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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泛珠三角 工业旅游 旅游合作
目前，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的格局已然形成，开发产生了粤港澳大珠三角旅游圈、粤东客家潮汕文化旅游圈、粤北生态宗教遗产文化旅游圈、粤西热带滨海岛屿旅游圈等各种级别类型不同的旅游圈，充分利用大珠三角的核心地位，带动大后方旅游资源开发。相对于自然资源和传统的民俗、历史遗迹等资源，工业遗产和生产旅游资源还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本文将针对泛珠三角区域工业旅游资源的开发进行探讨。
一、泛珠三角工业旅游发展现状
1.总体发展分析
工业旅游根据开发对象可以分为工业遗产旅游和工业生产旅游又称为工厂观光旅游两种类型。受我国工业发展历史进程影响，到2007年“具有发展工业旅游潜力的近现代工业遗产和标志性工业设施”的工业遗产旅游项目在全国范围内仅有20个，后者占全国271家工业旅游示范点（截至2006年）的绝大多数。顾小光、汪德根（2006年）以示范点的空间分布以及分布密度系等为指标对全国工业旅游发展进行分析，发现华东地区较为集中，其次为华北、东北地区，呈明显的阶梯性分布。通过对中国旅游网所刊登的工业旅游示范点名单进行统计分析，泛珠三角地区拥有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共计57家，平均密度为0.28家每万平方千米。在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总量（截止到2007年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共计345家）中占16.52%，远远落后于占首位的华东地区的41.74%。与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的平均分布密度0.45家每万平方千米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环渤海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与泛珠三角地区有相同的地理优势，工业发展水平相似，而前者分布密度高达1.0以上，几乎是后者的十倍。泛珠江地区工业旅游分布情况详细如下图，在数量和密度方面，泛珠三角区域开发工业旅游的优势并不突出。
资料来自中国旅游网公布数据，经整理制表。
2.内部结构分析
(1)按照行业类型分析
按照行业类型对区域内57家工业旅游示范单位进行归类，可以发现工业旅游开发的企业类型较为集中，其中火力水力发电企业11家，造酒企业12家，陶瓷制造企业8家，这三大类型企业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强，而其他如冶炼企业6家，烟草和医药各3家，电器生产和工艺品制造各2家，船舶制造及日用品制造企业数相对较少。
(2)按开发模式分析
根据吴相利2003年提出了中国工业旅游产品开发的十大模式，泛珠三角工业旅游示范点主要表现为华富模式、鞍钢模式、丰满模式、汾酒模式等。其中水电业的工业旅游项目11家全部靠开发工业企业及其由于企业兴建而形成的风景区而构成，形成了典型的丰满模式-景观型。白酒酿造企业则一致大打酒文化牌,开发以酒文化为核心的旅游产品，相同于汾酒模式，采用文化型工业旅游产品类，另外十八子剪刀和藏药以及印刷也主要靠传统的工艺和文化传承，成为文化型的一员。鞍钢模式以生产场景展示为主要吸引物，目前钢金属冶炼类的6家工业项目，6家啤酒制造企业以及2家烟草制造企业，则主要依靠行业独特的生产工艺和机械，让游客感受工业时代的含义，获得全新的体验。陶瓷业中有六家走华富玻璃器皿厂的开发模式，以游促销。其他沈航模式的产品展示型、隆力奇模式依靠原料生产基地的外延型各占6家。
从以上归类分析中不难发现，泛珠三角区域的工业旅游项目数量少,分布密度小，形式多样，结构布局侧重于传统工艺和传统技术性行业，以及国内外开发比较完善的工业类型虽然开发企业类型较多，但较为集中而且开发模式重复。
二、泛珠三角工业旅游区域合作开发的模式
1.现有模式存在的问题
关于泛珠三角区域资源整合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深入的探讨，秦学（2006年）以区域经济联系强度为标准，将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分为紧密性旅游合作模式、半紧密半松散型和松散型旅游合作模式三种类型。提出在9+2区域内，以跨区域的旅游项目任务的形式，如“湘赣粤红三角旅游区”等，引起区域内部分部门行业和部分内容的形成紧密关联密切合作。对于泛珠三角内部经济联系不够密切的半紧密半松散区域，则主要从政府政策层面开展疏通工作，逐步消除旅游合作的障碍和壁垒。而松散型地域则依靠各种民间组织加强交流沟通，以图形成联系。
此分类立足于宏观管理，具体到工业旅游合作开发上就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目标市场的差异问题。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面对的受众是区域内外的消费者，而工业旅游作为近现代才出现的新兴事务，在实践中属于城市吸引物之一，主要的消费对象是本地以及附近的居民。根据尚群（2006年）针对发展较为成熟的上海工业旅游所做的调研资料，上海本地客源占74%强。据湖南醴陵陶瓷基地之国光瓷厂工业旅游接待办公室分析，80%以上游客为醴陵市及附近城市株洲、长沙市民。可见目前工业旅游仍然限于市或省内。
第二，主要游客身份集中，目的单一。通过分析尚群（2006年）的调查问卷发现商务游客占60.1%，其中28.6%属于与该企业存在业务联系而前来考察的企业商务人士，31.5%的游客以公务考察为目的。在颜丽虹、程道品2005年对柳州市的调查发现，学生和教师在八类职业中占29.8%，远远高于其他职业人员。工业旅游的兴起引起了全国拥有以及曾经有过工业企业的地区的模仿开发，必然存在学习模仿的过程。显然并非所有工业企业的工业旅游都以企业文化建设或者科学管理为主要卖点，在简单的模仿抄袭成功之后，这部分客流量必将下降。尚群(2006年)的调查也表明仅有13.6%游客为重游。
众所周知，工业生产旅游的产生仅仅是汽车营销中的一个念头：让消费者走近生产线。笔者通过组织学生到广东河源农夫山泉企业、珠江啤酒厂参观游览，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学生目的都在于了解生产过程，了解广告背后的真实，借此来判断如何消费及是否应该选择此类企业就职。尚群的调查也显示在大众汽车公司游之后表示可能参加同类型工业旅游的游客占63.6%。这表明随着对汽车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游客多次参加汽车企业工业游实际上是出自现实或潜在消费的需要。
第三，完全以工业旅游为主题、跨区域的旅游项目几乎不存在。从各大旅游网站和旅游报刊信息来看，无论是泛珠三角区域，还是工业旅游比较发达的环渤海工业旅游区或长三角工业旅游区，工业旅游线路都是以一日游的形式出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跨越区域的多日工业旅游线路。另一方面，在尚群（2006年）对上海工业旅游国内游客调查中可以看出92.2%游客在工业旅游点停留时间不足5小时。
2.泛珠三角区域工业旅游合作开发理论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泛珠三角区域工业旅游开发需要突破以前小区域的开发发展思维，牢牢抓住大旅游观念。树立大旅游观念要求跳出景点、饭店和其他旅游企业各自为政办旅游的旧圈圈，把旅游业的发展当作整个泛珠三角区域发展的一部分，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高度出发，依照整体最优原则，制定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政策、计划，妥善处理地区旅游业与土地利用、城市发展、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整个泛珠三角区域内地区差异问题，努力加大对大旅游环境的营造和建设，避免盲目、孤立地发展旅游，以最大限度地减弱旅游目的地的行业脆弱性、波动性。
3.泛珠三角工业旅游合作开发的新构想
(1)跨越地区限制，拓宽市场
如上所述，从目前工业旅游的发展情况看，“其客源市场主要由学生、当地居民和游客三部分构成，外地游客在工业旅游客源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相对较小，”（王宝恒，2004）这种自给自足的开发模式限制了工业旅游项目发展的道路，一个地区的居民数量有限，受消费水平、审美趣味以及与休闲时间和活动范围的影响，重游可能性不大，因而一个地区的工业旅游在开发伊始就受到消费者数量的限制。这与泛珠三角区域整体发展的规划相悖，只有放开视野，将区域内的所有居民作为工业旅游的开发对象才体现出“9+2”的深刻内涵。随着泛珠三角旅游区跨省交通无障碍措施的实施，将不断缩减地区间的距离感，从而将促成地区居民成为整个区域工业旅游产品的消费者。
以区域内的所有居民作为工业旅游的开发对象应该戒除一种观点，即认为泛珠三角各地区合作开发就意味着资金由经济发达地区向不甚发达的地区流动，内陆的工业旅游项目就是吸引流动资金的重要筹码。
然而，工业旅游的吸引物往往不是机器设备、产品。随着珠三角工业企业发展的进一步成熟，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不断上升，工业产业的梯度转移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内陆省份建立工业园区以应对产业集群的整体转移，形成的工业园区无论是规划或原料产地都更先进、有观赏性。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工业旅游游客多数为与该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商务游客、前来受教育的学生及家长和教师，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潜在消费者和潜在从业人员，通过实地考察了解企业的生产状况，文化理念，产品技术稳定性可靠性，借此判断是否值得发生商务联系，是否购买该产品，是否有价值进入该行业或该企业。
(2)抓住重点，层级开发
大旅游的时代，旅游产品往往标准化，容易仿制而缺乏核心竞争力，导致价格竞争。泛珠三角地区57个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属于国家级工业旅游项目，其中企业类型相同，开发模式类似且工业旅游项目数量比较多的为陶瓷制造企业、水力发电、酒类酿造和矿物冶炼四种，占区域内总数的65%强。
各旅游项目尽管数量逐年增长，但是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不能完全体现在工业旅游项目当中，如酒类酿造、陶瓷制造等企业，初次接触的游客不可能在走马观花的过程中了解产品技艺上的机密，因而虽然工业企业产品存在差异，但是在工业旅游产品中这种差异被淡化，而使同类企业的工业旅游产品雷同。
因而，当务之急是从泛珠三角的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中选出精品项目、重点项目，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根据旅游资源的国家评价标准，以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和附加值三部分的评定，对示范点的工业旅游资源评级，将泛珠三角区域内57家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分级，可以分为三级，从中选出重点建设项目，形成核心级、次核心级、级三个等级。重点建设核心级项目的精品内容，并以此为拳头，开发联动工业旅游系列项目。
(3)积极开发工业旅游多日游
工业旅游项目作为城市吸引物之一，只有与其他旅游资源相结合才能对外来游客有吸引力。泛珠三角在政府相关政策方针指导下，已经达成了协同合作的一致意见，形成了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尽管工业旅游具有影响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到目前为止它还不能独自成为旅游的主题，尤其是目前较为热门的工业生产观光旅游（目前泛珠三角区域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均为此类型），其主要因素在于其自始至终都不能抛弃的出身――市场营销手段，另一方面原因则来自工业旅游在企业中的地位。
泛珠三角区域的工业旅游在分级之后，只有依靠城市各种旅游资源的整合壮大，开发旅游团队的多日游，留住自驾游游客方能起到有效的带动作用。
三、结语
工业旅游作为工业企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的重要桥梁，在城市经济文化发展中作用非凡，有效把握工业旅游及其发展规律，对于泛珠三角区域发展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希望本文能为区域共同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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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文化 作用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产业结构不断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力取决于文化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再只是看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的丰富和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同时还要看一个国家的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开发的程度。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凝聚和激励我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细胞，企业的实力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由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不断的创新和学习是企业持续经营迎接挑战的武器，所以，企业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同时在企业管理经营、企业文化的变革中不断进化出有益的精神文化，企业文化的变革时常超越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企业文化中的理论、知识、技术对丰富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有很大帮助.
一、企业文化作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机理
（一）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存在内部联系。
社会文化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多层次、多系统的复杂体系。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的亚文化。，它是名族文化和现代意识在企业内部的综合反映和表现，是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影响下形成的具有企业特点和群体意识以及这种意识产生的行为规范。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一些制度文化的影响，可以说社会文化一般决定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些方面也必然会对社会文化产生作用。好的企业文化会给社会文化建设补充足够的正能量更加有利于社会文化建设。所以说，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关系。
（二）企业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虽然企业文化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反映，企业文化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必然有相同之处，但是企业文化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吸收社会文化，每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每个企业的经营管理风格、企业传统、企业目标、企业员工素质和内外环境都会有所不同，所以，企业本身也创造了独具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性格，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沉淀。不同性质的企业文化多少都会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三）企业文化具有辐射功能。
好的企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企业文化不但在企业内为企业管理，企业规范的内部发挥作用，对企业员工产生影响，它也可以通过传播媒体，公共关系活动等一些渠道对社会产生影响。
二、企业文化作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机制
（一）企业创造的价值观念对传统价值观的改变。
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做核心最深刻的部分，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全体职工共同的价值准则，企业价值观决定着职工行为的取向，关系企业的生死存亡。新经济时代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的权威并不存在于企业内部，不是老板和上级，也不是哪个企业英雄，即不再是等级或身份地位，而是顾客需求。由于顾客需求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所以新的权威产生于市场中，仅仅听从于命令和追求个人职位的文化已经不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的需要了。而在这种整体价值观的影响下，员工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积极工作不再只为了获取上司的赞赏和肯定，不再只把晋升看成追求的目标，不再把工作当作谋生的工具和精神上有一种组织性的归属感，而且不再情愿被动地听命于人，而是追求创造的快乐，具有创新的欲望。既然企业中的权威已不再是内部的老板和上级，而是企业以外的顾客，因此他们的职责就是要通过不懈努力，满足顾客的需要，甚至创造顾客未知的需求。正因如此，他们最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和鲜活的创造力。因而在重新构建的企业文化中，人的价值和企业的价值是同步的，即：其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权利，在于工作本身带来的满足而不在于等级。在开放的机会中，人们对于级别、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和能力将构成企业新的价值基础。这种企业的价值观，先于社会和政治，打破了受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社会文化，它给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带来意味深长的启示：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和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的影响，我们的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摒弃了以往的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而是努力适应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为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保驾护航，做好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政府的价值也不在仅限于权利的行使，而在于如何让通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创新，建立起一个高效运转、经济发达、社会进步、人民安泰的富强、公正、美好的社会。
（二）企业团队管理方式重新界定了社会中人际关系。
新经济时代下的企业文化，新的权威不再是企业内的等级、身份、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外部的顾客需求，企业所面临的是不断的创新和剧烈的变化及激烈的竞争，因而，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乃至组织形式上，也大大不同于传统的管理方式，而是特别强调团队管理和团队精神。人与人之间是各尽所长、团结、协作共同完成任务的这种团队关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不再遵从等级制因而也是一种使每一个人各尽其长，自由发展，共同奋斗的团队管理。新的企业理论中，团队管理就是建立在以顾客为导向价值观基础上的，团队的每一个成员不管承担着怎样的分工，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满足顾客的需要，为了这一共同目标，团队的成员只有互相取长补短、通力协作、不断创新、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企业才能保持竞争力。这种团队管理方式打破了过去，人与人之间指挥与被指挥、命令与被命令、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通过对知识的汲取，增加自身的创造力以适应新经济时代下瞬息万变的内外部环境，从而改变了凡事听命于上级听从指挥的传统观念，改变了过去等级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企业文化作用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模式
企业文化作用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模式有两种：一是通过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管理方法、员工活动、工作状态、精神面貌、规章制度、等文化内容直接作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二是企业通过提品、服务、广告、品牌、口号、场歌等来塑造企业形象，从中体现企业文化，进而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对其产生作用。
四、企业文化如何作用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对策
（一）企业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应该使企业上下认识了解企业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教育引导企业职工树立社会责任观，使他们懂得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也是一个生产、销售、传播文化的组织，企业行为和企业文化会对社会及其文化造成重大的影响，对社会精神文明起着重要作用。企业文化不只是企业管理的一种手段、方法，也是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因而，企业人员在提品及其服务时，在生产过程中，要树立文化自律意识，要关注文化后果。企业意识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除了追求利润这一目标外更应该服务社会、回报社会。企业不但要承担经济角色，也要扮演好社会良知代言人的角色。
（二）宣传企业的文化形象。
企业应通过新闻媒体将企业文化活动展现给社会各界，最大范围地争取公众的了解、信赖和支持，在社会公众中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使社会公众热情的拥护企业文化，主动接受企业文化所带来的正能量，并融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去。
（三）加大企业物质文化的投入。
物质文化是一种表层文化，但它具有可感性、直观性，它直接的向社会传达了企业精神、价值观等，它在传播企业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企业要为了更有效的向社会传达企业文化的促进作用，首先应该提高产品质量，以优异的产品回报社会，产品是企业文化的象征和载体，其次注重企业环境质量，良好的企业物质环境给员工带来愉悦，安全、审美的感受，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要，而且企业的物质环境能够直接反映出企业的管理风格，价值标准，审美观念等文化素质，它们本身不仅是企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传播和创造者人类文明。总之，企业物质文化对传播企业文化以影响社会主义文化是很重要的，所以企业要加大企业物质文化的投入。
（四）注重企业文化创新。
当今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创新的时代，企业必须不断进行文化更新，才能顺应社会文化潮流，才能回应社会的挑战，才能在激烈的经济竞争，文化竞争中立足不败之地。企业要对社会文化作出积极贡献，就必须根据社会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的大趋势而进行企业文化创新，不断创新具有前瞻性的企业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才有更大作用价值。
本文系延安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作者：段雅红，延安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市场营销；卢东宁，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市场营销，企业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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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输液速度；乳酸左氧氟沙星；血管不良反应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6465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6-3193-01
乳酸左氧氟沙星是一种白色或者淡黄色的粉末，抗菌力要明显强于氧氟沙星[1]，对大肠埃希菌、克雷白菌属、沙门氏菌属等都有良好的抗菌效果，但是对厌氧菌效果不够理想。尽管乳酸左氧氟沙星临床抗菌效果良好，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不良反应，会导致患者局部皮肤发红、瘙痒[2]等情况，并且随着滴速的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也越高，现笔者将输液速度对皮肤血管不良反应的影响整理总结，具体分析如下。
1 合理输液速度的必要性
输液反应是输液疗法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其中静脉输液速度不合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会对潜在的不良反应起到加重和诱发的作用。当输注速度过快时可在短时间内使循环血容量急剧增加，从而加重心脏负担，引起心力衰竭和急性肺水肿[3]，特别是抵抗力比较差的人群如婴幼儿、中老年人、体质虚弱者、心力衰竭的患者比常人更易发生不良反应，严重者可导致生命危险。输液速度过快，还可导致药物的血药浓度升高过快以至于超过安全范围产生毒性作用，特别是一些毒性作用大的药物。而当输注速度过慢，血药浓度低于应有的治疗浓度[4]，其治疗效果要明显降低，延长患者的治疗时间和加重经济压力。
2 输液速度控制因素
21 患者因素 老年患者基础疾病较多，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肾慢性疾病，婴幼儿则发育不够成熟，身体抵抗力差，这两种人群在快速输液的情况下，会对心脏造成较大压力，极易发生循环负荷过重[5]，故输液速度宜慢。体表面积较大的患者，所需要的液体量和营养物质也就越多，因此适当的加快输液速度是无妨的。一般情况下，成年人输液速度常在50滴/分钟[6]，中老年及体质较弱的患者滴速控制在20-30滴左右，以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不良反应。
22 注射液因素 不同性质、种类的注射液在静脉滴注时对滴速的要求也不同，一些刺激性较强的药物要适当放缓滴速，如乳酸左氧氟沙星，该药通过长期的临床应用发现，若在较快的滴速下容易产生局部皮肤红肿、瘙痒的情况，故要将滴速控制在每分钟30滴以内为宜，这样既能保证一定的速度[4]，又不易引起不良反应。另外有一些抗生素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输液完成，因此时间过长后会降低抗生素的效价[7-9]，从而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23 其他因素 在实际输液过程中会有很多细节问题从而对输液速度造成影响如注射液的外渗、输液管发生扭曲[10]、穿刺针的角度及粗细、病人低血压等，这些因素都会对输液速度有一定的影响。
3 乳酸左氧氟沙星静脉滴注情况
31 输液速度对静脉滴注的影响 乳酸左氧氟沙星在静脉滴注时如果滴速过快患者容易产生不良反应，如局部皮肤红肿、瘙痒感等，严重时会出现条索状的红肿，所以临床使用时要尽量控制滴速，以100ml生理盐水为例，其滴速一般控制在20-30滴每分钟为宜，最大不能超过33滴每分钟[11]。有研究显示，在使用乳酸左氧氟沙星静脉滴注时由于滴速过快导致静脉炎的发生。医护人员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也观察到，患者在静滴乳酸左氧氟沙星产生口干、局部皮肤发红、瘙痒后降低其滴速，不良反应症状消失明显。尽管适当降低乳酸左氧氟沙星的输液速度，但是却能有效降低或避免皮肤血管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通过两者综合考虑后笔者认为还是应当牺牲输液速度换取安全的输液环境。
32 在静脉滴注时的常规护理 由于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在静脉滴注时较高的不良反应，所以作为护理人员一定要密切观察，控制好滴速，并在设置好滴速时做记录，一旦患者出现不适，要及时降低滴速并告知医生，有些患者及家属为了控制时间会擅自加快滴速[12]，因此需要护理人员密切的观察和耐心，告知患者不可随意调节静脉滴注速度，容易导致不良反应的发生。在静脉滴注时需要选择较粗的静脉血管，这样比较容易耐受，即便滴速过快时，也不易出现不良反应。护士早患者输液后15分钟内对穿刺的部位进行观察，查看是否有红肿、瘙痒等情况，对于没有家属陪同的输液患者及老年患者最好专门配备一名护理人员全程护理，以防出现不良反应不能及时处理。
33 体会 一般临床认为滴速控制在每分钟30滴以下时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较小，即便出现其程度也较轻，及时的处理后症状亦容易消失，在超过33滴每分钟后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患者及家属不能随意调节滴速，在无家属陪同情况下，要发挥患者的主动性，一旦出现不适要自行告知医护人员，不必等到护理人员询问时才告知。滴注的控制减少了皮肤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也一定程度增强了医护人员的责任心和耐心，为促进医患关系和谐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乳酸左氧氟沙星作为一种常用的抗生素，由于在较快输液速度下容易出现皮肤血管不良反应，所以要适当降低输液速度，护理人员加强对患者的护理，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不适等症状，从而保证输液过程中患者的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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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的著作范文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8-177-02
洗钱犯罪手段近年来呈现出隐蔽性、专业性及复杂性等特点，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助长社会腐败，影响经济发展。反洗钱工作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打击洗钱犯罪的主要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应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强化风险为本理念下的反洗钱措施。基层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反洗钱工作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有效识别、防范和化解洗钱犯罪风险，对反洗钱工作水平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一、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商业银行内部反洗钱内控机制不健全。《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要求商业银行须建立健全反洗钱内控机制，设置反洗钱职能部门，但多存在部门分工不够合理，与其他业务部门责任不够明确等不足，多依赖于系统数据筛选，主动化解风险能力欠缺，基层商业银行缺少完善的反洗钱操作流程及实施细则，具体工作多由柜台职员兼任，反洗钱工作专业技能及风险防范能力不足，加上私人银行、电子银行、贸易与商品融资、理财、资产托管等新业务的增加，降低洗钱难度的同时，使得客户信息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更难以把握，客户经理对私人银行客户的个性化、专业化、全方位的服务，增加了合谋洗钱的风险对疑似洗钱交易的判断、分析、报告无章可循或不够规范，难以进行有效的风险防控。
2.商业银行专业化反洗钱人才缺乏，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偏低。反洗钱工作对专业技术水平有较高要求，从业人员需掌握金融、会计、法律等多方面知识，熟知操作流程。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人员缺乏专业的反洗钱工作培训，对可能涉及洗钱的客户辨别力不够，对可疑现象处理能力明显不足，加上反洗钱工作由柜台人员兼任，其业绩考核主要为存款任务完成情况，需核实的账户数量繁多，对客户身份核查、信息登记保存、风险等级划分、交易记录保存、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等环节操作难以合规,反洗钱工作要求很难完全落实。
3.基层商业银行对反洗钱重视不够，缺乏工作主动性。部分基层商业银行人员对反洗钱工作认识不足，认为是人民银行和上级部门下压的任务，缺乏洗钱犯罪防范意识，对开展反洗钱工作敷衍了事、走形式，加之目前银行网点多、竞争压力大，存在“以业绩定考核”倾向，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时对资金来源、背景、交易情况核实不足，放任了疑似的洗钱犯罪排查、报告，即便出现了大额、可疑交易也不会按要求例行审核、报告，放松了洗钱犯罪行为。
4.银行之间资金情况横向监测能力弱，综合治理能力差。商业银行内部对客户间大额、可疑交易已可达到纵向有效监控，出现问题能及时调查、处理，但与人民银行及其他商业银行之间横向资金监测系统尚未能实时监控，一旦洗钱资金转移他行，则无法做到有效追踪监控，对多个银行间、多头开户洗钱犯罪难以跟踪监测。反洗钱工作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需商业银行、公安、检察、法院、税务、工商部门联合治理，目前相关部门有效衔接较少，直接影响工作的开展及效果。
二、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的对策
1.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反洗钱机构设置及制度，完善洗钱风险评估、控制、内审、宣传培训等机制。反洗钱工作仅依靠柜台人员远远不够，商业银行应辩证看待反洗钱工作和银行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自身评估、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强化对工作流程的管控，提高执行风险控制机制的内生动力，在新业务开展之前评估其洗钱风险，明晰风险点并制定防控措施，强化岗位职责，明确责任和义务，严格操作细则及流程，针对洗钱交易的特点分析其特征、规律及演化趋势，不断优化可疑交易监测及管控与方法，对大额、可疑交易严格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在人民银行的监督、指导和有效支持下，与其他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达到对洗钱犯罪活动的有效监管。
2.强化思想意识，提高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基层商业银行为反洗钱工作的前沿阵地，应充分认识洗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到专业人员负责，明确分工，确保“工作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科学评估洗钱风险及关联因素，及时调整、评定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的大额及可疑交易及时报告制度及报告流程。重视柜台人员反洗钱第一关口，对其实行激励约束机制，将反洗钱工作与其绩效考核直接关联，转变只惩不奖的现状，规范记录客户名称、住址、身份信息，对金额较大、交易金额固定且对手集中者进行重点监测，对疑点账户及时预警，并制定合理考核方案予以奖惩。
3.强化反洗钱专业人员业务素质培训，加强对反洗钱犯罪的宣传。洗钱犯罪行为越来越呈现出隐蔽性、多样化、专业化的特点，对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工作人员须不断提高业务素质水平，熟练掌握相关制度、操作流程及业务技能，与时俱进地更新反洗钱的知识与观念，设定可疑交易报告识别、客户风险等级确定、风险预警处理的最低限度管理要求，着力提高柜台人员对大额交易、可疑交易的风险辨识能力，强化身份识别、尽职调查等环节，针对洗钱特征采取防控措施，同时加强对反洗钱犯罪的宣传，注重银行员工的思想道德教育，避免工作人员参与洗钱犯罪活动现象发生，提升反洗钱自主管控水平。
4.应用信息共享平台，协助做好反洗钱工作的综合治理。在人民银行指导下的商业银行反洗钱信息共享是控制洗钱风险的必要条件，可有效促进金融机构间的反洗钱信息交流，有助于基层商业银行识别军警证、护照等身份证件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对公客户证件，定期联网核查评估分析金融产品洗钱风险及风险点，及时发现资金异常和可疑交易，并做好信息数据的统计，确保本机构反洗钱监控系统与核心业务系统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的一致性，协助司法部门调查，提高反洗钱监控系统的应用效率。
反洗钱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犯罪手法多变、工作数据量大、可疑交易人工识别困难等因素，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应注重风险为本理念，不断提升反洗钱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明确责任，优化流程，结合数据信息处理技术，提升可疑交易识别能力与报告质量，有效防范洗钱风险的发生，维护正常金融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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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符宏宇,浅议基层农行反洗钱工作风险及防范对策[J].经济师，2015(3)
范晔的著作范文5
一、派驻纪检组长机制的形成过程
长钢公司过去由于体制机制和管理存在的弊端，在招投标、采购、销售、质量检验等环节，长期存在管理的高风险，特别是物资采购，多家单位有自主采购决定权，招投标存在走过场、流形式，采购价格严重偏离市场价格轨道，极少数业务处置权人员存在职业道德较差，品行不端，吃里扒外等侵害企业利益行为，违纪违法案件一度处于高发期。
2009年长钢公司加盟首钢集团后，党政主要领导针对高风险防范单位，因势利导创新实践，加强了廉洁风险防控。
在监督执纪工作上结合企业实际，推行了具有长钢公司特色的派驻纪检组长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干部和有业务处置权人员的近距离监督。在强化纪检监察职能，创新工作机制上，迈出了一个新的重要步伐。
在推行派驻纪检组长工作机制的探索实践中，长钢公司党委先后制定试行、充实完善了《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派驻纪检组长管理办法》，形成了派驻纪检组长制度体系，明确规定了派驻纪检组长的工作原则、人员选拔管理、任职资格、工作职责、考核任免等内容。
三、派驻纪检组长机制的实践成效
长钢公司派驻纪检组长以来，协助驻在单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使“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
（一）受理查处问题线索，建立廉政微信平台
2016年3月正式派驻采购中心、销售中心纪检组长后，当即在营销楼设立了举报信箱，短时间就受理了2起举报问题线索，很快得到了查实和处理。其中举报采购中心某职工私自占用一台电焊机等物品长期不还，企图与公司解除合同后据为己有，查实后追缴回了电焊机，并给驻在单位下达了整改建议书，考核了相关负责人。
2017年3月，对易发廉洁风险管控的废钢采购环节上，针对废钢品种质量符合率一度不达合同要求的情况，派驻纪检组长主动出击深入查找风险管控线索，先后组织采购中心、质量监督站和废钢供户等单位，召开废钢采购协调会、诚信经营座谈会，明确规定对废钢符合率不达合同要求，再降一级的结算考核，制定了废钢检验现场警示通告牌和公开举报电话牌，并要求供户写出《廉洁承诺书》。当年累计降判4300余吨，降判扣罚累计金额400余万元。在派驻监督过程中，还为驻在单位建立了党风廉政建设微信平台，经常性的在微信平台上提醒教育大家遵纪守法、廉洁从业。目前长钢公司所属单位建立微信廉政平台全覆盖，廉政警示教育常抓不懈。
（二）从制度抓起，源头监督，促风险防范
在制度建设上，首先从公司纪委制度建设抓起，先后修订完善了《派驻纪检组长履行职责工作规则》、《监督执纪问责操作规则》等纪检监察工作制度19个，为公司各单位抓制度体系建设带了头，目前公司各单位制度建设已形成了闭环。如2017年7月，派驻质量监督站纪检组长，协助该单位抓制度建设的同时，监督协助该单位撤销了派驻山东日照港口的检化验室，监督拉运回来了检化验设备，该单位不仅精简了检化验机构，同时减少了人员，理顺了业务流程，而且撤销驻港化验室后，每年为公司节约费用20余万元。
（三）抓廉洁风险防范，关键岗位实行调岗、轮岗
长钢公司党委针对廉洁风险易发腐败问题的单位实行调岗、轮岗制度。2017年9月，首次对采购、销售工作时间超过6年的2名副处长进行了岗位调整。截止2019年底，有20余人工作年限超过6年以上的副处级干部进行了调岗。2019初，针对存在廉洁风险苗头性问题的煤焦检化验岗位28人，在公司范围内进行了轮岗，从各单位挑选出思想品德好、工作敬业的优秀党员、先进职工，经过短期培训后从事检化验岗位。这些做法使廉洁风险防控得到了很好的预防。
（四）派驻关口前移，延伸监督机制
为使监督执纪工作进一步引深和覆盖，2017年9月，对财务、采购业务相对独立的瑞昌水泥公司和附属企业公司，两个子公司选派了纪检组长，加强对财务、采购等业务操作流程的监督检查，监督协助抓制度建设和制度的执行力，规范权力运行及操作流程。派驻后发现这两个单位存在制度不完善、潜在风险隐患等问题，先后协助驻在单位领导班子从制度建设抓起，协助督促指导制定完善相关制度，使驻在单位经营管理工作逐步形成制度化、业务操作规范化。
2019年6月，长钢公司针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食堂管理、蔬菜贸易市场管理及收费、公有房屋租赁等服务性单位---后勤服务中心派驻了纪检组长，派驻后牵头与8个相关专业部门组成工作小组，监督指导后勤服务中心完善制度，规范业务流程，重点对经营管理的24项制度进行了审核把关，提出了20余条修改建议。目前，该服务中心市场管理秩序有了较大改观，各项收费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赢得了广大职工家属较高的满意度。
（五）加大执纪审查力度，震慑违纪违规行为
在派驻工作实践中，派驻纪检组长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采取提出整改建议、提醒谈话、警示教育、纪律审查等方式查堵隐患、防患未然，发挥了较强的专业工作能力和主观能动作用。
2016年至今，5年多来累计审查调查涉及7个派驻单位问题线索20余件，其中给予党纪处分4人，问责考核30余人，发现管理漏洞20余项，下达纪检监察整改建议书22余份，累计提出整改建议60余条。这些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和执纪问责，使高风险防范单位各项管理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从开展的工作看，对派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长钢公司派驻纪检组长的实践经验得到了集团公司充分肯定，在集团公司和首钢钢铁板块纪检监察系统会议上进行了交流，部分兄弟单位前来学习借鉴经验，为企业经营生产创造了风清气正的经营环境。2016年至今，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指标名列行业前茅，实现经济效益逐年持续增长，2017年-2020年四年累计实现利润20多亿元。在岗职工人均收入逐年大幅增长，由2016年人均年收入4.7万元增长至2020年人均年收入9.2万元。长钢公司为高风险单位派驻纪检组长的做法，不仅推进了关键单位以经营生产为中心落实主体责任，而且发挥了公司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很好的预防了违规、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供了坚强的监督保障作用。
四、派驻纪检组长工作机制的完善对策
范晔的著作范文6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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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分见《晋书》各本传。
[4]《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19]《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21]《陆士龙文集》卷8
[22]《魏书》卷62《李彪传》。[23]《史通·模拟篇》
[2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宋书》卷69《范晔传》
[26]《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后汉纪》序
[3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颜氏家训·勉学篇》
[33]《梁书》卷49《庾肩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