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办学范例6篇

陈嘉庚办学范文1

陈嘉庚离开我们已近50年了,但他还常常被人们提起,一直被人们颂扬,甚至还有许多人在研究他。“尽国民一分子的天职,做一个有益于社会、造福于社会的人。”陈嘉庚崇高的人生观、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愈益显得生动和伟大。他一生之行为所体现的精神与品格,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他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是非分明,为振兴中华与人类进步而倾注了毕生心血,其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华夏儿女的心中。

“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一个华侨世家。1891年,17岁的陈嘉庚第一次出洋,赴新加坡帮父亲打理米店,学做生意。

1904年,陈嘉庚靠借来的7000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创办了自己的企业――黄梨罐头厂。从此,他步入创办实业之路。在此后经营实业的30年中,陈嘉庚的经营范围涉及航运、橡胶种植、橡胶制造等行业。公司鼎盛时期,业务遍及世界40个国家,资产达到1200万元(加币),约合黄金100万两。

拥有了万贯家产的陈嘉庚,时刻想的是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什么。他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深感“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曾说:“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这是他心迹的表白。为兴办学校,陈嘉庚数十年如一日,倾资、倾心、倾力,数经波折,却义无返顾。

早在1894年,陈嘉庚返乡完婚期间,感于儿童失学的现状,虑其“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曾出资2000元,在集美创办“惕斋学塾”。此可视为陈嘉庚捐资兴学的开端。那时他即默许“自己如力之能及,当以竭力兴学,以尽国民天职”。

辛亥革命后,1912年秋,陈嘉庚怀着对中华民国的无限希望和报效祖国的满腔激情,回到了阔别数年的故乡。在回国途中,他偶遇林文庆(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交谈中,两人对中国教育的不普及和百姓愚昧无知的情况,深有同感,也十分感慨。回国后,又看到同安乃至集美教育甚为落后的状况,他便更加坚定了捐资助学的决心。

在集美,陈嘉庚召集各房族长开会,提倡停办各房私塾,合力创办新式完全小学,得到乡人的支持。

1913年1月27日,乡里集美两等小学暂借集美大社的陈氏宗祠及近旁祠堂开学。陈姓适龄儿童全部进了这个小学。《集美小学记》碑文中有陈嘉庚开宗明义的一段话:“余侨商星洲,慨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哄斗,以为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陈嘉庚后来回忆说,从此,“立志一生所获财物,概办教育,为公众服务”。

小学虽已开学,但师资和校舍问题却成为把学校继续办下去的难题。当时,同安县的教师中,师范毕业的只有4人,陈嘉庚费了很大劲才聘请到2人。当听说全省师范学校只有福州办得最好时,陈嘉庚赶往福州考察,并由此有了一个新思路:“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以挽本省教育之颓风。”

从福州回乡后,陈嘉庚便规划建筑校舍。他出资2000元买下数十亩的大鱼池,作为集美小学校产,指挥工人在鱼池四周开挖深沟,用挖出的土填池造地、构建校舍。到1913年秋季开学,集美小学全部迁入新址。

1917年秋,陈嘉庚派其弟陈敬贤回国筹办集美中学和师范,在原有学校的后面购买田地,建起了礼堂、教学楼等公用设施。1918年3月10日,集美学校师范、中学两部开学。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办学腐败,从“严求师范生毕业后人人须能实践教职”出发,陈嘉庚对师范招生制度加以改革:招收贫寒子弟立志服务教育者;招生范围力求普遍,使所招学生将来毕业后仍回原地工作。陈嘉庚的坚持与努力,使集美师范学校成了贫寒子弟集中的地方,也成为福建的一个革命摇篮。20世纪20年代,就从这里走。出了罗明、李觉民、罗杨才等早期共产党员。

1919年5月,陈嘉庚准备第五次返乡,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临行前,他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将其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将其经商所得利润,除花销分红和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外,其余全数寄回祖国,用以教育。这两项决定,为陈嘉庚回国办学奠定了经济基础。

回国后,陈嘉庚陆续开办了集美学校水产科、集美高级商业学校、集美女子师范学校等,使集美学校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自1921年2月起,定“福建私立集美学校”为总校名。到1929年,陈嘉庚孜孜以求的,包括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学校、水产航海学校等9个学校,以及幼稚园、医院、教育推广部、科学馆在内的,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终于在家乡建立起来。此为后话。

此次回国,陈嘉庚主要是为了创办厦门大学。1919年6月24日,陈嘉庚一回集美即开始勘地,筹办厦门大学。他说,我国现有大学多属外国人办,其内容不过神学、文学、医学等科目,而农工商等关系社会发展、国家生存的主要专业则少有所闻。他呼吁海内外同胞踊跃捐款,共同成就这番事业。陈嘉庚认捐400万元,这笔钱相当于他当时积存的全部资产。

此后,陈嘉庚四处奔波,向福建省政府寻求批复学校用地,组建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聘任校长。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借集美学校新校舍开学。初创的厦门大学设师范、商学两部,学生96名。1922年2月,厦门大学首批校舍落成,学生迁入新校址上课。

厦门大学是福建省有史以来第一所南华人独资创办的高等学府,是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和最早招收女学生的17所大学之一。1930年,厦门大学扩充为文、理、法、商四院几系,应聘执教的有不少一流名教授,如鲁迅、林语堂、朱谦之、顾颉刚等。经过多年的努力,厦门大学以“面向华侨,面向南洋,注重适用,注重研究”的特色闻名中外。到20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有人这样说:“其能超然独立,真心以从事研究者,在华北惟有南开,在华南惟有厦大而已。”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之后,陈嘉庚所经营的企业亏损日多,但他仍坚持支付集美、厦大两校经费。为获银行贷款,他甚至不惜将新加坡的三幢住宅向银行抵押,最后过户易主。在企业面临倒闭的困境中,他宁可公司收盘,也绝不停办学校。陈嘉庚“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的事迹和精神从此成为美谈。

到1936年,陈嘉庚的处境更为困难。为了全力维持集美学校,他作出了将厦门大学

无条件奉献给国家的决定。1937年7月1日,厦门大学正式由私立改为同立。

亲自创办的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陈嘉庚一如既往地关心它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9月,陈嘉庚回国定居。10月,他便亲自主持厦大的扩建工程。他说:“新中国刚成立,有许多事情要做,我要为新中国分担一份责任,尽力先盖一些校舍,给国内和海外的侨生用。”

当年,厦门大学扩建规模宏大,由于陈嘉庚督导有方,校舍建筑工程进展十分顺利。5年左右时间,建成校舍31幢,还有运动场、海滨游泳场等,校舍总面积64394平方米。其中建南大会堂有5000个座位,是当时全国高等学府礼堂中规模最大的。

在创办、扩大集美学校和厦大的同时,陈嘉庚还致力于国内教育的普及和推广,热衷于海外华侨教育事业……

毕其一生,陈嘉庚为办学所捐之钱,人们已很难计清。与其交往较深的洪丝丝先生在《陈嘉庚办学记》一书序言中说,陈嘉庚一生为教育事业捐献的钱,如果当时买黄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一亿美元左右。为了祖国的需要,他可以毫无保留地把所有家产捐出,着实难能可贵。正如黄炎培先生赞言:“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辛苦。”

陈嘉庚自17岁出洋经商,30多年间深受外国殖民统治者和金融垄断资本的摧残,备受因祖国贫穷落后、政府腐败无能而致使海外游子没有依靠的切身痛苦。他殷切企盼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并视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为己任,时刻不忘匹夫之责。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陈嘉庚在新加坡立即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发动侨胞筹赈抗日,援助济南受害群众。分散的华侨爱国力量被动员,前后共筹款117万余元。

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海外华侨为之振奋,陈嘉庚也深为感动,于3月6日写信给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说:“时至今日,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各尽所能,以与暴日抗。希勉励学生,激昂勇气”……言语之间,体现了海外赤子的爱国热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15日,陈嘉庚召集侨民大会,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号召华侨以输款来表示真正爱国之心。陈嘉庚当即宣布自己每月捐2000元,至抗战结束,并先交了2.4万元。当年,该会还向南京政府承担劝募公债2000万元,陈嘉庚首先认捐10万元。对此,他在11月1日给集美学校董事长陈牧村的信中说:“余认购10万元,而须告贷半数,方能足额”。“然在此国家最后之关头,弟乏力购至百万元。设有之,亦决不犹豫”。

不惜举债捐助抗战。陈嘉庚的爱国之心无与伦比。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南侨总会统一领导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成为团结千万侨胞的旗帜。

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南侨总会在动员华侨捐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侨胞们通过各种方式筹款,悉数捐于国民政府。据1939~1941年统计,南侨总会每年筹集华侨捐款8808万元。另据军政部长何应钦1939年报告,全年军费国币18亿元,华侨赈款占五分之一。

广州失守后,滇缅公路成了运输抗战物资的生命线。当时,国内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员(统称机工)缺乏,西南运输处请陈嘉庚代募经验丰富的机工回国服务。为此,他通过南侨总会,很快招聘到了3200名机工,组织奔赴战火纷飞的祖国。这些技工以其血汗乃至生命维持了滇湎公路的畅通,有效支援了抗日战场。

在陈嘉庚领导下,南侨总会得以组织领导东南亚800万侨胞同仇敌忾、一往无前,从人、财、物各方面支持祖国抗战,在现代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在民族危亡关头,除组织经济、人力等支援同内抗战外,陈嘉庚还以他的思想和精神深刻影响了国内外民众。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政府的抗战决心日见动摇。1938年10月,公开对日妥协。对此,与汗私交甚好的陈嘉庚数次去电奉劝,对其降日言行进行揭露,并将电文公诸报端。同时以参政员身份,给即将于10月28日召集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发出电报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该提案经过会议讨论后获得大多数赞成而被通过,并提炼成“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个字。此提案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国最伟大的提案”。

1942年春,日军南侵,新加坡即将沦陷。陈嘉庚被迫流亡,避居印尼爪哇玛琅,直到抗战胜利。其问,日军大肆搜捕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安全始终受到极大威胁。数次遇险,使掩护他的厦大、集美校友提心吊胆,而他却平静地对他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了也不算天寿,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一定强迫我做傀儡,我决不从!那时我即以一死谢祖国,有什么了不得?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着急。”那段时间,他随身总带着一小包剧毒氰化钾,准备着万一不幸被捕,即从容一死。

1945年,抗战胜利,陈嘉庚于10月初返回新加坡。闻此消息,群侨欢动。21日,新加坡500个社团联合举行欢迎大会,庆祝陈嘉庚平安归来。11月18日,重庆市政界、各党派和社团500多知名人士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送单条一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对陈嘉庚予以高度评价;、王若飞送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辛苦,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知(中共)必能振兴中国,自是一心仰服。矢志不移。”

1939年冬,新加坡怡和轩的早晨显得特别清冷。推开窗户,陈嘉庚北望的目光,穿过林林总总的楼房,穿越烟波浩淼的南洋,再次深情地触摸令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大陆。

“余想祖国抗战两年余,对于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相知,虽逐月输汇文捐,及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未尝派代表团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于义实有未尽”……于是,组织一个回国慰问团的构想渐渐在他的脑海中清晰起来。

1939年12月4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在《南洋商报》上刊登通告,要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关派代表参加回国慰劳团。1940年2月,回国慰劳团正式组成,成员150人。3月6日,慰劳团从新加坡乘船出发,踏上回国慰问考察之路。26日,陈嘉庚一行5人先行抵达重庆。在机场,陈嘉庚说:“我离开祖国已十了,对国内情形已不大清楚。但我们有一颗心随时随地都在惦记着祖国。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也是一颗心,一颗裸而又热诚的心。”谈到今后行程时,他说:“如果八路军的延安能去的

话,我也想去看看,了解真相,才不负侨胞委托。”在慰劳访问期间,从延安来电,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陈嘉庚决定去延安。他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中共领导下的延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1940年5月31日下午,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5000余人的热烈欢迎。

访问延安期间,陈嘉庚会见了、,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参观了女子大学和第四军校;与财政、公安、司法负责人谈话;出席了延安各界欢迎会和欢送会;参观了安塞铁工厂、印刷厂……后来,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上写道:“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莫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在延安短短几天的经历,把陈嘉庚以前所闻的关于共产党和延安的谣言污辞一扫而光。而与主席的会见,更促使他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陈嘉庚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在延安,陈嘉庚与会晤所谈,一是抗战,二是国共合作。陈嘉庚开门见山地说:“我对国共两党最大的希望,一是要坚决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同共合作,兄弟间的摩擦等打败日本再解决。”明确表示,为了抗日救国,我们从大局出发,十分重视同共两党的团结。同时也指出,对顽同派,如不经过斗争,是达不到团结抗战目的的。

离别延安时,委托陈嘉庚两件事:一是请他转告蒋委员长,中共对决无恶意,衷心希望两党一致对外,早日争取抗战胜利;二是希望陈先生把延安的事实真相告诉海外侨胞。陈嘉庚做了十分肯定的承诺。

1940年6月8日,陈嘉庚一行告别延安。怀着“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晴天”的心情,陈嘉庚决定凭良心和人格说话,决不指鹿为马,如有问延安的情况,一定据实报告。

6月24日,在重庆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陈嘉庚讲演《西北的观感》,他介绍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那里自抗战以来,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百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在控制下的陪都,一个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坦率地讲这样的老实话和公道话,使大后方的人们耳目一新。

离开重庆后,陈嘉庚继续视察,历经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进入福建,回到阔别19年的故乡集美。一路上,他到处看到当局“上下贪污,猫鼠同眠,误民蔽政,无所忌惮”的现象,尤其使他痛心、愤慨的是福建当局苛政祸闽的大量事实。他要求各地同乡“万万不可坐视不救,袖手旁观”!他断言:“必败,共产党必胜。”陈嘉庚的这一断言,在9年后的10月1日得到证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7日,陈嘉庚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与再次会面。陈嘉庚对说:“十年前答应你的两件事,我都做到了。对我产生恶感,我凭良心说话,决不指鹿为马。”

回国慰劳,是陈嘉庚“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的转折点。在重庆和延安两个不同世界的经历,促成了陈嘉庚政治上的飞跃。

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前的十余年里,陈嘉庚是坚决的“拥蒋”派。言称“蒋委员长之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之意志”,募集的抗战义捐也悉数汇交同民政府行政院。但延安之行使他了解了国共摩擦的真相,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将来必能振兴中国,了无疑义”,“自是一心仰服,矢志不移”。

抗战后期,陈嘉庚避难印尼爪哇时,完成了诸多著述,其中《南侨回忆录》一书于1946年在新加坡出版,受到南洋华侨的欢迎。这部书在帮助海外华侨正确认识共产党,认识、、等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陕甘宁边区上起了很大作用。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充分认识并无情揭露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并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等,呼吁停止支持挑起内战。反动派挑起内战后,他于1946年11月领导创刊《南侨日报》,坚持大量报道国内政局和国际形势,支援祖国人民革命,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的反动统治,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在团结广大华侨群众,特别是各帮派,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到“打倒,解放全中同”的历史发展中,起了巨大的舆论作用。其间,陈嘉庚坚持为独立、和平、民主奔走呼号,他相信并企盼着,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早日诞生。

“树立甚宏达,壮心不肯已。”

让陈嘉庚梦寐神驰的祖同天亮了。1949年6月,陈嘉庚应的邀请,回国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9月30日,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于家乡集美。从此,他投身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

游子归来,陈嘉庚深感脚踏祖国大地的安心与平和。“树立甚宏达,壮心不肯已”(董必武赠言),陈嘉庚全身充满了无限的力量。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两上东北,从西北到西南,再到华南,历时97天,行程25000里。考察途中,陈嘉庚不断地给、和有关部门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了15项建议。

在东北,陈嘉庚参观了20多个工厂,每到一处他都非常认真,深入观察很多细节,详细提问。

在一座苏联援建的风动工具厂参观时,厂长介绍后,陈嘉庚就工厂设备、技术水平以及工人工资水平、生活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询问。在参观工人食堂时,他看着黑板上的饭菜价格,默默地盘算着工人收入。他最后的印象是,工人的生活过得不错。

在西北、西南考察时,他看到黄帝陵园荒芜破损,5万多株古柏或朽或倒,甚至有民坟葬于陵山,陈嘉庚认为必须向主席反映。1955年9月10日,他写信给提出三点建议,批示:“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在华南,应陶铸省长的邀请,他专门到海南考察和指导橡胶种植。考察后他认为,这些胶园有两个技术问题尚未解决,一是密植与疏植问题,一是橡胶同的野草杂树要否除净问题。据此,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后来都得到了采纳和重视。

陈嘉庚对福建建设十分天心,提了许多建议:修建福建铁路;移山填海修筑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在厦门建棉织厂,以谋福建人民纱布自给;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华侨历史博物馆”――华侨博物院,等等。

修建铁路是福建人民梦寐以求的事。当时有句话,叫“福建手无寸钢,路无寸轨”,足以说明福建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

次会议上,陈嘉庚正式提出修建福建铁路的建议,获得通过。1952年5月,他直接上书主席:“福建乏铁路交通,如人身血脉麻痹,关系民生至重大,困苦难以言喻,尤以闽西为甚。五反后国基更巩固,万祈主席迅令开办,不但造福闽民,亦适应海外数百万闽侨之企盼。”接信后,即批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研。

陈嘉庚认定,尽早修建福建铁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为此,他每次到北京,都要去找等国家领导人谈修铁路的问题。

1955年初,鹰(潭)厦(门)铁路动工,到1956年12月建成,全长694公里。鹰厦铁路通车后,陈嘉庚撰写了《鹰厦铁路与厦门港口的重要性》一文,文中说:“回忆到1954年鹰厦铁路开办时,依藤(代远)部长计划须1958年通车,我们争取1957年通车……王震将军率领的铁道兵执行艰巨工程,发挥伟大的力量,竟于1956年完成了。”言语之间,掩不住陈嘉庚对鹰厦铁路提前通车的惊喜。

厦门岛与集美隔集厦海峡相望,交通不便。1953年2月,陈嘉庚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正式提议填海筑建厦门一集美海堤,以改变厦门交通面貌,促进厦门发展。为此,国家拨出专款1300万元。1953年6月开始施工后,广大施工人员冒着飞机的轰炸,群策群力,于1954年10月完成了2212米的集厦海堤修建任务。1955年10月,厦门人民又动工兴建了全长2820米的集美一杏林海堤。这两条海堤总长5032米,统称厦门海堤,雅称十里长堤。

值得一提的是陈嘉庚在海堤设计上的远见卓识。海堤初步设计完成后,有关部门向陈嘉庚汇报,请他指导。陈嘉庚听完汇报查看图纸后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提议将堤宽21米加宽为25米;二是在厦门一侧,铁路公路应搞立交,以适应厦门形势的发展。这个意见遭到苏联专家的反对,他们认为21米已经太宽了,坚持改为19米,至于立交,厦门军民拥有机动车不过几百辆,没有必要。由于各种原因,最后的设计方案还是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就此事,在张维兹的《厦门海堤史话》中这样写道:

今天才清楚,陈先生的意见“不幸而言中”了,造成今天要拓宽或架高一层公路桥都极为困难的局面。实际上,这条堤花了940万元,如果采纳陈先生的意见,只要再多开支25万元,中央拔的专项款已经足够了。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常以未听陈先生的话,以致国家造成损失而感到内疚。

创办华侨博物院,是陈嘉庚的又一重要贡献。坐落于厦门港峰巢山麓的华侨博物院,被著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英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华侨历史博物院”。

关于兴建博物院的构想,陈嘉庚在他1956年9月撰写的《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中得到完整阐述。他认为,华侨博物院的功能一是供人参观,以利于社会教育;二是为厦大及其他学校与学术机构的教学科研服务;三是为回国观光的华侨服务;四是推动华侨创办的文教事业的发展。

在征得厦门市政府批准后,陈嘉庚着手华侨博物院的建设。1956年,他自捐10万元,另向围内外华侨界筹募27万余元,作为首期工程和装修费用。当时负责施工的陈永定回忆:“建设中,有一次陈嘉庚到工地。他站在楼前反复观看后说,大门前的石阶应为半月形,石阶是大众参观博物院的必经之地,要雅致美观,且每阶须宽一尺二寸,这样较好上下。”

1959年5月14日,华侨博物院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这座气势雄伟、集中西建筑风格为一体的建筑,成为陈嘉庚引以自豪的杰作。1995和1996年,华侨博物院先后被确定为福建省和厦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确定为第二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中国侨联将其确定为中国侨联爱同主义教育基地。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但陈嘉庚这个名字却在时光的流逝中,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忘怀。当我们漫步在厦门海堤,当我们留恋在华侨博物院,当我们走进风景秀丽的厦大校园,当我们念及陈嘉庚一生所做的点点滴滴,一个激励所有华夏儿女奋斗不息的词汇便萦绕在我们的心里,它就是――爱国。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一帜独树,他是所有炎黄子孙的榜样!

陈嘉庚办学范文2

集美区,位于厦门岛的西北,面积227平方千米,人口12万,是着名的侨乡和旅游风景区。现在我们进入集美学村,集美,俗名“尽尾”,即大陆尽处;又名“浔尾”,即浔江之尾。明末集美进士陈文瑞嫌“浔尾”不雅,改称“集美”,寓集天下之美,但未通行。至陈嘉庚先生1894年创办惕斋学塾,1913年办集美小学,1917年办女子小学,1918年办师范和中学,1919年办幼稚园,1920年办水产科和商科,1921年办女师以后,于1921年2月将这些学校定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总校名。因军阀混战,给学校带来严重滋扰,经陈嘉庚先生和校长向南北军政府呼吁保证学校的安全和宁静,要求规定为“永久和平学村”。得到南北双方承诺。1923年10月由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学校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并电令闽粤省长及统兵长官“特别保护”,“集美学村”才由此得名。陈嘉庚倾资兴学举世无双,他为保证学校费用,把国外所有不动产7000亩橡胶园和店屋货栈以及50万平方英尺的地皮,均出售作为集美学校的基金,他在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上慷慨陈词:“民心不死,国脉尚存,四万万人民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之目的之一日。”1993年10月,农业部、交通部、福建省、厦门市共同筹办集美大学,以厦门水产学院、集美航海学院、福建体育学院、集美财政专科学校、集美师专为基础,同时成立工商管理学院。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来到鳌园参观。鳌园是陈嘉庚先生年回乡定居后花10年时间亲自督建而成的,耗资65万元,占地近9000平方米。鳌园原为海边的一个小岛,形如蛰伏的大鳌,护卫着集美。1951年,陈嘉庚“不侵民田,辟置公园”,“于中立碑,纪念解放,名曰鳌园”。国中建筑和雕刻均体现陈先生寓教于游、寓教于乐的思想,包容中外古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工农业生产、科技文化等,无所不有,博大精深,是个博物大观。也是新评的厦门二十名景之一,取名“鳌园春晖”。鳌园分为三部分,即门廊、解放纪念碑、陵墓。走进园门,就是50米的长廊,长廊两侧厢壁上镶嵌着58幅历史故事人物内容的青石镂雕,这是鳌园653幅石雕的精华部分。左边主要是24幅诸葛亮马前课,据陈嘉庚先生的解释,这是诸葛亮早就对清代政府、民国成立、抗日战争以及毛泽东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预卜,他相信这不是迷信而是先知,表达了他对共产党、毛泽东的信赖和热爱。这些围墙上的浮雕共有291幅,初建时是用水泥塑制的,几十年风雨侵蚀,损坏严重,1991年春,集美学校委员会筹款百余万元,以原水泥雕内容为参考,由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艺术系的教师绘图,惠安艺人精心雕琢,全部更换为青石雕,其中有浮雕229块、沉雕42块、影雕20块。影雕是石雕艺术的新发明,使世界叹服。法国等国家专门请惠安影雕师前去表演,倾倒了欧洲许多艺术家。

各位团友,集美解放纪念碑是鳌园的主体建筑,是陈嘉庚先生亲自精心设计的。纪念碑高28米,象征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奋斗,终于取得胜利;正面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集美解放纪念碑”,毛主席为一个镇题写解放纪念碑是仅有的一次;碑的背面是陈嘉庚先生撰写并手书的碑文。纪念碑台基的底层为13级,象征陈嘉庚事业顺利发展的鼎盛年月;第二层为10级,寓他的事业遇到困难,企业收盘的年月;再上面是8级和3级,象征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碑座还刻满了反映新中国建立的石雕。

纪念碑前有一高7米,宽30米的屏壁,正中刻着“博物观”三字,左右各12块浮雕,内容大多为公共卫生、体育运动;中间是地图,特别突出了台湾省地图,反映了闽台密切关系和陈先生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其下为托儿所到大学的类型和行为规范图。

转过屏壁就是陈嘉庚先生的陵墓了。墓坐子向午,呈寿龟形,墓盖为13块六角形青斗石镶成,墓碑上刻有陈先生生卒年月和担任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等职务。墓圹为“凤”字壳,周边用15块青斗石浮雕介绍陈先生前半生的主要经历。墓圹四周的石雕,记录着他倾资兴学,赤诚报国的光辉一生,可以说是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事迹展览。陈嘉庚先生于1961年8月12日病逝北京,享年88岁。他身后备极哀荣,北京举行了公祭,并由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领头执绋,覆盖国旗的灵柩,沿途各省市迎送,在集美举行了国葬,最后安葬在鳌园。1988年,国务院将陈嘉庚陵墓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前有一拜亭,每逢清明节、集美学校校庆日,厦门各界和集美学校师生均要到此祭奠,表示深切怀念。

陈嘉庚办学范文3

关键词:嘉庚精神;美学;崇高

中图分类号:N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4-016-02

在中国的华侨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千百万华侨的心里,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怀恋.这名字贯穿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岁月,它和“倾资兴学”连在一起,和“爱国爱乡”连在一起,和“诚毅”,“坚持正义”、“明辨是非”、“民族气节”连在一起,这便是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现在我们换一个侧面来研究陈嘉庚,用美学的尺度来衡量这些串在一起的动人事迹,用美的崇高形态探寻嘉庚之非常风范。

美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自由创造的感性显现;是人类理想智慧和才能的形象化的表现;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人的本质力量是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人类通过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劳动,社会斗争,科学实验等)在人类的实践对象(自然和社会),人类创造的产品(物质和精神的)上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人类在实践中,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自己的智慧和勇敢,看到自己创造的才能和成果,就会由衷地感到满足和自豪,产生喜悦和愉悦的情感。这样的实践对象和劳动产品,就具有了审美价值,成为美的事物和审美对象。

嘉庚先生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在他创办的众多企业中体现了他的勇敢、智慧与才能。1904年他集资7000元(呖币)创设菠萝罐头厂,在短短的3个月中获利近4万元,给他莫大的鼓舞,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马来西亚,这位具有远大眼光的年轻实业家认为大有可为,他购买2000元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000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同时,陈嘉庚看出工业生产的重要性,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各大埠立分销店100多处,直接商遍及五大洲。我国20年代到30 年代的学生和市民很多都穿过钟标的陈嘉庚鞋。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厂房达30多处。他有计划有组织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培养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著名的大实业家李光前,陈六使等都出自他门下),造就了侨居地经济的接班人。

美学中的崇高是一种偏重于动态的阳刚之美,它的体现的形式特征是雄伟、庄严、豪迈、悲壮、粗犷、激越、刚健、坚硬等。崇高是在实践主体提出了理解,征服和掌握现实客体的历史要求,并且已经或必将趋于实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以现实客体压倒实践主体,代表现实存在的真压倒代表进步要求的善为其外表特征;而其实质则在于受到压抑的实践主体充分激发人的本质力量,转而征服,掌握客体,亦即转化为善压倒真。因此崇高不是主客体和谐统一的静态美,而是双方在对立,冲突之中趋向统一的动态美。在这里,人的本质力量呈现为实践主体与现实客体趋向统一的过程。

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是人们改造现实的斗争过程。那些体现着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过程。那些体现着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要求的进步力量及其代表人物,正是社会崇高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崇高是先进阶级的,正义事业的不可战胜的威力和本性的显现。社会崇高具有明确的伦理本质,实际上它的内容就是至善。无意中作了好事的人虽然也可能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只有那些自觉地为人类大多数的利益赴汤蹈火,英勇献身的英雄,才会唤起社会的普遍敬仰。英勇、豪迈、伟大,英雄主义,可以看成是社会崇高的同义词。而这一切,都需要在尖锐激烈地斗争中才能展现出来。只有在暴力地状态中,在斗争中,人们才能保持自己地道德本性地最高意识,而最高度的道德总有痛苦伴随着。正是由于斗争的极端艰苦和复杂,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英雄才往往会暂时遭受挫折而暂时失败。但是在斗争的曲折进程中,却足以展现出实践主体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力和终将胜利的必然性,先进力量的崇高精神会在反动势力的压抑下倍放光彩。

陈嘉庚先生在办学过程中体现了它的光辉的美的崇高性。他的办学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很多困难。他的办学实践说明了他不愧是一位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教育事业家。

在开始办学的时候,如寻觅地方建设校舍,延聘校长、教师等等,遇到不少困难,嘉庚先生躬操力作,多方设法加以克服。

学校初具规模后,正碰上1929年至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风暴,陈嘉庚先生的企业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维持厦大和集美学校的经费日见困难,1930年一些亲友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他坚持不肯。对亲友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1932年,当他的企业陷于极度困难时,外国某垄断集团要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而加以“照顾”,提出以停止维持厦集两校为条件,他断然拒绝,“宁使企业收盘,绝部停办学校。”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他毅然卖掉三幢大厦以维持厦大办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集美校舍遭日寇飞机大炮轰炸射击,毁塌大半,而南洋汇款又极度困难。1942年嘉庚先生逃难印尼,侨汇断绝,但仍没有使学校停办。一方面,先生在逃难前通过各种办法汇入办学经费;另一方面各学校分别迁到安溪、南安、大田等地后,尽量节省开支。抗战期间教师更难聘请,为了能聘到好教师,保证教学质量,学校仍然做到实际工资不低于公办学校,以保障教师的基本生活费用。教师们在嘉庚精神的感召下,为了帮助学校克服困难,自愿降低工资。终于度过了8年抗战的难关。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集美。这时的校舍满目疮痍,破烂不堪,先生又为筹款修复校舍煞费苦心。1949年解放前夕,军队进驻集美学校,校舍、教学设备被破坏被迫延期开学。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学校一直没有停办,终于坚持到解放。

陈嘉庚先生克服一切困难,坚毅顽强的办学精神,在社会上,在广大华侨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华侨兴办教育事业蔚然成风,不少华侨在他们各自的家乡创办了许多学校。这是先生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美的崇高性及美的感染性产生作用的结果。

嘉庚精神的崇高感表现在抗日救国活动中。从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发动抵制日货起,就在华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1938年成立的南侨总会是代表当时全南洋800万华侨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名义上称为“筹赈祖国难民”,实则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他领导南侨总会募集巨款援助祖国抗战。以1939年而言,抗战军费为国币18亿元,华侨汇回祖国之款11亿元中捐款约占10%。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是华侨支援抗战的另一大事。南侨总会六号通告发出后,报名回国者达3200余人。出现了极为动人的父送子,妻送夫的场面,对于支援前线起了显著作用。先生在南侨总会成立不久,向重庆的对敌妥协派打了最响亮的一枪,这便是他坚持正义从而震动中外的反对对日主和的提案。1960年3月,嘉庚先生亲自率领南侨总会所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祖国,这是他一生的大转折,思想认识出现了飞跃的变化。他尊重事实,明辨是非,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醒悟过来,分清谁是谁非,从而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日军1941年12月8日在马来西亚登陆,同时轰炸新加坡。1942年2月2日,由于估计必不容立足,祖国归不得。嘉庚先生在四位华侨的陪同下,匿居于爪哇,敌军到处搜捕华侨领袖,几次出现敌人闯入住宅,老人家镇定自若临危不惧,校友应付自如,有勇有谋,终于化险为夷。老人家看到黄丹季等常常忧心如焚,如坐针毡时,就泰然地对他们说:“你们绝不可如此。人生自古谁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迫我做傀儡,替他们说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他搞到一小包“氰化钾”藏在怀里,随时准备以身殉国。他崇高地民族气节足以为后人矜式。

嘉庚精神之美学崇高集中表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陈嘉庚的教育思想,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打上中华民族的烙印。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政府腐败,国弱民贫,教育颓废,不可言状”;“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继,迫在眉睫”。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他抱着“有进尺无退寸”的破釜沉舟之志,倾其所有,展开了长达50年之久的,及其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

陈嘉庚先生经过1919年的风暴之后,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在发展实业教育的事务中阐明他的教育思想:“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生计日绌”,“无实业则教育从何来,无教育实业人才从何出”,因此“必先兴教育,而后实业有可措手”。1920年,他在一封信中进一步阐述:“世治日昌,端赖学术。非多专精人士,无以追跌足而挽狂澜。”任陈嘉庚先生秘书的潘国梁先生,在一首诗中盛赞陈先生的远见卓识:“还念国始基,无材国且弱。人必尽其材,胥赖师之作。临渊教渔,食野当教牧。养蚕则教桑,买牛则教谷。……美哉集美乡, MM多朴。尽瘁于树人,自古见公独。“陈嘉庚办教育,一贯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与胞弟陈敬贤共同制定集美学校校训“诚毅”。诚以待人,毅以处事。前者要求师生对中华民族忠诚不贰,诚心诚意;后者要求师生对爱国事业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诚毅”是办学的指导,更是育人的方针。它要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要造就具有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的人。“诚毅”二字浓缩了全面发展人才所必备的条件,它是陈嘉庚教育思想的核心。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诚毅”精神,不仅仅是他投入多少资金,开办了多少学校的问题,而是通过兴办学办教育学习、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既提高了全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又培养造就了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从而振兴祖国的科研技术,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由此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在这深远的影响中体现了嘉庚精神无限的紧张,体现崇高的美学价值。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嘉庚精神的美学中的崇高是与人类的审美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上面我们概述了嘉庚在实业中兴,支持抗战,倾资办学,教育思想中的表现出来的形式宏伟,数量巨大、力量万钧的巨大的深远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崇高的形式虽是“巨大”不等于凡是数量或力量上的巨大都是崇高,只有像陈嘉庚先生那样把客观现实中某种事物的美与善的丰富而充实的内容以其巨大而有利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才是美学中表现形式的崇高。

作者简介:黄美吉:1986年在厦门大学学习易中天老师讲授的《审美心理学》,毕业后一直在集美轻工业学校任美育教师。曾任厦门市杏林区第五届人大代表,杏林区业余艺术团副团长。现任厦门商报乐团客座指挥。曾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其中《服装与审美》、《用美的表现形态透析人的性格》等均为CN级刊物发表的文章。

参考文献:

[1]美学基本原理.柳树成,夏之放,楼昔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美学纲要.克罗齐著.外国文学出版社 [3]美学.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

[4]美学论要.花岗著.人民出版社

[5]美学原理新编.杨辛、甘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6]华侨领袖陈嘉庚.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7]回忆陈嘉庚文选.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8]科教兴国的先行者.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9]民主堡垒 革命摇篮.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嘉庚办学范文4

一、生平介绍

陈嘉庚(1874—1961),又名甲庚,字科次,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1874年 10月 21日),陈嘉庚出生于福建同安县仁德里集美村。9岁人读南轩私塾,17岁赴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米店。1925年,他已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著名的大企业家、百万富翁。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1914年3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五老峰下正式开学,设师范部(文、理两科)和商学部。1947年3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

二、教育思想

(1)素质教育思想。陈嘉庚提出的教育方针及素质教育思想,与我们党提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不谋而合。陈嘉庚倾资兴学,在国内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在南洋也创办或资助许多华文学校,是中外闻名的教育事业家。1920年5月,他在集美学校第二届运动会上指出:“有一部分同学,锐意攻书,而对课外运动不甚注意,是未悉三育并重之宗旨也。”历任校长都努力贯彻“三育并重”方针,叶渊校长在一次发奖会上说:“吾校注意德智体三育,故对学生学习、操行、运动优胜者有给奖之举。”陈嘉庚在《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一文中又指出:“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意,与正课相辅并行。”办学伊始,陈嘉庚就明确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和各方面素质教育的要求:确定学校应以提高学生德育智体及其他方面素质为己任。

(2)提倡科学和制定学以致用的教学方针。陈嘉庚说:“何为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他回国参政议政,在给政协代表大会的七项提案中,第一项就是“在全国各中学普设科学馆案。理由:科学建设为建国首要之图……欲培养科学人才,实应自中学始。”他还说:“文明重科学,科学重理化与实验。”又说:“各项科学之重要试验场,成立较久尚付缺如,不特学生不能实受科学上之精神,即教师自身,亦历久而失其固有之学问。盖学问与时俱进,研究无穷,进步亦无限。教师尚且如是,况学生乎!”意在激励师生不要只讲授、学习课本知识,要重视运用科学馆和图书馆,与时俱进地研究学问,不断改革创新,方能进步无限。

(3)美的素质教育。陈嘉庚关于美的素质教育,内容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追求心灵与人格的内在美。他常以良心和人格自喻、自称:“关于社会风化,立身人格;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国爱乡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不能达其万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其二:追求和营造环境美。集美环境之美,实在令人向往。集美背山面海,后有三山,前有三岛。中各楼舍及道路,佳木成荫,盛夏不暑,虽未若庐山之凉爽,或不亚于北戴河之清幽,而海洋空气则为斯二地所无,风景美丽,盖余事耳。再说人造美,南薰楼直插云天,主楼高层似机翼伸向两侧,巍峨壮丽;道南楼气势雄伟,其外墙用不同颜色的花岗岩镶嵌其间,五彩缤纷,屋顶飞檐翘脊,使用琉璃瓦,有如古代宫殿,具有浓烈的民族风格。前有龙舟池及碧波大海,左有大小游泳池及鳌园名胜,平坦的石板路游人络绎不绝,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是陈嘉庚请能工巧匠苦心营造出来的,美不胜收,对陶冶学生美的情操创造了良好条件。

其三:重视对学生美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陈嘉庚向人介绍说:“集美学校之设备,固难遽称为完善,然视国内其他著名中等学校尚无逊色,有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室……”陈嘉庚还高薪聘请著名美术家和音乐家来校任教。在校执教的美术家有张书旂、张振铎、李硕卿、郭应麟、黄羲、朱成淦、王仲谋等,著名音乐教师则有蔡继琨、曾雨音、江吼、汪英三等。在名师指导下,后来成名的画家就有谢投八、周碧初、胡一川、杨夏林、黄永玉等。

陈嘉庚办学范文5

所有华侨中。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美名远扬的华侨??陈嘉庚。为了详细了解陈嘉庚这个华侨,我深一步到网上寻查他的事迹。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阴脓九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父长陈杞柏(字如松)是新加坡商人。后陈嘉庚奉父函召,第一次出洋新加坡~~~~~~1904年,三十一岁时在此后三年间创业额有成就,莫定一定经济基础。1912年,携眷回国。筹办集美学校。1913年,集美学校正式开学。发起筹办新加坡南洋华侨大学。1919年,新加坡南洋华侨大学正式开学~~~~~~此后,陈嘉庚资助其他学校,受助学校足有三十多所。1961年,八十八的陈嘉庚,在8月12日零时15分在北京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

从而,我感受到了华侨只身在它“乡”心系祖国的情怀,对祖国的深厚的爱意,对家乡牢不可破的眷念;感受到华侨破不急待回“家”的感觉;知道了华侨不是“抛弃”祖国,他的心永存祖国,也是祖国的骄傲!

陈嘉庚办学范文6

1994年10月,集美学村原集美航海学院、厦门水产学院、福建体育学院、集美财经高等专科学校、集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等五所院校合并组建成集美大学。因此,集美大学的建校历史可追溯到陈嘉庚先生1918年创办的集美学校师范部,迄今已有九十年的办学历史。

继承优良办学传统 打造本科教育强校

集美大学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良的办学传统。学校早期在陈嘉庚先生的倾资兴办下,教学设备完善、师资力量雄厚、名家名师云集、师生思想活跃、学术气氛浓厚、课外活动多姿多彩、体育运动成绩突出,充满了活力。曾被二十年代初的《社会与教育》杂志称赞为“世界上最优秀、最富活力的学校”。集美航海享有“航海家摇篮”的美誉,集美财经素有“福建财经人才的摇篮”之称,集美师范还是我国最早创办的私立师范教育之一。著名专家学者鲁迅、马寅初、蔡元培、黄炎培、林语堂和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罗博士等都曾来校讲学,传授新文化、新科学。

陈嘉庚先生早期创办的集美学校师范部、水产航海科、商科以及集美农林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在发展陈嘉庚先生教育事业的同时,继承陈嘉庚先生优良办学传统,结合时代要求,努力打造本科教育强校。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合并办学后,学校办学条件日臻完善、办学质量稳步提高、办学层次逐步提升、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实力明显增强。占地1900多亩、建筑面积102.9万平方米的校园座落在著名的集美学村,校区与城区交相辉映,构成“城在校中,校在城中”的格局。

学校现有航海学院等20个学院,19个硕士学位授予点,2个硕士专业学位点,59个本科专业,专业覆盖工学、农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理学、文学和法学等八个学科门类,形成了航海、水产两个优势学科。航海教育是我国培养高级航海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全国和东南亚都具有较大的影响,是国内高水平航海院校之一;水产学科是福建省水平较高的学科之一,在国内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影响;轮机工程和水产养殖学是省级重点学科,轮机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两个专业为省级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特色专业点,轮机工程专业还是全国本科教育特色专业点。

学校具有一支结构合理、整体素质高、师德师风好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1500多人,其中具有正高职称150多人、副高职称450多人,具有博士学位190多人、硕士学位740多人。学校全日制在校生3万多人(含独立学院1万多人);总资产18亿元,教学科研设备总值2.6亿元;图书馆藏书211.97万册,中外文数据库43个;建成了以万兆以太网为主干的计算机校园网。2000年以来,共立项教学改革项目540多项,获得部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7项、省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验区1个;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个;校级精品课程立项110门,省级精品课程18门,省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16门。

弘扬嘉庚精神 办好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作为一所合并组建的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这一跨世纪工程的成果。组建集美大学既是学校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成功尝试,又是各级政府部门为弘扬嘉庚精神,实现陈嘉庚先生夙愿的重要举措。学校的改革发展工作一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同志亲自为学校题写校名并题词:“弘扬嘉庚爱国精神,振兴中华教育事业”,同志为集美大学题词:“弘扬嘉庚精神,办好集美大学”。李岚清同志不仅对学校的合并改革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而且亲自为学校揭牌,亲临学校视察、指导。2006年7月,陈至立同志来校视察,对学校所取得的办学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她说,集美大学合并后,在短短几年里,办学上了一个新台阶,校园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说明学校的合并工作非常成功,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2007年8月,教育部部长周济视察学校后说:“集美大学这几年发展得很好!”

“弘扬嘉庚精神,办好集美大学”不仅是各级领导和部门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校友的殷切期望,更是集美大学全体师生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以嘉庚精神为办好学校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动力,将嘉庚精神始终贯穿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全过程,将嘉庚精神始终贯穿于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学校秉承陈嘉庚先生亲自制定的“诚毅”校训,把实事求是、言信行果的为人之道和刚强果决、百折不挠的处事毅力作为治学育人的准则。几十年来,“诚毅”既是集美大学广大师生道德修养的准绳,也是海内外数十万名集美校友为人处事的行为指南,而且已经成为集美大学良好校风的重要标志。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弘扬嘉庚精神,培养具有‘诚毅’品格的优秀人才”的鲜明办学特色。

嘉庚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1996年,交通部、农业部、福建省和厦门市的领导,以及广大校友、社会各界人士以“弘扬嘉庚精神,办好集美大学”为宗旨,成立了集美大学校董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曾经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至今仍然担任着校董会顾问。校董们深受嘉庚精神鼓舞,以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为榜样,为集美大学对外开展合作与交流牵线搭桥,为资助学校发展慷慨解囊。校董会成立以来捐助学校办学经费超过2亿元。校董、校友对学校的无私支持,不仅给广大师生以极大的鼓舞,并且成为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题材。

为国乐育英才 桃李遍布天下

近九十年来,学校共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各类专门人才二十多万人。一批批航海学子胸怀全球、劈波斩浪,一批批水产学子耕海牧渔、服务基层,一批批体育学子驰骋赛场、扬威体坛,一批批财经学子搏击商海、为国聚财,一批批师范学子争辉杏坛、为国育才。集大人不仅遍布世界各地,而且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

在集大校友中,有一批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有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烈士,如时任厦门市总工会委员长的罗扬才、副委员长杨世宁,两度担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的刘端生,马来西亚归国侨生陈仕烈,农民运动的先驱张大宣;有大革命时期八闽大地多次武装暴动的发动者,如朱积垒、卢肇西、吴敦仁、郭滴人、卢其中等;有闽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的创建人吴仰文;有厦门第一个共青团支部书记、革命先驱李觉民;有参加南昌起义的英勇战士江德贤;有在革命战争时期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人,如江西省委书记邱泮林,抗战时期曾经担任同志秘书的陈乃昌等;有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投笔从戎,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有为青年,如延安陕北公学教务长林仲、著名作家马宁、黄薇、鲁黎。有一批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功臣:如接受地下党派遣秘密策动了香港招商局起义,并成为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先驱的刘松志、刘双恩、刘辛南、许新识、白力行等,曾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林祖乙,香港远洋公司总裁叶广威,中远副总裁陈学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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