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1
【关键词】托克维尔；法国大革命；经济；当代价值
近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一时间洛阳纸贵。我跑遍了大大小小的书店，最后在网上抢了一本。书并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反反复复地读着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真的受益匪浅。他的文字是朴素的，但他的观点和思想是独特的。我确信他是名副其实的 “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具有社会学家所应有的冷静、理性、客观；同时他又葆有着人文学者的那种热情、理想与信念。
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作者不仅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引发后来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思考与探索的现象与问题。事实上，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般的历史叙述史，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前言部分就清楚地讲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i
一、革命爆发的原因
（1）革命的发生并非因生活的贫困
作者托克维尔出身贵族，虽然是既得利益者，他在写这本书时依然用公正的心态，力求不带任何偏见，力求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一般的思维定式确实是哪里的压迫越重，哪里出现的反抗就越激烈。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不穷苦，法国的经济即使称不上繁荣，至少也处在了发展和转机的阶段。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发到必须革命的程度，政治上相对开明，所以托克维尔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ii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
（2）腐败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当制度“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时，统治阶级的成员自己也成为“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的一群。
首先，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其次，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革命到来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iii作者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iv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人民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在我认为，繁荣时期包括如下特点：首先，人们教育水平提高，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教育水平的提高包括对法律、制度、政策的理解。因此人们有表达意见、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其次，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上升的同时导致贫困者生活改善，就像马斯洛所讲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样，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因此民众有空闲有精力有体力去思索和表达意见，这些意见得以发展反向加强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形成恶性循环。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最后，社会法律制度体系有所发展。法律制度体系的稍稍发展，而不公正、不公平、合理、不合法的事实没有改变，人民因为知识和经济的提升不能像以前那样容忍这一现实。而会冲破权利压制公开发表不满和反对意见，甚至组织起义、游行或革命。人民有能力、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有机会表达意见，这些意见有自我凝聚强化力作用。人们在自身力量加强的同时，必然对没有改变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等现实更加反感，更要求改变现状。有上述特点可见进入繁荣、生活改善、教育水平提高不但不能起到对统治阶级感恩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良好的条件成为反抗专制统治者的精神和物资力量。
三、当代价值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克维尔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克维尔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v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比如对郎咸平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都是有益的。
另外，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进城务工的农民眼里户口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意义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vi对应中国三农问题的的现，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似。
总之，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很多论点与观点与当今中国社会息息相关，从而给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以很大的启示。
注释：
i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页
ii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09页
iii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5页
iv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5页
v《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9页
vi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3页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务馆，1996.
[2]弗郎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M].上海：三联书店，2005.
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2
关键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悖论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悖论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18日
悖论1：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所谓“悖论”，也叫“二律背反”，它指的是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比如，康德的时间悖论和空间悖论：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和宇宙在时间上是有限的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都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还有，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和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这两个相反的命题也同时成立，也都可以得到证明。
“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其中的“悖论”阐释是：经济繁荣使得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使得社会不稳定（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都可以得到事实的证明。经济繁荣使得社会稳定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大量存在、不证自明的。经济繁荣使得社会不稳定（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想要特别解读和说明的。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法国民众“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地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简单地说，经济繁荣一方面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刺激了人们更大的物资欲望，在这个时候，如果政府与民众争利并失信于民众，政府的公信力就大大下降，再加上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方面出现了欠缺，人们的不满便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如此一来，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点对当下中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一定的物质需求；另一方又大大地刺激了人们更大的物资欲望，物质财富的增加赶不上物质欲望的膨胀速度，反而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三十多年不断攀升的高房价，其经济上的实质意义是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取高利而与民争利，再加上在此过程中官员的贪腐和贫富分化加剧，人们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如果社会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于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经济繁荣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和官员腐败问题，甚至有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的可能。实际上，托克维尔的所谓“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个悖论，正是在提醒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必须避免财富增加反而社会不公、社会不稳的局面，必须革新出一种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
悖论2：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
该“悖论”蕴含的相悖因素本质上是辩证的：一方面改革（量变）与革命（质变）是相互区别的；另一方面改革（量变）与革命（质变）是相互统一的。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其实指的是改革（量变）与革命（质变）的相互统一性，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度很容易理解。然而，改革与革命是相互区别的这一点更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和关切，而且这一点容易被忽视。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证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正是因为法国人在寻求改革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的阶层涌现，而旧的阶层就相对显得疲弱了。社会工商业发展的一定水平，就会产生一个新兴的工商资产阶层。而传统权贵中的一部分，也会参与工商贸易成为新富，他们有可能会联合新阶层与旧权贵抗争，为了获取自己的权利。若观察具体革命的过程，你会发现首先发动三级会议，让革命有了开始的，正是那些贵族，那些不拥有核心权利的贵族。若社会平稳发展，那么新兴阶层也会平稳地通过较温和的手段获得权利。若社会各种矛盾因绝对君主制以往的压制和积累而并未化解，由于突发的经济危机导致的物价高涨和失业增加，大量的无产者就会成为各方可利用的力量，不得不主动促使阶层权力结构的变化，由此导致社会矛盾总爆发。在绝对君主制下不存在一个能稳定社会的中间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在那种一潭死水的农奴社会里，自然不会有这种革命，而会有因为饥荒瘟疫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和重复而已。
从改革到革命的具体过程是：由于法国支持北美的独立战争，国王统治的法国财政破产，为了拯救财政就必须实施财政改革，征收新的税负。但是第三等级承受的税收负担已经十分沉重无法再增加，所以新征收的税收就必须由以往享受各种免税优待的贵族和教士阶层来承受。但是他们受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影响，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十分渴望能充分地由贵族来参与国家管理，建立一种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这样才能避免国王专权带来的各种弊端。简单说，国王你得拿权来和贵族交换钱。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在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在有些地方时有激化，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改革有某种相似性。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要调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之朝着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进行优化。所谓成功的改革，往往是先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然后再使改革的目标受益者收获最大的那块改革红利；而所谓彻底的革命，常常发生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都受到显著损害的时候，这时候无论原有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再照原样生活下去，整个社会被搅成了一锅粥，这种情况下，从根本上重塑社会利益格局的革命自然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把“改革”与“革命”区别开为好。这也是悖论“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悖论3：为什么法国人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平等的仆役
平等、自由原初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口号，但是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提出的口号之间会相互的矛盾。其实这也是哲学上的悖论问题：概念的表层与深层的悖论。即是说：平等与自由在表层是相容的，平等与自由二者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平等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平等之后的状态。但是，在深层里，平等与自由是相悖的：平等要求每个人都按照相同的标准去发展，要求建立权威，来打击竞争者；但是自由却要消除权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原则自由地发展。正是由于平等与自由在深层的相悖，而大革命中的法国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味认为平等与自由基本上是一回事，是相容的。因此，以自由与平等为圭臬的法国革命，却以拿破仑专制而告终。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独裁政治下平等的仆役。这一点值得我们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深思。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的大革命，自由与平等两股激情相互交织，最终平等压倒了自由。自由与平等在大革命中的冲突，除了两者学理上的深层悖论，还在于法国旧制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专制与浓重的社会平等意识，正是这些使法国人对专制政治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人们追求自由的结果往往是平等——专制下的奴役的平等。托克维尔指出：“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因此，要“在自由中享有平等，在平等中自由地生活”必须铲除专制的根基，致力于民主社会的建构。
总之，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三大悖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大启示：
第一，要警惕经济繁荣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很大，但是社会状态却并不让人欣慰，甚至有些矛盾问题还很尖锐很激烈。我们有很多党员干部对此感到委屈，甚至认为是有些老百姓昧着良心说话做事，于是对托克维尔书中讲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很有认同感。这确实是托克维尔书中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经济的繁荣必然要求政治和社会相应进步。如果经济发展了，但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跟不上，爆发矛盾与冲突是迟早的事。其实邓小平晚年也讲过类似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对此，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上下大功夫，而不是因噎废食停滞不前。
第二，要注意改革与革命的区别，通过限制特权来化解社会情绪，以免因为改革的失误导致动乱式的“革命”。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完全不承担事务与责任了，可是其免税、免役、盘剥农民等等的特权却有增无减，变本加厉。托克维尔在书中讲道：“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里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在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60余年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一些人依恃特权趾高气扬、为所欲为、不思收敛，就会引发群众情绪上的反感，甚至出现行动上的反对。十以来，我们党转变工作作风，出台八项规定，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很重要的举措之一。
第三，在当下中国社会，必须把平等与自由区分开来。人人都喜欢平等和自由，但是这二者有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平等与自由之间托克维尔显然倾向后者，这一点令人深思。托克维尔深情地说道：“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政界、财界和学界都应该倾听托克维尔的这段心灵的呼声，在中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他们的作用必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更为突出，因而也是最需要读懂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书的三个群体，“自由的丧失和重建”是政界、财界和学界在读过该书后最应该思考的命题。
主要参考文献：
[1]Tocqueville.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M].New York，1983.
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3
前不久，、任志强等多位政经风云人物，在多个不同场合推介一本讲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由此兴起一波《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阅读与研究的热潮。关于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已经有太多的解读，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谈文化与艺术。
公元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还珠格格”已经鸡皮鹤发，垂垂老矣；孝圣宪皇后“甄”已经驾鹤西去12载，“康雍乾”的鼎盛时期进入了尾声，一个东亚帝国进入了暮年。而在欧洲大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一个新时代刚刚开始拉开帷幕。
文化与艺术，往往是每个大时代的悲喜剧开演之前的前奏。当革命已成往事，当贵族已付笑谈。我们回望那个奢靡华丽、摄人心魄的大时代，希望那个远去的时代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一些关于艺术与文化的启示。
艺术潮流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君主时代，称之为“旧制度”。无论是“旧制度”还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美的概念，都是由统治阶级所决定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健康强壮的形象被认为是美。到了君主专制时代，“妩媚与色情”代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强壮与健康”。在旧制度中，一切审美都建立在享乐之上，所有劳动都是卑微下贱的。王权极端蔑视一切非贵族成员，他们认为只有男爵以上的人，才有权利被称为人。
力量，在君主时代的审美看来，是丑陋的。脸色红润与身体强壮是乡下人的特征。没有劳动能力，羸弱的身躯才是美。贵族们纤细的手，不适宜工作，却擅长温柔的；纤细的脚，不能迈出坚实的步伐，却能踏出灵巧的舞步。贵族们苍白的脸色意味着彻夜的狂欢，因此是美的。皇室贵族成员无一不娇嫩、柔弱，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优雅。真正的贵族只做两件事：吃喝玩乐与无所事事。统治阶级的一生就是一场盛大无比、永不休止的节日。
君主时代的享乐主义的本质就是竭力把享乐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王室贵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与欲望，并且要通过无限度地追求享乐来向庶民展示无限的权势。让庶民觉得上层阶级的愿望和企图不受任何限制，王室贵族在尽情享受神赐的盛宴的同时，成了神的化身和代言人。
旧制度的享乐主义与主义，决定了女性的身体成为崇拜的对象，旧制度中的艺术品喜欢表现女性的胸部。与文艺复兴时期不同，女性的胸部不再是生命源泉的象征，而成为的源头。文艺复兴时期，体态的成熟是美。君主专制时代，青春才是美。君主时代的洛可可画家喜欢画青春少女，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有成熟的女性形象。洛可可艺术中，健硕的男人很少见，男性的阳刚之气逐渐消失。对女性则是色情的赞美，没有了成熟、和谐的人体美，仅剩色情的刺激。
旧制度中的享乐主义者把人体分成数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独立的享乐的工具。破坏了文艺复兴时期奉行的人体美理想的和谐。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不同，君主时代的艺术品中的女人体往往穿着衣服，衣服把身体分解成数个性感的部位：胸、小腹与臀部。女人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纤足、素手、酥胸与丰满臀部的组合。每一个娇媚的部位都是性的象征，艺术品中的女人体仿佛是一道人体盛的色情晚宴。18世纪后期，对女人身体的迷恋达到巅峰。甚至出现了用蜡做成的人造，开始用蜡制造，后来使用了肉色的皮革，并且在上面描绘出脉络。一条特制的弹簧使它能够有节奏地颤动。
色情是享乐主义的重要副产品之一。在全身挂满奢侈品的同时，女性本身也成为奢侈品之一。大多数女人把卖弄风情看作广告招牌。大革命前十年，巴黎约有5万。法国有的城市三分之二的下层阶级都患有花柳病或者有花柳病的症状。上层阶级有时全家都患有梅毒。波旁家族和奥尔良家族成员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患过梅毒或其他性病，有的终身未愈。舞蹈演员与风流情妇把梅毒当情的纪念品送给她们的每一个崇拜者，路易十四、法国摄政王菲利普・奥尔良公爵、路易十五等人都有幸获赠。
旧制度的“王权至上”催生了巴洛克艺术，享乐主义的风潮之中诞生了洛可可艺术。1789年大革命之后，对贵族来说，王权至上和享乐主义的“美好年代”一去不复返。对公民来说，从此一个奢靡、荒唐、的世界远离了法国。旧制度的君主时代不仅意味着独裁与压迫，还意味着没有限度与底线的与狂欢。而崭新登场的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自由与平等，还意味着充满朝气、自律和有约束的生活。
随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成为主流，新的文化思潮与审美理想代替了旧制度的享乐主义。男人开始注重自己孔武有力的形象，与旧制度中苍白羸弱的贵族形象完全不同。大革命之后的男子总想表现发达的肌肉、魁梧的身材、宽阔的胸膛和强壮的肢体。资产阶级在经过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成为统治阶级，他们需要英雄和强者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英雄，是战胜了旧制度的人，由此产生英雄美的理想。大革命之后涌现出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就是英雄主义的最好写照。
新古典主义艺术排斥洛可可艺术的轻佻浅薄的享乐，也否定了巴洛克艺术的冷冰冰的华丽。艺术家通过健康的理性和强烈的道德感，对希腊罗马传统中代表着高尚美德的英雄形象加以复原与改造，作品中的古代人物充满改变世界的力量。
新古典主义的著名画家大卫的作品中，选取的虽然是古罗马题材，但是画家借古喻今，表现了当时大革命中法国人的爱国主义、勇敢与牺牲精神。大卫能够在古典题材中表现出今人的勇敢献身、忠诚的品质，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革命的时代意义。如果说巴洛克艺术是对王权与神权的崇拜，洛可可艺术是对物质世界的热情向往，大革命之后的新古典主义则是理性与牺牲精神对本能和的否定。
如果说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文化与艺术的变迁中获得什么经验。那就是：政治和经济面临大变革的时代，文化思潮与审美理想一定会发生巨变。法国大革命的前夜，艺术流派与审美标准发生了巨变，巴洛克与洛可可被新古典主义所取代。如果我们在今天购买处于顶峰的艺术品，就像在大革命之前，投资处于顶峰状态的洛可可艺术。今天中国的当红艺术家，大部分已经被市场透支。作为艺术品藏家，在时代变革的节点，需要重新审视那些火爆了十年的市场神话，对旧的审美体系要有警惕心理，理智的藏家不应该再留恋昨天的审美与流派。
服饰文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中，衣服只是简单的遮掩物，重点表现人的的健硕与力量。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君主时代，艺术品中的人重新穿上了衣服，美的理想需要靠华贵的服饰来体现。
在君主时代，作为上层阶级的王室贵族竭力用服饰来强调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与下层阶级区分开来。他们需要假发与硬邦邦的服饰来强调统治阶级的神性、稳重、古板、矜持与不可冒犯的威严。
上层阶级的男人们戴着白色的假发，套上镶金边与钻石的礼服，衬衫上缝满花边褶皱；女人们用鲸鱼骨紧束着极细的腰，大木桶似的钟式裙、拖地的后襟，让贵族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走动。他们需要借助服装来表明统治阶层的象征：一切都有人代劳。
从路易十四开始，巴黎逐渐成为欧洲的奢侈品之都。太阳王路易十四对西欧的政治影响无人能敌，并且树立了绝对君的样板，让欧洲的其他国王羡慕不已。在时尚和艺术方面，法国的影响更为深刻。18世纪上流社会的整套高雅文化，无一不以凡尔赛宫和巴黎为榜样。巴黎的《时装信使》在1770年全年共刊出3744种发型。巴黎的丝绸产业和巴黎的裁缝在一百多年间是全欧洲宫廷的供货商。法国的作坊每年向俄国供应几千幅法国丝绸和几千件成衣。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留下了1.5万件从巴黎订购的豪华时装。
作为时尚之都的法国上层阶级的服装代表着毫无节制的奢华。曼恩公爵夫人头饰上的黄金与宝石的重量甚至超过了夫人的体重。亨利四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德・美第奇，穿着一件镶满3.2万颗珍珠和3000颗钻石的礼服出席她孩子的受洗礼。路易十四喜欢穿缎子套装，搭配天鹅绒饰带和镶嵌荷叶花边的衬衣，足蹬高跟鞋或长筒靴，头戴柔顺的假发卷和装饰着鸵鸟毛的帽子。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每年用于购买礼服的钱，就超过了360万美元。
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取代了皇室贵族阶层成为了统治阶级，各个阶层的地位等级需要重新洗牌。旧制度被之后，君主时代的一切审美理想都被宣布为丑陋，受到鄙视。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拥有了话语权，新时代的审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相信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新秩序已经建立，从此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富足。贫困、恐惧与绝望的阴影从此烟消云散。
时代的节奏越来愈快，人们不再是翩翩起舞于宫殿大堂的贵族，人们需要在工厂和办公室工作，以往束缚四肢的沉重而奢华的时装必须被抛弃。资产阶级时装的主流是朝气蓬勃的劳动者的服装。
这时的时装被设计成线条简洁，自由、不受拘束，四肢得以充分的舒展，再也没有旧制度中的花哨华丽，颜色也变得朴素。宫廷时装让位给了资产阶级时装。除了简洁与适合人体活动，资产阶级服装的另一个特点是款式一致，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因此穿着都基本一样。
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上海、北京还可以看到不少风度翩翩的西装与风姿卓越的旗袍。从60年代开始，全民都成了清一色的“蓝蚂蚁”，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的服饰不但消除了性别的特征，也消除了阶层的特征，延绵三千年的中国服饰文化被连根拔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服饰才开始重现多样化。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第一夫人”虽然穿上了本土设计的服饰，中国人依然谈不上有自己的服饰文化。事实上，无论是作为流行文化的中国服饰，还是作为高级文化的中国当代艺术，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审美系统。
餐桌文化
曾讲过：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柯里昂教父也讲过：Great people are not born with the great. 同样，伟大的法国餐桌文化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或者与生俱来的。17世纪之前，法国餐桌文化深受中世纪厨艺与意大利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多少出彩之处。直到17世纪中期，随着法兰西威望与实力的加强，法国上流社会的餐桌文化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且在凡尔赛宫的一次次盛宴中，形成了伟大的法兰西品位。
餐桌是国王驾驭群臣与炫耀王权的重要场所，能够参加宫廷晚宴，意味着进入了权力的中心，餐桌上的排座意味着距离权力有多近，每一个大臣和贵族都企图在餐桌上占一个好位置。
除了等级排位之外，旧制度的王室餐桌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奢华与炫耀。餐桌装饰华丽，摆着银烛台和花篮，还有用于降温的巨大喷泉。数十种花式的餐巾摆放在桌布上，几百根蜡烛点燃的水晶吊灯辉煌灿烂、流光溢彩。餐厅的墙上挂着提香、鲁本斯、拉斐尔等人的作品。进餐时，国王面前摆放着王权象征的“宝船”，里面装着君主专用的各种餐具和试毒角（犀牛角或独角鲸的角）。18世纪，大革命爆发前夕，路易十六的一份晚宴菜单写有：虾茸浓汤、普罗旺斯乳鸽、芥末蒜泥鳗鱼、鲑鱼头、多宝鱼、科城母鸡、香槟香菌、芦笋、蓟菜和苹果酱拼吐司。
奢华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旧制度被之后，贵族与王室的御用大厨纷纷流落民间，自己开起了餐馆。宫廷法国菜得以在民间流行起来。这是王室厨房的不幸，却是法国菜的大幸。
18世纪中后期，随着启蒙运动与民主化浪潮席卷法兰西，另一种法国餐桌文化开始流行：咖啡馆与沙龙。如果说凡尔赛宫的餐桌是君主专制的倒影，那么咖啡馆与沙龙的餐桌就是民主化的侧影。在咖啡馆与沙龙的餐桌上，没有等级排位，也没有丰盛的佳肴，人们在平等的氛围中，欢快而热烈地讨论着未来。
大革命爆发之后，象征“王权与等级”的宫廷餐桌文化被彻底颠覆。群众经常自发组织“团结饭”，成为一种革命的仪式。“团结饭”带有强烈的家庭色彩，妇女与儿童参加聚餐，意味着他们也加入了政治阵营。来宾们互致问候，互相拥抱，有人发表革命祝酒词，大伙合唱革命歌曲。“平等与团结”是大革命后的餐桌文化。――这一切都意味着象征君主专制的宫廷餐桌文化的崩溃。
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4
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字忽然在中国的公共舆论场内得到了广泛传播。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有关。
这是本什么样的书？阅读这本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书有什么价值？
“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托克维尔是19世纪欧洲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1805年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其短暂的一生（1859年去世）中历经5个朝代（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目睹并投身亲历了大革命后法国政治的波澜起伏。
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是研究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让他在36岁那年即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称号。
随后的托克维尔积极投身政治事务，曾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后，他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所有这些经历，让他对政治和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和洞察。
1856年，法国大革命爆发67年之际，他推出了浓缩其毕生思想精华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用以阐释历经半个多世纪动荡起伏的法兰西民族的命运。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3年后因病去世。
事实上，托克维尔的名声在其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为世人所称道。雷蒙·阿隆曾说，在他念大学的时候，托克维尔的名字并没有列入法国哲学思想先贤的必读书目中。直到二战结束以后，欧美学术界才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论述的重要性，带动了公众对这位思想家著作的阅读热情。
复杂而暧昧的答案
概括地讲，托克维尔试图通过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唤起公众重新思索社会革命对国家构建的复杂意义。
他在该书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宣布，他并不试图撰写一部大革命演进历程的编年体史书，抑或是革命人物的列传汇编，而是希望通过抛出一系列问题，把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与形成法国社会的历史因素（即他所谓的旧制度）加以联系和展开。
托克维尔首先挑战的是世人的一个成见：革命的到来总伴随着政治上的腐朽和低效，经济的恶化以及民众的困苦。托克维尔则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恰恰相反：无论是物质积累、文化艺术，或者国民的教育素养，大革命前夕的法国都可以当之无隗地位列启蒙时代的欧洲前列。而且，大革命前的法国当局也已经着手推动更有利于民众和进步的方向的制度改革。
托克维尔最关注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为何是这样的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而步入“浩劫”？
对此，托克维尔提出了本书流传最为深远的历史论断：“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变革的时刻。”
诚然，与过去的历史相比，法国的封建贵族和僧侣制度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已经大为削弱，特权阶层的力量和影响风光不再。到了路易十六时代，特权阶层的削弱趋势更为显著。但这时底层民众对残存特权的存在却较以往更为敏感且越来越无法容忍。一旦政府在财政和内政外交上应对失措，这种潜在汇聚的社会怨气就到达危险的临界点而随时爆发。托克维尔以为，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的认知错觉或是误判彼此的最大导火线。
但革命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问题？大革命当中史无前例的政治和暴力运动，是否真的能涤荡专制遗留下的毒瘤，创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博爱的理想社会呢？托克维尔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是极为复杂和暧昧的。
一方面，托克维尔热情讴歌革命，称许其废除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欧洲封建制度和旧社会习俗，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托克维尔质疑了革命惯用的激进手段及其对法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
他还发现，一些在革命初期被废除的法律和旧式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观念，在若干年后重新流行，并被投机分子所摘取。
托克维尔意在警醒读者，大革命孕育在旧制度之中，革命既带有与过去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掺杂着对往昔制度的继承，甚至还有倒退的可能。
纵览《旧制度与大革命》全书，托克维尔对革命的手段和目的都抱有深刻的怀疑，尽管他表述得非常复杂和婉转。
对“文人共和国”的反思
启蒙时代的法国开启了一个至今为人称道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时代，一大批文人思想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表对国家时事的各种看法。或许是出于法兰西特有的民族特性，这些文人思想家最令人瞩目的工作，就是对旧制度不间断的口诛笔伐，并因此博得了公众和仰慕他们的贵族的拥戴。
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旧制度的某些特性，保障了这些文人受尊崇的社会身份和发表国事意见的权利，而当大革命到来之后，他们将会失去这种地位和权利。当然，在革命尚未到来时，他们对此浑然不觉。
文人群体通过诉诸抽象的理性启蒙，唤醒民众对旧制度罪恶的唾弃和仇恨，但稍不小心自己就会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哲学天空之城，丧失对现实政治中复杂且强大的传统习俗的洞察，或无视现实统治中诸种复杂的因素。这种认知上的缺失要比民众的愤懑所带来的后果更加危险，更为严重。大革命高潮期接二连三的政治清洗和满负荷运行的断头机，说明了社会思潮极端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托克维尔对此有深刻的思考：大革命没有带来美好社会的降临，而只看到一个道德理想国的倾覆。
愿意肩负历史责任的精神气质
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固然要牢记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深邃洞见，但更具启发价值的，是掌握观察和分析现实政治的能力。
托克维尔在该书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5
托克维尔的危言受到了嘲笑。这嘲笑不无道理。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七月王朝自1830年建立以来，已使法国重获大国地位，掌权者惑于纸醉金迷的社会外表，难免自得。虽然他们偶尔也听到因过高的财产门槛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中产阶级发出抗议，却相信经济的发展能解决这一切问题。
时任首相基佐——托克维尔曾就读于其门下——对抗议者说，“先生们，赶快发财吧，那时你会成为选民的。”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复辟王朝时期勇敢的斗士，此时已丧失了对现实的敏感性。他殚精竭虑地操心法国政治，压制自由派反对政府的言行，一如早年压制他的诸位复辟王朝大臣所为。
在托克维尔发言后不到一个月的2月22日，革命爆发，仅用三天时间，七月王朝落幕。
孤独思想者
托克维尔并未为此而惋惜，相反，他相信法国已从浑浑噩噩中猛醒，将再造伟大。
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民议会议员，热情参与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中。然而2月的革命只是摧垮了一个王朝，并未解决法国深重的社会问题。6月法国再次发生革命，旋即被镇压，嗣后上台担任总统者是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托克维尔痛苦地看到专制的力量在回潮，大势所趋让他倍感无力。
虽然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外交部长，但素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托克维尔并无欣喜。1851年底，拿破仑三世意图称帝，作为反对派的托克维尔遭到扣押。
这很可能意味着托克维尔政治生命的结束，但他却如释重负，在给友人的信里表示，自己从未像被扣押时那般满意。也许是托克维尔终于在多年的“立功”还是“立言”纠结中解脱出来，对于时代、对于政治的彻底失望，反倒使他可以笑对一切。
获释后，托克维尔退出政坛，潜心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此时，因革命而仓惶下台的基佐，也正隐居乡间研究英国革命史。这对殊途同归的师生，都要在对历史的沉思中发出比议会讲坛上更为响亮的声音。
不过，托克维尔的孤单感亦由此更深。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之际，他无奈地对妻子预言该书的命运，“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只是其人数屈指可数。”
果然，书出版后短暂热销了一段，随即遭受冷落。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重新被发掘出来，近年成为显学。人们重又开始惊叹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深刻洞察，在他的引领下思考贵族与民主、自由与平等间的关系。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曾提出，法国大革命始自1789年，但它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年限：革命的进程总是在动荡和反复中背离目标。
在孚雷看来，直到1876年至1877年，共和主义者战胜王党建立起第三共和国，使得法国有了适合于1789年革命理想的政体，既确保了公民平等，又确保了政治自由，革命才算终结。
在孚雷所划定的革命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容易体会到，眼睁睁看着时代大势向自己所预言的方向狂奔，拼力呐喊却不为世人所解的托克维尔，面对着一个时而动荡、时而压抑的法国，会是何种孤独的心境。托克维尔的孤独，在于他身处喧嚣贪婪的时代，仍持守对自由的深爱。这种深爱源于一种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德性，源于对独立、崇高与尊严的执著。
他看到民主制度是人类必不可免的未来，但无法容忍这种未来以自由的丧失为代价；他渴盼参与一种伟大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却总被一只无所不在的巨手抛弄，身不由己。最终他只得退到一个能够任由自己驰骋的世界，将他对自由的理解、对这只巨手的批判，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留给后世知音。
贵族精神
要说清楚托克维尔的呐喊与批判，我们就不得不围绕《旧制度与大革命》来仔细解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实在是因为我们对那段看似熟悉的历史太过陌生。
说到法国大革命，不少国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是一场“了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真实的历史过程则是：国王了封建社会，建立了绝对君主制，亦即“旧制度”；而“大革命”则了国王，建立了新制度。
“封建专制”是个有误导性的概念。实际上，封建的就必然不是专制的，它是对专制的一种制衡；专制的就一定不是封建的，它是对封建的一种压制。所谓封建，是指名为君主属下，实则散居多地、封土建邦的各大贵族，他们自行其是，甚至时不时地反抗君主的统一之努力的一种制度。大贵族向下也会分封自己的封臣，但一方面次级封臣和大贵族之间也可能存在虚与委蛇的态度；另一方面次级封臣只有效忠其直接领主的义务，而无效忠国王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想要专制，完全是不可能的，国内的法律、行政秩序皆支离破碎。所谓的专制——严格说来应该叫做绝对君主制——则是国王想方设法削平独立贵族，令其俯首贴耳，由直属于国王的一整套行政官僚体系取代有极强独立性的贵族在政治上所具有的地位，依照国王所颁布的法令，治理整个统一的国家。国家的统一是革命能够发动的前提。
可见，所谓封建制，意味着贵族阶层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教士、贵族（君主是第一贵族）、平民这样一种差序等级制度，固化了人的差别，这在今天看起来很荒唐，但在经济发展缓滞的封建时代，却成为对弱者的一种保护。
封建时代最主要的财富和力量源于对土地的占有，作为大地产主的贵族，便是社会中最强有力的人。如果没有等级差异，所有人都要求平等所有的话，穷人将失去一切，无法得到任何保护。贵族制度内蕴着一种对所谓骑士风度的要求，该种伦理指引他们慷慨大方、急公好义、反抗暴政，或者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贵族的身份和力量是其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而不是鱼肉乡里的工具。
这样一种超拔豪迈和对普遍公义的追求，除非是天赋超群者，否则一般以该人天生没有生存焦虑感为前提；若有那种焦虑，则他本能地便会从个别利益出发而忘却总体，难以处理“大政治”。贵族由于其血统确保了高贵地位，没有生存焦虑感。于是，贵族阶层便天然地成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与社会公义的宰制者，成为反抗专制者的领袖。不可否认，贵族当中的庸鄙者也所在多有，但这种庸鄙为所有人所不齿。
雨果的小说《九三年》末尾处，描写了反抗革命的旺代叛军领袖朗德纳克侯爵，在自己性命危在旦夕之际，情愿主动返回燃着熊熊大火的城堡，救下三个孩子，哪怕自己因此注定会被革命军抓获也在所不惜，便是这种贵族精神的精彩写照。
一只巨手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对贵族伦理有着细致的感受，其对“品德”“心灵”的强调，正是贵族制的精髓。若无伟大的心灵，便难称贵族；若无贵族，则社会的精神也会堕落。对托克维尔来说，心灵的伟大与独立，正是他所珍视的“自由”最为根本之动力。
然而，时代变迁却侵蚀着贵族的心灵与精神。随着地理大发现，源于贸易与掠夺的海外财富不断涌入欧洲。它们脱离了土地的限制，横向带来财富在欧洲不同地区间的重新分配，纵向带来财富在不同阶层间的重新分配。封建时代缓滞的经济与稳定的社会结构被冲破，传统的贵族阶层也因此陷入困境，受到上下两个方向的冲击，走向末路。下面的冲击来自平民阶层当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形成出身于第三等级的一种新型“贵族”。这些人无法容忍血统贵族所人为刻意强加的身份差异，力图取得平等地位。上面的冲击来自一直试图打击桀骜不驯的贵族的国王。
过去，财富只来源于土地，国王的直属领地并不比贵族大多少，于是双方势均力敌；如今，财富来源多样化，国王相较于贵族可以更容易地从金融家那里借贷以装备起大规模军队，国王还可以建起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动员社会资源。于是法国的贵族们终于在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朝代被击败。
原本有着巨大号召力的大贵族现在都被路易十四聚拢到凡尔赛宫，日日欢宴，夜夜笙歌。路易十四发明了各种虚衔加于贵族头上以示宠爱，贵族们则想方设法在国王跟前露上一面以获垂青。高傲的灵魂被虚妄的追求所腐蚀，挖空心思取悦国王的贵族不再有兴趣照顾乡梓。
国王的官吏都是服从一套中央集权体系的精明能干的事务性人才，不需要独立思考，只需有执行的效率。官吏取代了贵族在传统时代所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贵族被彻底架空，与社会不再存在有机联系，不再有资格作为政治德性的担纲者。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让贵族保持飞黄腾达的外表，却从贵族手中夺走人民的心——权力的真正源泉。”
这个由旧制度的君主建立起来，又为革命所发展的庞大而无所不在的中央集权官僚机制，就是托克维尔要批判的那只巨手。传统贵族所秉有的那种骄傲的驯服和庄严的服从的独立精神，尽管在历史上已内化为法兰西民族的自由精神，但在中央集权的压制下损耗严重。
自由的传统贵族承担地方治理的社会责任，他们既可能成为抗衡专制君主向地方无尽需索的力量，也会在君主遭逢危险之际成为勤王之师。健康的贵族制使法国具有多个中心，中央集权制则将巴黎变成法国过大的、也是唯一的头颅。一旦巴黎遭到倾覆，则其他地方再无能够救助君主的力量。
还是有力量可救助君主，如雨果所描写的旺代贵族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他们何来此种勇气？托克维尔告诉我们，旺代正是旧制度下中央集权制未能有效渗透的地方，桀骜不驯的旺代贵族在其对头君主遭难之际，伸出了援手。
民主的帽子
旺代贵族的努力毕竟悖于时代大势，托克维尔有着极佳的现实敏感性，他对朗德纳克侯爵之辈可能多有赞叹，但也清晰地意识到社会变革不可抗拒。
还在1835年，刚入而立的托克维尔，就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写到，“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阻挠，所有事和所有人都在帮助它前进。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在民主大势面前，贵族的乡愁情绪只不过会化作一种自私自利的复辟冲动，这是托克维尔所不喜的；他思考的是如何有可能在民主社会中仍然保证那种出于独立心灵的自由的存续，因为这是维持一个社会之伟大的前提。他想要的绝不是复古，而是如何有效地开新。
法国大革命带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许诺，毅然与旧制度相决裂，要开创一个幸福的新天地。但托克维尔却发现许多大革命的思想和习惯实则源于旧制度。
革命法国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化、精密运作的官僚体系，为整个欧洲所钦羡。这套官僚体系对社会的渗透几乎无所不至，试图依照理性来对社会进行完整的改造，来剔除叠床架屋的传统与习惯，来为个体公民提供安全与保障。
但这些努力并不在革命后才出现，实为旧制度的产物，只不过革命法国有更大的力度来实行它而已。托克维尔质疑，何以在旧制度下，这套体系名为“专制”，在新制度下，便名为“自由”呢？
他在对革命前文人的轻浮逻辑的考察中得出了答案。旧制度末期是启蒙学者的黄金时代，他们影响甚大，甚至国王也乐于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托克维尔辛辣地批评这些人，他们以为“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
他们鼓吹着激进的变革，但“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
深受启蒙学者影响的革命者怀抱着对理性的推崇与对简洁明了的热爱，却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为恢复秩序，在同样的精神指导下，他们又自然地倾向接过旧制度留下的官僚体系，为其扣上一顶民主的帽子，以为这会带来理想中的平等与自由。但它在新制度中会强化公民个体的依附性，对真实的自由、对民主社会极为有害，即使其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托克维尔更看到，文人与革命者昧于真实的政治社会这一可悲状况，正是旧制度下过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运作的逻辑结果。贵族和资产阶级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官僚系统中那些精明强干的人，却由于只能作为行政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而欠缺一种普遍性视野，他们都对于治国这门科学一窍不通。他指出，“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那么，在一个已然困顿的社会中，未来重建自由政治制度的基础何在？托克维尔在多处都曾提到过的结社自由、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等，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制度前提。但若欲使这些制度拥有持久生命，还需要一种精神要素，那就是人们对于自由的热爱。“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
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6
清末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尝试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宗法、君主专制社会走向工业化和民主化社会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辛亥革命是这个转型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特别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经济上工业化、政治上民主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自由化世俗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简言之，就是近代化，它成为一股强劲的历史潮流，向全世界蔓延开来。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自然也不可能自外于这一世界历史发展潮流，鸦片战争把中国拖入了这个潮流，但是一开始中国并没有几个人认识到这个潮流，更谈不上顺应它。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中国不再是雄视天下、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西方国家也不是中国人传统心目中不开化的、落后的戎蛮夷狄，而是有优点有长处的先进国家，是可以蹂躏中国、给这个泱泱大国带来灾难和屈辱的国家，他们把中国面临的这种局面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怎么办？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借法自强”，即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使自己强大起来。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了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选择走向近代化。
只不过，中国的近代化之路一波三折，步履蹒跚，迟迟没有实现“自强”的目标。
中国最早的近代化运动是洋务运动。这场运动以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建立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为主要内容，兼及轮船航运、煤铁矿、电线、铁路、纺织等民用工业以及相关的人才培养（自办学校和派遣留学），局限于经济技术领域。在此过程中，有人认识到仅学习西方的经济技术是不够的，在他们看来，西方富强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制度安排，如民主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与中国差不多同时走上近代化之路的日本，及时进行了制度方面的改革，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清帝国，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宣告了洋务运动政治上的破产。
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没想到泱泱大国竟然被原来一直没有放在眼里的小日本打败，“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吴玉章语）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痛定思痛，反思的结果，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出在没有进行制度改革上。因此，要求制度改革的呼声喷薄而出：一种是主张以日本为榜样，也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是康有为维新派的主张；另一种是主张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孙中山革命党人的主张。
在19世纪末，主张渐进的维新之路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维新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这时候，革命还被看作是大逆不道，孙中山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把革命党人看作是“乱臣贼子”，“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孙中山：《建国方略》）。但是，维新变法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中国又成一旧世界”（李鸿章语），守旧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守旧势力为逞一时之快，利用义和团大肆盲目排外，导致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京沦陷，慈禧西逃，清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庚子之变后，人们对清政府越来越失望，政治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方面，由维新派转化而来的立宪派强烈要求清政府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切实实行君主立宪，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立宪派把日本战胜俄国看作是立宪战胜了专制，立宪呼声迅速高涨。另一方面，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反清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并不断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这时，不但听不到人们“恶声相加”，有识之士还为之“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孙中山：《建国方略》）。在立宪派和革命派双重夹击之下，清政府不得不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清政府改革的步伐既小且慢，特别是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掌权的载沣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借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一步步把权力集中到少数满族亲贵手中，最后搞出个根本上违反立宪原则的“皇族内阁”，把立宪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革命和同情革命的力量迅速壮大，梁启超无奈地感慨道：“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于是，武昌起义后，墙倒众人推，清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
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社会
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临时政府仿照美国模式，虽然一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建立的是民主制度则是无疑的。临时政府宣布的“中华民国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及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迁徙、信教自由和选举、被选举、任官考试的权利等，体现出其民主性质。中华民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中华民国成立后，许多人充满了喜悦的心情，认为在共和政体这种良好政治制度下，中国一定会是政治清明，实业发达，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幸福，从此中国旧貌换新颜，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正像当年李叔同怀着激动的心情所表达的：“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李叔同：《满江红》）他们不光充满了喜悦的心情，还充满了热情，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也的的确确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国家大事不再是由皇帝一个人“乾纲独断”了，而是由临时参议院立法、总统和各部执行；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议政参政，改造社会，传播文明；传统的夏历改成了世界通行的公历；“大人”、“老爷”、“卑职”等严辨上下尊卑的称呼换成了平等的“先生”或“君”，跪拜礼废除了，代之以握手或鞠躬；男人的辫子剪了，女孩儿的缠足放了；工商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大大增加，提倡国货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新式教育风生水起，尊孔读经取消了，公民教育出现了，女子可以上学了，小学还实行了男女生同校；很多地方特别是城镇的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活动也进行得有声有色。
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制度的艰难转型
但是，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远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步履蹒跚，充满了艰难曲折。可以说，民国初年的社会文化呈现出新旧杂陈、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的态势。
民主制度被破坏的情形大家都熟悉：袁世凯利用当时对他十分有利的局势，左右逢源，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掌权后即一步一步破坏民主制度，先是暗杀了理事长、杰出的议会政治专家宋教仁，扼杀了议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在胁迫国会（员占多数）将自己选举为正式大总统后，先后解散了和国会；最后，权欲熏心，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袁世凯帝制自为不但遭到了所有拥护共和的人士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自己阵营内部很多实力人物的反对，袁世凯众叛亲离，在一片反对和抨击声中于1916年黯然谢世。他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争权夺地，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伤害，其间还出现了张勋复辟的闹剧。袁世凯掌权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这段时期，历史上一般称作“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不为无因，尽管这个时期中国有进步的因素，但基调是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针对中国当时的状况，有人指出：“什么共和，什么幸福，分明仍是个专制极顶、野蛮极顶的一个老大帝国。”
其实，不光是袁世凯搞集权专制，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二次革命”只短短不到两个月即告失败，孙中山检讨原因，认为是由于革命成功、同盟会改组为后，大力扩党，导致各色人等加入党内，组织严重不纯，思想混乱，纪律全无，已经不能继续领导革命，于是改组，1913年秋在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无论资格多老，必须各立誓约，加按指印，声明“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他自己也立约宣誓，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当时很多人以其不符合民主原则提出异议，但孙中山不为所动，并声称“我是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唐德刚：《袁氏当国》）很多人因此拒绝加入。孙中山本是民主革命的领袖，却也走上了专制的道路，不能不令人感慨。
官僚们的争权夺利和腐败也体现出社会文化转型的艰难。武昌起义前，革命党内部就有派别之分，特别是光复会成员和同盟会其他成员之间有较深的矛盾。如果说革命“胜利”（即清王朝统治）之前，这种矛盾还停留在口舌之争的话，那么，革命“胜利”之后，这种矛盾就演化为革命党人内部的残杀，最著名的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陈其美指使等暗杀了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恐怕不是捏造夸大之言。至于在武昌起义后独立省份的主事者，有不少人一朝手握大权，即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完全没有民主作风和平等意识。就连作为民主标志的多党制和国会也不能让人满意：多党制的表面底下是各派政治势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规定的国会议员普选也徒具形式，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议员并不是由广大选民选举产生的。议会里的议员很多是政客，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来争去，只有在一点上他们是意见全体一致的，这就是提高自己的待遇，他们通过的第一个议案就是给自己定了每月500大洋的高工资。有报纸把这些议员描绘为“嫖议员、赌议员、烟议员、疯议员、瞌睡议员、哼哈议员、武小生议员、三花面议员、捐班议员、金钱议员”（天津《大公报》1913年8月6日《闲评二》）。他们怠于论政，纵情声色却一往无前，与旧时官僚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思想观念上的艰难转型
民国初年政治制度上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思想观念上更是新旧杂陈。从清末开始，西方的很多新观念就传入中国了，如民约论、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些观念指导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进行了清朝和帝制的革命，也是在这些观念指导下，新政府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是，即使革命党人也没有完全弄懂并接受这些观念，最典型的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信奉者寥寥，民众更不可能接受这些思想观念。民国初年，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力。民国初年出现的新现象，几乎都有坚持旧传统的反对力量，有的还有倒退，例如尊孔读经。
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教育部在蔡元培主持下，教育方针中摒弃了尊孔的内容，废止了中小学的“读经”规定。随后于7至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与会代表进行了认真讨论，考虑到“若将此案明白宣布，恐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因而决定“只须于学校管理规程内删除此节，则旧仪式自可消灭于无形”，说明他们虽不以拜孔未然，但还不敢公然触动已经确立千百年的孔子的神圣地位。到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造舆论时，已经失去风光的尊孔读经又沉渣泛起，9月13日，范源濂任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以每年的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届时全国各学校都要举行纪念会，恢复了尊孔。在这前后，孔教会等各种尊孔团体也相继成立，重新确定了孔子在思想文化和教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到10月份，不仅学校举行纪念会，很多地方还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例如广州军、商、孔圣会等各界人士数千人举行了“谒圣”活动，扬州则沿用过去的“乐舞牛羊”仪式祭拜孔子。翌年6月，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的通令。1914年9月，袁世凯颁布祭孔告令，并亲率百官到孔庙祭拜。
此外，还有民俗文化上的剪辫与留辫、新历与旧历、放足与缠足、洋装与长袍、鞠躬与跪拜、科学与迷信等等，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时并存，有的有比较激烈的交锋和斗争，有的则大体上相安无事，新者自新，旧者自旧。当时流行的一幅联语诙谐而又准确地描绘了这种新旧杂陈的状况：“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在过年上甚至是新旧并用，很多人，包括老牌的革命党人，是既过新历的新年，又过旧历的新年。
民国初年的乱象，使得社会普遍对共和政体感到失望。遗老们认为革命搞糟了，破坏了他们的理想状态，主张回到过去。对于进步力量来说，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期望中的美景，不是因为革命搞糟了，而是因为革命没有搞好。孙中山感叹说，辛亥革命“打倒一个暴政，转生出无数暴政”。参加了武昌首义的蔡济民则沉痛赋诗：“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陈独秀则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由此反思，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再晚些，梁启超也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与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有完全相同的感受和想法。
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社会文化的转型是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变革，是深层次的变革，本身就具有艰巨性。转型期的特点是新旧杂陈，新的已来，旧的未去，新的有强大的生命力，指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旧的有顽强的抵抗力，拖拽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二者互相角力，总的趋势是新的战胜旧的，历史向前迈进，但是这个过程会很长，甚至很曲折，远非朝夕之功。革命可以一夜之间爆发，政权可以一夜之间易手，制度可以短时间内改变，但是，社会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外皆然，没有例外。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社会文化转型的缓慢还在于启蒙运动的缺乏。
启蒙运动就是思想解放运动。学界公认，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工作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范围有限，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做法密切相关，康有为总指望依靠皇帝的“雷霆万钧之力”来推行他的变法主张，不做广泛的社会宣传和动员工作；二是时间很短，很快就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了，启蒙的声音和活动自然也随之销声匿迹了。到了立宪运动时期，虽然成立了不少立宪团体，为实行做了一些研究和宣传工作，但是主要局限在立宪派和清政府高级官员中，社会影响虽然超过戊戌时期不少，但仍然是很有限的。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没有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他们重点宣传的是反清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花大力气研究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着力宣传民权主义。反清排满是当时最能调动人们革命情绪、也最有号召力的主张。所以，武昌起义后，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哪个地方独立了、光复了，谁做了军政府的都督，兴奋点是清政府的，是中华民国新政府的成立，对于革命后的国家建设关注不够，似乎只要清政府一，就万事大吉了。包括孙中山自己都认为政治革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社会革命（民生主义）了，于是在把政权移交给袁世凯之后，就豪迈而又不失天真地宣称要修建20万里铁路，没有意识到社会文化转型的艰巨性。
就政治制度而言，袁世凯帝制自为其实并不是他异想天开的一厢情愿，而是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毕竟，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有一个权威，这就是皇帝，人们两千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现在突然一下子没有了这样一个权威和效忠的对象，大家都是国民一分子，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是由于之前没有受过启蒙思想的洗礼，不知道民主制度是有一套程序必须遵守的，不知道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平等并不意味着不要秩序。于是，就出现了争权夺利、各自为政、不尊重上级权威的现象，以至袁世凯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时，不少总长因通宵打麻将而迟到，这使得袁世凯及一部分人认为是共和制的弊端。但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错了，不是去设法完善共和制度，而是回到帝制，追求没有限制的权力，最后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