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从谏范文1
平原君的使者找到信陵君，说：“赵国一向认为公子品德高尚、有情有义，是能够解救他人于危难之中的。现在邯郸城危在旦夕，魏国的救兵却迟迟不到，难道我们看错您了吗?即使您看不起我们小小的赵国，难道连自己的姐姐也不怜惜吗?”信陵君也很为难，多次派出善辩的门客千方百计地劝说魏王。但魏王对秦国怕到了骨子里，始终不肯接受信陵君的劝谏。
信陵君见无法说服魏王，决定自己去救赵国，于是约请一帮门客，准备了百余辆战车，前往赵国抗击秦军。路过夷门时见到了侯赢，侯赢恭恭敬敬地与信陵君诀别：“公子努力吧!老臣不能跟随左右了。”信陵君走了几里路，心中还是不舒服，“我对侯赢这么好，眼看我要战死沙场，侯赢却这么轻描淡写的，难道我对他有什么失礼之处吗?”于是带领手下返回询问侯赢。侯赢笑着说：“我就知道公子会回来的。”接着又说：“公子礼贤下士的名声传遍天下，现在有了危难，却只想着同秦军拼命，这好比把肉投给饥饿的老虎，有什么用?平时养那么多门客又是为什么呢?”公子连忙拜了两拜，向侯赢请教对策。侯赢屏退众人，悄悄地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常放在魏王的卧室里，最受宠的如姬可以自由出入魏王的卧室，能将兵符偷出来。如姬立志报杀父之仇已经三年了，可连魏王也没能帮她实现愿望。公子派门客把她仇人的头颅献给如姬，如姬一定会帮您得到虎符，夺过晋鄙的军权，退秦救赵。”公子听从他的计策，请如姬盗得晋鄙的兵符。
信陵君启程时，侯赢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如果晋鄙不把兵权交给公子，要请示魏王，事情就很危险。我那天拜访的朱亥是个大力士，带他一起去吧。晋鄙如果不听令，可以让朱亥结果他。”朱亥接到邀请，欣然从命。
到了邺城，晋鄙见到信陵君拿来的兵符，心生疑惑，“我率十万大军在此，怎么会只派你单车来接替我?我还是传书魏王问问清楚再说吧。”朱亥见他不肯交出兵权，取出袖里藏着的大铁锤，打死了晋鄙。
信陵君于是掌管了晋鄙的军队，传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生子没有兄弟的，回去赡养父母。”然后率领精兵八万，进攻秦军，解救邯郸，保全了赵国。
信陵君从谏范文2
长乐老冯道
冯道（882-954），字可道，瀛洲景城（今河北河间）人。祖上为耕读世家，但没有人当官，久处社会底层。冯道自幼受家风熏陶，酷爱读书，能写一手好文章。长大后，因文墨出众，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聘为幕僚。刘守光以暴戾丑行著称于世，他囚父杀兄，是个极端残暴的军阀。他自恃实力雄厚，向外拓地，派兵攻打定州。冯道初入官场，言行锋芒毕露，几次以利害直言相谏，终于惹恼刘守光，被关进大牢，差一点丧命。
在刘守光手上吃亏后，冯道开始琢磨为官之道，渐渐练就了一套炉火纯青的官场功夫。刘守光灭亡后，他转到河东，得到晋军权臣张承业的赏识，被推荐给晋王李存勖，做了负责文案的掌书记。一次，晋军和梁军对峙，很久没有进展。这时大将郭崇韬上谏说，给将官们的伙食太奢侈，供应有困难，应适当降低标准。李存勖很是郁闷，发泄要辞去主帅职务，命冯道草拟文告立即颁布。这次冯道缓缓地劝解说：“道执掌笔砚，岂敢不从命。郭崇韬言有不当，拒绝就是了，晋王切不可意气用事，敌人若知，必以为我君臣不和，请三思而行。”
李存勖闻言醒悟，收回了成命。从此对这位敢于说话的掌书记器重有加。李存勖称帝后，冯道以尚书省郎官，充翰林学士。
李存勖灭了后梁，冯道的父亲病故，依礼制他回家服孝。碰巧家乡发生，他把家财全部拿出来，救济乡亲。为解决生活来源，他不顾身份，下田耕种，上山打柴，还时常扛锄夜出，帮助那些无力耕种者。服孝期满，他赶往洛阳，然朝廷换了主人，新主唐明宗李嗣源早就听说他的名声，在了解他尚在时，脱口而出：“此人是我的好宰相！”冯道先拜端明殿学士，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头衔的臣僚，以后做了宰相。一次，唐明宗问起为政之道，冯道说：“陛下以德获天命，当日慎一日，以答天下。臣早年骑马，遇山地崎岖不平，用心控着缰绳，倒也无事。进入平地后，以为好走，心里放松，却跌下受了伤。由此看来，实应居安思危。陛下切勿以天下清平丰熟而安逸纵乐，当兢兢业业，才是臣所希望的。”唐明宗又问：“天下虽丰，百姓得济否？”冯道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是常理。臣有举子聂夷中《伤田家诗》一首可以参照，‘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此诗甚好！”唐明宗下令录下，作为座右铭，并重赏了冯道。
开始重用冯道的唐庄宗李存勖
明宗朝里为相十多年，愍帝李从厚继位，冯道仍然是宰相。李从珂起兵反叛，打进洛阳，冯道率领百官列队欢迎。李从珂厌恶他的为人，冯道被贬到地方做官。
石敬瑭灭掉后唐，做了后晋皇帝，为了加强政治号召力，又任命冯道做宰相。石敬瑭是契丹的“儿皇帝”，契丹点名要冯道去谈双边事务，石敬瑭舍不得，他说为报皇恩，坚决要去。当时去契丹者多回不来，因冯道在那里用心尽力，终被放回。回到开封，晋高祖石敬瑭感谢他为自己建了大功，让他全权处理政务，事无巨细，均由他执掌。晋高祖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谦逊地向他讨教军国大略，他却答道：“陛下久经沙场，神武睿智，讨伐之事，当自行独断。臣是一介书生，为陛下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至于军事，臣实不知。”冯道在晋高祖时获得极高的荣耀，可当晋出帝石重贵接班后，冯道宰相的处境急转直下。面对乱哄哄的政局，石重贵需要的是解危济难的宰相，太平宰相冯道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于是他又被下放到地方当官。
不久契丹灭了后晋，冯道不但没有逃跑，反而赶来朝见，因事晋遭到斥责，契丹主耶律德光问他：“为何来朝？”冯道答：“无城无兵，岂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诮地问：“你是何等老子？”冯道回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听得高兴，授冯道为太傅。而后，向这个太傅问统治中原之计：“天下百姓，如何救得？”“此时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冯道答得如同偈语。有人认为：靠着冯道这句话，耶律德光在屠杀汉人时手下留了情。
契丹在中原统治不稳，撤退时要把冯道等后晋遗臣一起带走。半路耶律德光病死，契丹发生内变，冯道趁机回到中原。
此时中原已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天下了。冯道“顺其自然”地投靠了后汉，被拜为太师。在后汉做了两朝太师，太平无事，其乐融融。郭威后汉，满以为后汉朝臣会拥戴自己，他去见冯道，想听听这位“资深”元老的意思，可冯道的表情一如平常。郭威一直拜冯道，拜了又拜，冯道受之如怡，郭威方知时机尚未成熟。为了避免这个元老在此碍事，郭威令他前去徐州，接宗室刘来登位，以安定人心。后郭威在开封称帝，不久，冯道又成了郭威的宰相。
周世宗柴荣继位，北汉刘崇趁后周新老君主交替之际，纠合契丹，对后周大规模进攻。周世宗准备带兵迎敌。冯道出面反对，言语非常激烈。周世宗解释说：“唐初，天下草寇蜂起，都是唐太宗亲自带兵平定。”冯道反唇相讥地问：“陛下可及得上唐太宗？”周世宗又说：“刘崇，乌合之众，我师前往，如山压卵！”冯道接着反问：“不知陛下做得成山否？”周世宗终于火了，罢去了冯道的宰相职务。大军出发了，周世宗没让冯道相随，令他留下为周太祖修陵。陵修好后，尚未举行仪式，冯道就病死了。终年七十三岁，据说同孔子同寿。
冯道在后唐事四帝，在后晋事二帝，在后汉、后周也备受重用，五代时他六度为相。冯道曾自述：“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这番自述颇反映了他踌躇满志的心情。他对自己朝秦暮楚，“久叨禄位”的一生，心安理得。对自己一生所得到的高官厚禄津津乐道，以“长乐老”自诩。
纵观冯道一生，他做官有一套秘术，就是临危不赴，遇事依违两可，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这就是后晋灭亡，他不但没有做俘虏，反而做了太傅的原因。有一个故事说，冯道未成名时，曾赋诗抒发自己做人的诀窍：“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他自信“吉人”自有天相，船到桥头自然直。在王朝更迭中，他泰然处之，好官我自为之。这种不急国家民族之急的言论，正是他成为政治上“不倒翁”的秘诀。
信陵君从谏范文3
论文摘要：荀悦生当东汉皇朝统治末期，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六主”、“六臣”论，并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君臣对政事发展的不同影响；他的“天下国家一体”的政治观念建立在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之上；“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则反映了荀悦的政治理想，而荀悦政治思想最终归结于对于东汉皇朝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
荀悦（148-209年），生当东汉皇朝统治末期，著有编年体西汉皇朝史《汉纪》及政论著作《申鉴》。两部书的留存，使我们得以窥见荀悦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政治思想。其中对于君臣品类的划分，天下国家一体的观念，“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政治理想，对于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构成了荀悦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
一 “六主”“六臣”的价值判断
西汉昭帝嗣后无子，霍光等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但“贺即位，以行淫乱”，（魏相丙吉传）① 霍光等遂请皇太后下诏废去刘贺，由此引发了荀悦关于“六主”、“六臣”的论述。所谓“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所谓“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以两汉各代君臣为例，分析了在这些标准下划分的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影响，同时深入探讨了不同品类君臣产生的原因。
（一） “六主”、“六臣”——君臣品类的划分
荀悦划分、品评君主类别的标准是能否做到“为人、从义、先公后私”，以这些标准划分的不同品类的君主对政事的影响。在他看来，因为“王主”能够“为人”，所以可以“致兴平”；“治主”能够“从义”，所以“能行其政”；存主“先公而后私立”，则“能保其国”。而哀主、危主、亡主则恰恰因为处理政事无法做到“为人、从义、先公后私”，而与前三者的结局大不一样，“哀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有难则殆；危主遇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业，蹈哀主之迹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②（孝昭皇帝纪） 王主、治主、存主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三种类型，哀主、危主、亡主是另一个层次的三种类型。前者可以使社稷存而不亡，后者则使社稷由“殆而危”以致走向灭亡。从史学家来说，只有对历史有深刻理解，才能提出这样的区别，这是荀悦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
以荀悦“六主”的标准来看，他把西汉皇朝各代皇帝的评价都包括在他的视野之内。在他看来，即使是高祖、文帝、武帝、宣帝这四位皇帝，也没有一个够资格进入“王主”行列。汉文帝因为“克己复礼，躬行玄默，遂致升平”，大概可称“治主”；汉宣帝则因勤于政事，可称“存主”；汉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因“奢侈无限”，恐怕只能列入“危主”的行列了。
荀悦对臣的品类的划分，是按照各类臣在实际的政事运行中，对君的种种举措所作出的不同反映。王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良臣“忠顺不失，夙夜匪懈，顺理处和，以辅上德”；直臣“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 具臣“奉法守职，无能往来；嬖臣“便辟苟容，顺意从谀”；佞臣“倾险谗害，诬下惑上，专权擅宠，惟利是务”。如同荀悦在《汉纪》中对西汉各代皇帝有所评论一样，《汉纪》中同样有荀悦对西汉各代大臣的品评。周勃、陈平、王陵都在诛灭诸吕的过程中建功出力，但荀悦对他们的评价还是稍有差异。“及（吕后）福祚诸吕，大过渐至，纵横杀戮，鸩毒生于豪强。赖朱虚、周、陈惟社稷之重，顾山河之誓，歼讨篡逆，匡救汉祚，岂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洁心过于丹青矣！”②（高后纪）王陵谨遵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盟誓，周、陈二人则对于吕后大封诸吕，皆曰“无所不可”①（张陈王周传） 较之周、陈二人，对王陵的评价明显更高。如果以荀悦的“六臣”标准来衡量，王陵因直言敢谏可入“直臣”行列，而陈平、周勃则因顺遂吕后心意，恐怕就要入“嬖臣”行列了。
（二） “二难”、“二罪”——君臣品类不同的原因
荀悦在对君臣品类做出划分后，还具体分析了各类君臣之所以出现差别的原因：
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 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无罪之罪，忠臣置之。 ③（《杂言上》）
荀悦关于君臣“二难”、“二罪”的分析，是客观反映了现实中的君臣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主贤臣所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
荀悦在分析王主、治主、存主少而哀主、危主、亡主多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君主拥有至高的权力，个人的行径往往不受约束，这使得他们沉于安逸享乐，陷于谄谀之词，放纵自己的情欲，“然迹观前后，中人左右多不免于乱亡。何则？况于宴安，诱于谄导，放于情欲，不思之咎也。仁远乎哉？存之则至。” “存之则至”表明，六主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关键在于君主自身的行为选择，但这种行为选择却又因为君主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变得不易。他举出汉高祖、汉文帝、光武帝为例，“若高祖听戍卒，不怀居迁，万乘不俟终日；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③（杂言上） 现实中的君主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君，就必须“勤身、 苦思、矫情以从道”，否则难成大业。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子，同样面对着两难的选择：欲“尽忠直之道”则必然“矫上拂下”，这中间的不同选择便成为忠直贤愚的分水岭。能否跨越这道分水岭，不仅受臣下个人品行、才能所限，更受君主能否广开言路所限。纵使臣子有“逆龙鳞”的勇气，君主充耳不闻，或者听而不用，也是枉然。《汉书·郑崇传》载郑崇“狂瞽”，屡进直言而得罪汉哀帝，“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 ①（郑崇传） 《汉纪》记此事，却在“欲乞骸骨”之前，加了“欲言事，畏见罪”六字，并借此发了一通“臣难言”的大议论：
夫臣之所以难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于口则咎悔及身。举过扬非则有干忤之祸，劝励教诲则有刺上之讥。下言而当则以为胜己，不当贱其鄙愚。先己而明则恶其夺己之明，后己而明则以为顺从。违下从上则以[为]谄谀，违上从下则以为雷同，与众共言则以为专美。言而浅露则简而（簿）[薄]之，深妙弘远则不知而非之。特见独知则众以为盖己，虽是而不见称；与众同之则以为附随，虽得之不以为功。据事（不）尽理则以为专必，谦让不争则以为易。穷言不尽则以为怀隐，尽说竭情则为不知量。言而不效则受其怨责，言而事效则以为固当。或利于上不利于下，或便于左不便于右，或合于前而忤于后。②（孝哀皇帝纪）
由于君主的猜忌、独断和官场的互相倾轧，直臣欲行忠直之道而不可得。谏言正确，那是君主圣明所至；谏言错误，进谏者就会被视作愚蠢，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可悲的是即使臣下的谏言正确，君主却以为臣下抢了他显示圣明的机会而不予理会。还有朝堂之上的尔虞我诈，即使是谏言正确，符合了君主意愿，又可能得罪其他同僚；符合了一部分同僚的利益，又可能与其他人的利益起了冲突。以上种种，造成了忠直之臣欲行忠直之道而不可得的可悲局面。
（三） “存亡成败之机”——君臣品评的价值
荀悦对于君臣的品评，自有其深意在，着意于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不同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与国之兴亡密切相关的。 “六主”、“六臣”之分，“或有君而无臣，或有臣而无君，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交争，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②（孝昭皇帝纪）
从先秦时起，对君臣类别的品评即已开始，在这些品类中，以《管子·七臣七主》篇的品分最为详细。文中以君主对法的态度、立场和实行情况为标准，把君主分为七种：申主、惠主、侵主、芒主、劳主、振主、亡主。其中“申主”能“任势守数以为常，周听近远以续明”尚可列于“明君”之类，其余六种则皆不合格。对于臣的品类也以能否遵法执法为标准分为七类：乱臣、奸臣、愚臣、谄臣、侵臣、饰臣、法臣。除最后一类外，其余六种均为违法乱纪之臣。④（《七主七臣》） 荀悦对君臣品类的划分，与《管子》一书对君臣品类的划分相比，更着意于不同品类的君臣对于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国之兴亡的密切关系。出现这种不同，是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后，君主的才能、品性更密切的和国之兴衰联系在一起。同时，臣对君的依附性也在加强，臣的独立性逐渐丧失，进而成为君权的附属，此时的君臣关系，与先秦时裂土分封下的天下共主与各诸侯王的关系相比，无疑更为密切。君臣的不同品类，也无疑更为密切的和国之兴衰联系在一起。
二 “天下国家一体”的观念
荀悦论君、臣的差别，同论君、臣、民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他政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荀悦认为理想的君、臣、民的关系，是以君主为主导的三者统一体。 “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③（《政体》） 在荀悦的这一认识是从以下几个层次予以表述的：
（一）君臣互为依存，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上下有交”。
荀悦以自设问答的方式，首先指出君臣之间是互为依存的统一体，“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哉。”③（《杂言上》） 在君臣这对互为依存的关系中，君的作用是居于主导的。在进谏与纳谏过程中，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得最为明显，“‘进谏受谏，孰难？’” “曰：‘后之。进谏难也，以受之难故也，若受谏不难，则进谏斯易矣。’”③（《杂言下》） 进谏之难，是由于纳谏之难造成的。
荀悦所认为的理想君臣关系是上下有交，即君臣交流能够毫无阻滞得进行。“上有师傅，下有诤臣。大有讲业，小则咨询，不拒直辞，不耻下问，公私不愆，外内不二，是谓有交。”③（《政体》） 为了达到君臣“上下相交”的理想境界，对于君主而言就是要任贤去佞。在任贤的过程中，有十种情况必须克服：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徳，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讦伤中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
这十种情况如果不能克服，是不可能选拔到真正的人才的，“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③（《政体》） 对于臣下而言，须去”三罪”行“三术”：
人臣有三罪，一曰导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宠。以非引上谓之导，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尸。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③（《杂言上》）
贤臣与明君互为因果，有贤臣而无明君，贤臣不得举；有明君而无贤臣，明君难为治。
对于理想君臣关系的典范，在《汉纪》一书中，荀悦是以汉武帝和汉宣帝为典型的。“汉之得人，于斯为盛”②（《孝宣皇帝纪四》） 从文治武功，到外交辞令，无不贤人并进。但在荀悦“六主”、“六臣”的严苛标准下，对于汉代君主，即使是贤明如文帝，也同样因贤臣不能尽用而引发荀悦任贤之难的感叹：“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 文帝时尚且如此，更遑论身处乱君之世了。以至于那些处在“乱君暗主”之世的忠直之臣，不但不敢直言进谏，即使是远离朝堂，仍难免获罪，是以佯愚扮狂；不愿如此者，只有一死；即使选择一死，形骸神魂仍不得安宁，有的人甚而“负石入海”，“蹈甕之河”。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无所容，可谓“痛之极也”。②（《孝成皇帝纪二》） 《汉纪》全书共有三十八则“荀悦曰”，以这一则感情最为激烈，如不是感慨至极，与“己身有戚戚焉”，是不可能有此之论的。荀悦的祖父荀淑在顺帝时因讥切外戚梁冀而不得已弃官闲居。荀淑的侄子荀昱、荀昙遭“党锢之祸”，昱死狱中，昙遭终身禁锢。荀悦本人在灵帝时也因不满宦官专权，托病隐居。
（二）“君”与“道”发生冲突的时候，“从道不从君”。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臣关系的处理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即“君”与“道”发生冲突的时候，从道还是从君。有人向孟子讨教“伊尹放太甲”事，孟子说：“有伊尹之志，则可。”⑤（《尽心上》） 认为惩戒无道之君可以暂行放逐。荀子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⑥（《正论》） 而荀悦对于为臣之道的探讨，也正是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就是在“道”与“君”发生冲突的时候，荀悦认为正确的选择也应该是“从道不从君”，以道义制约君权。荀悦对于这一思想的继承从他的多处论述中都可以看出。首先，他所认定的第一等级的“王臣”是“以道事君”，“忠顺”之臣只属于第二等级的“良臣”。其次，在昌邑王刘贺被废这件事上，荀悦的态度是“昌邑之废，岂不哀哉！《书》曰‘殷王纣自绝于天’，《易》曰‘斯其所取灾’，言自取之也。”②（《孝昭皇帝纪》） 很明显，他认为刘贺被废，纯属咎由自取。再次，他在论述忠臣与谀臣的区别时的一段论述也值得注意：
逆道从君所谓顺，而失义者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所以为上也，谀所以自为也。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③（《杂言上》）
（三）君为元首，民为手足，君民关系的处理与社稷存亡紧密相关。
荀悦对于君、民关系的认识，是继承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⑤（《尽心下》） 这里的“民为贵”，理解为民对于社稷的重要性更为合适。⑦（p84） 荀悦认为，“爱民如子”和“爱民如身”都不能算作“仁之至”，只有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才是真正的爱民之君。“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 他以古圣贤王为例，“汤祷桑林，邾迁于绎，景祠于旱，可谓爱民矣。” 乐民所乐，忧民所忧，在荀悦看来是双向的，“圣王以天下为忧，天下以圣王为乐。凡主以天下为乐，天下以凡主为忧。” 圣王与凡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民的态度，“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忧”，而这种不同的态度对统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申天下之乐，故乐亦报之；屈天下之忧，故忧亦及之。”③（《杂言上》）
荀悦对“爱民之君”的认识，植根于他对民的重要性的认识。“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③（《杂言上》） 荀悦关于民与社稷关系的深刻认识，除了对先秦民本思想的继承外，更与他亲眼目睹东汉末黄巾起义及其他农民起义的摧枯拉朽之力有关。当时的一首民谣，足可以反映当时农民起义前赴后继的不屈精神，“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⑧（《政论》） 荀悦以“孺子驱鸡”喻“御民之方”，“睹孺子之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孺子驱鸡者，急则惊，缓则滞。”③（《政体》） 荀悦的这一认识固然是服务于最高统治者，以使“民”“作稳了奴隶”，而不致“作奴隶而不可得”，但同样不能否认他对民力的深刻认识。 转贴于
荀悦“天下国家一体”的观念，是就处理君、臣、民三者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 君、臣、民构成了封建等级金字塔的塔尖、塔身、塔基，元首、股肱、手足三者联为一体，休戚相关，才可求得金字塔的稳固长安。
三 “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政治理想
不论是区分“六主”、“六臣”，还是就论君、臣、民之间的关系，最终都是反映在“正积于上”，“事实于下”，这可以看作荀悦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一物不称，则荣辱赏罚，从而绳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②（《孝元皇帝纪中》）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思想，是从选官考绩入手的。“核其真”首先是分辨忠佞贤愚的必由之路。汉代的选举制度，征辟与察举是两条重要途径。而征辟与察举主要的参考值就是对于被举者的道德行为的评价，即所谓“经明行修”。所以“乡里之号”、“时人之语”、“时人之论”、“京师之语”、“天下之称”，乃是一种有力的荐举状，“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⑨（《谴交》）这就为整个社会风气“务求虚名”埋下了伏笔。东汉末，由于宦官权盛，把持了征辟、察举之权，任人唯亲，选举任官更是名实相背。当时的谣谚对这一积弊有突出反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⑩（外篇卷二）汉末思想家王符、仲长统对此都有深刻批判。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首先强调的也正是选举任官必先行考课的重要性。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还另有深意在，其中所涉及的八个方面：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包括了功罪封赏，也包括了人物评价，最终归结于社会风气的养成。“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其中寄寓的是荀悦对于理想社会政治状况的追求。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针对的是汉末社会风气的虚伪不实。东汉一代，崇尚名节，其后果应该是从两方面考虑，积极的一面是它所产生的道德遏制力量，延缓了东汉皇朝的寿命，正如清人赵翼所论，“国家缓急之际，尚有可恃，以柱倾危。昔人以气节之盛，为世运之衰，而不知并气节而无之，其衰乃更甚也。”(11)（东汉尚名节）。 赵翼在指出“尚名节”之风的积极作用时，也论述了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驯至东汉，其风日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11)（东汉尚名节） 物极而反，崇尚名节走到极端，必然会使选举任官、人物评价名实相乖，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务求虚名”，最终整个社会弥漫虚伪之风。
为了扭转这种虚伪不实的社会风气，实现“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理想社会状况，荀悦首先强调了君主的垂范作用，只有“众正积于上”，才可能“万事实于下”。这与荀悦在“六主”时的观点是一致的。奸佞之臣固然可恨，但正是由于皇帝本人的贪欲，“伪生于多巧，邪生于多欲”②（《孝哀皇帝纪》），才造成汉末群小并进局面。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候、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12)（《灵帝纪》） 皇帝本人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宦官把持选举也是势所必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其次，荀悦认为凡事必当“核其真”是扭转这种虚伪不实的社会风气，也是教化民众的首要措施，最终实现“万事实于下”的理想局面。从功罪赏罚出发，进而到人物道德品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务求名实相符，“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公）[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②（《孝武皇帝纪第一》）
与“核真”相对的就是“辨伪”，荀悦举出了四种“伪”的表现：“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 对于虚、伪、诬、罔之言、行、物、事，摈弃不纳，使社会风气趋于“平直真实”。
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于是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奉业劝功，以用本务，不求无益之物，不畜难得之货，绝靡丽之饰，遏利欲之巧，则淫流之民定矣，而贪秽之俗清矣。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辨，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则虚诞之术绝，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渎，敬鬼神而远之，除小忌，去淫祀，绝奇怪，正人事，则妖伪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后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亲其亲，尊其尊，修其身，守其业。于是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②（《孝武皇帝纪第一》）
辨伪核真则民志定，去利好义则“淫流之民定”，“一圣人之至道”则“道德定”，正人事则“性命之理得”，以仁惠礼法养民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由此可见，荀悦所强调的“核其真”，是社会风气形成的第一步，也是“化民”的首要措施。荀悦《申鉴》所论“致治之术”首先要摒除的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 “伪”位居四患之首，“伪乱俗”，会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趋于虚伪浮华，“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③《政体》） 这里的“保其性”与上文所论核真辨伪以定民志，实是异曲同工之语，都强调了核真辨伪是“万事实于下”局面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从政治实践上对东汉末年“名实相乖”局面进行扭转的正是继之而起的曹操。从建安八年到建安二十二年，曹操曾四次下令宣布重才能、轻德行的选举标准。曹魏时期负责选举的官吏，正是这些政令的忠实执行者，“（毛）(14)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13)（《毛玠传》） 去虚名，重实选，是曹操最终能够统一北方的重要因素。“物极而反”，从曹操的这些政令中，可以想见“名实相乖”对于东汉政事的影响，这正是荀悦对于“正积于上，事实于下”反复致意的现实原因。
四 “立制以防忿争，一统序”——对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
荀悦在《汉纪》一书中，对纲纪制度反复强调，希望通过“立制”来维护政治统治秩序。“圣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争，一统序也。”②（《孝成皇帝纪第四》） 这里所谓的“制”，即是指君臣有序的等级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规定下各等级的行为规范，其核心即是为了保证上下有序，不可僭越。凡是皇权的离心力量或者可能成为皇权离心力量者，荀悦都一一加以警示，从朝廷三公之设，到地方州牧之置；从皇位继承到诸侯王行径，无不涉及。
汉景帝时，江都王刘非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立有军功，汉景帝遂赐以天子旌旗。荀悦以为景帝此举“过矣”，因为天子旌旗代表的是皇帝的无上权威，绝不可轻易予人。“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故王者慎之。”②（《孝景皇帝纪》） 即使是在平叛中有功如江都王者，仍不能以象征天子权威的旌旗作为赏赐，可见皇权之神圣不容觊觎。
汉哀帝于建平二年罢去司空官，将大司空朱博改立为御史大夫，由此引发荀悦对于“立子丞相”与“立三公”孰优孰劣的讨论。他以鼎足为喻，认为朝廷立三公宜于立丞相，理由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谓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参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参事统职。立官定制，三公盖其宜也。”②（《孝哀皇帝纪上》） 荀悦认为立三公宜于立丞相而以鼎足为喻，未免牵强。但置三公以防止丞相权重危及皇权，才是荀悦的真意。甚而有的学者以为荀悦的这一论述是担心曹操有可能藉此僭取朝廷所有的行政权力（而曹操最终在公元208年做出了这一举动）。(14) 荀悦警示曹操的意图后人颇有能领会者。五代时期，南汉陈道庠曾助刘晟杀其兄刘玢而自立。刘晟登基后，为防止诸弟效法自己杀兄自立之举，对诸弟大肆诛杀。陈道庠遂“惧不自安”。其友邓伸以荀悦《汉纪》遗之道庠，道庠莫能晓。邓伸骂曰：“憝獠！韩信诛而彭越醢，皆在此书矣。”(15) （《南汉世家》）邓伸对《汉纪》的评价，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东汉末年，州牧之置由临时指派变为常制。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12) （《刘焉传》）荀悦指出汉初废分封制立郡县，本意就是要强干弱枝使权力一统于上，可是现今各州牧权威尊势力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是“近战国之迹”。荀悦接着指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方法，即改置临时受命的监察御史，而废去各州州牧。在《申鉴·时事》篇中，荀悦就州牧、刺史、监察御史“三制孰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郡县无常，权轻不固。而州牧秉其权重，势异于古，非所以强干弱枝也，而无益治民之实。监察御史斯可也。③（《时事》） 与《汉纪》中的看法如出一辙。
荀悦对于皇朝纲纪、制度的强调，针对的正是东汉献帝时期的政事。虽然荀悦在《汉纪》序言中申言献帝“巡幸许昌”，实则正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12)（《荀淑传》） 当时的东汉皇朝已是权柄不复。因此，荀悦对于朝廷纲纪、制度再三致意，就是希望通过“立制”来维护上下有序的封建统治秩序，重拾汉廷权威。这与他在《汉纪》全书中反复强调刘氏“得天统”的思想是一致的。既有警告当时势威权重的曹操之意，也有鼓励献帝振作，收拾祖宗基业之意。
荀悦所著《汉纪》、《申鉴》，都寓有资政之深意。唐太宗曾对《汉纪》有过一段评论，，“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并将《汉纪》赐给臣下“寻阅”。(16)（《李大亮传》）“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是对《汉纪》一书的总结，也是对荀悦政治思想的评价。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荀悦：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荀悦：申鉴[M]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4]管子：[M]诸子百家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王先谦.荀子集解[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8。
[7]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84。
[8]崔寔.政论[M]∥严可均.全后汉文:第16卷.北京:中华书局，1958。
[9]徐干.《中论》卷三《谴交》，《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1990。
[10]葛洪.抱朴子外篇[M].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中华书局，1984。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陈寿.《三国志》卷一二《毛玠传》，1959。
[14]陈启云著，高专诚译.荀悦与中古儒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信陵君从谏范文4
一、哉
1．语气词，表感叹，相当于“啊”。例：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六国论》）
2．语气词，表疑问，相当于“呢”。例：譬如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信陵君窃符救赵》）
3．语气词，常和“岂”或“独”组成固定结构，表反问，相当于“吗”。例：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相如虽孥，独畏廉将军哉？（《廉颇蔺相如列传》）
二、矣
1．语气词，表陈述，相当于“了”。例：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项脊轩志》）
2．语气词，表感叹，相当于“啊”。例：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
3．语气词，表祈使，相当于“吧”。例：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信陵君窃符救赵》）
4．语气词，表疑问，相当于“吗”。例：年几何矣？（《触龙说赵太后》）
三、尔
1．代词。（1）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你（们）”“你（们）的”。例：且尔言过矣。（《季氏将伐颛臾》）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氓》）（2）指示代词，相当于“这”“这样”。例：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
2．助词，用于形容词或动词词尾，相当于“的”“地”“着”。例：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鱼我所欲也》）
3．语气词，用于句尾，相当于“罢了”。例：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不辱使命》）
4．语气词，表陈述，相当于“了”。例：非死则徙尔。（《捕蛇者说》）
四、安
1．副词，用于动词前，表疑问，相当于“怎么”“怎样”。例：君安与项伯有故？（《鸿门宴》）
2．代词，用于动词前，表疑问，相当于“什么”“哪里”。例：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信陵君窃符救赵》）
五、故
1．连词，表因果，相当于“所以”“因此”。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鸿门宴》）
2．副词。（1）相当于“故意”。例：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信陵君窃符救赵》）（2）同“固”，相当于“本来”。例：此物故非西产。（《促织》）
六、莫
1．代词，相当于“没有人”“没有谁”“没有什么”。例：宫妇左右莫不私王。（《邹忌讽齐王纳谏》）
2．副词。（1）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表否定，相当于“不”。例：古之人莫余欺也。（《石钟山记》）（2）用在动词前，表劝诫或禁止，相当于“不要”“不能”。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蜀道难》）
七、然
1．连词，表转折，相当于“可是”“但是”。例：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鸿门宴》）
2．代词，相当于“这样”，有时和“而”或“则”组合，代指上文内容。例：不然，籍何以至此？（《鸿门宴》）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六国论》）
3．助词。（1）用于形容词词尾，相当于“地”。例：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石钟山记》）（2）用在名词后，与前面的“若”“如”“犹”等照应，相当于“的样子”“那样”。例：而半山居雾若带然。（《登泰山记》）
八、唯
1．副词。（1）表范围，相当于“只”“只有”“只是”。例：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琵琶行》）（2）表祈使，相当于“希望”“请”。例：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廉颇蔺相如列传》）
2．助词，常与“是”或“之”组成固定结构，使宾语前置。例：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祭十二郎文》）唯弈秋之为听。（《弈秋》）
九、或
1．代词，相当于“有人”“有的”“某人”。例：或师焉，或否焉。（《师说》）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登泰山记》）
2．副词，表示不能肯定，相当于“或许”“可能”。例：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岳阳楼记》）
十、即
1．连词。（1）表让步，相当于“即使”“纵使”。例：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与妻书》）（2）表假设，相当于“假设”“如果”。例：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论积贮疏》）
2．副词。（1）用在动词前，表前后两事相连，相当于“立即”“马上”“就”。例：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鸿门宴》）（2）用在判断句中，相当于“是”“就是”。例：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治平篇》）
信陵君从谏范文5
[关键词]司马相如；生年
司马相如(?－前118)，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辞赋家。关于他的生平，文献记载甚少，长期以来学者们就其生年、游梁时代、是否东学七经等问题争论不一。以下笔者就部分问题提出己见，对前贤时彦的观点或已有定论不多赘述，关于相如作品的辨析另著有文章讨论。末附其生平大事年表，以便查阅。
一、籍贯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日犬子。”一般公认相如生于成都。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相如原籍蓬州而非成都。引发此争议的是清王培苟在《听雨楼随笔》中的一段记载：“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人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相如县得名必缘于相如，相如有别邺于此。如《旧唐书·地理志四》：“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六：“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郡废而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县，其宅今为县治。汉司马相如宅故居县二十里。《周地图记》云：‘水地有相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汉水(按：即今嘉陵江)丛薄郁然。其基名相如琴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根据典籍记载，除“相如坪”、“琴台”外，古相如县尚有“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详见司马研文。
综合言之，就笔者目前所见，“蓬州论”所提论据主要集中在古相如县内有关相如遗址的文物考古与诗文收集方面，诸多证据其实仅证实了一点：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可以确信无疑。然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司马迁与相如生活时代相近，他的记载可信度应当是很高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二、生年及游梁时代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要确定相如生年，游梁时代是关键。迄今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以刘开扬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元年(前179)，游梁在景帝二年(前155)；其二，以束景南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九年(前171)，游梁在景帝七年夏(前150)。其中以第一种观点居主流地位。笔者认为，相如游梁当在景帝七年冬十月。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和《汉纪·孝景皇帝纪》，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分别是梁孝王十四年(文帝十五年)、十七年(文帝后元二年)、十八年(文帝后元三年)(留京一年)、二十一年(文帝后元六年)、二十四年秋八月(景帝二年)、二十五年冬十月(景帝三年)、二十九年冬十月(景帝七年)(留京一月)、二十九年夏、三十五年(景帝中元六年)。相如游梁在景帝时，梁孝王三十五年卒，故可排除前四次和最后一次入朝的可能。
首先，相如当时同时得见邹阳、枚乘、庄(严)忌三人。三人皆初仕吴王，后因劝谏吴王不成而去吴仕梁，其时间大约在景帝_一年(前154)吴王叛乱前后。《史记·梁孝王世家》(《汉书·梁孝王传》同)所载邹阳在梁的最早记录是景帝四年，且与羊胜、公孙诡同时，《史记·韩长孺列传》载胜、诡于景帝四年入梁，今存所有记载胜、诡、邹在梁的活动，皆在景帝四年以后。
又《汉书·枚乘传》：“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晃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乡，以诛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曰：……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景帝三年春正月七国反，景帝诛晁错，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即平息。夏四月以后，枚乘应已在京为官。可知枚乘初次游梁最早不过景帝三年初，且时间较短，最多不过几个月，而枚乘辞官再次游梁的时间当在景帝四年或以后(《汉纪》系在景帝七年)。《汉纪》卷八系枚、邹游梁在景帝三年正月；宋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九系三人游梁在景帝三年冬十月；惟《资治通鉴》将邹、枚游梁连同梁王大治宫室系于景帝二年，而明显与《史记》、《汉书》所记梁王大治宫室在景帝四年相矛盾，其说有疑。综合各类史书记载，则景帝二年邹、枚、严三人不能确认俱已在梁，而此三人去吴游梁的时间最早也应是景帝三年冬十月后。
其次，据《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三年冬十月的入朝，梁王得景帝厚遇，与之宴饮，甚至首次对梁王许传帝位，梁王虽辞谢而心内喜，也渐渐对帝位产生了期望。同年春，七国叛乱，梁王平乱立了大功。景帝四年是梁王在政治上居功自傲并有所图的开始，由此才大建宫室，广招豪杰。后来成为梁苑集团主要成员的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人，可以明确此年俱已在梁，梁苑集团始具规模。因此，综合言之，景帝二年、三年这两次入朝俱可排除。
此外，景帝七年夏的第八次入朝亦可排除。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夏四月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不满，羊胜、公孙诡为之密谋刺杀爰盎等大臣，事败自杀。此次入朝是在此事之后，梁王“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伏斧质于阙下，谢罪”，行事非常低调，当然更不可能带上邹、枚、庄等人了。
综上所述，相如游梁当始于梁王的第七次入朝，即景帝七年冬十月。此次梁王入朝声势浩大，“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史记·梁孝王世家》)。梁苑文学集团的成员也必定跟随，相如与之交游及辞官游梁也当在此年。至景帝中元六年梁王逝世，相如离梁，相如在梁共居住了七年，正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吻合。若依刘开扬推测，则相如在梁居住了十二年，与“居数岁”不合，且与文君成婚时已三十四岁，足足大了文君(据《西京杂
记》卷二“十七而寡”)一倍。《礼记·曲礼上》：“三十日壮，有室。”即便以现代人的标准而言，这一年龄也稍显晚了。
在确定了相如游梁时代后，可以推测相如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最晚不过景帝六年(前151)。据《史记·孝景本纪》和《汉书·景帝纪》，汉旧制男子二十三而傅(“傅”谓著录于名籍)，景帝二年冬十二月后改为二十而傅。仕宦之年也大致相同。相如此年为二十岁，上推则知其大致生于文帝十年(前170)。
三、“东学七经”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索隐引秦密曰“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所据乃《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日：‘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此处有两个关键问题一直有争议：其一，文翁何时任蜀守?其二，相如是否受遣东学七经?
据史载，文翁当是景、武间的蜀郡太守，《汉书·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又《地理志》：“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汉纪·孝武皇帝纪》：“是时，庐江人文翁为蜀郡太守，其为人爱学，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文翁乃选郡县小吏有才器者，辄给资用，令诣博士受业，还皆以为右职，用察举之。”以上史料皆说明了文翁是景、武之际的蜀守。束景南以为文翁在文帝末时已为蜀守，所据乃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儒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与《汉书》、《汉纪》所述不同，很明显，《华阳国志》是将景帝末年误作文帝末年，武帝误作景帝，束文所据有误。
关于相如是否东受七经一事，刘开扬以为事不可信，理由是既然文翁遣学是在景帝末年，所遣之人又为“郡县小吏”，因此时间、人名都明显与相如无关。束景南则认为相如乃文翁最早私自荐送受经，而不必等到文翁任蜀守时。相如东受七经一事，源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下索隐引秦密的“文翁遣相如受七经”一句注释，因此刘、束二位先生都认为此事发生在相如年少时。《史记》原文为：“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若依索隐，则相如东学七经，并慕蔺相如更名。考汉时七经，均不言蔺相如事。而十三经中与蔺相如相关的仅见于《大戴礼记·保傅》：“赵得蔺相如，而秦不敢出。”相如所慕蔺相如之事，当非源于七经。由此可见，其实索隐有误，“文翁遣相如受七经”并非是相如年少时，而是在景武之际文翁任蜀守时。
又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之后才有文君夜奔、当炉卖酒等故事；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九月开上林苑；之后武帝读相如赋而善之，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作《天子游猎赋》，武帝以之为郎；建元六年(前135)相如出使巴蜀。因此，相如东诣京师学习，当在景帝后元元年(前143)至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之间。若依一年习一经，相如受文翁所遣东学七经最早不过景帝后元元年。学成归蜀最迟在建元四年(前137)，得仕武帝最迟在建元五年。
四、任孝文园令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最后曾为孝文园令。元光六年(前129)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筰，虽然中途罢官，但又“复召为郎”，官职不变。中郎将一职，《索隐》引张揖曰：“秩四百石，五岁迁补大县令。”因此最迟在元朔五年(前124)相如官职当有所变动。又大县令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文园令，《索隐》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后汉书·百官志二》：“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二者禄秩相近，级别当同，故相如迁为文园令当在元朔五年。
[附录]司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
汉文帝十年(前170)辛未一岁
相如生于蜀郡成都，字长卿，小名犬子。
后元三年(前161)庚辰 十岁
既学，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
后元四年(前160)辛巳 十一岁
卓文君生于临邛。
景帝六年(前151)庚寅 二十岁
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秩六百石，常侍从皇帝，格猛兽。文君十岁。
景帝七年(前150)辛卯 二十一岁
冬十月，于京会梁孝王及门下邹阳、枚乘、庄忌，称病辞官，往梁国从孝王游。文君十一岁。
中元五年(前145)丙申 二十六岁
作《子虚之赋》(已佚)、《美人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引录)。文君十六岁。
中元六年(前144)丁酉 二十七岁
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家贫，无以自业，往依友人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富翁卓王孙之女文君新寡，相如心悦之，作《琴诗》(《史记》本传索隐引录，又《玉台新咏》)以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归成都。家徒四壁，赴临邛当炉卖酒。卓王孙耻之，予僮、钱及陪嫁财物。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文君十七岁。
后元元年(前143)戊戌 二十八岁
受文翁所遣，东诣京师，从博士受七经。文君十八岁。
武帝建元四年(前137)甲辰 三十四岁
学成归蜀。文君二十四岁。
建元五年(前136)乙巳 三十五岁
武帝读《子虚之赋》而善之，狗监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相如复返长安，乃作《天子游猎赋》(又名《上林子虚赋》，《史记》、《汉书》本传，《文选》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艺文类聚》)。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文君二十五岁。相如离成都时，于升仙桥处题“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之语。
友人盛览问作赋之法，相如作《答盛览问作赋》(今残，《西京杂记》引录)答之。
建元六年(前135)丙午 三十六岁
秋八月，中郎将唐蒙通夜郎、焚中，征发甚多，激起巴蜀人民反对。武帝派遣相如前往巴蜀宣谕以安民心，作《喻巴蜀父老檄》(《史汜》、《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长安。文君二十六岁。
元光二年(前133)戊申 三十八岁
武帝亲近方士李少君。相如作《大人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二十八岁。
元光五年(前130)辛亥 四十一岁
秋七月乙巳，巫蛊事件，废陈皇后。八月相如作《长门赋》(《文选》、《艺文类聚》)。文君三十一岁。
元光六年(前129)壬子 四十二岁
邛、律奏请归附朝廷，武帝任命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律，相如修桥造路，略定西南夷。相如在蜀受到阻难，作《难蜀父老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后因有人控告其出使时受贿，被免官。文君三十二岁。
元朔二年(前127)甲寅 四十四岁
复召为郎。文君三十四岁。
元朔三年(前126)乙卯 四十五岁
作《遗平陵侯书》(已佚)。文君三十五岁。
元朔四年(前125)丙辰 四十六岁
冬，武帝行幸甘泉。相如随往长杨狩猎，作《谏猎书》(《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作《哀秦二世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三十六岁。
元朔五年(前124)丁巳 四十七岁
为孝文园令。文君三十七岁。
元狩元年(前122)己未 四十九岁
冬十月，作《郊祀歌》数章(《汉书·礼乐志》)。
文君三十九岁。
元狩二年(前121)庚申 五十岁
因病免官，家居茂陵。欲聘茂陵人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已佚)，相如乃止，作《报卓文君书》(今残，严辑全文引录)。文君四十岁。
元狩五年(前118)癸亥 五十三岁卒于消渴疾。遗作《封禅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文君四十三岁，作《司马相如诔》(严辑全文)。
[参考文献]
[1]蓬安县志编纂委员会蓬安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787.
[2]司马研(集体笔名)，王培荀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说考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4).
[3]刘开扬，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纪念司马相如诞生2140周年[j]，江海学刊，1962，(9).
[4]刘开扬，再谈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j]，文学遗产，1985，(2)：13-17.
[5]刘开扬，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4).
信陵君从谏范文6
1、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
2、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3、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
14课：《勾践灭吴》(《国语》)
4、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历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
5、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
6、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雠，其有敢不尽力者乎?
7、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
8、果行，国人相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
15课：《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
9、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10、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11、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12、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16课：《触龙说赵太后》(《战国策》)
13、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
14、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17课：《季氏将伐颛臾》(《论语》)
15、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16、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17、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18、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19、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20、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18课：《寡人之于国也》(《孟子》)
21、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22、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23、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24、王无罪岁，则天下之民至焉。
19课：《劝学》(《荀子》)
25、木直中绳，?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26、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27、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28、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29、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30、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20课：《秋水》(《庄子》)
31、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岸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32、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
33、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21课：《过秦论》(贾谊)
34、秦孝公据肴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35、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
36、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37、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而制****，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
38、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39、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40、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41、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基业也。
42、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43、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22课：《鸿门宴》(司马迁)
44、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
45、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46、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
47、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
48、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
49、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23课：《兰亭集序》
50、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51、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24课：《归去来兮辞》(陶潜)
52、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53、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曦微。
54、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55、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56、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第二册)
13课：《谏太宗十思疏》(魏征)
57、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58、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59、怨不在大，可畏唯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60、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
61、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
14课：《滕王阁序》
62、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63、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
64、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65、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66、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
67、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68、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