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日记范文1
大江健三郎创作的边缘化姿态
边缘是与中心、主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从政治上看，弱势的、无权势的；从经济上看，落后的、不发达的；从文化上看，少数的、可以被忽略的。”大江健三郎出生于四国岛爱媛县森林深处的一个“峡谷村庄”，他的早期作品《饲育》（1958）、《掐去病芽，勒死坏种》（1958）、《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等都讲述了发生在这个偏远农村的故事。大江此时已开始站在边缘立场写作，批判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大江健三郎从个人的体验、探索、思考出发，总结梳理之前的创作，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的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
从地域上看，近代以来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东京的地区无疑属于边缘。但是，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而不是简单地仅仅从地理学意义上认识边缘。主流文化大多符合统治者的意志，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在日本长期表现为以天皇和天皇制为中心的文化。大江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这种主流文化支配的社会里，边缘文化和边缘人的声音受到压抑。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会为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入异质因素，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
揭示边缘民众的生存状况
广岛和冲绳都远离东京，处于边缘化的地域空间。大江健三郎从中发现了广岛―日本（原子弹受害者―身体健全者）、冲绳―日本（冲绳人―本土人）的二元结构。如果说大江在早期小说中聚焦于四国的“峡谷村庄”的话，那么可以说他在随笔《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中，开始超越四国的森林，由个人的体验上升到民族的体验，从更高的视点描述了广岛和冲绳两地边缘民众的生存状况。
1.广岛民众的生存状况
大江把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看作是“20世纪最残酷最无情的命运”。战后，通过文学作品的描写和新闻媒体的报道，原子弹的威力及其造成的惨重伤亡，已广为世人所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幸存者渐渐成为被遗忘的群体。《广岛札记》揭示了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也让世人了解到原子弹爆炸留下的可怕后遗症。
作品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描写了原子弹受害者的悲惨境遇：一是病魔缠身，饱受疾病之苦。有一些幸存者因遭受了核辐射而患病死去，还有一些幸存者因不堪忍受病魔的痛苦而选择自杀。二是精神受创，遭受社会歧视。一位女性妊娠后因担心遭受了核辐射会生下畸形儿而饱受精神折磨；一些原子弹受害女性因不能生育而跟丈夫分手；还有很多姑娘羞于原子弹造成的面部疤痕而躲在家中深居简出，不能谈婚论嫁。三是孤立无助，生活困苦。根据相关政策，只有发病致死的原子病，才能得到国库的补贴，这使得一些原子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们所遭受的痛苦很少为外人所知。也正因为如此，大江才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和社会关注这个群体，并亲自参加了起草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运动。
2.冲绳民众的生存状况
大江对冲绳的造访多次遭到当地人的拒绝，他由此认识到冲绳跟周围世界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带着对冲绳人的忏悔，深入地思考冲绳问题，在《冲绳札记》中论述了冲绳的历史文化、冲绳和日本本土的关系以及战后冲绳人的生存状态。
一是历史上遭受压迫。明治政府试图吞并琉球时，琉球的士族林世功前往中国寻求援助，留下了“一死犹期存社稷”的绝命诗，在北京自杀身亡。大江认为这首诗也是对开始推进“琉球处分”的日本国的抗议宣言。喜舍场永先生的《八重山民谣志》（1968）把声讨的矛头指向了日本本土，指出琉球沿袭萨摩人头税的榨取方式，使八重山民众深受其苦。
二是战时的“棋子”。冲绳战役期间，日军强迫大量冲绳民众自杀，“以冲绳民众的死做抵押，赎回本土日本人的生”，给冲绳人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创伤。1968年冲绳实施的精神卫生实态调查显示，冲绳的精神病患者高出本土2.5倍，其中年龄高发段的男子多是在青春期被迫参加了冲绳战役的人。
三是战后的“弃子”。战后，冲绳作为美军基地被剥离出日本本土。基地常驻有B52型战略轰炸机，并且储藏有核武器和细菌武器。美国和日本政府还计划将冲绳“带核回归”。大江认为，这让冲绳民众遭受对方核报复的威胁，重新把冲绳民众当作了弃子，当作了廉价牺牲品，是对冲绳民众的根本歧视。冲绳回归前，本土革新政党提出了反对“本土的冲绳化”的口号，即反对把美军的核基地和生化部队等转移到日本本土。大江认为，这个口号里蕴含着本土日本的利己主义。美国和日本政府无视甚至压制冲绳民众正当抗议的声音，使得他们无法参与日本国政，无法行使。因此，冲绳人始终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困惑，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没有祖国意识。
大江通过对日本近现代史的考察，指出了日本对冲绳的歧视、无视和蔑视，批判了其背后潜藏的“认为日本是世界中心，至少也是亚洲中心”的思想。大江认为，日本明治政府以解救琉球人民的名义吞并了琉球，战后日本政府又在以类似新琉球处分的形式进行冲绳回归的谈判，使得冲绳及其住民受到强加于人的“厚意”的颐指气使。这种做法会造成冲绳民众和本土日本人的根本的乖离，冲绳即便脱离美国军事统治之下的“苦世”，也未必能迎来“甘世”。
强调边缘价值，倡导和谐共生
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经历了多元、碰撞和交融的过程。所谓的“边缘”也是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况且处于边缘的非主流文化，往往对推动社会发展、文化繁荣具有积极意义。大江健三郎在《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中从边缘批判中心的政治体制，凸显边缘的价值，强调对各种边缘性的弱势群体的理解、尊重与宽容。
1.“真正的广岛人”
大江因遇到那些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发现了能把自己从自身的沉郁渊薮中解救出来的绳索。他大力赞颂了广岛人面对原子弹灾难的顽强抗争精神。
广岛原爆病院院长重藤文夫在自己负伤的情况下，指挥同样负了伤的医生和护士奋力抢救濒死的伤者。战后，他坚持研究核辐射产生的后遗症，发现了原子弹爆炸与白血病、癌症的关联，并努力探索治疗方法，呼吁政府关注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大江把以重藤院长为代表的医护人员看作是原子弹爆炸后最正统的日本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与“无望胜算、穷凶极恶的现实相抗争”。
战后，广岛民众一直在为了“使这座地狱变成更加充满人情味的地狱”而斗争。一位青年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后，瞒着他人到一家印刷厂工作，有意义地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疤痕姑娘村户由子以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为契机，把自己从疯狂、绝望以致自杀和近乎神经病的隐居状态中解脱出来，勇敢面对现实与未来，参加了原子弹受害者和平运动的一些工作。很多广岛人“将生死看作是个人的事情，不愿意把自己的悲惨当成反对原子弹氢弹之类政治斗争的参考资料公之于世，也不愿意因为自己是原子弹受害者而被别人看成乞丐”，他们努力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正常生活。
大江从很多广岛人身上发现了“人类威严”。他称赞广岛人的顽强抗争是“人性的力量”，把广岛人强烈要求废除核武器、实现人类和平的愿望归结为“广岛的心”。他认为广岛人重建家园的行动既是“广岛人为自己做出的努力，同时也是减轻原子弹投放者的良心负担而做出的努力”。面对惨重的核灾难，广岛人“试图自救，也拯救了给他们带来原子弹灾难的人们的灵魂。……20世纪的地球，正在遭受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一癌症的侵袭，广岛人所拯救下的灵魂，恰是当今人类的全部灵魂”。
广岛、长崎的核灾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全人类的灾难，但这些受害者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大江却没有追问这场核灾难的根源，把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看作是绝对无辜的受害者，俨然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谴责美军投放原子弹的行为和战后各国的核试验，甚至把广岛人视为人类核时代的拯救者。这些看法未免偏颇，从中可以看到他认识上的民族主义局限性。
2.不屈的冲绳人
大江在《冲绳札记》中描写了自强不息的冲绳人的形象。明治时期，冲绳的第一位学士谢花升公开向日本人的“中华思想”式感觉发起挑战。他因反对冲绳特权阶级和本土的财阀、政治家强行开垦u山，被撤去了开垦事务部主任的职务，最终发狂而死。“二战”结束后，谢花升作为冲绳人具体希望的体现者在冲绳的集会上被频频提及。而所谓冲绳人的具体希望，是“冲绳出生的人有从正面与中央权力对峙、斗争的能力，并且在现实中也做出了斗争等”。面对日本和美国的强权，他们不断发动大罢工要求撤出核基地。
古坚宗宪则是一部冲绳近代史的缩影。“二战”期间，15岁的他参加了冲绳战场上的铁血勤皇学徒队，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战后他在冲绳的高中当生物教师，甚至发现了一个新的植物物种。22岁时，他到东京求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中途退学，转而投身于冲绳回归运动，担任冲绳同乡会事务局长。他积极为没有施行宪法的冲绳发送宪法文书，为调解本土革新政党和冲绳革新主席的关系而四处奔走。1969年，他不幸在一场火灾中去世。
冲绳的社会团体也为争取冲绳正当的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冲绳军劳动组合领导了几次大罢工；冲绳教职员会为谋求冲绳革新势力的统一不懈努力；冲绳“创造”剧团为把冲绳作为和平的据点归还日本而斗争。
3.中心与边缘的共生
面对广岛和冲绳，大江一方面强调边缘的价值，一方面倡导中心与边缘的和谐共生。在《广岛札记》中，大江希望出于偶然而免遭广岛灾难的人们，能把自己作为一个拥有广岛的日本人、拥有广岛的世界人，去思考人类的生存与死亡，“建立针对一切核武器的秩序――由广岛的人间悲剧走向全人类的康复”。他写信呼吁知识界组成一个协助委员会，支持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的原子弹受害体验的资料收集与出版事业。
边缘日记范文2
关键词：文学作品 文化身份 大学英语教学
一、 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身份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意义
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作家们已将各种不同的文化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无论是犹太人、黑人还是华裔，不同文化的人物身上具有的特质都一一被描述出来。作家们用自己的生花妙笔，生动地刻画了历史趋势，心理动态，宗教冲突，社会模式，语言变化，及日常生活中平凡和不平凡的事件。
这些作家在作品中描写了“异化世界”和“寻找自我”，塑造了一系列充满矛盾的“反英雄”。本着对当代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代人的心理的精妙分析和思考，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深刻地展示了当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自我与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阐明了人的价值与尊严在异化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中所面临的重重困境，表明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心理以及现代人对现代社会的思考。
索尔·贝娄就是这些敏锐的小说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长久以来，在美国小说中，主人公们都是受害者的形象，他们或者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或者是牵连到犯罪并进行自我救赎的犹太人，他们是孤独而荒唐的弱者。然而，索尔·贝娄对这种生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有其深层的原因的，同时，主人公们这样生活应该感到耻辱。因此，他笔下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拒绝将自己沉浸在传统小说的“社会隔离”之下。他笔下的人物都在与丧失自我和生活的空虚做斗争。贝娄描写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性格和具有的文化特殊性，都具备一种“边缘化”的特性。
这些文化背景是分析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基础常识，对于学生的阅读理解和日常交际至关重要，许多学生不具备这些常识，往往在理解英语文章时贻笑大方。同时，对文化身份的认识也会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同时规范自己的行为。一方面，教师可以更新自己对文化教学的理念，以便选择更适合的教学材料并选择更能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课堂语言操练活动。学生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分析更好地意识到，他们并不仅仅为了考试而学习，而是为了两种文化的沟通和融合。
二、美国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身份边缘性
理论上说，边缘性是一种易受伤害的状态，尽管承受着抗拒这种状态，然而这种状态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这种边缘性对边缘性人物的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生活中的边缘性体现在以下三种形式中：
首先，这些人物经历了一种“物质边缘性”，即金钱被认为是一个人的愿望和被满足的需要之间的斡旋者；又或者，这些人物会经历“工作边缘性”，在他们的生活中，工作地点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地方，然而，他们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化联系导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有了重新认识。
其次，这些人物面临“社会边缘性”，这种边缘性通常被定义为“极少参与社会机构，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这种边缘性是两种文化的重叠造成的，因为作者往往是战后移民一代的一员，因此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生活在移民的传统文化和移民后的新文化之间的边缘。从政治理论角度说，边缘性指的是一种人们被排除在经济利益、社会权利和社会影响之外的状态。
最后，这些人物身上还体现了一种“文化边缘性”，这种边缘性明显是由于移民们不得不面对两种或更多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移民很难完全与他们面对的任何一种文化完全契合。无论他们是否感到自在，这些移民都是游移在文化的边缘。
三、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身份进行大学英语教学
笔者以索尔·贝娄1944年的作品《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为例分析如何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身份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本文以日记的形式写出。故事以一位失业人物约瑟夫（Joseph）为故事的主人公，用一种反传统的手法，描写了其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以及其同妻子以及朋友的关系。约瑟夫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下岗者，他生活在芝加哥，之后被选中要去参军。而这本小说的故事就是以他失业后及其去参军前（参加二战）这段生活为主的。在小说中，主人公百无聊赖，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支配自己的空余时间。他和自己大哥的女儿打架，认为她侮辱了他；他和自己的房东打架，认为其没有尽责等等，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人生活的空虚与无聊。主人公在伟大的理想和卑微的现实间晃来晃去，无意义地消磨着每一天。
小说主人公约瑟夫却代表了一群群当时思潮的受害者，他所经历的苦恼正是二十世纪文学中普遍存在的边缘性的表现。在他生活的社会里，他在他人眼中是一个生活在边缘的人，同时他自己又觉得自己如同被监禁，而记日记是唯一可以释放他的挫败感的方法。
事实上，约瑟夫是现代社会中边缘化的代表人物。他没有工作，靠妻子养活，这些都是当时许多人所面临的危机。他强迫自己思考生活的意义，并通过生活中的各种事件来评判自己。他经常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我应该这么做吗？”“我要做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参了军，认为这样做就可以逃脱这种空虚的晃来晃去的生活了。然而，他真的可以吗？在部队里，他就可以摆脱自己的边缘性吗？他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吗？他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作者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在小说的结尾，约瑟夫依然在等待，困惑，晃来晃去。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通过自学找出体现约瑟夫边缘性的句子和段落，在分析语言的同时指导学生归纳作者是如何表现主人公的矛盾心理和行为的，从而学生将所学应用到写作中。另外，时刻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在阅读和写作中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肖涤.诺贝尔文学奖要介[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边缘日记范文3
关键词：施叔青；性别视阈；女性立场；历史重构；“台湾三部曲”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65-04
施叔青是华文文学圈中有独特风格的女作家，也是台湾文学中最有份量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展现了女作家书写的生命力。结束了“香港三部曲”之后，施叔青开始书写她生长于斯的原乡――从《行过洛津》(2003年)到《风前尘埃》(2008年)再到《三世人》(2010)，“台湾三部曲”所建构的历史书写，打开了历史再想象的空间。相较于“香港三部曲”以边缘女性―“”的历史和身份来书写香港的殖民历史，“台湾三部曲”中对性别角色的设计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依然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施淑曾指出：“施叔青以台湾女儿、女性的边缘位置及天生岛民的自我定位，形成特殊的世界观，其创作出的大河小说有别于台湾文学发展史中的创作架构，特别是以政权、朝代更替作为小说的骨架。”。本文试图通过对“台湾三部曲”的解读，探讨施叔青如何以性别视角对台湾历史进行重新想象，这种性别视角的介入，对“台湾三部曲”的书写而言有何意义，对重新想象和建构历史又有怎样的意义。
一、性别、地方和流动的身体
在《行过洛津》的后记中，施叔青说“以小说为清代的台湾做传，我生怕自己不能免俗，患了大鹿港沙文主义的毛病……”。熟知鹿港历史文化底蕴的施叔青，在进入历史想象和历史书写时，选择了独特的视角――在《行过洛津》中，以伶人许情的视角打开洛津的历史画卷，而许情的身体所折射的正是清朝时期台湾的庶民生活图，以及洛津从繁华到衰落的地方记忆。第一次到洛津时，许情是十五岁的少年，泉州泉香七子戏班的小旦，艺名月小桂。他青春性感的身体，对应的是洛津的繁华人间，他身体的灾难，亦见证了洛津的灾难―“许情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中，目击了劫后的灾情。第一次从洛津唱完戏，过了十六岁生日回泉州，喉结突出，变了声，高音上不去，失去童伶男旦的条件，以后辗转改投宜春七子戏班学当鼓师，第二次随戏班到洛津庆祝龙山寺戏亭落成开演，那是在两次大地震之前。”许情的身体就像洛津的自然环境，尤其是作为月小桂的他，只能用身体承欢乌秋和石家三少爷，也只能用身体的忍耐承受来自政治权力的――同知朱仕光庞大的身躯对他的。像许情不再光华的身体，洛津在经历了地震灾害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后，也逐渐走向没落，成为历史中风干的符号，一如作者铺陈的洛滓往事。
许情边缘的位置以及他暧昧的性别身份，使《行过洛滓》的历史叙事摆脱了“大历史”的关键词，进而以伶人的边缘位置为主，贯穿起鹿港的风物、人情、政经、民风，铺展出洛津的移民气质。许情的性别置换，由男体变为舞台上的女体，再由舞台上女体转入生活中的阴性，似乎在洛津的声色繁影中许情迷失了主体的意义，他被洛津的男性权力控制、形塑、压抑――被石家三公子当禁脔，深藏在大得像屋子一样的红眠床；被乌秋当做理想的模型打扮改造；被软禁在同知衙府内。但许情并未放弃自我，艺妓阿是他认识自己的身体和真正的对象。陈芳明说“在与历史之久，施叔青选择站在真实的那一边。”。正是许情流动的身体表演，展示了洛津历史空间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朱迪斯・巴特勒提出“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在她看来，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是其他表演性的重复行为的真实基础，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对许情而言，他的性别认同和流动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而他暖昧不清的性别表演，牵连出石家少爷的男动，也牵扯出乌秋的同性情爱，激发了以道德范式自居的同知朱仕光的流动。但是有趣的是，代表正统历史、政治权威的朱仕光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流动，将自己身体的不可控制，归罪于洛津这个地方―“他被自己的给吓住了。那个道貌岸然举止有度的朝廷命官到哪里去了?……他花了好一番功夫说服自己，把他的放浪形骸归结与这化外的异地，没有尺度制度可循，才会允许自我放纵，才会有这种违反常态的行为。”
从性别表演和的流动窥测历史，施叔青展示的历史文本亦是流动性的、表演性的，在流动和表演之间，洛津的地域风貌变迁与个体的身体、变化形成对话，大历史的政治规则和性别视阈下的历史缝隙在此分裂。以此，洛津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被重新建构，这个被建构的历史性空间，充满了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正是南方朔所言：“对于台湾这个移民社会，庞大的历史堆叠出厚重而难以言宣的迁移经验和记忆，尤其是它的历史仍然在不稳定的跳跃中，因而它的‘意义之荚’要如何的打开，实在是个巨大的难题。”对“意义之荚”的打开，施叔青提供了她自己的方式，以性别的流动回溯历史的流动性和复杂性。
二、边缘女性与殖民权力
施叔青说：“我好像特别喜欢描写身份地位卑微、社会边缘的女性，‘香港三部曲’的黄得云、《行过洛津》里的阿、珍珠点，演艺旦的许情也是吧!”边缘女性对自己身世的无法掌控，除了象征香港、台湾无法自主的命运，还有施叔青以女性视角对特殊历史语境中的女性再思考的意涵。在殖民语境中，殖民地的底层女性是边缘的存在，没有历史，更不能发声。问题是，作为殖民者的女性是否具有主体性，能够发声?“台湾三部曲”的第二部《风前尘埃》以殖民者女性的命运改写了殖民者对殖民历史的美化，从混杂的边缘地带以女性的视角思考“殖民”对个体人生的十扰，同时也提供了对殖民地女性再思考的文本。
《风前尘埃》以叙述者无弦琴子对自己身世以及母亲的历史的探寻，铺叙佐久间左马太任内时期花莲的殖民历史。无弦琴子的外公横山新藏是日本名古屋和服绸缎店的伙计，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到殖民地台湾当警察，与他随行的是妻子横山绫子，并在台湾生下女儿横山月姬。殖民地对于男性殖民者而言，是猎物也是机遇，尤其对于出身底层的殖民官员，殖民地是他们提升自我的机会。而来自殖民国的女性并非如此，她们作为附属品被带到殖民地，无法认同男性的理念，只是陪同出演的道具――绫子不能适应殖民地的生活，她以女性的敏感觉察到山地人对殖民者的仇恨，这种感觉以及她强烈的思乡之情致使她的精神濒临崩溃，不得不回日本。绫子离开台湾之后，横山新藏响应政策娶太鲁阁女性为妻，“湾牛”的女儿月姬因生长在台湾，对自己的母国反而疏离，爱上太鲁
阁青年哈鲁克-巴彦，而客家青年摄影师范姜义明无法自拔地爱上横山月姬。作为殖民者的横山新藏不允许女儿嫁给山地人，寻机将哈鲁克・巴彦处决。台湾光复后，横山月姬被迫带着女儿无弦琴子回日本，而后她无法面对现实，依靠写真贴活在记忆之巾，无法完全认同日本，又不敢公开面对曾经的自己，在抑郁中度过后半生。相对于横山月姬的认同困境，客家青年摄影师范姜义明在面对日本文化、日本女子和台湾社会时也处于分裂的状态，为照相馆命名“二我”，是他个人最好的写照。以此，殖民带来的认同困扰，不仅体现在被殖民者身上，也体现在殖民者身上。这是不同叙事视角带来的辩证思考，也是作者以横山月姬的身世、处境、悲苦来表征日据时代台湾人的悲苫命运――“日本人把台湾人当成次等公民，不把人当人看。在种族与阶级的纠结底下，横山月姬所受到的命运局限，代表着整体台湾命运受歧视的苦难。”。而殖民者女儿的身体与原住民儿子之间的交融，又是隐藏在大历史背后的无数私历史之一，两代“湾生”女儿的身世和认同困境，是虚构的文本对大历史的解构。
无论是横山绫子，还是她的女儿横山月姬，作为殖民者家族的女性，在殖民地的处境并非如男性殖民者在权力政治上的凸显，横山绫子作为丈夫的附属陪同到殖民地，被幽闭在判‘闭的空间中，她的离开却是以失去丈夫和女儿为代价。“湾生”的女儿已然不是纯正的殖民者，她的一生都眷恋着台湾。在父权的压制下，她无法抉择自己的命运，以身体进行的反抗，带来的是一生的苦痛，以至于她在自己的历史中是失声的，无法言说自己的殖民地情爱，更不敢表达自己的生命史。以此可以看出，施叔青对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的思考，是非常复杂的，以横山月姬的女儿无弦琴子为线索，剥开历史背后的个人隐秘，更是对女性主体的一种期待，女性是否能够书写、发现自己的历史?如果说横山新藏是普通殖民者的话，摄影师范姜义明则属于拥有双语能力，被现代化感染的本地精英，太鲁阁青年则是台湾下层大众，或者说是台湾少数族群中的边缘人之一，横山家族在殖民地台湾生活过的两代女子，则是在殖民地各种身份中的独特存在，也是历史语境中更为模糊不清的群体。似乎她们比本岛女性有优越感。所以，殖民地的殖民者女性，和殖民地下层民众在属性上是相同的，按照斯皮瓦克的说法“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发出声音，也没人听到”。以殖民者女性象征台湾下层民众无法言说的被殖民处境，施叔青以性别视阈重构的历史，让无法发声的边缘女性以生命史呈现被大历史遗忘的女性历史，这也是女性作家书写历史的重要意义。
三、女人的衣服与历史记忆
施叔青说：“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好好描写一个充满了生命力、浅识可爱，最具台湾味道的女性，她出身农家，充满泥土味，可又不能让她局限于乡土，必须走出去，见识都会文化，打开视野，才可能提升。”“台湾三部曲”的第三部《三世人》中的王掌珠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台湾味道的女性。在男性的历史脉络之外，她和她的衣服以另一种方式记录历史。王掌珠一生中换个四种服装――大陶衫，是她无我的养女身份的象征，她的身体裹在宽大的大陶衫中，人与身体、身体与衣服是隔膜的、分裂的，大陶衫是她的牢笼。日本和服，是王掌珠认识自己并肯定自己的身体之后，解放自我的象征，同时亦是她对日本文化认同的表征。在大陶衫中她是麻木的，在和服里她的身体可以找到依附感，甚至当肌肤碰触到和服，“感官起了一阵酥麻的战栗，产生交互感应。……她将自己融入衣服之内，让它深入血肉，融为一体。……多时以来徘徊不定的灵魂找到了归宿。”旗袍是台湾光复后，王掌珠对中国认同的象征，通过电影她走进中国文化，但身穿时尚旗袍的她却是失语的，无法表达自己，人与衣服再次有了隔膜。“二二八”事件中为了表明自己的台湾身份，王掌珠又穿回大陶衫。就像张爱玲说的，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王掌珠对衣服的感受，是她内在精神的表现，而衣服的变化，也正是台湾人所经历的时代变迁的印记，以及精神分裂、纠结的自我认同的象征。
有趣的是，施叔青的历史叙事，让王掌珠和她的衣服穿梭在大时代的男性历史之中。在《三世人》中历史的铺展有三条线索――洛津文人施寄生一家三代人的经历，养女王掌珠的故事，宜兰医生黄赞云及他身边的新派青年的社会活动。施寄生执着于汉文及旧体诗，抵抗殖民文化的入侵，他的儿子施汉仁以暖昧的态度接受日式生活和小公务员的职务，他的孙子施朝宗则是被日化很深的青年。一家三代人的不同生活状态，正是日据时期普通家庭中代际分隔的象征。然而，施汉仁可以在日本投降后，很快转变为台湾人，施朝宗却遇到自我的分裂，对曾经认同的日本文化心有戚戚，且成为二-二八事件的逃难者，个体生命面对历史变局只能选择隐忍和逃遁。黄赞云是一个中庸的医生，仰幕日本文化，日本殖民统治对社会体制的改变给了他机会――从贫苦底层人成为受尊敬的医生。黄赞云身边的友人阮成义和萧居正卷身社会运动，在企图拯救台湾的过程中上演了集会、演讲、成立团体、纷争、暗杀等大历史中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抗争在强大的殖民政权面前都以失败告终。王掌珠的蜕变故事成为历史的别样记忆，她身上集中的是女性的日常生活――语言、服饰、时尚，还有为时代言论激起的运动热情。她的故事连她自己都有以身体书写的欲动：“她要用自己的故事，写一部自传体的小说，用文言文、日文、白话文等不同的文字，描写一生当中换穿的四种服装：大陶衫、洋装、旗袍，以及‘二二八事变’后再回来穿大陶衫的心路历程。”
以此，王掌珠从养女到现代女性的成长过程，展示了历史面貌的另一层面――那是日常的“琐碎政治”，是不被重视的女性体验，也是男性大历史在强调民族国家的时候忽略的层面。女性的衣服，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印证了个体生命的痕迹，更展现了女性的成长、觉醒以及对自我的追求，而衣服所对应的语言和文化，不仅是以性别凸显政治的意味，还有更丰富的历史想象空间。王掌珠的书写欲望，是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想要发声的渴望，也是施叔青以性别视角重构历史的时候，对女性的观照。
边缘日记范文4
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南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商丘科学谋划，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务实发展渐入佳境。6月2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题刊发《商丘转型 不甘边缘走向前沿》，报道了商丘市从边缘走向前沿的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和发展成果。文章用大量生动翔实的材料，阐释了商丘市委、市政府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励精图治、埋头苦干，把思路理清，把工作做实，把风气搞正，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市变成了全省发展的标兵，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传统农区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商丘，正变边缘为前沿，成为中原地区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城市之一，成为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正以“商丘服务”打造“豫东工厂”的新名片；正注重规划、注重集约、注重惠民，在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上大步前行！
正如商丘市委书记陶明伦所说：“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商丘的金字招牌，也是长远发展必须坚持的方向，必须把这个品牌打响。”
《人民日报》刊发的这篇重要文章，对商丘市而言，既是莫大的鼓舞，也是一种鞭策。全市各级各部门在掀起学习热潮的同时，该如何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勇于负重，奋力求进？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近日对商丘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贾瑞琴进行了专访。
今日之商丘，“商气十足”，魅力绽放。进入了历史上综合实力迅速提升、城乡面貌迅速变化、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迅速提升的好时期。6月2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题刊发《商丘转型 不甘边缘走向前沿》，文章从“在反思中转变”、“在承接中提升”、“在集聚中坚守”三个方面反映了商丘近几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了商丘探索走出一条传统农区跨越发展的有效路径，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提振精神、坚定信心、促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篇报道对商丘市近几年来发生的巨大发展变化给予了全面、客观、深入报道，树立了商丘务实发展的形象，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进一步激发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持续走好传统农区跨越发展有效路径的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激情。
近日，就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在一版头题刊发的这篇重要文章的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商丘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贾瑞琴。
贾瑞琴告诉记者，6月2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题位置刊发了报道《探索传统农区跨越发展有效路径——商丘转型 不甘边缘走向前沿》。这是商丘市近年来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刊发一版头题，实现了商丘市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大突破，极大地鼓舞了全市人民坚持“三化”协调发展，努力打造“四区两枢纽一基地一中心”和“一谷三城六基地五中心”，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的蓬勃士气。通过学习《人民日报》对商丘的这篇报道，我们备受鼓舞和鞭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思路、凝聚力量、提振精神、坚定信心，促进更好更快发展。
贾瑞琴对记者说，6月29日，商丘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讨论《人民日报》这篇报道。商丘市委书记陶明伦，市委副书记、市长余学友，市委副书记周树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献涛，市政协主席吴宏蔚，市委常委王建民、曾昭宝、李德才、贾宏伟、吴孟铎、马刚、李思杰等市委中心组其他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同志集中学习讨论，谈体会，议转型，话改革，共同探讨商丘在传统农区中实现跨越发展的有效途径。市委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发表了主要讲话。同日，商丘市又召开了全市社会各界学习《人民日报》这篇重要文章座谈会，部分县（市、区）委书记及各单位负责人结合本单位部门工作实际，各自畅谈了对《商丘转移 不甘边缘走向前沿》文章的认识。
贾瑞琴告诉记者，全市各级各部门充分认识到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现实指导意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迅速掀起了学习热潮，以学习推动发展和探索，以学习促进提升和转变。各级党委中心组把学习《人民日报》关于商丘转型发展的报道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重点抓好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学习。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各级党组织明确学习要求，保证学习质量，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座谈研讨与专题讨论相结合、撰写心得与岗位实践相结合等有效方式，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了文章背后的精神实质和潜在动力，从而把力量凝聚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力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新成效，以商丘科学发展、加速转型的新成绩，迎接党的十胜利召开。
贾瑞琴对记者说，当前，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全省中原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商丘市已经步入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轨道，全市人民在转型跨越上形成广泛共识，就是促进转变，加快发展。率先发展的东部正在加速推进“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升级。全市各级各部门把转变和发展作为应对复杂局面、破解发展难题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综合手段，作为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的全局性战略性举措，抢抓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抢抓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机遇，抢抓开放潜力释放的机遇，注重克服“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精神状态，克服“自我满足、自我沉醉”的思想意识，进一步增强“从边缘到前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先机，抢占高点。
边缘日记范文5
回神时灯已亮了许久，电话里爸妈“喂”了好几次，我回答说：“好了。”他们只说：“许什么愿啊？是不是期望考上好的大学？”我只感到两双似笑非笑的眼睛盯着我，我没吱声，顶着蛋糕上的花边，感到我的生命动机单纯得可怕，又可怜。有种怀念从前许愿后的笑，很释怀，很放开。现在，呵，我笑不出来。我很平凡却生活在一个个边缘。
17，竞争，挣扎，未来。
我们周围有太多边缘。每当我看到一个个孩子连哭带闹地抢玩具狗或是棒棒糖的时候，我都会很强烈地感到他们的居中、贴近和安全，几乎是没有危机的，即使他们随时有摔跤的危险。
L啃着汉堡冲进教室红着眼睛晃着脑袋高声嚎叫：“谁背《宋词三首》了？”W手按清凉油边向太阳穴上涂抹，边在图书馆里默背英文课文，Y则在晚自习的课堂上的一堆摇摇欲坠的辅导书后面猛做数学《精编》……很多时候，我会产生一种边缘感，很危机，很困惑。我时常地想大家都轻松下来，缓解竞争，解除危机。让周一的好心情带到周二然后周三有了好运导致周四没考试结果到周五不用讲卷子幸福到周六胜利大逃亡的话，我会竭尽全力去报答每一个人。可其实根本不用设想结局。周一到周五就像一条顽固的锁链，扯拉出了地道的“三点一线”――边缘境界？！
我一个人匆匆走过那条校园里走了无数遍的小径时，能瞥到很多穿着时髦，打着亮唇眼影彩绘甲，穿着平底园头娃娃鞋走过的身影，我一个人麻木地在校园里为某一件事而奔波时，能看到操场上很帅的灌篮；我一个人发呆时接到略神经的好友的电话时，能在电话又一端很“神经”地收听。这些时候，我也同样能找到边缘的感觉，那是种要跳出去的冲动，我追求那种完美，尽管我追求不到。
我认同他们用做惯了“左右手定则”的臂腕依旧可以打出一个漂亮的比分，我认同他们背过《必背》上千万首诗词的头脑能问出“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西伯利亚刮什么风？”的国际玩笑题，我认同他们用已近乎被压力烧得几乎冷酷的面容偶尔自觉不自觉地笑出一脸另类。只是有一天，我在回家时看见马路上一闪而过的标着大大的胖“M”的麦当劳快餐车，我竟很本能地想到了一个质量为大“M”的小车在加速达到最大速度前所做的功是多少的时候，我再也快乐不起来了。不是因为我从前从没这么想过，而是因为以前好像我也这么想过――太习惯了，我似乎已忘记了我曾经的一切样子。
边缘日记范文6
多重殖民的历史结构为当代中国台湾带来了主体/边陲的恒久课题，在历史叙事板块不断运动推挤下，建构了这座岛屿对应世界距离的边界坐标，边缘与遗落同时成为台湾社会具有反身性的集体意识与焦虑。本展邀集台湾5位艺术家作品，试图从历史、社会、空间与视觉的切点，思索边缘性的各种状态与意义。 高俊宏以与其生命相连的台湾一处老旧市场“博爱”的隐喻出发，游走在工厂、矿场与监狱等众多边缘地带里，直视现代社会无所回避的失落结构。刘芸怡的 《遗落之岛》记录金门岛上历经殖民与战火的洋楼建筑废墟，在时代轨迹中寻索破败的幽暗记忆。曹良宾的《忠烈计划》 踏察全台湾前身为日本神社的忠烈祠，探看历史空间场域的吊诡关系。张卉欣的影像装置《看不见的东西》则捕捉颓圮边沿的日常场景并挖空照片截去影像的焦点，质问潜伏于观看意识里中心化的视线逻辑。陈以轩的《静物研究II：岛民》透过都市陆桥下游民散落的家居物件与人工修筑的假石景观，对应以房地产广告文案改造而成的“诗句”，形成边缘地景的一则岛屿寓言。
高俊宏的《博爱》首先指涉一个实存空间，一个因为中心空洞化而“位移”的老旧博爱市场 ；但其也隐喻了城市边缘众多的滞后地带， 这些空间住满了失去时间感的人们，也存在着关于现代社会种种疾病的隐喻：失智、躁郁、忧郁症、帕金森氏症、自卑、、边缘型人格等。《博爱》一作试图从隐喻的角度，连结工厂、矿场、监狱等社会场景，一如哈耶克之作《通往奴役之路》嘲讽地指出，一个奴役于现代性的疾病隐喻中心。
刘芸怡的《遗落之岛》暗指金门这座岛屿，岛上特殊的军事遗迹和景观因而被完整保留至今，成为过往战乱历史的见证。 在金门岛上共计有100多栋洋楼，这些破败倾颓的洋楼作为战争历史的隐喻和承载物，反映不断颠沛流离的精神和动荡的政权更迭，犹如被时代所遗忘的无名纪念碑，将时空封存在这些已无人栖居的建筑当中。 在这些空无、被封闭的废弃空间当中，其隐藏的过往，一直是我所感兴趣的。那些不可见的历史空缺，成为想象发酵的场所。用个人的觉察和感知去填补空缺，藉由影像创作的过程穿凿微小的罅隙，得以让想象和意义流动于空间界限内外、可见与不可见之间。
延续前作《静物研究》对于垃圾与环境异物的摄影探查，陈以轩的新作《静物研究II：岛民》将进一步聚焦在市民大道陆桥下的游民家居物件。岛上的“市民”们在面对公权力的间歇清扫下，带著各式“物件”做暂时性的家居占领， 流离居所于桥下的三不管地带，并与陆桥周边各式的房地产广告文宣共处。房产也被称为“物件”。 收集这些房产“物件”的文案，抹除案名地点等销售元素后选粹成诗。捡拾到的诗句中描绘着美好家居的模组化倡议（广告诉求），更是市民对家居的集体想望（消费者需求）。透过桥下各种“物件”的采集与拍摄，作者感兴趣的是人在公私领域分界上的居处，以及自然与文明的交互占领、消长、最终被抹除，抹除即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