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名言范文1
关键词：梁启超；福泽谕吉；译介活动；功利性
1 序言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运动的领袖，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1898 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导、以日本维新为蓝图的变法运动在慈禧太后的干涉下以失败告终，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据点，译介、吸收了大量海外作品。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译介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漏译、误译。也正因如此，“梁启超式输入”一直处于众矢之的。①翻译学的角度给我们研究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视角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史视角的缺失：梁启超虽译介了众多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身份依然是启蒙思想家，我们无法脱离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家这一身份来把握和评价其译介活动。本文拟在参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着手探讨梁启超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和“经世思想”的必然性，同时站在清末这一本土语境的视角揭示梁启超的译介活动在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起到的积极意义。
2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成为了清末思想语境中的主流方向。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首先直面的难关，则是语言上的障碍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层面创设了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3）等专门学校，致力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层面也开始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大力提倡翻译活动。譬如，外交官曾纪泽曾言“考求各Z言文字，\亦吾儒之宜所氖隆敝髡叛习外语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马建忠亦言“g之不容稍，而g之才之不得不及r造就也”道明了译作和译才需要的迫切性。②梁启超亦是不遗余力地主张和提倡翻译活动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正如学者所言，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和政治活动是紧密相连的③。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梁启超的翻译理念，本文将首先对其政治改革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大都是在“民主主义”的大语境中逐步推进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大语境下，梁启超是如何看待与“民主主义”一样强调政治目的在于民众利益的、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民本主义”的呢？梁启超认为，中国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君主实施仁政。但是关于谁来监督君主实施仁政这一问题，儒家给出的答案是超越性的、抽象的“天”，而缺乏现实中人民对其进行监督的平台和机制。他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民本主义中缺乏法治思想这一弱点：
“我先民O知民意之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F，t始K未L做壹}以氖卵芯俊H陶若`反民意，除s到贺M盈群起革命外，在平r更o相之的制裁之法。此吾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c也”。（梁启超，1999：3619-3619）
康有为曾用“流质易变”来形容其弟子梁启超。诚然，梁启超的政治改革活动几经变动，其思想中的“革命”和“改良”因素何为表象何为本质这一问题也备受争议④。就改革方向而言梁启超经历了从由上至下的“”到由下至上的“新民”的转变，就改革内容而言梁启超经历了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到伯伦知理的国家说的转变。但是在这些转变中依然有不变的成分所在――即梁启超对法理上民众主观能动性的重视以及对国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强调。那么，为了实现这一贯穿在梁氏政治活动中“不变”的理念，使得民众的智慧程度达到政治参与水平的“_化民智”，则构成了梁氏启蒙活动中的核心部分。换言之，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是围绕培养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新民而展开的。
3 梁启超的翻译理论
让我们再回到梁启超的翻译理论。1897年，在《时务报》的第27、29、33册上梁启超连载了《论译书》一文。在该文中梁启超在论述翻译的意义时，就首先提出了“苟其於今日之天下，t必以h第一x”（梁启超，1999：45）这一“翻译强国”的核心思想。为了振兴翻译事业，梁启超紧接着推出了“择当译之本”、“定公议之例”、“养能译之才”三个方针。何谓“当译之本”？梁启超认为，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被翻译局所重视的兵书“m毋g焉可也”（梁启超，1999：46），而使得西方国家强盛的政治、法律、历史、农学等书籍才是“当译之本”。“公议之例”则是为了不让读者产生混乱感，对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的译语进行统一规定。在翻译工作刻不容缓之际亦能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一侧面管窥到梁氏处理问题的冷静。而关于“养能译之才”，梁启超则强调了创办专门学校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在推出翻译方针之后，梁启超将目光投向了翻译的效率。作为收获成果的最高效方法，梁氏提出了以日本译文为媒介翻译西方著作的路线，针对这一路线，梁氏从以下两个层面上给出了理由。首先是对翻译难度层面的考虑。中国和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本自古以来就行用汉字，虽然随着和文的创造，日文中开始夹杂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汉字仍占八九成。因此对于我国人而言，读懂日文并非难事。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翻译内容层面的考虑。西方学术复杂难懂，经过日本学者取舍过的译本对和日本国势风俗相似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非常合适的。并且，日本学者自己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客观、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⑤
概言之，梁启超欲以“择当译之本、定公议之例、养能译之才”（翻译的方针）为前提、以日本译文为媒介（翻译的路线）来进行译介活动，通过“开化民智”（翻译的核心）最终实现“翻译强国”（翻译的最终目的）。因此可以说从梁启超强调高效、有着明确目的的翻译理论中，我们也不难管窥到梁启超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和“经世思想”的必然性。1898年梁启超的翻译活动主要是以提倡、推进为主，而1898年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更则编纂了《和文汉读法》投身于译介活动，将自己的翻译理论付诸实践。
4 结语
本论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着手，分析了梁氏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的必然性。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是时刻以其培养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新民为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启超“功利式”的译介活动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是有着积极的史学意义的。翻译理论与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给了我们启示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新的课题：我们是否能通过对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与同时期政治活动进行时序对比来实证其翻译活动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呼应性？另一方面，正如学者指出，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中存在的大量的误译、漏译。那么，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落差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出作为思想家的梁⒊在译介作品时的“取舍”？ 我们又该如何去从思想史的角度辩证地评价梁启超对译文的处理？在日后的研究中笔者将围绕这一课题，继续展开深入研究。
注释：
①比如区建英认为梁启超的翻译中存在大量的漏译和误译，给中国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这一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参见区建英.中国における福gI吉の理解（J）.日本s史，1992（2）：72-75.
另外，郭延礼在其著作中也用了一章来介绍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并指出其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功利性”和“经世思想”。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45.
②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0.
③张洁、张德让.翻译与政治――梁启超翻译活动的“善变”与“不变”（J）.巢湖学院院报，2005（4）：139-144.
④冯友兰（1958）、李泽厚（1958）、桑兵（2002）、黄克武（2006）等学者均对此问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
⑤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46.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
[2]梁启超.新民丛报.上海广智书局，1993.
[3]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M）.岩波书店，1959.
梁启超名言范文2
关键词：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4-0143-006
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时间不长――梁启超说3年，其实不过2年（从谭嗣同1896年的北游访学到1898年的百日维新）。两人结识后相见恨晚，过丛甚密，梁启超更是成为谭嗣同牺牲前生死相托的人。同样是在梁启超的介绍下，谭嗣同第一次对康有为的思想主旨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且大为折服，用梁启超本人的话说便是“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从此以后，谭嗣同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由于相识的时间短，更由于谭嗣同的壮烈牺牲，谭嗣同对梁启超并无太多评价，目前看到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是谭嗣同写给梁启超的7封信。在这7封信中，有4封是写给汪康年和梁启超两人的，只有3封是专门写给梁启超的。与谭嗣同对梁启超的提及和评价相比，梁启超对谭嗣同关注甚多，这也是本文名为《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的原因所在。
一、对谭嗣同其人其学的推崇
梁启超是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推崇和刊发的思想家。他对谭嗣同的评价是：“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1]这个评价包含对谭嗣同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的敬佩与学术思想的折服。由于对谭嗣同的人品极为敬重，因其人而好其学是梁启超步趋谭嗣同的重要原因。梁启超为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作序，并且作《谭嗣同传》，对谭嗣同的生平、为学予以介绍，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好史的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率先对中国近代（1840年之后，梁启超统称为“清代”）的思想史予以梳理和研究，使谭嗣同与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等人一样进入了学术研究视野。此外，梁启超在论及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或在其他论作中时常提到谭嗣同，在彰显谭嗣同人格魅力的同时，多维度地展示了谭嗣同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梁启超对谭嗣同及其思想的介绍和阐发有客观陈述，也有主观评价。透过这些，既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梁启超对谭嗣同的推崇，又可以领悟谭嗣同与梁启超思想的异同。
梁启超指出，谭嗣同的为人与为学是合一的，其英雄气概就贯注在学术之中;英雄是宗教造就的，正是“应用佛学”成就了谭嗣同的壮举。梁启超写道：“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故为信仰者，苟不扩其量于此数十寒暑以外，则其所信者终有所挠。浏阳《仁学》云：‘好生而恶死，可谓大惑不解者矣，盖于不生不灭瞢焉。瞢而惑，故明知是义，特不胜其死亡之惧，缩H而不敢为，方更于人祸之所不及，益以纵肆于恶。而顾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快已尔，天下岂复有可治也！……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著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呜呼！此‘应用佛学’之言也。（西人于学术每分纯理与应用两门，如纯理哲学、应用哲学、纯理经济学、应用生计学等是也。浏阳《仁学》，吾谓可名为应用佛学。）浏阳一生得力在此，吾辈所以崇拜浏阳步趋浏阳者，亦当在此。”[2]梁启超对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兴趣盎然，与将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归结为“应用佛学”相一致，始终从入世“应用”的角度诠释谭嗣同的佛学和《仁学》。这样一来，梁启超便以佛学作为谭嗣同思想的主线，以“应用佛学”为桥梁，将谭嗣同的为人与为学联为一体。
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是谭嗣同准备杀身成仁时最后的托付。梁启超在《戊戌记》的《殉难六烈士传・谭嗣同传》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读之令人动容：“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数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3]谭嗣同的狱中绝笔印证了梁启超的说法，也为两人的情深义重提供了佐证：“八月六日之祸，天地反覆，呜呼痛哉！我圣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死毕矣！……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翦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亦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皇上也。”[4]事实证明，梁启超没有辜负谭嗣同的重托。谭嗣同牺牲后，梁启超利用各种机会介绍、宣传谭嗣同的思想，并在自己主办的《清议报》上首次刊发谭嗣同的《仁学》。“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3]在回顾《清议报》一百期所刊内容时，梁启超首推谭嗣同的《仁学》：“其（指《清议报》――引者注）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有饮冰室《自由书》。”[5]在回顾和总结《清议报》所刊的内容时，梁启超最隆重推出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之后是自己的《自由书》、《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和《过渡时代论》等论著，章炳麟的《儒术新论》及其他内容更列于后。不仅如此，在具体介绍和评价中，梁启超对《仁学》不惜笔墨――这一点与对待章炳麟的《儒术新论》相比则看得更加清楚：对待后者，梁启超只用了“《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一语。由此反观，足见梁启超对谭嗣同的隆重推出，并且极尽溢美之词。至于梁启超所言《仁学》“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则属实情，亦表明了梁启超对于推介谭嗣同思想的用力之著和首刊之功。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自己的论作中时常援引谭嗣同的观点和《仁学》等著作，这样做的初衷固然有借题发挥、利用谭嗣同的人格和观点阐发自己思想的意图，同时也有让更多人了解谭嗣同及其思想的目的。不论动机如何，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梁启超的做法在客观上对于人们了解谭嗣同及其思想，促进谭嗣同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谭嗣同与梁启超的相互影响
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既有个人情感，又有共同追求，在朝夕相处、学术切磋中相互影响。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自己与谭嗣同在学问上相互影响，彼此学问都为之一变：一方面，谭嗣同在接触自己后思想为之一变：“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6]3102另一方面，由于受谭嗣同的影响，自己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与“崇拜浏阳步趋浏阳”相一致，梁启超坦言自己的思想受谭嗣同和夏曾佑影响甚深。
在中国近代崇佛史上，梁启超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梁启超对佛教的虔诚和痴迷令人注目，谭嗣同在其中功不可没。据梁启超本人披露，自己早年对佛教兴趣索然，甚至在听闻康有为讲佛教后不为所动。在结识谭嗣同后，梁启超才在谭嗣同的“鞭策”下开始向佛，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6]3105在现存不多的谭嗣同致梁启超的信中，除了商谈变法维新诸事宜之外，还有一封是专门切磋佛教的。[7]
这封信文字较长，内容却十分集中，只讲了一件事，专门为梁启超解释佛法。信中透露了如下信息：第一，谭嗣同与梁启超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此信就缘于两人头一天切磋（“昨言……”）的意犹未尽。第二，信中集中呈现了谭嗣同的佛学观，那就是基于华严宗的圆融无碍，宣称佛与众生相即相入，自度度人相即相入。这与谭嗣同在《仁学》中阐发的“一入一切，一切入一”相印证，梁启超在《〈仁学〉序》和《谭嗣同传》中对谭嗣同佛教思想的介绍也是在这个思路下展开的。第三，谭嗣同在信中阐释自己的佛教观，是为了借此点悟梁启超。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内容显示，谭嗣同对梁启超的点悟从认识梁启超时就已经开始，“观公两年来……”便是明证。
事实证明，无论谭嗣同的这次点化是否成功，梁启超后来的行为都表明，谭嗣同对梁启超佛学的引领或“督促”效果显著。正是在谭嗣同的“鞭策”和点化下，梁启超从对佛教无动于衷转而顶礼膜拜，如醉如痴。由此，佛教成为梁启超的精神支柱和信仰皈依，梁启超对佛教的痴迷和虔诚甚至达到了癫狂的程度。有这样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每天坚持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法，风雨无阻，坚持不辍，即使出车祸或身体欠佳也不放弃。对于这段学佛经历以及其中的苦乐，梁启超不止一次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及，对佛教的热情跃然纸上。[8]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做什么事全凭兴趣所致，对待佛学也不例外。由于兴趣盎然，乐在其中，所以排除万难，乐此不疲。
进而言之，梁启超之所以对佛教如此虔诚和痴狂，是出于真心向往，兴味盎然;同时也因为对佛教的受用，获益匪浅。在写给自己的“宝贝”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概括了自己的宗教观和人生观，也揭开了自己崇尚佛教的秘密所在：“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佛教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如此，恶业受完了报，才算善业的帐，若使正在享善业的报的时候，又做些恶业，善报受完了，又算恶业的账，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全是‘自业自得’，又并不是象耶教说的‘到世界末日算总账’，全是‘随作随受’。又不是象耶教说的‘多大罪恶一忏悔便完事’，忏悔后固然得好处，但曾经造过的恶业，并不因忏悔而灭，是要等‘报’受完了才灭。佛教所说的精理，大略如此。他说的六道轮回等等，不过为一般浅人说法，说些有形的天堂地狱，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我虽不敢说常住涅，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的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9]透过这段文字可以想见，佛教对梁启超意味着什么，难怪梁启超将佛教奉为“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10]。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最早使梁启超倾心佛教的是谭嗣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对于梁启超虔诚向佛以及对佛教的终身受用功莫大焉。
三、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异同
诚如梁启超所言，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相互影响，这使两人的思想之间呈现出诸多相同之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对自己与谭嗣同之间的关系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详次节）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6]3099-3100引文作为“排荀”运动中心的“彼辈”指谭嗣同和梁启超，据此可知，两人都言民权，并将荀子视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罪魁祸首加以批判。这表明，谭嗣同、梁启超都反对荀子――这一点与章炳麟天差地别。此外，两人都对老子持否定态度，对老子尚静而贻祸中国的评价如出一辙――这一点与严复相去甚远。谭嗣同在《仁学》中说：“李耳之术之乱中国也，柔静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杀尽地球含生之类，胥天地鬼神以沦陷于不仁，而卒无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则曰‘俭’。”[11]梁启超对谭嗣同的观点深表认同，并且进一步发挥说：“老子有言曰：‘无动为大。’此实千古之罪言也。夫日非动不能发光热，地非动不能育万类，人身之血轮，片刻不动，则全身冻且僵矣。故动者万有之根原也……谭浏阳先生《仁学》云：‘自李耳出，遂使数千年来成乎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言学术则曰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则是废弛矣;用人不问贤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气之论起，柄权则颓暮矣。陈言者则命之曰希望恩泽，程功者则命之曰露才扬己。既为糊名以取之，而复隘其途;既为年资以用之，而复严其等。财则惮辟利源，兵则不贵朝气。统政府六部九卿督抚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夫群四万万乡愿以为国，教安得不亡，种类安得而可保也？’呜呼！吾每读此言，未尝不废书而叹也。”[12]鉴于两人对诸多问题的认识大致相同，梁启超称谭嗣同为“讲学最契之友”，甚至声称两人对于所学无不契合。梁启超在为谭嗣同的《仁学》作序时曾经回忆说：“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13]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的气质性格、思想来源和学术经历迥然相异，两人的思想也由此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差异。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并不讳言。在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相同的同时，梁启超揭示了两人思想的差异，并将谭嗣同与自己思想的最大分歧归结为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6]3103依据这个说法，谭嗣同秉持世界主义，以大同社会为旨归;梁启超恪守民族主义，倡导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就事实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可谓中肯。饶有趣味的是，梁启超对谭嗣同世界主义、大同理想的评价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一反常态”。众所周知，恪守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与民族主义视为不可分割的正反面，故而断言在中国近代，若振兴中华，舍民族主义别无他途。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大同主义、世界主义怒不可遏，斥之为宗教家的梦呓。这一点也是梁启超与其老师康有为思想分歧的焦点之一。在论及谭嗣同的大同理想时，梁启超却完全是另一种腔调，不仅没有对大同主义、世界主义流露出一如既往的厌恶、拒斥，反而一再表白自己对大同思想的热衷，有意无意地拉近自己在大同思想方面与谭嗣同的距离：第一，在介绍谭嗣同的思想转变即谭嗣同喜言大同的缘起时，梁启超指出，谭嗣同“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6]3099。这意味着谭嗣同的大同思想与梁启超具有某种关系，甚至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所致。“亦盛言大同”之“亦”表明，谭嗣同“盛言大同”，梁启超也“盛言大同”――准确地说，是梁启超“盛言”在先，谭嗣同“盛言”在后，谭嗣同是跟随着梁启超而“盛言大同”的。这与梁启超所言自己“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相印证。第二，无论是介绍谭嗣同的大同思想，还是说明自己经过思想转变、秉持国家主义而与谭嗣同的思想渐行渐远，梁启超均没有对谭嗣同的大同思想置一微词，反而以“褊狭的”称自己所倡导的国家主义，以惭愧表达对谭嗣同（“死友”）的心情。梁启超对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态度之所以呈现极大反差，除了为死者讳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梁启超一贯认为《仁学》是发扬大乘佛法普度众生之作，谭嗣同本人亦有“不惟发愿救本国”，连同西方国家“皆度之”的“皆其国，皆其民”之语。这样一来，大同思想恰成谭嗣同普度众生的一个注脚，谭嗣同本人又为这一宏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面对谭嗣同知行合一的人格和学问，梁启超敬仰、步趋尚恐不及，又何来质疑！
四、梁启超对谭嗣同的学派归属
尽管与谭嗣同的思想异同互见，梁启超显然引谭嗣同为同调。无论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还是与谭嗣同的相互影响，都使梁启超更喜欢突出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这透过他对《仁学》的介绍可见一斑：“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6]3102一目了然，梁启超在此与自己归为一派的并无康有为，除了谭嗣同之外，尚有夏曾佑。
值得注意的是，就康有为、谭嗣同与梁启超三人思想的关系而言，梁启超更为突出康有为与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一方面，在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划分为同一派或归结为同一期的前提下，梁启超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疏离出来。例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壬寅、癸卯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6]3104-3105
这段话前半段肯定三人同处“学问饥荒”之环境中，思想都带有“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特征，理应归为一派――无论是“学问饥荒”之处境还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思想都是就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思想的共性而言的;后半段所讲的“新思想之输入”主角或者说主体是梁启超，并不包括康有为和谭嗣同两人，并且与严复等人的输入相比带有自身特点，因而冠以“梁启超式的”――这是就梁启超思想的个性而言的，有别于严复，更重要的是与康有为、谭嗣同亦不相同。正是“新思想之输入”使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渐行渐远，最终将梁启超从“康、谭一派”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梁启超多次强调谭嗣同在思想来源上受康有为影响，以此突出、加固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和相同性。有鉴于此，在对中国近代思想进行分期时，梁启超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同一期，给人一种只有康有为、谭嗣同两人思想最相近的印象。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对从顺治到光绪二百余年间的清代学术进行梳理，并且整合了其递嬗轨迹。他写道：“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其在前两期，则霸者之所以监民也至严，学者用聪明才力于他途，或将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锢于无用之用，此惠、戴所以代朱、王也。其在第三期，天下渐多事，监者稍稍驰，而国中方以治经为最高之名誉，学者犹以不附名经师为耻，故别出一途以自重。……其在第四期，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厉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14]618在这里，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划分为4个不同时期，突出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在这个视界中，梁启超一面指出清代学术在本质上都是复古之学，一面强调这一复古从整体上呈现出愈复愈古的演变轨迹;由于所复之古的具体内容和核心话题大不相同，从而呈现出泾渭分明的4个时期：第一期顺治、康熙年间，以程朱陆王问题为核心话题;第二期雍正、乾隆、嘉庆年间，以汉学宋学问题为核心话题;第三期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以今古文问题为核心话题;第四期光绪年间，以孟荀、孔老墨为核心话题。各个时期不仅核心话题不同，而且具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其中，第四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期的代表人物只有康有为、谭嗣同两人，既没有严复，也没有既是康有为高足，又是谭嗣同“讲学最契之友”的梁启超本人，令人颇感意外。反观前期人物，“惠、戴一派”、“龚、魏一派”，无论是以吴派领袖惠栋、皖派领袖戴震代表乾嘉学派还是将龚自珍、魏源作为近代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明派相提并论都属“老生常谈”，唯独与之对应的“康、谭一派”别出心裁，因为说到康有为“拉帮结伙”，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康梁”而绝非“康、谭一派”。
综观梁启超的思想可以发现，凸显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并非偶尔为之。除了此处的“康、谭一派”之外，还有出自《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这段话：“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14]616这段话与上段相比更为突出康有为对于前清思想的变革之功，同时肯定康有为对谭嗣同思想的引领，甚至将谭嗣同的《仁学》说成是对康有为思想的发挥――“尽发之而无余”。
鉴于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密切关系，梁启超在直接让康有为、谭嗣同两人共同担纲一派（第四期）的同时，还从其他角度凸显两人思想的相同性。他写道：“自龚定庵好言佛，而近今学界代表之数君子，大率与定庵有渊源，故亦皆治佛学，如南海、壮飞及钱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虽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证过于定庵，要之定庵为其导师，吾能知之。”[14]这表明，康有为、谭嗣同均好佛，并且两人的佛学均与龚自珍（龚定庵）具有某种渊源关系。在这个前提下，有两个问题尚须进一步澄清：第一，梁启超认为，第四期与第三期今古文问题具有思想渊源。因此，在作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承认康有为的公羊学与龚自珍一脉相承，并且将康有为称为今文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将自己说成是康有为今文学的宣传者和推行者。第二，与《清代学术概论》的主旨和论调大不相同，在作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之所以肯定康有为与谭嗣同皆师出龚自珍，是为了突出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一致性;接下来便是以西学“大苏润思想界”的严复，始终不见梁启超的影子。耐人寻味的是，在反复将谭嗣同与康有为相提并论，并且归为同一期时，梁启超并没有让自己出现于其间。这或许是一种谦虚，自认为尚不足以与康有为、谭嗣同一样称为“人物”;或许是一种拒绝，想要委婉表白自己原本就不属于此列――这四期皆属复古之学，而自己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对于这一点，严复没有出现似乎提供了佐证。无论动机和意图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梁启超的做法不仅给人们理解谭嗣同与康有为的关系带来了困惑，而且使梁启超本人与康有为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学派归属既突出了谭嗣同与康有为思想的一致性，又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微妙关系。这就是说，无论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还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思想关系都是多维度的，对于其间的异同关系不可作简单或僵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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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名言范文3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特色;新闻事业
中图分类号:G2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118-02
中国特色即民族特色、民族气派,中国特色报刊是指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特点,站在中国立场、立足中国实践、传播关乎中国变动的信息,以服务中国大众和推动中国发展进步为目的的报刊。
自近代报刊传入汉文化地区,报刊中国化的步伐便告启动。经过宗教报刊的发端、《循环日报》等报刊的推进,至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时,中国特色报刊基本形成。其中,梁启超对报刊中国化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通国学、识新学,民族情怀深厚,救世之心亦切,这就决定了梁启超以办报作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时,报刊必定被赋予中国特色。也正是梁启超深广的报刊活动,使中国特色报刊雏形初具,呈现出独立、完整、鲜明的风貌。
1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维新运动中,梁启超参与编辑《万国公报》,又任《中外纪闻》主笔。1896年,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在《时务报》的第一册,梁启超写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变法通议》两篇文章。前者鲜明地提出了“去塞求通”的思想,视该报为“耳目喉舌”;后者在七万言的篇幅里,论述了不变法的危险、变的必要、如何变等问题,明快犀利,气势如虹。《时务报》以其新思想、新文风“风靡海内”,知识界争趋之状,“如饮狂泉”。1897年《知新报》创办后,梁启超又为该报撰稿。1898年,《湘报》创刊,梁启超任董事、撰述。在创办报纸、撰写评论的同时,梁启超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对新闻学的几个主要问题都有所论及。在评论写作实践中,梁启超创造了“新文体”,并被新闻界长期使用。
总之,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涉及报刊的创办与编辑、评论写作、文体创新、新闻思想的提炼总结等方面,范围广泛,参与深刻,影响深远。
2 梁启超对中国特色报刊形成的贡献
2.1 《时务报》的报名具有汉语言的构词特点
汉语翻译外语词汇,方法之一是音译加注释,比如Car、Beer、Aids、Pizza,翻译为卡车、啤酒、艾滋病、比萨饼,后面多了“车”、“酒”、“病”、“饼”的注释,同样,英国大报《The Times》,其汉译为“泰晤士报”而不是“泰晤士”。这一思维反映在国人所办报刊的名称上,就是报名加“报”字。就报名的意思来说,“The Times”和“时务报”是相近的,前者想做“时代的记录”,后者则要宣传时代的要务,梁启超等人给《时务报》取名《时务报》而不是《时务》,其中可见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当然,报名带“报”字不自《时务报》始,但是,《时务报》作为早期有影响的大报无疑可作为体现该特点的典型。
梁启超创办、编辑的报纸都采用书册式装订、竖排的形式,具有中国古代图书的传统样式特征,尽管以后很快有所革新、但仍是以传统为起点的。
在中国近代报刊事业初具规模、大众传播初步形成时期,媒介形式包括报名、装订和排版形式的中国传统特点、中国文化特色,无疑是增强亲和力、使受众认可和接受的必要办法。
2.2 在内容上则确立了近代报刊评论本位的趋向和特征
梁启超为维新报刊写了很多高质量的评论。他作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洞悉列强环伺的险恶国际形势,觉察到了中国被瓜分以致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他也看到了国人的暮气沉沉和麻木不仁。强烈的爱国情、沉重的危机感、急切的拯救心,使他笔下呈现的不是报道事物变动的“寓理于事”的新闻,而是大声疾呼、耳提面命的评论。这些评论宣扬变法,鼓吹君主立宪、兴民权、设议院倡西学,启蒙了民众、警醒了国人,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推崇。同时也使中国报刊也呈现出评论本位的特点。
在此之前,王韬也写过很多评论,惜乎《循环日报》形单影只,影响不广。梁启超则挟国人办报潮起之势,巨笔如椽,指点时政,所作评论见于几乎所有维新报刊,声势影响巨大。如果说王韬是评论的开山祖,具体而微地体现着评论本位,那么梁启超则以恣肆的气势和规模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打上了评论本位的烙印。
评论本位历经百年,至今余绪不绝。2008年4月,北京、合肥、大连、武汉、昆明等城市发生民众大规模抵制家乐福事件,但《人民日报》对此并没有设置议程,没有报道相关新闻,而是连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爱国热情与国家利益》两篇评论,籍以引导舆论。评论本位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2.3 梁启超提出了卓异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强调信息的传递性。《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去塞求通”其主语实指为报馆、传播渠道,虚指则为信息的流动。“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故……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讲的既是渠道缺失的弊端,更是信息不畅的窘境。至“朝登一报,夕布万邦”、“文甫脱稿,电已飞驰”之处,信息传递性的思想则更为明显,简直呼之欲出了。“没有传递就没有信息,更谈不上信息的效用”,上下通达,内外相闻、开民智、造舆论,都以信息的流动性为前提和基础。实现信息流动性,对于改变闭关锁国的国情、改变国人闭目塞听的状态,无疑至为重要。
梁启超强调新闻的“新”和“真”。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梁启超提出了“报事速而确”的主张,虽然它针对的是办好报章的条件,但其中体现了对新闻的认识。报纸“惠人者”以“知今为最要”,报馆要搜求“新事”,也就是说要报告外界的最新变动,使读者受益。这就比较明显地说明了新闻的“新鲜”和“真实”的要求。
此外,梁启超还论述了报刊的性质、任务等其他问题。其中他提出的“耳目喉舌”、“党报”等概念至今仍在使用。
总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较为全面,涉及了新闻的主要问题,虽然他是以“宣传”为论述角度的,这使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不够明确和专门化,但这并不能否定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2.4 梁启超创造了新的评论文体和风格
王韬的评论,从文体和风格上来说仍不脱古代议论文的藩篱。梁启超则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评论文体的脱胎换骨,创造了新文体“报章体”,风格鲜明,耳目一新。
梁启超曾阐述了“报章体”的特征:“平易畅达”、“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皆用、“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他还特别指出了晚汉魏晋文风对自己的影响,报章体有晚汉魏晋文风的影子。可见,报章具有民族文化的“血统”,是中国特色的文体。
报章体实际上清除了大众传播的文本障碍,使信息载体呈现简明的形式,便于受众解码和接受信息,从而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3 中国特色报刊形成的意义
中国特色报刊的形成,表明报纸这种传播形式和中国国情的成功结合。维新报刊吸收传统文化的养分,呈现出民族气派,在内容形式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报纸这种舶来品植入了中国“基因”,这使它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报刊的形成,表明报纸这种大众传播形式在中国基本确立。维新时期,传播者和传播机构的职业特色和中国特色更加鲜明,受众的范围也扩大了。报刊能够更好地履行传布信息、传承文化、整合社会的功能,成为中国变革和进步的推动力。
梁启超名言范文4
当时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去世，也深表悲痛。虽然两人政治主张不同，私交不深，但梁启超以其才情，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李鸿章传》。并在“著者自记”中承认：“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 ”，但是“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梁启超更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发感慨：“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合肥（李鸿章是合肥人）之负谤于中国甚矣。”一个政治上的陌路人，如此敬重李鸿章，这是少见的。对李鸿章的评价，显示了梁启超对待政敌的知人论世，客观公正;而在学术学问方面，则更见其大师的胸襟。
梁启超的学问堪称一代翘楚，晚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而对有真才实学的后辈则是尽力提拔。
1926年8月，年轻的陈寅恪留学归来，梁启超与之一谈，马上被他的学问折服，要知道梁启超对自己的学问是很自信的，可是一旦看到学问很好的年轻后生，便欣然向清华校长曹云祥竭力推荐陈寅恪做国学院导师。鉴于国学院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导师的身份，曹校长不禁问：“此人有无博士学位？”梁启超回答：“没有。”“有无专著发表？”“也没有。”“那就不好办了。”曹校长面露难色。梁启超闻言大怒：“某亦无博士学位，而著作等身。但我这等身著作还赶不上陈先生的三言两语！我能做国学院导师，陈先生为什么不能？”见一向对自己学问颇为自负的梁先生如此推崇陈寅恪，曹校长不再固执己见，马上聘用了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这样，当时年龄不足30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
梁启超一生视学术为生命，为提携一位年轻人竟能说出“我这等身著作还赶不上陈先生的三言两语”的话，其慧眼识才、甘为人梯的博襟由此可见！
对政敌不落井下石，敢于仗义执言，客观公正;对晚生后学尽力提携，甘居人后，梁任公之云水胸襟与其学问一样永垂后范！
【素材解读】
1.尊重事实，客观公正。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因多次主持签订不平等条约而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与梁启超是水火不容的政敌，梁启超虽对其劣迹深恶痛绝，但不因其行而掩其才，公正地评价李鸿章。
2.慧眼识人才，甘愿为人梯。陈寅恪在当时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年轻人，但梁启超不惜自贬而极力推荐陈寅恪，可谓慧眼识人才，甘愿为人梯。
3.眼力与气度。梁启超能够大胆地推荐后生，固然眼力非凡，但其气度、胸怀更让人敬佩不已。
梁启超名言范文5
谁言岭南无“才”?自近代以来，岭南实则是文化重镇，名家辈出，风流倜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岭南人物逸事”栏目就此先推出几期岭南人物，铁骨铮铮的岭南风骨。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收藏家，所著《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为该领域扛鼎之作。
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名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建国后，在那么多的“运动”中，容庚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他曾对曾宪通说：“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其实他的言论早够“”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但他还是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那个不应该是“”，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结束后给教授们，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严厉而又宽容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日：“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天才气格的张荫麟
张荫麟(1905～1942)，字素痴，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文科才子以钱钟书、张荫麟为翘楚，有“北秀南能”之谓。在清华求学七年，张荫麟以“史、学、才”三才识为人所瞩目。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
张荫麟刚到清华的时候，入学半年后，他便在《学衡》杂志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对其老师梁启超对老子的考证提出异议。当时《学衡》杂志的编者根本想不到此文出自一位小年轻之手，还以为作者是清华的教授。梁启超后来在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当众对前来听课的张萌麟进行答复。此事轰动了清华。那时的张荫麟还是位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
当年许多清华同学，都有梁启超亲笔的对联或条幅。然而这位因批评梁启超而受到对方激赏的少年，并没有借机攀附这位学界“大佬”，他只是在好友贺麟的“强拉硬拽”下，勉强登门拜访过一次梁启超。据张荫麟的朋友说，他是那种即使“天王老子住在隔壁也不会去拜访”的人。对于此事，他有自己的主见：“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在朋友中间，张荫麟“痴”和“昏”是出了名的。朋友们闹腾着给他起一外号，叫张文昏公。大庭广众之下，他往往像入定的和尚一样陷入沉思，跟人聊天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他索性给自己的书取名《素痴集》，寓“张氏素心人之毕生痴谜于学”之意。
据说，他结婚后第二天出门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对主人连说“对不起，累你久等”云云。看到人家莫名其妙的表情，这才意识到自己才是客人。
有一次，他买了一顶新呢帽，出去做客时弄丢了，于是再买一顶鸭舌帽，还是丢了，从此他就不再买帽子。
梁启超名言范文6
【标题注释】课题项目：浙江省“十五”规划课题“梁启超文艺美学思想与现代价值研究”(NO2WX4)；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文论”(2002XP59)。
【 作 者】金雅
【作者简介】杭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金雅(1965- )，女，浙江台州人，杭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内容提要】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
【关 键 词】文学/革命/审美/更新
【 正 文】 综观梁启超两次倡导“文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其关于新体散文的基本美学观点是：(一)、散文创作的目的不为传世，而为觉世。(二)、散文效法的目标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新体散文。(三)、散文变革要从内容到形式实行全面的变革。内容上要表现“欧西文思”，形式上要追求“雄放隽快”、“明晰”“畅达”。(四)、散文语言应力求通俗化，可兼容中西词汇语法。“文界革命”的理论主张冲破了传统散文的各种清规戒律，使散文从“文以载道”和“替圣贤立言”的目的规范中解放出来，成为融入社会现实，面向广大民众的具有新鲜血肉和切实内容的崭新文体。“文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也使散文挣脱了桐城、八股等僵化凝固的文体规范，成为不拘一格、自由抒写的崭新文体。尤其是在“新文体”的创作实践中，与“欧西文思”相对应的大量西方新名词，如“国民性”、“人权”、“功利主义”、“专制主义”等，得到了介绍传播。这些“新名词”的输入冲击了“古文辞”的格律、习用典故和陈腐语汇，改造和丰富了文言的词汇系统，更新了文学语言的风格，还促进了散文创作主体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变革。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中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新文体’对于现代语文最大的贡献，即在输入新名词。借助一大批来自日本的新名词，现代思想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文体’的半文半白，也适应了过渡时代的时代要求。”[3]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也对此作了肯定：“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超越了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4]当然，“文界革命”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局限。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思想虽然突破了向传统散文寻找典范的固有模式，但其关于新体散文的构想还是朦胧浮泛的。其创作实践从整体上看，还是在古文范畴内的革新。他的新体散文半文半白，是由古典散文向现代白话散文演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同时，由于作者急于传达新思想，表达新见解，着意突破传统古文“义法”的束缚，在写作上也有浮夸堆砌的毛病，衍化出一种新的“时务八股”。(注：梁氏“新文体”在当时影响极大，众人争相模仿。梁氏浮夸堆砌的毛病也被推向极端，形成了虚浮不实的“时务文”。)但是，梁启超的理论倡导及其创作实践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散文的固有格局与既成面貌，并在实际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了自己所作“新文体”的影响：“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野狐”形象地概括了“新文体”给予传统文坛的强烈震撼。可以设想，没有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主张与“新文体”创作实践，中国散文审美意识与创作实践的变革肯定还有待时日。
三 在小说理论史上，将小说推到如此高的地位，对小说的艺术作用方式与原理加以条分缕析，试图进行系统阐释，并产生实际的巨大影响的，梁启超应为第一人。中国古典小说理论批评主要集中于虚与实、情与理、人物性格、小说技巧等问题，对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与作用方式偶有触及，但主要是鉴赏式的感性体认，未能从理论的高度予以深入分析与系统研讨。“四力”是小说作用于人的具体方式，而小说本身在内涵意蕴上却有“赏心乐事”与“可惊可愕可悲可感”之分，梁启超认为前一类小说“不甚为世所重”，后一类虽“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但本来欲以读小说求乐的读者却愿“自苦”而“嗜此”。实际上，梁启超在这里已隐含了悲剧美的审美理念，他在价值理念上更偏重于痛而后快的悲剧感和崇高感。当然，这种价值取向也正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关键所在，即希望小说能借助自己独特的移人之力来警醒民众，以达到改造国民思想之功效。总而论之，梁启超关于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在美学思想上的意义是：(一)、强调了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与巨大的审美功能。(二)、宏扬了以悲剧和崇高为精神内核的小说型态。(三)、具体研讨了小说的四种艺术感染力，并提出了“写实”与“理想”两种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四)、突出了读者心理在艺术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四
文学革命是近代政治革命的副产品，但它在客观上催生了文体的变革。文学革新以“革命”相标榜，蕴含了急剧变革现状、破除旧规的强烈欲望。“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文学革命最重要的功绩就在于确立了文学进化的新的文学理念，它为破除厚古拟古的守旧文学观打下了思想基础。在“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推出了新的文体审美观：(一)、宏扬觉世之文，欣赏崇高的美感。(二)、主张形式与语言的革命，强调自由与多样的表现方式。(三)、重视艺术感染力与读者心理的关系。但是，在本质上，文学革命只是文体改良，而未举“革命”之实。把作品的社会功效与价值评判直接挂钩，认为社会功效大的作品，艺术价值也高。这在本质上与美善相济的传统文学理想具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文学革命不是一次彻底的文学革命运动，但却是一次自觉的文学革新运动，它预示着新的文艺思想的破土和新的文学观念的涌动。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变革。但是，这些变革都是在自身封闭的系统内寻找典范，修修补补。文学革命第一次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置于东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中，确立了异域文学这一崭新的参照系，从西方文化与域外文学中寻找中国文学新生的现代性质素。它打开了千百年来儒家思想钳制下的一统局面，吹进了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想的新鲜空气，中国文学从此有了新的比对物，中国美学也开始酝酿着新的价值走向与理论形态。因此，尽管文学革命留有旧思想的浓重痕迹，在创作上也缺乏骄人的实绩，但它所给予中国文学发展的观念冲击却是富于革命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文学革命理论构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与艺术审美理念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必要阶梯，在客观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美学形态的建构产生了无法忽视的重要影响。
收稿日期：2003-03-05
原文共有四部分，本刊略去第一、二两部分，重点转载第三、四部分，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