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人长久教学设计范文1
“我正在准备托福考试，然后申请联合世界学院（UWC），到国外去留学。”17岁的曹小静一边煮饭，一边告诉记者。她的父母来自安徽农村，过去很多年里，在上海四处游走，做些小生意。
几乎每天晚上，曹小静和她几十个同样命运的孩子都会聚集在上海市杨浦区大学路的一所小房子里，学英语、弹钢琴、读史作画，各得其所。这个叫“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小屋，装修得精致整洁，桔黄色的灯光充满一屋子的温暖，晚饭时间，会有人在厨房里做饭，这一切都努力营造着一种中产阶层家庭的氛围。
那些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们，一个个彬彬有礼、口齿伶俐、谈吐大方，言行举止一点不亚于那些有教养的城市家庭的子女，与他们在大上海最底层从事着各种艰苦劳动的父辈们看起来更是差别巨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困于父辈的户籍不能进入上海较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却又都不甘于被命运推进技校、职高等等培养劳工的机构，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有着超越自身阶层的生活理想。而“久牵”给这种理想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这是一家立志长久为进城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服务的非盈利民间组织，“久牵”意为“长久牵手”。
2011年4月，久牵的学员，就读于职业高中的女生王新月打败国内高手如云的众多竞争者，成功获得UWC全额奖学金，开始了在UWC加拿大分院两年的求学生活。（UWC是世界上唯一一所面向全球提供大学预科学历的教育机构，每年都会录取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的优秀学生共同学习，学生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新月也成了孩子们最大的榜样。在这个教育资源整体向强势人群倾斜，向城市市民倾斜的年代，作为城市边沿人群的农民工，其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阶层再生产现象，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普遍：父母是农民工，子女长大后大多只能去干一些等同或类似于农民工的工作，无从改变。久牵的努力，为这种残酷现实底色涂抹了一丝暖意。
“放牛班的孩子”在上海
“如果申请不上UWC的奖学金呢？”
“那我就好好准备中专升大专，然后读大学。”
“要是大学也考不上呢？”
“那就去工作，作为一个中专生，我相信凭自己的技能也可以活得很好。”
12月的一天夜里，记者造访了久牵活动中心。当我拿最残酷的命运安排来追问曹小静时，这个17岁的小女孩，满是淡定与自信，一点也没有沮丧，虽然她在大约5年多前，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明白并且一点一点遭遇了作为农民工子女在这个城市受到的排斥与委屈。
久牵的服务对象主要是10至16岁的在沪农民工子女，主要内容是为他们免费开设音乐、美术、电脑、英语、写作、美学、摄影、诗歌鉴赏、历史、自然科学等等课程――这些课程往往因为民工子弟学校的条件限制或师资问题不能正常开设。老师主要是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一批沪上著名高校的大学生志愿支教团队，久牵的资助方之一摩根大通的很多白领也是志愿者。
此外，久牵还会不定期邀请作家、音乐家、律师、记者、学者、编导、医生等各界人士为孩子们做专题演讲。内部的各种事务则通过一套规则建设，比如图书管理、网站编辑、清洁值日、活动组织策划等等，都由孩子们自己主导，实现自我管理。
这一切努力的目的，正如创始人张轶超所言：要为那些在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的民工子弟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要为那些因为贫困而无法发展其天赋的孩子提供一个属于他们的教育环境，培养他们成为有独立人格、有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自信自强的现代公民。
久牵有一个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团，现在由上海音乐学院一位声乐教师专门志愿指导，这个合唱团每年都会组织两场专场音乐会，参与各种文艺演出，一方面为久牵筹措办学资金，扩大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让孩子们在灯光与掌声中提升自信。合唱团每年还会组织一次别开生面的“回乡之旅”，每年选择学员所属的某个原籍省份，带领他们回到老家的村庄给乡亲们演出，按张轶超的话说，一方面让孩子们去认识自己的家乡，对照家乡与自己所处的城市之间的差异，让他们珍惜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同时在乡村进行调研活动，锻炼孩子们的交往和调查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意识。这样，不管相比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的孩子，久牵的孩子都拥有更开阔的视野。
长久牵手的辛酸与坚定
久牵从事农民工子弟教育，到今天为止已经快10年，所取得的成就放诸整个国家，依然称得上是微不足道，但点滴成就背后却是异常艰辛的付出。10年前，创始人张轶超还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是家族里最高学历的拥有者，父母的骄傲。10年后，张轶超年仅35岁，鬓发已有些许斑白。他未婚，没什么财产，只有一辆为出行方便从朋友那里廉价购得的二手雪佛兰小汽车，手机是一款形似苹果的山寨低端机，面对物质生活的匮乏，父母的失望与压力，似有说不得的愁苦。但无论如何，他对记者表示，这个公益事业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相比那些专注于各自世俗生活的普通人来说，他显得太突兀。
本科学习文学、研究生学习哲学的张轶超对“生命”、“价值”之类的字眼尤为敏感。2001年，还是复旦大学《常识》报社主编的他，一开始只是出于调查的目的走访了杨浦周边的一些民工子弟学校，发现这些学校的落后与教学质量的低下之后，他开始组织同学和朋友出于爱心捐献书籍、文具、衣服、体育用品。
有一次，他把带来的一袋糖果分给孩子们，却引发他们为了糖果而互相厮打和哄抢、哭闹成一片，那个场面让他久久无法释怀，也开始想到将帮助的重心从募集实物转向教育。对于此事，张轶超感慨：就算拥有现代化的电脑房，拥有标准的足球场，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里，这些孩子又能学到什么呢？他们的生活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他坚信，这些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物质上暂时的改变，而是优秀的教师和系统的教育。
于是，张轶超和朋友很快在校内拉起一支志愿者服务队，承担起复旦周边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英语、自然科学、电脑等科目的教学。一开始，人数众多的志愿者服务队积极性很高，可很快，他们就发现，在这些缺乏纪律的民工子弟学校，孩子们自由散漫惯了，捣蛋鬼众多，上课秩序混乱，教学计划并不总是能得到很好执行。更要命的是，一个学期之后，家长向校方反映志愿者教学质量太差，孩子成绩普遍下降。原来，农民工子弟学校之间普遍存在抢生源的剧烈竞争，学校为了招生，考试很多都是走形式，动辄给学生90多分的成绩，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平时在学校英语成绩可以考90多分，而到一般公立学校，可能30分都考不到。
校方拒绝了志愿者继续执教的请求，张轶超等人决定开辟独立的教学场所，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不过，不是所有农民工家庭都欢迎他们的这个中心，只有那些对子女教育较为积极和抱有期望的父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前来报名上课，而大部分不重视教育，下了课还要让孩子帮忙做各种家务，希望他们早早中小学毕业就可以去劳动市场糊口的父母，是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到久牵来的。
研究生毕业以后，同伴们大部分都放弃了这些事，到现在，只有张轶超一个人还在坚持。如今，他一边在上海一家贵族学校当兼职教师，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一边辛苦支撑着久牵的整体运转。久牵如今在浦东区和杨浦区各有一个中心，只有3个固定带薪工作人员，学员90多人，涵盖从小学到中专、高职、技校不同年龄的孩子。为了维持这不算大的规模，张轶超每年需要辛苦募捐到50万元活动经费，目前主要来自摩根大通等外企的捐赠，民政、团委等政府部门以及一些企业和个人也会给一些。
弱势者改变命运有多难？
在一次演讲中，张轶超满怀热情地倡议：“你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你的自尊心要求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你可以和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么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将失去其重量……”
不过，现实往往太残酷。王新月、曹小静、陆霞妹和唐灿这些孩子，从小生活在上海，又受到久牵较好的教育，资质都不差，但由于非上海户籍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注定他们无论多优秀，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质量比较差的公办中小学就读，读完初中后，再不能在上海的高中就读，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只能报考本地的中专、职校、技校。而回到原籍，就面临与父母分离，教材迥异的苦恼。
所有这些，逼得很多孩子最终选择留在上海的中专、职校、技校等这些在上海本地人看来属于末途的地方就学。“在这些学校，学生们多处于放养状态，只能无聊寻乐子和空虚度日。”曹小静说，她跟班里同学内心有很大隔阂。
相反，与他们资质相差无几的上海本地同学，则可以轻松就读条件好的公立学校，届时又借着上海高考招生方面的地方保护，以及各重点高校以综合素质取才的自主招生政策，踏入大学门槛。再相比各大城市对外来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政策而言，虽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但上海的政策无疑更严苛。在北京，外来人口至少还可以就读高中，而上海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种现实制度的不平等，对于张轶超“公平竞争”的呼吁是最残酷的打击。
退一步说，很多上海农民工子女，迫于成长环境的压力，选择在上海就读中专、技校和高职，在这个需要大量优秀技术工人的国家，也许不能算末途，如果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足够重视技术教育，尊重技术工人的话。但事实也远非如此。
长期研究农民工子女问题的复旦大学政治学者熊易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政府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孩子推向技校、中专，更应该为他们拓宽向上流动的空间，这需要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譬如，建立更加完善的技工职级制度，保障级别较高的技工有望过上中产阶层水准的生活，让有潜力的年轻人乐意投身技工领域，而不是千军万马奔向高考这一独木桥。相比之下，高级技工在西方国家，甚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都是受人尊敬的体面职业，而在当下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但愿人长久教学设计范文2
关键词：农民；阶层分化；乡城迁移；永久迁移
一、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城迁移逐渐从少数农民的个别行动成为现今大多数农民生命历程中的常态选择。从形式上看，30余年的乡城迁移以暂时迁移为主，永久迁移为辅。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是制约农民永久迁移的主要制度障碍。近年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其实质就是破除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对农民乡城迁移的限制，推动农民从暂时迁移走向永久迁移。不过从实践层面看，农民是否因此快速地实现永久迁移，以及如何促进农民（尤其是农民工）永久迁移尚需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国外对乡城迁移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且主要集中于迁移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早期代表性的理论包括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推一拉力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这些理论大都从“微观行动一宏观结构”切入，认为迁出地（农村、发展中国家）和迁入地（城市、发达国家）的经济或社会结构差异是引起移民的结构性因素，个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移民行动中来。新近的研究受到吉登斯（Giddens）、布迪厄（B0urdieu）等学者力图弥合行动一结构之间二元对立理论的影响，认为之前的理论过多地关注宏观结构性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而个人的行动抉择是特定结构背景下的条件反射，忽略了行动对结构的反作用，认为应该在注意结构对行动的影响同时，更关注行动的意外性后果对结构的形塑作用。代表性的理论有移民网络理论、移民系统理论和累积因果关系理论。
国内学者对乡城迁移的研究早期集中在乡城迁移的发生机制、迁移的后果等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对乡城迁移形式（尤其是永久迁移）的研究日渐增多。研究者对永久迁移的定义有所差异，通常用城镇定居和城镇落户来界定乡城永久迁移。众多学者对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进行了调查，但对其理解并不一致：有的将城镇定居仅定义为在打工城市的定居，有的则笼统地称之为留城，包括了打工城市和其他城市；有的笼统地界定为未来的定居意愿，有的则界定为5年内的意愿。加之调查时间不同，导致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众多调查中，定居意愿较低的仅为20.6%，高的为55.5%。农民工城镇定居受主、客观两方面的影响。主观方面的影响因素有：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居住状况、打工时间、经济收入、社会资本、社会融合、权益保障、公平感知度等。客观方面的影响因素则包括户籍制度、城市高房价、农村土地产权不完整等。
多数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镇落户意愿并不高。从城市的角度看，城市公共服务（主要是基础教育）、制度合法性压力推动农民城镇落户，而工作不稳定、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是农民不愿意落户的主要原因。从农村的角度看，农地制度、粮补制度阻碍农民城镇落户。从个体的角度看，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融合程度等影响农民的城镇落户意愿。
综上，学界对中国乡城永久迁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些许不足：一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永久迁移的意愿层面，对永久迁移现状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是从解释的视角看，经济理性的解释较多，非经济理性的解释较少。即乡城永久迁移是个人基于人力资本、经济收入等能力基础上，对迁移的成本一收益进行权衡之后的选择。实际上，迁移虽然和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然而，即使如此，非经济因素（社会的、自然的、人口统计学的、文化的和通讯的）也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乡城迁移虽然主要是一个经济行动，即农民进城寻找收入相对更高的工作，但却绝不仅是单的经济行动，尤其是从暂时迁移进入到永久迁移时，很多社会性的因素对农民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行动和意愿两个层面，进一步探讨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社会逻辑，以期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完善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迁移和社会分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通常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地理上的迁移有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由乡村迁往城市的移民行动是处于社会底层或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但也有研究表明，城市生活也可能促进向下流动，对许多刚到城市的新移民而言，都是典型的向下流动。城市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改革开放的30余年间，大量的农民由农村进入城镇，成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的主要构成力量。即使留在农村的农民，很多也是兼业农民。因此，虽然在身份上依然是农民，但难以否认这个阶层正在不断分化，在向其他阶层流动。只是农民在向其他阶层流动的同时，并未彻底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居住空间变革，大部分农民仍然定居在农村，处于乡城暂时迁移的状态。这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经历。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农民的阶层分化与乡城永久迁移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中国则由于所处的发展背景及特殊的户籍制度等原因，大量农民虽然出现了阶层分化，但却未能同步实现乡城永久迁移。
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认为人们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位置可能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阶层背景对个人的消费实践、生活方式、、投票行为、生理和心理健康、价值观和态度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理论上，农民的阶层分化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决策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途径：一是阶层分化意味着不同阶层掌握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等存在差异，城镇生存能力和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就存在差异，因此永久迁移的行动或意愿也可能存在差异；二是阶层分化意味着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声望有着高低之别，那些处于较低阶层、声望较低的农民因此可能不太愿意迁移；三是阶层分化还影响个人的性情、品味和生活方式，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偏好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农民的迁移选择。由此，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1：阶臃只假设。农民的阶层分化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不同阶层农民的乡城永久迁移选择存在差异，农民所处的阶层越高，永久迁移行动的比率相对越高，未来永久迁移的意愿也越高。
社会阶层的测量包括客观阶层和认同阶层两种方法。客观阶层指的是依据一定指标，将社会个体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认同阶层指的是社会成员的阶层主观归属――因为阶层表征着社会分层的结果――高低有序的社会阶梯位置，故社会成员可以经过自我评估和自我认定将自己归属为某一具体的阶层。为了全面反映社会阶层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影响，本文从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两个角度同时进行检验，由此假设1又可细分为以下两个分假设。
假设1.1：客观阶层假设。农民客观阶层等级越高，永久迁移行动的比率相对越高，未来永久迁移的意愿也越高。
假设1.2：主观阶层假设。农民主观的阶层认知等级越高，永久迁移行动的比率相对越高，未来永久迁移的意愿也越高。
本文同时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现状和意愿进行研究。意愿是关于未来的筹划，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那些当前社会阶层等级并不高，但在未来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农民可能更倾向于乡城永久迁移，也即说社会流动很可能是影响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阶层流动预期假设。未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预期越大的农民，永久迁移的意愿也越高。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1）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0）。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1785份。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民，以拥有农业户口为标志，将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军籍等身份的个案排除；同时，本文只关注16-64岁的中青年农民，这部分人口是农民城镇定居的主体。由此，最终进入统计分析的样本量为5200份。
（2）变量测量。本文模型的因变量为乡城永久迁移，用“城镇定居”来表示，并分为行动和意愿两个方面，行动是指“目前是否已经在城镇定居”，为二分类变量；意愿是指“未来5年内城镇定居的意愿”，为二分类变量。
本文模型包括客观阶层、主观阶层和阶层流动预期三个自变量。目前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测量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包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分层模式、多元指标的分层模式、利益群体的分类模式，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分类模式等。本文沿用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定义，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李春玲进一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的每一个职业所处的阶层位置进行了归类。本文主要是基于李春玲的职业阶层归类，在综合分析CGSS 2010数据中受访者的工作经历及状况、目前的工作状况、目前从事职业的具体名称和工作内容、职务级别等职业情况，以及工作的单位或公司的类型、所有制性质、员工人数等变量情况，将受访者一一划入相应的阶层。统计发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只有1人；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合计23人，且所属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是构成白领阶层或中间阶层的主体。根据这一定义，本文将这人数少的三个阶层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一起归纳为白领阶层。在中国，由于商业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类似，李若建也把工人、商业服务业职业称为“蓝领”，因此，本文将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归为蓝领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则保持不变。
主观阶层通过“梯子测试法（Ladder Scale）”进行测量。梯子从底端到顶端分别标上了从1到10的阶梯，梯子顶端代表了社会分层的最高等级，底端代表了社会分层的最低等级。调查时通过询问“您认为自己当前处于哪个等级”来确认农民的社会阶层位置。
社会流动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的变化。本文中阶层流动预期的测量建立在主观阶层的测量基础上，调查时，询问调查对象“您认为自己十年后将会处于哪个等级”，然后用个人十年后的阶层等级预期减去当前的阶层等级认知，得到变量“阶层流动预期”。
控制变量方面，迁移通常是选择性的（selective），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就是指迁移者区别于未迁移者的特征，通常是指人口学特征。因此，本文将性别、年龄、婚姻、学历、个人收入等人口学变量放入模型。此外，在中国，家庭是个人社会行动的重要支撑，因此，家庭的经济收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了避免个人经济收入与家庭经济收入的相互影响，本文用家庭其他人收入来反映家庭经济收入状况。表1列出了本文模型中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三、结果与分析
1.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描述性分析
调查显示，受访农民中，8.6%的人已经在城镇定居，9.9%的人明确表示未来5年计划到城镇定居，67.9%的人明确表示未来5年不会到城镇定居，还有13.6%的人因各种原因未能作出明确回答。可见，农民中已经乡城永久迁移的还很少，未来乡城永久迁移的意愿并不高。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农民人口总数巨大，如果用这一比率来估计总体中已经乡城永久迁移的农民，其绝对数量应很大。同样，以此估计有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总数亦不小。这与201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居住趋于长期化，“移民”倾向渐趋明显，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事实“移民”之研究结论一致。
表2显示了不同阶层农民的乡城永久迁移行动和意愿。从中可以看出，白领阶层中已经永久迁移比率为27.3%，远高于其他阶层；而在目前尚未永久迁移的白领阶层中，未来5年计划永久迁移的比率达29.7%，也远高于其他阶层；蓝领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永久迁移行动和意愿差别不大；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永久迁移行动和意愿最低，比例分别为3.6%和7.6%。卡方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存在，表明农民的阶层分化对农民乡城迁移行动可能有一定影响。
2.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面假设，本文分别构建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和乡城永久迁移意愿的二元L0gistic回归模型。由于经济资源（主要是收入）是阶层划分的一个主要依据，即收入与阶层存在因果关系，从理论上看，个人收入与客观阶层两个变量的交互项很可能对农民的永久迁移产生影响，因此，为了探清阶层对农民永久迁移的真实影响，在模型构建时，在引入个人收入、客观阶层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个人收入与客观阶层两个变量的交互项，以此来检验客观阶层对农民永久迁移的影响是否受个人收入的影响。不过分析时发现，构造后的交互项与个人收入高度相关，存在共线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对中”处理，即将个人收入、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减去其样本均值后再构造交互项，同时将减去均值后的个人收入、客观阶层放入回归模型。
（1）阶层分化与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表3给出了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的四个回归模型结果，模型1是只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2加入了客观阶层（以蓝领阶层为参照组）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模型3又加入了个人收入与客观阶层的交互项，模型4又引入主观阶层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总体上看，四个模型卡方检验的P值都小于0.001，说明回归模型整体上比较理想。下面对四个模型的实证结果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控制变量中，除年龄、婚姻两个变量，其他四个控制变量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的影响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性。从回归系数看，性别的系数为负值，表明相对女性而言，男性乡城永久迁移行动更少；个人收入、家庭其他人收入的系数为正值，表明个人收入越高、家庭其他人收入越高的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比率相对更高。学历中，高中学历在四个模型中都通过检验，表明相对于小学及以下的农民，高中学历的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比率更高；初中、大学及以上两个变量在模型1中通过检验，但在后面3个模型中都未能通过检验，表明在引人自变量后，这两种学历的农民永久迁移和小学以及下的农民比起来并无显著差异。
第二，模型2的结果表明，客观阶层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具有重要影响。和模型1相比，Nagelkerke R2提高，说明模型2的拟合程度得到提高。白领阶层的系数为0.707，且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相对参照组蓝领阶层而言，白领阶层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的更多，其风险发生比为前者的2.029倍。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系数为-1.373，且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相对蓝领阶层而言，农业劳动者乡城永久迁移行动的相对更少，其迁移行动的风险发生比为蓝领阶层的0.253倍。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系数为0.108，但在5%的显著性下不显著，表示该阶层的迁移行动与蓝领阶层没有显著差异。综上，可以推断，白领阶层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的比率最高，其次是蓝领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最低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
第三，模型3中加入了个人收入与客观阶层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白领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仍然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个人收入*白领阶层，个人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人收入*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三个交互项的检验都不显著，意味着客观阶层对农民永久迁移的影响并未受个人收入的影响，即客观阶层、个人收入对农民永久迁移行动的影响彼此独立，客观阶层对农民永久迁移行动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此外，模型4中引入了解释变量主观阶层，和模型3相比，NagelkerkeR2变化不大，表明模型4的拟合程度并未显著提高。从回归系数看，主观阶层的系数为-0.031，但在5%的显著性下不显著，表明主观阶层对农民乡城迁移行动没有显著影响。
（2）阶层分化与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表4给出了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的四个回归模型结果，模型5以控制变量作为全部的解释变量，模型6加入了客观阶层（以蓝领阶层为参照组）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模型7加入了个人收入与客观阶层的交互项，模型8又加入了主观阶层和阶层流动预期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总体上看，模型卡方检验的P值小于0.001，说明回归模型整体上比较理想。下面对模型的实证结果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模型5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除性别和婚姻两个变量之外，其余四个变量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四个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保持一致，体现出较好的模型稳健性。简单来说，年龄越小、个人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其他人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越高。在学历这一变量中，相比于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初中、高中的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意愿相对更高。不过，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在模型5中通过检验，但在后续的3个模型中未能通过检验，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
第二，模型6的结果表明，客观阶层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有重要影响。和模型5相比，模型6的负2倍对数似然值下降，NagelkerkeR2递增，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明显提高。白领阶层的系数为0.423，且在5%的显著性下显著，表明相对蓝领阶层而言，白领阶层农民的迁移意愿更高，其迁移意愿的风险发生比为蓝领阶层的1.526倍。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系数为-0.524，且在0.1%的显著性下显著，表明相对蓝领阶层而言，r业劳动者阶层的迁移意愿偏低，其迁移意愿的风险发生比为蓝领阶层的0.592倍。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系数为-0.124，但在5%的显著性下不显著，表示该阶层的迁移意愿与蓝领阶层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以发现，白领阶层农民的乡城永久迁移意愿最高，其次是蓝领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意愿最低。这与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的统计结果类似。
第三，模型7结果表明，在加入个人收入与客观阶层的交互项后，个人收入、白领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对农民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仍显著。而在个人收入与客观阶层的交互项中，个人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人收入*白领阶层，个人收入*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对农民永久迁移意愿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个人收入、客观阶层对农民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是独立的。
第四，模型8显示，主观阶层和阶层流动预期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和模型7相比，模型8的负2倍对数似然值下降，Nagelkerke R2递增，意味着模型8比模型7拟合得更好。主观阶层的系数为0.060，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未能通过检验，表明主观阶层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无显著影响。阶层流动预期的系数为0.204，且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阶层流动预期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阶层流动预期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民永久迁移意愿的风险发生比将是原来的1.226倍。这意味着只要对未来的阶层流动具有信心，即使当前的阶层等级较低，未来也倾向于永久迁移。
综上，通过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和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在人口学特征中，性别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有显著影响，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则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性别的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婚姻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和意愿两者都没有影响。学历和收入是影响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两个主要变量。这两个变量直接影响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后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就本文着重关注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来看，客观阶层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确实具有显著影响，且表现在行动和意愿两个层面，假设1.1被证实；主观阶层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行动和意愿的影响都不显著，假设1.2被证伪；阶层流动预期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假设2被证实。总体来看，阶层分化确实影响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抉择。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CGSS 2010调查数据，对农民l城永久迁移的行动和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只有不到1/10的农民已经永久迁移，近1/10的农民有明确的乡城永久迁移意愿，大部分农民则没有永久迁移的意愿。阶层分化对农民乡城永久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简单来说，社会阶层越高，未来向上流动的预期越好，农民越倾向于乡城永久迁移。
通常研究者都认为，迁移是选择性的。学界对不同形式迁移的选择性存在的差异关注还不多。从本文的研究结论看，暂时迁移和永久迁移的选择性存在巨大差异。农民暂时迁移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一份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因此，暂时迁移的选择性主要因应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选择，主要表现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学的特征方面。永久迁移则不仅涉及个人的工作问题，还涉及个人乃至家庭生计和生活方式的整体变革，因此，永久迁移的选择性除了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也占据重要地位。从本文的实证分析看，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经济基础，获得能够满足个体和家庭成员基本生存的货币收入是农民城镇定居的必备条件。阶层地位是影响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社会因素。两者同时作用于农民乡城永久迁移的行动。1949年以来，无论是国家的政策实践，还是农民的主体行动，都体现出城市中心主义的趋向；二元结构的城乡差距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个体选择的城市化取向与农村的被疏离。正是在城市中心主义的逻辑下，不少研究者认为，如果没有任何政策限制，按照市场主义的逻辑，农民一旦能够在城镇就业获得能够保障个人和家庭生存的经济收入，就会自主地在城镇定居落户。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强调经济收入并不是唯一决定农民永久迁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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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学生，与学生交朋友。
要营造快乐的语文课堂，师生间的情感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很多老师太注重自己的权威性，以自己的主观标准和个人感受来教学，忽视了学生的感受，久而久之，师生之间难以互相接纳、互相信任、互相包容。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进步的动力，也是打造快乐课堂的前提。老师要多花时间了解学生，多听听学生的心声，多从学生的角度想问题，考虑他们的感受。正如保罗所言：“在软弱人中我要做软弱人！”老师心中有学生，尊重学生，学生才会接纳老师，尊重老师，接纳你所传授的知识。师生之间的朋友关系，学生才会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遇到的问题与老师分享。例如学生喜欢以周记的形式把自己的苦恼及学习的压力与我分享，我也会在周记里写一些个人建议，正因为这样学生把我当成了知心的朋友，由原来讨厌写周记到现在喜欢写周记，写作能力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提高，也由此喜欢上了语文课。我没有想到自己在周记里的一两句话会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影响。我深刻体会到，老师尊重、体谅学生，学生自然也会尊重老师、体谅老师，喜欢上老师的课。课堂上我们都是以探讨的形式来完成课程的任务，这比强迫学生学习的效果要理想多了。
二、对学生有多信任，课堂就有多快乐。
为什么现在语文课堂会常出现不愿张口回答问题；习惯于抄老师写的答案，而不愿阐述自己的观点的现象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老师爱唱独角戏，不给学生“说”的机会；二是老师爱做课堂主人，不能尊重学生的“说”，不信任学生。时间长了，老师不把学生当做学习的主体，而学生习惯了老师的“标准答案”了。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告诉人们，学生能否持之以恒地学习，与老师的信任程度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谅解学生，因为学生毕竟阅历浅，考虑问题肤浅，他们考虑问题未必如老师当初设计的一样，所以老师应投去一个赞许的目光，说一句鼓励的话语，这样会给予学生很大的力量。这样长久下去，学生会喜欢上发言，提高学习能力，在课堂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上《童趣》中“游花园，鞭蛤蟆”这一课时，我备课时总觉得概括得不够简洁，但学生却用“神游花台”四字来概括，听了他们的观点我有豁然开朗之感；《海燕》一文中，让他们写海燕的宣言，学生运用诙谐的语言，形象而生动。每节的语文堂里总是热热闹闹，有很多的想法，有时候甚至质疑老师，就在这样的课堂氛围里，学生敢想、敢说。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就要做课堂的有心人，多信任学生。学生在课堂上充分展现才能，这给他们很大的成就感，因为哪个学生不喜欢轻松、愉快的课堂呢？
三、课堂设计应巧设心思。
有效的课堂设计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要营造快乐的课堂，老师必须熟悉教材，熟悉学生的情况，结合学生的实际能力巧妙开展课堂教学。尤其是课堂的发问，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由此可见，课堂设计的确需要多花心思。课堂设计应符合学生的能力，学生能够理解，能够作答，而不是让学生可望而不可即，否则只会让学生望而生畏，更无快乐可言。精巧的课堂设计，可以让学生有兴趣参与课堂活动，才会在活动中享受学习的快乐，增强学习效果。
四、教师以自己魅力吸引学生，影响学生，教育学生。
一个有魅力的老师往往能够吸引学生，魅力并不一定非拥有青春不老的外表，因为一个人并不可能永远都拥有不变的青春，学生信服的是那些学识渊博、具有独特人格的老师。
在快乐的课堂上，老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学生的引路人，而不是知识的灌输者。在课堂上老师要清楚认识自己的位置及作用，为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用幽默的语言激励语言，让学生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做应该要做的事，让学生带着愉快的心情遨游于知识的海洋，这样才有快乐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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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 校;发展建设;志愿精神;培 养
一、志愿精神、志愿服务和志愿者的内涵与联系
在西方,志愿精神起源于宗教慈善观念,涵盖了“自愿”、“无偿”、“利他”的特征,或者源自“崇高的道德理想、社会责任感、悲天悯人的情怀”,或者“来自一种单纯的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在我国,志愿精神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传善文化,儒、墨、道、佛思想中所蕴含的仁爱、互助、奉献、慈善思想为志愿精神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因此,志愿精神是指一种自愿的、不为报酬和收入而参与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区工作的精神,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是志愿精神的精髓。
谈到志愿精神,必须联系到志愿服务和志愿者。志愿服务是指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资源和善心为邻居、社区和社会提供非营利性的服务,是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福利事业而提供的服务。志愿者是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计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而提供服务的人员,是人类利他主义和慈善主义的志愿精神驱动各国志愿者为社会和社区提供志愿服务。简单来说,志愿者是志愿服务的主体,即自愿参与志愿服务、并以之作为界定自我身份和奉献自己时间和精力的人;而志愿精神则是体现在志愿者的参与行为、志愿服务的作用过程和效果之中,是志愿服务的本质所在,是志愿者行为和感受的升华。志愿服务是志愿者的身份来源,是志愿精神得以展现的物质基础。所以志愿服务与志愿者、志愿精神三者是紧密联系的一系列概念,我们在实际中必须紧密结合志愿服务和志愿者来研究志愿精神的培养。
二、志愿精神的培养在高校发展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1.志愿精神的培养是高校发展建设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在大学生综合素质中,具有统帅地位,它对大学生的人生发展起着导航作用。但当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只注重课堂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在最为生活化和人性化的社会实践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纸上得来终觉浅”,人的能力的获得和提高并不能只靠书本知识,必须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培养和发展起来。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仅仅依靠课堂上的思想教育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要通过不断创新途径和理念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青年志愿者活动中,作为教育对象的大学生由客体变为主体,教育过程由单向变为双向,教育方式由被动变为主动,将理论付诸实践,将制约转化为自觉行动。这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对象产生正面的“内省”机制,有利于把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裂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青年志愿者活动是课堂之外的实践平台,是知识技能的运用和延伸,是参与社会、提升能力的实战训练或预演。它能够帮助大学生了解国情、民情、校情,从而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树立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激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高尚情感,拥护党的领导,自觉地肩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它培养大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通过参加服务社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志愿活动,逐步积累社会经历,使之升华为一种价值目标的追求。
2.志愿精神的培养是高校发展建设和谐目标的重要动力
大学生志愿者在校园里开展各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志愿活动,营造了一种和谐的道德氛围。这种氛围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在校园道德交往中的具体表现,它集中体现为学校师生员工在校园内处理和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校园道德舆论对师生员工道德行为的监督;反映了学校师生员工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掌握与履行;反映了学校师生员工对道德目标、道德价值的选择与追求;反映了师生员工对学校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师生员工在这种道德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步自觉地将自己纳入这种道德环境中,能动地与校园道德环境良性互动。在这种志愿活动中久而久之形成的志愿精神在高校和谐的发展建设发挥的作用具体表如下:(1)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尽管是在学校中,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无不渗透着利益。志愿服务的兴起,可以充当缓和协调这些利益冲突的工具,其折射出来的公正理念和平等原则,显然有助于减少不同群体之间的摩擦与矛盾,加强他们之间的沟通与了解。这是志愿精神维系校园稳定所起的独特功效。(2)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高校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场所,周围环境的状况是影响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动员社会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环保志愿服务已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途径。
三、高校发展建设中如何培养志愿精神
1.加强志愿精神的宣传力度,提高高校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认知
(1)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志愿者精神活动的宣传和倡导。加强宣传策划,讲求宣传艺术,提高宣传实效,形成宣传声势。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和其它社会资源进行立体宣传,在学校各个层面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让志愿服务理念深入人心,使志愿服务成为大学生的一种自觉行为。比如,在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政府的宣传、倡导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志愿者的规模和服务热情创下历史新高, 成功地展示了“公众外交” 的魅力。
(2)高校要将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活动纳入高校教育教学计划中。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的本质要求,是培养大学生关注他人和社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手段,通过开展这项活动,使大学生了解社会,不断的自觉将个人个性和社会冲突相适应、融洽。在大学生实践教育中,已经将课程实践和假期的社会实践纳入了教学计划,但没有明确的将无偿的青年志愿者活动纳入到教育教学计划中,作为对大学生思政教育、专业实践的一块重要领域,教育教学计划的导向作用还没有得到明显体现,因此,要将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活动以一定的时间、质量的要求明确写入大学教育教学计划中。
2.完善组织机构和志愿服务体系,在实践中培养和弘扬志愿精神
高校团委是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直接管理者,有责任不断完善志愿服务的组织模式,在最大程度上动员大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校团委对全校性的志愿者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负主要责任,同时对于各基层的志愿者活动有领导和管理的义务。最终形成“学校团委(校级志愿者协会)――院系分团委(院系志愿者社团)――班级团支部(基层志愿者小组)”的组织网络。这种模式可以保证大学生志愿者活动高效有序地开展。另外,不同的志愿服务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事,要求志愿者具有全面的素质。而像社区服务之类的志愿活动,则对志愿者的要求相对来说就没那么高。青年志愿者服务的对象内容很宽广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富有特点和针对性。设计服务计划时应加以全面的考虑,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多层次的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服务体系。切实让大学生在实际体验中逐渐培养志愿精神,全名领会志愿精神的内涵和意义。
3.建立志愿服务的保障机制,为志愿精神的弘扬提供基础和保证
目前很多的大学生愿意投入志愿活动中,但很多时候往往因为资金或者安全等问题而受到限制,因此加强志愿活动的保障是培养志愿精神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开展志愿活动的基础和保证。(1)资金保障。大学生志愿者活动资金往往没有来源或者来源渠道相对单一,影响了志愿活动的开展和整体工作的完善。因此,建立大学生志愿活动专项基金势在必行,这是加强学校发展建设的必要投资。专项基金的来源可以采取政府补贴、社会赞助、学校支持等多种途径。(2)激励机制。要建立健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激励机制。高校除了积极响应国家有关号召,积极开展志愿活动,还应该广泛拓展渠道,组织多形式的志愿活动。以激励为主,大力提倡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志愿活动,无私奉献,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具体的激励机制可以是方方面面,例如可将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具体表现与学生党员的发展、奖学金的评定以及奖、贷、助等方面的综合评定相挂钩。此外,高校特别要强化大学生志愿者的后续保障,对于某些特殊的志愿服务计划,要联合相关组织单位,解决志愿者的后顾之忧。例如,在西部计划实施之初,有关部门承诺在考研、报考公务员等方面为志愿者提供优惠政策,但有些部门或者地方政府并没有制定出相应优惠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令志愿者对一些“优先录取”的条款无法解读。如此就要督促有关部门把已经争取到的政策落实到位,从而推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保障机制的建立。(3)社会保障。当前仍然有很多的志愿活动形式单一、时间不定、性质不明等,以至于这些原本是善意的举动没有得到长久的继续和继承。因此,不仅高校要为大学生志愿者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社会也要提供有利于志愿活动开展的环境。通过法律来规定志愿服务的种类、时限(一般分为临时、短期、中期或长期)、地点(异地或当地)、津贴(有偿或无偿)等;明确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及服务对象的权利义务,同时借助协议等法律手段来达到理顺志愿者招募、派出等关系的目的。志愿服务立法还应该从鼓励志愿服务、解除志愿者后顾之忧以及社会各单位的责任和义务等方面着手。因此,提供资金、社会等方面的保障,做好鼓励、激励工作,当代青年才能更好地把他们的智慧投入到更多的志愿活动中,更好地弘扬志愿精神,更好地培养新世纪优秀的接班人。
4.从志愿者服务水平和能力出发,多途径培养大学生的志愿精神
志愿服务的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志愿者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反观现实,可以说,我国的志愿服务还处于低水平、低层次的阶段,还有待志愿者在服务水平和能力上进一步提高。首先,树立无私奉献的志愿意识。志愿服务不是赢利性的活动,它更多的体现公民的社会责任,强调社会义务的履行和公民权利的行使。其次,加强志愿者服务能力的培训。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者进行集中或者分散的培训。一是综合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培养。综合知识即关于志愿服务的一般性知识,专业知识即指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服务领域需要的知识,如,生态环保知识、医疗健康知识,心理咨询知识、职业规划知识等。二是技能培训,主要指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技巧和服务能力。志愿者不仅要拥有较强的知识储备,更应该具备较强的服务技能。包括与服务对象交流沟通的技能、一定的组织才能、筹集资金的技能等。同时要根据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同时根据志愿者个人的需求和爱好,因人而异开展培训,不能“一刀切”,否则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影响大学生志愿者的积极性,志愿服务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我国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培训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激发了全体大学生的志愿意识,很好地弘扬了志愿精神,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志愿活动日益成为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的也逐渐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国际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型赛事及各地的志愿活动的开展,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也吸引来越来越多人的加入。高校应该将志愿精神的培养作为发展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把培养青年大学生的志愿精神放在重要位置,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志愿服务,使得志愿服务领域越来越广,志愿者组织不断壮大,志愿服务的机制不断完善,志愿精神持续发扬,日益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最终使得志愿精神在成为青年大学生成长的重要载体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学校的精神支柱,推动学校的文化发展和内涵发展,从而获得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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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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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少年 体质 下降 原因
从1985年开始，中国进行了四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调查显示，最近20年来，中国青少年体质在持续下降。表现尤为突出的问题是：肺活量、速度、力量等体能素质持续下降，肥胖学生继续增多(学生肥胖率在过去的5年内迅速增加，四分之一的城市男生是“胖墩”)，以及学生近视率(初中生近视率为60％，高中生近视率为76％，大学生近视率高达83％)居高不下，……这一组组数据，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明日的栋梁。要阻止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首先就得对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原因进行分析。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现行教育体制是造成青少年学生体质持续下降的根源。导致学生健康状况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学生体育锻炼的时间及强度严重不足。而最终导致学生体育锻炼的时间及强度严重不足的正是当前我们应试教育体制。高考是指挥棒。千千万万的学子臣服于考试的魔力，昏天暗地地苦读就是为了取得好分数。目前，由于升学率、平均分两根指挥棒自上而下被层层强化，教学中广泛采用过度学习，强化训练的做法，造成学生作业量过大，中小学生必不可缺的游戏时间和体育锻炼时间没有保障，连正常的星期日和假期也被挤占，影响青少年学生身体的健康发育。在用分数、升学率的高低作为评判一名教师、一个班级、一门学科、一个学校、一个县、一个市乃至一个省教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的背景下，上至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下至各位一线教师，于是就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挤出和占用学生一切可以挤出和占用的时间，挑战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极限，挖掘出学生尽可能多的潜能。如；人为减少学生的体育课、体育活动课的课次，压缩课间的休息时间，甚至随意缩短学生每天8小时的睡觉时间，牺牲学生的周末和寒暑假休息日……把尽可能多的时间交给文化课程，以不惜牺牲学生的健康为代价，求得尽可能高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
因此说当前的应试教育体制是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的头号因素。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青少年把时间和精力全部花在了啃书本、争分数上，学校忽视体育锻炼，学生没时间体育锻炼，睡眠少，营养过剩，精神与体力、学习与休息严重不协调，久而久之，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就越来越差，体质越来越弱。
2 学生缺乏体育锻炼的兴趣和爱好，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不强。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爱好是影响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淡薄，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参与的意识不强。
另一方面，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发育和心理的发展，学生对体育活动的态度、兴趣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仅从兴趣出发为运动而运动，为游戏而游戏的情况越来越少。其实学生也对体质健康对自身学习生活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心知肚明。但是，为了自身体质健康这一愿望，付诸实际行动，主动、经常并有目的地进行锻炼的少之又少，他们良好体质健康的愿望将被自我搁浅，自我淡化了体育锻炼的意识。久而久之，学生本人就被体质健康所俘虏。
3 体育课课时少，且课上运动量不足。当前虽然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了中小学每周体育课的时数，但往往各学校为了追求成绩，给主要学科更多的学习时间，便把体育课时数压缩了，四节改三节，三节改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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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健康第一 有效改进 耐久跑
作为一线的体育教师的我们能做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与策略来解决学生不愿意参与耐久跑练习矛盾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回答是肯定的。通过实际笔者认为以下几种练习方法就比较好，特举例说明。
一、捆绑式练习法
所谓“捆绑式”耐久跑练习法就是将耐久跑练习和另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项目进行捆绑，并将耐久跑放到第一个教学内容上或者两者进行穿插练习。其实，这种做法主要利用了兴趣是参与的原动力原理，即兴趣压抑与激发。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当对某些事物感兴趣的时候，那么心理上就会产生参与的欲望，随之动机也就产生了，这时如果外因适当诱导便一触即发。同理，我们学生在体育学习中也存在这个现象，因此采用捆绑式练习发练习在耐久跑项目中效果非常明显。具体操作是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变化进行课堂时间上的捆绑分配比例，原则是学生兴趣浓就多练习一会耐久跑反之少练。同时在捆绑项目上笔者一般捆绑的组合有：耐久跑与篮球、耐久跑与羽毛球、耐久跑与排球、耐久跑与乒乓球、耐久跑与轮滑、耐久跑与街舞等。
二、异性组合练习法
心理学中把男、女交往、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吸引力、凝聚力、协调力、增力、开心、保健等心理现象，称为异性效应。这种效应现象的产生主要由于异性间具有的性别个性互补作用，个性情感互补作用，个性气味促进作用和性别取悦作用的影响。其表现是“有两性共同参加的活动，较之只有同性参加的活动，参加者一般会感到更愉快，干得也更起劲，更出色。这是因为当有异性参加活动时，异性间心理接近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因而会使人获得程度不同的愉悦感，并激发起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什么是异性效应，）在了解了这个异性效应的原理后我们教师就可以在教学实践中进行运用了。笔者依据此原理在耐久跑练习中设计了行异性组合练习，如，异性追逐法，具体如下：首先将学生按其性别分成两组，男生追女生时要和女生有30-50米的距离（总距离600-800米）；应用此法时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设定前后距离，不能随意设置否则将极大影响练习效果。除了刚才介绍的异性追逐法之外还有异性监督法等，其主要的利用原理仍然是异性效应原理。
三、持轻器械跑练习法
所谓持器械跑练习法就是学生在进行耐久跑练习每个人时手中持一定种类的器械的进行练习，如手持篮球、排球、羽毛拍等。这种方法的原理主要是通过手持器械来分散学生对耐久跑恐慌的注意力，以减少学生对其产生的心理厌烦敏感值。从实验的效果反馈来看这种方法在小学和初中应用的效果最好，高中相对要差一些，主要原因是学生的心理发育阶段不同所致。同时笔者建议体育教师在利用这种方法时要注意器材的选择与安全因素的考虑，特别是器械的重量与长度等，同时也要考虑练习的时间、强度等。在选择的轻器械上可以用气球、垒球、羽毛球拍或者自制的器械等。
四、小组末位追加法
所谓小组末位追加法就是教师对班级按一定的标准分成相应小组，练习时每个小组的后几名在追加1次练习。这个方法主要利用了学生耐久跑的厌烦心理，你不愿意练习就必须先完成这次练习否则就在奖励一次给你。因此，这样在1次练习中就能报正练习的有效性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运用这种方法时要做好学生能力的水平的调查，老师在一次完成的时间限制和末几位设置上都有一定讲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状况进行灵活设置，一般一节课可以练习1-2次，长度在600米左右。
五、背景烘托练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