够维持生命而已。幼小的藏狗忍受着饥饿和地狱般的围困，沐浴冰霜雪雨或烈日的暴晒。它唯一能够得到些慰藉的是坑底还比较宽阔，跳不出但可以在坑内打着圈圈，一圈圈地遛达，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它渐渐见长，尽管这种生长是缓慢的。而圈养它的石坑却逐渐在缩小、加深，它每一次跳跃都是刚刚探着坑沿，每次扔下的肉都是那么一小块。它遭受着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的折磨、煎熬。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生存，它的性情越发狂躁，目光中的温存在减少，光滑坚硬的石壁被它的双爪刨出一条条深深的石槽。在这人为的残酷炼狱中，藏狗的兽性逐日增添，阴冷、残暴、好斗、顽毅，被驯养出最为惨烈的征服欲。终于，它成为一条忠实而凶狠无比的守门狗。
派出所所长马小保和居委会的韦大妈来到覃宅，马所长从门缝向屋里窥视，发现覃宅宅门紧闭，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上用粗铁链拴着那头牛犊般大小的藏獒，这是一头狮形藏獒，雄性，今年两岁，既有狼的凶狠顽强，又有犬的忠诚聪明。这狗身高个大，足有100多公斤，全身纯黑，只是前胸部有少许白毛。它声音洪亮，吼起来，让人听了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禁不住发抖。尤其在夜里，只要它一见到训导员示意袭击的对象，老远就嘶嚎呼啸着过来，将人扑倒在地，真是让人谈“獒”色变。
此时覃宅正屋的大门却是开着的，马所长高声喊道：“覃老！覃老！”屋里没有声息，这藏獒更是暴怒狂吠，声音震荡屋宇，它拼命挣着铁链企图扑出来。
韦大妈说：“国庆节前两天，覃局长夫妇出去旅游了，听说是去美国看望他们那宝贝儿子了。”
马所长说：“那他家里没人啦？谁帮他喂狗？”
韦大妈说：“大概他留那保镖宋阿福喂狗吧。”
马小保只好提高声音喊道：“屋里有人吗？宋阿福！宋阿福！”
仍是没有人回答。马所长知道可能出事了，他果断撬开院门，好不容易绕过这头咆哮的跃跃欲试扑来的大狗，来到覃宅客厅大门，厅堂的门是虚掩的，韦大妈心里发怵，高声喊道：“阿福哥！阿福哥！”
仍是没有人应。
她忐忑不安地伸手推开客厅的大门。
“啊――”韦大妈发出惊恐的尖叫，他看见一个彪形大汉的尸体，仰面朝天躺在厅堂地板上。死者正是覃宅的私人保镖宋阿福。
马小保立即向市局刑警队报案。不一会儿，刑警队长高翱带着他的搭档刘春丽一行四人，开着警车来到覃宅。
原来是“赛虎”没人喂养，这才日夜发出凄惨的嚎叫。
经现场勘验，刑警队初步认定宋阿福是中毒身亡。餐桌上杯盘狼藉，说明他死前，正与另一人用餐。
主人卧室内的保险柜已被打开，里面的财物被席卷一空。看上去，这是一桩谋财害命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与宋阿福共进晚餐的那个人。
第二章
刑警队通过现场的线索发现，与死者宋阿福共进晚餐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据查，宋阿福是河南开封人，原是一个武术馆的教练，在本市是个单身汉，说明与他共进晚餐的很可能是他的情人。
但是，宋阿福行踪诡秘，平时爱嫖成性，发案那天晚上，与他共进晚餐的那个女人是谁呢？
正当公安局这边一筹莫展的时候，安庆小区覃宅隔壁住户张家志，向公安机关提供了一段录像。他用录像机意外拍摄到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抱着一只狗，爬上覃宅院子的围墙。现在，这个女人是最大的嫌疑犯。
原来，张家志是市“UFO”协会会员，他对大自然的神秘现象情有独钟，相信太空有不明飞行物，于是他常常用录像机对周围的景物进行拍摄，谁知歪打正着，拍到这个抱狗爬墙女人的画面。
高队长对这段录像进行了仔细观察，有一个镜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身穿花衣，包着头巾的女人转过身来时，脸型不似一个女人的面孔，倒是一副娃娃脸。高队长心里一惊：男扮女装，投毒杀人，开保险柜掠夺贵重财物，如此一套复杂的作案手段，难道是少年犯罪？次日，高队长又请韦大妈来，共同观看录像，看看能否辨认出这个神秘的女人。韦大妈反复看了几遍，说：“这不是强仔吗？虽然他穿上女人的花衣服，但是你看他嘴唇上那颗小黑痣，不是强仔是谁！这小子学坏了呀！”
韦大妈说，这个强仔，大名叫王云强，他家与覃局长家正是邻居。强仔是滨海市第三中学高三的学生，今年才17岁，父母早年离异，他与母亲一起生活。真想不到这小子居然学坏了――入室投毒、杀人劫财。
这时，高队长的手机响了，他的搭档刘春丽向他报告，说接到安庆里李婉霞报案，她的儿子王云强失踪了，请求公安局协助寻找。
高队长一怔：“这小子不简单，我正想找他，他溜得好快啊！”
第三章
李婉霞是市环卫局的清洁工，被评为市劳动模范。国庆节，市环卫局组织劳模到海南旅游，家里只有儿子王云强，她回来后，发现儿子失踪了，就心急火燎地向公安局报了案。
高队长详细询问了强仔失踪的情况和他穿着什么衣服，李婉霞检查一下，说：“他穿的是红色运动服。”
高队长立即向全市发出协查的通报，不久，市鱼山区派出所回电说，这两天他们在鱼山上发现一个行踪诡秘的红衣客，总是夜间出来翻垃圾桶找食物。
高翱队长非常重视这个情况，认为这人可能就是失踪的强仔，于是决定邀请李婉霞，上山寻找红衣客。
翌日傍晚，高翱带着马小保和李婉霞在草丛里，举起望远镜望着陡峭的山峦。突然，他发现山上的羊肠小道上有一个模糊的影子。高翱调整好望远镜继续观察，只见黑影向一座山峰爬去，高翱和马小保、李婉霞也赶忙悄悄地跟着爬上去。
月亮从云层中爬出来，照得大地亮堂堂的。
当高翱再次仰望时，发现黑影已进入了一个山洞。山洞旁边有一条巴掌宽的羊肠小道，犹如一条长蛇，自山坡蜿蜒而上。
高翱：“你看清楚了吗？是你儿子强仔吗？”
李婉霞：“离得太远了，看不清楚，可能是他！”
“我们从这条路上去！”高翱低声说着。
他们爬了很久，终于到达一块平坦的石壁上，几棵倒挂在石隙中的苍虬的古松，在强劲的山风吹拂下，随风摇曳着。
高队长登上石壁，爬上松树，拨开松针，踏上石洞门口，看见一个人影。
“大坏蛋！我知道你准会找我来的，我同你拼了！”那黑影猛扑过来，用力一推，高翱一个趔趄，差点没抓住树枝被摔下深渊。幸好马小保在背后托住了他。
黑影看见高翱后面有人，他掉头就跑。
马小保急忙喊道：“强仔、强仔，别害怕，我们是接你回去的呀！你看，你妈妈也来啦！”
李婉霞赶忙走上前去：“强仔，是我啊！你到底做了什么啊，躲到这里来！”
“妈！他们要杀我，我不能回去啊！回去会连累你的。”强仔喊道。
高翱温和地说：“傻孩子，我是公安局刑警队长高翱，这位是派出所所长马所长，你跟我说，谁要杀你？”
强仔“哇”地一声扑入妈妈怀里，母子俩抱头大哭起来。
第四章
原来整个事情是这样的――
强仔明年就要高考了，但他的英语成绩不好，为了强仔的前途，李婉霞省吃俭用，给儿子买了一台“好记星”英语学习机。国庆长假，李婉霞去旅游，强仔一个在家复习功课。
那天中午热极了，强仔用“好记星”边听词典边对着课本复习，可不一会儿，他就满头大汗。于是他将“好记星”往桌上一放，就迫不及待地切了半边西瓜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了，他望着半脸盆的瓜皮，真是懒得下楼去扔。怎么办好呢？他双眉一皱，计上心头，拿来一个塑料袋，把桌上的西瓜皮一拨拉，全扫进了垃圾袋里，再提起这袋沉甸甸的西瓜皮，走到阳台，使劲把瓜皮“呼”地向隔壁的覃家的院子摔去。他举眼一望，看见那袋西瓜皮稳稳落在覃家院子里，他觉得事情办得干净利落，禁不住得意地“扑哧”一笑。
然而当他返回客厅，突然一惊，发现刚才放在桌上那台“好记星”不见了，桌上空空如也！我的天，他一回想，准是刚才拨拉西瓜皮时，连这台“好记星”也一起拨入垃圾袋里丢掉了！哎呀！这台“好记星”可是妈妈节约整整半年从牙缝里抠出的钱买来的呀！
不行，得马上找回来！他 “噔噔噔”直奔到覃家的门前，敲了一阵门，却没人回话，只听到庭院里一阵阵狗吠声。他爬上围墙，正想往下跳时，那“赛虎”呲牙咧齿地向他冲了过来。他心一慌、脚一软，“扑”地一声从墙上摔了出来。强仔知道这孽是自己作的，只好自认倒霉，忍着痛爬了起来。
第五章
第二天早晨，他忍着脚痛，一拐一拐地走到隔壁，去拍覃家的门，但是除了那一阵阵惊悸人心的狗吠声，还是没人回应他。
为了找回“好记星”，强仔开始对覃宅进行侦察。他知道了这里的保镖宋阿福嗜赌成性，经常泡在的麻将桌上，只留“赛虎”在覃宅里转悠着看家护院。
为了寻找对付这藏獒的策略，他向同学何小勇借来一台高倍望远镜，晚上就在自家的阳台上仔细观察。终于，他发现一个秘密，这条藏獒好色。因为每当宋阿福的情人牵着一条大母狗来找他时，“赛虎”就欢天喜地装出温顺的样子，不吠不叫，摇头摆尾，显得奴颜婢膝，亲昵备至。
强仔也认识这个女人，她是菜场卖肉的肉贩，名叫苏珊娜，经常到他们小区打麻将。强仔发现制服藏獒的办法了，他欣喜若狂，第二天就到同学郑小志家，借来一条母狗。他自己则穿上妈妈年轻时穿的花连衣裙，包上头巾，乔妆打扮成一个女人。等有天晚上，他估计宋阿福去了，便带着这只母狗潜到覃宅外，将这只母狗举到围墙上。“赛虎”发现有动静，起初是一阵狂吠，但是当它嗅出墙头是一条母狗，就马上停止咆哮了。等这只母狗跳下围墙，它便主动上前又嗅又舐，大献殷勤。强仔趁此机会，迅速爬上覃家的围墙，跳入院子，终于找回了那台“好记星”。
他正想跳出围墙，突然被房子里传来的一阵低低的争吵声吸引――原来宋阿福没去！由于好奇心驱使，他悄悄趴到那间屋子的窗前。透过窗帘缝，他看见宋阿福和苏珊娜正和一位穿西装、戴着墨镜口罩的高个子的客人吵架。只见高个子西装客将一个皮箱拎起来要走，苏珊娜却拉着他不放。突然，宋阿福捧着肚子惨叫起来，两脚乱蹬，拼命挣扎着，一会儿，他便一阵痉挛，瘫软下去，一动也不动了。
这一切，把躲在窗帘后偷看的强仔惊呆了。他赶快蹑手蹑脚走回去爬上围墙，逃回自己家里，一口气跑进自己房间。他害怕地蜷缩在被窝里，眼前晃动着宋阿福垂死的挣扎……
第二天一早，强仔从噩梦中惊醒，妈妈还没回来。他决定把昨夜见到的事告诉小区保安队长罗达。罗达一听，马上紧张地叮嘱他：“强仔，此事人命关天，你千万别再告诉任何人，我会向派出所报案的，你一定不要再管了。”
第六章
那天晚上，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强仔拿起话筒。
“喂！是李婉霞家吗？我找李婉霞的家人！”对方瓮声瓮气的。
强仔说：“我就是李婉霞的家人，请问你有什么事……啊！我妈被汽车撞伤？要我去第六人民医院！好的！我马上就去……”
强仔脸色苍白，急坏了！他跑出去，门口恰巧停着一辆计程车，他什么也没想就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那司机戴着低低的鸭舌帽，看不清相貌。
开了一会儿，强仔发觉有些不对劲，怎么窗外的景色越来越陌生，道路也越来越荒僻……他向司机嚷道：“我到第六医院，你走错了。”
司机把车停住了：“不，我们到了。”他扭过头，把帽子一摘，竟然是罗达！
强仔被推下了车，他发现自己被带到了郊外。罗达却回到车上，开走了。
突然，不远处响起低沉的汽车声，他扭头一看，那是辆黄河牌大卡车，轰隆隆直向他呼啸冲来，他惊愕了几秒钟，猛然清醒过来，知道这辆车是想轧死他。他起身狂奔起来，汽车在后面紧追不舍，越迫越近，他掉头一看，驾驶室里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正是苏珊娜，副驾驶座上，正是那晚他在覃宅看见的高个子西装客。他心一慌，脚下一滑，一跤跌倒在地上，汽车轰隆隆地驶来，他赶快一滚，滚到一边，汽车擦身而过，灼热的气流，直喷在他的脸上。这时大卡车调过头来，又轰隆隆向他开了过来，他只能爬起来继续拼命跑……突然，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下水道口，他一头钻了下去。他一直沿着下水道走，直通到鱼山脚下，才钻出下水道，上了鱼山，靠夜里出来捡垃圾桶里的残食度日。直到高翱他们来找到他。
第七章
两个多月后，覃局长夫妇去美国旅游归来，报案称覃宅失窃百多万现金、有价证券和首饰细软。
又过了两个月，根据强仔提供的线索，高队长在湖南抓到了罗达、苏珊娜和那个高个子的西装客，原来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
韦应物拼音范文6
工厂倒闭，当老板的儿子急成了植物人
1970年，韦宏利出生在山东莱阳市金城镇一个农民家庭，他母亲早逝，父亲韦孝章是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1995年，韦宏利与邻村女孩潘海华结婚，并于两年后生下了女儿韦明莲。女儿出生不久，生活压力较大的韦宏利就离开家乡来到深圳淘金。
不久，韦宏利应聘进了一家鞋厂。虽然他只有高中学历。但他勤奋聪明，3年后被提拔为车间主管。到2003年10月，韦宏利不但掌握了鞋厂全套制作流程，还拥有了大量客户资源。于是他辞工返乡，准备自己开鞋厂创业。当时，他手里只有7万元积蓄，而开一家稍有规模的鞋厂至少要100万元启动资金。
为了筹措这笔钱，2005年春节期间，韦宏利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借钱。他承诺的条件是：以银行3倍的利息借款并招聘借款村民人厂工作。见他的借款条件如此优厚，村民们纷纷把钱借给他，共计95.2万元。资金到位后，韦宏利在莱阳市以每月64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近400平方米的厂房，之后又从福州购回机器设备，接着从深圳高薪挖来了4名技术员。为了兑现承诺，他工厂所用的工人都是从村里招来的。
2005年9月18日，韦宏利的宏利鞋厂正式开工。由于员工都是新手，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生产出了很多次品鞋。从深圳聘来的车间主任赵凡向他进言：“你这些老乡不行，把他们辞掉吧，否则这挺不了多久!”但韦宏利考虑到工厂是借这些老乡的钱建起来的，刚开工就赶人，太没有人情味，就说：“时间长了就会好起来的。”赵凡见劝解无用，只好辞职走了。
然而，一晃大半年，鞋厂不但没挣到钱。还亏了3万元!2006年5月。就在韦宏利一筹莫展时。他从以前在深圳打工的鞋厂接了5000双皮鞋的加工订单，对方给他的发货期限为30天。这是厂子成立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货单，如果不出问题，可以净赚10万元。然而，他的员工素质实在太差了。根本不可能按质按量完成。30天过去，但交货时却被查出合格率只有40％。对方勉强接收了合格部分，不合格部分则要全额赔款，共计42万元!此时，韦宏利已无分文流动资金。只好用机器设备抵赔。
2006年7月19日，宏利鞋厂大部分机器被抬上汽车!当汽车开动的瞬间，韦宏利心脏一阵绞痛，当即昏倒在地……本想大干一番的韦宏利病倒了。这时，债主们也哭喊着上门讨债来了。面对怨声载道的债主们。走投无路的他准备一死了之。8月3日中午，韦孝章刚将一帮债主劝走。回到屋里发现儿子不见了，他心里马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他在一片树林里找到韦宏利时，韦宏利已经吊在一棵树上!老父急忙救下儿子，但儿子终因脑部缺氧时间过长，造成“持续性植物状态”，成了“植物人”。
重启工厂，古稀老父挺起脊梁替儿还债
2006年8月21日，韦孝章带着植物人儿子回到了家。见韦宏利回来了，债主们纷纷赶过来催问韦孝章什么时候能还钱，潘海华哭喊起来：“床上躺着个活死人，屋里一群讨债鬼，这日子没法过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潘海华动不动就摔盆摔碗!一天吃晚饭时，韦孝章对她说：“宏利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韦家对不起你，去留你自己决定，韦家绝不会难为你。”第二天早晨，韦孝章发现儿媳领着孙女已经走了!
2006年9月26日中午，203个债主齐刷刷地来到韦家!一个债主说：“韦老爷子，按理说韦宏利成这样，我们这时不该来讨债，可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哪!你儿子太不负责任，工厂倒闭了就想人死债烂；听说你把儿媳妇也打发走了。看来你们是不想还钱了?!”
这话听起来虽然刺耳，但韦孝章知道乡亲们积攒点钱不容易。于是，他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放心，就是我儿子死了。这个钱我也一定还!……”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债主打断了：“你都70多岁了。拿啥还?”韦孝章一时语塞。一个债主说：“你把房子卖了吧。”韦孝章脑袋嗡地一响：房子卖了到哪里住啊!可看今天的架势，不给一个说法，债主们是不会走的，他只好咬牙答应卖房。其实，卖了房子也只能还掉1／8的债务，债主们与他约定10天后来取钱。
第二天早晨，就在韦孝章考虑给房子找买主的时候，儿子的手机突然响了。对方是莱阳市一家物业公司的物管员，说韦宏利的房租期已到，问他还租不租，如果不租就尽快将机器搬走。听说厂里还剩有几台机器，韦孝章眼前一亮：这不就是钱吗?他忙把侄儿韦宏涛叫来帮忙看护韦宏利，自己只身去了莱阳。
韦孝章走进了儿子倒闭的工厂，映入眼帘的是几台已经蒙尘的机器。为了评估这些机器到底值多少钱。他花钱请来莱阳一家鞋厂的机修工王师傅，弄清了这些机器的名称：冷热定型机、鞋头平整机、皮革裁剪机、前帮机和压底机等。王师傅说：“如果购买同样型号的新机器，至少要30万元。但现在这些已成了二手货，价格就难说了。”不懂行的韦孝章只好委托他帮忙找买家。
3天后，王师傅打来电话，说有家鞋厂愿以5万元买下这批机器。30万元的机器只能卖5万元，这不是趁火打劫吗?韦孝章在盛怒之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机器不卖了，自己接手工厂，继续干下去，反正伸头二刀，缩头也是一刀!如果成功，就能还上债务；如果失败，自己就与儿子一起命赴黄泉!
韦孝章重办鞋厂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村民们都持怀疑态度：儿子不行，老子能行吗?毕竟是74岁的人了……韦孝章可不管这些。他接手工厂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办公室里放一张双人床，把儿子接过来，以方便照顾；随后，他与物业公司协商，用厂里机器抵押了半年房租。之后，又在社会上招聘了16名熟练工。
员工们上班第一天，韦孝章给他们安排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那3000双次品鞋，他说：“我给你们的是每双30元，卖多余的钱就顶你们这个月的工资干不干?”这些工人都是在鞋厂干过多年的行家。知道这些鞋做工虽然粗糙，但面料都是真皮的，30元肯定有钱赚。于是都同意了。
203次呼唤让植物人儿子苏醒
毕竟从来没搞过管理，工厂究竟该如何发展。真把韦孝章难住了。一天中午，他在整理儿子办公桌抽屉时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的主人叫赵凡。他突然想起，这个人曾经是儿子鞋厂的车间主任，他能不能帮忙呢?韦孝章立即拨通了赵凡的电话。得知韦宏利成了“植物
人”，赵凡既震惊又悲痛。马上从深圳赶了过来……
赵凡被韦孝章老人的精神所感动，毫无保留地为工厂开出了一剂良方：“目前，厂里资金困难，机器设备不全，不能生产中高档产品，最好生产拖鞋，虽然利润低，但技术含量低，成本低，风险也小。”老人听得连连点头，决定放手让赵凡担任厂长，全权打理厂子。
但是，生产拖鞋的机器一台新机要50多万元，可韦孝章连5000元也拿不出来!见他愁眉不展。赵凡说：“二手机器不贵，东莞有一家拖鞋厂想转让，我去联系一下，用咱们车间现有机器与他们交换。”老人忙点头同意了。一周后，赵凡与东莞那家鞋厂达成了交换协议。2006年11月17日，韦孝章换回一台EVA型凉、拖鞋成型机。这种机器专门生产一次成型的塑料和发泡材料的凉鞋或拖鞋，日产800双：与此同时。厂里的次品鞋已处理得差不多了，他手里有了6万元流动资金。
2007年1月1日，宏利鞋厂重新开业，韦孝章将产品定名为“宏利”牌拖鞋!当时正值年头，生产出的产品正好抢占夏季市场，兆头不错!在管理工厂的同时。韦孝章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护理植物人儿子：每天要喂食3到5次，经常用手指抠出儿子无力拉出来的大便。另外，卡痰是“植物人”最危险的杀手，如果不及时将痰吸出，5分钟就可能会毙命。每当听到儿子呼吸带有痰鸣音时，他就用嘴帮儿子将痰吸出来……
2007年3月29日，济南市一个小商品批发商看好“宏利”牌拖鞋，经协商，韦孝章将济南市的销售权交给了他。签合同时，商家交了2万元押金，这是工厂重新开业后赚到的第一笔钱!韦孝章非常激动，他拿着这些钱，立即赶回老家，准备还债。
韦孝章回村还债的事惊动了所有债主!他们将韦孝章团团围住，每人手里都举着一张借条，都说自己家里有困难要先还!韦孝章紧紧地抱住装钱的包，禁不住老泪纵横。见老人哭了，债主们才平静下来。但这2万元钱究竟先还谁呢?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抓阉!经过抓阉，韦孝章还了两份债务。他一赶回厂就坐儿子床边，把借条举到他眼前，说：“儿子，你看清楚，这是爸爸为你还掉的两笔债!爸爸知道你是被这些债压垮的，现在你该放心了，爸爸一定帮你把这些债还完!”
正如赵凡分析的那样，“宏利”牌拖鞋以它物美价廉的优势。很快就打开了山东省大部分中小城市的市场。到2007年底，全年纯利润达到了23万元!这些钱韦孝章全部拿来还债，共还了34个债主。每还一份债拿回一张借条时，韦孝章就拿给儿子看，呼唤他醒来!然而一年过去了，韦宏利的病情毫无起色1
2008年春天，“宏利”牌拖鞋又打进了河北市场!为了扩大生产，赵凡以分期付款的形式，从广州一家鞋厂又买回了一台二手机器，工厂的员工队伍扩大到35人。7月12日早晨，韦孝章刚打开厂门就冲进来一个人，他仔细一看是村里的王财，王财一进来就抱住韦孝章的胳膊号啕大哭!原来，他的母亲病了，急需钱治病，他拿着韦宏利写的8000元借条是来要钱的。此时，韦孝章刚还完一笔债务，手里根本没有余钱，员工们看不下去了，大家凑了2300元，加上厂里恰巧又来了一笔回款，凑足8000元，这才劝走了王财。
拿着王财这张借条。韦孝章叹着气走到儿子床边。就在这时，他发现儿子的左眼角竟有一滴透明的液体流出来――他急忙凑近一看，是眼泪!韦孝章激动得大叫起来!员工们闻声跑来，齐声呼唤，但遗憾的是，几滴眼泪流下后，韦宏利就再无其他反应了。
第二天，韦孝章来到莱阳市人民医院，找到以前为韦宏利治疗的王国民医生，将昨天的情况告诉了他。王医生听后说：“这是好兆头，植物人有了意识反应，是他苏醒的先兆。你真了不起，要再接再厉!”
2009年7月21日，韦孝章拿着167张借条给韦宏利看。并感慨地说：“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已经还了73万元了，明年就可以全部还清了!”说这话时，他突然看儿子右手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要伸手拿那些借条!韦孝章非常激动。立即把借条往他手里塞，大声说：“儿子，你看哪，看哪!”韦宏利的手又动了动，眼睛也眨了一下。韦孝章立即给王医生打电话。王医生开车赶来，为韦宏利做完检查后说：“他的苏醒迹象越来越明显，心脏跳动得越来越有力，奇迹。真是奇迹!”
2010年1月17日，当韦孝章拿着第192张借条给儿子看时，发现儿子双手手指同时动了几下。老人拉着儿子的手，流泪不止地说：“儿子，咱家的债快还完了，咱爷俩约定好，我还完债的那一天，你可一定要醒过来呀!”这时，他发现儿子眼角滑下了晶莹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