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敌人台词范文1
老徐是谁？问这话就OUT了，地球人都知道，徐静蕾呗。
大家都喜欢她那阳光般的笑，其实，笑容的背后，更不乏幽默、经典的话语。
剧中：由杜拉拉成长为艾米
老徐演了不少戏，让她真正大红大紫的，是《杜拉拉升职记》，电影版中的老徐，那个女强人杜拉拉，里面的经典台词应该还“历历在耳”吧。“王总，你鼻子下面长的是人嘴吗？”听，这句够辣吧；“地球是转的，没人会永远倒霉。”瞧，多乐观；“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有唐僧。”嘿，这句是不是有点哲理味？“自以为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等着，等我股票涨了，我非得买一辆那样的车，天天在你面前绕绕绕，我气死你。”呵，有点任性，有点傲骨。现实中的老徐，是不是也这样，风风火火，看似玩世不恭，实则步步为营？
《亲密敌人》，徐静蕾把一个坚强独立的“川妹子”形象演绎得非常完美，从里面的台词来看，似乎又多了一份成熟。“她们在情感上会纠结，在工作上能强势；她们的爱情，需要遇到好的对手。”这就是老徐对自己拍摄的现代女性的定位，少了拉拉的率性，多了份沉稳，却又不失“酷”劲。
现场：“舞”舌赛项庄
有人说，老徐在采访现场，永远是“项庄舞剑”，从所有的采访现场记录看，似乎比项庄“舞”得更精彩。
2010年4月，老徐在上海为第四部导演作品《杜拉拉升职记》上映造势，接受记者专访，言无禁忌地大方点评当下娱乐圈众多热点，那是精彩不断，“金句”迭出。当记者问她，“你宣传一部电影炒作的底线是什么”时，只听老徐答道：“没有底线，法律就是我的底线。”先是一句“没有底线”，让人大吃一惊，接着一句“法律就是我的底线”，让我们恍然大悟，老徐是很正经很清白的，会炒作，但绝不违法。当记者问她，“最近娱乐圈曝出‘女星饭局’，你遇到过吗？”老徐回答：“我听说过，但没遇到过。怎么没人找我呢，难道是我名气不够？”人气如此之高的老徐，怎么会“名气不够”？一句调侃的话语，立即让观众明白了，老徐我根本没有被“潜规则”，你们不必担心，怪不得当场引来一阵笑声。
2011年12月，《亲密敌人》上映前，老徐组织人马到成都、广州等地做宣传，她和黄立行的关系也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老徐却很坦然，说黄立行“不能多夸，否则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有记者更是直接逼问老徐婚事，只听老徐说：“如果说这么大了，还没有个男朋友，那才是奇了怪了。”听听，老徐这么一说，问话的人倒成了小屁孩——幼稚了。而老徐，也恰到好处地利用迷阵，为自己的《亲密敌人》做足了宣传。
生活：流浪的女超人
徐妈妈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就是流浪的生活。老徐听了大发感触：自己一年下来，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在为事业打拼，是个十足的女超人。于是，老徐的理想就是，一年的三分之二时间当女超人，剩下三分之一和妈妈一样，去流浪。当然，当下红得发紫的老徐，这个理想很难实现。所以她的生活里，就多了些这样的幽默：
十数天的反复出差、拍各种广告、杂志之后，老徐说：“我很忙，有事找上帝。”
暂时性的结束手头工作，回归自己的日子里，老徐说：“自己的日子里，不浓妆艳抹，出门只用来晒太阳，看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不要听更多的事情，找一些简单的快乐，比如吃吃喝喝，认识好玩儿的人，逮谁和谁练口语（嘿嘿）……”
《亲密敌人》上映前，老徐说：“2011这个年底的日子过得真是跌宕起伏，够将来当个谈资的了。这是哪个特别厉害的人说的来着？ 玩儿的就是心跳！！！”
博客：“四全齐美”大红人
2005年，老徐开通了新浪博客，到笔者写本文的当口儿，博客的访问量已达309695690，有点数不清了吧，对，就是三亿多了。2011年4月27日，老徐又正式落户腾讯微博。截至当年底，老徐腾讯微博的听众数已经达到19408257人！怎会有如此之高的人气？除了名人效应外，老徐的幽默也有着大大的功劳。请看一个粉丝在新浪博客里的评论：“如果你能给我回复的话，我觉得我该买了。”老徐怎么回复的？俩字：去买！简单的回复，流露出老徐的调侃味又不失平易。请看老徐2011年12月19日在腾讯发的一条微博：“昨天在休息室摔了一个后仰跟头之后，直接：老弱病残，四全齐美。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够有噱头吧。一个“四全齐美”，反话正说，活脱脱地形容了自己摔跟头的“惨状”。乐天派的性格，让老徐的博客有了巨大的感召力，“自己毫发无伤反而刺了别人一刀”，老徐就是这么让人“抓狂”，连广告费都不知省了多少啊。
亲密敌人台词范文2
的一次“插话”
是去公安部查阅档案的源头
1968年5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专案一、二、三办下属的各专案组正副组长，向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和中央的负责人汇报各专案案情进展情况时，听取汇报的人有很多插话。其中最显眼的就是。正当有一个专案组汇报案情时，她突然插话说：“公安部的档案，内容可丰富啦，你们可以派人去查。罗瑞卿专案组也要派人去查……。”接着康生也立即附和着说：“各个专案组都可以派人去查。”会后，吴法宪（罗瑞卿专案组组长）立即召集我们开会。他说：“你们先写个报告给我，我批示后，你们再去查。”为落实吴法宪的指示，专案组的七个副组长（我是副组长之一）专门开会研究如何派人去公安部查阅档案的问题。派谁去？怎么查？查什么？大家都心中无数，但查档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从公安部的档案中查找审查对象罗瑞卿、汪金祥、徐子荣、凌云等人的批件，再从他们的批示中找出他们“资敌”、“通敌”的罪证材料，作为“砸烂公检法”的文字根据。然后拍照下来，洗成照片，提供给各分组（共三个分组）作为定案时的“附件”使用。但分组之间又互相保密，互不了解案情，什么是罪证，什么不是罪证，谁也确定不了，但又不能不派人去查档。研究的结果是，由我负责，每个分组去四个人，共十二个人，组成“查档小组”，去公安部查阅档案，吃、住都在公安部。
1968年6月17日，我们十二个人的“查档小组”正式进驻公安部办公大楼。我持“二办”的介绍信，找到当时公安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曾威（他是工程兵政委、开国少将）。他说：“我们刚从部队调来二百多名干部，正在接收公安部的全部档案材料。交接手续还没有办完，你们现在还不能查阅，不过可以先看看目录，待我们全部接收过来后，你们就可以按照目录，有目的有系统地查阅了。”根据这一情况，我当天下午就返回京西宾馆，向常务副组长作了汇报，并请示查档小组是撤回来呢，还是继续留下先看目录，做些摘记，待军队人员全部接收过来后，再有计划、有目的的查阅呢。经几个副组长研究后，还是决定让我们留下来，能看到什么材料就先看什么材料。我回到公安部，将这一决定在小组内作了传达。大家分头开始看档案目录，随看随记，以备将来使用。
有天，我在公安部办公大楼突然遇到汪春耀，他是几个月前从罗瑞卿专案组调回公安部参加学习班的。他告诉我，他是临时从学习班抽调出来，回机关作移交档案工作的。过了几天，我到四楼去看他时，他已回学习班了。因为当时各单位正在揪所谓“假党员”，他被造反派责令回学习班，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说清自己的问题”去了。
因为没有查到案犯的罪证材料，
受到吴法宪的严厉批评
就在这时，彭真专案组的几个人，拿着康生的亲笔批件来到公安部，强行要查阅原浙江省公安厅破获的“浙东工委案”的档案材料，公安部不得不立即将该案的卷宗调出来，供他们查阅。他们看了几天，就发现了“重要的罪证材料”，作为彭真、罗瑞卿“资敌”、“通敌”的证据，报给了康生，受到康生的表扬。
本来吴法宪对我们查档小组进驻公安部近一个月没有什么成绩，就非常不满，当他听到此事后，就大发雷霆。当晚就把我叫回京西宾馆，把其他几个副组长也叫去，在军委办事组会议室开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在场，但他们在各自办公）。吴法宪一开始就严厉批评查档小组“工作不认真、不积极、不努力，思想右倾，没有一点成绩。十几个人去了这么多天，没有查到一份案犯的罪证材料，客观上起到了包庇敌人的作用；而彭真专案组只去了几个人，查了几天，就查到了彭真、罗瑞卿非常重要的罪证材料。这不仅是个工作态度的问题，而且还是个阶级立场问题……”。他越说越生气，嗓门越来越大。最后拍着桌子对我说：“张英华！你要知道，你是搞过彭、黄专案的（潜台词是为彭、黄翻案的）；你是长期作保卫工作的，你受彭真、罗瑞卿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最大、中毒最深的，你是条条框框最多的……。”我一面听一面在笔记本上作记录。当他看到我在记他说的话时，就更加火了，大声说：“你记什么？你还想抓我的罪证吗？！”当时我就想，真是奇怪了，我把你吴副总长的批评记下来，回去好对照检查，以便迅速改正，怎么就变成抓你的罪证了呢，这不是做贼心虚、不打自招吗？这时，黄永胜过来说：“老吴，算了，时间不早了，让大家回去休息吧。”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利用档案迫害老干部是、康生、
谢富治一伙的惯用手法
在那个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本来公安部门用于侦破敌特案件中行之有效的侦察手段和方法，他们都说成是错误的，是犯罪行为。他们把凡是为了欺骗麻痹敌特组织，编造一些假情报应付敌人的做法，都说成是“情报资敌”；把凡是逆用敌人电台与敌特组织通联以诱敌上钩的，都被说是“特务台”，是“通敌”行为；把凡是经过“密捕密放、短促突击”，敌人彻底缴械投降后再派回去为我工作的都说成是‘‘纵敌”；把凡是破案留根，继续经营，以诱捕敌人的，都说成是“养敌”。康生、、谢富治等人将这些正确做法统统污蔑为“资敌”、“通敌”、‘纵敌”、“养敌”，其目的就是为他们“砸烂公检法”制造理论根据。给许多公安干部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使他们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打击。如原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就是康生亲自批准在监狱里长期带脚镣手铐而被迫害致死的。
就以彭真专案组查到彭真、罗瑞卿重要罪证的“浙东工委案”来说吧，那是浙江省公安厅侦破的一起特大的的特务案，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在该案中，我们的特情成功地打入到敌人内部，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并被敌特组织作为“敌后代表”，赴台湾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还携带着最爱吃的油焖笋作为礼品），受到的亲自接见。最后将敌人一网打尽，一举将此案成功获破。怎么现在彭真、罗瑞卿、王芳等人却变成了“资敌”、“通敌”的罪犯了呢？
被形势逼出来的办法也受到了批判
在受到吴法宪的严厉批评之后，我回到公安部如实地向查档小组的同志传达了受批评的内容，并提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在各个分组不能互通案情的情况下，更弄不清什么是罪证、什么不是罪证，我们只能把凡是审查对象的批件一律拍照下来，将照片送各分组选用，是不是罪证，由各分组决定。所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共拍了八百多张所谓的罪证照片，交给了各分组使用。由一份罪证也没有查到的“硬顶”，到“以量胜质”的“软抗”，这不能责怪我们，这是被形势逼出来的。
1968年9月下旬，查档工作结束。10月底，在罗瑞卿专案组内，发起了一场兴师动众、声势浩大的为时一个多月的反“右倾错误”的会议，我是重点受批判的对象之一。而在查档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做法”又是受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我在大会、小会上作了多次检查。
亲密敌人台词范文3
他是红军的炮兵权威。
他是八路军的首任炮兵团长。
他是在华朝鲜义勇军的总司令。
他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只能用“传奇”二字来形容。
武亭，原名金武亭，别号“樱棒子”。1905年，武亭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1919年3月，14岁的武亭亲身经历了朝鲜的“三―”反日运动，由此开始他的革命生涯。1923年3月，他和无数朝鲜志士一样，秘密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寻求争取朝鲜独立复国的办法。192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在军旅之初就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22岁便成为中国军队中的炮兵中校。
1925年，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武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背叛革命后，武亭愤而退出军队，转而从事地下工作，曾经被捕入狱，出狱后毅然奔赴中央苏区，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的炮兵权威
武亭的到来，对红军来说是一件幸事。时值红军初创时期，各类技术人员奇缺，象武亭这样的优秀炮兵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刚开始，武亭编入的红三军团当炮兵连长，从此和人民军队的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1930年夏，红三军团在指挥下，一举攻占岳州，并缴获几门山炮。当时停泊在洞庭湖上的帝国主义军舰耀武扬威，公然炮击红军，下令用刚缴获的山炮炮轰敌舰。当时红三军团里会用山炮的，除了，再就是武亭。武亭亲自操炮，首发命中，显示出精干的炮术才能，博得了军团长的高度赞扬。经此一战，武亭的英名在广大指战员之间迅速传播。这次战斗之后，红三军团正式成立炮兵团，由武亭任团长，辖6个连。不久炮团缩编，由炮兵团改为炮兵营，之后又进一步缩编为炮兵连，武亭始终担任这支炮兵部队的指挥员。
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缴获山炮2门和一批迫击炮。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以原山炮连为基础，增加两个炮兵连，于l931年5月13日成立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仍归红三军团指挥，武亭任团长。
1933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分编扩大，共分为四个学校：红军大学、彭扬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武亭被任命为特科学校校长兼炮兵营营长，为红军培养出最初的炮兵人才。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武亭作为炮兵的权威，人所共知。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退出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军委决定成立红星炮兵营，隶属总部直属队，由武亭任营长。红军攻占黎平后，党中央于1934年l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充实连队，红星炮兵营撤销，连队编入红三军团。红星炮兵营是在长征前夕组建的，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长征途中参加过不少战斗，有效地发挥了炮火支援作用，受到总部和红三军团首长的好评。
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使各军团之间无法联系，并反对中央确定的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战略方针，私自带军向川康边境退却，阴谋和红军。当即指派武亭带着指北针寻找红一军团的行踪，并把新的电台密码本送给一军团，武亭迅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为后来与第一军团取得联系创造了条件。事后，聂荣臻多次说：“要不是武亭同志及时送来密码，我们根本无法和中央及三军团联系，更不知道听谁的了。”武亭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当时参加红军长征并最终到达陕北的朝鲜人，只有武亭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悌(杨林)两人。之后不久，毕士悌在东征战役中牺牲，武亭便成为唯一幸存的参加过长征的朝鲜革命志士。
1936年6月，中央决定，派武亭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干部科(即第一科)学习。该科主要训练红军师级以上干部，学员总共38人，学员身上的伤疤平均每人达三处，学员中有、、罗瑞卿、陈光等红军高级将领。同年12月底，武亭从红大毕业，担任红军总部(后改为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
八路军炮兵团的第一任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缴获日军的火炮一部，同时又收集到了阎锡山军队败退时丢弃在河内的8门山炮和2门野炮。1937年冬，总部组建八路军的第一个炮兵团――总部炮兵团，武亭被任命为首任团长。
1938年1月28日，军委炮兵团成立大会在临汾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亲自到会致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也派遣代表祝贺。大会上，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宣读了中央军委的任命书。会后，武亭以炮兵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八路军炮兵团已经成立。由于此通电引起了敌人对炮兵团的注视，加上事前未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受到上级的批评，成为武亭任职期间的一个插曲。
同年2月，炮兵团奉命开赴洛川整训，在部队路经延安时，主席亲切接见了武亭，并作了重要指示：炮兵团要像母鸡下蛋一样，为今后炮兵部队的建设培养骨干，建设更多的炮兵团，以适应革命的需要。按照主席的指示，武亭领导创办了短期炮兵干部训练班，还先后两次从抗日军政大学选拔200多名毕业学员编成教导营，为炮兵团培训初、中级指挥员。武亭亲自担任教官，给大家讲授射击原理和操炮要领。为了解决器材问题，武亭向求助，特地从武汉为炮兵团买来炮队镜和测远机各一架。这些当年武亭亲自培养的炮兵干部，后来大都成为中国炮兵高级指挥员。第一任炮兵团长武亭，是当之无愧的八路军炮兵创始人。
武亭带领炮兵团的出色工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39年初，炮兵团成立一周年之际，主席亲自为炮兵团题词：“炮兵团全体官兵同志们，八路军炮兵团成立已一周年，盼望你们努力政治军事学科术科之学习，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有力兵团，达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目的，为民族争光荣，为八路军争模范！”总司令也为祝贺炮兵团成立一周年亲笔题写了“坚持抗战，胜利归于我们的”。同时，总司令还给炮兵团办的报纸题写了报头：“骨干”。
1932年2月中旬，武亭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领炮兵团的约半数人马，从洛川南下到三原，再乘火车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南同日寇作战。1939年9月，武亭指挥炮兵团配合115师688团进攻河北彭城，摧毁敌军碉堡，日伪弃城而逃。紧接着，武亭又指挥炮兵团配合385旅攻打山西阳县东冶镇，拔掉了日军最坚固的据点。1940年春，武亭指挥炮兵团配合兄弟部队反击石友三、朱怀冰等部对太行山根据地的进攻，武亭亲临前线指挥，炮兵团弹无虚发，得到了总部通令嘉奖。同年8月，武亭指挥炮兵团参加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武亭指挥部队一度将大炮推进到离敌据点仅百米的地方抵近射击，日军惊呼：“八路军的大炮也上了刺刀！”为了把敌人从乌龟壳里赶出来便于消灭，武亭和神炮手赵章成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炮弹的弹药倒出改装成“辣椒面弹”，炮弹在敌堡周围爆炸，浓烈的辛辣气味涌进敌堡，熏呛得敌人难以忍受，敌人以为八路军打了毒气弹，纷纷弃堡出逃，炮兵团发明的“辣椒面弹”大显神威。武亭率领炮兵团立下了赫赫功勋。
朝鲜义勇军总司令
1941年，党中央鉴于朝鲜革命和东方各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决定让武亭离开八路军炮兵的工作岗位，首先在晋东南专心致力于关内朝鲜反日力量的组织工作。
1942年7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组为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武亭当选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并专任朝鲜义勇军司令。
朝鲜义勇军成立之后，在武亭的率领下，立即投入抗日战斗。当时日军在华北动用其全部侵华兵力的半数，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并实行绝灭人性的“三光”政策。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武亭率领义勇军配合八路军积极作战。在仙翁寨战斗中，不少朝鲜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邢台战斗中，担任掩护的义勇军战士，宁可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日寇同归于尽，也不做俘虏。最为可歌可泣的是，1942年5月25日保卫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之战，义勇军主动担负掩护总部撤退的任务，顽强阻击敌人，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朝鲜义勇军战士与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长眠于太行山麓。
反“扫荡”胜利后，副总司令高度赞扬了朝鲜义勇军的英勇行为，并亲手奖励他们一支新缴获的轻机枪。枪柄上刻着标志中朝人民战斗友谊的誓言“为了共同理想，我们永远站在一起”。1944年在延安对中外记者团的讲话中指出：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民，还有国际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是为了朝鲜人民的反帝解放事业牺牲了的战友们。
朝鲜义勇军的英勇善战，使之英名远播。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赠给义勇军的锦旗上闪耀着光辉的7个大字“朝鲜革命的基石”。太行军区赠舞台挂幕一个，上书“中朝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血肉关系和伟大的战斗情谊。
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全国人民和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8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向各解放区部队命令，积极进攻，迫使日军投降。同日，还向朝鲜义勇军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亲密敌人台词范文4
笔者曾采访李白的战友，了解到许多剧中没有写到的秘密。
密台
密台，即秘密电台，滞伏敌后的秘密情报组织。通过密台接收上级的秘密指令，通过密台发送秘密情报。密台情报工作的神经中枢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到南京谈判，随行携带一部通信电台。此刻，经历十年内战的国共双方刚刚恢复关系，特务机关仍然对共产党进行严密监视。在这种情况下，这电台的报务员入选，也就格外重要。
军委三局负责总部无线电通信联络的，有不少优秀的报务，组织上反复挑选，最后选定李白。李白又名李华初、李朴、李霞，化名李挣安，1910年出生，1925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先后认电台报务员、台长、政委，参加了长征。1937年10月起潜伏上海，从事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30日被捕，1949年5月牺牲。
李白是湖南浏阳人，贫苦的农家子弟。大革命期间湖南掀起农民运动高潮，1925年15岁的李白在家乡闹农会，组建赤卫队，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李白参加了红军：第二年进入红军总部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成为红军最早的报务员之一。
李白在红军电台从事报务工作，经历过反“围剿”战斗的锻炼，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收发报技术十分熟练，政治上十分可靠。到延安以后，李白任电台台长、政委
李白随同到了南京，很快架设电台，开始工作，抄收了大量延安电讯。
1937年10月，组织上义调派李白到上海开设秘密电台 抗日战争期间，主要敌人是日本侵略者，中共情报机构把工作重点转向对日本工作，上海也就成为建立敌后密台的最佳地址。李白潜伏上海，在敌人眼皮底下开设秘密电台，克服重重困难，将沦陷区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延安。
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突然闯进李白的住宅，将正在工作的李白逮捕。面临生死考验。李白保持镇静，坚称自己只是受人委托，从事一般商业电台活动。日本宪兵严刑拷打，李白仍然坚持。
为了动摇李白的意志，敌人把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拖来，让她看着丈夫受刑。
李白被绑上老虎凳，脚下垫起砖头。裘慧英看到，剧烈的疼痛使李白渗出大粒汗珠……敌人又用钳子夹住李白的指甲乱扭!裘慧英看到，李白手背的肌肉在抽搐!
受尽酷刑，李白依然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裘慧英也坚持不说。案子拖了下来。经过组织秘密营救。一年后，李白被取保释放。
李白出狱后身体极其虚弱，而且继续受到特务的监视，但他从不消极躲避，而是继续坚持秘密工作，又打入机关，利用的电台为党传递情报。
1945年3月，李白和电台突然被特务扣押。由于李白的沉着应对和党组织的及时营救，第二天就被释放。
两次被捕的李白，很难继续在敌后潜伏，按说可以转回根据地了。但是，李白又第二次选择了危险。
上海密台急需报务员，李白坚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李白重返上海，再次开设密台。在解放战争期间，李白密台坚守岗位，从敌后发出大量重要情报。
1948年12月30日，李白第三次被捕。第二年5月被杀害，时年39岁。
李白本来是有机会避免牺牲的。被捕两次，已经受到敌特监视，不适宜继续在敌后潜伏，按说可以撤回后方。可李白总是从工作出发，又从一个密台转向另一个密台。
死间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著作《孙子兵法》，是世界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的第十三篇《用间》篇，又是国际公认的世界最早的谍报行业专论。
孙子将间谍分为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其中，最危险的是死间――情报送回来了，间谍却死于敌营：出征之前就预见牺牲，然而依然义无反顾。
秘密情报员深入敌后――宁愿个人牺牲，也要侦获情报。李白，就是一个深入敌后的秘密情报员，他的经历比死间还要传奇。他曾经三次被捕，又三次放弃生存的机会……
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情报系统不止一个。吴克坚系统在上海也有密台，也在设法躲避敌人的侦控。在秘密活动中，他们发现敌人的侦测车已经发现了一个密台，正在缩小范围。但两个秘密情报系统之间，并无横向联系，吴克坚也不知那个密台是哪个同志在使用。于是，就紧急报告当时在西柏坡的中央情报部。西柏坡又将这个情况转给上海的李白密台。
提前发出的警号，给李白带来生存的机会。富于反侦察经验的李白，知道敌人的无线电侦测手段。发现秘密信号，必须立即出动三台测向车，从三个方向锁定具置，然后上门抓捕。
在这种情况下，密台有两种躲避方法。一是缩短发报时间，你刚刚发现我的信号，尚未三向锁定，我已经停止发报了。二是转移电台位置，你刚刚锁定我的位置，还没登门，我已经提前转移了。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密台发报时间过长，就容易被敌人锁定位置。如果密台坚持原地不转移，就必然被敌人上门抓捕。
两种选择摆在面前，李白密台非但没有转移，反而继续发报，而且报文越来越长，这就增添了被抓住的危险。为何选择危险呢?1948年12月30日，李白被捕这天，都发生了什么?
无论是李白，还是李白的上级刘人寿，这天都在紧张工作，根本来不及考虑自己的安全。
这天，刘人寿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邀请――革命委员会来人要找个共产党员，去同李宗仁的代表谈判。
刘人寿知道，民革’是内部的反蒋派，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解放战争中对部队开展秘密策反活动。这项工作虽然重要，但是，按照组织分工，属于统战系统管，而刘人寿属于情报系统，按保密规定不宜介入。但来人说情报重要。大势已去，党内人心涣散。位居副总统的李宗仁，正在秘密联络党内力量，准备一举倒蒋，取而代之。李宗仁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希望得到共产党的支持配合。刘人寿反复掂量，如果李宗仁倒蒋成功，也许可以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减少人民的牺牲。事关大局，刘人寿来不及请示上级，贸然前往……
这天深夜，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武装特务，突然包围一幢三层楼房――上海虹口区亚细亚里15号(现黄渡路107弄)。
顶楼，李白正在发报。这些日子李白的工作极其紧张，刘人寿送来的情报义多又长，每天晚上李白都要彻夜发报还发不完。
工作越忙，李白越兴奋。今天的报文特别长，这份情报，正是军的《长江防御计划》。
军人出身的李白深通当前战局，中央当前急需这份情报!取得大决战的胜利，兵锋直指南京。全线退守，企图加强长江防线，继续保有南方地盘。下一步大战，必将是渡江战役。此刻把这份江防情报发到西柏坡，就能大大加快胜利进程。
李白知道，发报时间越长，被敌人侦测抓住的危险就越大。但此刻顾不得个人安危了，必须抢时间。李白
飞速地按动电键，抢时间发出更多的情报，发出更多的情报就能避免更多的战友牺牲。李白豁…去了，自己的一条命能换来众多战友的生命――情报就是生命!
这时，楼下传来撞门声，敌人来了。
李白镇定地发完最后的报文。赶紧隐藏机器……敌人破门而入。
刘人寿密谈归来，已是深夜。义想到，情报情报，有情必报。今天密谈的情报，应该立即报告中央。刘人寿抓起电话，找李白布置任务。接电话的人不是李白，也不是李白的妻子裘慧英。那人不说自己是谁，反而追问来电话的人是谁，一再追问。
刘人寿敏锐地判断：李白出事了。
不久，电话总机的值班员，给刘人寿来电话报告：李白被特务带走了。
这个总机班长也是地下党员，他从电话转接中，发觉李白家里接电话的人变了。赶紧打电话找刘人寿，刘人寿也不在家。于是，这个同志就去李白家查祈动静。在李白家蹲守的特务问：你找谁?这个同志很机警，小说找李白，而是说找他的妻子，于是被放走了。
另一个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少将”，也证实李白被捕了。
按照秘密活动的规则，一人被捕，其他相关人员必须立即转移。否则，就会被敌人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刘人寿立即部署相关人员撤离。
李白知道三个重要地址：一是上级刘人寿，二是打人特务机关的“少将”，蔓是备用电台。为了预防李白泄密，这三人都应该撤。可是，都撤了，工作怎么办?渡江战役、南京战役、上海战役……即将打响的一系列战役都急需情报!
密台，要有双重以至多重部署，情报传递不能中断，工作台一旦因暴露停止运行，就立即启用备用台接替。为了保证安全，备用台的地址和报务员姓名，不能让工作台知道。万一工作台报务员叛变，也无法出卖备用台。可是，李白却知道这个备刚台。备用台的设备质量不好，刘人寿曾经让李白上门去修理过。在这种情况下，备用台应该立即撤离。可是，备用台一撤，这个情报组织与西柏坡中央的无线电通信就完全中断了，众多军事情报就无法及时发送了。
备用台的同志非常勇敢，他决心坚持工作，相信李白不会叛变，，刘人寿提出。按规定你可以转移。备用台的同志慷慨激昂地说：宁愿牺牲也要坚持下去!
秘密情报工作也是打仗，也要前仆后继。李白虽然被捕，但始终没有供出备用台。备用台的同志也始终坚守岗位，，李白的忠诚和备用台的同志的勇敢，保证了上海，秘密情报工作得以继续。
这个勇敢的备用台报务员是谁呢?刘人寿在2007年仍不肯讲出这个人的名字。义一个无名英雄!
1949年5月7日晚，李白被秘密处死。烈士死于胜利前20天。
隐形
间谍必须具备什么素质?这个问题要问反间谍专家。反问谍专家的火眼金睛，扫描着每一个角落，一旦发现口标，就不会给你改正错误的机会。要想不被发觉，就得学会隐形术。
1937年10月，李白从延安潜入上海，任务是建立秘密电台：一个湖南农家子弟，一头撞入繁华的大都会，路不知怎么走。话不知怎么说。那举手投足间的军人气质，连街头的“包打听”都能看出来。连自己这个人都隐形不了，怎能让电台隐形?
李白善于学习。不会说上海话，那就多听少说。穿西装，要“派头”；穿长衫，要“稳重”。上海滩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处世谨慎的李白，一时没有引起注意。
房东太太多嘴：“李先生多大年纪了，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这似乎无心的一问，立即引起组织的高度警觉。此刻的上海，沦陷于敌手，中同人没有人身安全可言。日水的军：警、宪、特，随时闯入民宅，搜捕反日分子。他们积累了一条经验：一个小房间，一张单人未，房客是个单身男子，抓起来冉说!这是因为，中共地下党员潜伏上海时。经常是这种生存状态。外来人口，没有社会关系，经赞义少，只能租房单过。
也有解决办法，那就是“住机关”。找一两个可靠的川志，扮作亲人，同潜伏者组成一个家庭。，房东太太会说：先生你家庭和睦啊，特务上门，也不会再引起怀疑。
李白也得“住机关了”李白的家庭，就是中共上海秘密情报组织的密台，白天密藏设备，晚上拿出来收发报。这个“住机关”的人选，必须像李白一样可靠。组织上为李白选了个知识青年，相貌也好。
这还得征求李白的意见，这人选不但是李白的同志，还是李白的“妻子”，虽然是假扮夫妻，也要相配相合才行。
李白想了想，“要穷苦出身，经过一些考验的人为好”。不提文化，不提貌美，只重志同道合。这是因为李白想，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妻子”必须经得起考验!
于是，青年女工裘慧英，同李白“住机关”了。四平米的小屋，只能摆下一张双人床。晚上，搬开半边床板，李白架设电台发报。共同的工作，共同的生活，假夫妻渐渐变成真夫妻。李白，也就融入当地社会，成功地隐形了。
人隐形了，电台呢?
日本反间谍机关极度重视无线电管理，取缔一切外国电台，还在新亚饭店的楼顶安装侦察电台，日夜监控上海的无线电通信，一旦发现来历不明的信号，立即派出侦测车，锁定电台位置，上门抓捕。苏联情报机构设在上海的一部密台，就这样被日本宪兵破获了。
李白密台，沟通上海秘密情报组织与延安中共中央的秘密通信。由于通信距离遥远，需要使用功率较大的电台。起初使用的是一部100瓦电台，信号很清晰。用了不久就发现问题：发报时，一按电键，邻居的电灯泡就随之闪动。这等于通知别人，附近有密台!
李白只能等到夜深人静，邻居熄灯以后再发报。可是，超额的用电量还是难以掩饰。李白擅长报务，收发报技术都很熟练。可是，如何让密台隐形，还需要机务知识……
组织上早有周密安排。在李白住处附近，就有一位机务师傅叫涂作潮，外号“木匠”，1924年入党，1928年到苏联学习通信技术，是党内的无线电专家，特别擅长机务。筹建上海密台，中央把他调到上海。涂作潮判断，李白的100瓦电台功率太大。容易暴露，就自制了一部7.5瓦的电台。这样，再按键时，旁边的灯泡也不会闪。可是，李白试用后却发现这电台信号太弱，和延安的联络时断时续。
涂作潮换了个真空管，把电台功率加到10瓦。这样，既能联通延安，又不会引起灯泡闪动。10瓦电台，功率仍然偏低。为了保证通信质量，报务技术熟练的李白，又向组织上申请学习机务维修技术。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在上海街面开业了。老板是涂作潮，账房先生是李白。边开业边学习，5个月后，李白成了全能报务员，既会收发报务，又会维修机务。
涂作潮还给李白特制了一部隐彤电台、主体部分是一部收音机，上海许多人家都有的普通家电，采川并联再生方法，用铅笔粗的线圈，一头钩在真空管的屏极上，一头套在振荡管的栅极上，就能收到信号了，遇到敌人搜查，拿掉这个线圈，收报机立马还原成收音机，不是电台了。
天线也容易暴露。一般的无线电天线，总是伸出屋顶，越高越好。李白的天线只是一段普通的电线，从窗口垂下，毫不起眼。于是，秘密电台就隐形了。
日本特务常常发现神秘的信号，侦测追踪，从屋外找不到天线，从电表查不到超额用电量。
四平米的简陋住房，10瓦的小电台，李白密台给延安发送出许多重要情报……
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突然闯入李白家中，反复搜查，找到的只是一部收音机。严刑拷打，李白坚持说自己只是从事商业电台活动。日本无线电专家检查了李白收音机的全部设备，认定这电台不可能收到延安的无线电信号。无法收报的收音机，怎能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呢?
组织上又通过统战关系，传递假信息，使敌人误判，以为李白真的是为重庆高官服务的商业电台，再通过关系使其获得取保释放。
1942年第一次被捕，1945年第二次被捕，李白仍然能够隐蔽身份，继续坚守上海密台。直到1948年12月30日，李白第三次被捕，仍然坚不吐实。
李白密台暴露了，李白密台的备用电台依然隐形，上海密台还在运行。
暗斗
日本占领上海后，组建了秘密情报组织“梅机关”。刺探各种情报。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人，难以深入中国社会，上海滩的抗日活动十分活跃。于是，他们想到了汉奸。
经梅机关策划，政要从重庆叛逃，到南京建立了伪政权，而后又以这个政权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特工总部。这个特工总部没有设于南京，却设在上海，即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于是，“76号”就成为这个汉奸特务机关的代号。
极司菲尔路，从日本租界伸出界外，扩张着日本管辖的地盘。76号表面上隶属于政权，实际上听命于日本梅机关。76号的特务头子，都出身于特务系统。首任丁默村和继任李士群来自军统，都是个中高手。76号的特务十分熟悉中国社会，很快收编了上海滩的三教九流，发现抗日分子立即绑架。每当深夜。76号都会传出凄厉的惨叫，吓得附近居民无法入眠。这里设有秘密牢房和刑讯室，专门镇压抗日分子。
军统为此专设上海站，一批行动高手在上海滩刺杀汉奸。梅机关震怒，指令76号出手。刺杀、爆炸、绑架、下毒……同出一门的行动高手，相互间套路都熟，把上海滩杀得腥风血雨……
共产党的潘汉年也瞄准了76号。潘汉年，代号“小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后任特科负责人，1939年10月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自青年时起就在上海，领导过秘密情报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把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转向日本，把敌后工作的重心放在上海。于是，已经成为中共情报部门高级首长的潘汉年，仍然冒险犯难，潜入敌后。潘汉年在上海人脉很广，很快找到各种关系，部署对敌密战。
日本陆军驻华特务机关内部，潜伏着一批日籍进步青年。如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同中共联系，反对日本侵华的政策。日本驻沪领事馆的特务系统，有袁殊渗入。共产党员刘人寿带着电台住进岩井公馆，在日本特务机关里面抄收延安密电。
对日工作打开了局面。对汪伪工作也有渠道。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早年曾经参加过共产党，而且是秘密情报组织的成员。他被捕后参加了特务组织，后来又投向日本人。李士群在日本人手下飞黄腾达，积极捕杀军统特工，还当上了伪江苏省长。不过，汉奸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高官厚禄，却遭万人唾骂。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投机分子也想留条后路了。与李士群争权夺利的周佛海，忙着勾连军统，与军统势不两立的李士群，也急切联系共产党。
李士群通过关系寻找胡绣枫。潘汉年派去胡绣枫的姐姐关露。李士群早年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被捕，胡绣枫曾照顾他怀孕的妻子，由此，李士群和关露姐妹相熟。现在李士群要找胡绣枫，潘汉年正好乘机策反。可是，胡绣枫此刻另有任务。李士群戒心很重，能够接近他的人，只有关露了。
关露原名胡寿楣，1932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与丁玲、张爱玲一起，号称“中国文坛三才女”。关露为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作词，那首《春天里来百花香》，连小孩儿都会唱。关露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是上海文学青年的必读书。在淞沪抗战的战场上，关露向士兵朗诵的“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的名句使她被称做“民族之妻”。女作家最重名誉。关露怎能同大汉奸来往?
经过说服，关露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务，这任务毕竟是抗日需要。关露表示：愿意为党的任务献出生命。罨汉年提醒：还有比牺牲生命更难做到的，那就是毁掉自己的名誉。
牺牲个人名誉的关露，顺利地成为李士群夫妇的座上宾。76号的大门，被一个抗日女杰打开了。
日本人中西功，把日本军事情报送给中国人，不惜被骂“卖国奴”：中国人关露，潜伏日本机关侦察敌情，不惜被骂“汉奸文人”。忍辱负重――这是内线情报员必须具备的特殊品质。
有了这些忍辱负重的秘密情报员，才仃源源小断的机密情报。每天夜晚，上海的空中都飞着电波信息。李白密台，刘鹤孔密台……
上海发出诸多重要情报：
日本企图孤立中国。同英国、美罔秘密谈判……
日本企图孤立延安，同重庆高官秘密媾和……
欧洲战场的严重教训，就是慕尼黑协议，西方大国姑息德国的侵略行动。现在，一场远东慕尼黑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上海情报准确，延安准确判断。亲自起草通知，提醒全党警惕。秘密情报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远东慕尼黑阴谋，日本的秘密媾和计划难以推进……
亲密敌人台词范文5
因舒国藩参加革命很早，又长期远离家乡，人们对这位革命老前辈知之甚少。为了采访舒国藩，笔者曾三次入川，和舒老朝夕相处多日，访问了不少舒老的亲友、同事及学生；又亲赴广州农讲所、武昌农讲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实地调查；此外还查阅了众多历史文献，获得了翔实可靠的资料。舒老2003年逝世后，笔者又在四川查阅了舒老的全部档案。为使舒国藩的革命业绩不被湮没，现将这些资料汇集起来，撰写成文，以飨读者。
认为大哥
1920年，14岁的舒国藩考入当时门坎很高的江西甲种工业学校，此时也在该校读书，而且同在机械系。舒国藩在读期间，因父亲缴不起伙食费和学杂费，曾一度停学，准备学徒或做生意。此时舒国藩与交情甚厚，年长舒国藩8岁，处处以小弟待之，小国藩也称其为“方大哥”，两人无事不谈，成为好友。当舒国藩停学时，为舒国藩复学的事反复劝说舒父，并写了一首诗给他：“独坐心悠悠，赤贫何所求。济艰效往哲，那怕苦度秋。”这几句诗打动了舒父的心。于是舒父向亲戚借了几十元钱，让国藩复学了。从此，舒国藩跟在一起由同学逐渐成为亲密的战友。
由介绍入党
在校时，是学校维持会负责人，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的一切费用全免，被大家称为“小马克思”。以后他办书店，大家又称他为“马经理”。学习很用功，领悟性很强，加上又生得高大英俊，额角宽阔，鼻梁高耸，大人们都说他“鼻峰贯顶，聪明绝伦”，故在师生中威信很高。舒国藩为结交了这样一位大哥而感到自豪。不久因带领同学闹，被校方开除，在全体同学和同情的教师中引起极大震动，但人们在反动军警的刀剑下，敢怒不敢言。同学们和不少教师都流泪，舒国藩更是心情沉重，感到社会黑暗不公平，决心跟着方大哥干革命。嘱咐同学们要继续不懈地奋斗。
到九江读了几个月书后，又回到南昌。那时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洪流中，不时带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资本论》、《唯物论浅说》等，要舒国藩送到百花洲畔的明星书店、墩子塘的黎明中学和地下党活动的席公祠。那时“过度疲劳含两眼，严重肺病瘦一身”，常常吐血。加上白色恐怖时常发生，舒国藩多次劝他转移到自己老家乡下去休养一段时间，而却说：“敌人有刀枪，我以口中鲜血喷之，与他们拼死。”这种只知有国不知有身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舒国藩。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就介绍舒国藩入党。从此两人团结得更紧密，对敌斗争更坚决。不久江西党组织负责人赵醒侬被捕，革命趋向低潮。舒国藩为保护，用小划子从赣江划行三天将接到自己的老家。在这里，和舒国藩也未放松革命活动，在村上发表演说，号召农民解放思想，团结起来，参加农会。后被该乡土豪劣绅发现，又先后转移到竹林章家和进贤前坊姜村，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动员农村青年参加革命。在动员舒国藩两位姐夫时，舒父知道后就对说：“方先生，我家儿子跟您干就可以了。他的两位姐夫结了婚，要担家养眷，就算了。”虽然舒国藩父亲阻止了自己的女婿离家参加革命，但还是有两名青年跟着加入了革命队伍。
担任农协秘书长
1925年下半年，中共江西省委遭到的破坏。为了保存新生力量，省委派遣舒国藩到广东区委去学习、工作一个时期。此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是陈延年（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之长子）。当时的广州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这里的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都是有志革命青年向往和投奔之处。舒国藩在这里结识了许多青年运动领袖，如陈乔年、毛泽覃、木青、彭湃、恽代英等。大家在一起交谈革命理想，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当时陈延年、陈乔年二兄弟不满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拍着桌子和父亲争吵，并断言：你这样干下去，要断送革命，我们要牺牲在你手中。1927年陈氏兄弟果如其言，惨遭杀害于上海龙华。舒国藩对此痛惜万分。1926年初，主办的“广州农讲所”第六期开学，陈延年根据指示送舒国藩入所学习。到9月农讲所结业后，舒国藩跟着北伐军北上，一路做农运工作，在赣州协助陈赞贤组织工会、农会，在信丰县召开万人大会，宣传农民运动，并起草了工会、农会《宣言》，刊登在当时的《国民日报》上，陈赞贤很是高兴。
1926年11月，舒国藩接到电告：“速回南昌参加筹备省农协会”。在百花洲湖畔，他来到一幢二层楼房门前，一眼就认出上面挂着书写的牌子――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
1927年2月20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市百花州农协会筹备处隆重开幕，到会的全省45个县的农协会代表141人，来宾有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二军军长谭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等人。身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舒国藩格外忙碌。大会由作总结报告，他叙述了大会筹备经过后，提高嗓门说：“农友同志们，我们不要说自己没用，不要迷信自己命苦，不要认为没有力量，我们要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用我们的镰刀、锄头加上拳头，就可把束缚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砸碎，就可以把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的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倒。”台下响起一片欢呼声。接着谭延讲话，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与唱反调，引起台下一片嘘嘘声。紧跟着讲话。他摘了军帽，露出光头，两手反握在背后，满口奉化腔，中心内容是要把江西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他御用的。代表们纷纷议论：江西农运领袖，在农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竟然想“摘挑子”？大家都感到很气愤。蒋看到全场代表对他讲话报之以冷眼，自感没趣，只好提早结束讲话。随后郭沫若讲话了：“农民辛苦耕种，供给我们衣食，把人们养起来。但有人忘恩负义，以怨报德，阴谋夺取农运的领导权，妄想永远压迫剥削农民，这简直是农民的不孝儿孙，我们要打倒他！”一席话使代表们深受感动，会场掌声如雷。经过这场唇枪舌战，会议树立了正气，压倒了邪气。舒国藩感到松了一口气。经过一星期的会议，选举了江西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秘书长，为常委兼秘书长，舒国藩为常委兼秘书室主任。
1927年4月，国共合作出现分裂，叛变革命，疯狂进行清共、、剿共。江西省国民革命政府主席朱培德，也跟着积极参加、清共，把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列为其中之一。农民协会多次遭到政府的清洗，桌子等有用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农协会成了一所空房。6月5日，是被“礼送出境”的最后限期，这一天和缪敏结婚。大家一起吃了一餐饭，饭后在公园划船，提议并一致通过江西省农协会秘书长由舒国潘接任。舒国藩又重新置购了桌椅等用具，恢复了办公。
舒国藩，1907年2月生于南昌县泾口乡北湖舒村（解放前属进贤县）。曾任江西省农协秘书长，参加了八一起义。起义后被通缉，前往上海躲避，后转赴香港等地，以从事教育为生。解放后回国，因与组织失去联系，党籍未被承认；又因找不到证人，参加八一起义的经历和此前所做的革命工作未被有关部门认可。舒国藩只好重新申请入党，工作也从头做起。初回国时在部下任劳资科长。不久，他主动要求转到大学任教。从此一直在四川成都、重庆等地执教，从副教授到教授。1967年离休，2003年在成都病逝，享年96岁。
因舒国藩参加革命很早，又长期远离家乡，人们对这位革命老前辈知之甚少。为了采访舒国藩，笔者曾三次入川，和舒老朝夕相处多日，访问了不少舒老的亲友、同事及学生；又亲赴广州农讲所、武昌农讲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实地调查；此外还查阅了众多历史文献，获得了翔实可靠的资料。舒老2003年逝世后，笔者又在四川查阅了舒老的全部档案。为使舒国藩的革命业绩不被湮没，现将这些资料汇集起来，撰写成文，以飨读者。
认为大哥
1920年，14岁的舒国藩考入当时门坎很高的江西甲种工业学校，此时也在该校读书，而且同在机械系。舒国藩在读期间，因父亲缴不起伙食费和学杂费，曾一度停学，准备学徒或做生意。此时舒国藩与交情甚厚，年长舒国藩8岁，处处以小弟待之，小国藩也称其为“方大哥”，两人无事不谈，成为好友。当舒国藩停学时，为舒国藩复学的事反复劝说舒父，并写了一首诗给他：“独坐心悠悠，赤贫何所求。济艰效往哲，那怕苦度秋。”这几句诗打动了舒父的心。于是舒父向亲戚借了几十元钱，让国藩复学了。从此，舒国藩跟在一起由同学逐渐成为亲密的战友。
由介绍入党
在校时，是学校维持会负责人，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的一切费用全免，被大家称为“小马克思”。以后他办书店，大家又称他为“马经理”。学习很用功，领悟性很强，加上又生得高大英俊，额角宽阔，鼻梁高耸，大人们都说他“鼻峰贯顶，聪明绝伦”，故在师生中威信很高。舒国藩为结交了这样一位大哥而感到自豪。不久因带领同学闹，被校方开除，在全体同学和同情的教师中引起极大震动，但人们在反动军警的刀剑下，敢怒不敢言。同学们和不少教师都流泪，舒国藩更是心情沉重，感到社会黑暗不公平，决心跟着方大哥干革命。嘱咐同学们要继续不懈地奋斗。
到九江读了几个月书后，又回到南昌。那时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洪流中，不时带一些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资本论》、《唯物论浅说》等，要舒国藩送到百花洲畔的明星书店、墩子塘的黎明中学和地下党活动的席公祠。那时“过度疲劳含两眼，严重肺病瘦一身”，常常吐血。加上白色恐怖时常发生，舒国藩多次劝他转移到自己老家乡下去休养一段时间，而却说：“敌人有刀枪，我以口中鲜血喷之，与他们拼死。”这种只知有国不知有身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舒国藩。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就介绍舒国藩入党。从此两人团结得更紧密，对敌斗争更坚决。不久江西党组织负责人赵醒侬被捕，革命趋向低潮。舒国藩为保护，用小划子从赣江划行三天将接到自己的老家。在这里，和舒国藩也未放松革命活动，在村上发表演说，号召农民解放思想，团结起来，参加农会。后被该乡土豪劣绅发现，又先后转移到竹林章家和进贤前坊姜村，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动员农村青年参加革命。在动员舒国藩两位姐夫时，舒父知道后就对说：“方先生，我家儿子跟您干就可以了。他的两位姐夫结了婚，要担家养眷，就算了。”虽然舒国藩父亲阻止了自己的女婿离家参加革命，但还是有两名青年跟着加入了革命队伍。
担任农协秘书长
1925年下半年，中共江西省委遭到的破坏。为了保存新生力量，省委派遣舒国藩到广东区委去学习、工作一个时期。此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是陈延年（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之长子）。当时的广州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这里的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都是有志革命青年向往和投奔之处。舒国藩在这里结识了许多青年运动领袖，如陈乔年、毛泽覃、木青、彭湃、恽代英等。大家在一起交谈革命理想，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当时陈延年、陈乔年二兄弟不满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拍着桌子和父亲争吵，并断言：你这样干下去，要断送革命，我们要牺牲在你手中。1927年陈氏兄弟果如其言，惨遭杀害于上海龙华。舒国藩对此痛惜万分。1926年初，主办的“广州农讲所”第六期开学，陈延年根据指示送舒国藩入所学习。到9月农讲所结业后，舒国藩跟着北伐军北上，一路做农运工作，在赣州协助陈赞贤组织工会、农会，在信丰县召开万人大会，宣传农民运动，并起草了工会、农会《宣言》，刊登在当时的《国民日报》上，陈赞贤很是高兴。
1926年11月，舒国藩接到电告：“速回南昌参加筹备省农协会”。在百花洲湖畔，他来到一幢二层楼房门前，一眼就认出上面挂着书写的牌子――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
1927年2月20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市百花州农协会筹备处隆重开幕，到会的全省45个县的农协会代表141人，来宾有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朱克靖，第二军军长谭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等人。身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舒国藩格外忙碌。大会由作总结报告，他叙述了大会筹备经过后，提高嗓门说：“农友同志们，我们不要说自己没用，不要迷信自己命苦，不要认为没有力量，我们要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用我们的镰刀、锄头加上拳头，就可把束缚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砸碎，就可以把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的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倒。”台下响起一片欢呼声。接着谭延讲话，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与唱反调，引起台下一片嘘嘘声。紧跟着讲话。他摘了军帽，露出光头，两手反握在背后，满口奉化腔，中心内容是要把江西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他御用的。代表们纷纷议论：江西农运领袖，在农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竟然想“摘挑子”？大家都感到很气愤。蒋看到全场代表对他讲话报之以冷眼，自感没趣，只好提早结束讲话。随后郭沫若讲话了：“农民辛苦耕种，供给我们衣食，把人们养起来。但有人忘恩负义，以怨报德，阴谋夺取农运的领导权，妄想永远压迫剥削农民，这简直是农民的不孝儿孙，我们要打倒他！”一席话使代表们深受感动，会场掌声如雷。经过这场唇枪舌战，会议树立了正气，压倒了邪气。舒国藩感到松了一口气。经过一星期的会议，选举了江西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秘书长，为常委兼秘书长，舒国藩为常委兼秘书室主任。
1927年4月，国共合作出现分裂，叛变革命，疯狂进行清共、、剿共。江西省国民革命政府主席朱培德，也跟着积极参加、清共，把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列为其中之一。农民协会多次遭到政府的清洗，桌子等有用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农协会成了一所空房。6月5日，是被“礼送出境”的最后限期，这一天和缪敏结婚。大家一起吃了一餐饭，饭后在公园划船，提议并一致通过江西省农协会秘书长由舒国潘接任。舒国藩又重新置购了桌椅等用具，恢复了办公。
被聘为农讲所教员
1926年3月，舒国藩经过考核，进入主办的“广州农运会讲习所”学习。入校时，对每位学员都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每一位学员的家庭、经济、思想、经历等情况。当问到舒国藩时，舒国藩把如何引导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叙述了一番，露出微笑，连连点头。当知道舒国藩还懂英文时表示赞赏。
农讲所对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每人每月发两块大洋，还配有枪。舒国藩最爱听讲课。他在分析社会各阶层时，拿宝塔作比喻：底层是工人、农民，是大多数；上面是地主、资本家；再上层是军阀、贪官污吏。只要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干革命，齐心协力，宝塔那有不倒之理！同时，又列举了自己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了解的实例来生动形象地讲课。在的指导下，舒国藩在《农民运动》杂志上发表了《农运初步之方法》，受到好评。后又写了《江西佃农的地租问题》，还为《江西农民》写了发刊词，这一切给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7年初，又在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原定由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筹备办校，每省出二到三千大洋。江西拿不出二千大洋，舒国藩电告（时任农民部部长）。接了电报就亲自来江西筹集款项，并聘请舒国藩作教员兼江西省籍学员指导员。农讲所设在武昌原张之洞的校舍，舒国藩带领江西籍的150多位学员去武昌学习，并在其中发展了党员。后又配合当地左派，参加了平息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击溃了麻城“红枪会”匪徒，活捉了元首。在当时的教员中舒是最年轻的，又是从广州农讲所惟一来武昌的人，倍受的器重。
那时有意安排一些分子进入农讲所进行捣乱。舒国藩紧紧地团结在周围，清除分子。在农讲所讲课时，舒国藩组织学员抗议杀害江西赣州工运负责人陈赞贤，高呼口号：“严惩杀人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并带领江西籍学员赴汉口向国民政府请愿，迫使国民政府答应捉拿凶手倪弼。舒国藩曾作诗缅怀陈赞贤烈士：“赣垣风瑟瑟，赣江水悠悠。遗范人共仰，烈绩垂千秋。”
由于公开叛变革命，杀害共产党人，舒国藩于1927年5月底提前回南昌，协助领导农民运动。此时南昌云集着力量。被“礼送出境”后，舒国藩接任农会秘书长，在扬子洲开展农民协会工作，并到九江港口地区组织工人、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参加南昌八一起义
舒国藩从武昌农讲所回南昌不久，就接到的亲笔信，告知：武汉国共已分裂，今后要转入地下斗争。7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陈潭秋和汪泽楷等在省农协会开了一下午会，分析形势作出斗争部署，布置任务。舒国藩又急忙把武昌农讲所毕业的百余名学员分配到各县去开展农民运动。整个南昌城外弛内张，在平静的空气中，孕育着即将爆炸的火药味。等已在南昌紧锣密鼓地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
当时省农协会就在原省长李定奎的住宅，西式两层楼房，屋顶是平台，位于东湖之滨状元桥畔，隔桥相望，对面是反动部队的营房，时称北营房。
1927年7月31日下午，这天是星期天，舒国藩在农协会值班。一个党内军事通讯员赶到农协会，告诉他一个绝密通知，说当晚午夜四时后要举行武装起义，要求省农协偕同驻在状元桥附近的一个起义连队负责堵塞状元桥，严防北营房反动军队过桥逃窜。舒国藩接到此命令，激动万分。他想：“终于有了这一天，能为人民做件大事了。”由于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傍晚，舒国藩就带领在家全体同志，将桌椅板凳及笨重物品放到状元桥头，又去与驻在附近的起义连队联系，相约协同作战，布置就绪后，就静候起义枪声。
午夜二时许（原定四时起义，因发觉一副营长叛变泄密，故提前），起义枪声一响，舒国藩就把笨重东西堵住桥面，又和起义军一排长，抱起机关枪，登上屋顶平台，向北营房逃窜敌人扫射。北营房敌军的机枪、步枪密集火力，向省农协射来。舒国藩虽然在广州农讲所受过军训，又曾随军北伐，也参加过战斗，有一定作战经验，但不甚丰富。敌军子弹不断呼呼从耳边飞过，排长认为平台无掩蔽体很危险，再三劝舒国藩到二楼窗口向敌营射击。舒国藩不顾一切，又站起来扫射，压倒敌人的机枪。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向状元桥冲出逃跑的计划没有得逞，全部被歼。南昌城枪声渐渐少了，起义胜利了！喜悦与兴奋如电流传遍了舒国藩的全身。战斗了一夜，遍身灰尘、汗水和血水的舒国藩，这时仍然兴奋不已，不觉得疲倦。
8月1日早晨，阳光灿烂，飘在天空的云彩，也辉映着胜利的光芒。突然，住在城南的舒国藩的老父亲跑来省农协，厉声呵责儿子：“你怎么一夜不回家，也不打声招呼，有军事行动也不透露一点消息，一晚枪声不断，飞过我们家的屋顶，我和你妈都吓呆了。”舒国藩安慰他说：“这是机密，不能透露半点消息，恳请爸爸妈妈原谅。”接着舒父要国藩回家吃饭，这时舒国藩才感到有点饿了。一会穿长衫的吴玉章来了，交给舒国藩一个通电稿，要他译成电码发往各省农协，这是胜利后的第一份报捷电报。紧接着起义军又要求省农协组织义务担架队。舒国藩将百余名农民组成的担架队，交给部下一副师长，当时在旁，说：“真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舒国藩急忙说：“报告军长，我叫舒国藩，省农协秘书长。”拍了拍舒国藩：“真年轻，好一个农会秘书长。”
起义胜利后，为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准备成立一个集政权、党权、军权于一身的最高机关――中国革命委员会。8月1日，谭平山用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开联席会议。到会的中央执委和各省代表4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有籍的共产党员。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贡院侧公共体育场举行就职典礼。到会者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的农工商学兵群众数万人。各界代表、叶挺、肖炳章、罗石冰、姜济寰、陈步翔、周治中、肖素民、李小青、舒国藩、李郁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李立三司仪。代表们公推韩麟符授印并报告革命委员会设立的意义，各委员受印毕，宣誓就职，并由谭平山致答词。
亲密敌人台词范文6
1978年，郭俊明参军入伍，在排长的收音机中，第一次从敌台中听到邓丽君的歌声。那时，收听邓丽君虽不像在“”期间那样面临劳教甚至判刑的风险，“但是被单位内部批评、处分甚至开除的风险还是有的。”
温柔的声音
“那是多么温柔的令人极其舒服的声音啊。听到的歌曲是《美酒加咖啡》和《何日君再来》。”郭俊明至今都忘不了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声时的感受。
郭俊明是一名通讯兵，参军没几个月，通讯排的排长就带着他收听台湾对大陆广播的邓丽君的歌曲。“排长是石家庄人，我是太原人，城市兵接受新事物比较快，身边又都是先进的通讯设备，近水楼台。”郭俊明回忆，开始一段时间，每当他听到“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为大陆同胞广播，现在是《为您歌唱》”时，心中就一阵紧张，毕竟是“收听敌台”。但是看看排长和一起收听的战友们的坦然表情，他放下心来。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到80年代初，中国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把台湾当做敌区，敌区的电台就是敌台，不管公开听还是偷听敌台都是不被允许的。前苏联和美国的对华广播曾经也被当做敌台。规矩的人即便调台时偶然碰上，也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那声音在感觉中一下子变得巨大无比，人民警察似乎也及时地在你的屋后巡逻，即便人民警察没有听到，邻居也可能将你举报。这时就要赶紧把频道从敌台中调开，有时关上收音机后，还要惴惴不安几天。
后来，郭俊明的战友们有的偷偷把大小如砖头的小录音机带到宿舍中，播放邓丽君的磁带，这些磁带是一些在南方沿海有亲戚朋友的战友带来的，都是翻录的，效果不是很好。如果有团级以上领导来视察，战友们就赶紧把录音机和磁带藏好。有时部队去靶场拉练，士兵们坐在火车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睡不着时郭俊明就和战友们哼唱邓丽君的《香港之夜》。
和郭俊明一样，北京的盲文编辑李珍也是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曲。李珍天生双眼失明，1978年时她才16岁，在盲文学校上学，住在五四大街一个胡同中的大杂院里。有一天放学回家，走进院门，就听到邻居刘哥家里传出了说不出来的美妙的歌声。“您听的是什么啊？”李珍趴在刘哥的窗口问，刘哥告诉她，自己刚买了一台“砖头录音机”，放的是台湾歌星邓丽君唱的歌曲磁带，因为磁带是托人翻录的，不知道歌名，也没有歌词。李珍现在回忆，那可能是邓丽君的专辑《小城故事》。
从来不在生活上对父母提要求的李珍这次也忍不住要他们给自己买一台“砖头录音机”。“给我买的这‘砖头录音机’不是特别好的，但是也花了将近100元，那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李珍说，后来住校后家里还给她买了短波收音机，这样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就能收听台湾和澳洲广播电台的歌曲节目了，邓丽君的歌曲比重最大。
当时，台湾对大陆的“自由中国之声”广播政治性很强，但为了吸引大陆听众，电台设置了很多音乐元素。除了晚上六点播放的《为您歌唱》栏目，每个整点的节目开头也都要播放十分钟的歌曲，很多都是邓丽君的，还有凤飞飞和刘文正的。音乐是糖衣，炮弹是政治节目，有新闻、调侃大陆的专栏《三家村夜话》以及为“某某同志”播放的数字密码。
“我有的同学被发现‘偷听敌台’，结果被老师批评了，我也被老师警告过。但是那时‘’已经结束，面临改革开放，对这种‘罪行’的惩罚已经很轻了。”李珍回忆说。
比郭俊明和李珍都早，在伊春公安局工作的董少华1975年就开始偷听邓丽君的歌曲了。现年60岁的董少华说，自己是在1975年一次修建国防工事的劳动中结识了几名邓丽君歌迷，从此迷上了邓丽君的歌曲。“我们有时会聚在一起，通过短波收音机偷听邓丽君的歌曲。每当邓丽君的歌声从收音机中飘出时，大家都陶醉了。”
但是董少华们也没有放松警惕，每次聚会时，他们都要把门窗关好，窗帘拉上，把声音调得小小的，有时甚至要用耳朵贴在木头壳子的收音机上。在公安局工作的董少华很清楚，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就有被判刑的可能。“听到邓丽君唱到美妙的地方，有的歌迷会激动得身体轻轻抖了起来，也可能是一种害怕。”
敌台的音乐美妙而刺激，但总是被严重地干扰，声音忽大忽小，有时都无法完整地听一首歌。后来，人们发现，澳洲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非常清晰，甚至超过国内的一些广播电台。
澳洲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王恩禧说，正是因为澳洲广播电台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以娱乐和旅游节目居多，几乎没有受到过大陆的干扰。澳洲电台转而成为人们收听邓丽君的最佳选择。
两个电台
广播中的音乐节目，让人们毫不犹豫地用脚投票。1970年代末，电台是人们最重要的娱乐工具，与大陆电台的音乐充斥着铿锵有力的豪迈歌曲相比，境外电台传出的邓丽君的歌曲让人们紧张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曾供职澳洲广播电台的王恩禧是早年邓丽君歌曲在大陆传播开来的关键人物，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通过广播节目为大陆听众介绍邓丽君的歌声，还曾先后四次采访邓丽君，其中两次是面对面，两次是电话连线。1978年，王恩禧在澳洲广播电台（简称“澳广”）中文部创办并主持《您喜爱的歌》节目，在这个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里，邓丽君的很多歌曲一度成为点播率最高的曲目。
1981年秋天，王恩禧利用回台湾的机会采访了邓丽君。邓丽君完全没有大牌明星的架子，平易近人，非常亲切，认真回答每一个提问，还耐心为大陆听众签名留念。
这次采访在澳广播出后，一下子收到了10万多封听众来信，来信基本来自大陆，大都是表达对邓丽君歌曲的钟爱并索取签名照片。由于来信太多，以至于王恩禧和他的同事们在节目里不得不恳请听众暂时不要来信了，因为当时澳广每处理一封大陆来信需要花费1澳元。来信潮持续了两三个月，盲人李珍也在那一次给澳广写信，并在广播中得知自己得到了邓丽君的签名照。可惜，这张漂洋过海的照片最终没寄到她手里，这成为李珍的终身遗憾。
随后而来的1981年春节除夕夜，王恩禧透过电话与邓丽君连线，向大陆听众拜年。1983年，邓丽君的歌曲已经在大陆家喻户晓，趁邓丽君在美国巡回演出期间，王恩禧再次在节目中与她连线，报道演出的盛况。
王恩禧说：“1979年以前没有一封大陆的听众来信，开放后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王恩禧身处收音机的另一端，广播人的独特身份让他亲眼目睹了邓丽君在大陆通过小小的收音机流传开来的全过程。他认为，中国大陆从清一色的样板戏过渡到丰富多元的听觉选择的过程中，邓丽君担当了非常独特的关键角色，没有哪个华人歌手在那个转折点上对中国人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她让人们首先从收音机里找到了听歌的乐趣，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找回了音乐本该有的功能。
而在台湾，邓丽君的音乐则以另一种方式与政治紧密捆绑在一起。1979年开始，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开辟对大陆听众广播的《邓丽君时间》节目，这个节目每周播出6次，每次25分钟。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节目才停播。王恩禧说，这样的播出方式有政治因素，只不过是柔性的政治宣传手段。
查抄
1979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邓丽君的歌曲开始在大众中间越来越公开化地传播。“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现象，很多喜欢邓丽君的歌迷委托在广州福建沿海工作的亲戚朋友，或者出海的海员帮忙带邓丽君磁带。但是大环境对邓丽君和她的歌曲并不是十分有利，1979年，在中国音协召开的北京西山会议上，专门展开了一场邓丽君歌曲是“靡靡之音”、“黄色音乐”的讨论与批判。会上也批判了音乐家张丕基、王酩，还有李谷一及其歌曲《乡恋》。官方的舆论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特别是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曲的主题指向是谁提出了质疑。不久后，大陆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1年，邓丽君到金门给军队演出，这不但让她的歌声在大陆更难传播，也导致她终身不能到大陆演出。
1980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
1981年，北京新源里中学初一一班，一位同学家长把中国音协有关邓丽君歌曲为什么是黄色歌曲的讲座磁带带到学校，听完讲座后，有的学生担心地问老师：“听了邓丽君的歌曲会不会变成流氓呢？”
李珍所住的五四大街的居委会挨家挨户上门询问，谁家有邓丽君磁带，必须上缴。当时还在伊春公安局当民警的董少华也记得，八十年代初期严打时，查抄邓丽君磁带也是工作内容之一。
自由地歌唱
1980年代初的禁锢很快消解，毕竟时代的方向是更加开放。1983、1984年邓丽君在香港、台湾等地举行大型演唱会之后，追捧其的大陆歌迷不断增加。邓丽君热甚至蔓延到大陆的音乐界，邓丽君教会了歌手们甜美歌唱的方法，即所谓“气声唱法”，后来被归纳为“通俗唱法”。
《人民音乐》总编辑金兆均认为，“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赵莉、程琳等。不论她们在演唱上是否像邓丽君，在作品相对匮乏的阶段，只能去翻唱临摹邓丽君的歌曲。当时备受争议的李谷一也曾一度被指责在模仿邓丽君的“气声唱法”。
此时，随着政治环境及两岸交往的相对宽松，邓丽君及其音乐逐渐被中国大陆舆论接受并认可。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当时《中国青年报》文化艺术专栏记者关键撰写的新闻采访报道，据说这是中国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
总部在上海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88年，大陆曾有机构邀请邓丽君赴大陆演出，但是由于邓丽君本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环境，邓丽君未能如愿。但此后，有关邓丽君的书籍、唱片、磁带，纷纷在中国大陆随处可见，中国唱片总公司在此时还整套引进出版了邓丽君歌曲磁带系列。
1995年5月9日，邓丽君因哮喘去世，昔日的通讯兵郭俊明从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看到这条新闻，新闻中播放了多段邓丽君生前演唱活动的电视画面。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报道邓丽君。
人们再也不需要从敌台中收听邓丽君了。
李珍记得，最初在公开场合收听邓丽君歌曲的人，是那些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头发、手提四喇叭录音机的“不良青年”。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丽君变得越来越大众，任何一家音像店都有邓丽君的磁带，从日本传来的卡拉OK也可以随便点唱邓丽君的歌曲。“大家都可以随便收听和演唱邓丽君的歌曲，谁还听什么‘敌台’啊。”几年前，李珍还专门用短波收音机想重温一下收听“敌台”的感觉，可昔日的“敌台”也都停播了。反而，台湾的各个政治名嘴，争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
开放在继续，2002年，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上海办事处正式成立，随后，在上海和桂林等地建立了邓丽君生平纪念馆并向公众开放；杭州、武汉等地兴起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大陆的邓丽君歌友会也终于在2003年成立，此时邓丽君已经离世8年了。李珍、郭俊明和董少华都在第一时间参加了歌友会。后来，在一次邓丽君模仿秀上，李珍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获得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