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外乡人范文1
事实上，城乡一体化是城市与乡村两个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4]，因此其发展必将涉及特定地域范围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重庆市作为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近年来发展较快，特别是其都市区域有着更为有利的地理空间优势，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将有助于打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格局。另外，重庆都市区在自然地理环境、城市空间结构、经济空间布局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就相应问题进行分析，探寻适宜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不仅具有实践上的针对性，也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意义。
1 重庆都市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
重庆都市区包括城市中心及周边共9个行政区5473km[2]范围，人口约500万。都市区由内往外大致可划分为3个层次(如图1)：一是核心区，指城市中心区域12个组团约713km[2]范围；二是主城区，由核心区12个组团和11个组团共同构成，面积约2616km[2]；三是都市区，即包括9个行政区的全部范围。与地区相比，都市区经济发展较快，生产力水平具有一定基础，随着城乡交流日趋紧密，该区域已具备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条件，但从当前现实状况看，仍存在一定问题。
附图
图1 重庆都市区空间结构
Fig.1 Spatial Structure of Chongqing City
1. 1 都市核心区产业过度集中与产业空间协调均衡发展相互背离
都市区在产业空间分布上存在二、三产业过度集中于城市核心区的现象，特别是工业，在主城核心区12个组团内仍大量存在。一些企业不仅占据了核心区发展第三产业的有利空间，而且存在环境污染和影响居民生活等问题。重庆主城区空间曾经历过几次大的变动，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对都市区延伸形成阻隔，以及政府过于关注加速中心城区发展，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其中，所以相关产业疏散一直较为迟缓，造成当前中心城区产业过于单一和薄弱的客观现实(以农业为主)，阻碍了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产业空间一体化的均衡发展。
1. 2 城市空间结构面临调整和优化
按照1996年《重庆市总体规划》，都市区现已初步形成“有机分散、分片集中”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但由于开发建设过快以及规划管理薄弱等因素影响，当前都市区空间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一，在城市空间扩展上，出现了无序“蔓延”趋势。部分区域的组团之间相互粘结，组团结构已有所破坏，从而使城乡一体化的空间发展陷入新的矛盾。其二，组团发展不均衡，除个别组团外，规模大多较小，发展缓慢，对农村的带动能力不足，因此有待重新整合。城市空间是产业空间调整的直接载体，为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都市区城市空间将面临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1. 3 城市边缘区与小城镇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
城市边缘区和小城镇是较为独特的两种空间类型，由于它们是城乡之间的融合地带和过渡性节点，所以最具动态性，同时对促进城乡互动、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城市边缘与小城镇最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产业上由于缺乏与核心区的密切联系和一体化配置，造成当前这类区域产业特色不够鲜明，产业趋同明显；二是由于这类区域城市化进程较快，导致城市发展同土地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三是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城市边缘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各类生产和生活设施还很不完善，严重影响了核心区与乡村的均衡发展，因此亟待以城乡统筹的思维加以解决。
从总体上看，目前都市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水平还处在一个较低层次，要通过产业空间调整、城市空间优化、加强重点区域建设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需要确立城乡统筹的思维，采取全方位举措，加快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2 都市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2. 1 城乡一体化的经济支撑较为薄弱
近年来，重庆都市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但作为城乡一体化的推动性因素，其经济支撑仍有待巩固，这突出表现在核心区经济的薄弱性上。首先，在产业空间分布上，由于都市核心区产业过度集聚，从而削弱了空间的增长动力；其次，从核心区空间的内生发展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内部产生了大量的乡镇工业，但大多属于初级层次，所以都市区乡村工业化程度较低。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地区农业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广阔，是典型的都市现代农业特征，但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其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低，制约了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国内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表明，推进城乡一体化有赖于经济作为先导，所以当前核心区区域的经济弱势问题有待解决。
2. 2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与制度尚待完善
从当前实际情况看，都市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制度保障尚未健全，缺乏对城乡一体化推进具有促进作用的引导性政策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事实上，都市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将涉及产业空间调整、城市空间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它方面的很多内容，各项活动的有序进行与加速推进，都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所以当前政策供给的相对不足对都市区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了一定制约。另外，都市区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推进，也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对于当前最为突出的农村土地、社会保障、投融资体制等问题迫切需要制度创新。
都是外乡人范文2
异乡人奔出楼道才发现不仅他们小区，整个城市、整个天空都回响着警报声。异乡人大惊，奔到一个打伞的男子面前问：“请问先生，出什么事了？”
那人说：“出事？没什么事啊。”
异乡人指着天空说：“你听。”
那人说：“听什么？”
异乡人说：“警报。”
那人说：“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那人收了伞便钻进楼道。
异乡人向南奔，奔到路边的杂货店，问正在看电视的老头：“请问先生，出什么事了？”
老头说：“没什么事啊。”
异乡人指着路边的摩托车说：“那它们为什么叫？”
老头说：“不知道。”
异乡人说：“奇怪，怎么会不知道？”
异乡人盯着一辆正在歇斯底里地叫喊的摩托车看了半天，不明白它为什么叫。异乡人用手碰了一下摩托车的车把，摩托车“哇哇哇”叫得更凶了。异乡人一惊，赶紧缩回手，向北奔去。
异乡人敲响了梅湘亭家的门。
梅湘亭打开门说：“什么事？什么事？”
异乡人说：“出事了，到处是警报声。”
梅湘亭说：“我还当什么事呢！”
异乡人指着路边的摩托车说：“它们为什么叫？”
梅湘亭说：“报警啊。”
异乡人说：“我知道报警，可它们报什么警呢？报了警为什么没人理呢？”
梅湘亭说：“报盗窃警啊。这些车都装有防盗报警器，如果有人偷车，报警器就会响啊。”
“可是没人偷车啊，它们为什么叫呢？而且不是一辆车叫，所有的车都在叫。”异乡人指指天空，“你听，到处是警报声，像空袭警报，很恐怖。更奇怪的是，所有的人都充耳不闻，像没听见似的。”
梅湘亭说：“听我慢慢说。老式的报警器是触摸式的，你必须碰到车子，报警器才会叫。后来厂家又推出什么声控报警器、传感报警器、无线报警器，这些报警器，不要说碰车子了，只要你在车子旁边发出一点儿声音，它们都会叫。”
异乡人说：“有这么先进？”
梅湘亭说：“可自从用了先进的报警器，被偷的车子反而更多了。”
异乡人说：“为什么？”
梅湘亭说：“以前的触摸式报警器，一报警，车主就会立刻奔过去，即使车主不去，周围人也会很警惕。自从装了先进的报警器，过路车按一下喇叭它们会叫，有人咳嗽一下它们也会叫。你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报警，不知道它们是真报警还是假报警，所以现在车主也好，路人也好，再也不把那警报声当回事了――你也无法把它当回事，而小偷却越来越大胆了。现在的情况是，被偷的车越多，报警器就越先进；报警器越先进，人对警报声就越麻木；人越麻木，车就越容易被偷。”
异乡人说：“是这样的。”
梅湘亭说：“更荒唐的是，现在不仅轿车、摩托车、电动车装了报警器，连三轮车、自行车都装报警器，而且这些报警器都是高响度的，据说最远能传到300米外。一辆车叫，会带动周围的车叫。碰到打雷、放炮仗，整个城市的车都会叫，叫到声音发哑，叫到电瓶都烧坏了。响雷还不常有，但炮仗天天有人放。开业放、结婚放、死人放、搬家放、生日放、满月放……一放炮仗就满城都是警报声。”
异乡人说：“可是现在没有响雷，也没人放炮仗啊。”
梅湘亭说：“现在有厂家研制出了更先进的红外光电报警器，连下雨都会报警。”
异乡人说：“雨不停，它们就不停地叫？”
梅湘亭说：“下通宵，它们就叫通宵。下三天，它们就叫三天。”
异乡人说：“那不得把人烦死？”
都是外乡人范文3
本文试图从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开始切入，就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作用，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乡镇财政的规范化
客观而言，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和管理。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收入基本上由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三部分组成，“国家预算内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屠宰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契税和其他收入。国家预算外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经费附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一些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公用事业附加。自筹资金部分，包括乡（镇）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自筹收入，但不得随意摊派”。其收入分别纳入各自的支出范围。
过去的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主要发生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尤其是自筹资金一块更是难以控制。迄今为止，谁也无法对自筹资金和预算外收入进行比较全面的统计，甚至其中有许多收入根本就没有进入乡镇财政收入的帐户。由于它的非规范性，一些研究者将乡镇财政的自筹资金收入称之为“非正规收入”、“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有的则将其与预算外收入一起称作“非预算收入”（off-budgetrevenue）。从少数个案分析来看，樊纲认为，1994年，“非规范收入”平均相当于地方预算内收入的30%（占全部地方公共收入的23.1%）。根据谭秋成的研究，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是逐渐递增的，1986年还只有11.83%，1992年增至28.54%，1996年则上升到35.42%。
一般来说，纯农业地区的乡镇“非规范性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少（30%左右），其来源主要是乡镇统筹、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等收入，基本上是从农民头上直接征收的；而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及市郊乡镇的“非规范性收入”所占比重则畸高（一般都在60%以上，甚至达到90%以上），是这类乡镇财政收入的“大头”，其来源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剩余上交、土地征用收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农民负担问题突出表现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基本上以农业收入为主，以农业税收为主体的预算内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在非预算部分“动脑筋”，但是由于在非农领域缺乏征收空间，其非预算收入惟有从农民头上征收之一途了。随着人员和机构的增加、各种达标升级活动的开展和政绩（面子）工程的建设，乡镇公共开支逐年上升，农民负担也便随之累年加重，乡村干群冲突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情势所迫，就不得不进行农村的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国家政策内的收费并入农业税收之中合并征收，将乡镇的非预算收入、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这一制度设计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简便征收，二是遏止农民的税外负担，三是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及其管理。例如：安徽省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增加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全部作为乡镇固定收入”，同时“将乡镇职能机构的支出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列入乡镇预算支出（国家明文规定上划的除外），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以及乡级道路建设支出等五项事业支出纳入乡镇预算支出范围”。这样一来，乡镇财政收入和支出就只有预算一块，不再存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其中，乡镇财政的收入范围调整为：乡镇范围内组织征收的增值税（1/4留存乡镇财政）、地方工商各税、企业所得税、农业四税、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支出范围包括：乡镇组织正常运转的支出和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公共设施维护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实际上是由这样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财政收入部分，这部分以农业四税为主体，除此以外还有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留存部分。以下是笔者调查的三个乡镇的财政收入结构（表1），它基本反映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收入的大致状况：
表12001年安徽省三个乡镇财政收入结构情况（万元）
S镇G乡T镇
1、财政税收44.6103.933.6
其中：农业税及特产税39.8100.321.0
2、地税收入52.620.0144.9
3、国税收入37.0（其中3/4上交）20.0（其中3/4上交）36.6（其中3/4上交）
注：S镇是农业型山区镇，人均土地只有0.4亩；G乡是农业型畈区乡，人均土地约1亩；T镇地处旅游区，虽然人均土地不足0.4亩，但是其旅游服务业较为发达，镇财政收入的支柱是地方工商税收。
资料来源：2002年4月24日、5月16-18日田野调查
在乡镇财政收支规范化的同时，乡镇的收支结构也被模式化了。换言之，在堵住乡镇财政收支的疏漏的同时，也给乡镇财政套上“紧箍圈”，乡镇财政的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尤其是农业型乡镇，基本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增收途径可言??有些乡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为了使财政收入不留太大缺口，又不能冒违背政策之险将农业税率调到上限7%以上，只得在农业税应税土地面积和常产上做文章（个别山区乡镇常产竟然调到700公斤以上），即便如此亦是非常有限的??仅农业税而言，一旦按照新的税率调整以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了。而地税和国税收入，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将面临巨大的收支平衡压力。
二、乡镇财政缺口：个案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2000年），安徽省农业两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附加是37.61亿元，比改革前49.25亿元（包括改革前的农业税、特产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费）减少11.64亿元，再加上被取消的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5.26，全省乡村两级政策内减少财力就达16.90亿元。其中，乡镇财政减收13.9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减少收入75.46万元（可参考表2）。
表2S镇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收入政策性增减因素对比情况（万元）
改革前（1997年）改革后（2000年）政策性增减收入
农业税25.8236.79+10.97
乡镇统筹（含教育集资）49.03?-49.03
屠宰税5.96?-5.96
合计80.8136.79-44.02
注：S镇地处皖西南，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负担就相对较轻，因此政策性增减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虽然目前的转移支付填补了乡镇85%的政策内减收，但是，在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除了政策内的收入以外，还有政策外的收入（即“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政策外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安徽省北部地区政策外收入较高，南部地区较低（从S镇财政政策内减收与全省乡镇平均减收差距可以反映出来）。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财政的政策外收入，因此，安徽省乡镇实际减少收入远远大于75.46万元。
乡镇财政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难保收支平衡，其收支缺口主要依赖“非规范收入”（制度外收入）弥补。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非规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内的减收，乡镇财政势必留下较大的资金缺口。例如，改革之后，皖北濉溪县祁集镇农业税正税收入343万元，地税和国税收入20万元，合计财政收入363万元，而支出人员工资409万元，民政优抚30万元，计划生育23万元，工作经费40万元，至少需要360万元，收支相差132万元。皖中定远县张桥镇改革前总收入307万元（其中政策性收入266万元），改革后只有162万元，减少收入145万元（其中政策内减收104万元），减幅达47.23%。2000年该镇财政收支缺口大约是30万元。又如皖南的G乡，改革前（1998年）农业税和特产税收入65.3万元，乡统筹67.1万元，国税收入22万元，地税收入（含工商营业税、企业资源税、屠宰税和外出务工经商所得税等）59万元，实际可用财力为196.9万元，改革后（2001年）农业税99万元，农业特产税1.3万元，土地有偿收入2.5万元，企业管理费1万元，其他收入0.2万元，国税收入20万元，地税收入20万元，实际可用收入128.9万元，减少收入68万元，加上转移支付和结算等收入，2001年该乡实际财政赤字30万元。
另外，还有乡镇财政的负债问题。据安徽省财政部门的调查，全省乡镇一级财政负债平均达300多万元。乡镇举债的绝大部分是前几年农村基础教育达标和发展乡镇企业引起的。尽管这些债务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已发生，并非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但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乡镇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结构及其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的刚性约束，这些改革前留下的乡镇债务问题就没有消解的希望，原本失衡的乡镇财政，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债务重担，启能支撑多久？！
三、乡村公共品、农民负担与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这场改革的矛头似乎主要对准乡镇政府，因为在一般人眼中，乡镇政府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国家的政策始终是好的，如果乡镇政府严格按国家的政策行事，就不存在所谓的农民负担问题。实际的情形好象也是如此，往往是乡镇政府在政策之外添列了不少农民负担的名目，并且是乡镇政府直接到农户家里强行征收，由此造成的干群冲突也集中在乡镇一级，乡镇政府往往是农民上访、控告的主要对象。日益恶化的农民负担问题和逐渐升级的乡村干群冲突，不但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危及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统治权威。
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目的，就是重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权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分配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调整，毋宁说是国家在农村社会基层政权重建（statere-building）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能否取得实际的效果，后文将继续讨论）。这种努力，主要是通过这样两个途径达成的：一是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费项目，将另一些收费项目并入农业税收中合并征收，从而将农民负担降低并控制（或固定）在某一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农民由于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实惠）对“国家”增进了信任和拥护；二是取消乡镇财政的非预算收入，将乡镇财政的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在随后的改革中，又将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归县财政统一发放，并对乡镇财政实行“零户统管”。这些措施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说白了就是规范和约束乡镇政府的行为，以免他们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
总而言之，乡镇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不但农民对他愤懑，“国家”也不信任他。甚至，在个别地方（如陕西省）还撤销了乡镇财政，认为乡镇财政是乡镇政府腐败的温床；不少学者也主张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在他们认为，撤销乡镇财政、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治理农民负担问题（他们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短期的治标之举），而且还可以渐臻理想的乡村自治之境。
固然，乡镇政府在农民负担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进一步从财税体制、县乡政权的结构关系等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乡镇政府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从财政上而言，县乡之间始终是一种事实上的“财政承包体制”。这种承包制由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下级政府始终处在被动、服从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它始终是有利于上级政府，以保证上级政府收支为基本前提。其结果是“乡镇财政高比例的收入上解和返还补贴”，缺乏财政自的乡镇政府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不得不在制度外“另辟蹊径”谋求资金收入。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地处城市郊区的乡镇，这些制度外收入可以从乡镇企业剩余或土地收益中获得；而在广大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地区，乡镇的这些收入就只能在农民头上直接征收，这样就必然形成“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的现象。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县乡之间财政承包体制的偏重倾向。鲍尔认为：“中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把国家流转类税收和对利润所征税收在中央、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分享，再辅之以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有条件的专项拨款的体制。最终进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地方税收收入取决于中央确定的税基、税率、税收征管、地方政府的收入任务和收入分享公式。”尽管这种税制改革的初衷主要是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的局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整体调控能力（包括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做法却被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所广泛效仿，其结果必然是财力自下而上逐级向上集中。更糟糕的却是，分税制改革仅仅停留在税收和财政层面上，没有适时进行相应的政治分权改革（即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以至最终形成财力日益向上集中，事权却逐级下移的局面。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无巨细最终都会落在乡镇政府身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9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乡村干群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而且，这种偏重的财税体制是与县乡之间既存的政治结构、人事制度等耦合在一起的，从而在体制上进一步削弱了乡镇对县的谈判能力，以至上级政府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绝对的政治权力随意平调乡镇的财政资源。结果往往是乡镇超收不能多得，减收却依然保持较高的上缴基数不变。由于体制内的乡镇财政自主性（或独立性）阙如，严重束缚了乡镇财政的正常建设和健康发展，迫使乡镇政府摆脱制度内财政的规范（和非规范）的束缚而另辟财源，从而激励并加剧了他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最终形成乡镇制度内财政与制度外财政畸轻畸重的异常结构关系。乡镇政府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必然转化为农民负担问题。
但是，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制度外财政在乡村公共品产出（publicoutput）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甚至直接参与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去（如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具有鲜明的建设性特征（这一点不应忽视）。在乡村公共品的供给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改造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地，乡村教育支出约占乡镇公共支出的50-70%。乡村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社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裨益。乡镇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具有溢出效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quasi-publicgood）生产投资应该按其实际的受益情况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承担。然而，在过去这些投资几乎完全或绝大部分由乡镇政府承担。除此以外，乡镇政府还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承担的部分事务，如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和部分农业生产支出等。民兵训练和优抚是为了增强国防，属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计划生育也是国家的根本国策，并不反映农民的偏好。然而，实际的情形往往却是“上级政府请客，乡镇政府出钱”。诚如樊纲所言，“所谓‘非规范收入’，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在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的情况下，人们自发地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处于‘草创’阶段的体制创新”。
从整体上而言，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还与我国的“二元财政结构”不无关系。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的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和供给），甚至还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如住房、养老和失业等）囊括其内；但是，对农村的公共品生产却较少投资，即便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也由农民负担（除了直接的税费负担外，还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的间接负担），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的财政结构。在这种二元财政结构下，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的公共品，就不得不在体制外寻找途径。
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就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如果不加重农民负担，就不能生产、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满足广大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两难之中，乡镇政府面临着双重的合法性挑战：一方面，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人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生产和供给最起码的乡村公共品，乡镇政府的存在价值就被置疑；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生产和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而加重农民负担超出了农民接受的界限，乡镇政府的合法性同样会大打折扣。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同时却又将乡镇政府推向了另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由于他受财力所限和规范化财政的刚性束缚，他不可能有效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而满足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危机正在悄然来临；事实上，也难以预料这种合法性危机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将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后果！
四、依附性、官僚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农村税费改革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后果，将是进一步加重乡镇政府对县级政权乃至国家（state）的依附性。
事实上，乡镇政府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级完备（或完全）的政权组织：一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能。诚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乡镇政府名为一级政权，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根本无法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缺乏应有的权威、效能和社会凝聚力。……通过（县级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瓜分和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侵夺了乡镇必要的自，使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政府的大部分政权化为乌有”。二是自主性阙如的乡镇财政制约了乡镇政府的实际“作为”。如前所述，在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镇财政实际上依附于县财政，它并非责权统一的一级实体财政。而且，乡镇财政一般都是实行双重领导制，乡镇财政组织名义上属于乡镇政府，但其人事权和主要业务则由县级财政部门掌握。三是乡镇政府缺乏应有的人事权和行政执法权。乡镇政府的人事考核、政绩评定、职务升迁等基本上掌握在上级组织部门手中。而乡镇政府的行政执法权（如公安、司法、计划生育执法权等）大多也是直接或间接掌控在上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手中。通过这些体制性设计，使乡镇政府沦为县政府的附庸或事实上的派出机构。
农村税费改革则会进一步剥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由于存在制度外财政，至少具有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乡镇制度外财政的存在及其扩张，实际上是乡镇政府自主性要求的一种异态反映。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取消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将乡镇财政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之中，这就意味着乡镇政府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也将完全丧失。
正如本文首先所阐述的，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乡镇财政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则是乡镇财政面临严重的收支缺口和债务压力。在规范化财政的约束下，乡镇政府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就只能仰赖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从而加重了他对上级政府乃至国家的依赖性。乡镇政府对国家依附性的累积，将对整个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乡镇政府将会进一步“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官僚化”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statemaking）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各种国家政权都试图在县以下设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权组织，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是，其中不少尝试和努力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即使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乡镇政权也未完全实现“官僚化”，以至国家不得不通过诸如“三反”、“四清”等经常性政治运动来清除“异己”分子，确保国家意志在农村基层的顺畅贯彻。这种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和公民权的基层政治制度最后终于被历史所抛弃。随之而来的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基层政治民主的扩大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规范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以及国家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乡镇财政将被完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之中，乡镇政府势必因此而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元件”。
或许有人会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理所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实际的情形却不尽然：首先，乡镇政府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出身农村，他们的父辈、亲人都是农民，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的交往中，他们都与农民结成了纷繁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与其上的各级政府的“官僚”并不相同??他们往往会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或保留、或变通、或阻挠执行国家的某些政策、法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上的任何政权组织都不同，他直接面对乡村人民而治。这种面对面（facetoface）的治理形式，决定了乡镇政府必须摆脱衙门式的官僚作风（以及正式而严格的等级制度），保持较高的亲民性。换言之，像乡镇政府这样乡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性权威，必须建构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之上。诚如杜赞奇所言，“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乡村文化网络“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乡镇政府最好是国家意志和民意的结合物。他既是国家设在乡村社会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机构，同时又是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单位，代表乡村人民进行自我治理。这就要求他必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随着乡镇政府自主性的不断丧失，对上级政府（和国家）的依附性积累，乡镇政府将极有可能完全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将不难想象：一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挤压，必然阻遏乡村社会自治式民主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二是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缺少必要的调节、缓冲和磨合的“中介”组织（机制），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冲突将会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比较难以解决彼此的矛盾或冲突。然而，此前的乡镇政府却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介于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一种“中介”角色，对于缓解、调节国家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乡镇政府有时候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牺牲品”??基层民众将他们的不满撒在乡镇政府的头上，而国家则可以置身事外，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上）。三是增加国家的统治成本。农村税费改革切除了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国家就必须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加重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成本。然而，国家的财政能力毕竟有限，如果国家的转移支付弥补不了乡镇财政的缺口和从根本上化解乡村债务，乡镇财政就不得不再次在体制外寻求收入来源，如此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功亏一篑，而不幸被人言中，重蹈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之覆辙。或者，国家以正式的税收形式进一步提升对乡村社会的汲取能力，以此来保障乡镇政权的运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对乡村社会发展造成不言自明的负面影响。
五、余论及改革建议
每项改革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许多负面影响并非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关的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的。很显然，单纯的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成效。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乡镇公共财政改革、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
（一）乡镇公共财政改革，就是要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将乡镇财政建设成为一级自主性公共财政，使乡镇财政真正担负起本社区内公共品生产、服务的职能。然而，目前的乡镇财政却承担了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和国家负责的事务，结果导致乡镇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乡村人民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农民负担加重，乡镇机构大肆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各级政府都能自觉担负起属于自己相应层次的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一些不必要的乡镇机构、组织（过去有不少乡镇机构、组织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设立的）也可随之撤销，乡镇政府就会因此减少大量的（外部）财政支出。
另外，还必须保证乡镇财政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从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来看，农业四税很难满足乡镇财政的基本公共开支需要。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国家可以因时开征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性税收，将乡镇范围内的这些税收全部作为乡镇的财政收入。或者，增加国税收入的乡镇分成比重。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支持地方进行公共建设。
（二）要想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建立乡镇自主性公共财政，就必须同步进行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乡镇自治式改革，并不是撤销乡镇政权，实行完全的“乡镇自治”。而是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政治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乡镇财政就容易偏离乡村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而成为少数人腐败的温床。“要使乡镇财政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就必须在农村进行民主的负面影响。
五、余论及改革建议
每项改革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许多负面影响并非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关的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的。很显然，单纯的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成效。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乡镇公共财政改革、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
（一）乡镇公共财政改革，就是要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将乡镇财政建设成为一级自主性公共财政，使乡镇财政真正担负起本社区内公共品生产、服务的职能。然而，目前的乡镇财政却承担了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和国家负责的事务，结果导致乡镇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乡村人民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农民负担加重，乡镇机构大肆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各级政府都能自觉担负起属于自己相应层次的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一些不必要的乡镇机构、组织（过去有不少乡镇机构、组织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设立的）也可随之撤销，乡镇政府就会因此减少大量的（外部）财政支出。
都是外乡人范文4
关键词：新乡贤；农业后生产论；长期性；区别性；阶梯性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3-0056-07
201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提出：“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①自此，新乡贤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学者们围绕新乡贤存在的原因、价值与作用，以及如何壮大新乡贤进行了较多阐述②。但对于新乡贤发展的困境研究较少，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精神文化遗产的流失造成乡贤不愿意回去；二是环境状况造成乡贤不能回归；三是各种制度不健全造成乡贤不敢回去③。这些对新乡贤发展困境的分析只是发现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发现问题的实质在于乡村缺乏吸引力。实际上，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存在乡村人口外流、发展日益困难的局面，但随着农业制度由生产时期M入后生产时期，乡村变得宜居，大量城市中产阶层回流入乡定居，彻底改变了农村破败、空心化的现象。对此，西方学者总结为，人们迁居乡村的行为系农业后生产论（Post-productivism）发展的结果[1]（p.9）。
因此，对于新乡贤生成的困境我们应该着眼于农村发展理论来研究，而不是只囿于视野极限，看不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实际上与农业的发展制度息息相关。对此，我们将以农业发展理论来解析新乡贤的生成困境。
一、农业生产论是造成新乡贤生成困境的根本原因
按照“农业生产论”（Productivism）的观点，由于工业化及都市化的结果，乡村被赋予的任务就是生产粮食、追求产量最大化[2]。
同样，在中国，农业长期以来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虽然当前农业税已经被取消，但农业的生产为主的功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3]。
这种生产功能为主的农业虽然在满足我国粮食生产需要、稳定农村社会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对乡村社会、经济及环境等方面造成了冲击。这些冲击导致了新乡贤的生成困境。
（一） 乡村人口外流，新乡贤后继无人
一般来说，机械化程度越高，农业生产能力越强。自《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实施以来，我国农业机械行业迎来发展的黄金 10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由2004年的35.7% 增长到 2015 年的 62%[4]。而机械化程度越高农业所需要的生产劳动力数量就越少。根据王福林等人的研究，“种植业机械化程度为100%时每个劳动力所承担耕地面积平均值为8.00 hm2，种植业机械化程度为0时为1.38 hm2”[5]。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后，农村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的人口外流也会逐年增加。
在这些外流人口中，绝大多数属于农村知识文化程度较高、有一技之长的精英农民。有调查反映，“目前，农村正经历着资源、资本、精英大流失”，“较难吸引流出的优势人员回流，农村成为无竞争力人员的驻留地”，“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出使村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6]。一方面，能代表乡村伦理关系的族长后代多半能接受较好的教育，他们大多愿意待在城市发展，不愿意回乡接替父辈职业而造成该阶层伦理关系继替的中断；另一方面，普通村民的后辈因视野和学识的限制也难以担任乡村伦理关系的继替者。
（二） 乡村环境恶化，新乡贤不愿回去
为了达成经济增长目的，农业生产阶段的主要做法是引进工业、改善乡村土地结构和使用农业新技术。然而，其结果是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变甚至破坏，这是因为工业企业会带来工业污染，土地结构改变会带来农村生态平衡破坏，化肥、除草剂等新技术也会造成土壤和水的污染。因此，伍兹（Woods）提到，这些现象造成了对农村景观、环境、水土以及栖息地的破坏[7]。根据有关学者分析，我国农村“过去10年中有环境恶化的比例为43.6%。就不同环境类别而言，空气环境、饮用水环境、湖河水环境和土壤环境恶化比例均在20%左右”，主要污染源包括工业、农业（化肥、农药）和生活垃圾（含人畜粪便），而其中工业污染和农业污染是最主要的[8]。同时，为了增产，农业走工业化的道路，还引发了水、土、森林等重要资源的严重短缺，以至于农村在工业化的副作用下日渐失去了秀美的环境[9]。
缺乏了秀美的环境，农村在城市中上阶层眼中也将失去吸引力。有学者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盲目无序的开发，乡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恶化，这些都不同程度导致了乡村的日益空心化”[10]。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都市中上阶层之所以愿意选择移居乡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乡村宁适价值的追求，因为乡村可以满足个人对较好的生活自然环境（如新鲜的空气、优美的景观）的需求，以及方便从事特殊的休闲娱乐（如骑马、乡村旅游）[11]。可见，部分新乡贤也将由于乡村环境的恶化而不愿意返乡。
（三） 土地政策所限，新乡贤不敢回去
按照传统的农业生产论观点，农村土地的主要功能是人们的物质消费价值[2]，也就是说，土地的功能主要是生产，而不是其他。为了保证农业的生产功能，我国2007年的物权法规定，农民“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同时，按照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农业用途”。这样，农村对于土地的使用基本上只能按照以提供农业生产为目的的使用途径，基本上排除了其他的用途。
由于农村土地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尽管现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低收入结构。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是10991元，而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是2106.8元，只占家庭人均总收入的19.2%[12]（p.138）。生活在都市的中上阶层人士因农业低收入也不敢回乡定居。长期把农业定位于生产功能角色，也导致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改造，因为这里的根源就在于偏重于农业生产功能引起的“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13]。此外，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新乡贤如果要回乡定居也因无法获得宅基地土地使用权而面临不能获得长久居所的困境。
综上所述，目前许多农村面临着本土精英流失和外面精英回不去的局面。这将使得新乡贤的形成成为“无源之水”，因为对于大多数乡村而言，如果“仅仅靠留在农村的‘386199 部队’，是根本无法实现乡村复兴的”[14]。对此，有人提出通过部分退休官员或其他退休人员回乡定居也可以改善农村的新乡贤生成困境。但我们认为远远不够，一方面因为每个村庄出去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少部分，人数实在有限，另一方面因为其年岁较大没有精力从事太多的乡村治理工作。此外，很多退休政府工作人员返乡参与乡村治理更多地是以不在当地的形式承担这部分工作，用于农村公共治理的时间有限，多数时间是遥控指挥。可见，如果不改变农业以生产为主要功能的发展趋势，新乡贤的生成将面临重大障碍。
二、农业后生产论与新乡贤的生成
对农业非生产价值追求的需要（如宁适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改变――对环境保育的重视等，都促使了兼顾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使用的“农业后生产论”的形成[2]（pp.66-67）。对于农业后生产论的标准，西方学术界进行了不同的阐述，但大体都有以下标准[15]。一是注重生产和非生产功能的结合，且非生产功能要多于生产功能。如以前认为乡村的主要角色是生产粮食的地方，而在农业经营多元化和农村强调保护生态多样性的条件下，也具有新的功能――消费性（如高尔夫球课程、步道或农场观光）。二是有机化耕作。从以前注重量的要求转变为注重质的要求，农业生产需要高品质、零污染。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洲农业政策鼓励集约农场经营减少农业投入，使生产粗放化，以减少环境污染及复原自然栖息地。 三是政府政策改变。后生产论的政策除了偏向乡村的环境、粗放化及多功能外，更注重整体的乡村发展策略。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等，能从整体上改善乡村与城市的差距。
按照以上农业后生产论的标准，农业后生产阶段在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14]。例如，有学者指出浙江赤松镇的以种桂佛手而著名的山口村、义乌市以纸品收集加工而著称的佛堂镇鲁雅村以及磐安县尖山镇以发展农家乐休闲度假产业为特色的管头村基本上属于农业后生产阶段[16]。我们经过调查也发现，以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为特色的成都市幸福村和艺术新村基本上也有农业后生产阶段的趋势。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对成都两个乡村的调研发现，这些农村在农业后生产阶段来临时发生了以下变化。
（一）人口外流减少
人口外流的减少主要在于土地功能由单一生产功能转变为多样化功能后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生活需要所致。以前土地被简单定义为商品价值，靠生产功能完成，如农产品、木制品、矿产品以及加工后的产品；现在土地价值还包括了非生产性的宁适价值，涵盖有休闲使用价值、风景欣赏价值、文化、历史及健康价值[15]。随着土地价值功能的多元化，乡村社会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增多了，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⒒岱⑸改变。如浙江金华青岩刘村农户通过出租部分房屋，一年约有20万元收入；管头村村民在未经营农家乐之前大都外出务工，现在很多村民家都开了农家乐，收入好的人家一年有十多万收入[16]。因此，这部分村民利用土地的休闲价值就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还有部分村民则混合利用土地生产价值和宁适价值来满足生活需要，如浙江金华佛手园村村民用其中1/5土地种植佛手，4/5土地开展户外拓展和乡村旅游[16]。即使是以土地生产价值为生活需求的村民，也将生产价值多元化。如鲁雅村成为纸制品加工专业村，绝大部分村民都选择在本村就业[17]。
总之，在土地功能转变后，农村大部分人口将因为能够在农村讨得较好的生活而不必外出务工，从而改变了农业生产阶段的“外出打工潮”。例如，在浙江金华佛堂镇，据政府社会事业办介绍，佛堂镇户籍人口8.2万，外来人口近12万，常住人口近20万[17]。按照这个数据来看，本地人口8.2万基本上没有出现外流现象。
（二）生态环境复归天然
生态环境的天然复归主要归功于有机耕作的推广。通过有机耕作，首先是提供品质优良的农产品。如成都周边农村推行的“化肥零增长”行动，有力地改善了粮食、蔬菜和果树等农产品的品质。其次是环境优美。如成都周边农村先后打造了幸福村、艺术新村和桃花山村等各具特色、环境优美的生态农村。以幸福村为例，全村耕地面积2527亩，打造了1500余亩梅林种植园区，超过总面积的50%以上，有221个梅花品种，各种梅花22万余株，是全国四大梅花基地之一[18]。最后是人文与自然的和谐。有机耕作不单单指农作物方面，还需要提供文化价值的需求，将自然与人文统一。幸福村作为全国四大梅花基地之一，体现的是植梅、育梅、赏梅、品梅过程中的一种集高洁、秀雅、坚毅于一身，色、香、韵、姿俱佳的梅文化[18]。
由于土地的宁适价值可以为都市市民提供消费机会，很多市民选择来乡村观光，也有些人选择移居乡村，尤其是都市的中上阶层人士[15]。如成都龙泉的艺术新村就因为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怡人的风景，加之当地政府修建的完好配套设施吸引了大批艺术家来此地购房定居，现在已成为一个典型的都市移民新村；佛堂镇吸引的外来人口既有来自临近的县市的，也有来自外省的[17]。
（三）移居成本降低
土地政策的改革等“反都市化”行为减弱了传统的城乡二元观念，将为都市市民移居乡村提供生活便利，并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首先，土地经营性质改变可以为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成都实施的生态搬迁模式将落后山区和交通便利村庄捆绑发展，整合两村土地，山上土地发展生态、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山下土地发展二、三产业[19]。这样，之前土地仅限于农业生产功能，改革后农业功能扩展至旅游、商贸、服务等领域。因此，返乡人口获得的工作机会大大多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时期。如管头村67%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14年管头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5000元[16]。再如成都幸福村旅游业非常发达，外地投资者蜂拥而至[18]，村民也可以从事餐饮、商贸等多种经营获得谋生机会。其次，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改革，移居乡村的都市村民还可以享受远比城市居民低得多的房产价格。就成都而言，截至2017年2月，幸福新村附近新开房地产的价格是7200元/平方米元，而市区均价至少在14000元/平方米元左右。正如台湾学者指出的中产阶级移居乡村的制度原因，“也可能因为土地管制制度的改变，诸如农业用地取得的松绑，乡村土地开发的限制的缩减甚或解除”[15]。此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很重要。如成都“坚持把农村土地整治与城镇建设、改善农村生产条件”相结合，并颁布实施《成都市已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和《成都市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办法》等，“有关办法和措施使已征地和新征地的农民都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住院医疗保险待遇”[19]，这样可以使村民与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化的成果[20]，也为新乡贤移居乡村解决了后顾之忧。
总之，随着农村逐渐步入农业后生产阶段后，农村人才外流趋势得到缓解，以前制约都市中上阶层不愿意回乡、不敢回乡的困境也将逐步得到解决，这主要是农村生产、生活、生态面貌得到改善的结果。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总结出一个规律：“但凡建设得好的地方，正是因为有了人才――或是本地的人回来了，或是外面的人引入了，他们在这里成为新乡贤，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有尊严，也给这些地方注入了长久的生命力。”[21]
三、基于农业后生产论逻辑下的新乡贤生成政策反思
西方农村的复兴经验表明，“当年如果没有逆城市化带来的城市资本及城市精英下乡，也根本不会有西方国家后来的乡村复兴，亦不会有我们在欧美见到的美丽、富裕、文明的乡村”[16]。然而，上面的分析也表明，新乡贤的生成又与农业后生产理论密切相关。在农业生产阶段，农村缺乏吸引力导致乡贤留不住、回不去，只有发展到农业后生产阶段，让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才有新乡贤生成的充分条件。
正如台湾地区在2010年提出的农村再生政策所要求的那样，希望“建立农村整体再生活化，并强调农村产业、自然生态与生活环境之共同规划及建设，注重农村文化之保护与维护及农村景观之绿美化”的生产、生活、生态一体的美丽农村[22]。
对于这样的乡村，我们虽然也有过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但还没有彻底改变农业生产论的思维定式。我们必须“力图超越国内近些年来简单的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活动，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乡村转型，提出全面的‘乡村复兴’概念”[14]。因此，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可见，我们的农业发展政策已经开始有了转向农业后生产阶段的趋势。然而，根据《2014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的分析，我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基本上还处于解决粮食安全、村庄空心化和城乡二元分割的阶段[12]（p.152）。可见，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处于农业生产阶段。要从整体上解决新乡贤生产的困境还需要从转变农业生产阶段入手。
（一） 坚持新乡贤生成的长期性
对于西方什么时候开始为农业后生产阶段做准备，学术界还没有一明确的结论，因为农业发展阶段的转向是自然的，是逐渐认识到农业后生产的重要性后慢慢形成的。一般而言，西方先进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农业后生产理论的，也是直到那时才开始出现都市上层阶层移居乡村的潮流[23]。可见，西方国家在进入农业后生产阶段前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期。
就我国的台湾地区而言，台湾有关学者提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由生产主义过渡到后生产主义的结构变迁模式”的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后生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已取代生产主义发展模式[24]。换言之，台湾地区从生产主义过渡到后生产主义也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可以预见，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要从生产阶段过渡到后生产阶段也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农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艰巨[12]（p.152）。由此可见，我们要通过发展到农业后生产阶段来解决新乡贤生成的困境同样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二） 坚持新乡贤生成的阶梯性
由于我国“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又要考虑农业后生产主义内容的合理性”[25]，因而不切实际地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面推行后生产主义也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国家现实，但如果不重视农业环境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应通过政策观念的变革创造条件，在重视产量的同时，把农业功能的多重性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25]。可见，农业政策理论的转变需要区分为“以量为主兼顾质”的阶段和时机成熟后的“完全的农业后生产”阶段来执行；相应地，新乡贤的生成政策也要按照农业的阶梯性政策来分阶段确立。
首先，在“以量为主兼顾质”的阶段，新乡贤的生成要以本土资源为主。由于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阶段，外来的城市中上阶层进入乡村将面临环境、生活成本等暂时困难，因此，这个时候要以培养本土新乡贤为主，“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26]。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地弘扬传统文化道德的引领作用。传统的乡绅主要由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组成，他们“在垂范乡里、化育乡邻、维护乡村秩序、促进基层社会平稳发展等方面曾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27]。在这些地方，虽然传统的族长之类已经很少存在了，但仍然存在部分愿意为乡村的修路、架桥、调解纠纷等无偿奉献的乡村贤达。另一方面，这部分人一般年纪比较大，且宗族意识较浓厚。因此，在对他们进行积极引导、激励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的同时，也要促使他们减少宗族意识的色彩，塑造其成为“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乡贤[26]。
其次，在“完全的农业后生产”阶段，新乡贤的生成要以吸收外来资源为主。随着农业后生产阶段的逐步来临，许多都市中上阶层将为农村宜居环境所吸引而选择移居乡村。这也是未来新乡贤生成的主流趋势，因为从社会发展及人的需求看，农业后生产主义观念是大势所趋[25]。在这一阶段，需要“引进‘今贤’，鼓励新乡贤回乡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26]。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该阶段外来资源非常丰富，但也需要对他们进行积极引导，需要为他们奉献乡村、引领风尚搭建良好平台。这是因为外来资源进入乡村也将面临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如果不积极引导，就会造成外来移民与本土原著民间的冲突现象，反而不利于新乡贤的生成。
（三）坚持新乡贤生成的区别性
由于我国存在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农村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如上文提到的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发达的乡村以及部分靠近都市的乡村基本上在朝着农业后生产阶段迈进，个别的乡村实际上已经属于农业后生产阶段。同时，我国绝大部分农村还处在以生产为主的阶段。根据《2014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我国农村的化肥使用量、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在逐年增加，分别从1992年的3827.92万吨、105.6万吨和114.1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5911.9万吨、249.3万吨和180.2万吨，增长率分别为54.4%、136.1%、57.9%[12]（p.158）。因此，我们在采用新乡贤的生成政策时，还要更多地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根据不同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阶段而采取不同的新乡贤生成政策。
对于发达的农村地区，可以主要采取依靠外来资源政策。由于这些农村地区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农业后生产阶段，如都市地区的郊区农村和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这些农村已经成为外来移居者的主要地区。对于这些农村地区而言，主要是做好外来资源的充分利用工作。而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由于为传统的生产方式所制约，新乡贤的培养资源非常有限。这些地区面临本土资源严重流失和外来资源很难引进的困境。因此，一方面需要对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阶段逐步进行改变，引导他们从纯粹农业生产阶段逐渐过渡到“以量为主兼顾质”的阶段，再过渡到完全的农业后生产阶段；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挖掘本土优秀资源，为培养新乡贤创造条件。
注释：
①参见刘奇葆：《创新发展乡贤文化》，《人民文摘》2014年第10期。
②参见李建兴：《乡村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吴雄妹：
《乡贤文化与现代乡村治理――基于江西省乐平市乡村治理实践分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刘淑兰：《l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理论月刊》2016年第2期；等等。
③参见颜德如：《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理论探讨》2016年第1期；王文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困境及对策研究》，《未来与发展》2016年第8期；张露露，任中平：《乡村治理视阈下现代乡贤培育和发展探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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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养老；城乡一体化；
1、城乡一体化的提出，对发挥乡村养老功能，开辟新的养老空间，打造适合养老的新型乡村社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乡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调朔⑾郑“空巢”是最大的问题，子女外出，只有年老的父母独自生活。乡村中医疗设施卫生仅仅能满足卖药看普通病症，如何赡养老人，不只是在物质上满足他们，或许一堆的钱财也解决不了晚年内心的孤独。1898 年，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出版，在书中他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 ]。”这个理论把城市的高效率、高度活跃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环境清新、美丽如画的田园风光结合起来，摆脱当时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老年宜居城市，在本质上应是现代田园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首次前瞻性地将健康、生态这些词与城市建设相互联系，它实质上是当下建设老年宜居城市的理论雏形。田园城市，其特征有3个，即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
2、乡村没有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却满足了老年人对养老自然环境的需求，农家院落、乡村公共空间、一样的熟人社会，满足了老年人聚会交往和情感需要；乡村中的老年人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拥有很深的情感，所以提倡乡村养老院的建设，即满足了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需要，同时兼顾了他们的情感所需，是保持一个理想健康的重要条件。村落养老模式对城市和乡村均有影响。首先，乡村环境自然怡人，可以吸引城里老年人进乡村养老缓解了城市的压力。随着部分老年人的进村养老，可不同程度缓解城市住房、交通和医疗等方面R力；其次，乡村养老建设，可以组团式建设医疗站，以临近的乡村成团，引入城市中高水平的医疗人员与设施，他们凭借着自己较高的文化素质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文化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可带动乡村医疗发展，成为支持和帮助乡村养老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城乡一体化乡村养老院的建设，解决了乡村空壳化和宅基地的闲置问题，不仅减缓或在一定程度阻止了乡村的衰败，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乡村养老的实现可架起城市和乡村沟通的桥梁，促进城乡文明结合。但是应该看到，城乡结合部诸如村落基础设施、卫生环境、医疗条件、宅基地制度等乡村环境，还存在很多不能适应老人养老需求的方面，规划发展乡村养老院，在乡村环境的奠定下，如何让乡村养老院环境更加贴近自然，让城市老人以及乡村老人都有家的感觉。
3、乡村养老院景观的建设要从各方面考虑老年人的生活习性，所以设计研究景观规划时，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3.1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自理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逐渐下降，在较为复杂的室外空间中可能会感到不适，所以静思与参与空间较多。有时为了方便管理，室外空间过于开敞，但整体养老院对外又过于封闭，而乡村养老院景观应当打破这一封闭体系，乡村中车流较少，所以养老院景观环境应与外部有所呼应，又要在各方面的保障中做到最佳，无障碍系统是室外景观重要保证之一。无障碍的设计就是针对老年人机体能力下降，保证他们可以正常的活动。
3.2 空间处理上应当以开敞和半开敞空间为主，针对老年人视力下降，养老院中标识设计以简单的形体和鲜艳的颜色为主，夜间照明灯具多用亮度较高的。针对老人的活动能力下降，应在养老院建筑外，开敞空间中做活动设施，尽量丰富老年人活动空间，乡村养老院的建设，可以设立一些生态菜园，让老人参与其中，略显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心镜。针对老年人安全设计，尽量以坡道和平路为主，老年人的身体协调能力较差，所以在设计道路及铺装时，以凿毛石材为主，避免下雨滑倒。
3.3乡村养老院的建设，重点是在医疗设施及室外环境上，而老年人住宅则不必过多，选址本身在村落聚集地，考虑到老人对自己屋舍的留恋，从精神层次上，可以让临近独住老人回到自己的屋舍，而有年事以高，身缠疾病的孤寡老人，行动能力弱可以住在养老院内，方便医护人员的照看。
3.4养老院属于集体居住形式，户外景观环境的目标就是要为老人创造有家庭感的居住的室外延续空间，让老人们觉得在室外活动像是在自家的花园庭院里一样安全舒心。乡村养老院中的老人大都来自于临近的乡村，熟人空间会让老人更容易接受，但除了开敞与半开敞空g的建设，还要设一些小的私密空间，主要是为了针对性格较为孤僻的老人，给她们可以静思独处的空间，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如果有一个可以自己控制的户外空间换来宜人的阳光、空气、花草，改变一下生活气氛是很理想的。因此在养老院的户外空间设计中提供一些个人的具有私密性的空间也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私密空间的建设不能太过于偏僻，以动带不动，以乐带悲。而且一改原来乡村附近的养老收容所模式，不是给老年人一个大操场，而是让他们晚年有自己家的同时可以过更高品质的生活。
养老院绿化的配置，在乡村本身倚靠天然的环境优势，养老院中的植物选择，多以功能性植物为主，例如晚香玉、除虫菊、薄荷、龙柏等可以驱蚊虫，除功能性植物外，另设观赏性植物，鸟语花林。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无法进行户外观赏，则要考虑建筑周边的室外绿化空间，可以很巧妙的在室内也能感受四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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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家乡的风景更美了。晚上到处都可以看见人们在小河边散步。在小河边乘凉、欣赏风景，饱览这大自然的美丽。孩子们跑向小河边，他们有的是去游泳，有的是去欣赏那多姿多彩的荷花。河里的荷花可好看了!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美丽的家乡优秀作文,供大家学习。
关于美丽的家乡优秀作文1睢宁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再熟悉不过的小县城。在这座小县城里，有着许多著名的名胜古迹。其中，古邳的名胜古迹更是数不胜数。
岠山。岠山位于邳州市与睢宁俩县的交界处，岠山原名峰阳山，自明朝起因山体庞大，又叫岠山，岠山的风景怡人，当你爬山的过程中，你会欣赏到美丽的风景，你爬到山顶时，向下俯视你会看到一切答美景，仿佛整个地方被你踩在脚下。这让你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状态。
岠山的山洞也是另有一番风采，雕像，壁画它们个个神态逼真，活灵活现，仿佛是真的似的。
圯桥是我每天上学必经之路，虽然现在已破乱不堪，却依然还可以它看到当时的风采。关于圯桥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只要一提，我就会立刻给你说出来。
圯桥进履。故事起源于公元前173年。张良因不满秦朝的统治，便密谋刺杀秦始皇。但因刺杀失败逃到下邳。黄石公碰见逃跑中的张良，便脱下鞋子丢到河里，张良见状就去把鞋子捡上来，亲自将鞋穿到黄石公的脚上。后来黄石公又将穿好的鞋丢到河里，这样反复做了三次，黄石公见张良心态端正，便传与他一部兵书《太公兵法》。后来张良凭借这部兵法奇书帮助高祖刘邦取得了天下。
“圯桥进履”的故事也流传了下来，人人传颂。同时，也是作为一种尊老的美德，传了下来。
不过最令我自豪的，是我们的“云牌舞”。
云牌舞的舞者们手里都拿着云牌。观看过云牌舞的观众无不感叹：几个小小的牌子竟然可以变化出那么多的花样。她们用手中的云牌变化出下雨前和下雨时的景象，使人身临其境。结尾时，手中的云牌摆出“天”“下”“太”“平”四个大字，不由的使人联想到当时的“太平盛世”。不过可惜的是，如今会跳云牌舞的人寥寥无几。不过由于现在文化保护，使其可以不用消失，得以传承，还上了电视参加比赛，获得了银奖。
古邳的名胜古迹还有很多。比如：留侯祠(张良殿)，小萝卜头纪念馆，花家大院，岠山古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凝聚了两千多年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
睢宁也因此繁荣。古邳的风景我还未一一目睹，但它的深厚底蕴早已让我沉醉。
我爱我的家乡睢宁!更爱这座处处充满历史韵味的古城古邳!
关于美丽的家乡优秀作文2我的家乡是杨凌，那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尽管不是很大，但这里人杰地灵、环境优美;家乡的人们热爱生活、热情好客。我热爱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部级的农业开发示范区。一年一度的农业高新技术博览会都会在这里召开。每到那几天，人山人海，五湖四海的农民伯伯都来这里参加农高会，接受农业新技术，感受农业高科技。除此之外，这里也会云集我国各个地区农业领域的专家教授前来进行农业技术咨询，当然，还有国际的农业技术专家和农业技术团队前来展示他们自己的农业高新产业成果。对了，有一年我曾经在展馆里看到水缸大的南瓜呢!真让人惊叹!
我的家乡不仅是享誉全国的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还是培养优秀农业学子的摇篮。国家重点农业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在这里，学校里也有享誉海内外部级的农业专家教授，所以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农业学子;还有培养农、林、水等专业技术人才的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每年我们杨凌都会给国家和社会输送好多优秀的农业高级人才。
对了，还要告诉你，伟大的农业圣祖后稷，就出生在我们杨凌。直到现在它还作为我们杨凌有名的标志性建筑，高高的矗立在在教稼园的最高处，远远望去，真是雄伟极了!他仰望南方，手拿稻谷，似乎告诉人们，这个地方就是农业的发祥地，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另外似乎还告诉人们，要做一个勤劳的人，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我的家乡人杰地灵，风景优美，环境舒适，路宽道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很享受。
这里有树木园、后稷公园、教稼园等公园。大家闲暇之余人们都会来到公园里，有的在锻炼，有的在看书，有的在习武，有的在聊天欢声笑语里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特别是每到夏天的夜晚，公园里都会聚集了好多乘凉的人们，大家有说有笑，孩子们嬉戏，玩耍。每一个生活在杨凌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每当看到这些画面，我对家乡的爱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所以，每当节假日我都会拉上爸爸妈妈去树木园，教稼园里，去感受幸福!
另外，我们杨凌还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那就是水上运动中心。那儿有高大的喷泉，还有一片国家西北部最大的人工湖。一到节假日，那里肯定是人山人海，人们有的在玩开小汽车的游戏，有的在玩枪打气球的游戏，还有的在玩水上大球的游戏每次来到那里，我们都很开心快乐!
优美的环境经常会吸引周边县镇的人们来到这里玩耍，当然也会经常会听到从外地来玩的人们的赞叹：“这儿真好玩!真美啊!”每当我听到他们的夸赞时，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感受到生长在这片热土的骄傲和自豪!
忘了告诉你，我的家乡也有自己的特色食品哦!杨凌蘸水面、西农酸奶、圣桑果汁、葡萄酒都是很有名的!我最喜欢吃杨凌蘸水面了!一碗西红柿蛋花汤，加上一根腰带似的面条，看了都会让你垂涎三尺!怎样?想吃吗?等你来品尝哦!
说到这里，你是否也爱上我的家乡了?美丽的家乡说也说不完，热烈欢迎你来我的家乡游玩哦!
我热爱我美丽的家乡!
关于美丽的家乡优秀作文3我的家乡在云南昆明，这里有宜人的气候，美味的小吃和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景点。昆明的气候非常宜人，万里无云、天气睛朗，不像有的城市会有雾霾，气候不是很好。家乡昆明的天空中不时还会出现朵朵白云，非常美丽。你说我的家乡昆明的气候是不是非常的宜人啊?
我的家乡昆明不仅有宜人的气候，还有许许多多的美味小吃，家乡昆明的小吃有过桥米线、臭豆腐、最美味的还要数夏季的菌子，这可是只有咱们家乡才有的山珍哦!而我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小吃是菌子和臭豆腐。
菌子是很少吃的到的山珍，每年只有在七、八月份雨季的时候才能吃到菌子。家乡有很多菌子，也有很多种吃法，可以炒着吃，炒着吃一定要炒熟，不然就会中毒，例如有一种叫“见手青”的菌子如果不熟透就很容易中毒。还可以把“青头菌、鸡枞、奶浆菌、牛干菌、松茸”等菌子一起煮火锅吃，浓浓的鸡汤汇着好几种菌子的香味，真的.让我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家乡的臭豆腐虽然闻起来臭但吃起来非常美味而且越臭越好吃。臭豆腐只有烤着吃才好吃，你说是不是想现在就尝尝啊?
我家乡的景点非常具有民族特点，有闻名世界的石林、有汇聚着云南56个少数民族的云南民族村等等。
久负盛名的大观楼是我家乡的景点之一，建于1696年，地处昆明与滇池的入口处，公园里有著名的180字长联;草海长堤上最有特色的就是在每年冬季能见到成千上万从西伯利亚飞来的红嘴鸥哦!家乡的西山也是有名的，因为曾经徐霞客登上了西山山顶，写出了《游太华山记》，所以西山才出了名。
我的家乡有美味的小吃，宜人的气候，具有民族特色的景点。所以我深深爱着祖国，也爱着家乡昆明。
关于美丽的家乡优秀作文4放暑假了，我每天躺在床上只想着一件事：我要去外婆家，去外婆家!星期三这一天，妈妈终于带着我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苏州火车站，走出车厢的时候，我似乎闻到了家乡的味道，立刻睡意全无，兴奋起来。
到了外婆家，放下行李，我对外婆说："好婆，我很想你，我终于见到你啦!"外婆也很高兴："现在还早，要不走我们出去转转!""去哪里呢?"妈妈问道。"当然是去最美园林啦!"我一听外婆这么说，就知道是"虹饮山房"，这是家乡小镇最漂亮的园林，也是我小时候外婆常带我去散心的地方，从外婆家走过去只要三分钟就到了。虽然外面热浪滚滚，我还是拉上妈妈和外婆直往外跑。
一进园子，我就被那个"鸿运金锣"吸引过去了。我拿起鼓槌"铛"的捶了一下，嘿嘿真有意思，可旁边的牌子上写着敲三下能带来不同的好运，于是我认认真真地敲了三下!然后，我们顺着旁边的小径来到了后花园。这里有一个很大很美的池塘，我记得好多年前，池塘里养了一群群漂亮的锦鲤，还有零零落落的荷叶荷花在池塘里，可现在这池塘里的荷叶铺得满满的，粉白色的荷花开得很茂盛，能闻到清香，还能听到鱼儿的游水声。中
间最大的展馆里陈列了清代十二帝的画像和一些圣旨，圣旨是什么呢?看说明，好像是皇帝的命令文书吧，上面既有汉字，也有满文。我们沿着走廊再往前走，走到了科举考试展览馆，这里有古代的试卷、考场规定，还有一个小型考场，我看到墙上挂着的"作弊处罚"上赫然写着：如果情节严重，不但会取消考试资格。
还有可能被发配充军去，我想，古代的严刑峻法可真是厉害!再低头一看那玻璃陈列柜里的试卷，上面的毛笔字真是隽秀、整洁，通篇都没有修改的痕迹，实在让我佩服!绕着池塘，走过一座亭子，前面还有些假山，后面的偏厅里展出了一桌满汉全席。
当然，这全都是假的啦!墙上挂着"御膳三礼仪"，原来皇帝吃饭的规矩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每道菜都得吃一口，即使是喜欢吃的，也只能多吃一口而已!原来清朝皇帝在饮食上并不能随心所欲啊，太让我出乎意外了!
逛完了最美园林，也迎来了日落，回家的路上我依旧满心欢喜：我喜欢家乡的虹饮山房，过去是爱它的美景，爱它留着我年幼时的美好记忆，而现在，却是因为它保存的历史与文化令我格外着迷!
关于美丽的家乡优秀作文5我的家乡在美不胜收的江苏省徐州市，传说这里有活到八百岁的彭祖，这个地方又叫彭城，这里有建筑奇特的汉代三绝，有气势恢弘的彭祖园，有风景秀丽的云龙山其中最吸引人的去处要数素有“小西湖”美誉的云龙湖风景区了。
在这万物复苏的春天，云龙湖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像银蛇狂舞，微风一吹，湖面碧波荡漾，引起阵阵涟漪，湖边花团锦簇，桃李争妍，像粉嫩嫩羞答答的小姑娘。
夏天的云龙湖更有一番独特的景象，在荷花池里，有的荷花含苞欲放，有的荷花亭亭玉立地显现出婀娜多姿的身姿，还有的竞相开放，好像在等待游人赏评谁最美丽似的!荷叶也不例外，碧绿油亮的荷叶一片连着一片，好像一个巨大的舞台，并一起合伙尽情地翩翩起舞。
秋天的云龙湖显得很有诗意，树上的叶子都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有的叶子落在地上，好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张金黄色的地毯，人们走在上面，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如同奏响了华美的乐章，有的叶子飘落在湖上，像一艘艘小船竞相远去，行人如在画中游。
冬天的云龙湖非常宁静，无声无息，给人一种别样的享受，雪花漫天飞舞，像一个个洁白无瑕的小天使降落到人间，这里立刻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