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范例6篇

韩少功范文1

这种“根”味在韩少功的占其作品绝大多数的乡土小说中表现最为明显。我们不妨以他的几部在我国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产生影响的小说为例,来细品其内涵。

首先,韩少功的乡土小说的取材多以湖南省汩罗市那个他曾作为知识青年插队而且后来还曾筑居隐居的村落为圆心来做—种发散,选取那里的村落、村民和风习作为写作对象,把自己的小说一直定位在最为闭塞落后的乡土之中。

在《文学之根》中他提到:“我曾经在汩罗江边插队落户。驻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该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的‘欲远集而无所止’吻合,等等。”同时,他还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活着的楚文化,那些披兰戴芷、配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唤神的湘西地域民俗文化,那些板富文化源头意义和文化代表意义的楚文化的活化石就成了他挖掘的富矿。《爸爸爸》中“寨子落在大山里,白云上,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秦时没过‘黔中郡’,汉时没过‘武陵郡’”,“还有些妇人。用公鸡血引各种毒虫,掺和干制成粉,藏于指甲缝中,趁你不注意时往你茶杯里一弹,可叫你暴死”,这明显就是写的湘西和苗民的特殊本事。《马桥词典》中“‘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阳”’,马桥“有小道与六十年代建成的长(沙)岳(阳)公路连接,如果坐汽车去县城,就得走这条路线”,亦说明了他的小说的取材就来自泪罗,而《暗示》和《山南水北》出版时连他当知青时住的房子,隐居八景乡时种地的图片亦清晰无疑地明示我们韩少功的作品是以真切的湘农村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而丙崽、幺姑、马三宝、马鸣、马文杰、马本义、志煌、复查、盐午、万山红、何师傅、有根、卫星佬、蛇贩子黑皮等一大批人和他们的特有语言无一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恨于斯。是最真实的草木参天、多蛇多虫的环境为这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本真楚民风习提供了郁莽的自然舞台。

其二,韩少功的乡土小说的体式和语言、技法是远接传统而新生独特的。从《马桥词典》到《暗示》、《山南水北》,作者自称是进行“文体破坏”的创新之作,但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与魏晋的笔记小说《搜神记》、《世说新语》的体式的接近,长短不拘,行于所当行,止于其不得不止,干净爽利,故事之间草蛇灰线似的有衔接处却又有中断处,前后勾连比不得章回小说一环套一环,前后照应却又比笔记小说要紧凑些。当真是在中古、近古传统小说笔法之上的嫁接创新。就语言来看。则纯用白描,少心理描写,多见传统技法运用。《山南水北·青龙偃月刀》中有:“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刀,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这里是典型的赋(即铺陈)的手法的运用,譬如唐时的说话人话本的风格,流畅、细腻、夸张、爽快,真是有古风。而《山南水北·蛇贩子黑皮》中有:“人们后来发现他(端妹子)身上留有几十处不同齿痕的蛇伤,发现他全身黑紫,脸肿如盆,七孔流血,手里掐着断蛇,脚底踩着死蛇,口里咬着两个蛇头,耳朵眼和鼻孔里还悬出半截小蛇尾……”则颇像说书人说书,其中比喻得惊世骇俗,夸张得惊天动地,看书时可以让你意识不流,心脏脱位。而其中故事主人公,却又完全是草根阶层,全无话本,评书的英雄帝王气、才子佳人香,可谓是尽收传统精髓而灌人乡土之中。尽得乡土社会的自尊、习俗、生存方式和感情方式。

其三,与其他乡土文学的作家相比,韩少功的情感态度更客观,更中性,那种忠实记录的冷眼观照是一种宽宏、旷达,因而其挖出的乡土是真实的、全景的、透辟的“根”味。上世纪20、30年代陶醉于田园风光的废名、沈从文描写的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汪曾祺在对沈从文的继承中,将他的清澈空灵化为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紧随其后的刘绍棠则过分投入自我情感,以呵护家乡运河的写作姿态来歌唱乡土,而进入韩少功的时代,我们已经看不出他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他总是善于把自己模拟成“局外人”,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在“地球村”意识越来越强的当代,反复打量现代文明对鸡头寨、马桥、八溪峒这些“异质文化”地域之内发生的种种人事的冲击。《爸爸爸》中的结尾颇富深意:“一位妇女走过来,对另一位妇女说:‘这个装的潲水么?’于是,把丙崽面前那半坛子旋转的光流拿走了。”自然灾害、打冤失利、迁徙唱简,都没有给半动物态的丙崽留下丝毫影响。作者对此无一置评更无任何心理描写,你看不出他是怀着鲁迅的悲悯或是沈从文的眷恋,丙崽在搅动的光流(或许象征时间的流转)被拿去后去向不明。生死莫辨,作者不给我们些许提示。难怪一些人要把韩少功视为先锋作家,说他写出了魔幻主义风格的作品,他切入了乡土,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之根,他解剖了传统文化,就剖解了文化之根,他冷峻地代言了文化的冲突变迁,就把握了人性之根。所以韩少功的文字就混沌质实,真切纷繁,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根”味。

其四,韩少功的乡土小说的视角和主题总是关注着不规范的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关注着那些凝聚在与城市分庭抗礼的非规范系列的乡土传统文化和生活在鸡头寨、马桥、八溪峒的最底层的人的原始生活状态。

在《马桥词典·枫鬼》一节中作者有这样一段议论:“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一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也就是说,韩少功把真诚与智慧作为主题生长的最佳土壤,而把概念观念手法流派这些摒弃在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之外,沉入到一种旁观式的叙述模式中去复原农村底层生活。挖掘文化的物质载体本身——人的习俗和语言。如果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那么你所体察的人这种对象越全面,就越接近于文化的本真状态。语言作为人创造的记录文化和传承文化的工具,你将其意义析解得越透辟,那么你越接近这种文字代表的文化的深层,而如果你考察的如果是源头最远的语言,那么你就连同这种文化的历史纵深和哲学底蕴做了终极考察。韩少功将这两点全部结合起来,对活的生活和凝固的文化的思考和解剖简直是连骨髓都要敲吸出来,视角极其独特,寻找的主题也就混沌而厚实。《马桥词典》摒弃了缺乏个性、被剥离了地域性和生命个体歧义性的共同语——普通话的被考察资格,而只是对马桥富于地域代表性的方言土语进行寻根究祖的考察,作者发现了语言的巨大威力,语言可以让人与动物彻底区别,语言可以让人变得鲜亮或是暗淡,语言可以介入生命,让复查犯了“嘴煞”而失魂落魄,语言可以让省干部的堂兄被关进监狱服刑,就因为“红司”与“革司”的一字之差让红卫兵武斗

在写作当中。韩少功也发现了语言的局限,语言在成就思维的同时,同一个词许多时候并不能引起不同个体的思维同步。语言加强横的联系,推行民族共同语就让时代差距拉大,语言加强纵的联系,注重民族传承就会让不同民族差距变远。基于此,作家试图在《暗示》中推翻《马桥词典》的某些结论,考察语言之外那些社会经验、人生经历,那些你意欲表达却无从说起的感受片段,作更深入的集哲学、文化、文学的思考与追求,进而完成了这一一片断式笔记体长篇。

韩少功范文2

摘要韩少功作品想象奇丽,文体摇曳多变,追求精神激情,从容展示自己异常丰沛的人生体验和审美理想,其风格迥异于同时代作家。透过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传统文化和巫楚乡俗文化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说,韩少功在文学之旅上留下的长长身影,不难在其故乡的巫楚文化中找到支点。

关键词:文化 “寻根”情结巫楚文化巫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韩少功的艺术追求总是风神高蹈,思考独特而深刻,格调超越流俗。徜徉在其文学世界里,我们分明能触到一个深受巫楚文化精神浸染和影响的传人:作品想象奇丽,文体摇曳多变,追求精神激情,有着屈子式的孤愤独立。

韩少功出生于湖南长沙老城,十四岁下乡湖南汨罗,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湖湘儿子。学者杨义云:“楚属南方文化,其地毗邻西南夷,巫风极盛,人鬼对话交往每每进入迷幻状态。因此他们想象的灵魂形态,异于北方多少有点理性化的精气聚散的形态,而是一个有情感、欲望、祸患、娱乐,如人间一般亲切,如鬼界一般缥缈莫测的异常丰富的另一个世界”。

正是这种巫楚文化,给了韩少功的艺术世界以神话、梦幻、色彩斑斓的山川景物和历史陈迹,给了特殊的地方语言和起居环境、生活方式,给了他独异的文学追求和文学姿态。于是韩少功的小说创作,无论其文体如何变换,创作视角如何迁移,“巫楚文化情结”像血液一样一直在其血脉中悄悄潜流。

一文学的根与巫楚文化

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潮流后,韩少功改变其传统的写实型的创作路数,返回民族文化的话语空间,寻求文学恒久的魅力。1985年,他发表《文学的根》,认为,湖南作家要写出楚文化特有的,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即创作出堪称湘楚文化性格的乡土小说,那么就不能呆在长沙这种尽管历史悠久但已多少没有湘楚文化气息的城市里,而应该到湘西的穷乡僻壤里去。在韩少功看来,真正属于湘楚故土的作家,若写不出像楚辞那样特有的湘楚味,表现不出特有的湘楚文化气质,岂不枉做湘人。

《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蓝盖子》,《诱惑》,《史遗三录》都表现了巫楚文化的丰富形态,那怪诞、奇特的乡村世界,美妙的乡间歌谣,男女之间的欲望冲动等久违的民风、民俗、民间气息等通过传说、民歌、巫术等方式展现了出来。韩少功把散落在穷乡僻壤的各种生活状态都一一捡拾起来,朴素的地理风情、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构成了一幅巫楚文化世界的美妙画卷,映射出巫楚文化对韩少功创作的规约。

《女女女》里描述生殖崇拜,孕妇裸体在山岭上接南风,喝蜂窝和苍蝇熬出的汤汁等风俗;《归去来》中乡民让我用高大的澡桶洗澡,大嫂还要不断地来添水;《史遗三录》中身怀绝技的杨猎户那墙上的铁铳,每当门外有猎户出现,它就扑扑直跳……这一切无疑显示了韩少功在寻根的壮举中向自我生命深处的“楚人血液”的认同和皈依。

关于接受巫楚文化的洗礼和感受,在韩少功的创作谈亦有明确的表述。他谈到“楚文化中的许多东西我是很感兴趣……具体说到作品,地域文化是一个文化因子。这就使我作品出现了一种不拘泥于实际的状态”。在他看来,楚文化尤其是楚辞,不仅可以提供创作对象和素材,而且还可以提供创作的灵感和想象,乃至一种浪漫精神和生存态度。正是韩少功对巫楚文化的关注,把它作为自我生命的根和民族文化的根,从而使他的系列“寻根”文学作品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

二巫性思维的无羁高蹈

湖湘大地的山水灵气孕育着绚丽巫楚文化的显现,巫风习俗下歌舞仪式中昭示着楚人崇巫心态、好幻想、善神思的浪漫品格。“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只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汤水之阳,四子独往”。这种原始的想象力与奇异的思维方式源于巫性思维方式。

韩少功正是从巫楚文化的神奇怪诞,奇思妙想深处,找到了给予日渐板滞的当代文学思维带来神奇和新颖的契合点。他曾经说“我觉得楚文化有这么些特点:奇丽,神秘,狂放,幽默深广。至少是可以把这四个因子融入创作中去的”他汲取楚文化的精华,把带有巫性色彩的思维方式充当一种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段,而且把它从一种巫楚文化情结提升到观察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另一个高度。

《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余烬》,《暗香》,《谋杀者》这些小说均出现了似真似幻的故事,有着一种想象的驰骋和高蹈,追求人物陌生化和细节的荒诞性,消解明晰化的自我特征与具体化的个人历史。在《爸爸爸》中,韩少功去掉了时代和社会背景,使人们无法在历史绵延的坐标中去确定鸡尾寨的位置,神秘性随之而生,同时佐之古歌吟唱,宗族的野蛮械斗、人畜相烹、拱顶而食等场面描写;《女女女》中的幺姑从一个正常的女人可以渐变成猴,甚至变成“鱼人”;《鞋癖》展示的是亡夫的灵魂可以随时地闪现在墙壁上,可以游走于藤椅、兰花釉瓷碗上。时空倒错的叙事模式,现实和幻想穿插交织,过去和“现在”不分疆界,构成了人间天上,奇气纵横的世界,充溢着《天问》式想象狂放的神韵。

联系韩少功多年来一贯伸显的文化“寻根”情结,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忱和对巫楚乡俗文化的偏爱,可以说,韩少功在文学之旅上留下的长长的身影,是不难在其故乡的巫楚文化中找到支点的。如今他秉持寂寞,捺住躁动,孤悬在中国最南端的某个小屋里,写出生命的精彩。这不正是一种持守精神,超越实用的“巫性”情怀吗?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杨义文存》(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林伟平:《访作家韩少功:文学和人格》,《上海文学》,1986第11期。

韩少功范文3

《爸爸爸》是一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寻根小说,作为韩少功的经典作品,作品的故事情节和文学色彩可圈可点,而《爸爸爸》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冲击,更带给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思索和回味,让读者不禁去探索传统文化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中篇小说《爸爸爸》的故事背景并不明确,它发生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傻子,名字叫做丙崽,故事围绕丙崽的生活展开,讲述了丙崽丰富的乡村生活。小说虽然是以丙崽作为主要描述对象,但是却并不是对小说人物进行塑造,而是透过丙崽的生活去反观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或者是从丙崽的身上去观察历史的变迁以及落后而封闭的民族文化形态。小说发表之后立刻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且也带来了广泛的争议,不同的读者对于《爸爸爸》的理解不同,观点不同,而这正是寻根小说带给读者的别样、神秘的阅读体验。本文就从不同的角度去深入探究韩少功小说的《爸爸爸》,以《爸爸爸》来深度剖析寻根小说中的神秘性。

一、 从生活状态分析小说的神秘性

小说《爸爸爸》所描绘的是发生于一个名为鸡头寨里的相关故事,而鸡头寨也是小说人物的主要生活空间,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寨里,时间并不重要,人们也鲜去注意和留意时间,在封闭的生活空间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相对的平衡,这也给这个村寨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小说中称鸡头寨坐落于一座大山里,白云之上,村民们经常一出门便能够一脚踏进云里。小说中没有交代鸡头寨的具体地点,这让读者基本无法确定鸡头寨所存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而鸡头寨是否真实存在也在读者的内心打上了一个深深的问号。鸡头寨的环境也是非常奇异的,周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树木挺拔而雄姿英发,在这里能够看到白云上飘来硕大的黑影,粗看是鹰,细看才发现是蝶,黑翅上布满了黄色、绿色、橘黄色的花纹,但又好像是一些无法理解的文字。鸡头寨里的村民很少出山,他们认为外面的世界是危险的,是可怕的,如果外出很可能会碰到祭谷或是剪径的人,会被革了脑袋,或是被勾了船抄了腰包,还有那种会放蛊的人,用公鸡血引逗毒虫,将公鸡血和毒虫做成干粉,存于指甲,遇上出山人便将干粉下入水中,山里人便会暴死,而放蛊者则可能延年益寿。有着这些可怕的传闻,鸡头寨的人便很少与外界来往了。

闭塞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村里人的生活状态,与世隔绝中,他们延续着祖先的古老文化,并且具有很多怪异的生活习俗,相信鬼神,相信鬼打墙,也相信蛇妖的故事,每当迷路时便要撒尿、骂娘;去蛇胆更是施用“美人计”,当射纠缠夫人形人偶之后,再剖胸取胆。寨里人挑生虫的方法也非常怪异,他们认为人染虫毒,会眼珠青黄,十指发黑,嚼生豆不腥,而吃黄连不苦,甚至吃鱼腹生活鱼,吃鸡腹生活鸡,甚是可怕。而解毒的方法则是要杀白牛,喝牛血,最后对牛血来三声鸡叫。对于自然现象,寨里人也往往同样用怪异的方法来应对。小说中称一年冰雹和倒春寒导致庄稼受损,秧苗变成了黑水,自然灾害的发生使村寨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寨里人认为这是谷神的意志,这让他们非常的恐慌,并随即利用祖宗所流传下来的规矩来祭祀谷神,而这规矩就是杀掉寨里头发最密的人,用他的脑袋去祭奠谷神,把肉给狗吃。这是一种非常愚昧的想法,结果被选中的人正是小说的主人公丙崽。当寨里人即将要看下丙崽脑袋的时候,打了一声闷雷,按照祖宗的逻辑,鸡头寨的人们以为谷神对祭品不满意,丙崽劫后逃生,被这雷声救下一命。

二、从语言角度分析小说的神秘性

在闭塞的生活环境当中,鸡头寨的居民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较为古怪,在思想、信息以及情感的传递上都极具神秘色彩。鸡头寨里的居民自称他们是刑天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从遥远的东方海边迁徙而来的,经年累月学会了耕种的技能。鸡头寨村民依靠农耕等技术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最终与世隔绝,不与外界往来,也就形成了独立的语言模式。鸡头寨的居民语言方面深受神秘历史的影响,他们在语言表达上也比较怪异,他们将“看”说成“视”,把“他”说成“渠”,把“父亲”称为“叔叔”,将“姐姐”说成“哥哥”,他们语言的古怪让外人非常难以理解和捉摸不透。在小说中,曾经描写过这样的一段场景:“她圆睁着双眼,把一户户女人都安慰的心惊肉跳之后,才弯着一个指头,把碗里的茶叶扒起来,嚼得吱吱响,拉着丙崽起了身,严肃的告别: ‘君去视一下。’”在这段文字当中,出现过安慰一词,一般说来安慰的结果是让人放下心去,心情放松下来,而这里的安慰结果却让人变得紧张,心惊肉跳,可以看出语言的古怪。鸡头寨里面的人在交谈过程中往往会竭力去争取话份,即说话的权利,有钱、有技术、有一把胡须都能够成为话份。

如果说仲裁缝是守旧势力的代表,那么他儿子仁宝就是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是新势力的代表。仁宝从千家坪回来时,逢人就说“你好”的改变,在原始的山寨里可谓是一种新气象,他居然毫不避讳地痛斥自己原来居住的地方是“这个鬼地方,太保守了,太落后了,不是人活的地方”。仁宝还经常会说:“你等着吧,可能就在明天。”“会开始的。”“你要相信我的话。”这些话语让乡里人感到陌生,他话里带着某种喻示,仿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闭塞的部落会受到洗礼,会焕然一新。

三、从叙事视角分析小说的神秘性

小说《爸爸爸》中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小说中发生的事情,去推敲人的行为,韩少功在实际描写过程中,有时候表现得对整个事件都非常的了解,能够非常详细地讲给人看,讲给人听,但是有时候却又表现得什么都不明白,不了解,而这也正是第三人称的独特魅力所在。比如,小说中说鸡头寨曾经跟鸡尾寨打冤并接连失败,路上随处可以看到打冤而死掉的人的尸体,而这些死去的人没有被收尸,而是让寨子里的狗吃掉了,直到吃的眼睛发红。这里读者对整个事件都描写得非常详尽,营造了非常恐怖的气氛,仿佛作者非常了解村寨,并且将读者带入了当时的情景当中。而当作者对鸡头寨里面的祭祀活动以及神话传说进行描写的时候,却声称这些是不清楚的,自己并不明白这些是怎么回事,但涉及到的人物同事件的氛围非常吻合。由此可见,借助独特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作者营造了非常神秘的故事氛围,许多事件被清楚地描述,用以揭露丑恶的人性以及原始的行为,但是很多地方又并不交代清楚,从而给读者留下伏笔,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自己去思考,从而有效地营造了恐怖、神秘而虚幻的小说氛围。借助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小说在人物刻画方面也非常细腻,作者采用的是聚焦人物丙崽的视角,借助这样的方法去分析丙崽的视觉世界,去表现一个傻子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使角色本身更加丰满,能够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使读者在感觉到匪夷所思的同时,也使得小说的神秘感更加浓厚。小说中对于其他人物的描写同样采用的是叙述视角的方法,对人们进行聚焦,并对人物进行深入的刻画,如仲裁缝、丙崽娘等一系列的人物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作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介入到小说场景当中,身处一旁静静地看,并以叙事者的身份来刻画他们,从而也使得这些人物身上透出一股非常摇曳不定的神秘感。

四、结 语

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寻根小说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并对民族劣根性进行揭露,使富含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能够真正得到发展和继承。韩少功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家,在寻根文学方面具有非常独特的见解,《爸爸爸》作为他的代表作品,给读者描述了神秘的环境和事件,给予读者无尽的回味和思考。通过从语言形式、生活状态以及叙事视角三个方面,本文就《爸爸爸》的神秘性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总结小说神秘氛围的营造方法,希望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探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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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斐娟.论十七年诗歌的文学史书写[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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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廖述务.韩少功小说散文创作综论[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

韩少功范文4

关键词:韩少功;现代主义;叙事学

1985年之后,韩少功的创作风格有了显著变化,他一口气写了一系列的小说,代表作有《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被当作“寻根派”的重要作品,其表现出的独特艺术品格及现代主义艺术技巧为“寻根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写下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在这些作品中进行的广泛的叙事实验,表现了强烈的形式变革意味,彰显了现代主义文学观的艺术主张,折射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本文将从五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一、交错的叙事:叙事线索的叠出

仔细搜寻,我们绝少能在韩少功1985年前后“寻根派”的作品中发现传统小说的主线叙事结构,其文本叙事多线并立、交叉推进。各条线索纠葛跳跃,线索外有线索,故事中套故事,虽然有详略上的差别,但又很难说哪个主要,哪个次要。其叠出的叙事线索自足而不可或缺,绝非为烘托所谓的主线或主要情节人物而屈存,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叙事特征。

如《归去来》的一条线索是“我”去乡村探访,另一条线索是“马眼睛”十几年前在乡村的所作所为,但“我”不是小说的主体,“马眼睛”也不是小说的主体,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才是作者想表现的主题;《昨天再会》中的主人公刑立和孟海是两个完全没有联系的人物,但作者却以“记忆”这个形而上的主题串连起对两人的回忆,以迥异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方法结构了文本的统一主题。又如:《北门口预言》的一条叙事线索是今天的北门口,另一条叙事线索是历史上的北门口,古今交融,亦幻亦真,在倏忽迷幻的时空转换中,韩少功带领着我们一起完成了对历史与民族的叩问。

可以看出,韩少功文本的叙事结构绝非传统小说的单线因果式线性结构,多线并行的分散性叙事结构充分承载了其小说文本乃至“寻根文学”的多义性,而我们几乎可以从韩少功“寻根派”的每一部作品中分析出类似的结构。

二、缺失的叙事:叙事要素的删减

韩少功的小说文本虽然有多条线索,但每条线索又都不完整,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很多线索和故事缺少前因、缺少经过、缺少结果,甚至是一闪而过的一句话。而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才能将其补充完整,这种叙事方法给人造成斑驳陆离的印象,使整个故事迷雾团团,疑点重重。

《归去来》中第二条叙事线索的展开是通过乡民的叙述和我的猜测展开的,有多处缺失和模糊,比如马眼睛的年龄、长相、喜好等等,又如:村民们提到马眼睛可能杀过人,马眼睛和四妹子的爱情,都是没有前因后果和经过的。所有这一切都将我们带入他迷宫般的文本叙事中去。《昨天再会》中对刑立的回忆也有多处断裂,当回忆到我和刑立是否拥吻时,叙事线索突然中断,作者一边敷衍地描写着我们拥吻的经过,一边又纠正着相关的叙事。以至后来讲到刑立的孩子,也语焉不详,草草带过,似乎是有意为之。更有甚者《领袖之死》讲明希将死,“咽气前抓住长科的手,并紧紧盯住他的眼睛,像有什么话要说。一口痰堵住喉头,终于没说出来。”他要说什么?成了永远的谜。

韩少功善于设谜,他期待着读者来猜谜,希望读者积极参与到小说的再创作中去;此外,也许在韩少功的眼里,世界从来就缺少完整的线索,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斥着断裂与不解,都是一个个解不开的谜团,或有开头,或有结尾,却鲜有完整的过程,而韩少功正是透过这种缺失的叙事结构来接近人类的生存实相。

三、无序的叙事:叙事时间的扭曲

在叙事时间上,韩少功的小说文本采用的是带有明显现代主义特点的倒置、交错及拼接手法,时间的线性和不可逆性被一次次打破和抛弃。在其文本中,叙事时间往复曲折,“杂乱无序”。韩少功说:“我曾经以为,时间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均量的、匀速的东西,就像平均分派且方正整齐的一块块透明体,不,这其实只是我们肉体感受到的时间……也许在某种物质时间之外,对于人类更有意义的是心智时间” [1]。不要说每个人的感知各不相同,就是一个人的感知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公共空间的时间刻度在进入个人空间时往往会变形,精确的刻度不复存在,刻度模糊了,理性时间的历史也因变形而滑稽。为了体现存在于人感知中的世界,韩少功的小说采用了心智时间,根据人物的感受来重新安排了叙事时间,剪辑了情节。

于是,我们在韩少功的艺术世界里看到了一个个交错的时空表达:《女女女》中,幺姑的故事以倒置和穿插的顺序交错推进:先是年老中风前的幺姑,然后是幺姑去世后,再是村民对幺姑的回忆,然后又是中风之前的幺姑。《鞋癖》中,作者讲述自己母亲的故事时,先从“”一路讲到母亲退休,突然又返回时期,讲述了我和母亲去投奔二姐。还有十年后我和二姐重回广西农场,“我猛然回头,身后空空的没有人。是妈妈在十多年前发出的声音:‘我们就会去。’”。

荒诞不经的背后正是韩少功想表达的心智时间,并以此来体现人感知中的世界,表现出人的主体自由性和生存的本真状态。而过去的时间之所以进入现在的故事,不在于故事自身的因果联系,而在于人物的情绪与作家所要创造的氛围――借助于过去的故事与现在的故事之间的张力获得某种特殊的美学效果[2]。

四、反讽的叙事:叙事视角的消解

韩少功“寻根文学”的小说文本还大量运用了反讽的叙事手法,不断颠覆与模糊着预定的叙事视角。《北门口预言》中先说“我摸到了两千年前的冰凉。”最后又说:“报应一说终究不实,周老二的毒疮最后浓净封疤,好了。他操刀的营生,拉下去还干了十多年,照样杀得很好,刀从不坏刃。”精英知识分子的苦苦追问让位于市井百姓的庸常宿命,历史的必然和理性的崇高消解得无影无踪,叙事视角的前后转换显得突兀而又自然。

又如《昨天再会》中,我和刑立正准备拥吻,突然想到了自己亲耳听到的刑立在茅房中的动静,于是惊骇和沮丧地夺门而逃;我被抓起来了,但民兵“没有像样的枪和像样的衣,其中一位不但挂着鼻涕而且还有狐臭,常有羞答答的神色。这只能让我莫名地失望。”还有审讯我的政法专干,扔下我回家盖房去了,让我又一次莫名地失望;以至于文章的最后,作者说:“幸好证人席将永远空缺,审判已无限期中止。……否则我很可能要从头说起,说出一个个与上面所说大不一样的故事,让我自己吓一跳。”

说过的话可以,记忆的真实也需反复推敲,逻辑不断被偶然与无序打断,理性愉快地接纳着滑稽与荒诞。面对文本叙事视角的不断转换与反复消解,读者显得无能为力、手足无措,作者却欣欣然而乐在其中。正如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二律背反”》一文中说,文学创作中的每一个正确的命题之下都有一个同样正确的相反命题存在着,一正一反,文学创作的真意就在这正反两级游移着、运动着、变化着。也许,韩少功正是把思想的多义性看得更有意义,并由此而伸发了其全方位的叙事实验。

五、心理的叙事:叙事结构的异变

韩少功的小说文本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人物心理线索对小说叙事的全面干预,其小说轻结构、情节和环境,但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却刻画得入木三分。人物心理作为重要的叙事结构,支撑着韩少功小说文本的推进和发展。如在《归去来》中,我对人生生存价值的追问串联起我对马眼睛的想象;《暗香》中老魏和自己作品中虚构人物竹青的交情;《鼻血》中知知对小杨子的想象;《谋杀》中, “她”的心理想象等等……

不仅如此,韩少功还让这些假想之物纷纷活动起来,参与文本的叙事,为其笔下的世界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令人觉得匪夷所思。《鼻血》中,想象中的杨家小姐不断“出现”在知知的生活中:走过楼梯,他听到娇滴滴的声音在叫他;看到水渍,觉得有人在这里洗过头;看到照片,觉得照片上的人也在看着他自己;以至于文章最后,知知真的见到了杨小姐,但杨小姐胳膊上的伤痕竟与自己当年撕毁照片的位置一模一样。

《鞋癖》中,我家里常常有东西无端爆裂,灯泡、玻璃杯、瓷碗、等等,还有父亲坐过的藤椅也总是吱吱地响,本来对于人的幻觉来说这些也算真实,但正因为是和去世的父亲联系在一起,就带有了一层神秘色彩。甚至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墙上有一片暗色的水渍,性状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只是头发长了点。他来了,终于来了。” 《谋杀》中,“她” 对周围人的看法也只是她自己的一种想象,但“她”就是这样一厢情愿地固执地生活在自己的心理世界中,而最后自己在想象中所杀的人竟也变成了现实。

韩少功通过这种交错现实与梦幻的,同时也是模糊主观与客观的叙事策略,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亦幻亦真的真实世界,颠覆着读者对真实的期望,带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震撼,启迪着我们的思考。毕竟,想象也是我们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让我们注意到心理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体现了作者的哲学思考。

综上所析,韩少功开放式的小说叙事结构体现着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全面实验。其开放性的小说叙事结构体现着对“非理性”的重视,世界本来就是多义的,在传统的理性之外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存在。所以,韩少功说:“也许还有另一部历史? 这里的历史不再是逻辑的、决定的,却是符号的、偶然的,它将一切偶然和巧合归还给历史本身,不再用统一的标准去刻度历史,历史除了有社会规律的因素,还存在着太多的偶然和特例等等。[3]”

负载着这样的现代意识,决定了韩少功必须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姿态来书写自己的故事,他在《马桥词典》中说:“在那种小说里(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的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无法旁顾。”韩少功正是要突破这种束缚,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全面实验,让读者在其开放性的文本叙事中得到真正的启迪。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参考文献:

[1]韩少功.马桥词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韩少功范文5

论文摘要:韩少功在他早期小说的创作中,从关注人性到启蒙思想。继承并 发展 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想,使“文革”后的国人重新意识并觉醒了自身的个人价值。 

以“ 科学 ”、“民主”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

韩少功采用自上而下的启蒙思想,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去关照落后、封闭的 农村 ,并对农民骨子里顽固存在的劣根性进行理性透视和深刻批判;同时,又因为农民身上淳朴、善良、率真的优秀品质,使作者对其在农村的生存境遇报以深深地同情和悲悯。但是韩少功这种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启蒙在《飞过蓝天》中彻底破产了。 

韩少功创造性地在《飞过蓝天》这一小说中给鸽子取了人的名字——晶晶,而给一个知青取了一个动物的名字“麻雀”。“这种绝望的对照,鸽子的命运与他的遭遇互为隐喻,在某种意义上,鸽子又是他的梦想,他跨越现实的梦想。”③或许韩少功在取名字的时候就怀有某种深意,即晶晶也有自己的理想,那就是飞回到曾经爱护他的“麻雀”身边去,而“麻雀”是想离开农村,进城里去。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将“晶晶”送给招工的师傅,送到遥远的“黄蒙蒙的北方”。然而,故事的结局却大大出乎读者的意料。送走晶晶后的“麻雀”依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是采取了消极怠工的办法以图离开农村。晶晶早已被他忘记了。可是,这时候的晶晶却一路艰辛,放弃和族群一起生活的美好条件,放弃了自己的爱情,甚至在和老鹰的搏斗中,差点牺牲自己的生命,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那就是飞回到那个“群山中有个美丽的湖,湖边有几棵树”的地方,飞到会给它带回各种各样好吃东西的“麻雀”身边。然而,故事的高潮并不是像一般的读者所想象的,历经苦难的晶晶找到了自己的主人,完成了自己长途跋涉的飞行理想。韩少功而是冷静地安排晶晶死在了“麻雀”的枪口下,故事一旦达到高潮,在读者惊讶之时也就戛然而止了。 

晶晶殷红的鲜血,引起了“麻雀”灵魂的震撼和希望的彻底破灭。从某种意义上说,“麻雀”和鸽子“晶晶”都在不停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然而“麻雀”却一手毁了“晶晶”的梦想,同时也埋葬了自己心中的追求,这一时期韩少功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如实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留给人们心灵的创伤。人们面对残酷的各种真相和内在的巨大伤痛,展开了对这段 历史 梦魇的追思和自省。韩少功清醒地认识到“文革”对人们思想观念的侵蚀,精神世界的压抑。这一个个悲剧的个体故事,就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例证。 

韩少功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是难能可贵的,他执着地坚守着对普通人,普遍人性进行关注的理念,企盼用 现代 化的力量来反抗农村中顽固存在的愚昧与封闭,企图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反映来达到对社会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实现对国民灵魂的启蒙。从而使人们能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注释: 

①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文艺与争鸣》1994年第5期。 

②韩少功:《西望茅草地》选自小说集《北门口预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2页。 

③同1。 

参考 文献 : 

[1]伊格尔顿(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韩少功范文6

[关键词] 韩信 韩信之死 必然性

韩信,西汉开国功臣,封齐王、楚王、上大将军,最后贬为淮阴侯。公元前三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军事家、大战略家。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楚汉之时人们对其的评价。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阳夏侯陈发动叛乱,刘邦带兵亲征,韩信称病未去,后被留守京城的吕后采用萧何之计,以勾结陈谋反的罪名斩于未央宫悬钟之室。从儒家推崇的君臣大义来看“叛逆”为不“忠”,是十恶不赦大罪,韩信之死也就不冤了。但历代史家和诗人对韩信之死尚存不少质疑,也寄予同情之心,本文就历代诗人对韩信之死的不同评说和历代史家的看法谈谈本人的一管之见。

一、历代诗人及史家对韩信之死的评说

韩信年轻时,生活贫困,常靠别人吃闲饭。一次在淮阴城北钓鱼时,一位漂洗衣物的老妇人看见韩信饿得实在可怜,就把自己的饭分给韩信吃,一连十几天都是这样。韩信非常感激,说将来要重重答谢。等到封为楚王,韩信派人找到了漂母,赠以千金。清代包彬在《淮阴侯庙》中说:“鸟尽良弓势必藏,千秋青史费评章。区区一饭犹图报,争肯为臣负汉王?”诗人问得有道理,一饭之恩都要重重酬报,怎么会背负刘邦礼贤下士之恩而反叛呢?其叛逆之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消除异己的借口罢了。

唐代许浑更认为韩信在拥有兵权时都不反,怎么会在自己无一兵一卒时利用乌合之众和他人谋反呢?“尽握兵权犹不得,更将心计托何人?”韩信认为刘邦对自己不薄,不愿背汉自立。

宋代张耒说“何待陈侯乃中起,不思萧相在咸阳。”韩信就是经萧何极力推荐,才得以登坛拜将,张耒联系韩信的智慧,认为不至于在萧何留守咸阳时发动叛乱。

二、韩信之死的必然性

笔者认为,韩信之死虽有他本身的弱点和过错,但主要还是汉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消除异己,达到稳固自己的政治统治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首先,韩信有他自身的弱点和过错。第一,韩信出身贫贱,年轻时生活困顿,曾受漂母赠饭之恩,也受过屠户子胯下之辱,到封为淮阴侯后,韩信反而觉得自己的功劳大,却因与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舞阳侯樊哙等同列,感到羞耻,心情不快,称病不朝。钱谦益在《过淮上绝句》中说:“生平胯下能蒲伏,只是羞于哙等肩。”他在贫贱时能忍辱负重,但封侯后便居功恃才,不知道学谦让,明哲保身。司马迁说:“韩信对汉家的功勋可与周公、召公、姜太公等人相比,假如他能学会谦虚礼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矜持自己的才能,足使子孙后代享有祭祀!韩信想不到这一点,反而在天下已经归于一家时图谋叛乱,被斩灭宗族,正是理所当然。”这说明韩信后来恃功自傲,不能明哲保身,因而,引起刘邦的疑虑和戒备。第二,韩信平定齐地后,要求封为齐王,虽也出于齐地重要,具有战略意义,但也说明韩信想封王略地之心,且此时刘项荥阳相持,刘邦被困,形势危急,因而加剧了刘邦的不满和猜疑。蒯通劝韩信时曾说:一个人的勇敢,谋略使国君感到震慑,本身就有危险;功绩压倒天下的人就受不到赏赐。韩信没有注意这一点。第三,刘邦追击项羽到固陵后,与韩信相约共同进攻,韩信却按兵不动,张良认为是韩信虽得封王,但不是出于刘邦本心,又没有实有封地,他劝刘邦如把齐地封于韩信,韩信必定出兵,果然是那样,这时刘邦的疑虑更深,已有诛杀韩信之意,只是力量不够罢了。第四,项羽自刎乌江后,刘邦认为外敌已去,内防宜固,首先夺了韩信兵权,又改封楚王,使韩信调离齐地,说明已开始对韩信下手,韩信仍执迷不悟。第五,刘邦迁都关中后,韩信收留项羽部将钟离昧,刘邦认为韩信有意欺君,韩信却矢口否认,诡称钟离昧并未来楚地,后刘邦假托云梦之游,韩信又出于自身的利益,逼钟离昧自刎,失信于天下。此时韩信带兵出巡,声势威赫,也使刘邦坐卧不宁,当刘邦对韩信越来越不信任,并准备一步步下手时,他仍不失于检点,夸耀自己的功劳和地位显赫。宋代钱昆在《题淮阴侯庙》中说:“隆准早知同鸟喙,将军应起五湖心。”就是指韩信不能看清刘邦的为人,既未听蒯通之言反汉和楚,也没有学范蠡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反落得身首异处,夷灭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