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的日子范文1
1、胡思乱想，汉语成语。拼音是hú sī luàn xiǎng。意思是没有根据，不切实际的瞎想。
2、出自《朱子全书·学》：“宜于日用之间，稍立课程，不要如此胡思乱量，过却子也。”
3、【近义词】痴心妄想、胡思乱量、游思网箱
4、【反义词】确信不疑
（来源：文章屋网 ）
胡思乱想的日子范文2
有个孩子问妈妈：“西红柿越长越大，怎么没有樱桃那么小的西红柿?”
妈妈说：“净胡说，西红柿长那么小能卖钱吗?”孩子吓得不敢再说了，可是过了两年，市场上真的出现了只比樱桃大一点点的小西红柿，叫圣女果，比大西红柿还值钱呢!
那天，儿子从学校归来后显得非常丧气，一问方知是在美术课上挨了批。原来老师让小朋友凭自己的想象画个太阳，儿子画了个戴墨镜的太阳。待老师将儿子的画展示出来，同学哄笑，老师随口说了句：“这个太阳画得像小流氓。”
展开那团皱皱的画纸，我强忍住笑。心想：老师一点也没冤枉你，这叫什么画呀!我问儿子：“你为什么要画这样的太阳呢?”儿子认真地回答：“暑假出去玩，妈妈、阿姨怕晒，都戴上墨镜。我妈妈、阿姨怕晒，都戴了墨镜。我想，要是给太阳戴上墨镜该多好呀!我们就都不晒了!”儿子说话时，眼睛亮亮的。此时，我的心里却颇不是滋味：多好的创意啊!只要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或许，你就会被孩子丰富的想像和美好的愿望所打动。
对于孩子闪动着智慧火花的“胡思乱想”，许多家长和老师不但不鼓励，反而还责怪、批评，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简直数不胜数。
又联想到，语文试卷曾有道题：雪融化后变成什么?有孩子答：变成春天。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答案，可结果却被判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水”。
为什么会这样呢?老师和家长为什么会对孩子们充满智慧火花的想像持否定态度呢?究其原因，大概与孩子和老师、家长在人格上的不平等有关，所以教材是不容置疑的，老师和家长是不容置疑的，成人们若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固有的老框框里，便不可能有新的发现。
或许，随着岁月的增长，成年人的思维多了些束缚，丧失了想像的空间，而孩子则不然，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寻求答案。在成年人的眼中，孩子们的想法多是“胡思乱想”，可是，谁能说这些“胡思乱想”不会变成日后的“奇思妙想”，甚至是科学的发明创造呢?
一般人在孩提时常会有些天真的想法，如阴雨天的夜晚，孩子看不到月亮，会说“月亮生病了”，这时，成人不必责怪“月亮又不是人”。无论孩子的幻想有多么荒唐可笑，家长、老师都应用心倾听，给予肯定和鼓励，并加以诱导。
胡思乱想的日子范文3
翻开魏晋的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物的列传里都有“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才藻美赡”、“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善言玄理”、“风神秀异”之类的评语，给人的感觉仿佛是那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基因突变，然后造就出了一堆一堆不可胜数的帅哥俊男。那些身世高贵的美男子们除了给当时女性的眼球造成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力之外，在他们身上，还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另类和清谈。
所谓另类，就是当时的名士们用自己独创的怪异行为，去阐述“我走我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的哲学含义，这方面“竹林七贤”是开一代之风的伟大先驱。七贤之一的阮籍“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他曾经与其美貌的嫂子出双入对，有人指指点点，阮籍一翻白眼说：“世俗的礼教岂能管到我？”更能表现他另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他听说一户人家的女儿不幸去世，虽然并不认识她的家人，但还是径直闯到人家家里大哭。
长江后浪推前浪，晋朝建立后，名士们像是受到了刺激，变得愈加另类起来。“日食万钱”的宰相何曾特别尊重其妻子，每次与她相见时，都要先穿上正式的衣服，然后拿酒进屋，碰杯祝愿。至于相见的频率嘛，是一年之中不超过三次。何曾见一次老婆，搞得像拜见丈母娘一样，放到今天会被人看成精神病，然而当时的人们却都称赞他的行为是“君子之仪表”。
西晋灭亡后，司马家族的残余力量在东南撑起了半边天，虽然这时候汉人差不多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但是贵族们摆谱胡闹的传统还是“幸运”传承了下来并被很好地发扬光大。东晋建立后，乐安人光逸南下去投奔安东将军胡毋辅之，他到了胡毋家的豪宅后，守门人不放他进去，因为主人和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一帮志同道合的大臣披头喝了好几天的酒了。光逸一听就急了，酒瘾大发，连忙钻到狗洞里向里大叫：“我要喝酒！”胡毋辅之听出了他的声音，于是把他拉进来，众人喝酒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八个酒晕子被时人称之为“八伯”。）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的王忱则更为厉害，按说作为一员军队统帅，应该“披挂操练，日夜勤勉”才是，不过我们这位王大将军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经常趾高气扬地“而游，三日不止”。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名士都以另类而出名，所以尚有羞耻心的人必须掌握另一门高深的学问：清谈。清谈是魏晋时期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类似于现在的辩论会。清谈是采取一对一单挑的方式，大家坐在胡床上手拿麈尾（和拂尘差不多）娓娓而谈。取胜的标准是：看谁能谈得滔滔不绝，海阔天空，震慑世俗。谈的内容主要是玄学，什么宇宙银河、天空大地、人生阴阳的都可以谈，唯独不能谈具体的事务，因为那是“俗不可耐”的鄙陋之事。清谈从社会功用方面来看，更像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屠龙之技”，因为它“上不用于国，下无益于民”，就是一种高雅的胡说八道而已。
西晋的太尉王衍是清谈事业中的领军人物。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清谈起来，“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这副唬人的长相就能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三分；再加上他的口才也达到了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高深造诣，号称“口中雌黄”，所以历次辩论都是无往而不利。擅长开大型清谈会的王衍是当时世家大族的偶像级人物，“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很多人受到了他的感召和启发，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清谈事业中去，至于国计民生这类俗务，那就是爱谁谁管了。
胡思乱想的日子范文4
关键词：文姬归汉；悲歌心曲；建安风骨
在建安文人集团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就是历经磨难而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蔡文姬（约公元174―？）。她名琰，字文姬，又字昭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她自幼受过很好的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她幼年时，因其父被诬陷获罪，全家充军，在外流浪十余年，16岁嫁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卫仲道；不久因夫亡无子，回到娘家住。这期间其父因董卓事为王允所杀。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天下大乱，蔡文姬为羌胡军队所掳，留居12年之久，做了匈奴人的妻子，生下两个孩子。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把她赎回，再嫁给董祀，又让她整理蔡邕所遗书籍400余篇，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历史上传为千古美谈的“文姬归汉”的故事。
蔡文姬的一生坎坷不平，充满了痛苦和辛酸、曲折与奋斗……她的故事，被编入小说、戏剧，被之管弦，得以广泛流传。诸如元金志甫的《蔡琰还汉》杂剧，明陈与郊的《文姬入塞》杂剧，清尤侗的《吊琵琶》杂剧，小说《三国演义》的有关章节，程砚秋的《文姬归汉》京剧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五幕历史剧等，均取材于此。
史籍中系于蔡文姬名下的作品共有三篇，即是见于《后汉书・列女传》中的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章以及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的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这三首诗虽然都是以蔡文姬的身世为题材的自传体作品，但自从苏轼以“东京无此格”（曾《类说》卷九，《仇池笔记・拟作》）等理由否认五言《悲愤诗》是蔡文姬写的以来，三首诗的真伪问题一直存在。目前。文学史界基本肯定五言《悲愤诗》是蔡文姬写的；认为骚体《悲愤诗》所述情节与事实不符，是晋人伪托的。可以说，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在建安文学中是一块无双之璧，它不仅具有极高艺术价值，而且还拥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实开后来杜甫《奉先咏怀》《北征》先河。沈德潜《古诗源》称“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生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他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一语为评骘一个妇女的诗作，诚为惊世骇俗之论。
至于《胡笳十八拍》的著作权问题，今人也有两种不同意见，可参见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胡笳十八拍讨论集》。这次讨论中的肯定论者的代表是郭沫若，他称颂道：“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我是坚决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
一、曹操何以要不惜重金赎还蔡文姬
这个问题，牵涉到蔡文姬16岁时初嫁的夫君卫仲道。不过，卫仲道是什么人，有关典籍语焉不详。在1959年的那次关于《胡笳十八拍》的大讨论中亦多未涉及，写出剧本《蔡文姬》的郭沫若先生也无文字交待；只有谭其骧先生的《蔡文姬的生平及其用品》一文有些介绍。据谭其骧推断，卫仲道其人，很可能就是卫觊之弟。因为《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说“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也”。东汉三国时人皆以一字命名，伯儒、仲道都显然是字而非名。这样一来，仲道岂不正该是伯儒的弟弟么？从《三国志・卫觊传》及注引《魏书》所述可以得知，河东卫氏在汉本是一门有学术传统的世代仕宦之家，所以卫觊能在“台阁旧事散乱”之后，“以古义多所正定”；“魏国既建”，又“与王粲并典制度”，汉魏禅让诸诏册，并出其手，入魏受诏典著作，多所撰述。由此谭其骧设想蔡文姬从初嫁到“夫亡，无子，归宁于家”这一段经历可能是这样的：当蔡文姬之父蔡邕亡命江海归来为董卓所辟用时，卫觊兄弟们的父亲大致也在京中做官，所以蔡文姬初嫁的地点应该就在洛阳，不会在河东，也不会在陈留。蔡文姬婚后不久，蔡邕、蔡文姬随汉献帝西迁长安，这时卫仲道还没有死，文姬跟着夫家仍留在洛阳。到卫仲道亡故时，洛阳长安间道路已为战乱所隔绝，文姬才回到陈留圉县老家去住，终在初平三年正月被侵扰陈留圉县的李部从中的“胡骑”掳掠。也正是因为战乱阻断了道路，所以远在长安的蔡邕并不知晓女儿遭难。四月间，蔡邕便被王允冤杀，致使文姬身陷匈奴达12年之久。
谭其骧由此而提出，蔡文姬以后被曹操赎还，恐怕卫仲道的兄长卫觊起了很大作用。据《三国志・卫觊传》记，卫觊以袁曹对峙官渡时奉曹操命取道关中出使益州刘璋，行至长安，以道路不通，遂留镇关中。关中北接羌胡，卫觊也许就在此时得知了他的弟妇没于匈奴的消息。后来又由他告诉了曹操，甚或提出了赎还的请求；刚好曹操与蔡邕本有“管鲍之好”，因而就出现了“文姬归汉”这件千古盛事。
不过，郭沫若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载《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一文里却指出：曹操作为建安文学的促成者，“他之所以赎回蔡文姬，就是从文化观点出发，并不是纯粹地出于私人感情；而他之所以能够赎回蔡文姬，也并不单纯靠着金璧的收买，而是有他的文治武功作为后盾的。”
二、蔡文姬悲歌倾吐心曲
蔡文姬无疑是一个多才多艺、天生丽质而又感情丰富、且性格豪放的女子，所以郭沫若在剧本里让左贤王于乱军流民阵中一眼便看中了他。即便如谭其骧所识，蔡文姬是由受雇于李部的“胡骑”掳获而奉献与左贤王的，但左贤王能在被抢掠来的万千汉家女子中挑选出蔡文姬，并与之结为连理，却是史有明记的事实。而左贤王虽是“胡人”，但也应该是G悍而豪爽的堂堂男子汉，否则蔡文姬是不会委曲求全，随便献身于他的。而在左贤王，因为得到了蔡文姬这样才貌双全的汉家女，自是百般怜爱，事事呵护；而蔡文姬既已认他为夫，也便尽心伺候，力尽妇道，因而双方感情可谓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但蔡文姬毕竟是汉家女，与左贤王的夫妻感情是一回事，而与生她养她的祖国母亲的感情却是另一回事，所以她仍每日每刻怀念着汉朝故土，渴望着能为它尽一份赤子的责任。这样，当着曹操要赎还她时，上述两种感情的矛盾便立即凸现出来（其舍不得儿女的背后，实际暗藏着对左贤王12年间的十分珍重的感情）。于是，我们便在郭沫若笔下，看见了蔡文姬一旦返回故土的愿望就要变成现实时，那种矛盾痛苦、辗转反侧的心灵的熬煎的场景。而这种场景，则无疑是蔡文姬《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里早已出现了的。现节录蔡文姬二作于后，以使读者得以窥见这个旷世才女心路的曲折与跌宕。
悲愤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损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据宋绍兴本《后汉书》）
胡笳十八拍
…………
冰霜凛凛兮身苦寒，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难，六拍悲来兮欲罢弹。
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不知愁心兮说向谁是？原野萧条兮烽戍万里，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七拍流恨兮恶居于此。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制兹八拍兮拟排忧，何知曲成兮心转愁？
…………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与儿兮各一方。日东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随兮空断肠。对萱草兮忧不忘，弹鸣琴兮情何伤？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兮新怨长。泣血仰头兮诉苍苍，胡为生我兮独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关山阻兮行路难。去时怀土兮心无绪，来时别儿兮思漫漫。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沙场白骨兮刀痕箭瘢。风霜凛凛兮春夏寒，人马饥Y兮筋力单。岂知重得兮入长安，叹息欲约兮泪阑干。
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难终，响有余兮思无穷。是知丝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
（据影印宋端平刻本《楚辞后语》）
蔡文姬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移易的一个地位，因为这是她用心血所写就的，是对祖国和家庭两种至爱亲情交织成的心灵的呼喊――其间又将对祖国的感情置于崇高无上的地位，这便更透出这种心灵的呼喊的伟大与可敬可叹！因此，这两首诗历来很为史家和文学家所看重，至今仍美誉纷纷，不绝于书。
陈祖美先生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更对《悲愤诗》给以了大段评议，称其长处在于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苦难的时代，艺术地再现了蔡文姬悲惨的一生。陈祖美认为，首先，诗中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作者在汉末丧乱中目睹的“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状，自身遭受的“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的苦难以及流落异地思乡念亲的悲哀、被赎归汉离别“出腹子”时肝肠欲摧的痛苦。诗的结尾更发人深思，作者说自己回到中原家里，家人丧亡殆尽，连内外表亲亦靡一孑遗。家乡田园荒芜，白骨露野，人声断绝，豺狼号叫。孤苦零丁，虽生无依……这些悲怆凄楚的诗句，既可补充史料不足，又能触发读者的艺术想象。可以说，对于了解封建社会妇女的命运和汉末的社会现实，这首诗有着深刻的悲剧意义和独特的认识价值。其次，《悲愤诗》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叙事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感情的结晶体。这首诗的特点是感情饱满，情绪激越，尤以母子之别，写得真挚沉痛。全诗在叙述了主人公从被掳到入胡的过程后，用了将近1/3的篇幅描写母子连心的感受。它们不仅写得感情真挚，动人心弦，还巧妙地把叙事、对话、心理描写等穿插在一起。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跃然纸上。
前面讲过，历史上对于《胡笳十八拍》是否是蔡文姬所作，有些争议（但宋以前是未曾有过异议的），但“肯定《胡笳十八拍》是蔡作的占大多数，持相反意见的人是很少的”。只是“近文学史的人们否认《胡笳十八拍》为蔡作的渐渐多了”。[1]对此，郭沫若在1959年1月至8月间，一口气写出6篇为蔡文姬争著作权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在学术界引发了一次颇为壮观的关于《胡笳十八拍》的大讨论。郭沫若在其首篇里这样写道：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件令人不平的事，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所受到的遭遇。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杜甫的《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和它的体裁相近，但比较起来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
我倒要替《胡笳十八拍》呼吁一下。务必请大家读它一两遍，那是多么深切动人的作品啊！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融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我是坚决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如果在蔡文姬之后和唐刘商之前，有过那么一位诗人代她拟出了，那他断然是一位大作家。但我觉得就是李太白也拟不出，他还没有那样的气魄，没有那样沉重的经验。我这不是夸夸其谈，总之请大家认真读一读可以体会得到。[2]
郭沫若在这篇文章里还指出：“任何歌辞在民间流传中，有些辞句会受到后人的琢磨和润色，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应该从整个的内容和气韵上来看问题。像《胡笳十八拍》，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那种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滚滚怒涛声一样不可遏抑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的痛苦，决不是六朝人乃至隋、唐人所能企及的。”郭沫若并举出第八拍为例说――
这把天地神o都诅咒了。感情的沸腾、着想的大胆、措辞的强烈、形式的越轨，都是前代人所不能接受的。思想大有无神论的倾向，形式是民间歌谣的体裁，既有伤乎“温柔敦厚”的诗教，而又杂以外来影响的胡声，因而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史籍里不载它，前代选集里不选它，是有由来的。在这里倒可以令人想到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里面因为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有所批判，特别是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那样的话伤了公卿们的尊严，因而这诗遭了忌避，连韦庄自己也把它禁锢起来了。这诗一直埋没了一千多年，在近年来才从敦煌石窟中被发现。假使没有敦煌石窟的储存，它是会永远失传了。《胡笳十八拍》在宋以前未见著录和这有相类似的地方，但《胡笳十八拍》的被保存下来却不是埋没在何处的石窟里，而是传播在民间。那是民间的艺人们把它传唱着，弹奏着，一直保存下来的……人民是最公正而卓越的鉴赏家，好的作品人民总会把它保留下来的。
三、蔡文姬诗作具有建安风骨
1.蔡文姬诗作表现出建安诗歌“造怀指事”的特点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指出建安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造怀指事”。“造怀”就是直抒胸臆，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指事”即陈说事理，言之有物，而不作无病。这一创作新风为建安诗歌赢得“汉末实录”“诗史”的称誉，它较为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文学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的传统。
东汉末期，汉王朝已到了分崩离析的前夕。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争权夺利，豪强割据，赋敛繁重，再加上连年水旱蝗疫，造成生产凋敝，人民无以聊生，纷纷揭竿而起，集结成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东汉已名存实亡，各地豪强，据地相争。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到建安时期，军阀混战，生产破残，人民或被屠杀，或因饥困瘟疫而死，出现了城邑空虚、白骨蔽野的悲惨状况。这时，建立统一安定的局面，已是广大人民的意愿和时代的急切要求。以曹氏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容易理解人民的痛苦，由此而形成了他们反映社会离乱，歌唱国家统一的梗概诗风。如曹操在《蒿里行》中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形象描绘了董卓之乱后，东都洛阳“数百里无烟火”，西京长安“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的情景。王粲《七哀诗》写他避乱荆州所见：“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愿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而蔡文姬的《悲愤诗》写董卓洗劫城邑：“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景象更为凄惨！她的《胡笳十八拍》虽与之异曲异工，却同愤同悲，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其第八拍，那真是呼天抢地，把苍天和神灵都骂到了。这种艺术风格同五言诗《悲愤诗》有显著的不同，但艺术效果则同样富有真实感。《悲》诗叙事成份多，而《胡》篇抒情成份浓，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它不是客观地细致地描写诗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饱含血泪，对不幸命运发出控诉，感情汹涌澎湃。这种以时事入诗，直接抨击当时社会弊端、抨击社会丑类的文风，使建安文学极富战斗性、生命力与感染力。无须多言，蔡文姬的诗作乃是建安文学中的佳品或上乘之作。
2.蔡文姬诗作表现出建安文学“五言腾踊”的风格
《文心雕龙》曾评说道，“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建安诗歌在五言诗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冯天瑜、周积明先生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里认为，五言诗不始于建安时代，东汉班固已有五言古诗《咏史》；但建安以前，以传统的“四言”为正体，“五言”则为“流调”“俗调”，地位卑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以曹操为领袖，包括蔡文姬在内的建安诗人却无视雅言正体，大量采用五言“流调”，终于使它成为诗坛主体形式，这是建安诗人集团对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贡献。
应该说，在建安以前的汉末五言诗虽也具有艺术魅力，但题材狭窄，内容单薄，不足以开启一代诗风。可是，建安诗人却以丰富的内容，高远的志怀，慷慨的激情，为五言诗输入峥嵘的“风骨”，使它成为后人景慕效法的榜样。蔡文姬的《悲愤诗》足可以担当此任。
刘勰曾以“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话概括建安文学语言清楚明白，形象具体鲜明的特征。蔡文姬的《悲愤诗》正反映出这种独特的个性特征，展现了建安文学所拥有的“五言腾踊”的风格，堪称建安五言诗的代表作。《悲愤诗》以500多字的长篇叙事，记录在汉末动乱中的人民痛苦与诗人悲惨遭遇，把被掳途中所受的，流落异域的思绪悲怀，被赎回时的别子之痛，归来后面对荒凉家园的孤独之感，直至再嫁以后的惶惶心境，都刻画得惟妙惟肖而痛人肺腑，将五言诗的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震撼。
3.蔡文姬诗作表现出建安文学“慷慨多气”“俊才云蒸”的气象
钟嵘在《诗品・总论》中讲到五言诗的发展时，描述了这时期的诗歌情况：“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当时，在曹氏父子的收罗下，许多文人都集于他们麾下，出现了邺下文人集团，重要的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阮、徐干、陈琳、应）；同时代的作家还有蔡文姬、杨修、丁翼、丁仪、吴质、繁钦、缪袭、应璩等，他们共同集成建安文学的雄奇军阵，形成“慷慨多气”“俊才云蒸”（刘勰语）的气象。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一齐切磋，互相提携，互相鼓励，勇于批评，勇于开拓，勇于创新，表现出空前的“文学的自觉”精神。
我们看蔡文姬的《悲愤诗》，乃悲而不怨，具有悲壮的底蕴；愤而有志，满载奋发的力量。作者之所以以“悲愤”为题，不仅仅是控诉社会动乱、军阀混战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无辜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那是字字含血，句句带泪的控诉），更重要的是凸显对将祖国与人民、母亲与儿女强行分离开来的各路军阀的猛烈鞭挞。这是妇女对封建专制的叛逆，是人民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尤其是诗中自始至终所脉动的母亲对儿子牵肠挂肚的思念，更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人性之美。至于《胡笳十八拍》，更是感情充沛，元气盈荡，其思儿之情缠绵悱恻，感人肺腑；怒吼之声，穿透山河，震动天地――那是人性自觉的思想呼喊，是文学自觉的力量表达。诚如明人陆时雍所言：“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即《胡笳十八拍》），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直是激烈人怀抱。”（《诗镜总论》）郭沫若在其话剧剧本《蔡文姬》中，则借曹丕之口说：“屈原、司马迁、蔡文姬，他们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写，而我们的文字只是用笔墨在写。”陈祖美也感叹道：“在文学史上，不少作家的崇高地位，是由他们卷帙浩繁的传世之作确立的；而蔡琰作品的流传，固然与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有关，但这种生命力，是用作者的血肉之躯培育成的。如果要说在文学史上的贡献，那末，蔡琰的贡献，远不是一二首诗的问题，她是把整个身心都融合到创作之中了，她所奉献的是整个的生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蔡琰》）
当然，如果没有建安文学这种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便没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优秀女诗人蔡文姬及其诗作。而蔡文姬及其诗作，反过来又使建安文学“慷慨多气”“俊才云蒸”的时代特点表现得更加充分，将这个时代特点推到了极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蔡文姬当是建安文学的一位典型作家，甚至可以说是堪与曹丕、曹植比肩的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
注释：
胡思乱想的日子范文5
关键词：胡林翼；军事哲学思想；经世哲学；军事伦理；军事辩证法
军事哲学，是指关于军事领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军事哲学思想是指军事思想中带根本性的思想，是对军事问题进行这些反思与高度抽象的一种最基本的军事思想，其主要包括战争观、战略观与军事辩证法等内容。研究军事哲学思想，其目的在于从整体上、哲理上对人类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活动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认识与考察，并揭示军事领域内各种运动形式的主客观因素相互联系及其转化的一般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哲学思想乃是哲学语境下的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湘军统帅胡林翼从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总结经验，结合中国古兵学，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军事哲学思想。
一、军事经世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的根本价值旨趣在于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是指人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达到国泰民安的一种理念。经世致用是近代湖湘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湖湘经世思潮的影响下，胡林翼始终奉理学为经世基础，其军事经世哲学思想逐渐形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军事地理，编撰兵略史书
胡林翼与一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腐理学家不同，为对付太平天国强大的军事进攻，他认真钻研政治、军事、地理等“经世之学”。
胡林翼在贵州，四握郡符，努力熟悉各地地理环境，大办保甲团练，以惩治“盗匪”。胡林翼在镇远府任内，虽时间不长，即绘图百幅，山径险僻“士人不悉者，……已尽知之”。后来听说清江雷公山有盗匪出没，胡林翼要求当地知县核查该地地形，“不厌其烦，不厌其详”。正由于此，胡林翼在贵州有效地将地理形势与军事相结合，平定了多起农民起义暴动，胡林翼认为，只有充分利用保甲团练清除“盗匪”，才能将农民暴动或者叛乱消灭于萌芽状态，“目前之小股，即异日之大股，目前之小盗，即异日之流寇，固不待洪韦逆匪窜入黎境，始可虑也”。就在与太平军周旋的战争初期，为了扭转不利局面，胡林翼便与严树森等人一道绘制了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地图，后又逐渐推展到绘制全国地图，以解决军队布防和快速调动问题，这就是清后期著名的地图集――《大清一统舆图》，清军自咸丰六年（1856）后逐渐取得战争主动权与此图的绘制关系匪浅。
胡林翼早年跟随蔡用锡以习舆地之学，虽仅为时两年，胡林翼却深感受用终生。胡林翼喜读历代史书，尤喜研究军事学和政治学，并专门修习了舆地学。对此《胡林翼年谱》有记载云：“公既长，聪明豪迈，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既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危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①正是通过这种努力，奠定了他往后经世致用的扎实基础。由于忙于平定农民起义，一直未有专门著作问世，胡林翼常引为憾事，故在其晚年，努力辑成《读史兵略》一书，在积极阐发理学的同时，更强调经世之重要，于军事地理学上用功尤深，曾国藩也叹服胡林翼“进德之猛”。《读史兵略》一书“取《左传》《通鉴》之兵事地理而编织之，兵事以知略为之，地理以释名为考证”。胡林翼丰富的军事地理知识，对他为湘军制定战略，最终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帮助甚大。胡氏经世思想的学术成就，集中地表现在由他主持编辑的《读史兵略》和《读史兵略续编》之中。胡氏尝言：“兵事乃学人之事，司封疆而不明兵略，则可危孰甚！”又说：“万事可谦，兵事不可谦。太谦则怯，太谦亦近伪。”“天下无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与机势耳。”②他任湖北巡抚期间，于咸丰九年至十年（1859―1860）间组织一些士人编撰了《读史兵略》和《读史兵略续编》。此书“皆取古人之节义忠贞、娴于经略者，自春秋以至有明，与绩学之儒”，以及“取《左传》《通鉴》之兵事地理而编次之，兵事以知略为上，地理以释名为考证”等节录而成，其中有不少地方还加上了胡林翼的按语。他在积极阐发理学的同时，更强调了解天下大势之重要。在军事地理上所下功夫之深，显示了他S富的舆地知识，连曾国藩也甚为叹服。胡林翼认为，辑此书有其“精微者”在，其用于指导战争之意十分明显。此书出版之后，“一时四海风行，不胫而走。”③其后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就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二）注重选将练兵，主张“以强兵而立国”
出于维护清王朝的目的，胡林翼提出“以强兵而立国”的主张，他说：“立国之要，必在自强，甘为人下而不辞者，决无可取。”④面对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平定农民起义暴动是首要任务。胡林翼认为：“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额制之兵，无一可以御敌”。“兵不可恃，无智愚皆知之”。他认为做将官的“不十分勇，不足以倡众人之气，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他又认为“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
他主张改弦更张，招募勇丁，组建新的团练武装。在贵州知府任上，他首开在任官员举办练勇武装的先例，招募了一支由他这个知府文官直接掌握指挥的“黔勇”。在湖北巡抚任上他又大规模裁汰绿营，大力扩编湘军，并招募湖北勇丁重建楚军。由于八旗、绿营已经腐败，胡林翼对清朝的军制率先进行了改革，把原来的世兵制改为募兵制，兵权由中央集中改为由将帅分领，由此造就了一支强悍的湘军武装。
胡林翼治军首重选将，他认为，组建军队必须从选将、募兵入手，应以选将为第一要务。兵易募，将难求，兵事之强弱，系于一将。将领得人，兵少可战；军无良将，终归于败。他提出，“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⑤他认为这四条是将领必须具备的基本品德，这与曾国藩要求的“忠义血性”是同一含义。他还强调选将必须“智勇相兼”，反对使用怯弱的将领，他说骄将尚可驾驭，怯将则毫无作为。曾、胡均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必须从既受封建礼教熏染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挑选，同时也从绿营的末弁中选用一些具有“诚朴忠义之气”的人。胡林翼说：由于“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⑥所以，只有具有经世致用的儒生才能充当将领。据统计，湘楚军中有籍可考的将领中，儒生占了绝大多数，这在中国历代建军史上亦为罕见。
胡林翼特别重视军队的人才，他强调要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节制之师”和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就必须选择智勇双全、品行兼优的统兵将领。他说，“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而其要，以得人为主。得人则昌，失人则亡。”他还说：“设五百人之营，无一谋略之士，英达之才，必不成军。千人之营，无六七谋略之士，亦不成军。”为此，他进一步强调，“兵事以人才为根本”，“天下强兵在将”。⑦胡林翼也重视选兵，他在兵员的募选上，盛赞明代戚继光募兵不用城镇游闲之人而用乡农的做法，并承袭了戚继光募兵的成法，兵勇一般都在湖南山区招募，同时采取“邻友取保具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姓名与箕斗清册的办法，其目的就是为了对兵勇实行严格控制，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和擅自离队。胡林翼在黔、鄂整军练勇之时，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规程、制度。
在军队编制上，胡林翼还力主按照战事需要和因地制宜来组建军队，尽量做到水、陆结合，骑、步结合。比如，他为对付太平军而提出加强水师和骑兵部队的建设，他认为水师一万，可抵步兵十万；马队之力，一可抵步军五。由于他的决策，湘军对水师和骑兵的建设十分重视，军队的结构远优于太平军。其后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战场上，正是由于太平军水师较弱又缺乏马队，抵御不了强悍湘军的进攻而最终归于失败。
（三）擅长调和各方关系，以维护湘军大局
在军队内部关系上，胡林翼强调“师克在和”，并对湘军将帅苦心调护，倾心结纳。胡林翼有意凝聚军心，全力维持湘军官兵之间重功业、不重财利，重亲情、不重利益的团结意气。要求军队爱民，体恤民艰，不扰百姓。军政关系上，力图“军政合一”。他深知督抚事权与兵权缺一不可。他极力为曾国藩、左宗棠谋取地方权力。曾国藩不止一次赞誉胡林翼，在调和各方关系以维系湘军大局方面确实要比自己高明得多。胡林翼抚鄂七年，是湘军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此间，曾国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清廷所忌，甚至一度还被清廷褫夺兵权，返回原籍。正是胡林翼的锐意经营，不仅使湘军得以扩充兵员，不绝粮饷，而且为湘军罗致了天下英才，成功地集结、维护和扩展了湘军，从而避免了湘军被分裂、消灭的危险，湘军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曾国藩与李续宜均论及胡林翼有伟功于湘军，颇有感触地说：“古来似此关系绝大之人亦不多见。”⑧
另外胡林翼为维系曾、李之“将相和”亦费尽心力，对李鸿章前期的关键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李师徒失和缘起李元度。李元度为曾氏幕僚，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胡林翼为此力劝曾国藩，胡在给曾的书信中，再四周旋，为湘军之大局，要曾放手放胆。曾经胡林翼的周旋与李鸿章修好，李鸿章当时也为一时意气而出走深感后悔，其后曾多次感谢胡林翼的斡旋之德。
胡林翼通过他的种种努力，不仅在关键时刻维系了湘军的团结，同时也为湘军的发展争取了较为顺畅的内外环境。他统筹全局，调和将帅，在治鄂期间，他通过整顿吏治，打击豪强，关注民生，为湖北社会带来一股清新正气，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团结协作，虚怀若谷，对于维系湘军大局起到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曾国藩毫不讳言地说：“鄙人虽有联络之志，苦于才短性懒，书问太疏，遂不能合众志以勤王事，合群力以贯金石。”又说“江、楚、豫、皖诸帅，惟润之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⑨
（四）强调理财为儒学之至精，竭力筹饷以供军需
胡林翼认为经世致用，理财是儒学之至精。他说：“理财原本圣学，其体在正心，其用在知人，若此数大政（按指钱漕、盐课、关政等）得人而治，综核精审，勒归旧额，何待捐输、大钱、钞票为事哉？”⑩胡林翼治鄂期间，深感财政混乱，弊端丛生。因此，胡林翼主张整理财政，严禁钱漕、盐课、厘金等征收中的贪污中饱等行为，不赞成采用大钱、宝钞等通货膨胀等手段。
胡林翼还特别重视“薄赋”，以保证政府的各开支和正常运转，也就是把平时官差胥吏贪污中饱的银两通过改革而流入国库，不使之再入私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胡林翼清醒地认识到，地方百姓起事作乱，很多是缘于赋税的沉重与胥役的胡收乱取。
胡林翼在湖北正是为防止民变，而通过名义上的“减赋”而实收“增赋”之效的。胡林翼筹饷供作军需，曾被时人所称道。曾国藩称其为“理财之精”，“冠绝一时”。湘军之所以在战斗力上远强于绿营，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其主要原因与粮饷能有保证不无一定的关系。湘军成军之时，清政府财政已濒于崩溃，户部也失去了对各地军队饷需的供应能力。湘军又非国家经制之兵，户部不能将湘军的需用始终列为专项以作为正常开支，因此拨发的经费数量微乎其微，湘军的饷需几乎全靠自筹。在胡林翼担任鄂抚之前，湘军的饷需仅靠湖南一省予以供给，而该省又较贫弱，饷需也日趋紧张，经常有捉襟见肘之时。自胡林翼抚鄂后，在筹饷方面，想了很多方法，湘军的饷需由此得到了改观。“以鄂省而应天下，沛然有余”，B11湖北成为源源不断向东征湘军输送军饷、兵员、器械的稳固大后方。胡林翼被命开府武昌，是时展转兵间，在筹饷之事上尤为劳瘁万状。
二、军事伦理思想
军事伦理即为武德之学，是指军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及处理这些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中华武德以“仁”为核心，以德贯穿始终，包含了战争原则、爱国报国、保民恤民、军事人道、将帅德性、军事纪律、战斗精神等多方面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胡林翼在建军、治军过程中，充分吸收理学的养分，上承中华历代武德文化的传统，下继程朱理学尽心穷理的精蕴，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军事伦理思想，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就侧重从军事伦理的角度对其思想进行了梳理，其中将才、用人、尚志、勇敢、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内容都与军事伦理问题密切相关。胡林翼的军事伦理思想概括起来，不外乎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一）宣扬理学的纲常伦理，尊崇程朱，穷理尽心
近代湖湘文化有尊崇程朱理学、穷理正心的文化传统。湘系人物大都注重以理学经世，而能将理学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挖掘理学之潜能者，当首推胡林翼。
在平定农民起义暴动的过程中，胡林翼认为必须“恩威并重”“宽猛兼施”，他一方面以团练亲兵大肆逮捕，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节义”，加强社会风化的改良。胡林翼认为，社会变乱的关键在于儒家的纲常礼教未得到广泛贯彻，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没有真正落实。胡林翼作为理学经世派代表人物，深谙理学意义之所在，他认为必须以居敬穷理尽心之功，为除暴安良之用。他每到一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扬理学的纲常伦理，团结乡绅士人，将理学视为维护社会秩序和调整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如他在贵州安顺知府任上，“采访节孝八百人”，史志载“安顺二百年有司详报节孝”，自胡林翼始。又如在湖北巡抚任上，前后十七次上疏奏请旌表殉难官绅士庶妇女人等约计不下四五万人，为当时各省所罕见。并在省内首创“节义局”作为专门的地方奖励机构，前后奖励人数以万计。胡林翼认为，表彰“节义”，“此事关系名教，湖北怨气不伸，亦由长官不以节义为重也，应即视为第一要件”，他不断要求地方官重视地方风化的改变：“原以忠义孝弟之士，及节孝贞烈妇女为天地正气，风化攸关，例准族表建祠，典至重也”。甚至对于不很合格的也要变通办理，以“成人之美”。他对那些只知腐化享乐的官员尤为痛恨：“夫贞烈有何格例，其愚诚所识，往往独行其是……又何惜此小费哉？”把倡导节义、教化人心，加强地方风化的改良作为地方守令的第一要政。在胡林翼接任鄂抚时，湖北一省曾惨经百般搜刮，民不聊生，饿殍遍地，但在胡之任内，却一改昔日贫困之象，成为当时中国风气最正，吏政最优，经济最为富强的省份，不能不说这与胡林翼加强“风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二）注重将领的理学修养，“讲明义理，以为教战之方”
求才取将是胡林翼军事思想中之大端。胡林翼认为：“为政之要，千条万缕，大纲必在得人”。凡“察吏、I饷、将兵，皆以得人为主”。因此，胡林翼极其注意网罗和驾驭人才，他在贵州担任知府时，就设想“若得广厦千间，假帑金一二万两，招致英俊，与之讲求方略”。出任湖北巡抚后，胡林翼又在武昌设立“储材馆”（后易名为“宝善堂”）。他十分重视军队将领的理学修养，要求将领能“讲明义理，以为教战之方”。他之强调为将者能“议道”方能“议兵”，很显然，就是要求营官部将等能完全按照他自己的理学经世思想来“武装”湘、楚军，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胡林翼把求才和控驭人才作为消弭祸乱隐患的重要手段，他说：“古来成事败事之人，必在尘埃草野之中，用之则为臣仆，弃之则为盗贼，其间操纵，间不容发”，“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桀之人预为驾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所以消天下之英杰于无形”B12。
胡林翼之求才首重气节。他说：“孔子立教，各举所知，周公之训，人无求备。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古今成大业之人，必以人才为根本。古今人才之要，必以气骨为根本。”在选择湘军将领方面，胡林翼认为，将才同样必须以气节为重，“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勇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且先逃，而心先摇，平时奉命唯谨，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至大矣”。B13胡林翼认为，那种文而近史，武而近侠的人物，都不是将才之选，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志向。即使如湘军大将李续宜，由于他好修饰，不喜朴鲁，胡林翼也不尽满意，曾认为他不能成为独当一面之帅才。
胡林翼认为求才须破资格。胡林翼说：“为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如“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举贡生监白丁皆可，不拘资格”。B14因此他认为求才须不拘一格，胡林翼说：“办事之才，取人之法，原无一定。有圣贤一路，有豪侠一路，立贤无方。古人所以不可几及。”关键在于使用人才时使“阴阳得位，优劣得所”，人尽其用。
胡林翼不但对将领讲明义理以教战事，同时对己要求甚严，进德勇猛，以此为属下将领作则。胡林翼出身翰林，科名早显，年轻时代由于自恃才智过人而狂放不羁，看不起任何人，经过一番挫折，到了中年以后，常感叹自己“闻道苦晚”于是“折节读书”，到晚年“维德日新，几乎哲圣”。清人陈康祺所撰《郎潜纪闻》，关于胡林翼勇猛进德，治经史有常课，与将领讲义理、论时务，其书就有较详细的记载。
（三）“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
胡林翼对于治乱安民，有句振聋发聩的名言：“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B15在胡林翼看来，为了大道大义、抑制人性中的邪恶，一些果决的谋划是十分必要的。他说：“至害马务在必去，始乱方生；我辈无安良法，唯有除暴。”B16又称：“治乱民如治乱丝，乱者必斩，不可姑息。”B17“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的胡林翼、曾国藩等湘军统帅深谙残酷手段的必要性，在治军与对敌方面均显示出与书生截然有别的冷酷：在长沙时之残酷镇压串子会；湘勇初创时杀金松龄以惩戒全军；攻克金陵后借韦俊叔侄的头颅以裁撤湘军等。妇人之仁是绝对办不了事情的，所谓“霹雳手段”，就是“乱世当用重典”、“快刀斩乱麻”，其手段之坚硬之残酷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曾国藩杀人不眨眼，人称“曾剃头”。关于治乱，堪称有术。他说：“今日疲弊疮痍之民，吾辈居官，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案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B18
用重法以治乱世，胡林翼与曾国藩并无二致。但在治理乱局、安定地方的细节上，胡林翼却有自己的主张。即能善分轻重缓急，强调因时因地因事以制宜。“治将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B19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胡林翼治乱，不问好杀不好杀，亦不计杀多与杀少，但问该杀不该杀。
按胡林翼该杀的标准，能逃过性命的造反者不多，他更不顾什么阴鸷报应之说，认为杀人是为乱世之必不可少的手段。只要居心仁爱，无可非议，他的“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即为“生道杀人”也。对待倡乱造反者不惜采用“霹雳手段”，对良善百姓则常怀“菩萨心肠”。只有以杀止杀，以暴易暴，方能制止动乱，救斯民于水火。他说：“事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既去，伏床痪，则法立知恩。”B20这就是胡林翼治乱安民之伦理。
三、军事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的本义是揭露和解决事物的矛盾。胡林翼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蕴涵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对于近世军事影响颇为深远。如主张以上制下，从大处着眼，舍小图大；主张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从不打无准备之战；重主客奇正，力求主动，稳中求变；以及重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等等。
（一）军事战略辩证法
战略作为筹划战争全局的方略，揭示了战略最本质的内涵。胡林翼作为湘军的“灵魂”，其军事思想的突出贡献，就是他对那个时期战争全局出色的筹划与指导。
一是制定了“力争上游”节节东下的战略决策。战争认识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能动的反映战争规律的实践活动过程。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战争谋划之前，而且存在于战争谋划之后。战争谋划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实施作战是认识的第二过程。历史上每一个高明的战略构想和战略行动，都无不闪现辩证思维的光辉。如汉楚相争时，刘邦被改封到汉中，初不欲就国，谋攻项羽，萧何进言曰：“汉水上应天汉。汉中，据有形胜，进可攻退可守，秦以之有天下。”。刘邦于是采纳萧何建议，屈就汉王封号，招贤纳士以图天下，同时确定了收用巴蜀，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的方略。又如诸葛亮的“隆中对”，他所提出的战略计划是：“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两个战略计划虽然简约，但都包含了战略企图、战略布势、决战方向和时机等内容。这些战略谋划都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在审察机势上，胡林翼把研究地理形势作为决胜运筹的“第一要义”，他说：“兵事不在性急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比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B21平定太平天国是胡林翼一生的主要事活动，根据长江中下游的战略地理特点，他制定了“力争上游”节节东下的战略决策，提出“以水道为纲”，把水师作战作为重要战略手段。他根据此要义，制定了先取湖北，尔后循江而下，逐一攻取九江、安庆等沿江重镇，最后夺取金陵的对付太平军的作战战略方针，其后湘军正是按此战略方针取得了剿灭太平军的节节胜利。胡林翼分析，湖北居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必先夺取湖北，和湖南连接一起，将两湖据为根本，成为湘军牢固的后方基地。因此，控制了湖北就实现了战略方针的第一步，这也是举足轻重的第一步。九江“西挹武昌，东引皖口，襟带中流，实吴楚之腰膂”，只有攻取九江，才能保障武汉的安全，控制江西门户，打通长江水道，为沿江东下的作战创造有利的条件。“安庆为长江上下之关键”，“皖省地居水陆要冲”，不进图安庆而控制皖省，赣省就不能安枕无忧，鄂省乃至两湖就不能确保，金陵亦将永无克服之日。为此，占安庆以图皖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战役。
根据胡林翼所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湘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机，于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攻取武汉，进而控制了湖北各州县。其后又于第二年（1857）初东征九江，兵围九江达十六月之久，终于在咸丰八年（1858）五月攻占九江。同年八月湘军兵进安庆，不料李续宾贪功冒进，惨败三河。胡林翼意识到湘军“率意轻进，后患无穷”，遂与曾国藩等拟定“四路图皖”之策，即南面二路沿江而下，由宿松、石碑以规安庆，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面二路循山而进，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湘军于咸丰九年（1859）底发起太湖战役，取得胜利后继而围攻安庆，终在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占领安庆，为最后夺取金陵奠定了基础。安庆之役，曾国藩等无不把首功归于胡林翼。
胡林翼认为，“兵乃贵审地势也”。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略上，胡林翼根据长江中下游的地理形势而提出，“必须首先攻克武汉、九江等上游战略要点，争取战略主动权，然后蓄养力量，各个击破”。在兵事与地理的关系上，胡林翼之论述确有许多可资鉴取之处。如在皖北战场，他认为，必须将巢湖以南州县克复，然后才能谋取巢湖以北。他判断，太平军西征军即使能分支从江南进入两湖，但远绕南昌进入两湖“其势困难”，这种判断是非常有见地的，所以在皖北战场，胡林翼分兵四路，先渐次克复巢湖之南的宿松、太湖、望江、怀宁、桐城、吴山、霍山、潜山，然后屯兵桐城、六安，以取庐州，“巢湖以南，必须努力，此天地自然之界限，即行军自然之次弟”。胡林翼还反复告诫湖北将领金国琛等人，要善于学续宜善于观察地形的作风，要求“先一日二日安扎老营之时，亲同明白营官四周围审视一次，必可得破贼之要领”。
二是贯彻以“全军、杀敌为上，得城池、土地次之”的战略指导思想。在战略指导上，胡林翼亦是主张以主待客，以守为攻，充分体现了力求主动，注重主客奇正的辩证思想。他说，兵事以全军、杀敌为上，得城池、土地次之，攻坚损伤精锐，士气不振，非至谋。在与兵力占优势的太平军作战，只有“择险设防”，“深沟厚垒，静以待之，整以御之”B22，才能有效地进行防御。他一再告戒部下，不要强攻坚城，从“城下仰攻，我动彼静，我劳彼逸”B23，容易丧失主动，以血肉之躯与炮石相抗，只会损伤精锐，影响士气。只有深沟厚垒，“先求稳固不败，然后相机防剿”，B24才能减少伤亡，争取主动。胡林翼始终贯彻“稳守稳打”的作战指导思想，他的慎战思想以一贯之。他认为：“军旅之事，谨慎为先。”B25其核心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歼灭敌方的有生力量。他在总结李续宾兵陷三河而全军覆灭的教训和在太湖战役中在歼灭大量太平军进而攻取太湖、潜山的经验，提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的作战原则，B26主张不计城池得失，不打盲目和莽撞之战。他强调见机审势，不轻举妄动，“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有所济，必有所舍，乃有所全”。B27他还特别强调指出：“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B28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的评语说：“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B29
胡林翼认为，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必须集中兵力击退或大量杀伤敌人。他说：“鄙人之意，向以并力为主，不愿零星分散，致使一事无成。”B30咸丰九年（1859）初，石达开兵进湖南，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必须“专意集兵，慎勿分防”，若处处设防，即使有十万精兵，也难收尺寸之功。咸丰十一年（1861）的安庆战役时，他对担负驰援湖北任务的李续宾说，太平军分六七路来进攻，只可用一二路去对付，绝不能分散兵力。在处理兵力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他主张“先期合力，必求其厚”，“临阵分枝，不嫌其散”。B31其思想的精髓之处就是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在具体部署上各部队可有详细的分工。胡林翼这种“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之法，被蔡锷称为“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B32。
（二）战术辩证法
关于战术辩证法的思想散见古今中外的军事论著中。中国的古典兵学中的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都是战术辩证法的体现。胡林翼的战术辩证法，主要反映在他强调的“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战术原则和“围城打援，先打援敌，再攻守敌”的战术方针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战术原则。在战争中，如何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这是军事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战争指导的关键。战争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同时又是一个客观过程。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贯彻全过程的最重要的战术原则就是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也是一条理学原则，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B33。胡林翼在咸丰五年（1855）初，曾因力攻武汉，而导致四月和八月的金口、L山兵溃，但他很快认识到“两月攻坚城为失算”的蛮攻死拼错误，于是对武汉采取“长堑围困之计”，最终夺取了武汉。后在皖北战场他反复告诫湘军将领，“只要‘不攻坚’三字悬之戒律之中，便是上策”，B34务必做到不攻坚，不破垒，要吸取李m宾兵败三河的教训，锻炼湘军“愈老愈坚”的本领。胡林翼认为战斗靠的是勇气，“当以节宜蓄养，提振在先”B35，“若蓄势审机，驻兵于贼所必争之地，使贼欲不战而不可得，则一年半载之后，城邑可复，是似迟而实速也”B36。针对猛将鲍超酷好攻坚，胡林翼反复教示他一定要坚忍以待，“兵不可以力争，贵审势而扼其要，战不可以勇士，必择利而蹈其瑕，宜虚心讲求，不容孟浪”B37。
胡林翼强调的“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战术原则，符合中国古典兵学的致敌之法。《孙子兵法》亦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又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兵书论敌，此为论势，则其旨非择地以待敌，而在以简驭繁，以不变应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孙膑于马陵道之伏击庞涓，李牧之守雁门，久而不战，而实备之，战而大破匈奴都是此例，业已证明调敌就范，以逸待劳，是“无有而不胜”。“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精髓就在于善于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胡林翼在战役指挥上强调攻城略地，以静制动。较突出的还有预留预备队的思想。他力主在集中兵力的同时，要手中握有一支强大的预备队，每战预留一大支兵力于空闲之处，以为应变之兵，待他路之敌露出端倪，然后可突起而攻之。另外，他说攻城略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预备队也可起到生力军的作用。
二是强调“围城打援，先打援敌，再攻守敌”的战术方针。胡林翼运用这种战术方针，在皖省战役的指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咸丰九年（1859）底的太湖战役发起，胡林翼就明确指示必须以打援为重点，在兵力的部署上，“以一处合围以致贼，其余尽作战兵、援兵、雕剿之兵”B38，令战斗力较强的多隆阿部和鲍超部担负打援任务，并说只要击败“援贼”，就不难攻破“城贼”。由于部署周密，各部湘军密切配合，在大量歼灭和击退太平军的援军之后，终于在第二年（1860）春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太湖和潜山二城。安庆之战，湘军也是坚守营垒，围城打援，长期围困安庆一年有余，太平军陈玉成、洪仁\、林绍璋等部十余万人前来解围，都被湘军一一击败安庆之围未解，解围之军先溃，安庆终落于湘军之手。可以说，安庆之役是胡林翼创造的围城打援的一个著名战例。与这种战术相配合，胡林翼还主张使用“雕剿”之策，先扫清周围城镇据点，再攻主要城池，这被湘军称为“先剪枝叶，后图本根”。
胡林翼在总体战略布置上很注重“剪除枝叶”的工作，可以积小胜为大胜，达到消灭太平军有生力量的目的。为了克复天京，湘军首先定下了攻占武汉、九江、安庆的战略策略。咸丰十年（1860），湘军为了攻打安庆，先派兵四路进攻皖北，扫清桐城、舒城、庐州等之敌，控制长江江面，使安庆成为一座孤城。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克安庆之后，又兵分三路分别向浙江、苏州、常州和金陵方向进攻，等之敌人消灭殆尽，再一举合围天京。从同治元年（1862）形成对天京的战略包围到同治三年（1864）攻陷金陵的几年中，湘军都没有急于进攻，而是着力做好“剪除枝叶”的工作，最后使天京顷刻陷落。
（三）人与武器的辩证法
作为战争观的重要内容，人与武器关系的理论是一个极富辩证关系的军事学命题。人与武器的辩证思想，主要是主体对于军事领域中的人和武器的总的看法、认识和态度，实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价值观，是一种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属于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在传统军事思想和作战指导中，“兵以义动，仁者无敌”成为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这不但规定了人与武器的内容，也定位了人与武器在中国传统制胜观中的地位。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这个模式始终保持原貌而没有丝毫松动。鸦片战争炮声的震撼，使传统的军事思想及武器受到了激烈的冲击和挑战。军事人才的标准开始被迫赋予了新的内容，器械不再是奇技淫巧，武器装备越来越成为战争胜负重要的因素。长期受传统兵学思想的影响，胡林翼在审视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上与曾国藩等湘军统帅有许多相似之处。胡林翼较为重视人在战争中的地位，他将之总结为“兵事以人才为根本”。胡林翼认为，军队由将领和士兵共同组成，在他建军思想中选将募兵自然是最主要内容。他要求将领必须是“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B39，士兵最好必须是具有“诚朴忠义之气”的乡农。对将领、士兵对武器装备掌握能力似乎要求不高，在人和武器思想上，还是偏重中人的一面。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当时的湘军与太平天国敌对的双方已对武器的依赖和要求越来越高，谁拥有充足优良的武器，谁就拥有更多的制胜希望。因此，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加强己方的武器装备建设。于是武器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并对传统思想中的人的地位构成冲击之势。值得重视的是，受魏源等“师夷长技”观念的感染，虽未踏入洋务运动门槛的胡林翼，在重视人的同时也开始非常重视武器，而且胡林翼在武器的运用上十分有研究。他通过对冷热兵器的分析，制定出一套有效的二者结合的方案。如他对船炮就十分看重，并看作是战胜太平军的主要资本，他说道：“慎守船炮，毋许资贼，致贻祸根。”B40因此胡林翼在军事行动中十分注重武器对军队的装配，并且十分重视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的得失消长，并以此作为双方的战斗实力的对比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说到底就是将其作为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胡林翼在军事技术思想上，尤为重视合理使用兵器，主张必须增大水师炮位模范。但针对部分人对大炮的过于青睐，他则提出了“铜炮宜于守城，宜于水师，不宜于步兵”的见解。
胡林翼的人与武器的辩证思想还反映在别有新意的军事训练上。他把军事训练分为“练心”和“练技”，“练心”就是对部队进行精神教育，训练官兵的志气、品德和意志；“练技”就是训练部队掌握武器、使用武器的军事技能，包括战法阵法，冷兵器使用武艺和火器掌握的技术等。胡林翼早在指挥湘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就特别重视洋枪洋炮在战争中的作用，屡屡花巨资购进先进武器装备湘军，成为湘军以少胜多的保证。胡林翼闭口不谈洋务，不是他的内心深处真实思想的呈现。他于离世之前，曾策马于长江边，见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洋人的骄横气焰以及先进的军事技术，加深了胡林翼的忧虑恐惧，其后曾、左等人对洋务大力推行，自然也有他的遗愿在内，只不过他已经没有机会实施了。
胡林翼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再度成为兵家关注的重点，催化了洋务运动的出现，并将人与武器思想的发展推上快车道。其后尤其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使得人与武器思想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随后人与武器q证法的系统论述打下了基础。
【 注 释 】
①②梅英杰：《胡林翼年谱》，载《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01、307页。
③俞樾：《读史岳略续编・序》，《胡林翼全集》（五），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页。
④《清代七百名人传・胡林翼》，中国书店1984年版。
⑤⑥《胡林翼全集・书牍》，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出版，卷15，第35页。
⑦B13B14B15B19B20B28B29B32B39 蔡锷：《胡治兵语录》，徐子宏、薛学共：《中国兵书十种》，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45、444、462、463、462―463、477、479、479、444页。
⑧⑨《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64、2172页。
⑩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45―146页。
B11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页。
B12沈浩然：《足本胡林翼全集》，上海大同书局民国25年刊印，第五册第33页。
B16B17B34《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74―675、948、181页。。
B18《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7页。
B21B22B23B24B25B27B30B31B38《胡林翼全集・批札》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卷14第18页，卷36第139页，卷12第147页，卷34第104页，卷1第11页，卷30第58页，卷28第27页，卷71第10页，卷11第126页，卷11第28页。
B26B35B36《胡林翼全集・书牍》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卷15第92页，卷10第116页。
B33朱熹：《大学章句集注》第3页，《四书五经》上册。
B37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2页。
胡思乱想的日子范文6
1971年，刘亚舟夫妻在没有办理正规领养手续的前提下，从农家抱养了三个月大的男孩。1991年，张因股骨头摔断，手术后生活无法自理。
都说养儿防老，但刘亚舟夫妇却没有这个福气。1998年，养子的两个亲兄弟突然来认亲……养子走后，老两口身体越来越差，尤其是刘亚舟照顾老伴和做家务越来越力不从心。身心憔悴的刘亚舟陆续请了几个保姆进家，可因是伺候瘫痪老人，总是干不长。
一天，刘亚舟的学生得知老师和师母生活的窘境，帮他出了个主意：让他们夫妻俩离婚―目的是救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张同意了。
2005年6月5日，区民政局受理了这桩奇特的协议离婚，工作人员浏览离婚协议内容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只见双方约定：离婚不离家，财产不分割，离婚后女方由男方照顾；男方可以再婚，重新组建一个三人家庭；男方再婚后，如后妻愿意配合男方照顾前妻，双方的房子等财产由后妻继承。在离婚协议上，双方一再申明，此举是为了挽救家庭的无奈之举……这件奇特的离婚震惊了区民政局，局里特意为此召开办公会讨论，从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关怀角度出发，最后决定同意，并在这份离婚协议上郑重地盖上了公章！
刘亚舟和老伴离婚之后，在媒体上登出了征婚启事。也许是冥冥之中的这份良苦用心感动上苍，一段姻缘不期而至。应征者是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的胡娇月。离婚后的胡娇月，独自艰难打工供养孩子，对温馨家庭港湾的向往日益迫切。无意中看到刘亚舟的征婚启事，她特别感动的是刘亚舟对前妻那不舍不弃、负责到底的态度。于是，她拨通了对方的电话……胡娇月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刘亚舟的家：两居室墙角布满蜘蛛网，厨房、卫生间器具凌乱堆放，一股怪味直冲鼻子，一个脸色发白、目光呆滞的老妪瘫痪在床。善良的胡娇月心底泛起了柔柔的疼，一种强烈的帮扶欲迅速占据心头……
让刘亚舟意外的是，张对胡娇月没有丝毫的反感，不一会儿俩人就聊起了家常。等胡娇月收拾完脏乱的家，饭都没顾上吃就告别后，张脱口而出：“这个人真不错，就是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