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诗范文1
怀古咏史诗是作者在阅读史书或游览古迹时，有感于历史人物的功过或历史事件的成败、以往朝代的兴衰而发表的评论，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陈迹为题材，借登高望远、咏叹史实、怀念古迹引发出对时局或自己身世的共鸣，达到感慨兴衰、寄托哀思、托古讽今等目的。
一、读懂诗歌
阅读怀古咏史诗时，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弄清史实。对于作品所涉及的史实和人物一定要有所了解，这就要求我们积累一定的历史知识，积累得越多越好。我们在中学历史课、语文课和课外阅读中所学到的有关知识，应该成为我们历史知识库中的宝藏。在阅读一首诗时，一定要先读注解，这也是读懂古诗的一把钥匙。
2.要体会意图。后代作家对尘封的往事发思古之幽情，一定有现实原因或者是触发感慨的媒介。辛弃疾登上京口北固亭，从孙权、刘裕以京口为基地坚持抗击北方劲敌的历史联想到南宋小朝廷在风雨飘摇中苟且偷安，这京口北固亭就是触发作者感想的媒介。南宋小朝廷的苟且偷安，自己的报国无门，是引发作者抒怀的现实原因。
3.要领悟情感。诗家怀古咏史，大致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的思考，作者自己并不置身其中;另一种情况是把史实与现实扭结在一起，或是感慨个人遭遇，或是抨击社会现实。
4.要分析写法。在构思上，怀古咏史诗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的，有以景衬情的，有引发议论的。在章法上，或作正反对比，或是侧面烘托，不一而足。不同的写法，是由主题的需要决定的。我们要在对具体篇章的分析中仔细体味，并且从中领悟作品的基本风格。还有一点必须提醒，作为咏史怀古诗，不少篇章在吟咏的主要人和事之外，还会引用一些典故，比如辛弃疾《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共用了五个典故。对于这些典故，一定要有所了解，并且要体会作者用典的目的。至于用典，有明用的，也有暗用的，有正面用的，也有反其意而用的。在分析时，我们也要留意。
二、答题步骤
1.审。即审明题目要求。
2.书。即书写答案。要依据诗歌的具体内容，恰当地运用相关术语表达。
3.查。即检查要点全不全，语句通不通。
【阅读训练】
苏武庙
温庭筠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台非甲帐①，去时冠剑是丁年②。
茂陵不见封侯印③，空向秋波哭逝川。
[注]①甲帐：《汉武故事》载：武帝“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错杂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非甲帐”意指汉武帝已死。②丁年：壮年。③茂陵：汉武帝的陵墓。封侯：苏武持节归来，汉宣帝赐他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这是一首怀古诗，是作者瞻仰苏武庙时所写。作者见到了些什么？想到了些什么？抒发了什么情感？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古人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而本诗中的“魂销”却是另一种意蕴。请说说诗中“魂销”所指的内容。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辛弃疾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分析全词主要运用了什么艺术手法？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这首词是就哪一段史实发出感怀的？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山坡羊 潼关怀古
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山坡羊 叹世
陈草庵
江山如画，茅檐低凹。妻蚕女织儿耕稼。务桑麻，捕鱼是，渔樵见了无别话，三国鼎分牛继马[注]。兴，也任他;亡，也任他。
[注]三国鼎分：指东汉覆灭后出现的魏蜀吴三国分立的局面。牛继马：相传建立东晋王朝的晋元帝是牛姓的私生子。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这两首小令在写法上有何特点？请结合《山坡羊 叹世》进行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这两首小令的结句用语相仿，可表达效果却不一样，请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过金陵[注]
包 佶
玉树歌终王气收，雁行高送石城秋。
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
[注]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后。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本诗情景交融，“雁行高送石城秋”写眼前之景，试分析这样写有什么妙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尾联说“一任斜阳伴客愁”，其中“客愁”的内容是什么？请结合诗句说明。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双调] 清江引 钱塘怀古
任 昱
吴山越山山下水，总是凄凉意。江流今古愁，山雨兴亡泪，沙鸥笑人闲未得。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江流今古愁，山雨兴亡泪”两句，是元散曲中的名句，请简要赏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咏史诗范文2
关键词：杜牧；咏史诗；题材；手法；创新
杜牧身处国势衰微、局势动荡的晚唐。素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在晚唐诗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甥裴延翰编次《樊川文集》二十卷，收诗文四百五十篇。无论是咏史、感怀、抒情、写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咏史诗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杜牧诗歌的主体风貌。他的咏史诗既有一定数量、质量，也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
一、杜牧的生平与咏史诗的生成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可以说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很有文化传统。“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由此可见，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书香门第的家世致使杜牧从小就饱读了诗书，成年后他才华横溢，有远大的抱负，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唐文宗大和二年，他26岁进士及第。他做过十年幕吏，又任过黄、池、睦、湖州刺史等地方官，还任过校书郎、吏部员外郎等京官，官终于中书舍人，然而他却一生官不及将相。所以，杜牧感到怏怏不平。另一方面，杜牧虽然出身名门世家，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道已经衰落，买宅还债，奴婢大多散去。此时的杜牧家生活穷困，饱尝辛酸。所以杜牧对生活疾苦的了解较为深刻，也养成了他耿介刚直的个性。
在《自撰墓志铭》中，杜牧已自称“某平生好读书”，而于所读书中，又对经、史格外留心，因为“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所以，他为文作诗极好征引古事。不仅在《罪言》这样的策论中，引古事以证明得山东的重要与失山东的危害，而且《阿房宫赋》的写作也是有感于“秦人不暇自衰，而后人衰之；后人衰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衰后人也”这一种历史承袭现象。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说明，杜牧的好古并非泥古，而是以“今用”为目的。
杜牧的咏史诗多半是就史论史。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大唐的气数就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据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这就明显地指出，第一，当时朝廷中是宦官专权，朋党之间的相互争斗频繁发生。朝中的官位很紧缺，但是象杜牧这样的一般士人却很难有机会进入政治机构的上层。第二，当时的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低微，不善于官场应酬的有才人士，在考场上不甚得意，甚至终生不第；即使考中了，也很难做大官。面对着唐王朝末世的现状和自身暗淡的前途，他们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中仍然关心时政，为朝廷着想，对朝廷还仍存希望，抱有幻想，却往往是个人身世沉沦，空怀抱负。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杜牧忧心如焚，渴望一挽狂澜，济世济民。但是官场上的黑暗，仕途上的坎坷，使他壮志难酬，报国无门。长期的幕僚生活，加上不断的谪迁，让他感慨颇多。但他只是一位无权无势的文人，也只能把满腔的愤慨通过饱蘸情感的诗篇发泄出来。诗人是时代的神经，他们对于现实要比其他人敏感的多。白居易也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中就突出强调了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诗歌的政治作用。面对现实，杜牧有一种忧郁情怀，他本人又具有绝世的才华，性格豪俊，因此他的抑郁情怀并没有走向沉沦，所有的这一切都影响着他的咏史诗歌。
二、杜牧的咏史诗的题材类型
杜牧的咏史诗数量比较多，而且大多抒写对于历史上繁荣昌盛局面消逝的伤悼情绪，寓有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其咏史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借古喻今，讽刺帝王的荒淫，议论朝政得失
诗人常常多愁善感，在登临古迹时，免不了会把今昔进行一番对比，抒发个人的感慨，表达一个文人对事物的看法。杜牧也不例外。如脍炙人口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选取为贵妃飞骑送荔枝这一件事，形象地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一己口腹之欲，竟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有力地鞭挞了唐玄宗与扬贵妃的骄奢淫侈。诗歌前两句为背景铺垫，后两句推出描写的主体，提示诗歌主旨。“一骑红尘”和“妃子笑”两个具体形象的并列推出，启人思索，留有悬念。“无人知”虽三字，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全诗在史实的基础上，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既引人人胜，又耐人寻味。全诗不着一句议论而题旨自见。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泊秦淮》）。诗中的秦淮河两岸曾经是很有名的繁华地带，这里酒家林立，有钱人在此过着花天酒地、笙歌艳舞的生活。诗人路过此地，泊舟岸边，亲眼见到两岸的灯红酒绿，亲耳听到两岸的淫歌艳舞，触景生情，作诗一首，借古讽今，讽刺晚唐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的上层人物，预示晚唐王朝的末日“计日可待也”。诗中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及诗人的忧愤之情，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以诗论史，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政治感慨与识见，具有史论色彩
杜牧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思想中有很沉重的忧患意识。面对晚唐王朝的现状，他很想挽救，也很愿意出谋划策去拯救国家。但是苦于无人赏识，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因而他的这类怀古咏史诗就表现出了一种涌动不安的情绪。诗中既有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感，又包含激情，诗人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抒发着自己的政治抱负。
《题乌江亭》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中的“乌江亭”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兵败，乌江亭长备好船劝他渡江回江东，然后再图谋发展。可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自刎于乌江边。这首诗与李清照的《乌江》截然不同。在此诗中，诗人杜牧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推想。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可项羽因兵败而自刎，这只能说明项羽的胸怀不够宽广，缺乏大将风度。诗人先对这点进行了批评，然后进一步提出假设，如果当时项羽回到了江东，重整旗鼓，那么几年之后很可能会卷土重来。诗人其实是在批评项羽不善于把握机会，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会用人。在此杜牧强调了兵家不仅要有远见的卓识，而且还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应该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还有《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借慨叹周瑜因有东风之便取得成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这一写法尤为后代许多诗人所仿效。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即使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之作，也常常融合了他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
三、杜牧的咏史诗的创造性贡献
（一）杜牧咏史诗的创作意识比前人更明确
杜牧的咏史诗或以史为谏，或针砭时速，极大地增加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现实社会的亲问题、新情绪，消除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把晚唐社会危机四伏、人心思治的状况以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统统包容于诗中，扩大了咏史诗的容量，同时，由于他所写问题与情绪的普遍性，在当时及后世都可引起广泛的同感。
作家的创作总要受某一种思想指导，咏史诗既然以历史故事或传说为题材，它就与诗人的历史观有密切的关系。杜牧认为乱亡的根本在帝王的荒淫。他的诗常写荒淫丧国，遗恨无穷。如《隋宫春》：“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他们偏狭地看到了文言不利的一面。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是在于取缔了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文言，那它的失败也在于取缔了能够博大精深、联结古今的文言。到如今社会，这种断裂性的危害已经轻易可见。
（二）侧重工具论
胡适后来在回忆白话文运动时有过这样的总结：“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史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显然，胡适这种“文学工具论”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文本的思想性。
和梁启超一样，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他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观念下，白话达意表情的功效远远大于文言，所以即使那些即使带来新思想的文言也是不入流、而被时代抛弃的。他的这种态度在白话文取得胜利后的1922年所写《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容易可见。在里面他赞扬了严复和林纾翻译外国著作的先锋性。严复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而林纾用文言融西洋诙谐风趣之风于文，译书百部，“更用力气，更见精彩”，是“介绍西洋近代文学的第一人”。最后笔峰一转，他们因不是白话而写而被贬低。
当然，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导者们的目的，不仅是使白话文上升为合法的正式的书面语，来取代不利于宣传布教的文言文，而且是要否定文言文所包含的封建内容、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不过在当时短促的时间里也只有周氏兄弟等人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启民和承古，还深入到对现代资本主义以物的发展与追逐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反思和批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学衡派比胡适更有眼界和包容性。他们正试图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去进行改良时，使两者更加和谐的相处和发展。所以事实上，文言和白话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正如成仿吾所谓“容器”而已。新瓶装旧酒，酒还是一样的味道。白话文也可以像文言文一样承载着满脑子的封建之道。数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将文学语言视为社会变革的首选工具，这种功利化和简单化的思想使中国的文学多次走上了变异的道路。
总之，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派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今天看来还是功大于过，他们的激进的思想行为也是需要我们理解的。不过白话文运动带来的危机的浪沫已经早已浮现，当下的知识分子在这点上也早已发觉，并提出了各种提案。如何转危为安，如何促使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这在当下，已是燃眉之急。（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28
[2]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72年.145
[3] 葛懋春，李兴芝.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4] 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
[5] 李敖.胡适评传.文汇出版社.2003.
咏史诗范文3
【关键词】先唐咏史诗；题材；主题
我国的“咏史诗”是在诗歌用事用典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咏史诗作者之多，数量之大，都很突出，历经先秦汉、魏晋、宋、齐、梁、陈等几朝，咏史诗到唐代已完全发展成熟。咏史诗在先唐时期的发展演变有其规律和经验值得总结，本文就试着论述这一时期咏史诗在题材，主题方面的特点，以及对咏史这一诗体的产生，形成过程能有一个宏观上的把握。
一、咏史诗及先唐咏史诗的发展
从广义上来说，咏史诗就是古往今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评价，通过这些事来抒发个人情感或寄托个人怀抱的诗歌，所以说“咏史诗关注历史上一切经验的事实，凡历史性的人物或事件，一经诗人情志所及，便无所谓远近古今，皆在诗人怀抱之中，成为诗人观沧桑而生其情，通古今而骋其怀的载体。”[1]我国的咏史诗虽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不像山水田园诗，边塞诗那样成为诗歌主流，形成各种流派，但它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早在《诗经》，《楚辞》中就已经有了借对历史的咏颂来达到政治和宗教的目的，到了汉乐府诗，就发展到了引用历史材料来说理论事，进一步开辟了咏史的途径，再到班固以“咏史”直标诗题，正式创下了咏史之体，之后，咏史的作者不断涌现，到唐代已完全发展成熟，并出现了许多咏史大家。
需要一提的是，咏史诗和怀古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门类，它们都涉及以“古”为吟咏对象的问题，而且，抒情及表达意志的方式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咏史，怀古不分家的观点。虽然近年有学者对其各自特点予以辨析，但仍有缠夹不清的地方。如中唐刘禹锡涉古题材的诗歌，有人干脆称为“咏史怀古诗”[2][3]，再如魏朝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中也有以“咏史”为题材的诗歌[4]。
二、先唐咏史诗的题材特点
先唐咏史诗数量较之唐代相比数量较少，在题材的选材上也显得比较零散和单一，大多数是前代的名士遭遇或将相功业为吟咏对象，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1.围绕秦穆公杀三良的故事进行多方面切入所创作的咏史诗
王粲《咏史》，阮瑀《咏史诗两首》其一和曹植《三良诗》。王粲诗云：“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黄鸟》做悲诗，至今声不亏。”主旨是赞扬三良甘心从死，称颂他们以忠义而赢得身后百世不朽的名声。阮瑀诗曰：“谁为此可处，恩义不可忘。”曹植诗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与王粲的诗同出一旨，都是从君恩臣义的道德境界上来赞美三良“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曹植在《三良诗》中对三良赴死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做了这样的描写和感叹：“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长夜何冥冥，以往不复还，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肝肺！”这里，诗人形象地揭示了三良士临死时意识深处对生命的留恋，同时，在这三首诗中，都用春秋时秦穆公以三位良士殉葬之事，批评谴责秦穆公的残暴与愚昧，诗人都分别用了“黄鸟”这个意象来表达自己对三良愚忠愚信和秦穆公虚伪残忍的批评。
2.以吟咏英雄，勇士（荆轲，夸父，精卫）等人的事迹为题材的咏史诗
歌咏英雄的早在班固《咏史》中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女性形象緹萦，虽然班固在其诗中只是对汉文帝时孝女緹萦为赎其父之罪而上书自愿卖身为奴的歌颂，这件事在《史记·仓公列传》中，緹萦救父是一个小插曲，但班固对史事的意义发掘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当他把緹萦之事从淳于意的经历中剥离出来做专题歌咏时，他所关注的不是緹萦的遭遇，而是緹萦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道德意义和教育作用。而班固作为朝廷的史官、儒经学者，他对緹萦之事作了这样的道德阐述，并加以褒扬，正如他在《两都赋序》中所说的“诗赋文章之事虽细，但可以宣上德以尽忠孝”，于国家“亦不可阙。”[5]
3.歌咏圣哲先贤的咏史诗
此类咏史诗以歌咏虞舜，太公，孔丘。周公，伯夷等为主，曹操，曹植，孙放，江淹等在诗中都以圣哲先贤的事迹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例如，曹操的《度关山》、《短歌行》诸作，都以其气吞山河，雄视古今的非凡气概，或讲述道理，议论时事；或回击政敌，申述心志，其气势和文采比起前代班固的那种据事直书，一诗仅咏一人一事的“质木无文”的史传型咏史已大不相同。
4.以三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五位古圣名士，段干木，鲁仲连，杨雄之类的名士为歌咏对象
在《五君咏》中这五位先贤都对所处的黑暗现实不满，其生活经历，思想情趣与颜延之有相似之处。颜延之能够抓住诸位名士的思想和性格的主要特征，借吟咏他们来抒己情，寓己怀，并融入了自己景仰、赞颂、感叹地真挚情怀，所以，也写出了诸位名士的精神本质和风采神貌，又传达了诗人的心声。
5.咏贫士，其中陶渊明的《拟古诗》，《咏贫士七首》最为著名清人邱嘉穗论《咏贫士七首》云：上两首皆陶公自述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之意。以下五首乃历引古之穷士为证，即承上章“赖古多此贤”句，说来字字皆为自己写照。余尝玩公此下数诗，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6]。
6.还有以神话题材为主的咏史诗
像苏彦的《七月七日咏织女诗》就属于这类，“织女思北沚，牵牛叹南阳”就说明牛郎织女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而且已被人们所熟知。
三、先唐咏史的主题内容
古代咏史诗是一部形象的历史教材，可以使我们增长见识，而要更好的品尝咏史诗歌的韵味，就必须储存大量的历史知识，在诗人怀抱中观其沧桑而生其情，通古今而骋其怀，使史与情能够紧密地结合起来。先唐咏史诗在主题表现上也是有其独特性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表达对人事沧桑变化，生命虚无的感怀
曹丕的《煌煌京洛行》中就有感于古人的成败之事而供后人借鉴的例子，其中提到了苏秦，固当，陈轸等历史人物。就苏秦来说，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一日由布衣而登卿相，却身贵而招致祸患，荣华凋枯生于俛仰咄嗟之间，功业富贵何足恃？让我们从中体会到了人世间盛衰变化的无奈。
2.通过历史人物的兴衰及遭遇寄托自己的情怀
陶渊明的《咏三良》同样是取材于《诗经·秦风·黄鸟》中咏子车氏三兄弟为秦穆公殉葬之事，《黄鸟》是一首哀歌，《左传.文公六年》记载此事曰“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那“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的呼天抢地的悲号真切的表达了作者对三良的悼惜，向秦穆公的怨愤，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和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不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而是想借三良之事表彰张炜不肯毒死零陵王而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可以看出他的诗确立了他固穷之志的心路历程。
3.揭露黑暗现实及对现实的不满，表达诗作者自己怀才不遇的痛苦和向往隐居生活的愿望
如左思《咏史》其二，也表达了怀才不遇的痛苦，“郁郁涧底松”诗中充满了悲哀之情，诗中成功地运用了“涧底松”，“山上苗”两个富于感染力，说服力的形象来比喻那些因无门阀凭借而屈居下层的才俊之士和那些无才无德而依仗权势居高位的世胄子弟，这些实际表现了对门阀阶级社会的无限愤慨和憎恶，左思认为自己是具有才华，有天分的“英俊”本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使其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但现实是没有给予他重视，给予应有的待遇，他们这些不逢时，无依靠的英才却被门阀制度无情的挡住了去路。
4.表达求贤若渴，感到时光易逝，人生短暂的痛苦，歌颂义士文人富于进取，敢于斗争的精神
曹操的《短歌行》全片由两个相互联系得主题组成，一个主题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另一主题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正是因为感到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所以才有时不待我的焦虑，大业未成的忧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诗人曹操追求不朽的事业，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自己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他以周公自比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整首诗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
四、结 论
先唐咏史诗在内容，主题方面的特点我已经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先唐咏史诗的内容及主题没有唐代咏史诗那样丰富多彩，但作为咏史诗的发展阶段来说，先唐魏晋时期的咏史诗发展还是有其独特性和阶段性的。
而且先唐咏史诗又相对独立完整之处，即以班固，左思所开辟的咏史路线来发展，或教谏鉴戒，或对外讲求诗歌的现实功用，对内抒发抱负情怀或倾诉愤懑，是诗人咏史在历史中安放自己的位置，寻找自己的生命寄托。咏史诗在这一时期由“述史”转向“抒怀”的发展轨迹，以全新的面貌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后代咏史诗走上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10]江艳华.魏晋南北朝咏史诗论略[j].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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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禄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中华书局,1982,12.
咏史诗范文4
关键词：南宋；咏史组诗；特点
南宋是继唐代之后咏史组诗发展的又一高峰，它是在继承汉魏六朝唐代咏史组诗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繁荣的，因此它具有前代咏史组诗的某些特点，同时它又与南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相糅合而形成与前代不同的特点。
题材上南宋咏史组诗主要以贤君能臣、隐逸之士、女子、儒生文士、本朝历史事件和人物为歌咏对象。
项羽、光武帝、孙权、刘裕等君主都建立了赫赫功绩，成为南宋文人歌咏的对象。歌咏项羽的主要有朱淑真《项羽二首》、陈淳《西楚霸王庙二首》，前者侧重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对他的悲剧给予深深的同情，后者侧重写项羽的赫赫武功，表达对项羽这样的盖世英雄的渴慕与向往。光武帝在汉末动荡的社会脱颖而出，再建汉室江山，成为南宋文人心目中的能君明主，曹勋《题光武庙二首》写光武帝征战生活及对他的评价。王十朋《光武二首》评价他为中兴之主、谨厚之人。孙权和刘裕为偏居南方的六朝君主，与南宋政权非常相似，但他们都建立了一番功绩，刘子《建康六感・吴》写孙权“一呼定南国，再战威强邻。抗魏既摇岳，攘刘亦披鳞”的历史功绩，评价其为“大皇、英材”。《建康六感・宋》写刘裕“南勘奠番禺，西狩澄泾渭”的巨大功业，赞美其为“伟人”。这些君主的功绩是南宋帝王无法比拟的，南宋文人对他们充满了向往，把他们诉诸笔端，赞美他们。
贤臣是南宋文人歌咏较多的一类人物，他们品行高洁、忠心事君，堪称古代臣子的典范。王庭《和赵叔清登殷仲堪读书台二首》、《和郑元清同游殷仲堪读书台二首》写晋朝贤臣殷仲堪，他为官清廉、喜好读书、精通医术、关心民生，成为晋朝能臣良吏的代表，为南宋文人推崇。朱淑真《刘向二首》写刘向精忠为国，多次上书，终不被所用。程洵《用韵题诸葛武侯二首》高度评价诸葛亮的“精忠、大义”，赞美他的历史功绩。周密《子房二首》写张良的聪明才智和他晚年学道求仙得以善终。《七爱诗赠程乡令赵君》写周、汉、唐三个时期七个基层官吏，勉励赵君要以此为榜样。
隐逸之士主要歌咏严光、严君平、韩伯休、向子平、陶渊明等，其中歌咏严光的组诗最多。张浚《过严子陵钓台二首》赞美严光不慕富贵，甘愿隐居养真。滕岑《题钓台对严氏楼三首》以严光为例，劝告严氏不须苦要为官，隐居青山也是人生的乐趣，借此表达作者隐居的愿望。陈著《题严子陵钓台二首》评价严光“大有功”，对后世文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续评史二首》写严君平和韩伯休，严君平卖卜于市，韩伯休卖药长安，作者高度赞美他们的隐逸之举。冯时行《忆渊明二首》表面上回忆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其实是自己隐居缙云山中的生活写照。此外写隐士的还有叶茵《吴江三高祠》写范蠡、张翰、陆龟蒙三位不恋官位、激流勇退的智士。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歌咏女性的组诗，数量之多超过了前代。女性主要写两类：宫女和孝女烈妇。前期主要写宫女，主要作家是曹勋，《楚宫词三首》和《汉宫词三首》写古代宫女孤独寂寞、倍受冷落的命运。《王昭君四首》写昭君远赴大漠的悲剧，同时也指责统治者昏庸。
南宋后期出现的以女子为题材的组诗带有强烈的伦理说教色彩，这可能与南宋后期理学发展有关。这些女子多为孝女烈妇，她们成为南宋文人心目中女子的典范。刘克庄是这一时期创作此类组诗较多的诗人，主要作品有《广列女四首》、《广游女三首》、《又六言二首》、《处士妻十首》这些女子有的为孝女，有的为烈妇、有的敬夫、有的不慕名利、甘愿贫贱，有的拾金不昧。此外这类组诗还有蒲寿k《咏史八首》分别写陶侃母、谢道韫、蔡文姬、鲍宣妻、乐羊子妻、朝鲜妇、孟光、黔娄妻。释云岫《曹娥江泊舟二首》写孝女曹娥。林采和李壁《黄陵题咏二首》写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
对儒生文士的歌咏侧重点不同，有的写儒生的智慧学识，有的写文士的文学成就。刘克庄《陆贾》二首写他出使南越，不辱使命及他为陈平出谋划策。《题放翁像二首》、《题诚斋像二首》主要写陆游和杨万里的文学成就。王应麟的《配食大成乐章》和陈淳的《训儿童八首》分别写儒家的代表人物曾参、孔澈涂鬃印⒀兆印⒃子，这类组诗主要赞美先儒，带有很强的说教功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歌咏本朝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组诗，他们回顾本朝历史，总结本朝历史教训，通过歌咏表达作者的历史思考。刘克庄《感昔二首》写北宋历史，总结了北宋在军事上经常失败的原因。《读崇宁后长编二首》写北宋徽宗年间腐败的政治，总结了北宋灭亡的原因。《即事十绝》主要写南宋的军事形势。《端嘉杂诗》回顾了南宋的政治和军事历史，表达了作者坚持抗战、收复失地的信心及对腐朽政治的不满。郑思肖《五忠咏》歌咏本朝五位忠义之士，他们在南宋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拼死抵抗，不屈服于元朝，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南宋的忠心。
体裁上，南宋咏史组诗以近体诗为主，有律诗、有绝句，形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
南宋咏史组诗大多具有浓郁的咏怀成分，作者不单独吟咏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而是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媒介，抒发自己的历史见解和情怀。他们歌咏贤君能臣，赞美他们功绩、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对贤君能臣的渴望。他们歌咏隐士，表达了对隐士高洁品行的赞美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通过对本朝历史事件的歌咏，抒发了强烈的感情，如刘克庄歌咏本朝历史事件的组诗，流露出作者内心的苍凉和无奈及对本朝腐败政治的愤慨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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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史诗范文5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1)08(A)－0059－01
李商隐是我国唐代后期的杰出诗人，咏史诗是其创作的重要题材，约占他全部诗篇的七分之一，而且成就卓越，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一、擅长将追怀史事与讽刺时弊融于一体
李商隐的咏史诗决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为咏史而咏史，他是借咏史以讽时的。如《咏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这首咏史诗借三国孙权立国直至陈亡这一历史时期建都金陵的几个朝代新旧更替的史实来抒发感慨。首句中诗人将六朝兴废之感融汇到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而第二句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特写，形象地表现了六朝王运的终结。第三、四句是转折，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虽然不算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似凌晨残梦，还说什么钟山龙盘、形势险要呢?在李商隐看来，三百年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曾先后定都于此，全都亡国，可见“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钟山何处有龙盘”一句的反问语气更加强了否定，诗人对“龙盘”王气的思考，不但扣合着一个朝代的覆亡，还扣合着三百年的沧桑，最终感叹“龙盘”无处寻觅，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如此。
二、擅长在宏大的历史故事中截取一幅或者一小段画面进行描写
《贾生》一诗即属此类：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被贬的遭遇是历代文人抒写怀才不遇的常用题材，而李商隐却独辟蹊径，选取贾谊被召回，与汉文帝在宣室夜谈的情节人诗。
首句写汉文帝为求贤在宣室召见被逐之臣。这里一个“求”字，表现出汉文帝的求贤若渴，一个“访”字，表现了汉文帝对待贤才态度之诚、之谦，而“逐臣”一词更是将汉文帝求贤若渴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诗的后半部分却将笔锋一转，可惜的是，文帝半夜移动坐席听讲，问的只是鬼神之事。“可怜”二字不但对前面汉文帝求贤的一切作为予以了否定，而且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尖锐地指出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地重视人才。
三、擅长在咏史诗中使用对比
李商隐的《马嵬》是唐代咏“马嵬之变”的杰作，诗歌借历史上荒淫腐败而招致祸乱败亡之君昭示历史教训、讽刺现实政治。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抱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诗歌从杨贵妃死后唐玄宗令人寻其魂魄写起，暗示唐玄宗的无奈。颔联紧接着追述二人出逃时的情景，将出逃生活与宫内生活加以对照。颈联又从对比的角度继续写李、杨的爱情悲剧。那一天，禁军不起程，终于逼迫唐玄宗赐杨贵妃缢死。而此前唐玄宗和杨贵妃还山盟海誓，愿世世为夫妇，曾在七夕之夜嘲笑牛郎、织女一年只能相会一次。“此日”“当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尾联，诗人依然以对比的手法寄托感慨，点明题旨，警醒后世，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唐玄宗。
四、擅长选用独特的切入角度
《梦泽》是李商隐咏史诗的代表作之一。诗歌视角独特，立意新颖，表现出诗人对统治者荒淫生活的愤懑，对那些趋炎附势迎合统治者的人的讽刺。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咏史诗范文6
摘 要:唐代咏史诗是时代精神的载体。诗歌中无论是对儒家孔子的非议、对起义领袖的赞美,还是对个性女性的理解肯定,无不体现出创作群体的开明意识,闪烁着迷人的时代色彩。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唐代诗人在对历史题材的吟咏中,敢于非议儒家孔子,敢于歌颂起义领袖,敢于理解和肯定个性女性,体现出卓尔不群的胆识气度和开明意识。
一、对儒学孔子相对尊崇而绝不迷信
唐代实行“尊崇儒术,兼容百家”的政策,故唐代文人能够广泛接受各家思想的影响而不迂执一端。在唐代即使非议孔子,批评儒家经典,统治者也绝不过问。历史学家刘知几编撰《史通》,指责孔子在删定六经时,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刻意隐瞒历史真相,态度尖锐。{1}李商隐理直气壮地为“不师孔氏”的元结辩护:“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之外有何物?百千年贤圣相随于途中耳!……孔子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一方面肯定孔子的贤圣,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孔子不必一味迷信。韩愈在《原道》中,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的“道统”继承人自居,大声呼吁排斥扫荡佛老异端。但是他在《读墨子》一文中却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显然和孟子斥墨子为“禽兽”的立场大相径庭。唐代文人在兼容百家的时代空气中受到多种思想深浅不同的影响,他们思想解放,勇于创新,因而能够不拘儒家旧说,独自发抒见解。
唐代文人对儒学孔子相对尊崇、绝不迷信的态度,在诗歌创作中也明显反映出来。他们对孔子有时极为尊敬,有时又语含嘲讽。李白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中写道:“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表示要像孔子那样,为端正文坛风尚做出贡献,对孔子真是不胜仰慕之至。而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又高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俨然以嘲笑孔子的楚狂接舆自比。杜甫一向以忠君尊儒闻名,他在诗中多次以“老儒”、“腐儒”自称。但他在愤激之时,曾大叫“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又在醉酒之后,借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诗句,发泄心中的牢骚不平。李颀《杂兴》诗云:“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用新异的比喻,把儒家圣人周公和楚狂接舆相提并论。诗人认为周公、接舆两人虽然语默迥异,但在任运遂性上却是一致的。
在吟咏孔子的诗歌中,诗人们往往侧重于同情其生不逢时的坎坷遭遇。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云:“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已经流露出浓郁的感伤情绪。高适在《鲁西至东平》中写道:“问津见鲁叟,怀古伤家丘。寥落千载后,空传褒圣侯。”对其生前落魄,身后尊崇的不同遭际,寄寓了深沉的感慨。此外,李白“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送薛九被馋去鲁》)慨叹孔子才高而不被赏识。“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借孔子的壮志未酬排遣自己的失意之愤。卢仝“仲尼鲁司寇,出走为群婢”(《感古四首》之二)感叹孔子为群小所妒,都语含伤感和激愤。
唐代文人对孔子采取了一种开明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把孔子当作超凡脱俗的神来崇拜,而是把他看成有血有肉的古代贤者,因而他们敢于对其有所褒贬,有所同情。这正显示出文人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开阔。
二、对起义领袖敢于肯定和赞美
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并把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和项羽分别列入“世家”和“本纪”,充分显露了他卓立不凡的政治见解,达到了后代正统史家所不可企及的思想高度。唐代文人继承了司马迁对农民起义的进步观点,在诗歌中对陈胜进行了肯定和颂扬。韦楚老《祖龙行》以“陈胜城中鼓三下,秦家天下如崩瓦”的诗句,形象地再现了起义军势如破竹的巨大声威。胡曾《咏史·陈涉》云:“秦法烦苛霸业隳,一夫攘臂万夫随。王侯无种英雄志,燕雀喧喧安得知?”则完全取材于《史记·陈涉世家》。诗人巧妙地把陈涉的两句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融入诗中,充分肯定了陈胜的胆识和功绩。项羽在楚汉之争中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其悲壮人生引起了唐代文人的广泛关注。李白《登广武古战场怀古》写道:“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用豪纵遒劲的笔调刻画出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于季子“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胡曾“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乌江》),则在同情其失败命运的同时,歌颂他死得磊落壮烈,不失英雄本色。
唐代文人不仅歌颂古代的起义领袖,而且对隋末农民起义的首领进行了赞美。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中有一首凭吊李密的诗,诗中写道:“亿昔大业时,群雄角奔走。伊人何电迈,独立风尘首。传檄举敖仓,拥兵屯洛口。连营一百万,六合如何有。方项终比肩,乱隋将假手。力争固难恃,骄战何能久?若使学萧曹,功名当不朽。”诗人用赞叹的笔调描绘出李密在中原逐鹿的隋末起义浪潮中,连营百万、威震天下的英武形象,痛惜其恃勇骄战、雄图中夭的命运,完全可以和司马迁描写陈胜、项羽的气概相媲美。唐代诗人在诗歌中提到隋末起义军时,往往以“群雄”“英雄”称之。如杜甫《行次昭陵》云:“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重经昭陵》道:“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这种称呼在当时整个文坛都很盛行。李百药《皇德颂》写道:“定群雄之逐鹿,拯方割之为鱼。”杜光庭《虬髯客传》中叙述李靖之话时也提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唐代诗人敢于歌颂起义领袖,和唐朝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据《通鉴·贞观七年》记载:“春正月,更名《破阵乐》曰《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萧 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上曰:‘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心乎?’”唐太宗称起义领袖为“一时英雄”,从而更好地团结了各路义军的臣僚。可见唐朝的君王虽然对隋末起义的镇压毫不留情,但在言论上却对起义领袖有所宽容,并不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所以诗人也就能够大胆地对起义者寄予同情和肯定。
三、对个性女子寄予同情和理解
唐代诗人在女性问题上,也反映出一种开明解放的观点。汉代卓文君爱慕司马相如的才华,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与之私奔,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自由恋爱故事。当唐代诗人凭吊古迹,缅想历史时,常常情不自禁地为之挥毫咏叹。卢照邻“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相如琴台》)采用寓人于景的表现手法,李贺“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咏怀二首》之二)则直接再现人物活动,都展现了一幅甜蜜恩爱的生活画面。杜甫寓居成都时,也留下了美丽动人的诗篇:“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琴台》)诗人一开始就指出相如晚年因病闲居茂陵时,仍然挚爱着卓文君,则此前的恩爱更不待言说,可见他对于《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的传闻是不以为然的。酒肆、琴台的遗迹,又使人联想起相如文君当年大胆潇洒、充满情趣的生活。而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闪现在野花蔓草之中,更引人进入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遐想境界。“归凤求凰”出自司马相如的《琴歌》“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颉颉颃颃兮共翱翔”,相如正是凭借此曲表达对文君的执著爱情。诗人引用这一典故,表明了自己对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理解和肯定,并流露出不见古人的惆怅。唐代诗人热情歌咏相如文君的爱情,正反映出他们蔑视束缚、热爱自由、追求幸福的洒脱生活态度。 徐陵《玉台新咏》收录古辞《苏小小歌》云:“我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乐府广题》记载:“苏小小,钱塘名娼也,盖南齐时人。”苏小小虽然沦落风尘,但却是个品貌出众而又多情多义的才女,不幸在十九岁时就悄然离世,后人遵其遗愿,埋香于西泠桥畔。唐代多位诗人感其身世,挥毫作诗。温庭筠称她是“水中莲子怀芳心”(《苏小小歌》),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莲子,比喻其灵魂的纯洁。张祜“中擘庭前枣,教郎见赤心”“不知谁共穴,徒愿结同心”(《题苏小小墓》),一方面赞美其爱情的坚贞,另一方面同情其悲凉的命运。李贺《苏小小墓》尤为著名,诗云:“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诗人根据古乐府的内容,结合墓地的景物,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的鬼魂形象,创造出凄迷空灵的艺术境界,并对她的痴情和不幸表示了深沉的慨叹。唐代许多诗人都与风尘女子有过交往{2},在咏叹苏小小的诗歌中,正反映出他们对这些女子的理解和同情,这与一味视其为玩物的腐朽意识显然有着天壤之别。白居易《杨柳枝词》云:“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更是把苏小小当作美的化身来歌咏。
唐代诗人不仅关注历史上诸多奇女子的命运,而且对本朝的知名女性进行了歌咏。吕温有首写上官婉儿的诗:“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上官昭容书楼歌》)上官婉儿是宫廷诗人上官仪的孙女,自幼聪慧多才。据《唐诗纪事·卷三》记载:“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中宗立,进拜昭容。帝引名儒,赐宴赋诗,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蔚然成风。”可见当时的婉儿俨然是一位宫廷诗坛的盟主。吕温这首诗,不仅高度评价了她的文学才华,而且赞美了她蔑视男尊女卑纲常的气概。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诗人的胆识和气度。
在唐代历史上,杨贵妃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命运,吸引了众多诗人关注的目光。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但晚年由于沉溺声色、荒怠政事、重用奸相杨国忠、宠幸藩将安禄山,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由繁盛转向衰落。杜甫作为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人,对杨贵妃的针砭是较为明显的。他在《北征》一诗中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把杨妃比作褒姒和妲己,而将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妃说成是皇帝的圣明决断。但中唐以来,人们对杨贵妃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虽然对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而误国误民的行为不乏嘲讽和批判,但是却把玄宗和杨妃作为爱情悲剧的主角,对他们的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晚唐诗人则进一步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唐玄宗。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二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当年七夕之际,玄宗和杨妃曾讥笑牵牛织女一年只能相见一次,发誓要世世为夫妻,永不分离。可是当遇到六军不发的时候,玄宗为保全自己,竟下令赐死杨妃,此时玄宗虚伪自私的面目暴露无遗。在结尾之处,诗人做出鲜明的对比: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保不住自己的宠妃,而普通百姓的卢家却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对玄宗的谴责溢于言表。有些诗歌则直言为杨妃鸣冤叫屈。“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高骈《马嵬
驿》)为杨妃放出一团冤气。“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一)用反问语气,指出正是由于玄宗的昏聩好色,才导致了历史悲剧的发生。罗隐《帝幸蜀》云:“马嵬山色翠依依,重观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僖宗因黄巢起义幸蜀,途经马嵬返回长安。诗人借玄宗之口,大胆为杨妃翻案。黄滔“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娥眉”(《马嵬》),徐夤“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开元即事》),都否定杨妃是祸国元
凶,为其平反昭雪。可见祸国殃民最大责任的承担者应该是最高统治者,所谓的“女色亡国论”是站不住脚的。徐夤的《马嵬》诗,对杨妃同情之外更有赞美:“二百年来事远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以投降叛军的张均之流反衬杨妃。在危急关头,杨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平息了将士的激愤情绪,以此报答玄宗对自己的恩宠。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大胆解读,把杨妃塑造成一个勇于为爱情承担责任的女性。在诗人眼中,杨贵妃虽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她对朝政干预并不多。{3}作为一个弱女子,她始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只是历史悲剧的替罪羊,爱情悲剧的牺牲品。与历史上盛行的“红颜祸水”论相比,唐代诗人的眼界和胸襟无疑要开阔很多。
唐代咏史诗是时代精神的载体。在开明解放的意识引导下,创作群体眼界开阔,勇于创新,显示出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魄,为唐代诗坛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宝贵篇章。
作者简介:杨民,文学硕士,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
{1}[唐]刘知己.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