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原兵变范文1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德宗无奈仓皇出逃，就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姜公辅以社稷为重，马前进谏，事见《旧唐书》卷一三八《列传第八十八・姜公辅》载：
朱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尝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遗国患。臣顷会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
遗憾的是德宗作为最高统治者、最终决策者，并未重视姜公辅的建议，其实姜公辅一再坚持自己对时局的分析和自己的看法，事见《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二《列传第七十七・姜公辅》载：
帝在奉天，有言反者，请为守备。卢杞曰：“忠正笃实，奈何言其叛，伤大臣心！请百口保之”……公辅曰：“王者不严羽卫，无以重威灵。今禁旅单寡而士马处外，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内诸军。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辅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姜公辅作为唐德宗身边的高级文秘人员，在大变突起的仓皇时刻，依然思路清晰、临危不惧、虑事缜密，体现了一个合格的文秘人员理应具备的洞察力、分析力、判断力，发挥出了重要的参谋职能。抛开“泾原兵变”的历史因素、历史评价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诸因素不论，单从文秘人员“见事早、反应快、判断准”的职业素养而言，姜公辅的做法无疑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借鉴。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泾原兵变事起京兆尹王犒劳军队，却给将士们送去粗米饭和菜饼子，导致“众怒，蹴而覆之”，借故哗变。德宗皇帝派出前去安抚的中使又终被杀掉，德宗无奈急“出金帛二十车赐之”也未能控制住混乱的局面。紧急关头“上遣普王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慰谕之”。此时的姜学士正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泾原兵变”的全过程，深入到矛盾中间，了解到大量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信息和资料无疑成为他以后对局势发展正确判断并提出针对措施的重要基础。
判断准确、及时建议。姜公辅了解到事情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就局势情形做出了准确判断，提出了两条极为重要的可行性建议，一是挟持朱，迫其随驾巡狩；二是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此举固然失之偏颇，可从政局纷乱的情势来看，未必不是一个保持稳定的良策。惜乎德宗自顾不暇，来不及周密思考和统筹安排，终于使朱走向了叛乱的前台。作为高级文秘人员，姜公辅的分析判断无疑是极为精准的，他预测了事情发展的趋势，也可以说是把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如果各方面条件成熟的话，有唐一代的历史或可重新改写。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所应肯定和学习的无疑是姜公辅的这种见事早、判断准的优点。
思虑周密、防患未然。“泾原兵变”已经发生，情势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可以德宗皇帝和宰相卢杞为首的统治阶级丝毫没有防范意识，甚至认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作为宰辅的卢杞，在自己项上人头朝不保夕的危难之际，不去积极地进行防御部署，而是荒唐地拿身家性命去担保朱的忠诚，实在是显得幼稚、愚蠢和儿戏。而姜公辅的表现则再次展现了他良好的基本素养。姜公辅不仅看到了事态发展的走向，而且进一步考虑着如何加强戒备、谋划着如何反败为胜。可以说他快速由文学侍从人员晋位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而肩负起宰相之任，应得益于其考虑问题的联系性和思维方式的全方位等良好的基本素质。
泾原兵变范文2
［关键词］丝绸之路；长安；西渭桥；梁山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022-04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既是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一条路上贸易通道，也是历史时期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之一，其对沿线民族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过深远而重要的影响。1887年后，随着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有关“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丝绸之路及其相关研究逐渐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先后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成绩斐然。不过，这些成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同人类以往所有文化现象一样，任何一条道路均非凭空而来，其从初始到最后成形无不需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尽管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却都显示，作为丝绸之路东段起始路线之一，今陕西西安经咸阳、彬县至甘肃泾川的交通联系不仅由来已久，且因地理上同属古代关中范畴的关系，彼此还极为密切。为保证论述的完整性，以便更准确地勾勒出该段道路发展演变的历程，故对丝绸之路开通前其交通状况亦有讨论的必要。
一、丝绸之路开通前陕西西安与甘肃泾川的交通道路
今陕西西安，古称长安，其地处关中平原中部，自古即有地利之便。从现存文献来看，早在虞夏之际，伴随周人的兴起，今关中平原与甘肃泾川之间的的交通联系即已初见端倪。《史记・周本纪》载，夏商之际，周人先由始居地邰（今陕西武功）北迁至泾河中游一带，后又随首领公刘迁于豳（今陕西彬县）。在豳期间，周人“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古公父时，周人又“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并于其地开始营建宫室城邑，开辟道路,“柞О我樱行道兑矣”。①及至文王秉政，周人势力渐强，其北伐犬戎，并密须（甘肃灵台西）、阮（泾川东南）、共（泾川北）等国于泾水，灭崇国（陕西户县东）于渭水之南，复迁都于丰邑（今陕西长安区西），逐渐控制了整个关中平原以及泾河中上游地区。而基于“翦商”之故，周人于迁都的同时，也逐步开辟了由岐山之阳通往丰邑的干线道路。武王克商后，周人奄有商地，疆域空前广阔。为维系周天子与各地的联系，其不但广施分封之制，也极重驿传设置。依《周礼・地官・遗人》所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而作为宗周王畿之属的周人故地，其自当不能例外。查诸传世周代散氏盘，其上即有“封于刍道，封于原道，封于周道，封于眉道”之语。由是推之，至迟商朝灭亡之前，今彬县等泾河中上游地区与关中平原渭河流域之间当已存在着一条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都较为密切的联系通道，且其似乎还应翻越梁山。
公元前771年，西周亡于犬戎入侵，周王室被迫东迁洛邑，原为西周“西垂大夫”的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而获封为诸侯，从此享有“丰岐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出于与关东诸国争霸的需要，秦国在东向发展的同时，亦将兼并目标指向活动其西部及北部的西戎诸部，至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不但最终发兵攻灭西戎残余――义渠人，完全据有关中周人故地，而且得以进一步向西、向北控制了渭河及泾河上游地区，并于其地设陇西、北地和上郡三郡。置郡以后，鉴于三郡之地“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③秦国一面于三郡设官置守，一面又在三郡与都城咸阳间开辟道路，加强联系，以保证政令畅通。在此过程中，回中道逐渐成为秦代咸阳与北地郡相互联系的主要通道。
所谓回中道，系指经回中宫通达北地郡的道路。囿于文献缺载，具体开通时间已不能究之其详，但种种迹象表明，当不能晚于秦始皇年二十七（前220）。事实上，是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次出巡天下，即“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④
关于回中道的路线走向，秦代虽因国祚短促，文献载之甚简，然汉承秦制，汉代史籍却多有记述。《史记・匈奴列传》即云，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n，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汉书・武帝纪》亦称，汉武帝曾多次行幸回中宫，通行回中道。如元鼎五年（前112）冬十月，“行幸雍、祠五。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元封四年（前107）年冬十月，汉武帝再次“行幸雍、祠五，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倘史载不谬，秦汉回中道显然当起自回中宫而经由陇山至于萧关。根据学术界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秦汉回中宫大致位于今陕西陇县北峡口河谷地一带，萧关则位于今宁夏固原东南而隶属于则辖有今宁夏南部及陕西、甘肃之泾河上游地区的北地郡。而从地形地貌来看，峡口河相当开阔，利于交通，溯流北去，翻越陇山后，经今甘肃华亭，即可到达今宁夏固原地区。需要指出，回中道只是包括萧关在内之北地郡与回中宫联系的通道，并不能直达秦都咸阳或汉京长安，其还需经雍（今陕西凤翔）顺渭河东往方可成行。
二、丝绸之路开通后汉代长安与萧关间的交通道路
西汉元狩四年（前119），汉军屡破匈奴，并终于攻取河西走廊之地，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遂宣告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开通后，西汉与西域诸国联系频密，不但汉使赴西域者“相望于道”，⑤西域诸国亦是“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⑥而为保障丝路畅通，西汉“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也因此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经由北地郡通往的交通路线即由先前的回中道而新增出两条新道，即长安、漆县、萧关道以及云阳、义渠、高平道。
（一）回中道
丝绸之路开通后，随着长安、漆县、萧关道等新道的开通，回中道的地位与作用都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以致至东汉初期，该道虽仍有行者，但已无复昔日兴盛之影响。《后汉书・来歙传》记曰：建武八年（32），来歙率军偷袭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迳至略阳”，衰落之势可见一斑。
（二）长安、漆县、萧关道
亦因文献缺载，长安、漆县、萧关道的具体开通时间迄今仍无定论，但作为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路线之一――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其开通后不久即显然取代了回中道的位置。根据文献记载以及1973年甘肃金塔县汉代金关遗址出土的相关简牍资料，其路线大致由长安出发，向西直过西渭桥后经渭城，经平陵、茂陵而西北行，至好（今陕西乾县东）后越梁山而至漆县（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泾川），最后达于萧关。就路线而言，除西渭桥等个别地段外，其与今312国道线的线路走向相去不远。
西渭桥，汉唐横跨渭河的三座桥梁之一，因位于长安城北中渭桥之西而得名，同时又因其与汉长安城的便门相对而又称作便桥或便门桥。至唐代时，该桥又因地处咸阳境内，故又名咸阳桥。据《汉书・武帝纪》载，西渭桥始建于西汉建元三年（前138），时汉武帝方于长安城西营建茂陵，而以往长安城经至茂陵接续经由中渭桥，道路曲折迂回，诸多不便，遂于长安城西出南头第一门――章门西出直对渭水处“初作便门桥”以利交通。由于西渭桥有地利之便，故建成后很快即成为长安城西通西域的咽喉要道。
关于西渭桥的位置，学术界有三种说法：清《咸阳县志》等文献认为在明清咸阳县东南百步；有学者认为在今咸阳市区移动的林场⑧；也有学者认为在今咸阳西南钓台乡马家寨西约1里处，及当地所谓文王嘴之西侧。相较之下，第三种说法似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对此，孙德润等先生已有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不多赘。事实上，1980年，孙德润等先生在咸阳地区进行文物调查时，曾从当地村民处得知，1978年关中大旱时，在文王嘴一带的河床内曾暴露一古桥遗迹。当时有两根油松木柱露出水面1尺多。有人潜入水中，又发现六根东西向排列，柱周围垒有石头。其人亲往试抱，发现柱粗4尺，顶端两侧为斜面，呈“八”字形，尚未朽烂，十多人推拉而不能移动。⑨值得注意的是，该古桥遗迹的排列样式竟颇类于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渭水桥图》，由是，两者有所联系当不属意外。
（三）长安、云阳、义渠、高平道
该道始见于两汉之交王莽败亡之际淮阳王刘玄更始年间（23～25），时班彪为躲避关中愈演愈烈的战乱，携家人自长安出发，往投姑藏（今甘肃武威）。路途之中，其集所见所感而作《北征赋》：“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下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直安定以为期……过泥阳而太息，北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之彭阳兮。”⑩该文虽抑郁感伤，但却将其行程路线较为完整地记述下来。即班彪一行离开长安后一路北上，经谷口（今陕西礼泉西北）、云阳（今陕西淳化）、旬邑（今陕西旬邑北）、泥阳（今甘肃正宁、宁县一带）、义渠（今甘肃宁县）等地后至安定郡治高平（宁夏固原），而后再前往姑藏。
三、隋、唐长安与泾州间的的交通道路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是时天下一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东西交通畅通无阻，驿传设施更为完备，丝绸之路亦臻于全盛。然而就丝绸之路东段道路而言，隋、唐两代不仅与汉代去之不远，而且还呈现出更为集中的态势。如此间隋、唐长安经今甘肃泾川、宁夏固原通往河西的道路即由汉代的三条而主要集中州道上。
关于隋、唐州道，史载颇多，相关研究亦较丰富，其中以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一文尤称深入。依严先生所论，“隋唐州道当由长安西出开远门凡约二十里至中渭桥，据桥置临皋驿，由此再西至咸阳县驿。由咸阳西北行约八十里至礼泉县（今县东北十里泔北镇），置礼泉驿。又四十里至奉天县（今乾县东），置奉天驿。有磁门驿者，盖在咸阳之北，管城驿者盖在礼泉东南，骆驿者盖在礼泉奉天间，又有鲁店盖亦礼泉东西之地也。又自咸阳西经兴平县驿，又西北偏北七十里至奉天驿。奉天当西北通道之要，唐代中叶，西北有事，常置重兵于此。由奉天北出，经漠谷（今乾县北三里），甚险隘，逾梁山（今乾县西北五里），五十里至永寿县新址（今县东南二三十里），置驿。又十里至永寿贞观旧址，又二十里至麻亭驿（约当今县治），又六十里至州治所新平县（今县），本名豳州，开元十三年，因字与“幽”形似，改名曰。为长安北面要冲，唐代中叶以后，置宁节度使以镇之。州西北略循泾水河谷上行，盖泾X邱堡，八十里至宜禄县（今长武）。县治浅水原，城北五里高~城为太宗败薛仁皋处。宜禄又西五十里至长武城，在泾水南岸，隋开皇中筑，武德元年废。大历初郭子仪重筑。城据原首，俯瞰大道，至重兵以备吐蕃。长武又西四十里至折~城，又十里至泾州治所安定县，至德二年更名保定（今泾川北五里），在泾水西一里”。11
不过，限于时代与资料等原因，严先生上述所论至少有三处需要修正。
（一）临皋驿的位置问题
如上所引，严先生认为临皋驿紧邻中渭桥而傍依渭河，但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来看，此说显然有误。20 世纪 50 年代今西安市西郊出土之《大唐朝议郎行内侍省宫闱局丞上柱国公士杜君墓志并序》明确指出，墓主人生前曾于“开元七年岁次庚申，于京城西开远门外七里临皋驿前，予修砖堂塔一所。北连秦甸，斜接上林。南望周原，旁临通漕。左瞻凤阙，右接鲸池”。而唐长安城的开远门遗址在今西安市大土门村，临皋即在其西7里，以此推之，唐临皋驿当在今西安枣园村东南一带。
（二）磁门驿的位置问题
根据唐人记述，磁门驿之名显然应来自于秦阿房宫之磁石门。《元和郡县图志》即称“秦慈石门，在（咸阳）东南十五里，东南有阁道，即阿房宫之北门也，累慈石为之，著铁甲入者慈石吸之不得过，羌、胡以为神”。12对此，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与宋敏求《长安志》亦有类似记述。依据唐宋咸阳城的位置推算，其地当距今西安西郊三桥镇不远。然严先生却认为，磁门驿应在唐咸阳之北，换言之，即在渭河之北。而理由则是“咸阳东南二十里即有临皋驿，经常建置未废，其西不应另置驿”。然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地处三桥镇的武警指挥学院在校内施工时，竟无意中发现了秦阿房宫磁石门的遗址。经笔者实地考查，该遗址东距枣园村的直线距离大致为2～3公里。
（三）唐代奉天与永寿间的道路问题
对于唐代奉天与永寿间的道路，学界一般多如严先生所论，乃是由奉天北出，经漠谷，逾梁山，而至永寿县。表面上，此论似无可挑剔，但其不足实显而易见。首先，唐代奉天城位于今乾县之东而并不与之同址；其次，唐代奉天城北出所对者乃为位于梁山东侧之豹谷；第三，漠谷在梁山之西，即今乾县西北五里之处，其地迄今仍以漠谷为名。也因此之故，不少研究者在论述乃至绘制唐代奉天至永寿间交通路线时都误将其至于梁山之东。查诸唐人记述，唐代奉天至永寿不仅确系经梁山西侧漠谷而行，而且该路线还一度是当时的主干道。如唐建中四年朱藉兵变之势围德宗于奉天，唐将杜希全等率军自州南下勤王，唐朝君臣内部曾就其行军路线而发生争论。关播、浑{等人认为：“漠谷道险狭，恐为贼所邀，不若自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营于城东北鸡子堆，与城中犄角相应，且分贼势。”杞则强调“漠谷道近”，且不会惊扰乾陵，主张经漠谷以解奉天之围。13此姑且不论其孰是孰非，但藉此却足证漠谷在当时主要的交通地位。而经实地踏查，除因唐末黄巢督军挖掘而形成的黄巢谷外，今乾县与永寿间仍可经漠谷相互联通。
四、小结
宋元以降，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南迁，加之航海业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遂日渐式微，尽管其原有道路不少仍被保留甚至沿用至今，但渐渐失去国际商道的地位和作用，不可避免使之渐次沦落为区域通道路。
综上所述，今陕西西安与甘肃泾川间的交通线路历经二三千年的发展，在不同时期虽有所变化，但总体变化相对较小，道路走向基本保持稳定，且其循泾河而上的同时，却又尽量避开泾河河谷并与之保持一定距离。至于原因，则应与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毕竟，地处关中平原的陕西西安与位于黄土高原的甘肃泾川无论是海拔高度，还是降水数量，以及植被状况都有着较大不同。同时，黄土地带水土流失严重，且泾河自泾川至泾阳段地势落差较大，河谷切割较深，河道曲折迂回，两岸多悬崖陡壁，因此其路线自然要尽量选择相对平坦且坡度较缓之塬面之上或塬之腰线。
[注释]
①《诗经・大雅・绵》。
②史念海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③《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⑤《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⑥《汉书》卷96《西域传》。
⑦王开主编：《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⑧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
⑨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
⑩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23， 第597～598页。
1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页、第385～391页。
泾原兵变范文3
公元1115~1234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及世系十帝在东北建立了金朝，立国120年。这120年里，金朝和许多朝代一样为今人留下了许多难以破解的历史谜团。
史料记载，金兀术的长子完颜亨自幼随父征战，智勇过人，金熙宗时，官至一品。但金兀术的长兄宗干之长子完颜亮（海陵王）因是长门长孙未能嗣位而心怀不满。兀术死后，海陵王为平章政事、右丞相兼都元帅，终于弑熙宗而自立。为保皇位，密杀“性耿直、才勇过人”的完颜亨。1161年，海陵王被杀，兀术弟宗尧之子世宗完颜雍继位，随后追复完颜亨官爵，进封韩王，并将完颜亨迁葬于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境内九顶梅花山下。如今，随韩王完颜亨迁葬而来的完颜氏守陵人，已在这九顶梅花山之下生息繁衍了800余年。
在距泾川县城不远处，汽车向北转弯，驶过泾河大桥，前行不久，位于河坪上的完颜村便近在我们眼前了。完颜村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完颜家族守陵人的“神秘部落”。一间间青砖瓦房遮挡不住那一口口不知何时被住户废弃的窑洞，这二者一新一旧，同时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分明在向我们讲述着这个被称为“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女真部落”的沧桑往事。
进入村庄时，我们似乎并没有发现这个北方的小村庄与其他的村庄有什么不同。村民居住的平房和当地汉族百姓的住房并无二致，典型的坐北朝南式的泥土房子。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院落，院落被主人打扫得干净明亮，在屋檐上还挂着一串串已经风干的红辣椒，让人完全可以从内心深处体验到火红火红的感动。
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村庄与外界其他村庄不同的地方：这里的小伙子一个个虎背熊腰，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极具军人风范。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两只厚重的大手放在双膝上，腰杆挺得笔直，严肃认真地看着某一个地方，仿佛是随时等候着某位人物发号施令。难道这就是女真人驰骋于马背、从白山黑水间越过草原呼啸而来的军人风范的千年遗传？
这个村子里的姑娘们身体也非常结实，她们有着典型的“国”字形脸，脸蛋就像红透了的苹果，笑起来落落大方，清脆而又响亮的声音带着些许高傲总会传得很远……这难道就是800年前女真格格的作派？
女真习俗仍是信仰和娱乐的方式
在一位村民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向我们讲述了800年来这个小村里苦苦沿袭下来的女真风俗。
“老疙瘩”为满语，意为“小兄弟”。每当喜庆时，两人或多人盘腿席地正坐，有几个人先斟几杯酒，大家共同高唱富有欢乐音调的词曲。如《扬燕麦》：“满满的呀，斟上酒呀，酒三杯，我与英雄的你呀，争啊，争高低。第一杯酒呀要敬给我长辈的（长白的）老祖宗；第二杯酒呀要敬真诚的（征程的）银术可（英雄）；第三杯呀，咱们干上干。”之后，每人先干上一杯酒，再猜拳，谁输谁喝，高潮迭起。又唱：“一马车呀三马车，上面坐着三朵花。”对唱：“她是金花银花和梅花，我的老疙瘩呀、老疙瘩，左邻右舍把你夸，你喝完一杯我再夸。”
“老疙瘩”拳类似现在的“螃蟹拳”，是调和饮酒气氛的一种游戏。与汉族人不同的是，完颜氏人划拳多以唱作答。悠悠历史长河，难以磨蚀认祖归宗的民族情感，隐蔽的怀旧思乡只有此时才被表现出来。
猜拳行令是一种娱乐方式，但让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是女真完颜氏人还信奉圣母娘娘。每年农历三月十五、七月十五，完颜后裔们要分别在圣母娘娘庙和三圣宫庙里跳神或唱大戏，祭奠圣母娘娘。这位圣母娘娘是何许神灵？当地有两种传说：一说是金兀术的小妹白花公主，一说是努尔哈赤的救命恩人――紫薇夫人。传说，她们不远万里经受磨难，从关东途经中原，长途跋涉至大西北，为保佑多灾多难的完颜众弟子，坐化于九顶梅花山，修仙成果。每当众弟子遇有灾祸苦难，只要求助于圣母娘娘，定能有求必应。因此，女真完颜后裔们便于九顶梅花山下修有圣母娘娘庙，敬奉至今。
这些都不过是存在于这个中国大地上最后的女真部落里的一种独特的民俗而已，在这个普通的村庄里，类似的风俗还有许多，如跳神、小孩游戏时玩战马攻城等等。但真正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村庄里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秘密一：是山还是陵
“九”在我国是一个至高的数字，而“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高度超过了“九”。
站在泾河南岸的山头上，向北望去，只见九顶梅花山的黄土山包绵延曲环，九曲相连，形如一朵盛开的花蕾，而通往山间的道路像是梅花的枝干。
泾河缓缓地从河谷的川地里流过，虽说如今已羸弱得几尽干涸，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忘记它为中华民族孕育出的灿烂文化。那像梅花的山、那像枝干的路，使它在我们的心里又多出了几分温情。然而，随后的采访却让我们大为吃惊――平凉师范学校的张怀宁副教授告诉我们，九顶梅花山可能是人工堆积起来的九顶秀丽圆润的山包！
张教授产生猜想的主要原因是，完颜家族后裔在九顶梅花山下守陵800多年，却不知韩王（完颜亨）墓窨在何处。这么多年过去了，尤其是近几十年人们平田整地，也没有发现韩王墓。他由此断定，韩王墓并不在完颜村所在的田地上，而在九顶梅花山下。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泾川县政协副主席张怀群告诉我们，完颜亨被杀七年后，海陵王又杀了完颜亨的王妃、次妃以及已成人的儿子，完颜亨的家属这才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随后逃离。当时，金的境地北与蒙古、西夏，南与南宋且多战争，比较安定的地方便是西部边陲的泾川。兀术父子在关陇经营了多年，许多旧部留守在关陇一带。《平凉县志》中有徒单合喜的记载，而完颜亨的母亲与妻子皆为徒单氏。1161年，正是在亲友以及徒单氏的帮助下，完颜亨的墓才被迁到了九顶梅花山下。因完颜亨生前为芮王，因而守陵人也称其墓为芮王坟。现今，九顶梅花山下就有芮王坪、芮王嘴等地名。
秘密二：守陵却不知陵在何处
在女真完颜村附近的芮王嘴，我们看到了两块石碑，是完颜村民自发于几年前立的。一块是韩王完颜亨的，另一块是金朝末代皇子完颜承麟的。今年81岁的完颜邦老人告诉我们，祖辈口传太平乡簸箕湾有完颜承麟墓，他孩提时，年年除夕都要去那里祭祖，村里都要杀几只大肥猪。他还说，簸箕湾山形如簸箕，人往往会被那里气势恢弘的山水所震撼。墓在其中，纳风聚气。但因为距完颜村路途较远，交通不便，加上那里已退耕还林，种树种草，怕引起火灾，不让烧香点火，举行祭祀活动。因此他和家族里的同姓成员便商定将完颜承麟的坟迁到了村子附近的芮王嘴。
问及韩王墓时，老人却向我们讲述了另一位“韩王”。完颜亨墓迁至九顶梅花山下200多年后，朱元璋第20子朱松被封为韩王，其子恭王就藩来平凉，传十世，共200多年。韩恭王死后，看准了九顶梅花山的风水，便葬于九顶梅花山下。于是，这九顶梅花山下便有了两座韩王墓，上演了历史戏剧性的一次巧合。
完颜邦老人说，解放前王子墓（韩恭王墓）就被盗了三次。解放后，生产队打开了墓室，是砖箍的，一墓室壁厚为12层青砖，横6层，竖6层，生产队用这些砖盖了公房和学校。老人还说，墓道有三道门，他和几个社员进到第二道门时，就感觉到呼吸困难，不敢再进，只好将墓重新掩埋了。
陪同我们采访的兰州满族联谊会副会长完颜玺也是完颜村人，研究完颜家族历史已有数十年。他告诉我，他很小的时候，听老人们说曾有几个盗墓人挖开了王子墓，进入二道门，忽然有一股凉风将其中的一个盗墓人掀翻在地，并当场毙命，其他几人被吓跑了。他这些年来一直在琢磨此事――王子墓的墓道究竟有多深？能掀翻人的凉风从何而来？外观的坟堆以及坟堆下的墓道会不会是个假象，而真正的墓室是在九顶梅花山的山座下？完颜亨之墓会不会也是这样？
这种猜想又为完颜古墓增添了一大谜团。但有一点，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完颜村的完颜氏是完颜守陵人的后裔，他们世代为金代的韩王守陵，而非明代的韩王。然而，金代的韩王墓又在九顶梅花山的何处？谜底期待着世人揭开。
秘密三：重要史料藏于完颜井
一条巨大的沟壑将九顶梅花山下的坪地分为东坪与西坪。在由东坪去西坪的路上，有一口古井，完颜村人称其为完颜井。如今，完颜村一些人吃水仍要去井里取。“”期间，为使一些文物免遭破坏，完颜家族人将完颜石碑藏在了这口井的井壁中。当地民俗专家张学俊告诉我们，要想解开完颜古墓之谜，极有可能会在这口古井里找到答案。
我们来到了完颜村村长完颜怀绪的家，见到了“宋金兀术世代遗像”（当地人称“影”）。史料记载，“影”以布制于金代，朽于明代，后复制。其长9尺，色彩鲜艳，笔画精工。我们看到的“影”是完颜村人后来仿制的。“影”上以金太祖为中心，有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 袭宗和末主的像。
每年除夕，完颜村全体守陵人后裔会在这“影”前密祭，祭后将其密藏……
亲如兄弟的民族融合
金统治平凉地区110年，与南宋和西夏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一度使关陇地区战火纷飞。我们眼前不远处有一个叫四道岭的地方，正是当年的完颜马场，河南岸不远处的一处坪地如今依然叫军坪……历史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远去了，在它变作史书里的文字之后，还将自己当年的影子留在了这方土地上的一些地名里。
平凉泾川，金朝大定时为安定郡。800多年前，宋、金、元之间曾在这一带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激战。史料记载，当时，在关陇一带最著名的战争便是金兀术与庄浪籍宋将吴氏三世在和尚原（宝鸡）、仙人关（大散关）的战争。1134年，兀术率50万之众向和尚原发起三次猛攻，在徽县、武都、成县、天水、凤县、陇县激战二月余。1164年，金又以十数万大军攻静宁、隆德，这是女真人进驻甘肃的开始。安定这一地名中也许包含着些许当时金人以胜利而自诩的成分。然而，随着后来金国的衰败与覆灭，由东北而来的完颜守陵人开始了向普通老百姓的转化，接着为避免元灭金后“惟完颜不赦”的“杀头之灾”，开始自称汉族，并隐姓埋名，直至努尔哈赤在东北统一女真各部，其后裔建立清朝。
今天，完颜家族当年的这些守陵人不断生息繁衍，已使泾川县境内九顶梅花山下的完颜村成了一个外人眼里的“神秘部落”，并使以完颜村为中心的周边地带成为全国最大的女真完颜后裔居住区。
800多年来，完颜氏已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汉族文化。据说，以前女真完颜村是不允许外姓人进住的，如今已被“解禁”了，他们与汉族人长相相差无几，与汉族人共饮一水，同餐而食，和睦相处，亲如兄弟姐妹。
平凉完颜后裔并非全是守陵人
在泾川，女真完颜后裔聚居的村子有三个，其中两个是我们采访到的王村镇的东沟与西沟村，这两个村子向北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叫完颜洼的村子，也是完颜后裔聚居的一个村子。今天生活在泾川的完颜后裔并不全是守陵人，他们的祖先是800多年间分批来到甘肃的。第一批到来的时期大约在1115~1120年，这段时间金朝占领了平凉，在泾川生活下来的完颜家族为金朝驻守边疆的士兵；第二批是1167年完颜亮（海凌王）与完颜亨之间的斗争结束后送完颜亨的陵寝来甘肃，并在泾川守陵，这些人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完颜守陵人的后裔；第三批是金朝的末代皇帝完颜承麟（金哀宗）兵败在河南蔡州（今蔡县）自缢后，跟随他的士兵抬着他的灵柩昼夜兼程，一直向西，最后来到了泾川，并在这里定居。完颜承麟的灵柩迁移泾川大约发生在1234~1235年，此时蒙古军队已占领了中原的大片土地，女真人只有向西撤离才是最安全的，当时他们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送陵人之所以将完颜承麟埋葬于泾川，是因为他们到达平凉一带后，听说完颜亨的墓在泾川，并有守陵人，此后他们便同完颜亨的守陵人一起定居在泾川，一直繁衍生息到今天。
当历史凝固成书本里的文字，并距时间永不停歇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的时候，历史就需要人们一次次反复重读与审视，并赋予其新的理解与诠释。
从1115~1120年，为金朝驻守边疆的士兵开始在这里生活；到公元1161年，迁葬完颜亨的守陵队伍从大东北千里迢迢来到大西北；再到公元1234年，金朝残余军队抬着金哀宗灵柩一路向西的悲壮之旅。女真完颜家族与平凉泾川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泾原兵变范文4
本文作于公元814年，此时作者贬居永州。虽然距段太尉被害（783）已有三十年，但朝中仍有人散布流言，说段秀实的这一举动是“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
柳宗元深知段为人刚直，“遇不可，必达其志”，认为是其自身性格使然。出于对段秀实忠勇行为的深深敬仰，同时寄寓自己的满腔热情，经多方走访调查、反复核对，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不畏、关心人民、廉洁奉公的正直官吏形象，用事实来击破谣言。
段秀实（718-783），幼读经史，稍长习武，言辞谦恭，朴实稳重。唐玄宗时被推举为明经，但段秀实说“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于是放弃了功名。后来被录为别将，屡有战功。安史之乱时，授泾州刺史。766年后，任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颖节度使，总揽西北军政四年，吐蕃不敢犯境，百姓安居乐业。783年，泾原兵变，叛军在长安拥太尉朱泚为大秦皇帝，他当庭以笏板击朱泚，旋被杀。朝野赞叹：“自古殁身以卫社稷者，无有如秀实之贤。”
对《段太尉逸事状》，一般的评论都认为是写了三件事，通过三个侧面来表现段秀实的品质。第一件逸事是“勇服郭尚书”，突出一个“勇”字。详细记述了段秀实自荐平乱，只身前往军营，面对全身披挂、张牙舞爪的乱军，慷慨陈词，抓住要害说服郭晞，又主动留宿营房，以凛然正气震慑乱军，每一步骤都突出了他的“勇敢”。第二件事“仁愧焦令谌”，着重一个“仁”字，表明了段秀实的仁义爱民。第三件事“节显治事堂”，展示一个“廉”字，表明段秀实很有政治远见，颂扬了他的清正廉洁。三件事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将其联系在一起，可以完整地勾勒出段秀实的思想品格：见义勇为、仁义爱民、廉洁清正。
段秀实除了有这些优良的品质，隐藏在这三件事背后的，还有他能洞悉人心、有政治预见。他不仅有军事才能，还有高明的政治手腕。他绝不是莽撞行事的一介武夫，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忧国爱民，勇于任事
大约在764年，段秀实任泾州刺史，郭晞纵容士兵在邠州作恶，自有老上级邠宁节度使白孝德管理，本与他无关。但是，他看不得无辜百姓遭殃，他知道白会碍于郭子仪（曾为白的上级）的情面，想管而又不敢管，因此就主动要求见白孝德，并用言辞激他，要求担任都虞侯（军中执法官），以便制服不法兵士。白孝德果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二、设身处地，智服郭晞
上任一个多月后，段秀实就把“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的十七个闹事士兵斩首示众。按理说，在这件事上，这些人够不上死罪，或者说不该杀十七人，但段秀实借这个由头，把新账旧账一起算了，不如此也无法镇住这班“无赖”。结果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郭晞军中士兵大为震动，悉数披上铠甲。一时间，剑拔弩张，一场在即。
白孝德闻讯大惊失色，忙召问“将奈何”？段秀实从容不迫，要亲去郭晞营中处理此事，只选了一个既老且跛的士卒随他同行。
段秀实明白，对付这些“丘八”，靠武力是不行的，要靠智慧和勇气。他身处乱军之中仍能谈笑风生毫无惧色，这就首先从心理上折服了对方；义正词严地责问是尚书还是副元帅对不起他们，这就一下子开脱了郭晞的责任，而把挑衅者推入理亏的境地，为下文与郭晞的对话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段秀实认为郭晞可以被说服。其父郭子仪（697-781）是个传奇人物，对唐王室有再造之功，他忠勇爱国，宽厚待人，从不居功自傲，因此在朝中有极高的威望，有“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之誉。然而仍有祖坟被挖之祸，郭子仪为了避祸还留下了“门户洞开”的典故。郭晞也屡立战功，可能有点骄傲，管束手下就不严了，但他毕竟是名将之后，肯定会受其父亲影响。所以段秀实知道郭晞可以被说动。不过，他很注意说话的方式，那就是从关心对方的角度去说，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没有说空话、讲虚假的道理，这就容易为对方接受，从而拉近双方的距离。就像劝退秦师的烛之武那样，从对方的利益出发，一下子就打动了对方。
他是这样推理的：1.前提，你父亲“勋塞天地”，你不能使他受损。2.你“恣卒为暴”就会乱天子边事，归你的罪就会归到父亲的头上。3.现在“邠人恶子弟”正在胡乱杀人，乱天子边事，大乱是由你“不戢士”出的，责任正在于你。4.结论，这就会使郭氏功名受损。其实，这里的“受损”是治罪、杀身灭门的委婉说法。简单说，就是这些罪是兵士们犯的，但责任在于你，牵涉到你就会牵涉你父亲，就会使郭家前功尽弃。其间轻重郭晞你应能掂出来吧？逻辑严密，三问有力。所以郭晞觉得“恩甚大”，从原本对抗的心态醒悟过来，赶忙“再拜”。
这是本文中最为惊心与精彩的一幕。然后，段秀实为了试探郭晞是否真心改过，又留宿军营，使得郭晞提心吊胆了一夜。段秀实就是这样以大智大勇震慑乱军，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平安。
三、行胜于言，感化焦令谌
蛮不讲理、粗暴少文的军阀焦令谌，不顾农民死活强行逼租。段秀实只是个营田副使，知道对方不可理喻，硬碰硬是不行的，便采用以柔克刚、用行动来感化的方法。判状“辞甚巽”，对被打的农民，他一边自责，一边亲自医创喂饭，卖马偿租。他亲民爱民的仁义，和焦坑民害民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最终，正直人士淮西寓军帅尹少荣看不下去，焦令谌也在骂声中“大愧流汗”而死。这就是仁义的力量。
四、不受利诱，拒绝朱泚
段秀实一生行事，以“笏击朱沘”最为知名于世。
780年二月，总揽西北军政的段秀实，被宰相杨炎嫉恨，削去了兵权，明升暗降为司农卿，调回长安。同为边镇节度使，他估计到，一贯会拉拢人心的朱泚肯定不会放过这个结交的机会，所以临行前就告诫随后进京的家人：“经过岐州时，朱泚可能会赠送钱物，千万不要收下。”但朱泚还是强行赠送了。
朱泚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赠送礼物？
朱泚（742—784），生于幽州昌平县的一个官宦世家，曾祖、祖父均为朝廷官员，父亲朱怀圭被任命为藩镇范阳的折冲将军。安史之乱爆发后，朱怀圭站到了叛军一边，为安史东讨西杀，立下不少战功。朱泚“幼壮伟，腰带十围，骑射武艺亦不出人外”（《旧唐书·朱泚传》），他“外若宽和，中颇残忍”“然轻财好施”。每次出征，他都把所得赏赐全部分给麾下将士，因此甚得卢龙军心。朱泚通过手段成为唐边庭重镇卢龙节度使，后入京朝圣，被唐德宗委以重任。此时兼任凤翔府尹，驻地在岐州。
北方的藩镇并无多少忠诚可言，安史之乱时，反叛朝廷；乱平后，割据一方，互相杀戮，不听从朝廷，一直为祸到唐灭亡。段秀实长处边庭，岂能看不出朱泚的为人和野心？因此他不愿意有污清白，更不愿与之亲近。
783年10月，发生了“泾卒之变”。此时，太尉朱泚因弟弟朱滔反叛而被解除兵权，正闲居在家，叛军便拥戴朱泚为主。他本来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如今天赐良机，立即趁机接管了长安兵权，与河北诸镇割据势力遥相呼应，自称为大秦皇帝。他强迫段秀实等一批留在长安的官员出来做官，段秀实无法脱身，假意顺从，相机行事。他在议事时，大骂朱泚为狂贼，用象笏猛击其头，惨遭杀害。段秀实运用此种自我牺牲手段，在朱沘反迹显露之际，与叛逆划清界限，揭露朱沘面目，振奋朝野人心，意义不可低估。
他死后，那三百匹大绫也原封未动。段秀实拒贿并非只针对朱泚，他一向廉洁：“非公会，不听乐饮酒，私室无妓媵，无赢财，退公之后，端居静虑而已。”（《旧唐书·段秀实传》）这在中唐时期十分难能可贵。
拒贿事件既表现出他的廉洁，又表现出他的政治远见。
德宗听到段秀实不屈被害后，“垂涕久之”，真心感动，还写了两篇文章——《赠段秀实太尉诏》《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见《全唐文》）。后来宪宗也有《命裴冕配享肃宗李晟段秀实配享德宗庙庭诏》，文宗也有《太尉段秀实庙诏》。古代，能感动皇帝的人实在不多，何况能感动三个皇帝。
段秀实这种不畏、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凛然正气，激励着后人努力追求光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泾原兵变范文5
唐朝有个皇帝也有这种爱好，他的名字叫李适，史称唐德宗。他爱攒钱爱得走火入魔，为了这个爱好，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按说那个时候，朕即国家，大家的钱是我的，我的钱还是我的，缺啥从国库里支就得了，但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皇家还是建了个小金库，称为琼林库，后来觉得一个不够，又建了个大盈库。两库一个放绸缎丝线，一个放金银财宝，主要用于皇帝平时的私人赏赐或是自己买点东西。这两个小金库到了李隆基的重孙李适手中后，成了他的最大乐趣。
史书上没过多记载李适最初的攒钱史，不过他继位3年后，发生了一起兵变导致他出逃。当时泾原地区的士兵被抽调来京准备勤王，到了之后他赏人家吃饭，摆出来的只有带壳的米和一点青菜。这种待遇惹怒了士兵，于是围攻皇宫。他跑掉后，哗变的士兵冲进皇宫抢夺两库的财宝，长安市民也参与了抢劫，如此一直抢到天亮，仍只抢走了一小部分。天亮后太尉朱叛变称帝，在长安驻扎了将近一年，这一年当中他用库里的财宝维持新政府，大肆赏赐手下兵将，挥霍无度，但直到仍然没有花完。可见3年里唐德宗攒了多少钱。
正因为有这样的成果，失去后，李适就特别痛惜，时时想着重新攒回来。流亡期间，日子一度非常艰难，跟随他的士兵因为天气变热，连替换的衣服都没有。这时好不容易有南方地方政府的进贡送来，他赶紧把这些东西都堆在走廊里，并在上面挂上一块牌子“琼林大盈库”，声明这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当时的大臣陆贽看到后，觉得不妥，指出“全天下的财物都是皇帝的，您不应该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仓库管理员的位置”，“士兵还没有得到赏赐，国库还是空的，您现在自己攒钱不合适”……奏章写得严肃恳切，李适看了之后也觉得自己该低调一些，就把牌子摘掉了，不过财产还是算自己的。
唐德宗这个不得体的爱攒钱的爱好不仅遭到了陆贽的批评，也引起过其他人的不满。流亡生活结束后，天下暂时太平，朝廷重回长安办公，李适重新开始他的攒钱计划。又攒了3年，钱数估计没有以前攒的那么多，李适比较郁闷，有一次就跟宰相李泌抱怨：“往年各区道进贡都是50万串钱，今年才只有30万串，真是不够花的。”李泌没办法，只好答应以后每年由政府专门拨给他个人100万串钱，同时希望他不要再向各区道要钱。之后，又讲了一番大道理，希望李适放弃这个攒钱的爱好。
但爱好是没法轻易放弃的，尤其是当一个爱好成为嗜好的时候。李适知道这爱好不得人心，就从公开转入了地下。第二年，河南、江南、淮南赋税清查处理官员元友直回京，带回来大量现金、布匹向皇帝交差，李适把它们全部存到了大盈库里。同时又派太监带着圣旨到各地去索取金银财宝，同时嘱咐所有接到圣旨的地方官们“千万不要让宰相知道”。这个消息后来还是被李泌知道了，但事已如此，他也不好说什么，只好装不知道了。
泾原兵变范文6
摘 要： 宁国商人的经营足迹遍及省内外，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宁国商人与徽商并称“徽宁商帮”，是明清时期安徽境内知名商帮。二者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经营中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密切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48；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3607
New Discussion of Ningguo Merchan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ONG Jiakui （Librar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3，China）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ingguo merchants； Huizhou merchants
Abstract： Ningguo merchants' managing trails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commercializ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heir trading region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Ningguo merchants and Huizhou merchants are known as “Hui-ning merchants”， and they were two wellknown merchant groups in Anhui Province in Ming and Qing dynasies.They had the similar proceeding of rise and decline，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ng and competing in managing.
明代中期起，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相继在国内兴起。其中，宁国商人是兴起于皖南地区的一支重要商帮，常与徽商并称为“徽宁商帮”。一般认为，宁国商人是指明清时期宁国府所辖的泾县、旌德、太平、宣城、宁国及南陵六县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它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鼎盛于清康熙、乾隆至嘉庆之际，衰败于清咸同年间。揆诸明清商帮史论著，宁国商人研究虽有部分成果，例如：
戴玉、范金民《宁国商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李甜《“徽宁商帮”初探》，载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文化交流与价值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沈喜彭等《清代宁国商人与社会公益事业》，《兰台世界》2012年第6期；拙文《清代宁国商人的经营策略》，《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但其兴衰历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与徽州商人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本文对此问题试作探讨，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宁国商人的兴衰
宁国商人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于嘉靖、万历之际。成化以前，宁国府县之人多以务农为本，仅有少数人经商，他们“力耕织，薄商贩，敦俭朴”[1]卷9《风俗》，过着勤劳简朴、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到明弘治年间，宁国府人纷纷走上商贾之路。如旌德“弘治以前，人心甚古，乡里之老有垂白不识县官者；以后渐变渐靡，舍本而务末”。[1]卷9《风俗》泾县在弘治以前“男勤于耕，女勤于织，鲜事商贾，尤贱工作”，嘉靖时则“商贾亦远出他境”，[2]卷2《风俗》此后更是“操奇赢，走四方者多矣”[3]卷4《风俗》。嘉靖、万历时人张瀚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4]卷4《商贾纪》时人章潢在其所辑《图书编》中，更称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唱棹转毂，以游万货之所都而握其奇赢”[5]卷36《南直隶图叙》。由此可知，明嘉靖、万历时期，宁国府人结伙外出经商已蔚成风气，成为继徽州商帮之后的皖南第二支商帮。
宁国商人的兴起与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国商人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而兴起，《宁国府志》将此情形称为“势”，“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势使然也”[1]卷9《风俗》。此时，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6]卷10《江湖胜游诗序》其二，迫于生计。明成化年间，受人多田少、自然灾害、人口激增等因素影响，宁国府所辖六县人地矛盾骤然加剧。据当地文献记载，“民食朝夕饘粥不免于饥，红女终岁纺织不免于寒”[7]102，“人皆欲有生，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8]。可以说，经商成为当时宁国府人谋求生存的唯一出路。其三，受利益驱使。经商不仅可以谋生，还可以获得“机利”，正如前文所述“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上述三种因素促成宁国商人的崛起。
清康熙、乾隆至嘉庆年间，宁国商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营地域广阔。宁国商人或坐贾或行商，他们除了在省内经商外，更多的是在省外从事商贾活动，“走贸四方，或远入黔滇间”[1]卷9《风俗》。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宁国商人的商贸福地。“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9]第21册《艺文三》二是经营行业多样。宁国商人涉足诸多经营领域，他们从初期主要贩卖本地的土特产品，“客则以兴贩木材为上，下则携纸刀、花剪、漆扇、绒伞诸物走贸四方。”[1]卷18《物产》到后来随着经商范围不断扩大，宁国商人的经营行业涉及食盐、典当、茶叶、竹木、粮食、纸张、雨伞、烟草、丝绸、医药、油、漆等方面。三是社会影响较大。鼎盛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或合作或竞争，常被并称为“徽宁商人”、“徽宣商人”。宁国商人虽然在总体实力上尚不如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商，但是在不同地域及行业，宁国商人有时并不逊色于徽商。譬如，在芜湖、苏州、松江等地，泾县、太平两县的烟草商人十分强势；在宣纸、雨伞等行业，宁国商人有着徽州商人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清咸丰年间，宁国商人开始衰微。宁国商人逐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方面，清咸丰元年（1851）开始，宁国府境内自然灾害频发，洪水、蝗虫、瘟疫等交相肆虐。如咸丰年间，宣城县境内“水灾相继、疫病大起，以致境东南一带，十室九空、人少烟稀，土地荒芜、满目疮痍。”[10]2又如当时的宁国县，“瘟疫后，宁国土著人幸存者十不及一。”[11]743人祸方面，咸丰、同治年间，清军与太平天国军在宁国府境内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宁国商人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均受到了致命摧残。以旌德县为例，咸丰六年（1856）始，旌德初遇旱涝瘟疫，复遭清军围剿太平军的兵燹洗劫，结果“壮丁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老弱妇女百不存一”[7]87。从“咸丰十年，突遭兵燹，郡人流寓，苦无公所”[12]383等材料来看，宁国府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体与旌德类似。宁国商人的衰微可以从旌德江氏商人的命运中略见一斑，“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恒河沙数。辛酉之难，百无一存矣。”[9]第21册《艺文三》当然，随着清末通商口岸的开辟，商业竞争加剧等因素也加速了宁国商人的衰败。
二、宁国商人的贡献
商人是商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明清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一样活跃于商业界，其经商足迹遍及省内外。他们在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
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这自然离不开商人的推动。宁国府地理条件特殊，这里盛产大米、茶叶和竹木等农副产品。宁国商人无论是在本地区收购产品以出售，还是远贾他乡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结果都起到了转销货物，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的作用。早在明代刘洪谟所撰《芜关榷志》中就有记载：
新庄河（属宣城县，距庙埠四十里，庙埠亦属宣城交界）总甲壹名，查庙埠斧号。旧例，竹木从旌德、宁国二县西津渡出路，由双桥东溪过宁国府，而乌盆沿，而竹丝沟，而庙埠，而油榨沟，而陈村湾，方至新庄河。此河一通水阳、塘沟、黄池，一通建平南湖。凡竹木至此，验有工部斧号，方准过关，如无斧号，即系走水。商人竹木泊庙埠上，即投单请斧号，本厂差二役查点行号，报厂定税。如往芜湖、高淳卖，过新庄河，过水阳，过塘沟，总甲照前斧号放行。万历二十六年，主事钱竖庙埠课旗一面。万历二十九年，主事茅给告示严查。[13]卷上《管辖事宜考》
这段资料说明，宁国商人将本地区的竹木贩运出去，沿途要交纳关税。又据史料记载：“厘金局多设于货物流通要津之地，因旌、泾、太、石、黟、歙诸县，盛产竹木茶炭等山货，大部分经青弋江水道运出，当时便在青弋江中游之马头镇设一厘金局，榷征竹木茶炭等货税收。”[14]53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宁国商人抑或是徽州商人，把皖南的旌德、泾县、太平等地的特产竹木、茶叶贩运到外地，并转化为商品销售出去。
具体来看，泾县的榔桥镇，早在明代中叶，已成为泾县东南乡商贾和徽商运销木材、茶叶、蚕丝等商品的集散地。在把本地丰富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商人尤其是本地的宁国商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泾县商人徐辉堂就是个典型，他于清道光年间，经常在泾县、太平山区一带收购茶叶贩运到南京销售。泾县、太平的茶叶味香色美，深受南京人欢迎，他生意愈做愈大。后来又在南京三坊巷口租赁一处三进店房，于同治三年（1864）开设“徐源记茶栈”。经营茶叶零售业务，并吸引泾县、太平的临时茶叶客商和茶农存放茶叶，还介绍推销茶叶，提取—定的栈厘。由于对顾客和茶商、茶农服务周到，生意日益兴隆。[15]3334这为泾县的茶叶外销做出了贡献。旌德县的货物转销情况，据该县方志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本县人口发展到最高峰，“人有余而土不胜”，半数以上的粮食均由商贾从芜湖、湾沚等地筏运以济，旌德米市也应时而兴。[7]102清末民初，工业品和南北杂货分别从绩溪县临溪、歙县深渡和泾县、芜湖输入。[7]360这些商品的购销，主要依靠本地商人来完成。另外，商品运输线路“旌绩驿道”也可得到启示，自唐至清，此道为徽宁二府经济贸易、官员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公文传递频繁，货物运输不息。[16]80这其中必然有宁国商人的积极参与。宁国县的首镇河沥溪，商业比较发达，这里既有泾县人经营的各类商号，又有绩溪商人开设的店铺。那时的河沥溪正街可谓商贾林立，是皖南山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当地的竹、木、柴、炭、茶叶和土特产品要运出去，日用百货、布匹等要从外地运进来，都需要有宁国商人的经营活动。清代，宁国县商业市场形成，宁国商人把本地所产竹木、柴炭、桐油、表芯纸等特产外销，换进食盐、布匹等所需商品。如宁国县商人叶德松，光绪六年（1880）在江苏溧阳南门河沿“德丰”木行当学徒。三年满师升为水客（即采购员），前往江西、汉口等地采购木材。数年后升为经理，经常赴江西、湖南、湖北采购木材远销上海、南京一带。[17]77这些商业上的举措，无不促进了各地农副产品向商品转化。
（二）开拓市场，加速经商地区商业发展
商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无论是坐贾还是行商，其经营活动都是为了开拓市场，从而加速经商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宁国商人一部分在本府境内经商，一部分到外地经营，推动了经商地区的商业发展。
1. 坐贾家乡，推动本地商业发展。在南陵县，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北商贾渐多，城关经商的多为泾县、旌德、太平、徽州等地商人。贸易物资大都是地产的稻米、木材、竹器等。至光绪十四年（1888），该县城关有大小商铺300多家。[18]305清末民初，徽帮、泾帮商人来南陵经商，江北各地手工业者亦到此谋生，故商业逐渐兴盛，手工业匠铺日益增多。[19]84在宣城县，清末始有来自毗邻的泾县、旌德、太平、南陵各县以及安庆、庐州、徽州等地的客籍商帮入境，在县城和水阳、湾沚、孙埠、水东、沈村、周王、寒亭等集镇定居经商，促使商业重新兴起。至民国初年，宣城县城区商业活跃，店铺鳞次栉比，成为宁国、泾县、郎溪、广德等县茶商集聚之区，也是粮食、茶叶、竹木、山货集散地。当时，独资经营以“徽州帮”、“泾县帮”居多。民国六年（1917），泾籍商户成立“旅宣泾帮商业公所”。[10]336在旌德县，明末清初已有很多人外出经商，自乾隆以后，掀起经商热，经商成为时髦的职业。当时本县北乡通泾县之徽水货运十分繁忙，仅三溪古渡就有筏户八百，竹木土产水运至芜湖，县内贸易由此兴盛。旌阳、三溪的布店、货栈、钱庄、当铺盛如都市，商号满目，店旗交错。庙首、杨墅、朱旺村、大礼村等都是繁华的集镇，“穷乡僻壤之区，均成市廛林立之所”。旌德人“因商致富”，特别是巨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资本投资家乡。[7]4在宁国县，清末民初，县内的经商者大多为徽州、旌德、泾县等外地商人。商户多集中于县城和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港口、宁墩、胡乐、东岸等较大集镇。县城的河沥溪、城里、西街是主要商业区。[11]373据《宁国县商业志》记载，光绪年间先后在河沥溪兴办的大型综合商店有：“德隆新”“春和”“吴义成”“吴同亨”“吴同春”，计五家。在城经商者五方杂处，其中以徽商及旌德、泾县商人居多，故有“无徽不成镇”，“无泾不成集”之说。
以上所述反映，宁国商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本府所辖县境内从事商业经营，他们与徽商等一起发掘本地的商机，共同开发家乡的市场，为推动本地区的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行商他乡，促进外地商业发展。大量的史料记载，宁国商人在外地开辟了很多的商业市场，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为经商所在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又以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的商人表现突出。
如泾县商人，自明成化、弘治始，已是远出他境，赢走四方。清代至民国中期，泾人外出经商者足迹遍及十八行省，宁、沪、苏、浙、赣、鄂、湘、粤及沿江各地商埠，均有泾商开设的宣纸栈、发行所、丝茶行、烟行、竹木行乃至盐号、钱庄、典当行业，且有转而兴办纱厂、面粉厂等民族工业者，形成“泾帮”商系。[20]306胡朴安撰《泾县乡土记》云：“泾人在外经商者约计比居本邑经商者多三分之二，是泾邑商界特色也。”[21]《安徽第九区风土志略》也载：泾县人“长于经商，（南）京、镇（江）、沪、汉（口）诸大埠，无不有泾帮之称”。这些都反映了泾县商人在外地商业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旌德商人除了在本省境内从事商业活动，更多的则是远贾他乡，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河南等地区经商，这必然促进外地商业的发展。据《江氏宗谱》节录江希曾《旌川杂志》记载：“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故生齿繁，而谷不足食，每年必由湾沚运米以济。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恒河沙数。”[9]第21册这段材料反映旌德江氏商人在外地经商的地域之广，并取得较大成功。太平商人在外地经商者很多，如谢余庆，咸丰间“设米肆于新安”，同治初又“贸易和州”。清人谢燮敬，“开设衣服庄于江苏之高淳县”。林之楙服贾汉皋，“今汉镇得有花布、茶叶两帮，亦楙首倡之功也。”还有光绪年间的苏国华，未弱冠助其父怀之公经营商务，以振兴实业为己任。他感慨中国瓷茶业之不振，于是倡议创办有江西瓷业公司、江宁茶业研究所等组织。[22]《人物类》这些都说明太平商人在开拓外地市场、推动经商地区的商业发展中，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三）热心公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商人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阶层，不仅要推动经济发展，还应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商业资本，还有热心公益事业的善行懿德。宁国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或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资和参与地方公益事业，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修桥铺路，方便行人商旅。宁国商人在遇到桥断路毁等道路不通畅之时，便主动投资修桥铺路。泾县商人的善行，如查冠群“修村口大路及狮子山栈道，并建石桥”；查崇禧“在含山修路建桥”。[23]卷254《人物志》查维吉“尝倡修青邑山路河桥，客无为州又独建周家硚。”[24]卷5《人物》铜陵县的大通镇是商旅抵达宣、歙的必经之地，“然中隔山溪，逢骤涨，病涉维均。”乾隆十七年（1752），泾县朱氏商人独资建桥，曰紫阳桥。后来，此桥毁于洪水。嘉庆初年，泾县众商又相谋集资，“得白金七千有奇”，重建了桥梁，修葺了道路。[25]卷18《大通镇重建紫阳桥并修路碑记》此外，宁国商人还设立义渡，方便和帮助行人商旅通行。如泾县曾有五位商人共同出资在县内设立了“上坊渡”。旌德商人的义举，如江一廉“牵车服贾，方起家，慨捐银二千金造黑溪长春桥。”[26]卷8《人物志》康熙五十七年（1718），旌德县三溪石壁大路被洪水冲坍，舆马负贩阻塞不前者数月。朱文焕“倡首捐资千五百金，坚砌坦夷，至今行旅称便”。[27]卷8《人物》还有汪秉璧“贾汉阳积赀，喜行善举，归里独力造聚金桥，并构殿阁凉亭，以为村之北障，沿溪筑堤砌路，计费千数百金”；汪上裕“在江右独立建大塘桥，费千余金，毫无吝色”。[28]卷7《人物》太平商人在修桥铺路方面也有很多作为。如林贵懋迁江右，“平治路、修桥梁，凡二十年前后所费共二千金有余。”[1]卷末《补遗》胡国理曾“出千金修通徽州太平路十数里”[23]卷254《人物志》。又如杜伯端尝贸易徽州，对歙县岩寺等处桥梁亭路，倡捐募修；李绍祖道光时侨居贵池之唐田，倡建永济石桥三洞，费数万金；李志发同治初年营业湖北董滩口，“独资重建距董市十里之龙灯桥，行人称便”。[22]《人物类》宁国商人的善行义举，不仅方便了行人和商旅，也有利于社会的有序正常发展。
2. 赈灾济民，维持社会秩序。宁国商人在遇到天灾民饥之时，往往会慷慨捐资，以解救灾民；或者不顾自己的商业利益，积极转运粮食，减价出售，以赈济灾民。如泾县商人中代表性的有，朱时庆“雍正间游楚，适汉口大荒，输粟数千石”。[29]卷19下《人物》王全以服贾致饶，“康熙癸酉饥，输谷二千石以赈。”[23]卷252《人物志》潘景彰道光初年经商芜湖湾沚镇，值水灾，与同乡潘周达、潘周云“倡赈难民数万，三月之久，全活实众”。[23]卷254《人物志》旌德商人在灾害面前的义举，如江璐“乾隆癸亥春，雨雪联绵，米价腾涌，璐遵母命，出所藏谷，减价平粜，不足则之山溪太邑贸易以济，全活实多，至今乡邑犹称颂之。”[27]卷8《人物》吕积厚贸易于江北，“乾隆丙午、嘉庆甲戌，岁大祲，叠赈里党及江北费万余缗。”[28]卷7《人物》太平商人在赈灾济民方面也表现突出。如胡国理“咸丰中在汉口资送乡人避难者数千人”[23]卷254《人物志》。刘时可“尝贾于浙，积有余资，辄行善举。乾隆六十年，县境旱灾，人苦饥，与弟际可、行可、仕可、圣可，由浙运米六百石助赈。”李成勲“习贾荆沙，好行善。道光二十八年岁大祲，捐资购谷数千担平粜，全活甚众。”赵希圣经商汉口，“咸丰间，县人避难于汉者几万人，希圣会同黄景星等捐巨款，筑屋百十间以居，日给粥两餐，全活甚众。”[22]《人物类》宁国商人在灾害面前，自觉维护了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
三、宁国商帮及其与徽商的关系
宁国商人与徽商是明清时期并存于安徽境内的两支重要商帮，宁国商人又并非附属于徽商的商人群体。就探讨宁国商人的商业地位而言，澄清宁国商人具备商帮属性实属必要。根据商帮史研究专家张海鹏
等人的观点：“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30]前言
宁国商人完全具备上述商帮的各项特征。首先，在宁国府六县中，除南陵县“农事最勤”外，[1]卷18《物产》其余五县多以经商为业，逐渐兴起了宣城商人、旌德商人、泾县商人、太平商人及宁国县商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宁国商人这一区域性商人群体。其次，宁国商人多以血缘为“粘合剂”，以家族、乡谊为纽带外出经商。宁国府人举族经商的现象有很多，他们或“合资经商”或“合伙经商”。举族经商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许多经商世家，如泾县朱氏、胡氏、洪氏、郑氏和汪氏五大经商家族，旌德汪氏家族等。宁国商人以乡谊为基础合作经商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如旌德商人张廷泰尝与同乡俞大邼合业常州，还有旌德戴氏与赵氏也是家族联合经商的典型。再次，宁国商人广建会馆、公所，作为异地联络、计议之所。如泾县商人在苏州吴县建立的“宛陵会馆”；太平商人在汉口创建的“太平会馆”；旌德商人、泾县商人在南京分别创建的“旌德会馆”和“泾县会馆”；宁国商人联合在常州创建的“泾旌太会馆”等。当然，宁国商人也是一个既亲密又松散的商人群体。
受地缘、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宁国商人在许多方面同徽商极为相似，关系十分密切。
首先，地理环境相似，二者在商界齐名而并称。宁国府与徽州府同处皖南山区，山水相邻，地理特征类似，“吾乡徽宁两郡，地处万山，田之可耕者少，人多轻去其乡，往往经商操业，毕世驰驱。”[31]《劝捐思恭堂添建西厅及筹备善后经费序》人多地少，经商谋生成为两府人的首选，“宣歙多山，荦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聚，宣歙人尤多。”[32]232233宁国商人与徽商并称的史料屡见不鲜，在碑刻和方志等文献中皆有记载。如《新建安徽会馆碑记》曰：“隶皖者郡，夹江跨淮，迤原而包山，江以南土率瘠，宣歙尤多商。”[12]381
江苏吴江县南的盛泽镇，“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12]446又如，安徽桐城县南的枞阳镇，濒临长江，“为桐城首镇，鱼虾蕃衍，罛罶相望，舟船来往，百货俱集，民多以贸易为业，徽宁商贾最多。”[33]卷1《乡镇》可见，在明清商界宁国商人与徽商齐名而并称，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生存地域毗邻，商贸活动相互交叉。明清时期，宁国府与徽州府毗邻，其中太平县与黟县相交，旌德县与绩溪县相连。宁国商人与徽商在对方府县经营的现象很多。以太平商人为例，
如陈时撰、盛善继皆“服贾徽州”；杜伯端“贸易徽州”；道光时，曹天肇“商于徽之溪口，年十六往江西贩夏布，赢千余金。”咸丰年间，谢余庆“设米肆于新安”。又如谢春晖“与族人合力设商号于徽州府，治越五年，业大振。”程嘉宾“贸于黟，与人共事有管鲍遗风。”刘鸣善“与兄鸣涟贸于婺源。”苏华勲“侨居绩溪，年既久，人知其刚直，推为该县商会会长，一任八年，群情悦服。”[22]《人物类》明清徽商的经营足迹“几遍宇内”，故徽商在宁国府境内从商者也为数甚众，此不赘述。
再次，商业资本雄厚，双方既是商业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宁国商人由于勤俭经营，勇于开拓，后来物力既充，因商致富者所在多有。
一方面，宁国商人在许多领域扮演着徽商竞争对手的角色。如泾县商人朱华，曾在江南经商地与徽州棉商竞争，“夙夜研剖，遂悉窳要，来者山积，顷刻竟，不爽铢黍，新安人膺服，自后群从藉师资焉。”[34]卷27《岳西公事略》太平商人陈仁统“懋迁徽地”，在徽州以经营酒业致富，“咸谓其富裕压全徽”[35]卷39《懿行传》。对于徽商擅长经营的典当业、盐业，宁国商人也竭力涉足，且有不俗表现。如旌德商人沛“经商于皖，习典业”[20]卷末《德沛公传》，其弟澍被委任管理上江盐业和扬州典业，经过大力整顿，“于是江宁、江浦、六合三岸销数日增，又作《典业四箴》。”[36]卷末《德澍公传》道光末年，仅旌德县江村江氏一族设当铺于外埠者就有六十余家。泾县学者胡朴安在《泾县乡土记》中描述：“朱氏族大，散居于县之东乡，纵横十余里，户口数万……世业盐，财富甲于一邑。”[21]
另一方面，宁国商人与徽商又有合作关系。如方家仕在芜湖经商时，“徽属人之议建会馆于芜湖也，亦翁赞成之，其址邻翁业，翁让便之，而为之度划，规模制度皆出翁手，迄今徽属人犹称述云。”[37]卷20《安田方翁暨周程两孺人合传》方启于康熙十五年（1676），遇一商人：“口称徽商，途顾（雇）担夫遭拐逃，行李无存，因乞盘费，翁延归，为之饮食，送钱一千”[38]卷6《皇恩宠锡耆士方启公先生实录》，帮助徽商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如太平商人陈务烈，“年十九为徽商经理茶叶”[35]卷39《懿行传》，后亦发家致富。此外，宁国商人与徽商在异乡共建同乡会馆的现象较为显著，这应是徽宁商人通力合作的重要表现。如乾隆十九年（1755），宁国商人与徽商在上海小南门外合资创建了徽宁会馆——思恭堂；嘉庆十四年（1809），徽州府六县和宁国府旌德县的商人在吴江县盛泽镇共建会馆，即所谓“徽宁会馆，两郡七邑所建也。”[39]355另有记载：“徽宁两郡，本属同省，今又同邑经营……合成徽宁会馆，谁曰不宜。”[12]449会馆在清代较为盛行，一般以同乡或同业为基础在京都或大商埠设立机构，以馆址房屋供同乡寄寓或同业聚会。徽宁商人在经商之地合建会馆，起到了商帮纽带的作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宁国商人与徽商有着相似的兴衰历程。宁国商人的足迹遍及省内外各地，他们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商地区商业发展，有助于经商地区的城镇化乃至城市化进程；并自觉维护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宁国商人具备“商帮”的诸多特征，而且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可知，宁国商人与徽商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商业关系。随着徽宁二府的方志、家谱、文书、信札等地方文献的不断公布与发掘，徽宁商人在地方教育兴办、
传播发展文化、社会公益事业、基层社会建设诸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这有待于进一步思考探索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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