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等待范例6篇

无言的等待范文1

那埋藏在月城里的身影如杨花的飘落

我在冬日里等你

用腊月的窗烛

点亮无期的黑夜

却不见笛笛的长音

细雨嗒嗒

唯恐君夜冻

密密匝匝的丝线

不觉已是琳琅满目的花纹

盼君千里之外

见卿冰心在天明

我从青羌走过

那隐逸在雨城里的容颜如荷花的凋落

你在正月里等我

用节日的贺卡

化为绵绵的祝福

寒风瑟瑟

担忧卿无眠

弥漫心中的愁绪

未觉已是布满袅袅的山头

盼汝天涯海角

知君痴情在玉门

无言的等待范文2

从我国的高考分数线常规情况来讲,读大专的学生比读本科的学生的高考成绩一般只差10来分左右,但毕业后的待遇却低了好几个级别。能考上大专的学生,学习能力也不低,完全具备到国外读本科的实力。如果你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不如另辟蹊径去国外留学。可选择的国家很多,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乌克兰等国。笔者把这几个国家的问题都设计成了统一模式,请专家就不同的国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问题一、攻读本科专业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加拿大

高中水平,3年平均成绩在75分以上;

递交申请后,等待公立大学录取通知书1至2个月,等待签证3至4个月;

经济担保需要在60万元人民币左右,担保人的经济能力很重要;

部分大学可以没有语言成绩申请,有条件录取学生,但是大部分大学需要托福550分或雅思6.5分以上。

新西兰

高中同等学历水平;

递交申请后,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1个月左右时间,预科和语言学习在2周内,签证4至8周;

经济担保35万元人民币以上;

无语言要求和18以下学生读语言无年龄限制。

澳大利亚

高中同等学历水平;

递交申请后,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1个月左右时间,签证等待4个月左右时间;

60万元人民币左右;

18以下无语言要求,18岁以上至少需要雅思5.0分。

英国

高中学历水平;

等待录取通知书时间为1个月左右,申请预科不用等待太久,签证当天只要预约就能给结果;

经济担保一般按一年15万元人民币计算;

无语言要求。

乌克兰

高中同等学历水平;

等待录取通知书一般2至4周,签证时间为5个工作日;

无须经济担保;

无语言要求;

问题二、攻读本科,学生需要具备怎样的学习能力,中国学生顺利毕业的概率有多大?

对于中国学生来讲,第一步必须过语言关,熟练掌握和运用语言,否则就不具备读本科的条件。同时学生要养成独立思考和团队互助学习的能力。如果仍旧按照国内高中学习的方法,就很难融入国外的学习群体,更难以达到有效的沟通。中国人有扎堆儿的习惯,刚到国外,喜欢几个中国人聚在一块儿,这样虽然在生活上能够互帮互助,对语言的提高没有什么好处,很难尽快地溶入到外国的生活中去,也更难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吸引中国学生去国外留学的最大因素是国外的教育体制和良好的语言环境,先进的理念和良好的科研设备。

能否顺利毕业还要取决于学生本人,因为国外大学的学制是按照学分制安排的,只有修满学分才能毕业,只要不超过大学规定最长的年限基本上是可以毕业的。

无言的等待范文3

关键词:等待;表象;寓意;场景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013-01

古希腊文艺家柏拉图认为:“人间的痛苦是具有自取得,不应该归结于神。”人生来本无好坏善恶之分,所谓好坏只是人类来到这个世上之后,经过周围环境或是其他人不同方向的影响而变得性格各异,以不同的方式做事。《等待戈多》里两位主角的等待过程本身就象征着是人生的旅程。故事开始就没有说明他们俩是开始上路还是走到一半,可是愈往后读摆在我们面前的迷雾就愈清晰。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来谈一下关于故事主线――等待。

首先,从“等待戈多”的寓意上来分析。等待是《等待戈多》里主人公的主要活动状态和动作。他们站在路边等待着戈多。如果把这个具体的路看作是人生之路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也主要就是等待。文中一再通过各种特指、强调或是暗指来说明主人公只是口谈而没有任何实际性的行动。他们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弄清楚戈多来的目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行为只是对生命的不尊重,着也表现出了他们对人生的无知。作为人类,却对人生毫无概念,这种现象是可怕的。作者敢于这样直率的创作,正是一种对现实社会和人们生活精神面貌的毫无掩盖的反映。

其次,从他们的言谈,神态及心理状态中分析。两人的对话很多时候都好像在各言其词,答非所问,这是不符合语言学中的言语交际原则的。他们不知是在那等了多长时间,有可能是大半天有可能是十大半生,以至于他们早已不知何时已将等待当做了自己度日的一种习惯,一旦失去这种习惯,也就是说一旦不再等待,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将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他们不清楚他们是否应该在那个时间等待戈多,戈多是否能来,甚至是他们等的是不是戈多,等等一系列问题。这点可从文中的一个小插曲看出来。当他们听到有吆喝的声音,然后躲了起来,两人正讨论着是否是戈多要来的的时候,随后发现不是戈多的时候,他们中有一人则长吁了一口气,这一吁气代表着放松。这着重表示出他们之前就没有热切盼望着戈多的出现。等待着戈多,却不期望着他的到来,那么这种等待无疑就是在消磨时间。

再次,从故事情节上分析。《等待戈多》整个故事情节看似荒谬,主人公那毫无目的的等待以及等待中一些打发无聊而进行的无聊的对话各种小的动作都会让人觉得荒谬,可是正是通过这看似荒谬的情节,作者却旨在要敲醒世人,不要碌碌无为。否则人类就会像《等待戈多》中的这两位主人公一样毫无作为,如此世界便会毁在对人类的手中。《等待戈多》里主角可以说是三个人,可是出现在舞台上的只是两个人,他们构成了整个世界,整个情节的发展主要是随着这两个人时而间歇时而继续的对话而发展的。而两人的对话也只是在单纯的表达自己的游离的思绪,并非深思熟虑,长此这样下去人就会变得麻痹,这种麻痹是有思维麻痹所引起的。

第四,从整篇文章的的场景来看。《等待戈多》中的场景很简单,自始自终都是一条路,路旁一棵树。而树旁的两个人,就是围绕整部剧的中心人物。这样的场景看似单调,却是映射了人生社会的最重要的场景。用最简单的场景最少的角色来反映社会现实,正是对现实主义最出色的演绎。两位主角一次又一次地脱靴子,摘帽子的动作,或因帽子太紧或因鞋子太小这一系列动作看似也许是无意识的却都充分反映了他要摆脱束缚的渴望。这一方面正是对现实中人的映射。人为了生存势必要有行动,而行动需要周围环境和人的配合,配合有时需要多方面的,有一方面配合不好就会在人的行动中照成羁绊,有了羁绊就等于有了束缚,人类为了继续随心就会想摆脱束缚。这反映了现实中人类所受的精神上或身体上的压迫。这种压迫感,是由现实中的环境所产生的。人类对现实不满,可是尽管有不满他们并没与采取实际性的行动去改变它,而是试图在无意识的忍受它,在等待中忍受,并在忍受中等待。所以说这种等待是毫无意义的,只是一种为了等待而等待的等待。

最后,从等待的结果来分析。两人共同等待戈多可是,他们要等的人至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他派了一个小男孩来告诉他们,他当天不会到来了,但他说改天会来,有可能是明天,有可能是后天,也有可能是后天之后的某一天,没有人确定,等待会不会有也没有人确定。如果明天再来等待一天,那么这种等待就属于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了。

贝克特天才地采用了全新的戏剧结构和语言,将“ 等待”的外相和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仅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等待”这一看似简单又荒谬的行为其实表达了贝克特对于故事中所影射的现实人们普遍的不尊重生命的讽刺。“等待”在《等待戈多》中通过作者独特的创作形式,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更加凸显了这种行为的慢性自杀,蹉跎生命的性质。

无言的等待范文4

曾经的我们,形影不离。我们一同快乐,我们一同难过。笑过。哭过。吵过。闹过。一切都习惯了,是那样的自然。知道分别的那一刻,我才恍然地发现,分别的痛楚抹灭了所以的快乐,一切中的一切已成为过去。当习惯已被颠覆,当记忆依然存在。你,是否还记得属于我们的誓言。或许,誓言像黛蓝色天空中的星星那样遥不可及,但它的光却是一直亮着的。亦或许,誓言像黑暗中的流星那样稍纵即逝,但它的瞬间却注定了永恒地成为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在无尽的思念中,飘出的是惆怅?是忧伤?是彷徨?思念跟等待一起被拉长,残留的阴影扩散在我心灵的深处。我不怨你,也不怪你。岁月悲凉,在等待中张大。如果记忆如钢铁般坚固,我该微笑还是哭泣?或许,我该开心地微笑。因为回忆是一种甜蜜,思念是一种幸福,等待是一种快乐。让等待在秋千的摇曳下尽情放纵,越飞越高,夹带着那一份无尽的思念,越飞越远``````只抵你的心。是的,思念是人身上的烙印,会陪伴人们直到生命的结束。

有人笑我傻,叫我别再等待下去。等待那份曾经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友谊;等待那个未能实现的誓言。可我相信世上有真情,等待是一种快乐,只是她们不理解罢了。我曾在失落中绝望,但又在绝望中坚强,坚强后继续不停地等待着``````

我不会再潸然泪下。因为,在我心灵的深处,一直有一个声音:思念中的那份等待也是一种快乐。

无言的等待范文5

一、研究缘起:王旭明离职引发舆论风波

在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中,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最独特的一个,每次公开表态,均引发公众关注。任职5年来,王旭明经历了百余场新闻会和上千次记者采访,持续与一些媒体及评论人唇枪舌剑,“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名校生养猪论”,为媒体对其表态之浓缩。在2008年6月28日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和他谈及范美忠的话题。王旭明说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白岩松补充说:“更不能给提供的场所。”这是王旭明在电视镜头面前又一次“口无遮拦”地直抒胸臆,当时,他还没想到不久之后会有这场谢幕。在5年的任职期间,几乎每次,只要王旭明刚出现、说话,都会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进行批判,有人称他是给教育部“添堵”的官员,有媒体甚至曾公开发表时评长文要求王旭明辞职。面对一次次批评和质疑,王旭明几乎都公开回应、雄辩滔滔。然而,7月下旬,这位新闻发言人还是在一片舆论声中去职,赴任语文出版社社长。据他自己戏称,是“提了半级”,但在回答记者他离开“新闻发言人”职位时的感觉时,他说“欲哭无泪”,多少显得有些无奈。

在过去的5年里,这位富有争议性的发言人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时常卷入新闻事件之中。遗憾的是,放大的新闻效应往往是王旭明个人的效应,他的个性化表达导致了对教育政策的更大争议,这种争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需要由中国教育部门来承担,教育部能够忍他5年,也堪称奇迹。肖余恨在《现代快报》上发表文章称,“对王旭明的个性化风采,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也是喜欢的。毕竟,他有真性情,率真、透明,这样的人很适合交朋友。不过,新闻发言人是一个有着非常高的专业要求的职位,新闻发言人是一种新闻制度,‘发言人’只能是这个制度的符号――这个符号的发挥空间是有限的,必须恪守职责和底线,不能哗众取宠、喧宾夺主。过分张扬的个性,往往会失控于对这一职位的本质的理解。王旭明当新闻发言人这5年,我们记住了他的什么?他的‘中国教育成功论’?他的‘教育买衣论’?他的‘媒体无知论’?他的‘名校生养猪论’?这么多引起争议的话题,导致公众对教育政策的非议,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发言人的失误。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话,老是被媒体‘断章取义’,甚至‘断章取义’成为一个条件反射,这就不能不检讨他的新闻发言是不是有问题了。”对于王旭明的离任,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表示,作为新闻发言人,对于政策的解读要求一是一、二是二,不让你有个性和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国办和外交部等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每句话都是经过严格考量的,但王旭明在所有新闻发言人中显然是与众不同的。“与众不同”或许是公众舆论所需要的,中国所需要的,但未必是现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所需要的。这或许是王旭明离职真相之所在,也或许正是“中国王旭明”的宿命之所在。

二、新闻发言人的职业特点及其要求

王旭明曾说:“想要把政策说明白,念文件看似最明白,其实并不明白,要把那些内容吞到肚子里滚烂后再用自己的话反刍出来,才能让记者明白,让百姓清楚。而这个过程还要尽量做到形象、具体、生动、有效。”“我希望做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新闻发言人,我想公众期待看到的也是一个能哭会笑、有着丰富感情的人,哪怕偶尔有一点失态,而不仅仅是政策的传声筒。” 实际上,王旭明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实践的。笔者认为,王旭明秉持的这一理念及其理念的追随者,可能把新闻会和记者招待会、以及新闻会上的新闻发言人与记者招待会上的主持人,融为一体、混为一谈了。

其一,新闻会与记者招待会的定义不同。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新闻会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人员,其一般是该职能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在一定时期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约见个别记者,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招待会是指党政部门、社会团体或个人邀请新闻记者参加的公开新闻会,它既为发言人(或主持人)提供了同一个场所面对较多记者的机会,也为新闻界提供了获得新闻材料的一种有效而又简便的采访方式。显然,新闻会与记者招待会是有区别的。但现在国内对两者的称呼上有些混用。外交部每周举行两次新闻会,虽然频繁,但对此基本也没作区别。外交部新闻会也常被其称之为外交部记者招待会。 实际上,新闻会,顾名思义,是新闻的活动。一般由发言人先新闻,再回答记者提问。而记者招待会往往不先新闻,而立足于回答记者提问。新闻会一般指政府或部门发言人举行的定期、不定期或临时的新闻活动。规格较低,活动时间较短,一般半小时至一小时左右。如外交部新闻会、国台办新闻会等等。记者招待会更适用中央领导、部长或部门领导人。如总统记者招待会、总理记者招待会、部长记者招待会或大使记者招待会等等。 新闻会现在的趋势是由发言人自己主持,自己新闻,自己点记者提问、自己回答提问。但记者招待会一般设一主持人,主持人不回答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的是由他请来的总理、部长或其他领导。

其二,新闻会与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的角色不同。新闻发言人是一种制度,是对公众知情权有效履行的途径之一,是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重要桥梁。新闻发言人必须拥有良好的气质形象、人文素养和人格魅力,不仅对新闻具备敏感性,而且对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有较好把握和理解,对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未来有较深入的研究。新闻会的发言人是指受委托的新闻发言人,他们代表政府、政党、团体发表意见,表明立场,评论观点。《新闻学词典》称新闻发言人为,国家、政党、机关、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新闻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局势、问题举行会议或约见记者,向新闻界发表有关信息及意见,并代表有关方面解释或解答记者提出的有关问题。我国的外交部、公安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商务部、民政部、科学技术部、卫生部、水利部、教育部等部门都设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据2003年11月13日的《南方周末》报道,“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是办公厅或法规司的负责人”,“各省的发言人中,有70%以上由政府办公厅负责人担任,还有些人的职务是政府秘书长、政府研究室主任等”。记者招待会的发言人(或主持人)一般是指地方和部门的行政长官乃至国家的首脑人物,诸如国家元首、总理、外交部长等经常举办记者招待会。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外交部率先任命了新闻发言人,目前我国已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但是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几乎都是兼职的,国家行政职务系列上还没有新闻发言人的系列,在正式职位名称上也没有这个名字。目前全国已有几千人接受过新闻发言人培训,他们都是所在部门的中层以上干部。目前我国只有少数的企业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2005年,国务院要求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医院、学校和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继续完善突发事件新闻机制。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现象最多。

其三,新闻会与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的风格不同。由于新闻会多政府对社会重大问题的看法,包括政策、国际问题等,因此要求新闻发言人有训练有素的语言、不卑不亢的态度、确定统一的口径。新闻发言人应该有渊博的知识,熟悉国内国际情况,懂得交往礼仪规范。他们应该有对整体局面的把握和对政策底线的坚守。新闻发言人阐述的往往是官方的立场、观点和看法,淡化“个人”的色彩,强化“制度”特色。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位领导指出的,“新闻发言人不是自然人,他应该是一个制度人。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套制度作为支撑。”

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人(或主持人),在发言时则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比如朱F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出睿智、幽默的谈话风格,平实、自信的领导风采,使得每次记者招待会都成为国人和世界瞩目的焦点。《南方周末》称,“在中国高层领导中,朱F基是举行记者招待会较多的一个……每年一次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几乎成了关心时事的中国人的一个节日”,“在这些场合,朱F基以他自己的坦诚、睿智、幽默、嫉恶如仇和博闻强记,给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自己带来了极高的民望”。(《南方周末》2003年3月6日特刊《朱F基》)2004年3月的“两会”期间,同志在他的首任总理记者招待会开始时是这样说的:“非常高兴又同大家见面。我首先要感谢广大群众,他们对“两会”非常关注,对我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关注,甚至对我举行这次记者招待会也非常关注。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意见和建议,使我非常感动。我还要向关心中国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表示感谢。就在前不久,我收到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30多名师生给我的来信,他们向我提出了50多个问题,其中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也有关于我个人的生活和爱好,我喜欢吃什么食物,会不会武术,甚至穿多大号的鞋?他们确实把目光投向中国了。我还想借这次机会回答群众的一个问题,以表示我对大家的敬意。有一位朋友问我,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诗来概括一下你今年和今后的工作。我想起两位伟人的诗:一句是主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是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显现出他“温和、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个性特征。

无言的等待范文6

【关键词】零度写作 疏离 美国华裔文学

【中图分类号】G63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7-0012-02

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等待》在西方文学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获得了1999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作品对于人性的深入挖掘和思考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这部小说用朴素的语言将平凡世界中普通人对于爱情的期待与无奈描述的淋漓尽致,美国笔会称誉哈金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作为书写者,作家的情感和立场往往充斥于文本当中,而这也往往影响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哈金却将作者身份隐身于幕后,采用了无我状态的叙述策略,以求将作品的本身价值如实展示出来。

这种叙述手法追求一种作者“不在”的风格,取消作者对文本的介入和干预,将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观点以及审美价值排斥在外,消解作者在文本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将作品价值交由读者去评判,而这正是零度写作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法国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兰・ 巴特认为,要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在巴特看来,语言结构是一种抽象的真实领域,自有其本身之美,它既是一种“界限”也是一条“地平线”,作家不应将自己的情感和观点掺杂于语言结构的整体性之中,进而破坏作品本身的流动性和读者的接受体验。作家的消退并不意味着将其完全排斥在语言之外。文本本身就是“有”与“无”的对立统一,作家要还原语言结构的历史面貌,将自身的情感压制到最低,与作品同时的平行存在。

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中,文化身份的探求以及两种不同文化观的矛盾冲突使作家始终处于作品的主体地位。作为少数族裔,要使自己的作品为西方文化所接受,就必须要将本土文化植根于主流文化之中,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无疑成为最便利的创作模式。而女性作家在这方面更具主观意识,以往的华裔文学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译介和母女关系等感人情节反复出现在文本之中。似乎作者的无形之手始终在操纵着故事的发展和读者的情绪。哈金作为新一代的华裔移民作家反其道而行之,他并没有将移民的奋斗历程和对西方文化的融合作为作品的主要情节,而是用一种不加操纵的手法来书写一个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平凡故事。这种作者疏离于作品之外的语言结构赋予了文本更大的自由。

首先,哈金将作品的时代设定在时期,个人的命运和生活的变迁都无法摆脱这个巨大的时代漩涡的影响,而这样的主题也正好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但是,作为一个为生存而写作的少数族裔作家,哈金在《等待》中却“忽视”了这种历史政治因素,转而去描述一种普通人的情感纠葛,作者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以及历史责任感都淡化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尽管在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时代的符号,比如知青,红卫兵和等字眼,但如实还原时代的面貌,也是写实叙述的客观需要。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主人公孔林为了能够和医院护士曼娜生活在一起,年复一年的返回鹅村与自己妻子淑玉办理离婚手续而展开的。这种程序化的申请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漫长的马拉松式的离婚仪式耗尽了三人精力与希望,等待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折磨。作品中的人和事就好像被放置于一条时间河流当中,个人的幸福在命运面前被无情的剥夺了希望。在封闭的历史空间,哈金用不露声色的语调讲述了一个个小人物悲欢离合的故事。

其次,哈金在描写中刻意忽略了作者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评价。故事中的孔林是一个懦弱而又没有主见的部队军医,他对于原配淑玉并没有太深的感情,为了能和年轻漂亮的曼娜生活在一起,他舍弃了家庭和孩子,但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后,又对淑玉的默默相守感到无比愧疚,在回到老家后,他请求淑玉的原谅,并期待着在曼娜病重死去之后,与她重新团聚。回到城里后,他听到曼娜在外面兴奋而又充满活力的笑声,不禁一阵心酸。故事至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想象和感慨。等待的故事还在继续,只不过等待的角色又一次发生了转换。哈金并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于左右摇摆而又不敢与命运抗争的孔林做出某种道义上的批评。至于对敢爱敢恨,一直相信孔林会与自己结合的曼娜,作者也没有表达任何多余的同情,只是客观地描写了主人公深陷于爱情和命运漩涡时无法自拔的苦恼。哈金并没有将这段爱情故事写的荡气回肠或惊天动地,作品的主要情节也始终在平静而不掺杂立场的叙述中不断的展开。读者在作品中体会不到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关心和忧虑。这种“中立”的态度,保证了符号语言的流动与完美。

最后,哈金讲述故事时并没有采用母语创作。他用一种简朴的符号语言使看似简单而沉闷的故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种类似于新闻通讯而又带有一点异域色彩的中式英语,无时不刻在提醒读者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当然,在作者退居幕后而放松对语言符号的控制时,他并不是完全的隐身于作品之外的。哈金是用这种叙述策略去挑战西方主流文学界对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他的目的是创作出一种适合于大众的高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束缚的人生感悟。在作品的自成体系当中,作家本身充当了一个回忆和拼贴的工匠,尽职尽责地表现生活的本来面貌。罗兰・巴特认为有必要用言语活动本身取代使用言语活动的主人,是言语活动在说话,而不是作者。哈金正是通过自然流畅的语言结构来进行本能的创造活动,而不是将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文本之上。

福柯曾经在《作者之死》中谈到,凡是作品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作者在他自己和文本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对抗,取消了他独特的个人性的标志。《等待》的成功正是由于哈金运用零度写作技巧刻意消除了作家主观意识对文本的驾驭,但真正的零度介入是一个从无到有,似虚还实的创造过程,故事中看似中立的话语后面却时时体现着作家本人对于生命的重视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参考文献:

[1] 罗兰・巴特, 李幼蒸译. 写作的零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2] 周启超. 罗兰・巴特“文本观” 的核心理念与发育轨迹[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 (1).

[3] 潘冬梅. 关于罗兰・巴特“作者死亡论”的思考[J]. 中国文学研究, 2013, (3).

[4] 左其福. 语言学转向背景下作者死亡论的比较考察―以罗兰・巴特和福柯为对象[J]. 当代文坛, 200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