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1
从《卡尔·威特的教育》这本书中，我聆听到了一位慈父娓娓道来的育儿故事，找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孩子的方法。
卡尔·威特的父亲有一个基本的教育理念：那就是孩子的教育应该从学前抓起。这位父亲采取的教育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完全做到。老威特在儿子卡尔出生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早期家庭教育计划。老威特有一个基本的教育主张，孩子从小就是一个会思考的动物。对于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接触到的东西，他都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如果孩子从小不能形成正确的判断，因而养成一些不良的爱好和习惯，成年后就很难改掉了。老威特的目标是在孩子还处于可塑阶段的时候，去引导和开发孩子的理智思维——“让孩子从小会正确思考”。随着儿子逐渐长大，他可以磕磕绊绊地上下楼梯和走路之后，老威特就让他走出家门，让他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新奇事物。
老威特总是鼓励儿子不断地提出问题。在回答儿子问题的时候，他又尽可能用一种讨论的方式解释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对于儿子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从来不会敷衍了事。他注意从小培养儿子对所有事物的分析鉴别能力。在平常同儿子的散步和谈话中，老威特从来不像许多父母那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儿子说话，也不会对儿子信口瞎扯。语言是我们思想的工具。老威特提出，要尽早地教会孩子使用母语，能够正确地发音和流利地表达。所有与孩子说话的大人，无论是父母还是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应该注意自己的发音和用语，以便给孩子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在这样一种家庭教育的熏陶下，与同年龄的孩子相比较，卡尔不仅表现出一种超凡的理解力，而且还表现出一种少有的知识兴趣。卡尔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具有非常严密的逻辑思维习惯。他对许多事物都有着精确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在使用语言方面也达到了十分熟练的程度。
卡尔的早期教育当然没有仅仅局限在语言和文学方面。为了使卡尔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老威特也非常注意培养儿子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爱好。尽管他自己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家，但是他总是想法激起儿子对于与艺术和科学的热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经常带着儿子游览许多地方，去参观各地的艺术画廊、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等。通过这种体验方式，老威特让儿子从中学到了活生生的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等知识。他让儿子学会如何去发现各种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去找到各种事物的最基本的原则，如何去认清各种事物的真相。
除了这些外出的参观活动外，老威特还利用身边的一些生活常识，对儿子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他特别注意调动孩子的好奇心，让孩子养成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同时他也设计出一些小小的游戏，让孩子可以从中了解和熟悉不同学科的知识。当然，他十分清楚自己所追求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他说“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孩子去学习地理和物理等学科，孩子就会产生反感的心理。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一类的学科名词，是为了不要吓唬住孩子，也是为了增进他的自信心。”
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2
书中描述的卡尔.威特是19世纪德国的一个着名的天才。他八九岁时就能自由运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这六国语言；并且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尤其擅长数学：九岁时进入了哥廷根大学；年仅14岁就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16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23岁他发表《但丁的误解》一书，成为研究但丁的权威。卡尔·威特能取得这番惊人的成就，并不是由于他的天赋有多高超——恰恰相反，他出生后被认为是个有些痴呆的婴儿——而是全赖他父亲教育有方。
《卡尔·威特的教育》能把一个低智儿培养成了闻名全世界的奇才，证明了这本书的神奇和伟大。这本书用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具备成为天才的潜力，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孩子造就一个健康快乐的天才。这本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卡尔的成长过程，以及老卡尔教育儿子的心得和教育方法。他始终坚信，只要教育得法，大多数孩子都会成为非凡的人才。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使我们认识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老卡尔注重的是素质教育，在他的脑子里完全没有考试和分数，他不必逼迫孩子学习，不做那些为了获得高分而必须做的练习，所以他保住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在老卡尔的家庭教育中，很重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这是现在我们很多家庭忽视的，虽然我们很早就提出全面发展，但是现在的教育往往是只注重智力，用分数来衡量孩子。
读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教育孩子并不一定要准备很多专业的复杂用具，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和良好的习惯，尽早的开发孩子的智力，引导孩子对生活中事物的兴趣，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教给孩子，鼓励孩子提问，帮助他分析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神童不仅具有很高的学问，更重要的是有良好的习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一个真正的神童应该是快乐和健康的。
一个人的童年时其实很短暂的，人的发展和超越都是在这短短的童年时期，作为一位母亲和从事教育行业的工作者，了解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时非常必要的。父母的知识和认识对孩子向哪方面发展，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更新自己的观念，朝着对孩子负责的方面努力!
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3
凌晨一点半，马谦云（化名）躺在床上，因为害怕接到儿子包包从学校打来的“求助”电话，而处于半睡半醒之间的朦胧状态。
早上5点半，闹钟响起，她猛地一惊，起身，随即又长舒一口气――儿子晚上11点过后没再打电话，说明晚上睡着了。可她自己头却晕晕的，有点辨不清方向。
马谦云不记得这是儿子在学校失眠的第几个夜晚。每个夜晚，儿子从晚自习下课到寝室熄灯前的这段时间，会不停给她打电话，说害怕晚上睡不着。
在她与儿子一起失眠的夜里，她不停地反思，到底是什么让自己和儿子走到了这一步……
意外
包包的到来是个意外。在马谦云还没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之时，包包出生了。在当时23岁的她眼中，包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面对孩子，我不会做。
即便做了也不好使。
即便好使，也不确定是否正确。
这是育儿专家总结出来的，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的三重焦虑。而对于马谦云来说，也不例外，问号一直在她心中。怎么吃，怎么睡，怎么让孩子健康地生活，可以照葫芦画瓢跟家里人取取经，可是怎么教育孩子，对她来说，就像面对一座迷宫，找不到出口。
“哪个女人一出生就会养孩子啊，不都是慢慢学的！”“以前一家里面四五个孩子，不照样养大？”家人的安慰也没解决她心中的疑问。于是她找来各种育儿书来看，向家人朋友取经，将自己浸泡在各式各样道听途说的知识里面。
马谦云中专毕业，工作两三年之后便结了婚。她曾特别渴望能够考上高中多读点书，但是为了更早地赚钱养家不得不选择了一所职业学校。工作时曾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博士毕业、在国外留学的对象，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两人还曾通过几封电邮，但终因交流不便，无疾而终。但在之后的日子里，她总会想起这段短暂的、算不上恋爱的异地恋，对这个博士虽衣着朴素、但彬彬有礼的第一印象依然深深地存留在她的脑海里。
在包包出生之后，她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先搁置到了一边，思考起来孩子的未来。那个未来的规划很模糊，但眼前出现的包包长大的样子就是衣着朴素、彬彬有礼，当然，最好还戴个博士帽。
哈佛
2000年，《哈佛女孩刘亦婷》出版。这本副标题为“素质培养纪实”的书甫一出版便风靡大江南北，几乎成了父母们的教育“圣经”。父母们趋之若鹜的背后，有着特别的背景。
1998年，中国最早的早教机构红黄蓝、东方爱婴等机构成立，提出0～3岁早期教育这一概念，而许多父母从对这个舶来品的好奇慢慢转向了询问和参与。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个决定的背后则是民众对学校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方法的不满。而在当年，教育领域另一项重大改革是高校的扩招；在200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比上年扩大47.4%，增幅之大是多年来没有的”。高校扩招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但是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对大学生竞争力的忧虑。从孕期、早期教育到中小学教育，再到高校扩招，伴随着民众的焦虑，“教育”成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一大热词，而这本代表着家庭教育成功范本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悄无声息地走红了。
2002年，包包呱呱坠地。马谦云在怀孕期间，就不能免俗地跑到书店买了这本书，像其他父母一样如获至宝。封面上“哈佛女孩”四个字用的是红色字体，让所有经过这个封面的眼睛难以忽略这几个字的存在。
《哈佛女孩刘亦婷》一书由刘亦婷的母亲刘卫华撰写，细述了对女儿从0岁一直到高中毕业这个时间段的教育方式和案例。书中将教育分“早期教育，从0岁开始；3～6岁，全面开发心智；小学阶段：塑造灵魂十训练技能；初中阶段：努力保持航向”等几章来表述，对孩子的教育具有极强的规划，随处可见为了训练刘亦婷的耐受力让其握冰这样的例子。而在书中，作者说在怀孕期间得到了一本功德无量的书《早期教育与天才》，这本书介绍了19世纪初德国“神童”卡尔・威特的培养过程，作者就是按照培养卡尔・威特的方法培养刘亦婷的。
看完《哈佛女孩刘亦婷》，马谦云又买来《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封面上的推荐语写着“迄今为止全球最著名、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家教案例，全球销售超过1亿册的家庭教育经典。世界各类家庭教育方法真正的鼻祖”。而书中所表述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教育而不是天赋；孩子成为天才还是庸才，不是由天赋和遗传决定的，而是由出生后的早期教育决定的；对于儿童的教育，必须与儿童智力曙光的出现同时开始；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尽可能正确地开发孩子的智力，这样孩子就能成为天才。”
看完这两本书，她更加笃定自己的观点，一定不能放松孩子成长的每一步、每一刻；仿佛稍一放松，儿子便会因为她的懈怠而成不了天才。
紧绷
马谦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虽然不上班，但是每天的时间安排得都很满。她本来就是计划性很强的人，在对待孩子的事上，更是如此。
《哈佛女孩刘亦婷》与《卡尔・威特的教育》两本书都极度推崇早教的作用。为了弥补自己在早教经验上的不足，她给包包报了一个早教班，每周上两次课，课上并不学具体的东西，用机构老师的话说，就是“在玩耍中促进孩子大脑的发育”。每次上课的孩子和家长有十几对，马谦云说，有时候会因为孩子表现得比别人差而感到心里“不平衡”。
为了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每个周末她会带包包逛公园，一年下来，郑州所有的公园几乎被她走遍了，而且许多公园还逛了不只一次。
为了让孩子学会一样乐器，马谦云选择了钢琴，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她自己就会弹钢琴。可是包包贪玩，不爱练琴，打了吼了都没用。看到自己教孩子不听话，她又为他找了一个钢琴老师，单独给他授课。不知是孩子贪玩，还是她逼得太紧，包包断断续续学了两年，最终放弃了。
对于《哈佛女孩刘亦婷》和《卡尔・威特的教育》书中的细节，如今的马谦云几乎都已经忘记，但她仍能感觉到那些年如琴弦紧绷着的神经。
“那时候太盲目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市面上最火的就是这两本书，大家都在看。”马谦云说。在刚进入新世纪之时，书籍、报刊仍然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互联网并不发达，没有那么多的正反信息共同出现可供选择和批判性地吸收，于是带来了父母集体式焦虑和随之而来的狂热。
马谦云对包包的严苛随着对两本书的阅读而愈演愈烈。她无法容忍孩子身上的一点点瑕疵，大部分时候，她用批评代替了引导，用指责代替了启发。
包包到现在还记得母亲对他发过最大的一次火。他小时候喜欢日本动漫中的人物奥特曼，家中摆满了各种动漫中出现的小玩偶。有次爸爸给他买了一尺多高的奥特曼模型，买了没多久，妈妈便因为包包专注于玩玩具没有及时回应她，而将奥特曼模型扔出窗外。包包气得憋红了脸，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为此，他伤心了很久。
还有一次，他丢了一件东西，让母亲帮他一起找。找了半天找不到，本来陪他一起找的马谦云有点生气，指责包包为什么这么不小心把东西丢了，“训斥了我好几句，也没再和我一起找了。”包包回忆道。
犯错
在包包进入幼儿园之后，马谦云明显看到了儿子与其他孩子之间的“差距”――在幼儿园里他很少大声说话，不喜欢和别人交流，表现得很乖，有时又不够自信。为了改变包包的性格，马谦云将包包转到离家更远的一家私立双语学校下属的幼儿园。这家幼儿园一个班级只有20个学生，对每个孩子，老师有更多的时间关注。马谦云经常与老师沟通，希望老师多提问他。
转学之后，包包的性格变得开朗了一些，学习成绩很好，“那时他很爱去学校。”马谦云说，“老师也特别喜欢他，过去了好几年都还记得他。”
到了小学，马谦云觉得对包包更不能放松，因为书里说，小学1～3年级是孩子形成正确学习习惯、生活习惯的关键时期。班级名次稍微有变化，科目分数低了几分，身上出现了新的坏毛病，都能触碰到她那根敏感的神经。
包包有次从桌上拿了几元钱，出去买了玩具藏在裤兜里。当孩子的爸爸发现这个细节时，和马谦云商量，两人认定必须把这个小偷小摸的习惯斩草除根，如果不好好惩罚他一下，将来势必酿成大祸。
在训斥了半个多小时之后，他们让孩子跪在地板上面壁思过。直到两个小时之后包包写下保证书，此事才作罢。
很多年之后，马谦云想起来这件事，不知道两人做得对还是错。包包是个心理敏感、脆弱的小孩，那天他一直哭着说“爸爸妈妈，我错了”，声音凄厉，可是她和丈夫都不为所动。
失败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视频，视频中采访了数对母亲和孩子，分别问他们给对方打几分。母亲们对孩子大部分都是抱怨：“他不爱吃饭”“她太喜欢哭”“他有时候太闹人了”……母亲们给孩子最高的分数只有8分，最低的只有5分。而当她们看到记者播放的孩子打分的视频记录时，许多母亲哭了――几乎所有的孩子给自己的母亲都打了10分。
如果让马谦云给包包打分，分数也许只是勉强及格。在马谦云眼里，孩子在各种考试前容易紧张，心理素质不够好，而且对别人要求很严格，有时候甚至是吹毛求疵。
子女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有时候，马谦云会反思，是不是自己的严苛造成了这种局面；而孩子的爸爸也会有意无意地给孩子施加压力，当着包包的面会说，“我儿子就是哈佛的料，除了哈佛、剑桥这些名牌学校，别的都不上！”
但大多时候，这种反省却无法引起行动上持续的改变。
直到包包初一发生的一件事，让马谦云不得不面对自己教育方法的不得当。
学校的初中部为了锻炼学生的独立能力，采用全封闭式教学，全体学生必须住校。最早知道自己可以住集体宿舍时，包包很兴奋――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而且终于可以不必被父母管束了！
可是在经过半学期的新鲜感之后，儿子忽然失眠了。
“他说自己就是忽然害怕睡不着觉，越害怕越睡不着。我问他为什么害怕，他说害怕睡不着觉耽误第二天上课，想着课要是耽误了就是浪费我们给他交的学费，就更害怕。”马谦云说，“我分析他失眠的原因是我和他爸爸将来希望他出国，但是他总觉得有压力吧，怕学不好。”
有时包包实在忍受不了失眠的痛苦，请求母亲接自己回家。回到家，他的失眠症又神奇地好了。在经历了失眠、调整、看医生、与老师及校长无数次沟通之后，马谦云和丈夫决定让包包转学，转到离家比较近的可以走读的学校。
努力过后，结果还是以转学收场，失落感深深地嵌在马谦云的心头。“觉得自己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挺失败的。”她淡淡地说，神情有些落寞。
伪书
直到这件事发生之后，马谦云忽然意识到自己长久以来被两本书以及许多看似正确的教育理念给误导了。
马谦云不知道的是，在被她奉为宝典的两本书风靡过后，有人质疑《哈佛女孩刘亦婷》既反素质又反教育，而《卡尔・威特的教育》根本就是一本伪书。
从国内直接考上世界最高学术殿堂哈佛大学的刘亦婷，普遍被人们看成是家庭早期素质教育的成功典型。而这本书的存在，又似乎让所有的父母生出这样的信念――按照书中的方法教育孩子，孩子就能够考上哈佛大学。然而大学毕业之后的刘亦婷接受记者采访时的第一句话便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我的父母也是一样。我父母写书成功，并不是我的成功，我还是一个学生。”其中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即考上哈佛大学并不算是一种成功，而写书的成功并不代表教育的成功。
就像《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真相》一文中所说：“没有丰富阅历的人看《哈佛女孩刘亦婷》这些书，容易把一个人成功的真正原因误解了。因为每本书强调的侧面都不一样，特别是这些书的表述方式往往丢掉、或者表达不出来一个人成功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发出这样的疑问：“刘亦婷进入哈佛真的是靠全面的素质和不凡的实力吗？刘亦婷真的是素质教育的典型吗？刘亦婷的家庭教育真的很成功吗？”文章经过一系列分析，认为：“由于（《哈佛女孩刘亦婷》一书）作者写作时的非科学态度，使得本书充满了主观、错谬、想当然、误导、夸大以及牵强附会的成分。”
《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更是漏洞百出。刘恒新翻译、京华出版社出版的《卡尔・威特的教育》，封面语是：“这是一本中外教育史上的奇书，其德文原版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据说是美国唯一的珍本。”但记者联系了哈佛大学图书馆并没有这本书。书中说，卡尔・威特生病了，妈妈带他去打针，卡尔・威特非常害怕。但1800年出生的卡尔・威特童年时代是不可能打过针的。
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4
南非世界杯，斯洛姆卡曾就快速攻防转换话题与勒夫畅谈，两人英雄所见略同，可两年后的欧洲杯，斯洛姆卡再次造访国家队，便被视为对勒夫帅位虎视眈眈，只因这两年间，他执教汉诺威的成绩实在太出色。相比国家队，斯洛姆卡入主拜仁的可能性被认为更大，就连汉诺威的前国脚施劳德拉夫都承认，听说过拜仁对斯洛姆卡感兴趣的传言。
汉诺威本是德甲中下游球队代表，如今却能连续两载杀进欧联杯，斯洛姆卡居功至伟。他将汉诺威调教成一块让任何强队都头疼的牛皮糖，虽有传言说，体育主管施马特克与斯洛姆卡存在矛盾，但主席金德明言，他愿与斯洛姆卡签下终身合同。
其实，汉诺威正是斯洛姆卡执教的第一站，他从不到22岁起，在俱乐部青年队一干就是10年，后于兰尼克执教汉诺威期间成为助手，并跟随他前往沙尔克04。兰尼克被沙尔克炒鱿鱼后，斯洛姆卡面对首次以主帅身份执教德甲的机会没有犹豫，哪怕兰尼克一度对他非常愤怒。
沙尔克是一家人际关系极为复杂的俱乐部，名帅海因克斯8年前都被球员赶走，遑论少帅斯洛姆卡。执教两年多，斯洛姆卡颇有成绩，大胆提拔了诺伊尔等新人，2007年德甲夺亚，次年又率队杀入欧冠8强创造历史。但俱乐部高层从未真正信任过斯洛姆卡，总干涉其排兵布阵，并在续约问题上迟疑不决，球霸们则批评他不敢大声说话。欧冠1/4决赛两个0比1小负巴萨后，俱乐部还是炒掉斯洛姆卡，并在解约金问题上拖延很久，导致他迟迟无法找工作。
2010年率领汉诺威保级后，斯洛姆卡终可放手大干一番。他不仅数学优异，当初考教练执照时，心理学分数也很高。同时拥有高智商和高情商的斯洛姆卡，激发了很多球员的潜能，比如一度被视为废材的施劳德拉夫。在起用诸如门将齐勒等新人上，斯洛姆卡也表现出魄力。
在德国足坛，斯洛姆卡是最早一批使用定位仪器辅助训练的教练。本赛季，他与乌帕塔尔大学体育学专家弗雷瓦尔德通力合作，对球员各项数值进行更细致的监控，尽可能减少伤病。斯洛姆卡花费4000欧元为球队购买了一台传球机器，训练边路传中的攻防战术演练。此外，汉诺威还成为首支尝试芯片足球训练的德甲球队。
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5
作为欧洲最著名的古乐团之一，法国繁盛艺术古乐团（Les Arts Florissants）由法裔美国指挥家及羽管键琴演奏家威廉・克里斯蒂（William Christie）于1979年组建。克里斯蒂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并从1971年起长居法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克里斯蒂始终在音乐中探险。作为一名复兴巴洛克音乐的先锋人物，他将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法国音乐介绍给了全球的广大观众，对于音乐界来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乐团的名称出自法国作曲家马克-安东尼・夏庞蒂埃（MarcAntoine Charpentier）所创作的五幕短歌剧的名字。乐团集合了杰出的声乐演唱者和古乐器演奏家，坚持诠释最纯正的早期音乐，积极倡导古乐运动，成功发掘并演绎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曲目（很多是珍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的珍品）――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音乐，到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音乐，这些都已成为乐团的保留曲目被重新演奏，并获得关注和欣赏。
每个演出季，乐团都会在法国上演百场左右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除了他们的驻场音乐厅――备受争议的巴黎爱乐新音乐厅外，卡昂剧院、巴黎喜歌剧院、巴黎香榭丽舍剧院、凡尔赛宫等地也都是他们经常登台的地方。当然，作为法国音乐的使者，乐团也常被世界各大音乐节邀请，在纽约、伦敦、爱丁堡、布鲁塞尔、维也纳、萨尔茨堡、马德里、巴塞罗那、莫斯科等多地掀起古乐潮流。
自1987年在法国喜歌剧院成功上演吕利的歌剧《阿蒂斯》以来，乐团在音乐会、音乐会歌剧和清唱剧等方面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乐团的创始人威廉・克里斯蒂经常邀请一些极具天赋和才华的导演与乐团合作：身为斯特拉斯堡国家歌剧院院长的导演让-玛丽・维雷奇（Jean-Marie Villégier）、加拿大歌剧导演罗伯特・卡森（Robert Carsen）、瑞士歌剧和电影导演吕克・邦迪（Luc Bondy），以及曾担任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艺术总监和总经理的阿德里安・诺伯尔（Adrian Noble），都曾与乐团擦出过艺术火花。
自2007年起，乐团的指挥棒由苏格兰男高音保罗・阿格诺（Paul Agnew）从克里斯蒂手中接过。阿格诺早期在伯明翰教堂合唱团接受音乐教育，之后前往牛津的莫德林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加入了一支由英国琉特琴演奏家安东尼・罗莱（Anthony Rooley）组建的古乐团，演唱意大利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作品。自1992年加入繁盛艺术古乐团后，他相继担任了拉莫、夏庞蒂埃、亨德尔和普赛尔歌剧的主要角色，并与众多世界著名指挥及乐团合作。2007年，阿格诺的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他指挥了维瓦尔第的《晚祷》（Vespers），2008年指挥了亨德尔的《颂歌》（Odes）与《圣歌》（Anthems），并在2013-2014音乐季中被任命为乐团的副总监。
为了推动古乐的传播，繁盛艺术古乐团也不断为培养新观众而努力。他们在每一个音乐季中，都会特别策划针对业余音乐家以及非音乐专业人士和儿童的音乐会。对于年轻音乐家的成长，创始人克里斯蒂和乐团也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平台――他们与纽约朱利亚音乐学校保持合作关系，自2007年起便不断有美国和法国的青年艺术家进行交换和交流学习。
另外，成立于2002年的“声之花园”学院（Academy of Le Jardin des Voix）也是繁盛古乐团推动古乐的重要项目之一。学院每两年在全球招募年轻声乐家，为他们提供度身订做的训练与世界巡演的机会。本次来沪的六位歌唱家就是来自于“声之花园”（第七版）的成员――西班牙女高音卢西亚・马丁-卡通（Lucía MartínCartón）、法国女中音莉亚・戴桑德雷（Lea Dasandre）、意大利假声男高音卡洛・维斯托里（Carlo Vistoli）、英国男高音尼古拉斯・斯考特（Nicholas Scott）、意大利男中音雷纳托・多契尼（Renato Dolcini）和美国男低音约翰・泰勒・沃德（John Taylor Ward）。一般说来，歌唱家需要为音乐会预定的曲目做好功课，但对于“声之花园”的年轻歌唱家来说，学院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精心挑选曲目，来展示他们声音最好的一面。
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6
1961年2月的备忘录中，小阿瑟・施莱辛格鼓励肯尼迪以“艺术与文化成就”为主流价值的代表形象出现，途径之一就是“讲述你和第一夫人正在阅读的图书”。
施莱辛格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书呆子的晨间惯例：“早上穿衣的时候，他会打开一本书放到柜子上，然后一边穿衬衫、系领带，一边读书。”总统偏爱看历史和传记，施莱辛格说，但是他不怎么看小说。
杰奎琳・肯尼迪在肯尼迪被刺杀之后接受采访时告诉西奥多・怀特：“杰克更喜欢神话啊、魔法啊、传奇啊、英雄啊、故事啊之类的，而不是政治理论或者政治科学……你们要知道他就是一个小男孩儿，一直生病，在床上读书，读历史，读《圆桌骑士》，读有关马尔伯勒的书。”这位年轻的遗孀努力想建立丈夫的神秘感，却显得有点不自然。尽管她听说过这个故事，但很明显她并没有见过小杰克躺在病床上读书的样子，但是她很想把肯尼迪塑造成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
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回忆说，他曾和肯尼迪一起坐飞机，他自己偷偷地读着《佩里・梅森》，而肯尼迪读的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本书。肯・戈姆利在考克斯的传记中转述了这个故事，他还在同一页引用了一位“匿名助手”的话，说肯尼迪“绝不会静坐在一个地方超过5分钟”。大概记入史册的故事都会推销这种传奇，而匿名的故事则会暴露肯尼迪心神不定、众所周知的真实状态。在这些传记中，很多传记作家都提到肯尼迪缺乏耐心、无法静坐的状态，即使是度假时也是这样。
那些负责形象宣传的人成功地塑造了肯尼迪爱读书的形象。然而他真正读的书没那么多。
肯尼迪之后：多读书，少宣传
尼克松很看重他读书的名声。《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说他是个“自我厌憎的学者”，而他确实也对自己知识分子一面矛盾重重。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尼克松提到：“我没受过教育，但是我读的书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毕业于惠蒂尔学院和杜克大学法学院的尼克松f自己没受过教育，但是他确实喜欢读书。尼克松小的时候很爱看书，尤其喜欢读《国家地理》。上了大学后，在英语教授艾伯特・厄普顿的推荐下，他开始读托尔斯泰的书，尼克松甚至称自己是“托尔斯泰派”。然而似乎从很早开始，尼克松就开始带着目的阅读了。比如他于1952年看了《周六文学评论》刊登的惠特克・钱伯斯的杰作《见证》，这与他20世纪50年代获得的“坚定的分子”的名号相辅相成。
作为总统，尼克松读的大部分是政治人物传记和历史。有的时候，他读什么书是由身边发生的事情决定的。他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列书籍《胜利与悲剧》，因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刚开完的苏联首脑会议让我想重新读一遍他对雅尔塔会议的分析。”他的阅读甚至影响了他第二个任期的执政。他告诉他的高级职员，重读罗伯特・布莱克的《迪斯雷利传》使他明白了为什么迪斯雷利会把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称为“枯竭的火山”。
福特读的有些书都是政治哲学家罗伯特・戈尔德温给他推荐的。他让福特政府接触欧文・克里斯托、托马斯・索维尔和詹姆士・威尔逊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把这些学者的著作摘录给福特看，并且定期邀请他们参加白宫晚宴。
福特读的书也不仅仅局限于政策或政治哲学。有一次，他发现空军一号上没有《圣经》，于是他专门叫人在空军一号上的特等客舱里放一本，这样他任何时候在飞机上都可以看。自福特吩咐之后，在飞机上放一本《圣经》就一直成为空军一号的传统。
吉米・卡特：萎靡之路上的快速阅读
卡特的阅读比较折中。大多数现代总统关注的都是历史和传记，因为这些书教他们怎样把握时代脉搏，但是卡特的涉猎更为广泛。1977年10月29日和30日，他记录自己“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读了四本书，看了几部电影”。他还用很平民的一句话形容其中的一本书，索尔・贝娄的《赫佐格》是“我这几年读过最好的小说之一”。1978年2月，他记录读了约翰・麦克菲写的关于阿拉斯加的新书《到乡下来》和《沃特希普荒原》，他是这样描述《沃特希普荒原》的：“讲的是一群兔子的故事，就跟托尔金的书和《爱丽丝梦游仙境》差不多一样的寓言故事。”
卡特算是个读书人，但他也是个政客。卡德尔为一个自恋民族提出的解决方法太生硬也太低沉，无法向美国民众推广。于是卡特和卡德尔进行了讨论，但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自己通过快速阅读的方法读了很多书，包括拉什的书，还有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接着他想顺其自然，这也是令人不安时代的一个消极办法。
在7月15日，他做了总统生涯中那场最著名――也最具灾难性――的演讲，名为“能源与信心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