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拜年词范文1
金牛昂首高歌去，玉虎迎春敛福来。今天晚上，华灯绽放，笑语盈盈。我们聚集一堂，共同庆祝即将到来的虎年新春佳节。首先，我谨代表局党政工，并代表我本人向今晚坚守工作岗位不能前来参加团拜的员工表示诚挚的敬意！向全局员工和员工家属们拜个早年！
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xx电力局在xx电业局和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省公司“严抓严管、从严治企”治企理念，突出安全生产、营销服务、三个“反违章”、党风廉政建设等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在基础工作、规范管理、队伍建设等三个方面着力，励精图治，扎实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009年，全局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主要经济指标全面超额完成，电网建设不断推进，队伍建设、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我局被县委、县政府授予 “2009年县直综合工作红旗单位”、“县直项目建设先进单位”、“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奖”、“县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成绩来之不易。成绩凝聚心血和汗水。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局员工包括农电员工、多经员工积极参加学习实践活动，认真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绩效，真抓实干的结果；是我们坚持不懈的推行“严抓严管、从严治企”的管理理念，促进各项工作朝“四化”管理之路迈进的结果。其中也饱含了各位员工家属的支持和关心。借此机会，我要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2年，电力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将更加繁重。刚刚召开的我局电力工作会议，确立了“突出严抓严管、突出管理规范、突出发展主题、突出素质提升”的总体工作思路和“确保安全生产、确保电费回收、确保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重点，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目标任务和为完成这些目标任务的11个方面的工作措施。
全面完成这些目标任务，需要全局员工艰苦努力，需要各位家属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希望全局员工倍加珍惜工作和岗位，希望全局员工家属，更加理解和支持家人的工作，让我们携手为创造xx电力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虎步奔腾开胜景，春风浩荡展宏图。
虎年拜年词范文2
在这批极可能同突厥上层人物有关的金器中，有一件镶嵌红玛瑙的虎柄金杯格外引人注目。考古简报中这样描述它的造型和工艺，“金质，通高16、口径8.8、腹径10.5、底径7厘米,重725克。器身因受挤压而变形，敛口，外卷沿，鼓腹，平底，虎形柄。器身内外通体模压出菱格，每格内焊接宝石座，内镶嵌椭圆形红色玛瑙。玛瑙弧面，磨光，部分已脱落佚失。口沿外卷后与器身焊接，然后切出一周小长方形凹槽，内嵌宝石，但基本已佚失，其下点焊一周金珠点饰。虎形柄焊接在口沿下至中腹部，虎头宽而圆，两耳竖立，四肢雄健，腰身细长，虎尾下垂，通体錾刻虎斑纹，形象生动。器底为凸起的同心圆纹，中心锤出八瓣花纹。”
考古简报中简略地提到，这件金杯的虎柄形式也见于1982年南俄罗斯出土的1-2世纪的银器上（Rostov Vysochino Kurgan 28 Cache II），在一些陶器上也见有这类柄饰。但是，作者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将这件金杯作为墓葬断代的依据。为此，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论证这件突厥金杯的虎柄造型同4至5世纪的拜占廷银器艺术存在着可能的联系。
突厥人喜爱饮酒，早期突厥的十等官号中，有两种就是用酒及酒器命名的。[2]从形制来看，这件虎柄金杯同南西伯利亚图瓦地区突厥石人雕像上的杯子近似，因此很可能是一件酒器。酒器同虎柄配合，令我们联想到在罗马的艺术传统中，虎，豹这类大型猫科动物的形象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密切的关系。在希腊神话中，狄奥尼索斯是宙斯和塞墨勒（Semele）之子，长大后被神后赫拉变成疯子，由他的教师西勒诺斯（Silenus）和一大群山羊神（Satyrs）和女祭司（Maenades）陪伴，周游世界，在埃及和印度建功立业。[3]后来，他在希腊建立了对他的崇拜,成为葡萄酒神，奥林帕斯十二主神之一。酒神的坐骑就是虎或者豹，因此，在有关酒神的希腊和罗马艺术中，虎豹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并且常被塑造成趴在酒坛旁边啜饮的样子[4]。在维也纳保存着一件11或12世纪的拜占廷手稿，其中的插画就描绘了酒神的女祭司和趴在酒罐边贪婪饮酒的豹，由于这是一件伪造公元2世纪的希腊诗人奥本（Oppian）作品的伪书, 我们可以推断书中的图画仿效的是公元2世纪的图样。[5] 可能正是酒神坐骑的身份将这类动物同酒器连在了一起，公元1-2世纪的罗马酒器上出现了虎豹形把手，它的头紧贴着容器的口沿，如同绘画中一样急着饮取其中的酒浆。
同一时期，酒神题材连同虎豹造型的手柄被安息艺术（the Parthian Empire，247 BC-226 AD ）所接受。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的藏品中有一件公元3世纪初的安息银盘，描绘了酒神坐在车上，由女祭司们引领着胜利出征的场景，整个画面的布局都同罗马艺术中的酒神场景极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银盘的底部描绘了一只正在饮酒的虎或豹，同样，在安息时代的酒器中，也出现了虎豹造型的手柄，在敦巴顿橡树园图书馆收藏的一件4世纪的拜占廷酒神小雕像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之极为接近的虎豹造型。
酒神题材在萨珊时代 （the Sassanid Empire， 226-651 AD）的伊朗继续受到欢迎，尽管它可能已经演变成了纯粹的艺术图案，不一定同酒神崇拜相关。[6][vii]华盛顿弗雷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aery of Art in Washington）藏有一件萨珊银瓶，反映了典型的萨珊式酒神图象。在这三幅连续的图象中，描绘了两只虎或豹，一只被酒神牵着缰绳，侧身趴在棕榈树的树干上，另一只由女祭司引领，也是侧身趴在酒瓶上。它们的大小和造型相似，同安息时代的图象相比，呈现一种程式化的倾向。同样，萨珊时代的虎柄造型也出现了这种倾向，从一件由罗马私人收藏品的萨珊酒具[7]中可以看出，虎或豹的身体造型趋向细长，同安息时期的虎豹形象相比，变得抽象了许多。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波马的虎柄金杯，虎的造型同萨珊酒具中的虎柄颇多相似之处：程式化的细腰和花纹，虎脚的刻画不甚精细，同底座融为一体。那麽，波马的虎柄金杯有无可能是来自萨珊伊朗的泊来品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波马金杯上的菱形图案似乎不见于萨珊金银器中，倒是同在阿尔巴尼亚的阿哇尔早期墓葬中出土的拜占廷银器的图案接近。此外，在器物上镶嵌红宝石是典型的草原民族的工艺，在前伊斯兰时代，镶嵌红宝石的刀剑，器具和饰物流行于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区。波马古墓中的出土物几乎都镶嵌了红宝石，而且以金器为主，恰好符合突厥人崇尚黄金的传统，相反，萨珊器物多为银制，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波马的虎柄金杯是本地生产的。那麽，金杯上的虎柄是否是突厥工匠模仿萨珊银器的作品呢？我们更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种判断首先是基于波马的虎柄在器身上的位置。虎柄被焊接在口沿下方至器物的中腹部，从整体来看，虎柄的形制同器身的比例不太协调，似乎不是为配合金杯而制作的。相反，从安息银器到萨珊银器，虎豹手柄的大小都同器身比例协调，特别是在萨珊的器物中，虎豹手柄呈现固定化的姿势：前脚和头紧贴口沿，做饮酒状。这种造型一直持续到伊斯兰时代，而且越来越固定和抽象化。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波马金杯中的虎柄有可能是作为单独的动物雕像制作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公元4至六世纪虎豹雕像在拜占廷的发展，会发现波马金杯的虎柄造型更可能同拜占廷艺术有关。小型的虎和豹的雕像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拜占廷时期（395-1453），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成为全民信仰。酒神崇拜成为异教的风俗，最终消失了。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虎豹形象同酒神题材脱离，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器皿。敦巴顿橡树园图书馆的藏品中有一件编年为7世纪，来自埃及的金手镯，由两只侧身的豹型雕像构成，豹身是用金片捶揲而成，上面密布着细小的圆点，它的意匠同前面提到的萨珊银器中的程式化的虎豹造型颇为近似。类似的虎豹形饰物在同一时期的埃及多有发现，有一件是铜栓[8]，另一件是烛台，底座由三只跃起的狮子雕像构成，狮头侧转，前爪趴在底座中心的灯柱上，这件烛台的年代被确定为7世纪，显然，这样的虎豹造型在5-7世纪流行于拜占廷帝国的境内。
与此同时，带有虎豹造型手柄的金银酒器继续在拜占廷帝国境内出现，但是，不同于罗马时代的是，人们喜欢将这类手柄作为珍贵物品单独收藏，1914-1919年在苏格兰特普雷恩（Traprain）出土了窖藏珍宝，根据其中的罗马银币确定了这处窖藏的埋藏时间为5世纪初。窖藏物全部是银器，其中包括了两只银制的豹形雕像，它们的造型基本相同，但是花纹有些差别，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它们应该分别是两个银制器皿的手柄。[9]此外，1992年在英国发现的胡瑟窖藏（the Hoxne Hoard）中，再一次出土了银铸的虎形小雕像），同特普雷恩的豹形雕像相比，它的工艺更加精湛，全身錾刻虎纹，纹内添嵌乌银（niello），据考察报告分析，这件虎形雕像是大型银器的手柄，由于它的造型是一只雌虎，很可能同一只雄虎雕像相配，共同构成银器的双柄。[10]胡瑟窖藏的埋藏时间也是5世纪初期，包括14000多枚罗马金银币和200多件金银器。不同于特普雷恩窖藏的是，胡瑟窖藏保存完好，出土物完整如新，不象特普雷恩那样有多处受破坏的痕迹，这证明埋藏者并不是在匆忙之中埋下了这批珍宝，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这更说明了当时的人们有将虎豹手柄单独收藏的习惯。
那麽，拜占廷的虎豹形手柄有没有可能向东流传，进入西突厥的汗廷呢？我们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公元6世纪中叶西突厥帝国兴起之后，第一代可汗室点密就派出了以粟特人摩尼亚赫为首的使节团前往拜占廷。从568年到576年，至少有5个拜占廷使团来到西突厥的汗廷，这些使团回国时又有相当数量的突厥使节随行至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拜占廷使节瓦伦丁（Valentinus）于576 年从君士坦丁堡启程时，共有106个突厥人随行回国。[11][xii]此外，同一时期，西突厥以讨伐阿哇尔人为由不断向拜占廷的东部边界拓展，当瓦伦丁在西突厥汗廷的时候，西突厥的军队向西一直攻入克里木半岛的南部。[12]在这样的背景下，拜占廷的银器有可能作为外交礼物或战争的掠夺品被带入西突厥汗国。
另一方面，考古发现也为上述的推测提供了一些证据。1990年苏斯比拍卖行公布了一批被称为塞索宝藏的（the Seuso Treasure，共14件）罗马银器，其中的一件银盘带有铭文，证明它的主人名为塞索，极可能是住在潘诺尼亚省（Pannonia）的凯尔特族的罗马将军，银盘的制作时间大约是公元5世纪初。在塞索宝藏中，有一件大型银罐（amphora），通体捶揲希腊罗马神话题材的浮雕，带有两个豹形手柄。豹子的头侧转，前爪趴在罐沿之上，后爪立于罐的肩部，其中一只的颈部还带有银链，连接着罐口上的塞子。[13]这两只豹形手柄的造型和意匠同特普雷恩和胡瑟的虎豹手柄一致。有趣的是，它们都同银罐脱离，根据牛津大学的罗马银器专家M·曼戈和曾担任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部主保管员的潘特的研究，和塞索银罐相仿的罗马银器至少有两件。一件出自罗马尼亚的康塞斯提（Conceşti，Romania），现存俄国国立艾米塔什博物馆（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银罐的形制同塞索银罐完全一致，两只手柄也已经同银罐分离，只是手柄不是虎豹造型，而是希腊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雕像。[14]另一件是银罐的残片，来自罗马尼亚的Tauteni-bihor，残片上的浮雕表明银罐的形制很可能属同一类型。总之，这种类型的银罐出自地中海东部，特别是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工场中。[15]
我们不清楚塞索宝藏的最后收藏地，但是，银盘上的铭文表明，潘诺尼亚曾是它们旅程中的一站。潘诺尼亚是罗马在多瑙河中下游设置的行省，5世纪中叶，这一地区先被阿提拉的匈奴帝国控制（434-453），然后成为东歌特王国的一部分。带有豹形把手的银罐有没有可能从潘诺尼亚流向东方的匈人和东歌特人手中呢？至于出自罗马尼亚的两件银罐，它们的主人最有可能是5世纪是活跃于多瑙河中下游的匈人（the Huns）或阿兰人[16]。
拜占廷派往阿提拉的匈奴帝国的使节帕尼提斯（Priscus Panites）提到，帝国送给匈奴人许多男用和女用的礼物，其中就包括银罐。带有虎豹手柄的银器很可能受到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的喜爱，而罗马人喜爱将手柄单独收藏的习惯也很可能随之东传，向游牧民族展示了一种新的意匠。一件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金饰物（1797年出土于Simleu Silvanici，窖藏）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这件金饰物是用金环串联成的长链条，上面缀满各式小饰物，与内蒙古达茂旗出土的西晋五兵佩有异曲同工之处。[17]金链中间的坠饰是一颗大宝珠，由两个交叉成十字型的金环托着，同金链连在一起。金环上两只豹形雕像侧身对立，前爪趴在金环同金链连接处的扣结之上。这两只豹形雕像的大小虽然无法同前述金银器上的虎豹手柄相比，但是造型和意匠却极为一致。Simleu Silvanici窖藏中出土了十多件拜占廷风格的圆雕饰，由此可以确定它的埋藏时间为5世纪。窖藏的主人是从多瑙河流域迁来同匈奴人有关的蛮族部落的首领，当时，他们作为拜占廷帝国的军事附庸统治着当地的达西亚人（the Dacian）。这两件对称的豹形小雕像很可能是本地工匠受拜占廷的虎豹雕像启发制成的。[18]
匈奴人拥有喜爱虎豹这类猛兽的传统。在中国北方出土的匈奴族金银饰物中，虎的形象倍受重视。如新疆阿拉沟的八块圆形金饰和四条金饰带都以虎纹为主题，虎的凶猛得到突出的体现。[19]于突厥族，《北史·突厥传》开篇就写道：“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而在鄂尔浑河畔发现的突厥阙特勤碑（732年竖立）中，提到一个名叫bars bäg的部落首领，阙特勤授予他可汗称号，并将妹妹嫁给他。Bars的原义是豹，是很早时期来自伊兰语的一个借词，在突厥语中它的词义扩大，也用来指称虎等大型的猫科动物。[20]]突厥贵族以虎豹为名，说明重视虎豹的传统继续在突厥民族中流传，很可能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来自拜占廷的虎豹雕像被突厥贵族接受，并进而应用到本民族的器物之中。
从文献记载来看, 突厥社会中有专门的金银器制造业，吐鲁番阿斯塔那307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国接待外国客使的“供食文书”，提到突厥贪汗可汗的“金师”莫畔陀曾出使高昌。[21][xxii]高昌供食文书中将外来客使分成待遇不同的下、中、上三等。“金师”莫畔陀的供食等级为上等。可见他在突厥社会中的社会地位较高，这也表明金银器制造业在突厥社会中的重要性。[22]圣历元年（678），默啜指责武后给他的“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反映出突厥贵族对金银器有较高的鉴赏力，这进一步说明突厥工匠很可能有能力仿制拜占庭银器的部件。[23]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波马金杯上的虎柄很可能是仿照拜占廷银器上的虎豹手柄制作的，同时，当酒神崇拜在基督教帝国的拜占廷湮没之时，我们却看到虎豹手柄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又同酒器联系起来。丹尼斯·塞诺曾经这样评价突厥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帝国将拜占廷，伊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联系起来，这个民族不单单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而且将不同文明的因素融汇，再染上突厥文化的色彩。这种影响也许不是那麽持久，不过，正是通过突厥人，外来文明更深入的渗透到了欧亚内陆。”[24]波马的虎柄金杯再一次向我们揭示了突厥民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成就。
1 安英新：《新疆伊黎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4-14页。
[2] 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190-191页。
[3] 参见，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0-105页。The Oxford Classics Dictionary， 478-482.
[4] 这类虎豹形象的造型基本一致，区别仅仅在于身体上的花纹。虎纹是条状的，豹蚊是斑点状的。
[5] Richard Ettinghausen, From Byzantium to Sasanian Iran and the Islamic World: Three Modes of Artistic Influence, (Leiden: Brill 1972), pp. 2-8. fig. 5.
[6] Ettinghausen，前揭书。
[7] Ettinghausen, fig.28. See also, Umberto Scerrato, “Brocca Bronzea iranica con ansa zoomorfa in una collezione privata a Roma,” Arte Orientale in Italia, (Roma 1971) vol. 1, pp. 61-75,especially fig. 3.
[8] Marvin C. Ross, Catalogue of the Byzantine and Early Medieval Antiquities in the Dumbarton Oaks Collection, ( Washington D.C. 1965) vol. 2, p.47.
[9] Alexander O. Curle and F.S.A.Scot. , The Treasure of Traprain, A Scottish Hoard of Roman Silver Plate, (Glasgow, 1922), pp. 1-5, 79-80.
[10] Roger Bland and Catherine Johns, The Hoxne Treasure, An Illustrated Introducti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93), p. 24.
[11] 沙畹著，冯承均汉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212-213页。
[12] 沙畹，前揭书。
[13] Kenneth Painter, “The Seuso Treasure”, Minerva, (London), April 1990; Marlia Mundell Mango, “Der Seuso-Schatzfund: ein Ensemble westlichen und őstilichen Kunstschaffens”, Antike Welt, vol. 21, Jahrgang, 1990; Marlia Mundell Mango and Anna Bennett, “ The Seuso Treasure: Methods of manufacture and scientific analyses (part one)”,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 (Ann Arbor, MI, 1994), no. 12, p. 195,205-206, 238-239.
[14] Leonid Matzulewitsch, Byzantinische Antike: Studien auf grund der Silbergafässe der Ermitage”, (Berlin, 1929), pp. 131-132: J.P.C. Kent and K.S.Painter ed., The Wealth of the Roman World, Gold and Silver, AD300-700, (London, 1977), p.297.
[15] Sever Dumitrascu, The Treasurte of Tauteni-Bihor, (Oradea, 1973), 116-118.
[16] 同注15。
[17] 孙机著：《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08页，图一。
[18] Radu Florescu and Ion Miclea, Tezaure Transilvane: la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din Viena, (Bucuresti, Editura Meridiane, 1979), 92-95.
[19] 齐东方著：《唐代金银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234-235页，图版2-43，44。
[20] 芮传明著：《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51页，注26。
[21]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高昌令狐等传供食帐》
[22]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206－207页。
虎年拜年词范文3
现在的乡村确实很难见到野生老虎了,乡村没了真老虎,但有诸多的老虎故事流传,幽默而有趣。在山村的老虎灶前,听老人们所讲的老虎故事,是笔者童年时期的文学发蒙。
传说猫是老虎的老师,猫教会老虎抓扑跑跳等种种捕猎的技能,老虎当上了山大王,要把猫吃掉,猫逃到树上,幸好它没教老虎这一招,否则就真保不住命了。鲁迅在《阿长和山海经》的散文里说到这故事。其实,野生老虎是善爬树和游泳的,它只是不愿意冒树上摔下来的危险罢了。
传说唐代诗人罗隐的父亲是樵夫,一家人住在山中,有只大老虎爱上了樵夫,脱下虎皮化作美丽少女,每日为他洗好衣做好饭,再变成老虎回到林子。这个秘密被樵夫发现了,他将虎皮偷偷藏了起来。少女变不成老虎,就与樵夫成亲了,并且生下孩子。孩子爱哭,而且哭起来没完没了,其父拿把柴刀边敲边唱:当当叮,当当叮,你妈是个老虎精。唱多了,孩子妈妈不高兴:有什么证据?樵夫拿虎皮一丢,就是这个!没想到孩子妈妈将虎皮一披,变成了斑斓老虎,一口咬死了他爸爸,回头要咬孩子,奶奶赶紧拿竹箩罩往孩子,骂道:畜生,虎毒不食子!老虎点点头跑掉了。这孩子名叫罗隐(箩隐),从小聪慧过人,四书五经,过目不忘,出口成章,无不应验。
笔者童年时,曾猜过用乡村戏文人物编成的谜语:身穿战甲赵子龙,头戴金盔诸葛亮,铁面黑须包文正,无故杀死杨六郎,谜底就是老虎。听父母说,山上老虎是不吃人的,也不吃睡觉的大人和不懂事的小孩子,因为他们不惧怕老虎,反而让老虎害怕。老虎只有被逼急了或者饿急了,才会不顾一切地伤人畜,凶猛无比,致使人们谈虎色变。
于是,打虎者自古以来就被人们尊为英雄,其实民间真正的打虎英雄,是五代时代州飞狐(今河北涞源)人李存孝。当地乡村传说,他十几岁时在山上放羊,徒手将老虎打死了。他的打虎过程被唐末将领李克用看到了,李克用故意大叫道:是谁把我的老虎打死的?李存孝不屑一顾地说:原来是你养的老虎,还给你!说罢抓起老虎隔着山谷扔过去。李克用将李存孝收为“义儿”,重用了他,让他当“打虎将军”。在北方,农家窗户上贴着许多打虎的窗花,笔者初以为是武松打虎,后来才知道是李存孝打虎,也是避邪的。
民俗中的虎
不过,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打虎的不是英雄,而是罪人。西南诸多少数民族都有禁止打虎的习俗。朋友说,居住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一向禁止打虎,他们认为虎是祖宗,打虎就是伤害自己的祖宗,十恶不赦。杀虎者不仅要挨三十大板,而且还要被重罚,并且坐水牢。珞巴族中的虎族,也把老虎当成自己的祖宗,一旦猎到老虎,会责令猎虎者全家站在老虎前面请罪,然后让猎虎者背上虎的头骨和竹篾做的虎身,送出家门,以便禳解。云南大理白族人同样禁止猎虎,白族人认为虎是吉祥之物,通常选择寅日即虎日出门,死后他们要埋在白虎山,并把坟墓的形状修成老虎的形状。
彝语中,“罗”就是虎的意思,男的叫做罗罗濮或罗颇,是为雄虎;女的称罗罗摩,是为雌虎。家宅祠堂中,供奉虎神,杀羊祭祀,并烧灼羊头占卜,如出现彝文的羊字裂纹,表明虎神已经降临赐福。每逢年节或丧葬,虎舞是彝族人必须跳的吉祥之舞,舞蹈呈现虎威,借以避邪,祈求平安,彝族的正月,称为“虎月”。
重庆走马镇的村民告诉笔者,巴人崇拜白虎。巴人的最早酋长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巴人也设立虎庙祭祀老虎。“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是当地人流行的民谣,白虎被誉为赐福之神。在四川湖北的方言中,“虎”和“福” 的发音是一样的。
湖南湘西的土家族认定老祖宗为两虎兄弟,兄为铜老虎,弟弟为铁老虎。聚居在湖北永顺、来凤、龙山一带的土家族,所供奉的白虎神,有行堂白虎和坐堂白虎两种,前者镇坐厅堂,威风,需要“敬”,而后者往往是不速之客,不请自来,需要赶走它。土家族流传的摆手舞源自于巴人的踏歌舞,手中所持便是绘有虎形的旗。
除了白虎,黑虎也受人崇拜,哀牢山彝族以黑虎为旗,上绘红底的黑虎头。在祭祖的时候,以十二面黑虎旗分立于祭堂两侧以显神威,摩梭人和普米族人在战争的时候,以黑虎旗当军旗。黑虎则是财神的代言人,民间供奉的武财神名赵公明,亦称为“玄坛大元帅”,他骑着的一头大黑虎,为人送财,深受崇拜。
蕴含吉祥的虎
读了一些书,得知在《山海经》里,有许多半人半兽的神祇,如陆吾神,状如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西王母、东王公,也是半虎半人的神仙,我想,这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老虎崇拜有密切的关系。
白虎是民间的四方神之一。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龙虎并列,龙凤和麒麟之类,是臆想虚无之物,而虎则是自然的生物,由此想起“图腾崇拜”,虎的图腾崇拜来自于远古,是乡土民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虎前面冠以一老字,体现的也是对虎的图腾崇拜。
乡村百姓将老虎称为大虫,见之于《水浒》。古人言动物为虫,毛虫为兽类,麟虫为鱼蛇类,甲虫为龟鳖螃蟹虾子贝壳类,倮虫为人类蛙类蚯蚓类。虎为毛虫之长,故名大虫。“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因此虎是威猛的象征,苏辙《湖阴曲》云,“老虎穴中卧,猎夫不敢窥。”虎虎生威,虎虎生风。老话说,云从龙,风从虎。老虎过处,威风凛凛。虎威体现于“虎步”“虎踞”“虎视眈眈”“虎将”“虎子”“虎堂”等词语中。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土匪座山雕当上了“山大王”,在座位上铺上一张老虎皮,称之为虎座,也是一种威势的象征。
十二属相中,老虎排老三。人们敬畏于虎,新春佳节,常以柏叶点铜绿并剪彩绒为老虎的形状,扎成小朵朵,叫做老虎花,在老虎花边点缀虎形小花,叫做“子孙虎”,图个吉利。
虎年拜年词范文4
关键词：图腾；图腾崇拜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56-01
图腾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图腾，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他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他们的力量和技能。
一、图腾的含义和图腾物
（一）图腾的含义
“图腾”一词来源于北美印第安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其他民族中也有与此意义相同的名称。图腾说虽然来自于西方学者，但是通过分析古籍中的有关记载，中国远古氏族部落也有过像澳洲土著、北美土著那样的图腾崇拜时期。
图腾是产生于原始时代的一种十分奇特的文化现象，其产生的基础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原始民族对自然的无知。原始人先后产生了三种图腾涵义：图腾是血缘亲属；图腾是祖先；图腾是保护神。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于是图腾崇拜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所以有时候运用图腾来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的效果。
（二）图腾物
纵观历史上个民族的图腾物象，种类非常之多，被尊为图腾者，从多至少依次是动物――植物――无生命物――自然现象――人。图腾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取决于该地区的动物群和植物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图腾基本上是该地区或相邻地区的存在物，如无虎之地绝不会以虎为图腾。各地区氏族在选择图腾时，往往偏重于大动物，如果一个部落所在地有象、虎、豹、熊等，则多以这些动物为图腾。
最早的图腾物很可能是哺乳动物，因为哺乳动物的生理特征和行为与人类较为相似，比较容易被认为是同类。植物图腾的种类也有很多，主要是一些可食或可用的，如松、柏、稻、荞、等等；而无生命物和自然现象的图腾出现得要晚一些，前者有石、工具、人造物和生活用具等，后者有太阳、月亮、星星、雷、火、风、云、海等。
人们一般都会以为一个部落、氏族或者家庭都只有一个图腾，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图腾崇拜历史上，固然有只崇拜一个图腾的群体，但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图腾的群体也不少见。例如海达人尊崇鹰图腾，在一个家庭的前柱上，顶端作大鹰，底下为熊，两种都是男主人的图腾，中间刻狼，是女主人的图腾；另一家庭的前柱上，狗和鱼雕于顶上，下为大乌鸦，最下是杀人鲸，前两者是女主人的图腾，猴子是男主人的图腾。
二、中国历史上的图腾崇拜
（一）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物
中国的图腾崇拜源远流长，从石器时代至近现代都有图腾崇拜遗迹，且各地区有一个为若干民族共同崇拜的主要图腾，如狼为西北地区突厥、乌古斯、高车、乌孙、维吾尔、哈萨克等族共同崇拜的主要图腾；熊为东北地区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崇拜的图腾；犬为中南、东南的瑶、苗等民族敬奉的图腾；蛇为古代南方和东南地区的闽、蛮、古越人所尊崇的图腾。
这些图腾崇拜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比如说盘瓠神话，盘瓠是南方苗、瑶、畲三个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一种古老的图腾崇拜物。五溪是苗族先民在历史大迁徙中最早的栖身和定居之地，亦是盘瓠神话的滥觞之所。五溪苗族几乎家家养狗，并且爱狗敬狗，以狗为儿孙取名以示吉利，天旱时还抬狗求雨。
（二）龙图腾
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神，对龙的崇拜几乎没有地域之分、民族之别。很多年以来，各族人面把它视为神灵，虔诚地崇拜、祭祀。然而龙却有别于其他图腾，几乎所有图腾都是自然界中的生物或无生命物，龙却例外。据考古发现，龙的形象最早出现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查海文化遗址中，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体形最大的石块堆塑龙形。关于龙的形象，南宋文人罗愿在《尔雅翼・卷二八》中进行了“三停九似”的描述，即：三停――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龙既是民族的标志，同时也是帝王和皇权的象征。龙崇拜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原因有二，其一是历代帝王利用龙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是人们把龙当作主宰雨水之神来崇拜，中国数千年以来以农立国，而雨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但龙在各族人民心中，不全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如在苗族人民心中，龙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的体现，此点在苗族刺绣中就很好地体现出来。
虎年拜年词范文5
[关键词]郯城木旋；郯国；图腾与氏族神灵崇拜；尚功尚武；礼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29-04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民俗事象和民俗模式都来自对自然地模仿、敬畏和崇拜。”①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木旋也不可避免地与自然发生联系。樊埝村地处沂蒙腹地，自然条件优越，植被茂盛，树木苍郁，这为木旋玩具的创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外部条件。木旋是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结合的结果，是适应二者要求的必然产物，木旋的产生与当地民众主观上的木崇拜心理相关联。
一、木旋玩具的产生与当地民众的木崇拜意识密切相关
沂蒙地区具有深厚的桃木崇拜风俗。“桃木崇拜风俗，可以追溯至东周时期。《左传》记载有宫廷巫人使用的法器——桃木把扫帚；《周礼》记载有宫廷冰室悬挂桃木弓的风俗；西汉末年，民间有在年节正月佩戴两个小桃木板的风俗；《风俗通义》记载民间有除夕在门首悬饰桃木人的风俗；《荆楚岁时记》记载南北朝兴起在桃木板上画门神的风俗；明朝初年改革为红纸春联。”②红纸春联实际上是桃木崇拜风俗的演化和变异。郯城县樊埝村所处的沂蒙地区至今保留着春节时在门板上贴红纸春联的风俗习惯，而且还有为不满周岁的婴儿用桃木雕刻桃木剑和桃木人的风俗流传。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桃木能够消灾避祸，谋得安定，木崇拜心理由此可见。
当地民众的木崇拜心理与吴越地区的神木崇拜有渊源。《越绝书》说：“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去县十五里。一曰勾践伐善材，文刻以献于吴，故曰木客。”《吴越春秋》中记载：“吴王好起宫室，用工不辍，王选名山神材，奉而献之，以费其财……越王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师无所幸，作士思归，皆有怨怼之心，而歌木客之吟。”又曰：“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莽琅琊。”由这两本书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吴越人对木的崇拜意识，他们称深山巨木为神木、神材、善材等”。③
今郯城县古时称郯国。关于“郯”字，孳乳为郯，郭沫若谓当即春秋时郯国之故称。郯为古代山东地区的东夷族。钱宗范等人在《论孔孟仁政学说的基本内涵》中提到，传说中中国远古的祖先太昊、少昊首领，也是东夷族的先祖。在西周春秋时期，东夷族指今山东、安徽和江苏北部。他还提及舜为东夷族首领，活动于沂蒙地区附近。“西周早期青铜器《令簋》和《召尊》、《召卣》记载周王军队征伐东夷反叛，驻戍于‘炎’，即郯，其交通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西周金文中的‘炎’地与东周郯国都城郯邑在同一地域，于今山东南部的郯城县境内。”“春秋诸侯争霸，郯国弱小，沦为鲁国的附庸……历史上郯国虽然在政治上附庸于鲁，但在地理位置上郯吴相对接近，与吴越等江淮诸侯的经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④由此可见，吴越地区的神木崇拜思想也或多或少、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郯国地区。
木旋玩具的加工与创制是人们木崇拜心理在客观实践中的反映，是人们木崇拜隐含心理的客观显现。郯城木旋的始祖樊木，其姓与名从字形看都与木有关系。《说文解字》中说：“樊，鸷不行也，从从棥。”“棥，藩也，从爻从林。”爻，本义为组成八卦的长短横道，卦的变化取决于爻。这难免使我们将木旋与原始时期占卜算卦等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古人称五行中的木，有一种说法是“木曰曲直”。“曲直”，实际是指树木的生长形态，为枝干曲直，向上向外伸展，因而引申为具有生长、开发、舒畅等作用的事物，均属于木。木旋玩具取材于树木的枝杈而非主干，这与自然环境持久发展相适合，是一种天人合一、取之有道、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所以称樊木为木旋之祖，或是民众早期占卜算卦巫术心理的反映，或是民众为求得安定达到内心平衡而杜撰，也或预示着木旋工艺制作的持久和繁盛。
由上述分析可知，木旋玩具的产生与民众的木崇拜意识有关联。有关木崇拜心理的成因，有自然因素——先天自然条件优越，植被茂盛，树木繁荫；有人文因素——郯地与吴越相近的地理位置使它们之间的风俗文化交流频繁并相互吸收和渗透；还有人们要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希冀。木崇拜意识在郯城绵延不绝，反映到后来，便是其境内栽种并保留有诸多古银杏树，郯城也便有了“天下银杏第一县”的美誉。
二、木旋玩具的独特文化意蕴
普遍性蕴含在特殊性中，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除了上文从木旋总体出发而言的民众木崇拜心理，不同的木旋玩具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蕴。笔者通过选取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木旋玩具，依其背后所附着的文化意蕴，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虎图腾崇拜与氏族神灵崇拜
1.虎头棒槌与虎图腾崇拜
郯城所在的沂蒙地区至今还保留有对于虎这一图腾的崇拜意识。老人们给百天之后的幼童制作虎头鞋和虎头帽，寓意吉祥如意、福气冲天。虎头棒槌中间大花纹部分，便有像“王”字的花纹，有的还表现为十分简笔写意的虎头形。从虎的自然特征看，其最突出特点便是额头上的“王”字花纹。另外，虎体格强健、威风凛凛，人们将它归于猛兽。虎的这一系列自然特征反映到人的精神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力量和威严的象征；它也是驱吓鬼魅、庇护人神的神兽。《风俗通义·祀典》记载：“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
虎头棒槌和虎头鞋的意蕴或多或少具有相似性，二者中都有“虎”这一意象，在今郯城县都还在流传，都与孩童有紧密联系。关于虎头鞋的来源，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船夫大羊之子在其母缝制的、能幻化成斑斓猛虎的虎头鞋的帮助下，打败贪婪邪恶的村长，找回母亲，最终一家团圆。此故事发生在扬州古城，扬州属吴越之地。“虎”防御图腾崇拜，如同上文提及的木崇拜一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浸染到吴越之风。郯城今属沂蒙地区，多山地，植被茂盛，林中多猛兽，虎也囊括其中。《礼记·祭法》中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对于最初没有防御猛兽能力的先民来说，祭祀、崇拜像虎这样的怪物，也是有可能的。
作为一种供孩子玩的玩具，虎头棒槌隐含着的为孩童祈求平安、驱祸纳福的心理显而易见；此外，虎是百兽之王，是力量与正义的化身，人们给孩子穿虎头鞋、戴虎头帽、制作虎头棒槌，也是在期盼孩子能像虎一样勇猛、充满力量、虎虎生威。
2.燕（鸟）车与氏族神灵崇拜
上文已经提及，郯为古代山东地区的东夷族。关于其祖，钱宗范等认为是太昊。任、宿、须句、颛臾，春秋时均位于今鲁南，属沂蒙地区的东夷族，均祭祀太昊，以太昊为祖。《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性也，实习太皞（太昊）与有济之祀。”
另有其他人认为郯之祖为帝少昊。《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记载：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命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鸷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也。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远，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太昊氏为风姓，风即凤，风即鸟，崇拜鸟与凤；少昊氏则以鸟命官，凡官名都带鸟名。东夷之祖不论是太昊还是少昊，均与鸟有关系。东方的东夷古文化是以鸟为氏族神的，郯作为古山东地区的东夷族，也是以鸟为氏族神的。
这种氏族神灵崇拜意识反映在木旋制作中，便是燕（鸟）车的出现。
民间艺人们利用传动原理，设计上一个中间段为三角，两头为圆形的中轴，再用小木棒穿在连着两辕的绳上，小木棒的另一端下有一面小鼓，在拉动小车行进时，棱角轴是非圆形转动，使小木棒抬起或落下，以敲击小鼓发出梆梆的声响；小燕（鸟）的翅膀是用铁丝连在车轱辘上的，车轮的转动同时带动翅膀起落……与燕车相似的还有一种车体像小房子式的四轮小车……和燕（鸟）车相比，它更像车子，并且像古代时期比较讲究的昭车。⑤
燕（鸟）车之所以做成车形，也是有神灵崇拜意蕴的。黄帝轩辕中的“轩”、“辕”二字均有车有关。屈原《离骚》有“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之句，其中“乘鹥”是以鹥鸟为车而乘之。“鹥”是一种五彩而群飞的鸟，飞起时遮天蔽日。另有“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前望舒使先驱合，后飞廉便奔属”之句，其中“羲和”为古代传说中为太阳驾车的人，“望舒”为神话中为月驾车的神。古之神灵驾车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在今郯城当地及周边县市，腊月二十三辞灶之时，人们会扎灶马送灶王爷上西天，灶马也就是灶王爷的车。由此，笔者认为燕（鸟）车是神灵升天的一种工具，是沟通天地神人的中介和桥梁。
（二）武器杂耍类
武器杂耍类的木旋玩具包括刀、枪、剑等。追溯这些武器杂耍类的玩具来源，大可以推及到春秋时期的吴越之地与莒国。近年洛阳市文物收藏学会征集一柄郯公剑，赵振华先生认为郯公剑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定为春秋郯国的遗物。春秋时期郯与吴越等江淮之地的诸侯交好，他推考此郯公剑为春秋晚期吴越国所铸的可以实战的礼仪之剑，可能是郯与吴越二国友好交往或联姻时期定做的高端佩剑。“《左传》成公八年（前583）记载因郯‘事吴’而遭到鲁国等大小诸侯的征伐……春秋时期吴越国以名师喜铸宝剑而闻名天下，国王好剑，贵族之间盛行佩剑为风气……郯，小国，没有关于冶铸工师与技术的记载，大概不具备生产宝剑的能力。”⑥《国殇》开篇提到：“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吴戈，即吴地制造的戈。《周礼·考工记》中也有记载：“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使然也。”可见，自春秋时代，吴地所制之剑、戈就很有名。
当然，除却吴越铸剑佩剑风气的影响，与郯国共存的周边一些小国对郯有影响。《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中有“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的记载，可见当时莒国也是能够制作锋利战剑的。
一种文化风俗的形成除却外部客观原因的推动，还有其自身因素。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先生的《上博竹书〈曹沫之陈〉新编释文》指出，鲁国庄公时代（公元前693年至公元前662年在位）也曾尚功尚武。《诗经·鲁颂·泮水》可看作是对鲁僖公（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赫赫武功的称颂，赞美鲁僖公整修泮宫，征服淮夷，建立文治武功。《诗经·鲁颂·泮水》：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
其旂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思乐泮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
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
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
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鲁地自鲁庄公、鲁僖公就存在的尚功尚武精神和郯周边小国莒国及吴越的铸剑风气，波及到郯地并被吸纳。随着社会发展及历朝历代的演义传奇，武器杂耍类木旋在产生时便不仅仅是兵器这么简单，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具有各时代特色的文化内涵，比如以关公刀、平安刀等来命名此类木旋玩具，更多的是寄托了人们对英雄豪迈气概的感叹，或是表达一种深深的平安愿望。
（三）礼乐文化类
礼乐文化类的木旋玩具包括哗啦棒槌、击鼓车、高低棒棒人等。
上文《左传·昭公十七年》中的记载也显示出了春秋时代的东夷小国保留了丰富的古代典制文化，即礼乐。作为东夷小国的其中之一，郯国也囊括在内，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西周中前期约公元前10世纪的周穆王时，统治今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夷族国家徐国的国君徐偃王，首先提出或发明“仁”，并在徐国推行仁政。⑦这在《后汉书·东夷传》中有明确记载：“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国，西至于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存朝者三十有六国。”位于徐附近的郯国也难免受徐之礼乐文化的影响，保留了大量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礼乐文化。
众所周知，郯子为春秋时期郯国的国君，其“鹿乳奉亲”的故事是二十四孝中的一孝。孔子也曾拜师于郯子学习东夷礼乐，《论语·子罕》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好古敏以求之，学在四夷。由此可见，东夷古郯国有丰富的礼乐文化。
哗啦棒槌、击鼓车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能够发出声响。先秦之时，“礼乐中礼典的施行往往配合着一定的乐舞”。⑧以哗啦棒槌为例，它是一种造型类似于民间砸衣服的棒槌的玩具，“其主体较粗圆，手握部分是一根小木棒，采用插接形式连接，在插接的部位，旋制时用钻头将内部钻旋出一定空间，放进沙粒或豆粒后将木棒插上，摇晃起来便可以哗啦作响”。⑨击鼓车与燕（鸟）车的制作原理相似，将它归于礼乐文化类，主要看重的是它能够击鼓发出声音，而燕（鸟）车更多是图腾的象征。鼓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在远古时期，被尊奉为通天的神器，主要是作为祭祀的器具。鼓作为乐器是从周代开始。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领，古文献所谓“鼓琴瑟”，就是琴瑟开弹之前，先有鼓声作为引导。虽然这种设计今多认为是发出声响以吸引幼童的注意力，但笔者以为此种设计是出自以往乐的传统，目的是祭祀祖先驱吓鬼魅，或者说是民众借音乐表达质朴心声。
在先秦礼乐文化基础上的重农轻商、男女有别观念，经过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完善，及至木旋玩具加工和制作之时已十分鲜明。以高低棒棒人为例，“高低棒棒人分两种，即高、低之分。高造型的为男孩，低造型的为女孩……高棒棒人（男孩）身上装饰为红绿相间的弦线，低棒棒人（女孩）身上除了有少量弦线外，大面积是花叶形……男性的高爽，头戴草帽，是一种典型的下地劳作、外出务工的形象……女孩的处理是矮壮型，这种造型实际上已不是小女孩的形体特征，它是成女的体态特征”。⑩高低棒棒人首先是与男女的体型特点相适应的，符合人的自然特征，是男女形象的高度概括。高棒棒人下地劳作、外出务工等造型，使人联想到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这是中国古代家庭的基本格局，男主外女主内。高低棒棒人造型的高矮又体现了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体现了父系氏族社会中人们潜移默化的心理观念。
至今，在樊埝村的祖祠上留有这样一幅对联：“文礼秉承春秋业礼行天下，武德传扬秦汉风德惠子孙。”礼乐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可谓绵延不绝。
除了以上列举的这几种代表性木旋玩具，还有不少木旋玩具具有典型性，比如和尚敲木鱼、不倒翁、京剧脸谱等。木旋玩具的色彩极具乡土特色，以桃红、草绿、艳黄为主。郯城有一种风俗是老人把红、黄、绿三种丝线捻在一起系在小孩子的手腕和脚腕上；另有一种风俗是如果一户人家添丁，尤其是在生了儿子之后，会在门头挂上由红、绿、黄三种颜色系在一起的布条。木旋玩具上的色彩和当地的这种风俗紧密相连。木旋玩具主要是当地民众在农闲之时加工的，集中在冬季，而冬季为一年中贮存物什、准备年货、祭祀拜祖的时候。传统观念中，已逝的先祖和神灵在过年之时都会回家。而此时为孩童加工木旋，也更多了一层神秘意味，因为孩童一贯被认为是可以沟通生者和死者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郯城木旋背后的文化内涵丰富多样，其形成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形成原因也不是简单纯粹的。关于郯城木旋文化内涵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割、明明白白划分的，一种木旋玩具中可以包含多种文化意味。木旋的传统文化内涵，最初是民众沟通天地的一种凭借，用来表达对神灵氏族的崇拜和希望灵魂升天的愿望，是民众渴求神灵庇护、消灾解难、绵延子嗣、人丁兴旺等心理诉求的具体表现。及至后来，木旋玩具的内涵又加以丰富，有尚功尚武之风，有礼乐文化，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并融入新的时代因素，共同造就了今天的郯城木旋。当下，木旋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玩具商品流行于世，其色彩、造型等被理解为吸引孩童目光、招揽顾客、增加销量的需要。这些观念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不可避免的，不过，木旋不能仅仅被理解成玩具，也不能仅仅被当作一种商品，其传统手工艺背后的民俗意蕴还有待深入挖掘。
[注 释]
①郝苏民，僧格等：《巧艺·绝技·价值的时代游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李春梅：《桃木崇拜风俗探源》，《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8页。
③④⑥林蔚文：《古代越人的神木崇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28页。
⑤⑨⑩徐思再：《郯城樊埝村的旋木玩具》，《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
虎年拜年词范文6
关键词：图腾 民族 仪式 开放
在今川滇交界处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有着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群―凉山彝族。凉山彝族的历史溯及以往已有千百年，这漫漫年岁里，彝族在凉山这片富有古老文化和绚丽文明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经幡翻涌不变的是信仰，千百万年来，彝族经历着沧桑的历史巨变，依附着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古道，在金沙江滔滔不绝的源泉之水，滋润孕育了一个个富有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而彝族传承和保留着中国彝族最古朴、最浓郁、最独特的文化传统，创造了具有凉山自然封闭形态的包括天文、星相、历法在内的独特而优秀的民族文化。一个民族总有自己本民族所别具一格的文化存在，而凉山彝族的代表无外乎图腾与火把节二者。
一、彝族的概况与图腾的含义
彝族信仰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这从他们的图腾种类中有着大量的动植物的图案中可以看出。从彝族图腾文案中所反映出来可以看出凉山彝族主要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中和 中国大多数民族一样是对鬼魂的信仰，而对祖先的崇拜多体现于图腾文化上。凉山彝族图腾文化与凉山彝族一起经历了岁月的变换，长存至今。从母系社会到如今社会主义社会，从封闭开始慢慢走向开放。千百年来传颂的信仰，在历史的河流里面冲刷洗涤，随着年代的变化在不同的年龄层面展现的越发不同。老人对图腾文化的奉若神明，中年的摇摆不定，青年人的冲出大山，让图腾文化的地位开始在这个民族中有了细微的变化。
二、图腾文化在老中青三代心中地位外在体现的演变
在如今的凉山最随处可见去体现图腾文化的便是服饰了，凉山，只要身着彝族服饰的人身上我们不难去发现那些彝族的图腾，2011年昭觉这个曾经彝族的州府举办了第二届彝族文化服饰节，借此将彝族服饰文化推上了世人的眼前。我们可以看到彝族服饰的图纹式样很丰富，精美的线条，巧妙的搭配将凉山彝族的传统体现出来，那些绣上去的花鸟草虫虽然图案花人极具有少数民族的特色，但是却有个很大的改变，彝族人过去绣于身上，时刻提醒自己不忘过去的图腾图案虽然还在上面，但其中的某些韵味却变了。过去彝族人身上的图案都为图腾式的，从中可以看出彝族对图腾的崇拜极其强烈，其崇拜的对象有火、虎、鹰、龙等。彝族的服饰以黑色为基调，这主要是崇拜黑虎的原因，但却又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旧时称“罗罗”，在彝语中“罗”有虎的意思。
三、彝族图腾在古代与近代的崇拜
彝族的图腾与别的国家或国内一些民族的图腾有所不同。它的不同与特别在于彝族图腾崇拜分为：古代图腾崇拜和近代图腾崇拜。在近代图腾崇拜中则又因为地域性的和家族性的图腾的不同，让图腾崇拜的对象各有不同。古代彝族的图腾崇拜，不仅在在彝文经典中有大量的史料记载，而且今天的凉山彝族的社会生活中也有不少图腾崇拜的遗迹，依稀可见，保留至今。例如在如今的凉山彝族社会中，每一成年男性，一般都能讲出自己的氏族图腾。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第一次见面的彝族人彼此之间要先问清彼此是否属同一氏族，如果不是则开始为下一代开始说媒作嫁。如果是为同一氏族的男性，一般就会相互询问对方某年举行送祖灵仪式、某处择图腾，这就是追叙宗谱之意。如果发现对方与自己属于同宗同源则会倍感亲切，两人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大步的提升
四、图腾文化在人心中地位改变的原因
随着历史的发展，岁月的流失，由于生产、智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增长，人口的繁衍，出于通婚范围和居住扩展的需要，于是，氏族开始产生分化、迁徙，图腾也随之产生分裂和流变。在今天的大凉山，图腾文化似乎不像当年一样，随处可见。走进大山深处，似乎已经寻不到了那种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的社会了，随之也再也寻不见那奉若神明的竹图腾文化了，至少在年轻一代的身上是依稀看不见了。在图腾的历史演变中，有些氏族的图腾不断分裂与合并。在流变中形成新的氏族图腾，而原始的一些图腾文化却慢慢流失了。如今的大凉山按照年龄阶段大致可以分为老中青三代，老一辈的凉山老人，生活中还是信奉着古老的图腾文化，老中一辈的彝族人见面后依然会兴趣盎然的打听着对方的氏族，说起选择的图腾。而青年的一代从过去的封闭的空间中开始放眼看这个世界，生活中开始接触外面的民族，各族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开始向他们铺面而来。竹图腾还是火图腾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已经日益淡出，年轻一代目光已经不再放在图腾文化的身上了，而更多的放眼在了外面的世界中。
在今天如此注重少数民族文化，彝族图腾文案与服饰出现在世人的眼前自然夺去了多数人的目光。而这种带着彝族特色的图腾文案也吸引了大多数学者与民族文化爱好者的目光。黑色是底色，上面竹子，虎的图腾文案在传播着彝族文化的同时，也将图腾文化展现在世人的眼前。让他们去了解到绣上竹子是凉山彝族祖先对植物的感恩，老虎是彝族人对自己的期待与希翼，它们作为图腾都有着属于自己特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