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大全范文1
一
潘是仁是新安人。《千顷堂书目》著录有其《宋元名家诗选》百卷，万历四十三年(1615)增刊，更名《宋元四十三家集》；天启二年(1622)重修，又增为《宋元六十一家集》。实则是典型的明人伪书。
首先，它伪题书名，以充秘本。《宋元六十一家集》所收的35种元人诗集，其中半数以上是从无其书。其次，居然整卷编进了别人的作品。说到潘氏《宋元六十一家集》，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顾嗣立以及四库馆臣虽一再引称本集，但《元诗选》竟没从其中取材，《四库全书》则连“存目”也未列入其名。认识有元一代之诗，顾嗣立《元诗选》问世，情况才得到根本改观。
顾嗣立康熙三十二年(1693)，辑成《元诗选》(又名《元百家诗选》)初集。康熙四十一年、五十九年又刊行了《元诗选》二集、三集。全书共选录330位元代诗人之作，立意欲传一代之诗。
就文献学而言，《元诗选》更不容忽视。从它成书到乾隆时编《四库全书》，其间仅隔几十年，不少顾氏得见的元人诗集竟再无传本。因此，《元诗选》自从问世，就成为元诗无可替代的权威选本。
但《元诗选》的编刊显然也受到资料、条件等限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元诗选》选录的各家诗集绝不都是“并从全稿录入”的。它真正的问题仍在于底本。
贯云石原有《酸斋集》行世，但其集久佚。《元诗选》二集《酸斋集》录诗27首，25首能查到原始出处，仅《当涂郡有脱靴亭以谪仙采石得名乃绘之图而赞以诗》、《山谷守当涂方九日而被谤谪宜州遂作返棹图而系之诗》2首一时不明所据。我们注意到，元代流传有名画《脱靴图》、《返棹图》。“当涂”“山谷”二诗，正是牟子才为其《脱靴》《返棹》二图作的两则赞语。原来顾嗣立割取双行夹注作为两则离奇古怪的诗题，于是宋人牟子才的“赞”就进入了《元诗选》二集《酸斋集》。无疑此《酸斋集》并非有原集孤本可据，而是顾嗣立自辑成。《元诗选》的症结，仍然是元人诗集原本的佚与存的问题。
二
元代已至近古，或以为诗集应较单纯，只是版本学的考究：善与不善，全与不全的问题。实际上元代诗集情况亦颇复杂。我们的研究可以证明，在没有就元人诗集作精确的文献学考索前，谈不上全面评价元诗。
进而，我们准备分析研究两部佚存情况错综复杂的元诗别集。
元代诗僧释英字实存，有《白云集》三卷传世。但是笔者在披阅元明诗文集过程，却发现《白云集》与明初人张羽《静居集》有着相当奇特的联系。
张羽生于元统元年(1333)；释英享年87岁，当卒于后至元六年(1340)之前，两人完全不可能成为诗友。张羽诗集有两个系统，一是《静居集》六卷，一是《静庵集》四卷。一般均认定，六卷本为原编全本，四卷本是删并六卷本而成，而我们比勘的结果竟是，《静居集》存诗725首，95首重见于释英《白云集》；而《白云集》存诗101首，除最初3首及接近结尾的3首，几乎整集与《静居集》共有!当然，真正的问题是，这共有的诗究竟属于谁?
据我们研究， 《白云集》是真本，而《静居集》亦是一部伪书。首先，这95首两集重见诗所涉及者，除少数无考，都是宋元间人。《静居集》相当常见的与高启、杨基等的酬和，都不在重见诗中。那首《径山夜坐闻钟》都重见于《静居集》卷四，而在径山闻钟，感悟皈依释门，本是释英生平的重要事件。
相当古怪的是，有不少并非两集重出、仅见于《静居集》的诗，实际应原属《白云集》。这类例子还可举出不少。《静居集》编入的释英诗绝不止与今本《白云集》重见的95首。进而可以认为，编刊伪书《静居集》所据的《白云集》，版本却远比今本《白云集》好，是内容完备的善本。今本《白云集》均收诗101首，而收诗150首的原本《白云集》，却隐藏在《静居集》中。《静居集》对张羽来说是伪书，对释英《白云集》来说却是优于今本的善本。这是元诗文献学研究奇特的一例。
就张羽诗而言，保存402首诗的《静庵集》四卷反而是可信的原本，论及张羽，只能依据《静庵集》，上述重见诗均不见于《静庵集》。至于《静居集》，我以为其刊刻者张习就是作伪者。既然将《静庵集》与《白云集》拼合成《静居集》是张习完成的，张习“明初四家集”全有认真校勘的必要。
元诗佚存研究的下一实例，是西域诗人萨都刺的《雁门集》。
萨都刺诗集是流传较广、成就较高、版本较复杂的一种元人别集。一般认为，14卷本已括尽传世萨诗。然而日本1905年刊出《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存诗142首，据认为，其中92首是14卷本集外佚诗。
日本逸诗明显特点是，14卷本集外佚诗三分之二以上是咏物诗。
元人文献中，确有萨都刺写过咏物诗(或称“巧题”）的记载。应该指出，萨都刺是元诗热点，也是元诗难点。除生平诸疑问，萨诗混入他人诗集，他人诗混入萨集，都较常见，往往也颇难取舍。
谢宗可确有其《咏物诗》传世。应作于1315—1350年间。《永和本萨天锡逸诗》绝大多数又见于谢宗可《咏物诗》，区别只是异文的多少。
在元诗别集、总集中，常见以咏物为题的诗篇，而且多是七律。完全被忽略的是，以咏物诗成气候的，除谢宗可，还有何孟舒。两者都是名位不显，生平无考，而后者连集子都早已湮没无存，所作仅靠《诗渊》流传至今。署“本何孟舒”的百余首诗，绝大部分是七言咏物诗。此何孟舒引起我们特殊注意的却是，他的“咏物诗”，与谢宗可《咏物诗》、亦即萨都刺“逸诗”的咏物诗完全是一回事。
目前的结论是：元代诗坛确实流传着以咏物以题的100首(后扩为数百首)七言律诗，流传过程署名不一。它们不是萨都刺所作。由于谢、何全无时名，当然不可能是诗坛名流萨都刺写了再托名(借名)于他们，只可能是相反。这批咏物诗当是元明间人何孟舒作于元统、至正间。然而在《雁门集》14卷本之外，萨都刺有没有佚诗呢？答案是肯定的。转贴于
三
《四库全书》编者对元人别集的搜集、整理、辑佚相当著力，收入的善本甚至孤本，就全书比例而言，也是较高的。但从文献学角度审视，仍存在明显问题。判断的失误直接影响到从《永乐大典》辑佚书时的取舍，不该辑的辑了。该辑反而未辑，可以郭昂《野斋诗集》为证。
郭昂字彦高，号野斋，林州(河南林县)人。有《野斋诗集》，但历来未见传本，仅姚燧《牧庵集》卷三有《郭野斋诗集序》。据姚序，集为郭昂嗣子、杭州路镇守万户郭震辑刊，存诗600首。作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
由于《野斋集》原本流传不广，亡佚过早，元诗史难为郭昂设一席之地。而今天重新认识郭昂，只有借助重辑出《野斋诗集》才能作到。郭昂佚诗大量保存在《永乐大典》残帙和《诗渊》等书之中，由于《诗渊》的存在，可以部分挽救因四库馆臣走眼，未能在《大典》完整辑出《野斋诗集》带来的遗憾。《诗渊索引》列出郭昂诗260多首，还有一些漏编的。再加《大典》、《元风雅》等书所收，今存郭昂诗在400首左右，大致相当于原本的三分之二，存诗足成一家。
释宗衍《碧山堂集》，是另一个原佚实存的例子。
《元诗选》二集有《碧山堂集》，选诗44首。但修《四库全书》时，原本《碧山堂集》已不存。
在披阅《诗渊》时，我们注意到，其中大量收入了署名为“本释道原”的诗。与《元诗选》二集《碧山堂集》所选宗衍诗作了比勘，可以断言， 《诗渊》的“本释道原”，就是元诗人宗衍，《诗渊索引》录出道原诗近130首，还有少量漏注的，再加《元诗选》中不重复的，共存诗170首左右，基本可以恢复成《碧山堂集》三卷。
本节最后，拟讨论诗人顾逢诗集的佚存。
顾逢字君际，号梅山。吴郡(江苏苏州)人。《癸集》云“有诗集十卷，传日本僧”，但未见著录，也无传本，亦不知集名。《宋诗纪事》、《元诗选癸集》等总集存其诗仅数首。而《诗渊》却录存顾逢诗250首以上，而且还录有一组宋元之间人赠顾逢诗，可以肯定，上述赠诗正是顾逢原集的附录，而《诗渊》中的顾逢诗正是据其集分类抄入的。《诗渊》整卷抄入顾逢诗，而《大典》却不见其名。但《大典》中较多地录入了署为“顾世名梅山集”的诗，并归于元诗。与《诗渊》所收顾逢诗重合。所以可以肯定，顾逢又叫顾世名，那“传日本僧”的十卷诗集，名叫《梅山集》。《梅山集》原本虽早已亡佚，但据《诗渊》、《大典》及总集等，尚可辑出佚诗约300首。
四
西域文学家是元代文坛相当活跃的群体，上文涉及了贯云石和萨都刺，这里拟考索两位诗史无名的西域诗人及其诗作佚存。
元史名臣廉希宪是北庭(新疆吉木萨尔)维吾尔人，世祖朝曾任丞相，被称为“廉孟子”。然从未见其有能诗名。但《全金元词》却据《永乐大典》收入廉希宪词[水调歌头]《读书岩》，可以确证《大典》所引有关读书岩的诗词都是廉悖所作，《廉文靖公集》是廉悖集。廉悖是廉希宪幼子。
仅据《大典》残帙所录《廉文靖公集》，尚不足以谈廉惇之诗。北庭廉氏能诗不见于载籍，仅《诗渊》有“元廉公达”或“廉公心迈”诗，而且达二三百首。“廉公达”应是廉恒。但《永乐大典》《诗渊》两书所引“廉惇文靖公集”“廉公达诗”是同一人所作。经比勘足以证实，此“廉公达”、“廉公心迈”，即是廉惇公迈。
与廉惇相比，鲁山研究难度要大得多。今存《永乐大典》残帙有“元释鲁山集”或’鲁山诗集”。但此集从未见著录，连鲁山到底是谁，也疑秘难明。《诗渊》在“元鲁山”、“元鲁山文”等名下录有数十首诗。可是，鲁山其人其事却颇难稽考。
贯云石《观日行》诗序有：“丁巳春三月，余之所谓宝陀山。颠有石曰盘陀，往观之。初疑其大不可量。既归宿作诗，时方夜半。僧鲁山同赋。”《大典》与《诗渊》的释鲁山，无疑就是贯云石诗中的鲁山。吴师道《礼部集》卷八诗题有“至大庚戌，黄君晋卿客杭，与邓善之翰林、黄松瀑尊师、儒鲁山上人会集赋诗”之语，这样，我们终于弄明白，释鲁山以“儒”为姓氏。马臻《霞外诗集》卷六亦有《松鹤吟寄儒鲁山》。儒是记音，故又作“岳”或“月”。据元释大訢《蒲室集》卷十五《鲁山铭》序，岳鲁山是高昌人。后至元五年(1339)掌平江善农提举司，虽身为“贵胄”(色目世臣之后)，而“诗礼如素习”，“其称鲁山为宜”。至此，不仅辑得鲁山佚诗数十首，还勾勒出任何一种元诗总集从未涉及、谈元诗者从未措意过的诗人鲁山的身世出处。
而诗人释道惠及其《庐山外集》同样为元诗选家完全忽略。
《庐山外集》四卷，国内仅有一部孤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元诗选》及《四库全书》时均未及见。但今存刻本两卷的是元刊，抄配的两卷当补于清末。有线索表明，抄配所据的元刊原本已远藏于日本。目前我们尚未找到作者的生平资料。据集序及集中之诗，可知其名道惠，字性空，是庐山东林寺高僧，出于宋元间名僧祖訚门下。约1266—1336年在世。
《诗渊》录有“饭牛稿汪济叔”诗百余首。《饭牛稿》不见著录；汪济叔未见传记资料。戴表元《剡源集》卷三十有《汪济秀才饭牛稿》，可知汪济，字济叔，号饭牛翁。江东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宋末为秀才，入元曾多方干谒求仕。诗多苦寒困厄之色，受江湖派影响颇显明。
诗集大全范文2
关键词：版本异文；正确解读；李颀诗歌；变易缘由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149－04
囿于现存唐人诗集的版本异文，导致很多诗歌出现误读现象，偏离了作家的真实旨意。以李颀诗集为例，不同时代版本存有很多差异。《全唐诗》辑录的李颀诗歌字句、题名皆存在问题，今人若以此去解读诗歌，难免南辕北辙，背离了李颀的创作心态。本文考核《题公山池》、《无尽上人东林禅居》诸本差异，以期正确解读李颀诗歌，解决相关问题。
一、《无尽上人东林禅居》应为《无名
上人东林禅居》
首先，从李颀诗集的流传版本来看：《全唐诗》等所录诗名《无尽上人东林禅居》，误，当作《无名上人东林禅居》。
宋刊残本《文苑英华》卷二三五题作《无名上人东林禅居》；南开大学善本书库藏明隆庆元年(1567)《文苑英华》刻本卷二三五亦题《无名上人东林禅居》。
又据国图善本部所藏李颀诗集最早的版本，即明正德乙亥(正德十年，1515)刘成德刻本《李颀集》三卷，亦做《无名上人东林禅居》。
还可据《唐诗品汇》知其诗题为《无名上人东林禅居》。嘉靖十六年(1537)序刊本《唐诗品汇》卷十一作《无名上人东林禅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明万历年间汪宗尼校订《唐诗品汇》本，亦题作《无名上人东林禅居》。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唐诗品汇》则改“无名”作“无尽”，故不能简单以高棵《唐诗品汇》编撰年代早于李颀刻本而据此断言诗题为“无尽”。
故以宋本《文苑英华》、明《李颀集》、《唐诗品汇》所录为据，李颀原诗当为《无名上人东林禅居》。
诗名变易为《无尽上人东林禅居》，始见于明。明铜活字本《李颀集》乃作《无尽上人东林禅居》，异于前本。后来之本或阙字存疑，如嘉靖庚子(1540)朱警《唐百家诗》本作《无名上人东林禅居》，北京大学古籍特藏库凌登瀛刻本《李颀诗集》作《无上人东林禅居》；或延续明铜活字本作《无尽上人东林禅居》，如明胡震亨辑《唐音统签》、清《全唐诗》诸书。
梳理此诗版本异文，可据此得悉李诗中的无名上人为神会弟子，《宋高僧传》卷十七有《无名传》。无名师从荷泽神会，“得会师付授心印。”无名于天宝八年出家，其《无名和尚塔铭》记载“初依北祖华严，从渐而入后访南宗荷泽，自顿而证。至于方广大乘，沤和波若，投针彻底，游刃皆空。既不舍于文字，亦不耽著禅味，盖真解脱人也。”神会大师天宝四载人住东都荷泽寺，天宝十二载被诬聚徒兴事而贬谪荆州，无名在洛阳求学于神会当在天宝八载至天宝十二载间，“自此志历四方，周游五岳。”当时，李颀辞官再隐颍阳故里，常游走洛颍，参谒大德，写了数首与僧侣酬唱之作。
二、《题公山池》诗题存疑、文字有讹
《题公山池》诗题存有版本异文，有“公”和“公”两种情况。南宋刻本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五诗题作《题公山池》；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南开大学藏嘉靖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卷二十、金元好问《唐诗鼓吹》(清顺治十六年陆贻典刻本)卷四、元郝天挺《唐诗鼓吹集注》(南开大学藏至大元年(1308)刊本)卷四、元杨士宏《唐音》(民国十二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影印明嘉靖本)卷八皆作《题公山池》。杨士宏曾说：“柳子厚亦有送《上归淮南序》，未审即此公否?”“公”、“公”是版刻误笔，还是别有内情，留存方家考定。
《题公山池》一诗字句之版本异文极夥。《全唐诗》录如下：远公遁迹庐山岑，开士幽居祗树林。片石孤峰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指挥如意天花落，坐卧闲房春草深。此外俗尘都不染，惟馀玄度得相寻。
其一，第二句“开士”两字早期版本皆作“开山”，改易为“开士”则体现追求协韵的诗学观。
宋、元无“开士”之说，《唐百家诗选》、《唐诗纪事》、《唐诗鼓吹》、元郝天挺《唐诗鼓吹集注》、元杨士宏《唐音》皆作“开山”。明铜活字本《李颀集》卷下、《唐诗品汇》卷八十三、胡震亨《唐音统签》卷八十三亦作“开山”。
“开山”易为“开士”始自明人。明李攀龙《古今诗删》卷十六、《唐诗选》卷五改为“开士”。
其二，宋元《唐百家诗选》、《唐诗纪事》、《唐诗鼓吹》、《唐诗鼓吹集注》第四句皆作“清池白月黠禅心”，《唐诗鼓吹集注》、明铜活字本《李颀集》、明钟惺《唐诗归》作“清池白月照禅心”，而《唐诗品汇》、《古今诗删》、《唐诗选》、《唐音统签》、明陆时雍《唐诗镜》卷十六作“清池皓月照禅心”，清人多承袭“清池皓月照禅心”；“片石孤峰窥色相”有人曾作“片石孤云窥色相”，纯为后人生造。“孤峰”易为“孤云”始自李攀龙《唐诗选》，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力挺此说，非议“孤峰”，至清《唐诗别裁集》、《御选唐诗》亦袭是说。
将“开山”改为“开士”体现了追求协韵的诗学观。“山”为“十五删”上平韵，归人平声；而“士”属“四纸”上声，划为仄声。就此诗而言，首句第二字为平声，下旬第二字依照常理当为仄声，运用“山”字致使上下两句平仄不协。然原诗早期版本皆作“开山”，所以元好问、郝天挺对“开山”之说虽存疑虑，注作“开山疑作开士”，但却未加更改。可元好问、郝天挺的疑问在明代却被士人信以为真，强将“开山”易作“开士”。王世懋较早主张改易此诗。
李颀七言律，最响亮整肃。忽于“远公遁迹”诗第二句下一拗体，余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开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开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谓必有误，苦思得之日：“必开士也。”易一字而对仗流转，尽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书《艺苑卮言》。王世懋改易原诗，受到了乃兄王世贞的赞许，世贞亦采纳是说。他曾说：“‘远公遁迹庐山岑’，刻本皆言开山幽居，不惟声调不谐，抑意义无取。吾弟懋定以为“开士”，甚妙。盖言昔日远公遁迹之岑，今为开士幽居之地。‘开士’见佛书。”
与王氏兄弟学术理念相近的李攀龙，重视诗律的音调与韵致，其《三韵类押序》云：“辟之车，韵者，歌诗之轮也。失之一语，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职此之故。”正如王世贞《古今诗删序》所述：“于鳞之所取，则亦以能工于辞，不悖其体而已，非必尽合于古”。李攀龙选辑古诗，圭臬分明，尤为注重诗歌法度与修辞的揣摩，故《古今诗删》、《唐诗选》均将“开山幽居”易作“开士幽居”。
不少人对李、王改易诗句表示不满。胡震亨论
云：“弁州公以开山声调不协，欲改为开士。此元人郝天挺《唐诗鼓吹注》中说也。吾谓远公即指公，开山即就上庐山衍下做到山池上，意义实然。虽不叶，不可改也。不然，一人耳，既拟之远公矣，复泛称为开士，可乎?”方弘静亦云：“二王以‘开山’为‘开士’似得而绎之，未然。……题日山池，‘开山’非误。”胡震亨编撰《唐音统签》时博观群书，又参考朱警《唐百家诗集》中《李颀集》，见到此诗较早底本，故对王、李改易原句，颇为不屑。方弘静也出于恢复原貌的心理，对王世懋、王世贞的改易提出异议。
然胡、方感喟之言并未引起明人反省，不少士人还是出于律诗结构整饬、平仄协韵心理将“开山”易作“开士”，“‘开山幽居’为‘开士幽居’，愚窃谓此相校雠，差觉胜耳。”明人力求以律诗标准严格要求唐诗，甚或篡改字句，亦可从何良俊一番评论得窥其旨。何氏云：“五十家唐诗李颀《题公山池》‘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孤云’改作‘孤峰’，‘皓月’改作‘白月’。夫既言片石，又日孤峰，不免叠床架屋。若‘白月’则前无所本，只是杜撰。以启后人换字之端。盖唐诗为庸俗人所改，如此类甚多。其疑误后学，可胜道哉!”何氏论语有失公允，他对宋、元、明初诸本所录“白月”视若无睹，斥为“杜撰”；又纯以律诗圭臬衡量，矫枉过正，宁守偏执不去查证，也坚持陋见，以伪作真。岂不知，正如杨士宏《唐音》所论：“此篇粗看似音律参差，句法错杂。详玩乃见古朴处，不得不如此自是老态。”
“清池白月黠禅心”易为“清池皓月照禅心”，其文字变异亦有轨迹寻绎。宋元文献典籍更接近李颀诗歌原貌。尽管王安石、计有功、元好问、郝天挺在诗题上存有差异，但诗句皆作“清池白月黠禅心”，而不是“清池皓月照禅心”或者“清池白月照禅心”。王安石、计有功接触到李颀诗集的较早版本，而宋本在宋室南渡后不幸散佚。明人辑录李颀诗歌时，是否依然是王、计所见的宋本很值得怀疑。现存李颀诗集最早版本为正德乙亥(1515)刘成德刻本《李颀集》(现藏于国图善本部)，刘成德当时只据残缺录本辑录李诗八十七首，亦未得李颀刊本；朱警刻《唐百家诗集》所用的李颀诗集之底本为宋本，周勋初指出：“嘉靖时期朱警刻《唐百家诗集》，其行格也是半叶10行、行18字。朱氏序言中说，各家诗集均以宋本为底本。后人当然不能贸然断定他是根据书棚本重刻的，但推断其中有不少本子原出陈起父子所印的宋本，当去事实不远”。朱警《唐百家诗集》所用底本如源于南宋陈起刊本，在时间上不及王安石、计有功所见宋本，似应以王、计“白月”为是。
撇开版本问题，后代为何全盘接受“照”字而舍弃“”字呢?钟惺曾引谭云春语：“人知下旬‘照’字妙，不知‘窥’字尤妙”，前人对“照”的欣赏虑及它所创造的意境及韵致。佛家颇喜用“照”字，常譬镜喻谓人窥见清净本性，洞然照见众生本心。“”字略显朴拙，似无“照”字富有韵意深远、灵巧空明之感，故后代选诗全部延用“照”字，不再关心宋元版本原作何字。“白月黠”而易作“皓月照”，也具有词语甄择的因素。正如前引何良俊所语，他舍弃查证，先客为主，无睹宋元明初诸本所录“清池白月照禅心”，竞言之凿凿古无“白月”只有“皓月”。
如果不厘清《无尽上人东林禅居》、《题公山池》两诗版本异文，则很容易造成理解障碍，难以辨清诗题中的人物、无法正确解读诗句之意。
其一，分辨版本异文，可从中知悉后人传抄、引用前人时诗句具有重新考订、融入个人诗学理念的倾向。士人选诗既有保持原貌、探求本来面目的心理，亦有发挥主观能力、加以窜改的一面。他们对前人诗句重作判定、甄择，或者以自己诗学标准衡量前人诗句。就李攀龙、王世贞而言，他们严格秉承律诗圭臬，恪守韵律和韵致的诗学标准，乃至强加改易前人字句。倘若学识有限，则贻误后人，反弄巧成拙，离原诗走得越来越远。
诗集大全范文3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liáng＠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yīng＠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xìn＠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zhuàn＠⑤《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动乱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yīng＠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xìn＠④《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台湾书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张明非）、《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唐诗与音乐》（朱易安）、《唐诗与绘画》（陶文鹏）、《唐诗与科举》（陈飞）、《唐诗与道教》（黄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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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岳英灵集；唐诗意识；编辑体例；范式作用
中图分类号： I207.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10604
由于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历朝历代的文人对唐诗选本的编辑往往乐此不疲，据唐诗选本研究专家孙琴安先生统计，从初唐孙季良《正声集》起，至清末王运《唐诗选》止，凡六百余种。这还只是大致统计，实际数量肯定远远超出这些。在这为数众多的唐诗选本中，唐人殷编辑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河岳英灵集》是最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该选本所确立的编辑体例、所体现的编辑思想和原则以及编辑理论与实践所达到的高度，都为后来的唐诗选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成为唐诗选本编辑的高标，影响了其后的众多数唐诗选本，因而在唐诗选本的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第一部真正树立唐诗意识的唐诗选本
唐诗意识是编辑者对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独特地位与价值的判断，可以说它就是唐诗选本的灵魂，而第一部真正体现并树立这种意识的唐诗选本就是《河岳英灵集》。从武德初到开元、天宝，唐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嬗变发展，已经完全摆脱了齐梁诗歌的影响，自铸新风，盛唐气象隐然形成，如殷所说“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1]然而在殷之前，尽管已经有人编辑出了各种诗歌选本，包括通代和断代的，但能够准确反映唐诗这种创作实践的却几乎没有，说明当时的一般编辑者或者缺少识力，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唐诗的独立价值，或者意识到了但无法准确把握并通过选诗表达出来，进而树立全新的唐诗意识。
根据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2]的考证，可以确定在殷之前主要编辑有以下一些唐诗选本：刘孝孙的《古今类序诗苑》、僧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释玄鉴的《续古今诗集》、郭瑜的《古今诗类聚》、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储亮的《古文章巧言语》、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元鉴的《续古今诗人秀句》，以上为通选本，选初唐及前代诗歌；崔融的《珠英学士集》、孙季良的《正声集》、佚名的《搜玉集》、芮挺章的《国秀集》，以上为断代选，所选诗歌全部来自唐人。通选本主要是模仿六朝的选本，如《玉台新咏》、《文选》等，编辑者自身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编选理论，编选标准则受南朝诗风影响，唐诗处于附丽从属地位。如有的编辑者是由前朝而来，像刘孝孙、僧慧净、储亮等，他们的时代唐诗刚刚起步，创作未丰，故他们在编辑选本时眼光主要集中在南北朝，而对唐诗评价不高。如刘孝孙云：“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震彼雄图，削平漳滏；隋高祖韫兹英略，龛定江淮。混一车书，大开学校，温邢誉高於东夏，徐庾价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 [3]刘孝孙大赞六朝诗人，而于唐诗人只字不提，可见唐诗还不入其法眼。而慧净编辑《续古今诗苑英华》的缘由，据《续高僧传》卷三记载：“翰林文士，推承冠绝，兢述新制，请瑕累。净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慧净认为时人诗“非奇挺”，故选“近代藻锐者”作范本，其对唐诗之轻视如此。他们以如此标准与思想编辑诗歌选本，则唐诗不过是个附缀而已。有的编辑者虽完全生活于唐代，而在唐诗已经创作颇丰的情况下，却仍深受六朝诗风影响。如元兢编辑之《古今诗人秀句》，“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 [4]上官仪诗承齐梁诗风，绮错婉媚，元兢以之为唐人秀句代表，则显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诗歌缺乏准确把握。又如李康成天宝间所编《玉台后集》，“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 [5]其编辑主旨为续徐陵《玉台新咏》，所选唐诗则为接续前朝乐府诗，唐诗仍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全然无视当时唐诗已经蔚为壮观的现状，说明其没有认识到唐诗自身的独立价值，缺乏自立意识。再看断代选本，与通选本相比，编辑者对唐诗的认识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专选唐诗，表明他们已经把本朝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看待，也说明他们对唐诗的特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们的最大缺点却是只破不立，破除了前人选本对唐诗附丽地位的认识，却没有树立自己的唐诗意识。《珠英学士集》是第一部专选唐诗的选本，但正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云：“《珠英》但纪朝士”，所选范围过于狭窄，不具有当时诗歌的代表性。《国秀集》所选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仍注重诗人的地位和身份，且所选诗与齐梁诗风关系密切，这种认识则显然落后于时代了。至于《正声集》，编辑者标举兴寄，眼界开阔，选诗多样，取舍得当，为殷之前的最好唐诗选本，甚为唐人推崇。但他同时也认为，“永明文章杂错，但类物色”，“以难解为幽致，以难字为新奇”，否定永明体对诗歌的贡献，实际上也是在否定唐诗在近体诗方面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唐诗理论还停留在陈子昂的阶段，在以“兴寄”理论破除六朝不良诗风影响的同时，却没有为唐诗提出更好的理论，为盛唐诗的到来指明具体道路，树立为后人所认同的唐诗意识。因此这项任务也就落在殷的身上。
殷的《河岳英灵集》在上述唐诗选本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唐诗目前的创作实践，通过对唐诗流变的分析，以诗史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住了唐诗的特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树立了真正的唐诗意识。具体来说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对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表现出高度的自信。他在序中自豪地宣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相信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唐诗高度繁荣、文质彬彬的时代，并预感到盛唐诗歌顶峰的到来，这种自信是他树立唐诗意识的基础。二是以“风骨”、“兴象”、“声律”作为对唐诗特质的概括，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这种理论上的高度，是以前唐诗选本所没有的，并以此标准选诗，表现出鲜明的唐诗意识。三是在理论上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或者说为盛唐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唐诗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殷的理论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奠定了这部选本在唐诗选本编辑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它所树立的唐诗意识也为后来大多数唐诗选本所因循。
根据自己的观点确立选诗标准，只是编辑者编辑选本的第一步，如何在编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选诗标准并体现自己的诗歌主张才是难点，也是决定诗歌选本成败的关键。《河岳英灵集》之前的诗歌选本，像《诗经》、《楚辞》，选而不评，显得相对隐晦，有的虽在序中表明选诗标准，但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却很难真正贯彻实施，以致出现偏离。对此，殷进行了很好的总结。针对《诗经》、《楚辞》等的缺点，殷采用序、论结合的方式，使他的诗歌主张得到鲜明展现。针对一般选本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偏离，殷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求避免：一是“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即是要求选诗者懂得鉴别诗体，能鉴赏不同风格的诗歌，对其创作的具体背景要有所了解，如此“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二是坚持选诗标准，宁缺毋滥，不可“逢诗辑纂”；三是不为外物干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而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殷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去贯彻实施：在择取诗人上，主要选取与自己同时代，即在开元、天宝间成长起来的“高才而无贵仕”的下层文人；在择取诗歌的时间上，定为“起甲寅（开元二年），终癸巳（天宝十二年）”，这符合他“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的论断；在择取诗歌的体裁上，虽以古体为主，然近体也数量不少，具体到每一位诗人，则据情况而定，如孟浩然、崔国辅、王湾都以近体为主，这体现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的标准；在择取诗歌的内容上，以抒写文人沦落情怀、失意悲绪以及壮志难愁的苦闷为主，兼及怀乡思人、闲情逸兴等，这些内容类似建安，颇具气骨；在对诗人、诗风的品藻上，采取知人论世的方法，着重从“兴象”与“气骨”两方面去品评，如评陶翰，“即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评常建，“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品题精惬，深得诗旨，素来为人所称道。从以上诸方面的编选中我们可以看出，殷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紧紧围绕确立的选诗标准，精心筛选，使自己的理论主张在选本中得到完美体现，实现了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高度一致。这个过程对于后来的唐诗选本编辑者来说，确实有一种具体可操作的范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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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He Yue Ying Ling Ji to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ed YAN Zhe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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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黔诗纪略 版本目录 校雠典藏 文献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 113-115
《黔诗纪略》又称《贵州诗纪传证》，是莫友芝有感黔中文献散佚，欲以一书纪之，又“黔自元上而五季，皆土官世有，致汉唐郡县，几不可寻。英流鲜闻，安问风雅？逮有明开省增学、贡士设科，文献留诒，乃稍可述。故是编甄录，断自胜朝”［1］P1。故本书取材，自明为始，本欲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共谋成书，卷之二十一杨文骢传证曰：
友芝岁壬子之都匀省墓，到贵阳，伯庸挟《山水移集》偕诣子方方伯，饮待归草堂，遂有纪录黔诗之议。甲寅春夏，于遵义湘川讲舍编完明代。当龙友两卷间，而方伯湖北殉难报至。［1］P819
又据莫友芝第二子绳孙在本书《前记》云：
咸丰癸丑，遵义唐威恪公欲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以国朝人属之黎先生伯容，因乱，稿尽亡失。先君任辑明代。旧所征录既多，而黔西潘君（文炳）及先君门人胡君（长新）益相助采拾。迄甲寅夏，得二百十有六人，方外及杂歌谣又卅六首，都为一集，成卷三十。
由此亦可知，黎伯庸所选清诗未成而亡，唐树义也未待审例而殁，今存《黔诗纪略》仅为明代部分，基本由莫友芝寻访集，并作传证，后因唐树义子唐炯资助，本书得以出版，故卷首署题“遵义唐树义子方审例、遵义黎兆勋伯庸采诗、独山莫友芝子传证”。以示不忘前贤诸君首倡之功。实际上，莫氏对本书的集传证亦数经劫难，汇两代之心血，历二十年之役，以内容之富赡，体例之特殊，考证之精审而具较高之文献价值。史学家萧一山说：“友芝生平，志存文献，思为黔志一书，润色边裔。辑明代诗人诗歌，因诗存人，因人考事，为《黔诗纪略》三十三卷，贵州文献，始灿然可述。”［2］P900
一、《黔诗纪略》在目录版本学上的价值
由唐树义子唐炯出资，《黔诗纪略》原稿三十三卷于同治十二年仲夏金陵刊刻成书，民国贵阳文通书局有铅印本，陈履垣于民国35年校辑《独山莫氏亭丛书》时，《纪略》置于卷首，1960年扬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独山莫氏亭丛书》，同样将《纪略》置于卷首，现较通行的是由关贤柱以金陵刻本为底本校点、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子，共收明代贵州作家241人的2406首诗作，另有方外的68首和无名氏作品及杂歌谣24首，共计2498首，莫氏生前仅将所收资料整理审定第三至第二十一卷，然所剩未整理的各卷都有相当完备的底稿，除何腾蛟部分资料因乱损失未补、由莫绳孙请汪梅岑补撰外，其余仍得以保持原貌，其盈尺手稿今存上海图书馆，弥足珍贵。
目录书之功用，是为“著录部次，条辨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3］P15。余嘉锡将目录学本身功用外概述为六，“其四曰，因目录访求阙失……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4］P13。友芝博古通今，精于考证校勘，不独有《亭知见传本书目》和《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目录学专著奠定其目录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黔诗纪略》的传证校勘对目录学研究同样深有贡献。
其一，纪录不同版本特征、流传、藏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卷一《王教授训六首》小传载：“有《文集》三十卷，见《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载其集曰《寓庵文集》，旧记称其诗文雄伟，而国朝《四库全书提要》不存其目，盖逸已久矣。今可见者，惟《月潭寺》一记，《嘉瓜》一颂，律诗五篇。”［1］P6将王训《文集》的流传及各版本著录情况一一考据，实为目录学研究有益参考。又如卷二《太守易天爵先生贵》，传证载“省、郡《志》载其著述，但云有《群经直指》、《竹泉文集》。考《明史•艺文志》：‘易贵《诗经直指》十五卷。’《千顷堂书目》：‘易贵《竹泉文集》十五卷’，朱检讨彝尊《经义考》亦载‘易氏贵《诗经直指》，佚’”［1］P60。对易贵的著述明确考辨，此例颇多，不复赘述。
其二，保存了诸多亡佚诗集、史料，为研究明代贵州文学、文化的重要载体，堪为目录之用。如孙文恭《学孔精舍稿》，岁甲寅（1854），“麻哈艾茶村先生据其祖侍讲公手录，录副相寄。麻哈旋不守，原稿已烬”。故莫绳孙叹曰：“其他仅赖是编以存者，不知更几何也”。［1］P1故《黔诗纪略》可与《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著作互为佐证，相互补充，为后人目录学的利用和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价值和参考价值。
二、《黔诗纪略》在校雠学上的价值
关于本书体例，莫绳孙《纪略》卷首题记曰：
其书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旁征事实，各系以传，而大要以年为次；无诗而事实可传、文字有关暨山川可考者，相因附见，按以证之；国朝人文字足备掌故者，间附录焉。
在编撰体例上，莫氏《纪略》不属独创，清代学者顾嗣立认为“元遗山先生《中州集》之选，寓史于诗，而犁然具一代之文献。钱牧斋先生《列朝诗集》，盖仿《中州》之例而变通之者也”［5］P5。 相较于《中州集》、《列朝诗集》的“寓史于诗”，《元诗选》的“以诗系人，以人系传”，莫氏成书较晚，“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虽是其效仿前代诸家体例的见证，但其在许多方面却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就材料的收集而言，就明显要比前人困难的多：《中州集》、《 列朝诗集》均为本朝人为本朝人立传，《元诗选》系清人为元人立传，但顾嗣立出生于江南富裕的书香门第，本人又在康熙盛世为翰林院庶吉士，改中书在被召编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及《皇舆全览》等书时，得以参阅大量的皇家藏书，而清代贵州战乱频繁，“苗、回诸夷、土匪，相继倡乱，蹂躏全省十二府、一直隶州，城仅完者，唯贵阳、安顺、黎平，而遵义，贼犹攻入北城，团民巷战，旋却之。自余府、厅、州、县数十，残破千里，人民能孑身脱难者，百不一二，何问文献！［1］P2”莫友芝一介寒儒，偏居荒裔，文献的集实属不易，故莫氏又说，“是编若仅论诗，则孙、谢、杨、吴诸家以降，应录殊少，是故不能无桑梓之私。然数经大劫，犹获全者，亦岂偶然耶”［1］P2。因此，《纪略》虽是莫氏生前未竟的学术成果，却是清代古籍整理最好成绩之一，从校雠学的角度看，便有许多超越成果值得称述。
（一）校考归属、辨别重名。与前诸家相似，莫氏用传记的形式，对每一位诗人的籍贯、世系、功名、政绩、德行等均有考证，对诗人的诗文集及其它著作也都有相关考辨和评述，但《黔诗纪略》的传记，还有一项为其它总集所没有的内容，即与诗人相关人的著作或诗集也均有详细考订，如卷一在介绍贵州卫人王训的生卒年、宦历、著作、诗文评价之后云：“正景间，思南人别有一王训……成化丁酉，永宁卫乡举者，复有一王训，字圣谟，官知县。国朝嘉庆中，瓮安傅县尹玉书撰《黔风旧闻录》，以教授六诗属圣谟，编周草亭之后。玩诗中“百战休题马上劳”、“曾于丹徼提三尺”等语，正合教授事实，圣谟安得而有之！”［1］P6明确校出它书之误、辨明彼“王训”而非此“王训”也。
另不少诗下还附有存目和解题，如卷一金溥《丰乐秋成》下有“《大定志》题作《丰乐乡》，依《通志》”［1］P29；杨彝《尾洒晴烟》下有“尾洒山，在普安州北百六十里，迥出群山。尾洒犹言水下，夷语也”注释［1］P39。此不仅保存了有明一代贵州诗歌，还为后人提供了其它文学形式研究的直接而有价值的史料和线索。
（二）连类相连，按以证之。《黔诗纪略》用注释的方式，举凡作品中所涉及的山川、地名、人物、掌故等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说明，这更是前诸家诗集所没有做到的，也是莫氏在文献学上的又一贡献。如卷九金凤《送陆子余先生次留别韵》一诗，诗后附陆子余原诗《留别金生诗》，又附先犹人府君《陆给事流寓传》详细介绍陆氏的籍贯、职官、生平、诗文集及流传情况，为后人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又如邵元善《红崖》一诗，莫友芝用按语详细介绍红崖的地理位置及有关传说，又附莫友芝《红崖古刻歌（并序）》，不仅收集了有关红崖石刻的几乎全部资料，里面关于水族水书水字的记载和研究在我国还属第一例，因此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掌故可资，间附录焉。《黔诗纪略》用附录的形式，对清代人的文字，亦有引据，如卷三王木《云溪洞》后附清朝潘淳《大风洞记》；《天然洞》后附晴溪《天然洞联句诗引》，钱塘田汝成《天然洞记》；卷四陆天衢《合江》诗后附先犹人府君《独山江即汉毋敛刚水考》，用相当长的文字引证了合江即独山江即为汉代柯郡，毋敛，古刚水。将合江的源流、衍变交待得甚为清楚，这是莫友芝博古通今，古今互证，为时人与后人提供了一笔丰厚的史料和文献资料。
（四）征文考献，穷力访。《黔诗纪略》之前诸集，只有顾嗣立《元诗选》的《癸集》才注重对方志等文献资料的利用，而《纪略》一书，几乎每篇都有引证。莫友芝精于金石之学，不仅广泛利用这些成果来进行辑佚，并详加校勘。如卷三十三《铜仁界上碑语》、《渣城谣》、《元妙观题壁•重游桃源山》，经他考证，分别出自《绥寇纪略》、《方舆纪要》引《滇记》、石刻等。
从总的方面讲，《黔诗纪略》的文献搜集与体例安排，虽然是仿《中州集》《列朝诗集》、《元诗选》等而为，但却较前人更为周密、更为具体。其对诗人、诗文集的考证、辨伪，对诗中相关名、物的按证考察，对时人研究的引据利用，均对后人提供了有益的文献线索和史料线索，功用甚巨。
三、《黔诗纪略》的典藏价值
《黔诗纪略》所收诗作，上至京尹、尚书、总兵、宣慰、布政、参议、巡抚、太守等各级官员，下至秀才、助教、禅师、寺僧、处士、隐君、无名子等各色人等，内容涉及山水、酬答、讽刺、咏物、遣怀、石文、歌谣、碑语等无所不至，而后及原诗注释，本事考证，短则数语，长则上千，前有诗家传证，文字足备，更功力，周复刚先生说：“《黔诗纪略》是我省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奇书。虽然编纂者最初的构想并未完全实现，但本书所表现出来的极其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仍值得重视［6］。”
莫友芝一生清贫自守而雅嗜典籍，潜心治学并精深宏博。于经、史、诗、词、文乃至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旁及金石、书法、篆刻等靡不会通，造诣颇深，现已经刊行其著述达三百余万字十余种外，散佚人间的重要未刊手稿尚多，故《黔诗纪略》作为集书法家、学者、文学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友芝在最后18年的力作，此书与莫芷升、黎受生、陈崧山所编《黔诗纪略后编》合为明清两代黔诗选的全璧，是对乡邦文献的一大贡献，极有收藏价值。
以上立足于目录版本学、校雠与典藏的角度，对《黔诗纪略》文献学价值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析，然而，莫友芝在辑录《黔诗纪略》时，因主客观原因，《黔诗纪略》也存有不足之处，如杨龙友因与明末权臣马士英有连，世人耻之。但莫友芝则对其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并将《山水移》与《崇祯家诗选》所存杨诗原貌尽收，如其当时能采得《洵美堂诗集》，或将一并收录，其它未见诗集尚有，然总体来看，《黔诗纪略》为保存和整理有明一代贵州文献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仍为世所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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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王重民.《校雠通义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成都：巴蜀书社，1991.
［5］ 顾嗣立.《元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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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bliography Value Of QianShiJiLue
Yu MingLian
(School of Language Art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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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苑英华》；唐人选唐诗；唐诗学；演进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181?05
选本批评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常见的方式，对诗学研究影响较大。陈伯海认为：选诗、品藻和叙事，“是唐诗学的最原始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1]（178）。朱易安则认为：“事实上这个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后仍然是整个古典唐诗学的主要部分，即使到了明代后期，出现了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辨体》这样具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唐诗学研究著作，也仍然如此。又如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原本是一部大型诗选，后因财力人力有限，只刻印了诗论部分，才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2]（30?38）唐代有大量唐人自行编选的唐代诗集，据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统计约在100种左右[3]（185），惜大部分逸散。较早将“唐人所选唐诗”选本结集刊行的是明代嘉靖时佚名所辑《唐人选唐诗六种》，收《箧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极玄集》。明末毛晋补《御览诗》《才调集》两种，成《唐人选唐诗八种》。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增《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又玄集》两种，共10种结集成书。傅璇琮先生又增补了《翰林学士集》《丹阳集》《玉台后集》《珠英集》4 种，删去了似为抄录而非编选的敦煌写本唐诗，共计收录13 种，辑成《唐人选唐诗新编》。学界对“唐人选唐诗”现象较为关注，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较少将之与宋代的唐诗选本比较，从选本批评角度考察唐宋人选唐诗的变化。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虽是诗文总集，但编纂人员分工各不相同，实际上又各成体系。若单独抽出《文苑英华》诗部分，也可视为诗歌总集，故施蛰存在《唐诗百话・历代唐诗选本叙录》中将它归为第一部宋人唐诗选集。以《文苑英华》选唐诗与唐人选唐诗比较，能具体微观地把握唐至宋初唐诗学的演进特点。
一、题材意识的增强
《文苑英华》属于“分体编录型”诗文总集，分赋、诗、歌行、杂文等38体，诗分天部、地部、帝德、应制、应令附应教、省试、朝省等25类，“以诗歌外在目的分类的有应制、应令（应教附）、省试、酬和、寄赠；以诗歌内容分类的有天部、地部、帝德、朝省、音乐、人事、释门、道门、隐逸、寺院（塔附）、行迈、军旅、悲悼、居处、花木、禽兽（虫鱼附）；两者兼有的有送行、留别；以诗的体式为类的有乐府”[4]（140?144）。整体而言《文苑英华》诗主要依据题材分类，除了帝德、应制、应令附应教、释门、寺院、酬和、寄赠、留别类外，其它各类都有二级子类，如表1所示。
表1中所示《文苑英华》诗二级子类达281类之多，大致可分为自然景物类，如日、月、中秋月、玩月、山、终南山等；社会时政类，如巡幸、扈从、奉使、讲阅、征伐等；神仙道化类，如游仙、神仙、怀仙征君、居士、处士等；宫殿亭台楼榭类，如阁、亭、园、幸宅、上阳宫、九成宫、华清宫等；乐器歌舞类，如琴、筝、笙、琵琶 、箜篌等；人际交往感怀类，如送人省亲、哭人、哭僧道、哭妓等；动植物类，如牡丹、桃花、杏花、凤、鹤、鹰、乌、鹊等，足见唐诗题材的丰富。可以说唐人是在创作中扩大了题材范围，宋人则是从文体类型上增强了题材意识。从诗歌类目来看，不少题材与日常生活有关，这种意识反过来指导宋人进行创作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诗日常生活化特点的形成。
相比较而言，唐人编选诗集题材分类意识并不强。“唐人选唐诗”十三种在编纂体例上大致有四种模式：一是以句式类分，如《翰林学士集》选录的诗歌分四言和五言两类；二是以地域类分，如《丹阳集》就按延陵、曲阿、句容、江宁、丹徒五地区别，选录诗人诗歌；三是倾向内容类分，如《搜玉小集》从内容上看似按应制诗、边塞歌行古诗、闺情怀人、岁时应景、行旅述怀等类型编纂，但并未明确标明；四是“以人为纲”选录诗歌，结构为“作家―诗作”。如《河岳英灵集》分上、中、下三卷选录诗人24人，卷上首起常建，收其诗十五首；次为李白，收其诗十三首；再下为王维、刘虚等，分人录诗，卷中、卷下皆相类。《中兴间气集》卷上首标钱起，收其诗十二首，次为张众甫，收其诗三首，再次为于良史，收其诗二首……其他“唐人选唐诗”选本如《玉台后集》《珠英集》《箧中集》《国秀集》《御览诗》《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等都采用此编纂录方式。“唐诗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中，仅《搜玉小集》有以题材类分的倾向，可见《文苑英华》诗编纂体例与“唐人选唐诗”选本编选体例之异。
《文苑英华》按题材不同分门别类进行诗歌编纂，除了受《文选》以及类书影响外，还与《文苑英华》欲为世人提供学习范本的编纂目的有关。诗歌以题材分类，可以满足不同创作兴趣的民众学习需要。《文苑英华》以后的宋人编唐诗亦喜欢以题材分门别类，如谢枋撰《分门别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分时令、节侯、气候、昼夜、百花、竹木等十四类，收诗二百余首。赵孟所编《分门纂类唐歌诗》分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等八类。宋敏求所编《李太白文集》诗歌部分亦主要以题材分歌吟、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等类。《文苑英华》对诗歌的分类方式无疑启开了宋人“分门别类”编选总集的风气。
二、品诗气度的宽宏
正如胡震亨《唐音癸鉴》卷三一所云：“唐人自选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现存的“唐人选唐诗”选本选录标准与侧重点各异。《翰林学士集》限于宫廷唱和，所收诗歌均为应制或应令之作，君臣同题唱和，群体参与性强。《珠英集》集中收录武则天时期参与编纂《三教珠英集》的“珠英学士”宫廷诗作。《搜玉小集》编次杂乱，仅能从收录内容上大体判断似依题材分类收录诗歌。《筐中集》编录风雅寄兴之作。《河岳英灵集》选诗“文质半取，两挟”。《国秀集》则以“ 婉丽”“”为文学之旨趣。《中兴间气集》倡导“风雅之作”。《又玄集》《才调集》崇尚清丽闲逸。此外，“唐人选唐诗”选本中，《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筐中集》明确将人品作为选诗标准。殷在《河岳英灵集序》中称：“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烁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5]（107）殷选诗将“势要及贿赂者”“不合道者”都去除，这显然是以人品论诗。楼颖《国秀集序》言：“道苟可得，不弃於厮养；事非适理，何贵於膏粱？”[5]（217）也是将“合道”作为选诗的标准，与殷主张类似。元结《筐中集序》云：“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於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辩士，吾欲问之。天下兵兴，於今六岁，人皆务武，斯焉谁嗣？”[5]（299）叹所录七人品高人微，故而集诗让世人知晓。《四库全书总目》曰：“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自成一家。”“盖求诗于唐， 如求材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6]（1727）所言虽是批评唐诗选本之不足，但也道出了唐诗选本风格不一的原因。“唐人选唐诗”选本体现出唐诗的丰赡，但由于时代风气、选家性情等诸多因素影响，整体宏观考察唐诗的意识不强，限于某一类人、某一地域选诗，未免显得促狭。
相对而言，《文苑英华》对唐诗态度更具包容性。《文苑英华》与风格不一的“唐人选唐诗”选本均有重诗。其重合《翰林学士集》所录诗人9人诗11首；重合《珠英集》现存残卷6人诗55首；重合《搜玉小集》30人诗35首；重合《丹阳集》12人诗16首；重合《河岳英灵集》23人诗126首，重诗占《河岳英灵集》所录诗歌的55%；重合《国秀集》56人诗48首，重诗占《国秀集》诗歌总数的22%；重合《箧中集》6人诗7首；重合《中兴间气集》23人诗90首，重诗占《中兴间气集》诗歌总数的63%；重合《极玄集》重20人诗77首，重诗占《极玄集》诗歌总数的77%；重合《御览诗》21人诗33首，重诗占《御览诗》之歌总数的12%；重合《玉台后集》39人诗13首，其中唐代诗人27，诗12首；重合《又玄集》122人诗120首，重诗占《又玄集》诗歌总数的40%；重合《才调集》99人诗181首，重诗占《才调集》诗歌总数的17%。《文苑英华》选诗基本上不考虑人品，所选的一千余位唐代诗人，身份不同，品德各异，既有纸醉金迷的君王，也有心系国运民瘼的仁人志士，有无心政治的方外之人，也有关注自我情绪的女子等等。这显示出宋初对唐诗兼容并蓄的接受态度。这种包容性使得唐代不同风格的诗歌精华集于一处，有利于满足喜好不一的学习者需求。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局面，推行文治，给宋人整理和继承前代文学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说《文苑英华》选录唐诗就是在对唐诗的整体考察下进行的一次全面总结，这种收录视野和条件是“唐人选唐诗”选本所不具备的。《文苑英华》选诗比唐人选唐诗更具包容性，但并不是说《文苑英华》选诗散漫无章，其诗选的倾向性也较明显。从《文苑英华》与“唐人选唐诗”选本的重合情况来看，《文苑英华》与《国秀集》重诗比例最小，原因之一在于《国秀集》选诗突出小作家，《文苑英华》并不以此为重，故而对《国秀集》所录的诸多诗人都未认可。诗风倾向上，《文苑英华》的态度也很明显。《中兴间气集》重诗之“理致清新”，其所选诗歌六成以上都被《文苑英华》选录；姚合的《极玄集》以“清丽”为宗，其所录诗歌近八成都被《文苑英华》选录；绮艳诗风以《御览诗》、《才调集》为代表，这两集中所选录的大部分艳诗，《文苑英华》均予以剔除，从中可见《文苑英华》对清丽诗风的重视。
三、诗教功能的突出
宋太宗下令编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几部大书时，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7]《文苑英华》编纂期间的雍熙元年，又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 法？” [8]（571）可见其编纂用于教化的意图很明确。而实现其教化目的的途径则是将《文苑英华》编纂成范本形式，指导时人习文，“使沿者得其余波，慕味者接其雅唱”[9]（1022）。《文苑英华》是宋初文教政策的产物，较之“唐人选唐诗”选本而言，其诗教功能更为突出。“唐人选唐诗”选本批评标准各异，但均未如《文苑英华》那样是在君王强烈的文教意识指导下编纂而成的。《文苑英华》突出唐诗的诗教功能，有如下特点。
（一） 对唐代帝王诗作的地位明显提高
选录帝王诗作是《文苑英华》选诗的一大特点，其收录唐代帝王诗有：唐太宗李世民诗67首，武则天诗1首，唐中宗李显诗1首，唐玄宗李隆基诗36首，唐德宗李适诗1首。《文苑英华》诗分25类下有281子类，每一子类若选入帝王之诗，会将其置于类首，如天部“日”子类，唐诗首位唐太宗。“唐人选唐诗”选本无此观念，仅有《翰林学士集》收唐太宗诗，选录数量极少，且附于许敬宗诗作后。《文苑英华》选录帝王诗人诗歌数量较前人大量增加，且排序上有以君王为首的特点，这些都体现出《文苑英华》突出君王地位的诗学意识。
（二） 偏向发挥诗歌教化之“美颂”功能
《文苑英华》选唐诗强调教化，但是偏向发挥诗歌教化之“美颂”功能。从内容上来说，应制奉和、酬唱赠答、送行游览等内容的诗歌选录较多，对现实批判性较强的作品则收录较少。如杜甫《三吏》《三别》未选；张籍、王建、元稹等人的新乐府很少收录；姚合《武功县中作》30首未收录。韦庄《悯耕者》《汴堤行》《睹军回戈》《喻东军》《重围中逢萧校书》等反映晚唐动乱社会情况的诗均未选录。这种倾向从《文苑英华》对柳宗元诗歌的态度也可得以验证。柳宗元的诗作现存一百六十余篇，大多为贬谪之后所作，借登山临水以抒写离乡去国、身居蛮荒的悲哀与愤懑，诗风或 “哀而酸楚”或“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清人施补华说：“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而不甚似陶公，盖怡旷气少，沉至语少也。”[10]（982）而《文苑英华》对于有此特点的诗歌均不录，仅收其诗《观庆云图》这一首。《观庆云图》以颂扬为主，祥和雍雅，与柳宗元其他“幽怨”之作截然相反，这与宋初文臣崇“颂美”的审美心理分不开。
再如白居易，《文苑英华》重视白居易的新乐府，选录了其新乐府50首中的21首，但也是有所抉剔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11]（2793）白居易所列举的这些诗歌中，《哭孔戡》《秦中吟》《乐游园》《宿紫阁村》均比《贺雨》言语激切。《文苑英华》只选录了《贺雨》归入诗体。夏夷中、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曹邺等晚唐诗人创作了不少伤时讽世之作，《文苑英华》收录较少，如所收皮日休诗22 首，现实批判性较强的《正乐府十篇》和《三羞诗》就未选录。
四、诗人地位的升黜
选本可以反映出诗人在不同时期的接受变化情况。《文苑英华》录诗超过百首者有：白居易（254 首）、李白（ 228 首）、杜甫（194 首）、刘长卿（181 首）、王维（155 首）、卢纶（154 首）、贾岛（153 首）、郑谷（151 首）、宋之问（145 首）、刘禹锡（143 首）、皎然（142 首）、罗隐（142 首）、温庭筠（139 首）、许浑（136 首）、张籍（120 首）、张说（118 首）、赵嘏（121首）、刘得仁（112 首）、张九龄（113首）、张乔（112首）、方干（ 111 首）、李峤（105 首），不少诗人在“唐人选唐诗”选本中地位并不突出。
以白居易、李白、杜甫为例，三人在“唐人选唐诗”选本中地位并不高。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一十五“极玄条”云：“《姚氏残语》云：‘殷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佑、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各有意也。’”[12]（441）“唐人选唐诗”十三种中，《又玄集》仅收白居易诗2首，《才调集》收白居易诗27首，在韦庄、温庭筠、元稹、李商隐、杜牧、张沁、李白等人之后，其他选本未见有选白诗者。《河岳英灵集》收李白诗13首，位居王昌龄、王维、常建、李颀之后；《又玄集》收李白诗4首，居杜甫、武元衡、贾岛、姚合等人之后；《才调集》收录李白诗28首，居韦庄、温庭筠、元稹、李商隐、杜牧、张沁之后；其他选本未收李白诗。而杜甫诗仅被《又玄集》收录7首，其他选本不收杜诗。而《文苑英华》对三人极为重视，选录白居易诗254首、李白诗228首、杜甫诗194首，列《文苑英华》所录唐人诗作的前三位。又如张说、李峤和方干，仅《国秀集》收录张说诗4首、李峤诗4首，《又玄集》收方干诗3首。这些被唐代选家选录较少作品的诗人，在《文苑英华》中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可见宋、唐人对唐代诗人的接受之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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