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范文1
【关键词】国际收支 转口贸易 现状及增长空间 分析
转口贸易是在信息不对等，货物所有者为了赚取差价而不是对货物的实物实际占有时形成的一种国际交易方式。近几年来，我国的转口贸易业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和多样化运作方式，转口贸易外汇收支大幅增长。笔者拟从转口贸易外汇收支角度，通过对其定义、运作方式、特点、存在问题或不足等几方面内容分析，建议进一步扩大我国转口贸易定义外延，且认为以我国保税区为中转的转口贸易还将继续快速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一、转口贸易发展背景及现状
转口贸易的发生，主要是基于有些国家或地区地理、历史原因以及政治、经济因素，其所处位置适合于作为货物销售中心，他们输入大量货物，除一部分供本国或本地区消费外，主要是为再出口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且这些国家或地区采取特殊的关税优惠政策和贸易政策，中转费用不高，从而形成了以新加坡、香港、伦敦、鹿特丹等为中转地的国际著名转口贸易港，但近年来，不但以上述港口为中转的转口贸易在继续发展，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保税监管区域、保税仓库等也成为转口贸易的主要中转地。
二、转口贸易定义
目前，对转口贸易的定义，《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中称转手买卖(Goods under merchanting),是指居民从非居民处购买货物，随后便向另一非居民转售同一货物，而货物未在居民经济体出现。商务部定义的转口贸易是指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通过第三国进行的贸易，即交易的货物可以由出口国运往第三国，在第三国不经过加工(改换包装、分类、挑选、整理等不作为加工论)再销往消费国，也可以不通过第三国直接由生产国运往消费国，但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并不发生交易关系，而是由第三国分别同生产国和消费国发生的交易。
三、转口贸易运作方式
根据货物流通渠道的不同分为不以第三国为中转的转口贸易和以第三国为中转的转口贸易。不以第三国为中转的转口贸易是指由于经验、通讯设备等的缺管，出口商通过第三国与进口商发生买卖关系，且将货物直接从出口国运往进口国的贸易方式。这种方式下，货物并未在第三国进出口。这是转口贸易最初的，传统的发展方式。以第三国为中转的转口贸易是指中间商先将从境外进口的货物运抵第三国中转，择机再将同一货物从第三国出口至另一进口国。该中转的第三国已由原来以新加坡、香港、伦敦、鹿特丹等国际著名中转贸易港为中心发展为保税区、保税仓库等为中心的转口贸易。
根据同一货物是否集中转卖，转口贸易又分为以下形式：一种是转手买卖的中间商从境外出口商处进口转手至另一境外进口商的货物是同一货物，即该货物的数量、重量或品质等内容都未发生变化。另一种则是转手买卖的中间商从境外出口商分几次在不同时间购买同一货物并集中存放于第三国保税区仓库，随后，该境内中间商又于买后的某一时间出售同一货物中的部分数量产品给境外另一家进口商，其虽为同一货物，但该货物的数量发生变化。且第二种形式又演变出第三种形式，以具体事例说明，境内企业从某一境外企业分两次在不同时间购买其存放在中国境内保税区仓库的电解镍共计800吨，其申报在“一般贸易支出”项下，随后，境内该企业于购买后又以高于买价的价格出售其中的201吨给原先的境外企业，其出售后银行根据企业的申请说明申报在“转口贸易收入”项下，但进出口商却为同一家进出口商。经与银行有关人员了解，该进出口商实际也为中间商，它更多是以转口贸易形式利用自身信息优势作商品的差价收益。笔者认为，上述前两种形式应归入转口贸易，但第三种形式下的境外企业，因境外进出口商为同一非居民，不符合转口贸易定义，其更适合申报在“一般贸易收入”项下。
四、转口贸易特点及成因分析
(一)转口贸易收支差额或收益率较高
从国际收支统计角度分析，近年来，我国转口贸易收支呈现较大差额净收入，其转口贸易外汇收支收益率极高。形成原因是：境内企业先以一般贸易进口方式从境外进口货物转至境内保税区保税仓库寄存，同时领取“货物进入境内保税区仓库清单”，但该批货物以何种方式最终交易需根据国际市场行情决定。以境内转口商A企业为例说明。首先，境内A企业从境外进口一批货物后申报在“一般贸易支出”项下，并将货物寄存境内保税区仓库等待另一购货商，若该购货商为境内企业，则A企业将原先申报在“一般贸易支出”项下的货物核销，以一般贸易支出成交。若另一购货商为境外企业，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汇发［2011］11号”)实施后，境内企业必须先到银行修改申报交易编码，即由“一般贸易支出”修改为“转口贸易支出”后才可将转口贸易外汇收入款项入账。但汇发［2011］11号实施前， 若该笔货物以转口贸易出口，企业只申报“转口贸易收入”即可，之前已申报在“一般贸易支出”项下的数据基本未作修改。这是造成从数据角度计算出的转口贸易收益率大大超过常规值的主要原因。
(二)结算方式较固定，收入多为电汇，支出多为信用证
近几年来转口贸易业务中，其付款以90天远期信用证为主，收款多采用电汇。从境内企业角度来看，在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尚未好转情形下，资金安全、快速回流企业账户是首要之事，于是在结算方式上企业更希望尽快收回货款，同时延期对外付款。而目前转口贸易结算方式正好验证了这种“先收款后付款”态势。据悉，境内企业要么是先收到购货商货款，再以电汇形式支付给供应商，即先收后支，要么是先开远期信用证给供货商延期付款，而以TT电汇方式先行收回货款，即先支后收。这两种情形主要发生在汇发［2011］11号实施前。该文件实施后，境内企业只能用先支后收结算方式，且提前收回货款不能支付转口贸易支出，即企业应以自有资金支付进口货款。反映在国际收支数据中即是某一时点转口贸易数据表现为收大于支，并形成当前转口贸易外汇收支倒挂局面。
(三)以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的转口贸易居多
当前转口贸易外汇收支中，除传统意义的转口贸易外，以境内保税监管区域作为中转站进行买进和卖出的转口贸易也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如其中一家境内企业，其今年以来转口贸易外汇收支1.52亿美元，其全部以境内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另一家转口商则有80%左右的转口贸易来源于保税监管区域。目前，以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的转口贸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将从境外A国进口的货物存入境内保税区仓库，在一定时日转卖给境外B国，另一种是直接购买境内保税区产品，转卖给境外B国。形成以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的转口贸易的原因，一是境内企业所购买的商品价格在国内外时有差异，且有时国内价格高，有时国外价格高，境内企业将货物寄存保税监管区域仓储、取得货权后，往往不急于出货，而是在权衡国内外市场价格后再决定处理货物的方式，如国际市场价格高于国内市场价格，则将货物转卖出去，收取货款抵减进口付汇，如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境内企业自行报关进口，销售至国内，由从事转口贸易变为一般贸易进口。于是境内企业以保税监管区域为中转站有时作“一般贸易支出”，有时作“转口贸易支出”。二是近年来我国保税监管区域的仓储功能日趋完善，通过保税监管区域还可规避关税、增值税等诸多问题，且商品已以实物存放于保税区，企业不用过多担心诸如运输损耗、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风险，而只需了解境内保税区内存放货物类型、数量等即可，于是以境内保税区为中转的转口贸易随之快速发展起来了。
五、转口贸易增长空间展望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货物流动快速便捷，交易双方信息源变化莫测不对等，保税监管区域、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货物吞吐能力不断增强等外部环境进一步宽松情形下，转口贸易业务仍将继续快速增长，由此也演变出多种类似转口贸易的形式，笔者认为只要是转手买卖的中间商有真实的货物贸易背景，以同一货物为中心，将其转卖于境外两个不同的非居民机构或个人，就应归入转口贸易。而由此形成的转口贸易业务即将继续不断向纵深发展，特别是以保税监管区域、自由贸易港等为中转的转口贸易有望快速增长，并将超越“货物不经过第三国”的传统意义上的转口贸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主要转口贸易运作方式。
六、相关建议
（一）将保税监管区的转卖业务纳入转口贸易
笔者认为，重新定义《国际收支手册》中转口贸易概念，扩大其外延范围，使其与商务部定义的转口贸易概念一致，将通过保税监管区域的进口转卖业务也纳入转口贸易中，可进一步统一商务部、外汇局、银行及企业对转口贸易、进口转卖等概念的理解；并及时制定专门的转口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及操作规程，明确转口贸易的货物贸易监管定位，对收付汇性质做出界定，明确规定进口转卖业务的国际收支申报问题及收付汇时所需审核的相关单证，方便银行操作和外汇局监管。
（二）区别运用“先支后收”转口贸易运作方式
在转口贸易外汇收支相关政策法规、操作规程等出台同时，建议重新修订汇发［2011］11号内容，由“一刀切”全部实行“先支后收”转口贸易运作方式调整为区别运用“先支后收”转口贸易运作方式，保证有真实货物交易背景的境内企业进行正常的转口贸易业务。如银行与海关联网核查境内企业存放在保税监管区域内货物清单，外汇局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境内企业转口贸易收益率等方法，对有真实贸易背景、收益率稳定且在正常值范围内的境内企业可适当放宽运用自有资金的比例，在其自有资金不足时可利用提前收回的转口贸易外汇收入抵用转口贸易外汇支出，从而缓解这些企业资金不足压力，也减少虚增的结售汇金额。
（三）明确“收大于支”的收益率
目前，转口贸易外汇收支的收益比率应是多少，无论是外汇局还是银行都无参考依据，因此建议相关部门提供并定期公布转口贸易业务中常出现的大宗商品的买卖差价数据依据，如铁矿石收益率1-5%、聚丙烯1%-2%之间等以便于银行、外汇局查阅和参考。若超过规定比率的则要求企业提供相关材料，以防止违规企业与境外关联公司联手、借助转口贸易名义将异常外汇资金随意跨境流动。
转口贸易范文2
【关键词】对外贸易；出口转型；转型目标
一、我国出口贸易的三大突出问题
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情况的不断变化，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道路上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具体问题如下：
（一）出口贸易数量上极度扩张
我国在出口贸易数量级上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8667.6亿美元，短短34年中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180多倍。1990年我国的货物出口总值为620.6亿美元，2012年这一数值已经达到20489亿美元。短短22年中，货物出口扩张近33倍，年平均增长率在17.2%。如此强劲的出口增长率极大的支撑着我国的GDP指数[1]。但是我国出口贸易在数量的上的高速扩张并不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管理方法改进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产生的，依然属于粗放型的外贸扩张。
（二）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要的外贸出口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竞争不断加剧，我国原有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很难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位于国际分工产业低端的加工贸易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慢慢消失，其弊端开始限制了我国外贸转型的进程[2]。我国的贸易顺差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加工贸易出口，然而加工贸易的利润分配权却牢牢的把持在外资企业和大型跨国企业手中，这等于说庞大的加工贸易顺差并非完全由我国的贸易企业所有，大部分的贸易利润都转移到了外资企业手中。我国依靠加工贸易积累起来的财富可能并没有实实在在的成为我国企业和劳动者的资本和财富，反而客观存在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却加剧了我国的贸易摩擦。
（三）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以外资企业为主导
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数额的迅猛增长表现十分抢眼。截至到2012年度，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到6012亿美元，是原来的16倍之多，其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上升到29.3%。2012年的外贸数据显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分别是8362.8亿美元、852.3亿美元、1861.3亿美元，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为75.5%，远远高于国有及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尤其民营企业中的私营企业，2012年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率66.9%。民营企业从增长率及比重上全面超过国有企业，但是由于存在着与外资企业比重上的巨大差距，短期内民营企业还无法实现对外资企业的赶超[3]。
二、我国对外贸易突出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外贸政策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植出口型产业，同时实施较为严格的进口限制措施，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进口商品分类经营管理、国营贸易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鼓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4]。在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方面，不加选择的招商引资优惠，吸引了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的淘汰产业。这类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只能加剧我国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外贸的高增长完全是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获得的，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科技水平低下
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素质不高。现有的劳动力素质还无法支撑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的外贸产业也只能停留在国际分工下的产业链条的低端。利用现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已有的配套基础设施，嵌入式地参与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分工之中。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加工贸易出口的贸易方式能够快速吸收就业，短时间实现贸易进出口的快速发展，这一特性极大地迎合了我国的国情，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这类出口方式技术水平低下，缺乏核心科技。科学技术水平依然是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短板。
（三）我国对外贸易高度依赖于外商投资
诚然，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投资发展本国经济，依然是我国改革开发的重要外贸政策。即便是世界第一的美国也不遗余力地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国外投资。但是，如果把外资企业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并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所创造利润的最大受益者，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内资外贸企业的发展，并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产生很大的影响[5]。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扩张、主要贸易方式的选择、外贸产业的转型等，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决策选择。外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我国经济的外贸自主。
三、我国对外贸易转型的三大目标
（一）提升外贸产品质量
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其首要特点就是追求数量上的扩张，而不注重出口产品质量上的提高。这就牵涉到我国对外贸易是以量求胜还是以质求胜的问题上来，数量上的野蛮扩张，伴随着的是劳动力、资本、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式的大量投入，而这样的增长模式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超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承受范围。同时低质的外贸产品已经不能再有效的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市场萎缩、盈利空间的下降也制约着我国现有外贸产品的出口。注重科技创新，提高外贸产品的质量，提高外贸产业的资源能源利用率，创立优质的民族品牌，应该成为我国外贸转型的首要目标。我国的外贸出口产品不能成为充斥于国际低端市场的粗制滥造的产品代名词。外贸的可持续发展要转变原有的数量型增长，不断推动产业的升级，提升产品科学技术含量，提升产品等级与质量，逐步在国际市场上树立起良好的产品形象。
（二）提高外贸效益
为赚取更多的外汇，我国的外贸出口投入了国内劳动力资源、能源等各类生产资源，甚至不惜低价出口。由于这一贸易的历史传统，我国的外贸出口形成了并不注重外贸效益、企业利润的不正常现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逐渐充裕，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居于世界首位；科学技术的不断引进和自主创新使得我国产业技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外汇的积累已经不再是我国外贸出口的要义。如何实现我国外贸出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如何促进我国外贸产业的产业升级，如何实现我国外贸企业的企业利润提高将是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目的。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动力和最终目标，相同生产要素使用量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同样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力和目标。但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我国也应以长远的眼光注重社会效益的提高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毕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实现内资企业的外贸主导地位
实现内资企业对我国外贸的主导地位，并非主张激进的外贸保护。而是认为在公平市场机制的条件下，通过对我国内资企业尤其民营企业提供有效的政府服务和政策支持，结合国情，扶植起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外贸企业，争创可以立足于世界的民族品牌。出于对我国外贸战略全局的考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经济总量、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我国的外贸产业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世界加工厂”的水平，沦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和低端产业链的整合对象。内资企业创立出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民族品牌才应该成为我国今后外贸战略的首要目标。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内资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不断整合国内的产业链条，加快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打造出优质的民族品牌。
参考文献
[1]陈文玲.中国需要主动对国际贸易策略进行调整[J].国经济时报，2006（11）：7.
[2]李军杰.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迫在眉睫[J].中国物价，2006（7）：11-12.
[3]严建苗.浙江省对外贸易的发展轨迹与制度创新[J].国际贸易问题，2002（2）：30-35.
[4]张友仁.出口贸易过度竞争的产业组织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3（5）：19-23.
[5]吴迪.中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中国贸易问题2007（4）：29-34.
作者简介：
转口贸易范文3
[关键词]香港 晚清时期 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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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 Wright，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Singapore 1990. G. B. Endacott， An Eastern Entrepo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 London1964；Noronha ＆ Company，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Hong Kong 1932； Bedikton Company， Commercial＆ Industrial Hong Kong， A Record of 94 Years Progress of the Colony in Commerce， Trade， Industry ＆ Shipping (1841—1935)， Hong Kong 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 从西方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 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转口贸易范文4
2.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作者简介：冯晓玲(1977-)，女，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海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关经贸关系：
赵放(1961-)，北京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日本经济。摘要：有关中关两国贸易数据的统计差异历来存在着很多争议，其中香港的作用被广泛提及。文章将中国途经香港到美国的商品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以东、西行贸易的“镜像数据”为基础.将其分为五种贸易流向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了香港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的中介地位仍然不容忽视，从中国途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统计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再出口，而不是转运的结论。
关键词：香港；再出口；转运；镜像数据；统计差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1-0015-06 收稿日期：2007-10-24
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之大有目共睹，对于两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彼此存在差异的原因，其中有关香港的作用，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结论：Fung and Lau(1998,2003)认为，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两国贸易统计差异归因于中美对经由香港转口、转口毛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处理；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编纂双边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特别是中国经由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的计价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使用原产地规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USCBC(2004)认为，美国的统计方法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因为美国按照f.a.s(装运港船边交货)计价，进口按照c.i.f(成本加保险加运费)计价，并且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尽管香港的附加值高达25％。沈国兵(2005)将以上观点进行了综合，得出香港转口贸易和转口毛利是直接造成中美贸易数据失真和扭曲的原因之一的结论。本文主要引入Michael J.Ferrantino(2007)“镜像数据”的分析方法，将途经香港的货物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探讨其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一、再出口与转运
在实际业务当中，再出口(re-export)和转运(transshipment)经常被混淆，前者是指当进口的商品以某一香港买家为收货人，该买家随即拥有对该进口品的法定所有权，并且可能在再出口之前时商品进行一些不从根本上改变商品特性的加工；而后者指的是在同一联运提单下的货物，由香港外某地运至香港，而目的地为另一地时，在香港水域内的同一艘船上装运或者由一艘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转运同为再出口而将货物进口至香港是不同的，它属于“过境中的商品”，通常并不通过香港海关的估价程序。
附表1和附表2提供了香港、中国、美国三者之间的贸易数据。附表1是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双边贸易数据。附表2是由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与美国进行贸易的有关数据。香港调查统计局将一国运往另一国的货物分为四类，即进口、出口(包括本地出口和再出口)、向中国国内转运、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运。附表l中的A部分比较了香港和中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的“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卸下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问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出口(但是香港不一定是最终目的地)和香港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对美国的出口数据和作为美国总货物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中国转运至美国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的A部分)。附表I中的B部分比较了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装运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间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进口(但香港不一定为原产地)和香港报告的向中国的出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自美进口和作为来自美国进口的总船货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美国向中国转运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中B部分)。
由此可见，香港在中美贸易中的中介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而在中国海关数据中，很有可能出现途经香港的出口中，一部分是通过香港再出口而另一部分是通过其转运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很难通过经验来确定，因为在香港的贸易和货物数据中再出口是以美元来衡量，而转运则是以公吨来计算，因此很难直接地比较两者。要想明确中国通过香港的再出口与转运及其同中国报告的直接出口和进口的关系，一个恰当的途径就是海关要完全理解双方在贸易数据上的显著分别，所以在这里引入“镜像数据”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镜像数据与东、西行贸易
理论上说，一国对其贸易国的出口数据应与其贸易国相应的进口数据相匹配，二者称为“镜像数据”。本文使用以“东行贸易”和“西行贸易”为基础编辑的镜像数据来估算中国、香港、美国三者之间贸易数据的差异。在编辑镜像数据时，一面用中国、香港所报告的数据，另一面则用美国报告的数据。镜像数据的一对恰当的匹配指的是通过该途径报告的贸易数据是可以互相印证的，然而很多原因导致了数据差异的存在。
(一)“镜像数据”的引入按照联合国指导方针，美国是按原产国来记录进口数据的。美国所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包括直接从中国的进口和通过香港及其他国家间接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的进口仅仅包括原产地为香港的进口。所以，在东行贸易(中国一美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当是中国报告的出口到美国的数据、香港本地出口数据和香港报告的中国再出口到美国的数据之和，而进口一面的数据应当等于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和中国的总进口值之和。
类似的，在西行贸易(美国一中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该等于美国报告的输到中国的出口加上美国报告的输到香港的总出口值之和，而进口一面应等于经过离岸价／到岸价调整后的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值减去美国途经香港再到中国的再出口值，这是因为美国通过香港间接对中国的出口将在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进口中被计算两次：一次是在货物进入香港海关时，紧接着当再出口到中国时又会被中国海关计算一次。这就意味着中国和香港均是根据联合国的指导方针，按照货物的原产国来记录数据的，这一点和美国做法相似。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通过避免调整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格，简化了实际数据差异的估算，即通过这
种方法计算的数据差异的实际大小将免去由于估算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而产生误差的难题，因此从统计上更加令人满意。报告的贸易数据的镜像联系见图1和图2。
(二)东行贸易附表3列出了中国和香港对美国出口的官方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问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官方报告的自中国和香港的进口开始，以中国和香港官方报告的同时期出口数据结束(该数据包括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商品向美国的再出口)。从附表3叫‘以看出：第一，在1995年和1996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要高于美国报告的同时期从两地输入的进口量，到了1997年，两者才大致相等。从1997年开始，双方数据差异迅速增大，并在2004年达到最大差异点，相差19.53％。自1998年到2006年间，中国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和美国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量问的差距超过2倍。第二，在过去10年来，香港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中介人的地位迅速下降，从曾经超过60％的比例到目前大约14％的比例，而在香港再出口至美国的产品中，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占到了超过90％，该比例一直保持稳定。第三，香港本地对美国的出口量一直下降，并且随着香港的经济越来越以服务业为导向，这一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三)西行贸易附表4列出了中国和香港自美国进口的官方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间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官方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开始，经过了fob／eif的价格调整，另加上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美国的商品再出口至中国的数据，最后以中国和香港官方报告的同时期的进口数据结束。
与东行贸易中的数据不同的是，1995-2006年间西行贸易总的统计差异似乎没有明显的模式。仅在其中的1999年和2004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额稍稍超出美国所报告的对其出口额，在余下的10年中，在镜像数据的出口一面，统计差异比进口一面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出于逃税和其他动机，中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低报价的情况更为平常。该数据的其他显著特征就是香港作为方便美国对华出口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由香港再输出的比例已由1995年的超过30％下降到2005年的12.4％。同时，由美国参与的香港通过中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的比例也由1995年的10％下降到2005年的不到5％。
在贸易的双流向中，同贸易合作者所报告的贸易数据问的估算有一些统计差异很容易被解释，比如同荷兰(由此最终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巴拿马(中国出口至此地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最终输至美国的)的贸易，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世界转口贸易的中心。但是中国和香港在同其他贸易者的贸易往来中由于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原因，如走私、低报价等因素，因此需要对所搜集的数据问的整体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解，才可能找出导致统计差异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
三、通过贸易流的子部类来分解中美贸易间的统计差异
根据上文的以东西行贸易数据为基础的镜像数据显示出了中美两国与香港之间记录的贸易数据差异，要进一步研究差异的来源，有必要进行贸易流向的分解。
(一)对镜像数据进行的贸易子部类的分解在中国的出口数据中，中国海关要求贸易商说明启运国和消费国，其中前者是指在出口货物离开中国港口后下一个要到达的地点，它并不一定是货物的最终目的国，而后者是指消费该出口货物的最终目的国。以这一信息为基础，可以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细分为三类。
a.美国既是启运国又是消费国，这指的是中国直接对美国的出口；
h.香港是货物的启运地，但美国是消费国，这指的是出口货物要通过香港转运才能到达美国；
c.启运国是除香港外的第三国，消费国是美国。
如前所述，香港调查统计局将进口和再出口时两次不同的估价称作“香港调高价”，而在通过香港的转运中(通过香港港口的货物而没有通关)，只报告货物的重量值而并非价值，所以香港的转运数据仅以总量报告且以公吨为单位，对商品不进行分类。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在中国海关数据中h类型贸易能否反映出通过香港的再出口或转运。最明确的解释就是h类数据能够反映出转运的有关数据，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国与货物第一次通关的国家是同一个，所以在中国报告的数据中再出口数据会被记录为以香港作为消费地的出口，而不是对美国的出口。这类贸易就是传统上被归结为导致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因素。因为货物通常被香港的中间商支配，所以中国的出口商可能事实上并不清楚货物的最终日的地。如果出口商知道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的话，而货物由于物流原因需要经过香港时，出口商很有可能会开立一张联运提单以避免在香港通关时产生的费用和麻烦。然而，这样理解并非总是可信的，如果一些中国出口商拒绝接受通过香港时的商品分类，那么有的再出口就要记录在b类统计中。
这样从中国和香港海关的数据中，就可以找出五种可能的贸易流，归纳如下：
C1.中国报告的对美国的直接出口；
C2.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c3.中国报告的通过第三国而非香港对美国的出口(C1-C3对应上文a-c)；
C4.香港报告的对美国的本地出口；
c5.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向美国的再出口。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美国的官方贸易数据仅仅指出的是货物的原产地。但是，在美国商务部的详细记录的进口数据中，却含有货物是否在途中经过第三国到达美国的记录，这一进口数据覆盖了1995-2005年间美国从中国的所有进口数据。这里将这一数据作为美国报告的自香港进口的官方数据的一个补充，并将美国数据分为以下五类。
A1.从中国境内港口直接运至美国的货物；
A2.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货物在香港并未通关；
A3.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在除香港外的第三国；
A4.美国对原产地为香港的货物的进口(来自官方公布的数据)；
A5.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在香港通关且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即通过香港的再出口。
如果采用对上述C2的最简单的理解，C1-C5同A1-A5之间依次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得出图3中列出的五种镜像关系。该图中有两个额外的盒子。右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上标注了在香港货物数据中报告的通过香港转运的数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因为这些数据不标明商品的名称也不以价值来记录而是采用以公吨为单位记录，所以不能把它们用作分析中。左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代表了原产于中国的产品通过第三国的对外再输出。如果将c3理解为仅仅包括转运而A3既包括转运又包括再出口的话，就会潜在的遗漏一部分数据(即通过第一
国而不是香港的再出口)，而它们正是此盒子中代表的数据。
(二)中、港、美三方贸易数据的差异在恰当地找出美中贸易中镜像数据的两方面后，就可以定义数据差异的两种衡量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商品水平上衡量贸易双方的差异。
在这里M指的是贸易者r在第t年从s国进口商品i的贸易数据，E指的是s国在第t年报告的输到r方的商品i的出口值。这一指标总是用于衡量镜像贸易数据双方的差异。
第二个指标使用双方报告的数据总和作为标准，它的值在100(M=O,E≠0)到100(M≠0，E=0)间变化。当双方报告的数据差别不大时，两种方法得出的数值就会十分接近。
在东行贸易中，E等于中国报告的对贸易国的出口值、香港报告的对贸易国的本地出口值及其为中国的再出口值的和，M等于贸易国报告的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进[1值之和。在西行贸易中，E等于贸易国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值之和，而M等于中国与香港报告的来自贸易国的进口值减去香港报告的到中国的再出口值。
根据(1)、(2)计算出的中、港、美三方贸易数据的差异见表1。
转口贸易范文5
【关键词】跨境人民币转口贸易
2011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外汇转口贸易政策随之收紧，人民币转口贸易开始得到快速发展。以浙江省为例，8月份全省转口贸易额171.62亿元，占同期服务贸易的比例高达94.7％，当月转口贸易结算量已达货物贸易量的1.77倍，单月转口结算量已连续3个月超过货物贸易结算量。下面笔者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和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合适的对策措施。
一、人民币转口贸易的模式
(一)传统的转口贸易
其表现为境内公司分别与境外上家公司和境外下家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并办理收款、付款手续，赚取差额作为利润。这种贸易模式不涉及贸易融资，企业较少采用，银行也没有什么风险。
(二)利用保税监管区域的转口贸易
目前，开展这类转口贸易的方式多通过境内公司在境外成立关联公司形式来运转，一般为境内企业从境外企业购买货物，将货物存放在境内保税监管区，再视情况转卖给境外企业。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 境外上家公司为境内公司的关联公司。以境外关联公司作为上家，表面形式与传统的转口贸易类似，涉及境内企业、境外上家和境外下家。操作结算流程为：境外上家在境外利用信用证融资，购买货物。同时，境外上家往往利用当地银行的相关产品，进行NDF套利操作。境内企业与下家签订出口合同，一般约定TT结算。且一般为先收后支模式，即从下家收款早于对上家汇款。
2 境外下家公司为境内公司的关联公司。以境外关联公司作为下家。操作结算流程为：境内企业向境外上家签订进口合同，并开立信用证；与境外下家签订出口合同，一般约定TT结算。境外下家再将货物卖给其他企业，即真正的下家，且大多数为境内企业。境外下家利用真正的下家开立的信用证，在当地银行获得融资，将款项汇回境内企业。同时，境外下家往往利用当地银行的相关产品，进行NDF套利操作。一般为先收后支模式，从境外下家收款早于对境外上家汇款。另外，有时境外下家汇回款项甚至早于境内企业开立信用证，境内企业利用该资金作为信用证开证的保证金。
二、企业开展人民币转口贸易的原因
企业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热衷于做转口贸易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利用商品定价优势赚取利润
一些大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能够获得较低价格的商品，可以通过以较低价格买入商品、再以较高价格出售给下游中小型企业的批发零售型的销售模式获取中间差价。
(二)合理避税转移利润
转口贸易两头在外，转口贸易商通过境外关联公司在境外或境内银行开立离岸账户，转口贸易对外开证由境内公司直接开往境外供货企业，而转口贸易收汇通过境外关联公司汇入。转口贸易企业完全有可能将利润滞留境外，以此规避国内税收管理。
(三)规避国内贷款规模控制，获取境外融资
近期的国内宏观调控，使得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境外外币资金相对宽裕且融资利率比境内低，因此企业可以使用先收后支的方式，通过境外关联公司获得海外融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内的银行信贷规模限制。特别是，“转口贸易+人民币远期信用证+境外贴现融资+境外NDF”组合业务可获取套利利润。
(四)转口贸易手续相对简便
与一般贸易不同，由于转口贸易无货物入境，无需进行报关等手续，企业只需完成买卖合同的订立、资金的收付即完成交易。
(五)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境内企业把货物进口至保税监管区域，可在国际、国内市场价格出现倒挂时，利用保税监管区域的仓储、保税功能，把原先进口至保税监管区域的货物以转口贸易方式进行买卖，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三、风险分析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面临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国内金融紧缩政策的影响等，人民币转口贸易也给企业经营、银行融资和国家宏观监管带来了一些风险，表现在：
(一)交易背景真实性确认较难
由于转口贸易两头在外，境内相关部门无法了解企业盈利情况，尤其当境内企业与境外转口企业为同一利益体时，完全有可能利用其境外关联公司通过虚假交易将利润滞留境外，以规避境内企业所得税的缴纳；同时，也可能通过签订虚假进出口合同，开立远期信用证进行融资甚至二次融资，这种企业间的关联易很难在业务管理中进行识别。
(二)客户信用风险
从事转口贸易的客户的信用风险较一般贸易客户的风险要大。在当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人民币转口贸易信用证不受额度限制，开立远期信用证较多，同时，转口商利用远期信用证融资套现，如果企业套取资金亏损或流动资金状况不佳或转口贸易的上下游企业出现资金问题，都会导致该转口商资金链有断裂的可能，具有一定的信用风险。
(三)资金监管较难
目前，外汇转口贸易新政要求外汇转口贸易收入要进入待核查账户，并在相应转口贸易对外支付后方可结汇或划转，而人民币转口贸易监管的规章制度还是空白，同时，RCPMIS系统无法直接监测转口贸易资金收付情况，需要导出数据进行人工筛选，资金监管存在一定的困难。
此外，当遇到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或持续单边走势时，转口贸易还面临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由于交易过程中收支不对等且交易背景的真实性把握难度较大，容易成为违规资金流出入的通道。
四、风险对策建议
人民币转口贸易的发展对国家、地方是一项有利的经济活动。人民币转口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加快人民币走出去。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的初期，境外人民币流动性不足现象严重，任何利用人民币进行的跨境收付、投融资行为都有利于推动境外人民币的流动，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步伐。同时，转口贸易也有利于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如上所述，企业开展人民币转口贸易也有其合理的需求。因此，为应对风险而采取的政策规范，应是合理的、适度的，并根据不同的风险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企业经营的风险
主要有商品价格波动和资金收付的风险。
作为利益主体，企业对自身经营风险有天然的避害心理，因此应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加以引导。比如，银行可以根据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情况，适时地提高或降低保证金比例，密切关注企业资金收付情况并及时给予提示、指导；相关业务部门要组织对企业的业务培训，提高企业认识风险和规避风险的能力。
(二)银行的风险
主要是由于虚假交易或企业资金链断裂引起的客户信用风险。因此可采取：
1 严格审核贸易真实性。可从三方面入手，一
是在对人民币转口贸易开证时，要求企业提供进出口购销合同之外，还在正本备案清单上签注开证日期、信用证编号、进口商品的数量。尽量做有正本提单或是企业能够提供正本进境货物备案清单即保税区第一手的交易，确保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对正本备案清单已做签注的一般不再开立信用证。二是加强与客户沟通，了解整个贸易流程，从业务源头予以把关。三是加强与保税区海关等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必要时采取现场核实，确保保税区货物真实性，降低人民币转口贸易的风险。
2 时刻关注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尽量选择产品保质期长、易储存、流通性高的转口贸易，如遇转口贸易产品跌幅巨大，银行要及时要求企业补交保证金，并密切关注企业资金流情况。
3 落实担保措施，加强管理。银行要尽量以抵、质押的形式办理业务，或者落实有效的担保措施。客户经理要经常实地走访，深入了解客户的经营和盈利情况，以及商品存储状况、资金回笼周期等细节。
，
(三)宏观监管方面的风险
主要有由于虚假交易引起的逃避税收、违规资金流出入，以及资金链断裂可能导致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从违规资金流出入的角度考虑，人民币流入不同于外汇流入，由于不再需要再增加基础货币的投入，虽然也有“逐利”需求以及并不能排除来源、使用违规的嫌疑，但总体上看人民币流入是“中性”或判断为“偏利”，其“热钱”危害远小于外汇的影响。从资金链断裂可能导致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角度考虑，可以通过监管部门对整体宏观经济金融风险的提示以及对远期人民币信用证的监控管理来进行控制。
在当前形势下，人民币转口贸易取代外汇转口贸易，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外汇流入的压力，也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去，宏观上的利益大于风险，因此，不必采取类似于外汇严格管理的政策。但鉴于人民币转口贸易还没有专门的管理政策法规，有相关部门提出制定人民币转口贸易相关法规和操作规程，以规范业务发展、防范风险的建议值得考虑。主要内容包括：
1 明确人民币转口贸易操作主要原则，即在同一家商业银行办理人民币转口贸易和人民币转口贸易收支都使用人民币结算。
2 进一步完善RCPMIS系统中债权债务信息明细查询功能，以更全面、及时地反映债权债务变动情况。
3 建立“分类监管”制度，重点关注人民币资金收付明显不匹配、收支规模异常波动的企业，以维护人民币转口贸易的严肃性。
4 建立“专户管理”制度，以有利于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监控资金流动。
主要参考文献：
[1]钮伟，李新宇.浙江省转口贸易特点及监管策略，《浙江金融》，2008年第1期.
[2]黄晚阳，庄秀凤.转口贸易调查，《中国外汇》，2010年第8期.
[3]周莹.上海国际转口贸易发展方向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0年第17卷第6期.
[4]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转口贸易调研报告.
转口贸易范文6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 1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和目的 2
第二章 浙江家具产业概述 3
第一节 浙江省家具业的发展历程 3
第二节 浙江家具出口的现状 4
一、出口规模大 4
二、出口种类多 4
三、一般贸易为主 4
四、出口市场集中 5
第三节 浙江家具产业的特点 5
一、结构调整突出 5
二、产业块状集聚明晰 5
三、分工专业化合作高 6
第三章 比较优势理论说与浙江家具出口的辉煌战绩 7
第一节 比较优势理论的介绍 7
第二节 比较优势理论与浙江家具出口的实证研究 7
一、中国家具的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7
二、家具出口具有强竞争力的指标分析 8
三、浙江家具出口的竞争优势评价 9
第四章 浙江家具出口面临的困境和不足 11
第一节 浙江家具出口业的内部劣势 12
一、设计创新欠缺、产品档次低、环保性能低 12
二、设计、管理人才短缺 12
三、处于产业链低端、利润低 13
四、机械化水平低、家具生产效率低下 13
五、短期行为破坏严重 13
第二节 浙江家具出口面临的外部威胁 14
一、贸易摩擦 14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 15
三、出口退税政策 16
四、原材料成本上升 17
五、劳动力成本上升 17
六、出口市场过集中 17
第五章 浙江家具出口贸易转型的必要性 19
第一节 从新贸易理论的发展看转型的必要性 19
一、比较优势缺陷论 19
二、比较优势动态转移论 20
三、新贸易理论 21
第二节 从实际和数据看转型的必要性 22
第六章 实现贸易结构转型的贸易战略和具体措施 23
第一节 家具出口贸易战略的定位 23
第二节 实施战略的具体措施 24
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24
二、发展以企业资源为基础的模式 25
三、出口市场多元化、重视国内市场发展 25
四、发展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 26
第三节 家具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实例分析：顾家工艺 26
第七章 浙江家具出口前景展望 28
【参考文献】 29
致 谢 31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额取得了飞速发展，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中国也已确立了世界贸易大国的位置。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占世界货物的比重仅为0.78%），攀升至2005年的144221亿美元（由贸易小国成长为继美国德国后世界第三位的贸易大国）；2004年中国在世界出口和进口排名中均已居第三位，其中出口额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为6.5%，进口额占世界贸易进口的比重为5.9%；2007年，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比重的8%；2008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仅次于德国排名世界第二出口大国。除了贸易总额居世界前三外，我国外贸依存度急速提升，从1990到2005的15年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9%上升到69%，显著高于当代的世界平均水平46.65%。
我国之前的对外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是符合我国外贸国情的，这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能够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中国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原理出口最主要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1980-2004年间在国际贸易标准的SITC分类中，第8类商品（包括卫生、供热照明设备、水道、家具及其零件、旅游用品、鞋靴、服装及其零件、科学仪器等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竞争指数（TC指数）均保持在0.7-0.8间，是我国0-8类共9类贸易商品中贸易竞争指数最高的。由此可见基于静态比较优势参与的贸易分工是适合我国的。
但是比较优势缺陷理论，动态比较优势转移论（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巴拉萨的国际分工阶梯论）和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论、外部经济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的兴起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缺陷理论说明我国单纯地以低成本和资源优势确定的国际分工格局最终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正逐步恶化，我国即将陷入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导致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动态比较优势转移论说明了我国以低劳动成本为优势的比较优势难以长期维系，会转移到次阶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我国应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更高阶梯前进；新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程度、产品的差异性和外部经济性等解释某些世界贸易现象并提出了新贸易战略。由此许多国内外学者也都把我国的贸易结构转型和外贸战略作为重点分析。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茨认为中国过分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战略已经表现出局限性，如果这一问题不加以解决，就可能在下一个10年中导致发展的中断。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和目的
现在家具被称为与全球家电、服装、汽车并列的四大消费产品之一。家具作为我国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30年的蓬勃发展我国家具制造业已经具备了最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于2004年超越意大利成为世界家具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而浙江省从20世纪初到现在实现了劳动密集型的低档次的家具产品的飞速扩张，在2003年产值达到了全国第二，2005年全省家具出口总额位居全国第二位，到08年仍继是中国家具产业中仅次于广东省的第二大家具生产和出口大省。
家具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低价格，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家具。同时虽然表面上反应了中国及浙江省家具制造业具有的强竞争力水平，但是浙江省家具出口贸易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挑战，弊病渐渐突显出来。浙江家具以中小企业为主，长久以来大多单纯地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低价格优势出口国际市场。企业缺乏设计和管理上的自主创新能力、生产效率低、出口产品低价格低利润主要集中在中低档市场、无序的竞争加剧；同时还面临诸多如出口退税新政、反倾销及绿色贸易壁垒、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外部困境。因此，伴随07-09年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浙江省家具产品出口贸易受到巨大冲击。本文通过分析浙江家具的出口现状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劣势，并结合新旧贸易理论提出浙江省家具出口结构升级的措施和确定贸易战略转型的方案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章 浙江家具产业概述
第一节 浙江省家具业的发展历程
家具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家具生产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成本明显降低。随着先前国际家具业的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香港的企业、台湾的家具企业、新加坡的企业、意大利的 企业都已陆续转移到具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来，中国承接了家具制造的国际转移于2004年超越意大利成为世界家具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至今中国在国际家具贸易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家具业同全国家具业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取得了辉煌成就。浙江家具业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
最初阶段是1992年之前的萌芽起步阶段。浙江省家具生产在该阶段主要表现是以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式生产经营为主。大多数厂家都是家庭作坊，生产场地都在住宅内，木匠手工打造简单耐用的家具，因此单位产值处于较低水平。
接着是1993—2000年的积累发展阶段。此阶段小型企业数量增加，一些企业规模逐步扩大。较低的行业进入门槛为新竞争者进入该产业提供了可能，同时需求数量的增加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大部分家具企业在此阶段走上了规模扩张的道路。
2000至今浙江家具业经历了调整发展阶段。面对巨大的国际家具市场，1998年浙江省家具业开始进行结构调整，淘汰了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家具企业。把握了世界家具产业向中国转移、国内家具产业由广东福建为代表的珠三角向江苏浙江为代表的长三角转移的机会，遵循了静态比较优势原理以低价格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家具产品出口为主，浙江家具出口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浙江省在中国家具行业中也成为仅次于广东省的第二大家具生产和出口大省。至2008年浙江省家具业总就业人数达30万人，工业总产值达到了738亿元，出口额占全国家具出口的百分之二十20多，总的来说历年达到总产值平均增长18%，出口年均增长45.2%。
第二节 浙江家具出口的现状
一、出口规模大
中国家具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四块区域，分别是以广东福建为代表的珠三角、以浙江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环渤海区域和四川成都区域。因为广东家具是我国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产品，所以一直以来广东省占据着家具产量、出口量第一大省的位置。但是浙江省家具产业经历蓬勃发展并以赶超广东省为目标，发展趋势很好，一直在产量和出口额上位居全国老二。从以下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浙江家具出口规模大的特点。
浙江家具产量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全国第二，家具的总量达到了200亿人民币。2005年浙江全省家具出口总额22亿美元，同比增长60%，占全国家具外贸出口总额的16%，浙江家具出口量开始位居全国第二位。2005年浙江家具以60%的出口增速远高于增速为24.72%的广东省，以05年家具出口增速看位于全国第一位。2008年前5个月是中国最大的家具出口省份。2008年浙江省家具工业生产企业达3000家（其中销售产值超过500万元的规模企业为1500家），从业人员30万人，2008年全行业完成工业销售产值738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全行业完成家具出口额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家具生产量大幅度增长比1978年增长了1643倍，家具外贸出口比1978年分别增长2514倍，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在中国家产业中仅次于广东省的第二大家具生产和出口大省地位。
二、出口种类多
浙江出口的家具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低价格家具产品为主，出口的家具主要集中在低档次的金属家具、木制家具、塑料家具、藤竹类制品家具以及各类家具的零配件。其中木制家具和木框架坐具、金属家具和金属框架坐具这两种家具出口金额较大，是浙江家具出口主要品种，它们合计占浙江省家具出口总额的7成左右，而竹藤家具和塑料家具比重偏小。近几年坐具类家具增长迅速，2008年1—10月浙江省出口坐具类家具23.1亿美元，增长51.3%，占出口总值的67.5%。
三、一般贸易为主
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包括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浙江家具出口业发展初期是加工贸易占极大的比重。但是近年来一般贸易出口额大幅增长，占总体比重不断扩大，现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加工贸易出口趋缓。2008年1—10月浙江省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家具24亿美元，增幅达53.7%，占同期家具出口总值的70%。
四、出口市场集中
2008年全年浙江省完成家具出口额55亿美元，其中出口国家和地区份额分别为：美国约占50%，欧盟17%，香港10%，日本9%，加拿大3%，其他国家11%。 可见我省家具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几个发达国家，出口集中度过高。
第三节 浙江家具产业的特点
浙江家具业出口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规模，肯定是和浙江家具产业的特征分不开的。纵观浙江家具业，呈现出企业结构调整突出、块状格局产业集聚明显、分工专业合作化程度高等特征。
一、结构调整突出
浙江家具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规模结构，浙江省民营企业像雨后春笋般的快速扩张使浙江省家具行业的民营企业队伍不断壮大并占居主导地位。在1978年，全省近100家的家具企业中民营企业寥寥无几，而20多年后的今天90%以上都是民营家具企业，其中乡办及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占90%；从企业规模来看，个体私营小型企业占绝大多数近80%，且有一批成长较快的个体私营中大型企业在行业中起着支柱作用。
二、产业块状集聚明晰
就中国家具业而言，浙江家具业在块状格局上是最具有鲜明特色的。全省家具行业非国有经济所具有的灵活机制和强化的市场竞争意识等特点极大促进了全省家具行业发展与进步并形成了各地区在当地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优势的基础上的专业化生产的块状经济。浙江家具以温州为龙头，以玉环为主力，在浙江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具有专业分工的差异化的家具产业群，实现省内家具产业的全方位的均衡发展。现主要有杭州市的办公家具和萧山的出口户外家具、温州的现代板式家具、宁波的橱柜家具、安吉的转椅、玉环县的欧式古典家具、海宁的出口沙发家具、绍兴的软床垫、义乌和湖州的红木传统家具、嘉善的出口实木家具基地等 ，形成了具有产业集群、产业供应链和品牌优势的浙江省家具产业九大区域。较强的集聚经济以及有目的的企业间相互合作产生的集体效益提升了家具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产业结构的集群化形成了各地特色区域经济，利用当地原有的资源优势的同时也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浙江海宁沙发，利用当地原来做皮衣的资源与技术优势，现在发展到2亿的块状经济体。
三、分工专业化合作高
目前中国家具业的专业化分工总体水平还很低。相对而言，浙江广东两省的家具行业专业化分工较细致。浙江家具企业改变以前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发展模式，使产业 结构更加专业化和梯度化，进而产品向更加细分、专业化更强的方向发展。专业化分工不仅可以降低产品的平均劳动成本，还可以增加整个社会获得知识和累积知识能力从而获得规模经济。例如温州是浙江省家具产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温州，围绕家具产业已经形成较齐备的专业化分工，从零部件的加工，到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销售，成千上百的工厂通过互相协作，建立了良好的产、供、销链。
第三章 比较优势理论说与浙江家具出口的辉煌战绩
第一节 比较优势理论的介绍
这里说的比较优势是指静态比较优势又称外生比较优势，国际分工是以劳动生产率和现有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差异为基础的，主要可以分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说。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是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的，被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称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和最完美的贸易理论” 。其核心思想是比较优势是来自于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从而机会成本的差异，国家生产出成本相对低的产品，放弃生产成本相对高的产品，即“两优择其重，两劣取其轻”。
.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上进行完善，除了劳动力要素外还引入了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他的观点是比较优势决定于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导致要素相对价格差异。.赫克歇尔—俄林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价格的差异，而价格差异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由各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不同造成的，而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则是由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
第二节 比较优势理论与浙江家具出口的实证研究
一、中国家具的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现实中中国近年来的家具出口不断增加，在2005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家具出口大国，这正是中国在家具出口贸易中充分发挥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结果。马来西亚学者Ratnasingam（2005）在分析中国家具业的竞争力优势时说:国际家具研究会对中国家具业的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中国家具业中劳动力低廉是低成本最主要的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和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中国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是美国工人的4%，与 1975年的韩国相类似，就连墨西哥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左右。
家具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家具生产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成本明显降低：中国家具工人的工资仅为美国家具工人工资的六十分之一；又如表3-1我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家具生产成本构成可以得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原材料成本、批发价等生产成本是差不多的，而劳动力成本明显要低的多，生产同样价值的家具，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工资上花的成本约是中国的3倍之多。以由此可知中国家具具有明显的低价格优势，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特点是中国家具获得显著比较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表3-1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家具生产成本构成（美元）
国家 中国 东南亚国家
批发价
原材料
劳动力
工厂的经常费用
运输费用
预计可得利润 450
200
22
45
105
78 450
180
70
60
105
25
来源：王丽萍.中国家具行业的出口问题研究[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06.
二、家具出口具有强竞争力的指标分析
浙江省高档次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家具产品的出口不多，以低价格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家具出口为主，遵循静态比较优势原理具备了世界最高的竞争力。在分析静态比较优势时，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是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下面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来说明浙江家具出口的强国际竞争优势。
贸易竞争力指数即TC指数，是指一国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为贸易竞争力指数， 为i国家第j类商品的出口额， 为i国家第j类商品的进口额。研究表明若贸易竞争力指数 >O，说明该类商品具有出口竞争力， 愈接近1表明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愈强。从表3-2可以看出：从1996至2004年，中国家具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不仅均为正，且平均数为0.9175，几乎接近1。这表明浙江省和中国是家具产品的净出口国，且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表3-2 1996-2004年中国家具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家具TC 0.92 0.93 0.92 0.93 0.94 0.88 0.92 0.85 0.87
木家具TC 0.95 0.95 0.94 0.96 0.97 0.97 0.97 0.96 0.97
来源：刘欣.我国家具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01:47-53．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即RCA指数，它是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为i国j种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表示i国j种商品的出口值， 表示i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值， 表示世界j种商品的出口值， 表示全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总值。一般认为，若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2.5则具有强竞争力；若1.25≤RCA＜2.5则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若0.8≤RCA＜1.25，则具有一般的竞争力；若RCA＜0.8，则具有较弱的竞争力；若RCA＜0，则该类产品不具有比较优势 。从表3-3中可以看出，入世后我国家具产品的RCA指数始终大于1.5，平均值在1.90左右，表明我国出口的家具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且RCA指数日益增加逼近2.5意味着我国家具产品出口将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表3-3 2001-2007我国家具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RCA指数 1.58 1.73 1.74 1.97 2.07 2.19 2.39
来源：刘欣.我国家具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01:47-53．
三、浙江家具出口的竞争优势评价
近5年来浙江家具出口值占总产值的比列连续维持在60%左右，高出口外销比例也表明浙江家具出口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中国自2004年超越意大利成为世界家具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浙江省在自2003年来产值为全国第二，自2005年全省家具出口总额居全国第二位。从21世纪初到现在近十年来浙江省把握了世界家具产业转移和国内家具产业转移的机会，按照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在国际家具行业中具有高竞争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家具出口大省，以此对于省劳动力和原材料方面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对浙江省家具出口所带来的巨大贡献是有着普遍的共识的。
但是虽然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比较优势指数很高说明了省家具制造出口业具有很强比较优势，但这些指数是以比较优势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对于分析而言实则只片面地反映了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禀赋方面所拥有的成本优势，并未涉及到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性和技术有效性等问题，因此我们对于浙江省家具业的客观形势的估计可能是过于乐观的。
第四章 浙江家具出口面临的困境和不足
通过以上两章节的介绍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省家具出口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国内和国际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且这些优势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但是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国的产业经济的成功都会隐含着否定性因素，超过合理的限度，否定性因素就可能会占上风。经过30年的蓬勃发展浙江省家具制造业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比较优势指数高只是表面上说明了浙江家具出口的规模大，容易对客观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事实上浙江家具业的出口在经历辉煌的同时正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与巨大的挑战，由此停下脚步结合时机好好观察浙江省浙江家具出口业内部的劣势和面临的外部威胁是至关重要的。本章应用SWOT矩阵清晰地列出了我省家具出口业面临的S、W、O、T等市场环境（如表4-1所示），由于浙江家具出口业的内部优势和机会已在第一二章中说明，所以本章重点分析我省家具出口企业面临的自身劣势W和外部威胁T两方面内容。
表4-1浙江家具出口业的SWOT矩阵分析
内部优势S
内部劣势W
出口规模大
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
产业集聚
专业化分工
创新设计水平欠缺、产品档次价格低、环保性能偏低
设计、管理人才短缺
品牌创新能力薄弱、营销水平低、处于产业链低端利润低
机械化水平低、劳动生产效率低下
短期行为破坏严重
外部机会O
外部威胁T
国内二三线市场
新兴国外市场
地方各级政府的辅导协助
贸易壁垒
人民币升值
出口退税政策
原材料成本上升
劳动力成本上升
出口市场太过集中
资料来源 ： 根据收集的资料归纳分析编制
第一节 浙江家具出口业的内部劣势
一、设计创新欠缺、产品档次低、环保性能低
在产品设计上，由于浙江家具业较小的企业规模使得企业单独设置设计中心变得不经济，大多数小规模企业更多地停留在模仿阶段，产品设计缺乏创意，行业内抄袭成风，独特的设计非常少。设计水平的欠缺、抄袭之风流行使得浙江省家具市场上产品同质化低价竞争严重。
产品档次低，高质量家具出口所占比重小。近几年来，浙江省出口的家具主要集中在低档次的金属家具、实木家具、塑料家具、藤竹类制品家具以及各类家具的零配件，出口价格相当于内销甚至更低。作为高档家具的红木家具、漆木卧室家具出口出口值所占的比重很小。浙江家具是在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低价位的摇篮里成长，出口产品以中低端为主，价格低，利润也低下，只是处于世界家具产业链的低端。
产品环保性能偏低主要表现在甲醛释放量不合格、家具力学性能不合格等方面。据家具产品质检站对浙江省内市场的木家具、木门产品的抽查显示：木家具的合格率仅为33.33%，木门的合格率为63.64%。由于产品出口环保性能低给了国外竞争者采取非关税壁垒的机会，因产品的环保性能不达标而遭到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困扰着浙江家具出口企业。
二、设计、管理人才短缺
虽然浙江省是明代家具的发源地，聚集了大量的能工巧匠，但这些技术人员更多地是仅仅局限于手工作业。随着现代家具制造业的机械化和产品设计电子信息化，以前的能工巧匠因学历水平等条件限制无法满足生产发展需要，且外部也无法为其提供优秀技术人才。浙江省内除了浙江林学院设置了家具相关专业外，并无其他培训机构、科研院校为家具业的发展提供优秀人才，因此设计技术人才缺乏，导致现在很多省内大型家具企业现阶段还在处于培养设计人才阶段，甚至还在聘请国外技术人员。
同时浙江省家具企业以粗放式、家族式的管理较为普遍，绝大多数是私营企业，管理人才短缺，在财务管理、生产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进货管理、工资管理等环节上，没有相应的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简单、粗放，管理人才数量少、水平低，家族式管理、经验式管理、行政式管理现象普遍。这种陈式的低水平管理方式，束缚了家具企业的活力，极大地削弱了家具企业的竞争力。
三、处于产业链低端、利润低
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表明，产业链利润呈现一个“V”字形：一头是研发、设计，另一头是销售、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一般而言，处在两头的产业利润率在20%至25%之间，而处在中间的加工生产产业的利润只有5%，即研发和流通环节附加值高、制造加工环节附加值低，呈微笑曲线。而浙江省家具行业出口中以OEM贴牌是其重要要销售渠道（08年占42%），出口到国外的家具更多地停留在了贴牌生产组装加工阶段，只能赚取少许的生产加工费，利润相对薄弱，大致在2%-5%间。大部分中小家具企业无品牌和营销渠道，缺少企业品牌核心竞争力，研究发现由于缺少品牌营销意识会损失了大部分利润收益，在家具出口领域里贴牌出口的利润较有自主品牌直接出口低了43倍左右。
四、机械化水平低、家具生产效率低下
浙江省家具制造业的机械自动化水平普遍不高，至今未走出“木工加油漆工”的粗线条生产。每一个环节，从进材料到终端产品都是独自完成，生产主要依靠一般机械和大量熟练工来完成，机械自动专业化的不足使得生产的效率比较低，这样也消弱了浙江省较其他国家地区的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如05年浙江家具行业人均年产值为12.66万元，有规模企业的人均年产值为17.78万元，而发达国家人均年产值为100万元，这说明了我省家具单位劳动生产效率低下。
五、短期行为破坏严重
家具行业是劳动密集型 行业，企业进入的门坎很低。浙江省家具中小规模企业极不注意市场培育，不肯花力气研究市场和引导消费，以及提高消费者消费水平和意识，不注意打造家具品牌，行业内抄袭成风，短期生产销售行为普遍。众多的家具厂商看准了家具行业潜在的利润空间，在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开展家具产品，不可避免地造成混乱、盲目的市场局面，再加上激烈的竞争促使厂家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各出奇招，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仅仅一味的以低价格为竞争优势造成了盲目混乱竞争。
第二节 浙江家具出口面临的外部威胁
一、贸易摩擦
由于中国家具出口的持续增长和高度集中的出口市场格局给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国际市场针对中国家具出口的贸易保护趋势愈演愈烈。浙江家具出口以42%年增长率快速发展，深受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困扰，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都大大“困住”浙江家具出口。
(一) 反倾销
在中国家具出口遭遇的贸易壁垒中，04年美国对中国木制家具实施反倾销调查是最严重的。由于我国家具对美国出口增长过快，03年10月31日美国28家家具生产商组成一个行业团体正式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木制卧室家具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决定受理此案，于03年11月初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通报，启动反倾销程序。在2004年1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中国企业败诉，并对中国应诉企业征收8.64%的加权平均税率，并对未应诉的企业执行198.08%的惩罚性税率，而且于2006年修正平均税率从一开始的6.65%提高至7.24%。
除了遭受04年美国对我国木制家具的反倾销调查，加拿大2005年10月28日对原产于中国的家用家具产品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要求征收为期3年的附加税，其中第1年的税率为60%，第2年和第3年分别为50%和25%。欧盟在06年5月以德国和意大利的家具制造商为代表的“欧洲家具生产商联盟”以中国“一直以低于国内的价格，在其市场上销售软垫沙发和其他类型的座椅”为由，敦促欧盟委员会对我国出口的家具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的产品包括沙发、厨房家具以及办公用椅。
浙江家具出口以低价格的劳动密集型家具出口为主，利润本来就不高，若对我省家具征反倾销税，浙江省家具就毫无竞争力可言，大多数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中小家具出口企业会直接退出市场。而美国和欧盟是是浙江省家具出口的最主要的两大市场，平均占比达45%和20%，那么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浙江家具出口欧美市场份额的急剧下滑。
(二) 技术壁垒
04年6月，欧盟宣布强制实施一项新的关于限制用含砷防腐剂处理的木材用途的环保指令生效。这个新的技术壁垒为欧盟环保指令。该指令规定，输往欧盟的木材及木制品除加铬砷酸铜外不得使用其他含砷防腐剂。这对浙江家具出口欧盟产生重大影响。据统计，省内目前家具出口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而砷是浙江省企业处理木材及木制品防腐剂的重要元素，由于其价格便宜以及目前没有砷在木制品生产中禁止使用的有关规定，这些木材防腐剂被省内80%以上的木制品加工企业广泛使用。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其他不含砷的防腐剂，但是价格要比含砷的贵，如果改用它们还要添置相应的设备，企业的成本会增加很多，这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欧盟指令的生效，对浙江省出口木制品家具业所受的影响可很大，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2008年6月1日起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制度》(简称REACH法规)在欧盟将全面实施，这给省内家具制造业带来严重影响。REACH法规的实施意味着中国企业向欧盟出1:3化学品及其下游产品必须通过欧盟境内的生产商或者进口商进行注册，否则将被迫退出欧盟市场。专家指出欧美大部分家具企业，如著名的瑞典宜家已经全面普及水性漆，而国内大部分家具企业还在使用不环保的油性漆，这将严重制约家具产品的出口。
(三) 绿色壁垒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逐步蔓延，国外绿色环保壁垒频繁实施，浙江省家具出口近来频繁受绿色壁垒的限制。美国部分州自09年1月1日起对复合木制品中甲醛含量实施新标准，法规严格限制在美国部分州生产销售或进口的复合木制品、以及含有复合木制品之成品的甲醛排放。且上述产品出口到美国必须通过第三方认证，并清楚地打上标记，以表明符合加州的要求。
这项新标准对浙江木制品出口业务的冲击将十分明显。浙江家具企业大多采用E1级复合板材制作家具产品，该级别的板材虽属于环保产品，但仍难以达到美国加州的要求。那么会有不少原本的订单将因此流失。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
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从总体上降低了家具出口产品的国外价格，增强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不仅提高了我省家具的出口价格减少出口，而且使已做的订单汇兑利润直接减少。从2005年7月开始汇改以来到2009年4月30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贬值从8.6到6.8，那么一般来说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从汇率这因素角度看出口企业得到的出口销售额和利润将下降20%。据报道2008年以来我省家具仅美元贬值就导致企业利润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
三、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率的上升对出口的政策效应相当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下降则相当于升值。我省很多家具出口中小企业都是依靠出口退税来获得较低的利润率，那么出口退税率的下降会使企业已做的订单的利润直接减少。
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将对于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家具产品中的坐具类家具的出口退税率从13%调整为11%，其他家具的出口退税率由13%调整为9%。这一政策的调整轰动了浙江家具企业，浙江很多家具出口企业坦言，出口退税是做外贸生意的主要利润来源，从2006年、2007年国家两次调低家具类出口退税率来，家具出口退税由原来的13%下降到9%。按2007年全省出口家具43亿美元计，全行业减少利润约6亿元，那么国家对出口退税的政策更改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的利润。据浙江家具协会的调查显示，浙江家具企业出口占较大比重且浙江家具出口企业的利润就在2%—5%之间，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在企业利润里再扣除2%，这个份额使很多企业在争取利润的边缘徘徊，倍感艰难。有些只有2个点利润的订单现在就没得做 了，只有那些利润空间是3-5个点的订单，能留下利润点仍可做，但是利润也就相应非常低了。由于浙江省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档次的家具产品，相应利润本身就非常低，退税率的下调无疑是给企业致命一击。
而我国出口退税政策本质是为产业调整政策，这次家具在调整的产品范围内正是说明我国今后要限制生产和出口低附加值的家具产品。企业应把握实施新的出口退税政策的时机，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研发高附加值产品、寻找新利润点的作用，调整投资方向。
虽然自08年8月份来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进一步凸显，为保证我国出口的稳步增长使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减低，自08年八月来到09年四月的9个月以来我国共有6次上调出口退税率。而家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现已经分别提高到11%和13%。这一政策调整使得浙江家具出口企业看到了希望，增强了抵御金融寒流的能力，但是浙江家具企业还是应该清晰地知道自己面临的威胁和挑战，转变出口商品结构寻找新利润点，而不再是单单以依靠出口退税为其利润来源。
四、原材料成本上升
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省家具行业遭遇空前成本压力。从浙江省家具行业了解，2008年下半年俄罗斯原木出口关税大幅提升，达80欧元/平方米, 对原木进口60%源于俄罗斯的浙江省无疑雪上添霜；2007年国产木材价格上涨了15%以上；作为板式家具的另一主要材料五金配件价格涨幅惊人，其中锌合金涨幅超过50%达到38500元/吨；涂料、黏合剂价格从2005年底也开始加速上涨；电费、运费节节攀升；进口板材涨价也相当明显，2005年德国爱格板提价15%，2006年再次提价10—15%，2007年又提10%，来自巴西、非洲以及东南亚的进口原木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了20%-30%。
原材料的大幅上升提高了家具生产成本，压缩了省家具企业的出口利润，迫使企业尽快转变以低价位为出口比较优势，减少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研发高附加值产品、寻找新利润点，在家具贸易舞台中确立自己新的优势。
五、劳动力成本上升
家具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由于之前我国及我省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所以在国际家具市场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但是新劳动法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在浙江劳动力成本预计将大大增长。如圣奥集团，据了解有2000多名工人，2007年平均工资增长20％。工人现在每月收入约人民币2500元。
六、出口市场过集中
在上文第二章钟已指出浙江省家具业出口依存度偏高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几个发达国家，出口集中度太高。加上从深层上看浙江省家具行业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停留在低层次加工阶段，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比较优势主要是依赖成本优势，由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较资本技术型易受各种外部冲击的影响最大，由此在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和浙江作为家具生产加工大国和大省受到的冲击十分巨大，国际市场不景气必然致使国内家具企业承受巨大压力，订单下滑、资金紧张、产品积压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如下表4-2和4-3可以看出我国2009年1月和2月的我国家具制造业出口贸易同比数量指数、同比价值指数都在严重下滑，2月份环比速度数量指数和环比速度价值指数也只有50%左右。这说明我国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口大幅度的影响，浙江省家具出口对外部市场的敏感度太高。
表4-2 2009年1月份全国家具制造业出口商品贸易指数
价格指数 数量指数 价值指数
同比指数 107.7 88.3 95.1
环比指数 101.9 105.2 107.2
来源：中国对外贸易指数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09，1.
表4-3 2009年2月份全国家具制造业出口商品贸易指数
价格指数 数量指数 价值指数
同比指数 108.3 65.1 70.6
环比指数 106.1 49.4 52.4
来源：中国对外贸易指数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09，1.
第五章 浙江家具出口贸易转型的必要性
第一节 从新贸易理论的发展看转型的必要性
依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说的传统比较优势原理，浙江在家具出口中充分发挥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以出口低价格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家具出口大省，以此静态比较优势对我省家具出口的巨大贡献是有普遍共识的。但是我省若固守静态比较优势仍然以低价格低成本的家具产品为主是肯定不行的，以下从比较优势缺陷论、比较优势动态转移论和新贸易理论这3个理论分析说明浙江家具实现出口贸易结构转型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一、比较优势缺陷论
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中国家若长期执行以单纯地以低成本和资源优势确定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的低价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势必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与对外贸易的贫困化增长，即落入“比较优势的陷阱”。如中国出口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处于价值链下游，该产品收入需求曲线低、价格供给弹性高导致无止境的降价竞争，那么出口价格逐步降低而进口国外高档次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攀升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正逐步恶化，我国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格局导致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结合实际，目前浙江省家具出口企业若只按照出口导向战略强化出口部门，必然会面临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原因如下：现浙江省大多数中小企业家具出口产品档次低价格低，技术含量低，面向低收入层次。从需求方面来看，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不能拉动对这类产品的需求的迅速扩大，随着对高档家具产品的需求扩大对这些低档次的产品的需求甚至会萎缩，其需求市场缺乏成长性；而且其向下的需求价格弹性小，而向上的需求弹性大，也就是说，这类产品的价格下降一个百分点，其需求量的增长会小于一个百分点，但其价格上涨一个百分点，其需求量的减少会大于一个百分点；再从供给方面看，因其技术含量低，进入壁垒低，产品向上的供给弹性大，即该产品的价格上涨一个百分点，其供给量的增加会大于一个百分点，这种激烈的竞争既是来自本国国内的厂商，也来自印度，墨西哥，印尼等比较优势与贸易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这时上涨的价格会迅速回落，导致低价格低利润的竞争，利润将越来越低，贸易条件恶化。
二、比较优势动态转移论
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韩国的兴起是说明比较优势动态转变和产业转移的最典型代表。日本、韩国都是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小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力上。战后初期，日本技术设备落后、资本积累水平低，它们按照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日本并不被动地按照已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而是依照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动态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动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谋求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和相对竞争地位的提高。
以此比较优势动态转变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兴趣。他们通过分析指出了贸易中比较优势是可以动态转化的。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成本说、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巴拉萨的国际分工阶梯论（即比较优势阶梯论）等4个理论，它们都说明了产业的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也会发生相应的转移，呈现出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到资本集约型为主，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结构转移升级（如图5-1所示）。
由以上4个理论可知比较优势动态转移和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实际家具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和浙江省劳动力价格是比较低适合家具行业的发展，几年前香港企业、台湾企业、新加坡的企业、意大利的企业都部分转到省内生产。但是国际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利润追求为导向：国内现在也出现了有从南向北、从东向西转移的趋势；国际家具产业比较优势已经从中国动态转移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那么浙江省以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的潜在风险较大，就如20世纪80年代起像意大利、德国、美国等传统家具出口大国的家具生产和出口逐步萎缩，并向劳动力丰富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就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所以浙江省家具应该抓住家具产业比较优势动态转移趋势的机会，不再一味的死守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保持原有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同时从而将一部分大规模企业转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家具产品生产的更高阶梯，来实现家具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三、新贸易理论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引入了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相异产品等观念和思想，从而打破了比较优势理论。根据此些理论提出的战略性贸易理论也非常流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以不完全竞争贸易、规模经济理论和外部经济论为前提的对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尤其是国际寡头竞争条件下需要政策干预。因为工业品的国际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存在“学习曲线”（即随着企业积累产量越多经验越丰富企业的生产成本越低）是普遍的现象，产品的差异性使得各国企业都有可能在某些工业品上有一定的垄断或垄断性力量占领部分市场，取得利润，许多工业品的生产具有规模经济，生产越多产品的单位成本越低，因而政府可以凭借出口补贴，税收优惠，以及采用各种支持的贸易政策手段，使本国战略性产业成本费用逐减并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夺取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结合实际目前浙江省家具出口中的90%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档次产品，80%左右的是中小企业。因此，我们可以对省内具有潜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的大型企业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将这些具有较大外部经济效应的大型企业确立为目标公司产业，从战略高度对这些大公司产业进行适度的扶持和保护使其获得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创新、产品差异、分工深化、品牌效益等竞争优势，再以大型家具公司为主导力量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加快其他中小家具出口企业的贸易结构升级转型，最终实现浙江家具出口由大省向强省迈进。
第二节 从实际和数据看转型的必要性
第三章分析的浙江家具出口业内部的劣势和面临的外部威胁说明了矛盾的深化，在07-08宏观环境（人民币增值、出口退税降低、金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浙江家具行业在经历了从1978年—2007年30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28%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本已进入微利时代的家具企业出现亏损；三分之一中小企业已濒临破产；企业收紧资金，经销商苦撑门面。2008年成了浙江省家具行业发展中最困难的一年。
面对金融经济危机，2008年初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进行实地考察，在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玉环、海宁等省家具工业集群地进行调研，对全省676家规模以上企业统计，2008年上半年完成生产总值210亿元，同比增长14.5%，增幅回落16.2个百分点；完成家具产量8206万件，同比增长11.36%，增幅回落10个百分点；出口情况不容乐观，08年上半年出口交货值140.2亿元人民币（折合21亿美元），同比增长11.6%，增幅回落15.3个百分点；经济效益出现大滑坡，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出现不同程度亏损，利润同比下降3.03%，亏损额绝对值增长61.7%，达2亿元人民币，是06年全年亏损额的两倍。
浙江省家具出口在2008年明显下降。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退税下调、国内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升而导致的，但从更深层次看，浙江省家具行业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停留在低层次加工阶段，大多贴牌方式，依靠国外提供技术，设计，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这些产品的出口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依赖成本优势，而不是技术优势，造成低技术产品出口容易受各种外部冲击的影响且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而且，浙江省家具制造业总体产品档次低，利润低下。如表5-1所示2007年全省平均利润率为3.97%，大中型企业利润平均也只有5.78%；且只占据15%的大中型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占据了利润总额的85%，这说明大多数小型家具制造企业的赢利能力很差。
表5-1 2007年按行业分的浙江家具制造业企业主要指标（亿元）
企业单位数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利润总额 利润率
全体家具制造业 655 369.88 319.61 12.69 3.97%
大中型企业 94 221.2 191.18 11.04 5.78%
经过2008浙江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所以虽然浙江是仅次于广东省的第二大家具生产和出口大省，但是“做多不等于做强”、“做大不等于做久”，在此时问题显现的时刻，浙江家具企业势必要面对现实理清思路，进行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转型，实现浙江家具出口的可持续发展。
第 六章 实现贸易结构转型的贸易战略和具体措施
第一节 家具出口贸易战略的定位
如何实现中国地区产业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准确定位存在着激烈的论战，主要有两派独立观点。一是着眼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强调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应该继续坚持静态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着力发展完全无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很不明智的；二是着眼于竞争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战略以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性的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强调了动态规模经济（新生部门的产品的单位成本是累计产量的负幂函数，生产成本沿着“学习曲线”下降）和新生部门的外在经济性。这样从动态的观点来看，政府采取关税和补贴等政策保护新生部门（幼稚部门）使现阶段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技术、产品差异性、品牌、营销、人力资本等新生产要素上得到发展形成规模经济，那么产业的贸易结构得到迅速升级。这两种观点的优缺点比较见下表6-1。
表6-1 出口导向论和进口替代论的比较
出口导向论 进口替代论
需求弹性 小 大
竞争能力 强 弱
长期效益 小 大
近期效益 大 小
国际冲突 大 大
风险 小 大
结构升级 慢 快
理论依据 比较优势理论 新贸易理论
来源：王岳平.开放条件下工业结构升级[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68.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贸易战略各有道理各有利弊，我省家具出口若恪守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或盲目探索进口替代战略都是不可取的，由此，本文提出浙江省家具出口可以更多的采取一种混合贸易战略。我们可以将浙江家具制造企业分成两类：一类是只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净出口企业（大多数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梯的中小企业），另一类是在劳动力优势的基础上已有规模经济、技术水平、创新、产品差异、品牌效益的资本技术性企业（多数为浙江省名牌大规模企业，如喜临门、花为媒、顾家工艺、圣奥、台升、卡森等）。那么我们浙江省家具出口的战略是：既在中小家具企业内继续强化家具出口的低劳动力成本的静态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又在大规模企业内以政府战略贸易政策培育使这些大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创新、产品差异、分工深化、品牌效益等竞争优势，后以大型家具公司为主导力量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加快家具出口贸易结构升级转型，浙江家具出口由大省向强省迈进。
第二节 实施战略的具体措施
前节中提出了实施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混合战略，结合浙江家具出口业的实际情况和不足为保证混合战略的成功实施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贸易战略。为使贸易战略成功我们就必须得提高产业结构升级。首先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家具企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羊，有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大中型家具企业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力军。目标是使这些大中型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创新研发、产品差异、分工深化、品牌效益等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带动整个家具业的结构升级。
之前大部分的产品档次不高、品牌投入低、产品设计水平低、自主创新少，这使得浙江省家具行业长期徘徊在模仿他人产品的低水平阶段，不同企业间产品差异不明显，竞争主要依靠价格手段。此外浙江省相当数量家具企业长期从事加工贸易，以贴牌生产为主，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企业盈利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如图6-1微笑曲线显示）。为此建议：家具企业应从环保、科技、人才等因素上着手，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摆脱低层次、同质化竞争现状，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中高档产品的比重，实现浙江省家具出口由数量扩张向以质取胜的转变，处于产业链的高端。
由此总的概括来说产业结构升级要做到四方面：在产品方面是指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移动至更高的价值节点（如研发和品牌营销）；产业内部方面是指增加技术和知识密集生产在我省家具业生产中的比重；从参与者角色来看，升级是指从纯粹的组装者到原始设备生产商(OEM)，之后到原始品牌制造商(OBM)，再到原始设计制造商(ODM)；从能力来看，包括省内家具企业在生产、设计、商业化营销和研发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提高。
图6-1 制造业微笑曲线
二、发展以企业资源为基础的模式
在之前粗放型的成长期中，浙江大多数中小型家具企业发展模式高度雷同，以低价格低档次的家具出口竞争。而产业在发展到一定时期必须认识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企业拼的不仅是资金和产品，更是品牌、战略和服务。那么随后企业在整合自己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上建立起以企业自身资源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也说明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才能走到行业的最前端。如杭州顾家工艺的规模品牌型发展模式、杭州圣奥的国内领导、国际同步型发展模式、杭州荣业的环保材料倡导型发展模式、温州奥珀的原创设计型发展模式、温州豪中豪的高科技发展模式、温州城市之窗的联合舰队和哑铃型发展模式、绍兴喜临门高端专业型发展模式、花为媒的稳健求实型发展模式、海宁卡森的资本运作型发展模式、年年红的工业旅游型发展模式等等。那么科学的定位、清晰的运作模式会给家具企业带来了稳定成长的市场。
三、出口市场多元化、重视国内市场发展
我省家具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几个发达国家，出口集中度太高。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浙江省家具出口应扩大对非洲和拉丁美洲，东欧的出口。近几年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出口企业应在这些新兴体中努力开拓市场，做到多元化出口。
历年数据显示浙江省家具业出口占60%，但是“无外不大，无内不稳”，浙江家具企业必须避免高出口依存度的外部风险，重看重国内市场的发展。最近（2008）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最新的研究报告认为：“被称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分化，其中中国是最能通过内部发展抵御外部驱动型危机的国家，由于不存在外部融资需求，中国在四国中对风险厌恶的敏感度最低，中国能够通过挖掘提高国内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 由此可知中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而2008年国内家具社会消费零售 额家具类增长30%以上，高于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业总额20%的增长，那么国内家具市场的潜力更是很大。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房地产业和装修业的飞速成长，激活了国内家具产业市场，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家具产品的需求。
同时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也是决定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内市场需求越大，越有利于企业迅速达到规模经济。国内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能力越强，对产品、服务的要求或挑剔程度越高，则越可能激发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在压力下生存与发展，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服务水平。可见，近年国内消费市场的活跃为省家具业的发展与提升提供了不断改善的市场条件环境。
令人高兴的是许多外销主流企业已经步入内销行列，如嘉善台升、海宁卡森、宁波富邦、安吉利豪等昔日单打一出口的大企业，已经开始国内营销网络建设。
四、发展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加快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内的传播和扩散，给同类产品生产上档次提供信息，并通过规模经济实现不同国在产品层次上的分工，实现产品生产的国际化，从而促进一国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大力反展产业内贸易，做到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整合，获得家具贸易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三节 家具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的实例分析：顾家工艺
值得高兴地是一些浙江家具大型企业已思考如何在出口压力下，加快自身调整升级步伐。他们针对浙江家具缺少原创性设计、知名品牌不多、中低端产品仍占大多数等瓶颈问题，采取了在研发、设计、工艺、质量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研发高附加值产品，实施出口品牌战略；他们继续发挥浙江家具的优势，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与国外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拓广大国家市场的同时注重国内市场的营销；他们逐步细化产品差异，以特色差异化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形成规模经济获得更高的贸易利益，这些都为其它处于贸易结构转型中的浙江其他中小家具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顾家工艺。
顾家工艺是一家专业从事沙发研发、设计和制造的企业，近10年中顾家工艺一直专注于沙发领域的发展，就企业规模而言是第一的，是沙发制造的龙头企业。企业每年的外贸出口额均以超过300%的速度迅猛递，顾家工艺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因此顾家工艺在家具行业里有一个叫“顾家现象”的独特现象。
顾家工艺产品出口是面向全世界范围的，产品已远销出口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加拿大、美国、阿联酋、韩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家具进口大国和CARREFOUR、ATLAS、CSL、FOUR HANES等跨国知名企业。同时顾家对中国国内市场也是很重视的。截止到2008年底顾家国内总有700多家加盟店和700家专卖店，且顾家的加盟策略是不追求数量而是加盟店的成功率，目前顾家工艺的国内加盟店有94%的成功率，在国内家具业中是非常高的。
顾家工艺只做客厅沙发家具，就产品的定位来说大多数提供的是中端沙发产品，高端基本不做。因此，以产品分工差异化在中端沙发上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规模经济，之后2008引入了意大利著名的国际沙发品牌“卡利亚”，将其技术、管理、经营理念、企业文化、营销、品牌等方面的优势融入将来。开始做中国市场的高端客户群，向知识技术密集型阶梯前行。
顾家工艺最重视产品设计、创新和品牌。根据顾家工艺对全球家具市场的分析来看，设计在家具产业中式最重要的。顾家工艺对设计是相当重视的，和香港皇朝家私一起赞助2006中国家具设计大赛，希望能真正开始做自己的产品设计。为改变家具产品设计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顾家工艺不仅努力引进和培养出国内的优秀设计师人才，还会邀请国际设计师进行指导。顾家工艺的产品不仅有好的品质还有好的设计，产品具备适用性和艺术性。顾家工艺把自身对居家生活及客厅生活文化的深厚理解融入产品的设计研发中，集成各学科和技术，不断创造出饱含科技、设计领先、极富人性的沙发等客厅产品。此外，顾家的品牌营销是家具营销中最成功的范例：国内首屈一指的单一家具品牌专业卖场——顾家工艺城市客厅的建立树立顾家品牌的国际形象；顾家工艺频繁参加展览会来宣传品牌、提高自身的品牌形象、在国际市场上打响品牌。
第七章 浙江家具出口前景展望
回顾过去，浙江家具出口业在风雨中成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总的来说浙江家具把握了世界家具产业向中国转移、国内家具产业由广东福建为代表的珠三角向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长三角转移的机会，遵循了静态比较优势原理，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以低价格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家具产品出口为主，因此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成为了中国家具行业中也成为仅次于广东省的第二大家具生产和出口大省。
但是经过30年的蓬勃发展浙江省家具制造业虽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我们不能够轻易地对客观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事实上浙江家具业的出口在经历辉煌的同时正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与巨大的挑战。浙江家具出口业面临着设计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低，品牌薄弱、生产效率低下等内部问题，还面临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降低、反倾销等外部威胁。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外家具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08年浙江家具出口各类同比增幅指数均下降，产业矛盾显现，再结合比较优势缺陷论、比较优势动态转移论和新贸易理论等新兴的贸易理论，必须意识到家具出口贸易结构转型、成为家具出口强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那么成为国内家具强省，领导国内和世界家具消费潮流，是未来浙江省家具同仁需要为之付出艰苦努力的奋斗目标。
浙江家具人有艰苦创业精神、求真务实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不断学习的精神。只要家具出口企业戒骄戒躁、苦练内功，有战略方案、具体实施措施、政府支持、充足信心，就必定能经得住考验，在国内家具出口业中占据强省的位置，在国际家具分工体系中位于上端，走上家具出口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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