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范文1
[关键词]甘州宝卷;俗文学;民间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0-0068-08
一、宝卷的发展
宝卷又名宝传。据专家研究,宝卷的源头是唐、五代俗讲“讲唱经文”及佛经故事的变文。原兰州大学教授段平认为:“宝卷和变文的关系是直承的,而内容上还贯穿着一条宗教的线索。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排成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佛经―俗讲―变文―宝卷。”
宝卷是变文的嫡传,是从佛教的俗讲发展来的。在唐代,由于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佛教盛行于河西,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讲经的僧侣,他们把深奥的经义通俗化,这就是俗讲。后来俗讲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叫作变文。
唐代变文是当时的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它是在僧侣“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唐代早期的变文是以讲经的形式和民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佛经神变故事的。首先出现于佛寺禅门,是把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僧人为了使深奥的佛理经义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于是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由专门讲唱故事的俗讲僧来讲唱。到了中晚唐时期,在长安城内的许多寺庙里经常进行俗讲,盛况空前。在河西走廊地区,也开始出现俗讲僧、俗讲居士,他们承担着弘法的重任。但唐代以后,这种俗讲人又曾大拖佛教后腿,这种俗讲变文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离经叛道,非宗教的现实内容日益增多。除俗讲僧外,当时还出现了以讲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又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变文,大大增加了变文的民间性、故事性和现实性。同时,讲唱场地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一起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了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这些民间娱乐场所也吸引着王公贵胄、秀才士子,变文这种说唱文学的影响非常广泛。变文在讲唱时还配有同变文内容相匹配、形象生动的图画。某些敦煌变文写本还题有“平”、“侧”、“断金”等字,是标注此处在演唱时要用“平调”、“侧调”或“断金调”。音乐、画图和讲唱相互配合,更加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变文就成为了一种向综合性艺术过渡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流行于宋代的变文,题材多是宣扬修福劝善、因果报应的佛教故事。当变文在宋初被皇家明令禁止之后,寺院里再也不能讲故事了,于是和尚们便寻找讲场,进行说经、说译经、说参请等, 变文经过进一步发展,成为宝卷。
宝卷在明、清两代大量产生,盛行于中国的许多地方,宗教类宝卷最多,这些宗教类宝卷反映着多教信仰的杂家思想,包括儒、释、道三教的经典理义。以佛家的因果报应为主,并含有儒家的君臣父子观点以及道家的长生不老观点。
对于河西地区念卷和宝卷的来源,1990年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明代宣卷》一文中曾提及:“大约在明末清初,宣卷随着民间宗教传人甘肃,并成为当地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念卷。‘山高皇帝远’,清政府查办各地民间宗教,河西走廊的偏远农村乃为避风港,直至现代,酒泉武威乃至被沙漠戈壁包围的敦煌县,仍有念卷活动的存在。”明代,民间宗教宝卷何时传人甘肃地区,现在尚未查到直接的记载,只能依据有关资料来推论。上世纪30年代初,在宁夏发现了抄本《销释真空宝卷》,据说它是同宋元刻的藏经同时发现,当时曾被误认为是宋元抄本。后经专家考证,这部宝卷是经过今甘肃东部传入宁夏的,由此推论罗教同时传入甘肃地区,带入的还有宣卷和宝卷。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刊于张掖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刻印本,讲述仙姑修行、得道、建桥、显灵、惩恶扬善等事迹。这部宝卷由金城人谢座编著,施刊者是振武将军孙思克。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由甘肃人编写、讲述甘肃故事并在甘肃刻印的宝卷,也是由张掖陈清书写、甘州人韩文参与刻字的宝卷,在卷末刻有:
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吉日,板桥仙姑庙主持经守卷板
太子少保振武将军孙 施刊
吏部侯诊同知金城谢座 编辑
将军府篆书张掖陈清 书写
刻字
凉州 罗友义 王璋
福建 颜顺贵
甘州 韩文
清代中叶以后,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激起了农民起义运动,一些起义领袖大都利用宗教作为掩护,以讲经传道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队伍。统治阶级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火焰,一方面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把富有号召力的民间宝卷列为查抄、究办之列,把宝卷视为“妖书”、“邪经”、“逆书”。
在甘州流传的宝卷中,属于近现代民间教团的宝卷数量不多,大量是民间传抄的宝卷,在这类宝卷中也可找到历史上民间宗教的积淀。如在甘州区花寨乡发现的民国三十年(1941)代登科手抄的《仙姑宝卷》,已残缺不全,仅存12品。由于所述的是张掖民众敬仰的“娘娘”和熟悉的传说,所以,历经250多年后此卷仍被传抄。
河西地区民间传抄宝卷和念卷活动是集信仰、教化、娱乐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由于历史上它同民间宗教的关系密切,所以,至今这一地区正统的佛教和道教徒都不承认它是佛教或道教的宗教活动。
尽管人们对宝卷这一民间艺术偏爱有加,但是长期以来民间宝卷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或者被认为是宣扬封建迷信的毒草而遭到非难,在期间几乎被挖苗断根,遭受了严重的劫难。
为什么河西宝卷和念卷能够存在和发展?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诸多观点:一是河西地区的民间宗教躲过了清政府的镇压,民众对于依附于民间宗教活动的念卷没有了恐惧感,而这种以拜佛和劝善面目出现的活动,满足了民众信仰和教化的需求,易于为民众接受。二是河西地区广大农村的文艺活动极其贫乏,人民群众经济贫困,难以供养外来的戏曲、曲艺班社,念卷这种简便的说唱文艺在民间易于普及。作为善行功德,一些识字的人也乐于抄传和编写宝卷。这样以来,念卷和宝卷便在河西地区发展起来,成为地域性的民俗文化活动。
二、宝卷的内容
一部宝卷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篇幅一般都比较长,也有一些短小精悍。内容大多是宣扬儒、释、道思想,有一大部分是写非宗教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和戏曲故事,也有惩恶扬善、忠孝仁爱等题材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老百姓熟悉的,故事情节曲折感人、扣人心弦。
现在甘州区民间保存的宝卷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大约有100多种。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反映佛教、道教内容,也是最基本的一类。如《观音宝卷》、《目连三世宝卷》、《何仙姑宝卷》、《还乡宝卷》、《唐王游地狱宝卷》、《贫和尚出家宝卷》等。
第二,反映社会生活。如《烙碗记宝卷》、《丁郎寻父宝卷》、《女忠孝宝卷》、《金凤凰宝卷》、《胡玉翠骗婚宝卷》等。这类宝卷数量很多,质量也好。
第三,来自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如《天仙配宝卷》、《孟姜女哭长城宝卷》、《神湘子劈山救母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绣红罗宝卷》、《方四姐宝卷》等。这类宝卷基本上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改编的,神话色彩很浓,听起来委婉有趣,感染力很强。
第四,表达历史人物传奇。如《武松杀嫂宝卷》、《薛仁贵征东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包公错断闫查三宝卷》、《罗通扫北宝卷》等。
第五,讲述寓言和童话故事。如《老鼠宝卷》、《小莺鸽吊孝宝卷》、《义犬救主宝卷》、《乌鸦宝卷》等。
宝卷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实际社会生活,寄托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寓教于乐,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之中,百代流传,经久不衰。有的反映了传承孝道思想的愿望,有的反映了民众对清廉政治的期盼,有的反映了对妇女优良品质的赞赏,有的反映了对男女青年追求爱情的自由和忠贞不渝。据调查,在甘州区流传的宝卷有《丁郎寻父宝卷》、《二度梅宝卷》(又叫《陈杏元小姐和北番宝》)、《八件衣宝卷》、《三搜索府宝卷》、《三神姑下凡宝卷》、《小儿祭财神宝卷》、《小莺鸽吊孝宝卷》、《女忠孝宝卷》、《义犬救主宝卷》、《方四姐宝卷》(又叫《于郎宝卷》)、《天仙配宝卷》、《王敦造反宝卷》、《火焰驹宝卷》、《仁义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白马宝卷》、《白虎宝卷》、《白长生逃难宝卷》、《白蛇传宝卷》、《仙姑宝卷》(又叫《香姑宝卷》)、《乌鸦宝卷》、《包公错断闫查三宝卷》、《刘全进瓜宝卷》、《汗衫宝卷》、《百花宝卷》、《如意宝卷》、《回文宝卷》、《老鼠宝卷》、《伍子胥过昭关宝卷》、《合家宝卷》、《秀英宝卷》、《绣红罗宝卷》、《红灯记宝卷》、《观音宝卷》、《阴阳宝卷》、《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杨金花夺印宝卷》、《李三娘宝卷》、《孝亲宝卷》、《花灯宝卷》、《何文秀宝卷》、《何香姑宝卷》、《牡丹宝卷》、《佛说开宗宝卷》、《吴彦能摆灯宝卷》、《男忠孝宝卷》、《还乡宝卷》、《灶君宝卷》、《张浩求子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张彦休妻宝卷》(又叫《白玉楼宝卷》《苦节图宝卷》)、《张聪还魂宝卷》、《张廷秀逃生救父宝卷》、《张三告状宝卷》、《张青贵救母宝卷》、《武松杀嫂宝卷》、《罗通扫北宝卷》、《呼延庆打擂宝卷》、《呼家大上坟宝卷》、《狸猫换太子宝卷》、《贫和尚出家宝卷》、《和家论宝卷》、《金镯玉环宝卷》、《金凤凰宝卷》、《岳飞宝卷》(又叫《精忠宝卷》)、《孟姜女哭长城宝卷》、《神湘子劈山救母宝卷》、《洗衣记宝卷》、《施公宝卷》、《胡玉翠骗婚宝卷》、《赵五娘寻夫宝卷》、《昭君出塞宝卷》、《昧心宝卷》、《侯美英反朝宝卷》、《高兰休妻宝卷》、《烙碗记宝卷》(又叫《大抢板宝卷》)、《唐王游地狱宝卷》、《继母狠宝卷》、《绣红灯宝卷》(又叫《绣龙灯宝卷》)、《旋风告状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黄马宝卷》、《黄氏女宝卷》、《曹三成杀回郎奉母宝卷》、《救劫宝卷》、《湘子度林英宝卷》、《葵花宝卷》、《黑骡子告状宝卷》、《紫荆宝卷》、《骷髅记宝卷》、《熊子贵休妻宝卷》、《樊梨花征西宝卷》、《鹦哥宝卷》、《蜜蜂记宝卷》、《薛刚反唐宝卷》、《薛仁贵征东宝卷》(又叫《薛礼征东宝卷》)、《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宝卷》、《乾隆游国宝卷》、《乾隆私访白却寺宝卷》、《乾隆宝卷》等100多部。
三、宝卷的结构
宝卷的基本形式是韵散结合,特点是说一阵唱一段,既省力又好听。宝卷的卷首一般都是定场诗,有的是开场词,有的是劝世歌。宝卷的开头格式大部分是:
××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
天龙八部生欢喜,保佑大众永无灾。
有的宝卷开头也有自己的特色,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如《花灯宝卷》在固定格式前面就加有定场诗:
池塘水满今朝雨,雨落庭前昨夜风。
今日不知明日事,人争闲事一场空。
又如《侯美英反朝宝卷》的开头既有劝化的内容,又有接听宝卷的要求:
正月新春好时光,大家听我把卷念。
信男善女细心听,不可当作耳边风。
若有哪位不愿听,劝你及早回家睡。
安静听卷不喧唤,接声一定要宏亮。
因果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
天龙八部生欢喜,保佑大众永无灾。
又如《张聪还魂宝卷》的开头不但有劝化的内容,接听宝卷的要求,还加上了不同的人听了这部宝卷的效果等:
还魂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
天龙八部生欢喜,保佑大众永无灾。
众位男女都上炕,儿童小孩莫吵嚷。
男女大众都接声,天长日久不害病。
听了宝卷有精神,为人莫做坏事情。
要存良心莫害人,洗耳恭听卷内情。
男子听了还魂卷,身体健康天赐福。
女人听了还魂卷,神灵保佑生贵子。
老人听了还魂卷,寿禄能增八十七。
中年听了还魂卷,弟兄和睦不分居。
幼年听了还魂卷,每日高堂孝父母。
闲话且不表,再表卷内情。
做事行公道,死而又复生。
宝卷开局唱词内容为:点明宝卷名称;宣扬佛教弃恶扬善、因果报应主旨,规劝人们认真聆听宝卷内容,从中吸取教益,多多行善积德。
宝卷的散说部分也就是白话部分,以“却说”开头,是念卷人为了交待时间地点、铺叙人物关系、叙述故事情节而采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如《小莺鸽吊孝宝卷》的开头散说部分如下:
却说,开天辟地有一段故事,出在宋朝仁宗年间,在仙果寺沙柳树上有一对黄莺,它俩来来往往,千辛万苦地育成了八鸽儿、野鸽子和小莺鸽三个儿女,每日里打食渡水喂养。一日,公莺外出打食没回,自此,公莺杳无音信。母莺在家身患重病,忍痛打食渡水,喂养儿童。一方面盼公莺回来夫妻团圆,另一方面还要抚养小莺长大,很是辛苦。
在一段散说结束时,一般用“正是(真是)”过渡到韵文。就散说与韵文部分的比重来说,韵文多于散说。韵文部分一般是重复散说部分的故事情节,是为了寄寓善恶褒贬,推进故事情节发展,抒发爱憎情绪,烘托渲染气氛的,是“吟”或“唱”的。韵文句式有十三字句、十字句、七字句、五字句、四字句。句式以十字句最多,七字句次之,其次是五字句、四字句,句子有一定的平仄韵律。句数长者可达几十句,短者只有两句。如《武松杀嫂宝卷》中有一段十字句的韵文句式:
武大郎,武二郎,兄弟二人;
父母亲,都去世,孤苦伶仃。
吃和穿,花和用,全靠个人;
白日里,没饱饭,夜晚受冻。
兄弟俩,好伤心,眼泪不干;
叫爹爹,喊妈妈,天地不应。
饥一顿,饱一顿,凑合度日;
就这样,度过了,数年光景。
兄爱弟,弟爱兄,互敬互让;
兄弟俩,心相印,传为佳话。
武大郎,卖炊饼,维持生计;
武二郎,学武艺,十分用心。
不觉得,又过了,两年之整;
武大郎,二十三,年龄不轻。
武二郎,二十一,武艺高强;
性格直,动不动,就要打人。
有一天,抱不平,打下一人;
他以为,人已死,出门逃跑。
那官府,来捉人,武大去顶;
岂不知,那原告,没把命丧。
武大郎,被释放,回到家中;
仍上街,卖炊饼,维持光阴。
武二郎,逃出门,杳无音信;
武大郎,常思念,心中不安。
暂不说,武家的,兄弟两人;
再表那,姓张的,财主之人。
清河县,一财东,名叫张伦;
他家中,侍女多,人人知闻。
侍女中,有一人,小名英英;
她就是,潘金莲,面相美容。
潘金莲,生得俏,长得聪明;
五端身,柳叶眉,樱桃小嘴。
那张伦,暗地里,要缠她身;
准备着,要娶她,作个二房。
同时,这部宝卷中又有七字句的韵文,如:
王婆开言把话讲,武家大嫂细听言。
门庆大人太有钱,中药店铺遍全县。
有钱有势有威望,家有瓦房数百间。
为人忠厚长得帅,满城男女人人爱。
金莲听了不开腔,只是一笑心暗想。
我今嫁给武大郎,真是叫奴受熬煎。
如果嫁给这个汉,不亏在世活一场。
在散说过渡到韵文中间,常常有“正是(真是)”引起的感叹诗,如《罗通扫北宝卷》中有一段感叹诗:
梅氏夫人金节亡,敬德宝林泪悲伤。
众将为此都感动,迎接天子来进关。
这些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句式,句数一般情况下都是四句,最少是两句。
宝卷一般用韵文结尾,结尾韵文有的概括全篇主题,有的宣扬听卷的好处,一般都是劝善诗,如《胡玉翠骗婚宝卷》的结尾是:
这本新卷已念完,莫当闲言耳边风。
奉劝在座众男女,为人在世要懂礼。
口是心非不为人,人面兽心不合情。
说的多了没人听,众位下炕回家中。
主人今晚没消停,装烟倒茶费了心。
客人走了主人闲,明日早晨早起床。
有的宝卷结尾也会加上创作者的相关情况,如《武松杀嫂宝卷》的结尾是:
武松卷,已念完,到此结束;
众乡亲,听完卷,有何感想。
为人的,做好事,善有善报;
心不良,做坏事,遗臭万年。
这本卷,宋文轩,编写两月;
是根据,水浒传,评书改编。
宋文轩,甘州人,廿里堡乡;
家住在,十号村,六社农民。
常评书,常念卷,民间艺人;
其事迹,已收入,曲艺志书。
四、宝卷的音乐
在念唱宝卷时,除了散说外,韵文部分都有一定的唱法,这些曲调有悲调有喜调,念卷人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故事情节灵活安排,临场发挥,这样赋予了念卷生动活泼的特点。
宝卷中常见的韵文一般是七字句和十字句两种句式,其念法各有不同,同样是七字句式、十字句式,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的念法也不尽相同。
在明代后期,念唱宝卷时一般都会用固定的曲牌,主要有“上小楼”、“浪淘沙”、“金字经”、“黄莺儿”、“驻云飞”、“傍妆台”、“哭五更”、“清江月”、“罗江怨”、“皂罗袍”、“耍孩儿”、“一剪梅”、“锁南枝”、“绵搭絮”、“画眉序”、“驻马听”、“一江风”等。后来,由于会唱这些曲牌的人越来越少,许多曲牌逐渐地被遗忘,很少使用。但也有一些曲牌被流传了下来,如“哭五更”、“浪淘沙”、“清江月”等。现在,甘州宝卷中 “哭五更”仍然作为主打曲牌,在多数的宝卷中使用,也是最能表达悲痛感情的曲牌。
宝卷的唱法灵活多样,同样字数的韵文,也会有不同的唱法,如在甘州区流传比较广的《贫和尚出家宝卷》,是目前见到的字数最少的宝卷,只有3000多字,唱法却很多,用到“浪淘沙”、“清江月”等多个曲牌。
在念唱宝卷时,有时也会加入一些民间小调,以增加吸引力,活跃气氛,如《方四姐宝卷》中的几个段落就用甘州小调《小寡妇上坟》来念唱。如《贫和尚出家宝卷》的结尾处,用到了甘州小调《十报恩》。有的宝卷还会加上甘州本地的劳动号子,以增加念卷人与听众的互动性,渲染气氛。如《丁郎寻父宝卷》中,有一部分是丁郎在领夯时诉说自己的身世,用的就是甘州人民非常熟悉的劳动号子《打庄墙》,领唱有力,接唱宏亮,富有气势,将打庄墙的场景展现了出来,使念卷现场如同打夯现场。
五、宝卷的传播
宝卷的传播方式分为文字传播和口头传播两种。
文字传播是用文字将宝卷内容记录下来,相互传抄、借阅、馈赠、保存,分为刻板印刷和手抄。
刻板印刷的宝卷有木刻本和石印本,现在能够见到的很少。刻板印刷的宝卷大都是捐资印刷,绝大多数是演释佛教、道教的经文,经费靠募化,是一种民间行为,体现积功行德。
手抄传播是宝卷传播并得以保存下来的最普遍的方式。在甘州区的广大农村,由于受佛教功德说的影响,人们就把抄、赠、藏宝卷当成了积功行德的自觉行动。农村群众普遍把手抄传播宝卷当成立言、立德、立品的标准,认为“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有的人认为“家藏一部卷,平安又吉祥”。于是把家藏宝卷视为镇宅之宝,进行“避邪驱妖”。有些人家还把宝卷贡在上房里,当作神圣之物来对待。许多人将抄好的宝卷除了自己珍藏、保存外,也作为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如果是不识字的人家要藏有宝卷,就会请有文化的人来抄宝卷,来实现 “家藏一宝卷”的目的。宝卷传抄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互借互换、竞相传抄。由于宝卷的种类很多,为了使自家藏有的宝卷数量最多,就得找到更多的宝卷来抄,要是想抄卷,就得向有卷的人去借,以“我有换我无”、“互惠互利”、“有借有还”为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借抄、传抄过程中,一些抄卷人对宝卷又一次进行了改编、再创作,对一些错误的地方又进行了校正,使宝卷内容不断丰富,这样就产生了相同内容、不同版本的宝卷。同样,抄写宝卷是普通老百姓参与的活动,只要识字的人,就会亲自来抄卷,这样一大批文化程度有限的老百姓抄的宝卷中,存在有通假字、错别字、自造字、错句子,以讹传讹是常有的事。如《天仙配宝卷》是在甘州流传很广的一部宝卷,主要人物叫董永,在甘州区流传的《天仙配宝卷》中,“董永”被错抄成“董文”、“董荣”。又如《包公错断闫查三宝卷》中的“闫查三”,有的则抄成“严查三”,有的抄成“颜查散”。《方四姐宝卷》中的“方四姐”,有的宝卷中抄成了“房四姐”,还有的宝卷中抄成了“樊四姐”等。同样内容的宝卷,在不同地方传抄的过程中,往往会加入当地的方言俚语,有时还会增加一些有当地特点的内容。就是同样内容、同样名称的宝卷,经过不同的地方人民的传抄,其语言风格、表述形式、表现手法等,都会呈现出地方特色。如甘州宝卷、民乐宝卷、临泽宝卷、酒泉宝卷、武威宝卷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出本地的包括方言在内的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在甘州宝卷中,方言是很常见的,有了这些方言的渗透,进而突出了甘州宝卷的地方特色。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现留存在甘州农村的宝卷有百余种,但最受甘州人民喜爱的、在甘州区最为流行传抄的只有40多种,大多数都是以传统的手抄本传承下来的。这些手抄本,有的抄在麻纸上,有的抄在白纸上,有的抄在旧账本子上,有的抄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有的抄在牛皮纸上;有用毛笔、钢笔抄写的,也有用铅笔、圆珠笔抄写的。甘州区的绝大部分宝卷是从外面流传进来的,然后再经一代一代地传抄,保存了下来。也有一部分是在传抄的过程中,甘州本地的人民进行了再创作,就是同样名称的宝卷,也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其内容和语言表达风格又有所不同。还有甘州当地的文人或民间艺人根据小说或民间故事自己创作的,如在20世纪50年代,二十里堡乡十号村的宋文轩就根据小说《二度梅》,改编创作了《二度梅宝卷》;70年代末,他又根据小说《水浒传》章节,改编创作了《武松杀嫂宝卷》,根据民间故事改编了《张浩求子宝卷》。这些宝卷也在甘州区广为传抄,充分说明甘州宝卷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传承了过去的宝卷,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的新宝卷,为繁荣和活跃当地的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有的宝卷,在题材内容上反映了发生在古甘州大地的故事,如《敕封平天仙姑宝卷》讲述的是黑河沿岸板桥一带的故事。又如《乾隆私访白却寺宝卷》,说的是清朝乾隆登基后,大臣刘同训奉旨出访西地,犒赏兵丁将士,体察民生。在途中,他明查暗访,查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在兰州杀了当朝驸马张星,在甘州杀了知县张年清、李颠东,在肃州杀了知县唐年,宝卷内容涉及甘州。也有当地宝卷爱好者根据地方风土人情、社会现象,创作了极富有地方特色的宝卷,如《胡玉翠骗婚宝卷》中讲述的故事情节,其内容取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甘州人民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现象。有的宝卷反映的是与甘州相邻地区的故事,如《救劫宝卷》反映的是武威大地震后人民逃难的情景,《罗通扫北宝卷》中多次提到与河西走廊紧邻的贺兰山。
口头传播是宝卷传播的主要形式,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习俗和民间说唱文化艺术,也是宝卷流传最基本的方式,俗称念卷、宣卷或唱卷,就是通过说唱形式来表达宝卷的内容。
念宝卷有别于其他民间文学艺术相对保守封闭的传承发展习俗,在表演形式和手法上兼收并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有民间说书说唱艺术的特征,又有戏曲和宗教诵经的印痕。通过不断的吸收和发展,其主要表现形式可概括为表和演,亦可概括为说和唱。表,即表述,就是用叙述和咏诵的办法述说复杂的故事情节,描绘场景,交待人物关系,抒发感情;通过咏颂诗词韵文,以提高文化品位,增强艺术效果。这方面的技巧讲究抑扬顿挫、起承转合,语速语调、音质音色要达到绘声绘色的效果。演,主要讲究的是表演者的唱功,手、头部和上肢的简单动作与面部表情。
甘州农村的念卷活动由来已久,什么时候兴起现无从考证。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人员调查资料显示:“在1964年,张掖的二十里堡就有人自发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念卷活动,一连几天,共念了30多种卷,参加者既有民间的念卷高手,还有中学生和乡村教师。”
念卷的地点在庙会、家庭院落中最多,时间大多选择在冬季农闲时候的晚上,白天也有,特别是在春节期间,除了大年三十夜不念卷,要祭祀祖先外,从正月初一夜到元宵节,念卷活动不断。当然,有时如果哪家儿女不孝、媳妇不贤、家事不顺、人丁不和,家族的长者就会在这一家用“念宝卷”的方式使家人受到教育。当然,后来的念卷活动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文化娱乐活动。念宝卷大部分是请念卷先生来念,有时由本家族中的长者或文化人来念,参加的范围一般以一个家族为主。
念卷有许多讲究,主人要把屋里屋外、炕上炕下打扫干净,在炕中央放置一个炕桌,点上擦净的铜灯,摆满糖茶、油子、花糖等招待客人,恭候念卷先生和听众的光临。夜幕降临,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陆续来到设局请卷人家,念卷先生除断文识字,懂得念卷的韵调,更要有品德,念卷先生被让在炕中央的炕桌跟前,盘腿而坐,视为上宾。念卷先生在念卷时是很虔诚的,念前要洗手漱口,点上三柱香,向西方(或佛像)跪拜,待静心后,才开始念卷。
念宝卷的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念唱方式为一人唱众人和。领唱人称为念卷人,和者称为接卷人或接唱人、接音人。唱词一般是固定的,如“数落莲花,莲花落”、“南无阿弥陀佛”等。当念卷人念完一个意思单位、一段韵文或吟完一首诗后,接卷人重复吟诵最后一句的后半句,再接着念“阿弥陀佛”或“数落莲花,莲花落”,接完音后,念者再念。念卷人或朗、或诵、或说、或念、或唱,举手点头、变换表情、绘声绘色地表演,加上宝卷生动的故事情节,念卷者与听卷人之间形成互动,使听卷者心驰神往、如痴如醉,高兴处使人捧腹大笑,心酸处让人痛哭流涕。
听卷者也要虔诚、专心地听卷,不能喧哗,中途不得走动,待念卷人休息时,才可以活动。
宝卷最初是没有标点的,文字都是连贯在一起的,这样念卷者很不方便,由于断句不当,很容易念错,于是一些念卷者又进行了一项创新,在宝卷文本上用红色的笔在停顿的地方做标记,因此在比较久远的宝卷上就留下了一些圈圈点点的红色标记。到后来,推广使用标点符号以后,人们在抄写宝卷时才使用了标点符号。
六、宝卷的现状与保护
宝卷是一种比较古老而又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通俗文艺,不仅种类多,而且在甘州人民当中根基之深、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可谓之最。现有的宝卷,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抄、修改、再创作,有了明显的地方特色,在语言上、内容上都融进了甘州人民的情感和地域特色,已成为文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等方面可贵的资料。它的最基本的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娱乐作用,二是教化作用,三是传播知识作用。宝卷中劝人向善、助人为乐的精神,对父母尽孝、与兄弟和睦、同他人友好的品行和勤劳生产、爱惜粮食的美德等,对培养人们的良好品德、促进社会和谐均有一定的作用。
念唱宝卷在过去是甘州人民的精神寄托和重要的文化娱乐形式之一,但是近年来随着各种现代传媒的普及和娱乐方式的增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念宝卷或听宝卷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家藏的宝卷也越来越少,有的残缺不全,有的被遗失或者丢弃,面临失传的境地。造成宝卷由兴旺到失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因素。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宝卷被视为反动文艺,念卷被看作是迷信活动。在期间,宝卷被视为“封建迷信”,列入“牛鬼蛇神”,当作“四旧”明令禁止,在此期间,大量的宝卷也成了革命的对象,被集中收缴后焚烧、销毁,很多念卷者被打成了反革命。有的人家将宝卷当纸烧、裱风匣、剪鞋样、裱糊窗户,有的人家冒险藏下几本,不是叫老鼠嗑了,就是让虫蛀了。有的人家把宝卷埋于地下或放在地窖中,由于潮湿而腐朽。不论是从数量还是种类上,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使祖先留下的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了灭顶之灾。
二是观念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再靠藏、抄、念宝卷来积功行德、避邪驱鬼,抄写宝卷不再是人们的自觉行动。
三是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娱乐方式增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现在丰富多彩的广播影视节目、书刊杂志、互联网、文体活动,名目繁多的娱乐场所,为人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娱乐方式,使人们的身心得到最大限度的愉悦,不再仅仅拘泥于通过念卷来进行娱乐。同时,由于宝卷中的故事离现实社会很远,没有贴近性,年轻人不容易接受。宝卷大都篇幅很长,念完一部一般需要2～4个小时,在视时间如金钱的好多人来说,听念卷是在浪费时间。
四是人的因素。如今,会念宝卷的人已经很少了,即便是会念的,也是一些高龄的老人。在甘州区知道宝卷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年轻人会念卷的几乎没有。甘州宝卷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甘州宝卷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不及时抢救保护,将会从我们身边消失。
由于河西宝卷有助于敦煌学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通过研究宝卷这一敦煌变文的嫡传子孙,可以进一步认识敦煌变文,加之宝卷也是中国俗文学史的珍贵资料,在俗文学史、民俗文化史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一些专家学者将目光集中在了甘州宝卷上进行学术研究,众多专著相继问世,有的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兰州大学教授段平对甘州宝卷非常关注,并对从甘州征集到的部分宝卷进行了研究,收入了《河西宝卷选》一书。河西学院教授方步和对甘州宝卷进行过专业的研究,曾组织学生对包括甘州宝卷在内的河西宝卷进行了整理研究,主编了《河西宝卷真本校注》一书,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中共张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永成与中共张掖市委宣传部科长崔德斌对张掖宝卷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收集、整理,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金张掖民间宝卷》。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将河西宝卷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省也把甘州宝卷列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资金和政策上加大了支持力度,对甘州宝卷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文化部门采取各种办法加大了对甘州宝卷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甘州辖区内的省市单位,对宝卷进行了高度的重视。甘州区文化馆也对甘州区内的宝卷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对部分宝卷进行了整理,一些宝卷爱好者对一部分宝卷进行了收集保护,使一大批宝卷有幸保存了下来,成为祖先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段平.河西宝卷选[M].台州: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
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范文2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姐姐，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他的姐姐不从，哭着把他告到了派出所。这个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后打了一顿，又放了出来。但是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到亲人，在姐姐肚子上捅了一刀。
学校的大喇叭，用义正言辞的声音宣判：“死刑”。而台上的男生居然没有一般死因临死前的惧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时睃往台下，大约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熟悉的而孔，他呲着牙笑了。他已经被各所学校的大喇叭宣判过多次“死刑”，只因没有完成各校示众这一“使命”，才一直没有拉去枪毙。
37年后，当这个案件再次被提起时，作为研究者，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艺军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被判死刑的中学生当时是否已成年?他是十几岁?
罪犯被带走，台下的受教育者们，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光后，再也无法回忆起这个高年级学生被“宣判”时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他的蛆姐在被捅一刀后，是生是死?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少女之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那个时候的“流氓们”
《少女之心》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
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在上海，市民一赢习惯于用西式的发音来表达一些内容用汉语不太容易表达的内涵，比如，用“来赛”这个发音(Lasses，原意小姐)指代类似发育成熟、行为开放的女性或女流氓，用“马格”这个发音(mug，有脸、嘴、抢劫、流氓等含义)表示男流氓。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朱大可隐约听到人们悄悄耳语，某某人是个流氓，他“”!
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当时中国还没有犯罪学的研究，在没有列照组数据的情况下，就用这种线性思维。其实这种判断并不正确”，皮艺军说：“那时候没有人对未犯罪的少年进行调查，统计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过《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当作影响犯罪率的因素”。
的“扫黄令”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
《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来追奄的。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嗣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了呢?
是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找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一个县城的追查
1977年，李万盛任四川邻水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邻水县位于华蓥山东麓，如同那个年代所有偏僻的小县城一样，闭塞而保守。在这年年底的一次公安局例会上，领导安排工作时提到现在有青少年传看黄色手抄本的动向――当时公安局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手抄本。这项工作是公安局领导参加上级公安机关召开的一次普通的工_作会议上带回来的。
治安股长李万盛将这一工作安排给各街道、居委、办事处，希望这些基层群众组织能够协助工作。
一个多月后，二街道办事处的杜华珍主任向公安局反映，她的辖区里有几个男女初中生平时说话和表现有些异常。通过进一步了解，发现他们几个人在秘密传抄《少女之心》。
因为尚未形成治安事件，所以李万盛没有安排公安出动，而是让社华珍找了几位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别和这5位学生谈话。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是否通知学校和家长，李万盛认为这是关系到学生前途的一个大问题。考虑到学生对学校教育的逆反以及面临的压力，李万盛选择了低调处理。
1977年冬至1978年初春，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邻水县结束了一次扫黄工作。县城里只发现这一宗传看《少女之心》事件，而农利区域一宗也没有发现。
33年后，李万盛刚艺这次追查工作时，很是欣慰：“通过后来多年的跟踪了解，这5位学生成长都很正常”。
传遍全国
进入1980年代，查抄《少女之心》仍在继续，但烈度小了很多。查抄的主力已经从公安局变成了学校。
当年在湖北某中学上初二的陈卫东，还记得1983年的一次全班大搜查。那是下午最后一节课，他焦急地盼望放
学铃响。家里枕头底下还藏着一个手抄本，马上就该传给下一位排队的同学了，他得赶在家长下班前再看一遍。
当盼望已久的放学铃声响起时，班主任走了进来。
班主任叫大家把书包里的东西统统倒到课桌上，他要挨个仔细检查。陈卫东此时不由得大呼幸运，多亏没把书带到学校来!天黑的时候老师才检查完，放学生们离开。过了两天，他才知道那天是全校大检查，查的就是《少女之心》。
在绵延十几年的时间里，《少女之心》几乎传遍了全国。1980年代，除了手抄本，它还以录音磁带的形式渗入校园。辽宁省某重点中学学生刘宏锋，在初中时听到过一盘不知哪儿传来的没有名字的卡带。
无数看过《少女之心》的“陈卫东”和“刘宏锋”，像他们的同龄人一样，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忙碌而安详。再次提到《少女之心》，他们说，算是一本性启蒙读物吧，只是过于极端，没有理论只有感性。
改头换面
学校查过书包之后，陈卫东再也不敢看手抄本了。他们又喜欢上了明星画片和电影里的女特务。很多同学都把电影画报上的女特务小剧照撕下来放在塑料日记本封二的透明处。女特务长头发、船形帽，使他们觉得很刺激，能直接引起生理反应。
这时同学中间又流行起著名妇科专家编写的“新婚性知识”。于是，全校都开始传看登有“新婚新知识”的杂志和书籍――这下不用手抄了，因为是公开出版的。陈卫东还记得书店能买到的这类书一毛七一本，但书名已经忘了。事实上，自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新婚性卫生》这篇文章刊载于1980年《科学画报》第1期之后，中国的性已慢慢打开。1985年胡延溢医生的《性知识漫谈》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此后，书店里开始公开出售与性有关书籍。
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范文3
我出生于轰轰烈烈的时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砸破铁锅炼钢铁，红旗漫天飘，歌声震天响，最高指示心中装，阶级斗争永不忘”是我们出生时期父辈的生活写真。三年的折腾，多少人因饥饿命丧黄泉。幼时的我依希记得端着板凳求着灶台，拿着筷子在米粒为数不多的菜粥里一粒一粒地找米吃。一碗米粥下肚，真是幸福十足。挺过三年，活着就是老天的恩赐，活着就是人生最大的满足。
进入六十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直至七十年代中后期，人生接受知识、夯实基础的最佳时期被开门办学占有。那时田野就是教室，百姓就是老师，不学abc，同样做接班人是我们那时的经典教育。语文、数学、政治、历史是我们学的全部课本。每本16页，32面，最高指示占多半。再聪明的子女，想上初中、上高中读大学只是他们的人生梦想。而我高中毕业真是幸运。毕业后我高兴回乡务农。每天清晨，生产队里的队长（现小组组长）拿着话筒一个劳力一个劳力地点名安排农活，那时的生产队长就是那个地方的土皇帝，能当生产队队长是我回乡务农后的最大梦想。当时高中生少，大队（现在的村）党支部让我从小队副队长做起，再到队长，再提到大队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副大队长、财经主任、大队长、党支书记，除大队妇女主任没干过外，其他职务全搞过。九十年代初有幸考上国家干部，成为人们认为是香饽饽的公务员。近几十年一路走来，有因吃了上餐无下餐的忧怨，有因受过挫折而烦恼，有因受到表彰而欣慰，有因点滴进步而喜悦，有因儿时的同伴好友腰缠万贯而眼红，也有因儿时的同伴好友过早夭折而遗憾。一路走来深知活着真好，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珍惜工作就是要做好工作，上要无愧于组织，下要无愧于百姓。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努力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提高政策理论和业务水平，学习的内容很广泛。
1、从书本上学习。结合自身实际，博览群书，做好学习，摘抄经典段句并牢记。许多网民发表一些经典的评论，很值得抄录。我们是最基层的国家干部，免不了要去村里去开一个村组干部会，开一个党员群众代表会。会上要讲几句话，他们认为你水平高不高，就是看你会不会讲话，讲话精不精彩。因此，时不时插上一二句经典名言，能提升会议的注意力，增强会议的效果。
2、向领导和身边的同事学习。许多领导并不是天生下来作报告时就会博得喝彩，他们也是不断地学习、实践，吸取方方面面的精华，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自己的讲话水平，所以认真地听领导作报告，听领导讲话是一个很好地学习过程。同时身边的同事发言虽说不全是经典，但也有很多闪光的点，值得吸取。
3、向实践学习。作为一个办公室负责人，要把所负责的工作做好，必须经常深入实际，才有发言权。长期呆在办公室，
无论向上汇报工作，还是向下安排工作，只能空空而谈，不能以理服人。04年3月任计生办主任时，刚好是要迎接市半年工作检查，我在向村妇女主任安排工作时，由于缺少实际例子，只能照念市检查的提纲。你讲你的，妇女主任讲妇女主任的，下面的声音比你讲的还要大，会议的效果极差。而在年底迎接检查前，我首先把全镇各村查了个透，并结合半年的实际以及市半年检查出的问题，安排年终迎检工作，会议的效果就不一样了。例如基层基础工作的资料整理，村支书和机关干部都要实行包保责任制，必须本人在包保责任状签字，我在全年迎检工作安排会上，点名批评屯岭村妇女主任没有让他们本人签字、她代替签了字，新洲村妇女主任对口不对位……等不良现象，下面听得面红耳赤。情况摸实摸清了，讲话才有份量，才有针对性，让那些想图简单、蒙哄过关的人胆颤心惊，这才可以达到安排布暑的效果。
上星期进行低保新增检查，各村为了多做好事，多报几个低保人数，夸大对象病情和困难。如刘小村四组刘金枝，村里上报的原因是因她脑干出血、高血压需长期治疗，我于4月8日下午4：30分找到她，她正在打5元的麻将。她当时不知道我的身份，我站在她身边说：“手艺不错，是输了还是赢了”。她看了我一眼，不耐烦的说：“真是多嘴，输了你能把钱赔给我？”几天后，她从申报低保名单减下来了。她就来镇上访，装病装得象模象样，接访人员请我去向她解释减下来的理由，结果她一看到我，二话没说不好意思
就走了。全镇每年上报300人以上，这些对象都是我骑摩托车用20天左右的时间逐户逐人走访到，不然各村是不会接受我敲定的人员事实。其次，要把事当事。近40年的工作经历，我觉得要把工作做好就是要把事当事，要亲历亲为，不能只想不做，只说不做。94年镇委派振祥同志和我到夏场村任书记和村长，当时村里一盘散沙，讨债的封门，要恢复村里的正常工作实在不易。阳春三月，犁耙水响，老百姓急需疏挖灌溉全村农田沟渠，但是他们只是动口不动手，我们逐组开会，逐户作工作，天不亮催人起床做饭，随后督促上工地。三月的气温水里还是冰凉冰凉的，但我们毫不犹豫卷起裤子就下到水里挖滤水沟，随后与村民一同满框大担地挑。一个多星期，每天同吃工地饭，晚上村民休息去了，我们还得再挖滤水沟，以便于明天的疏挖，百姓称这是做了一个奇迹。
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范文4
“古兰”一词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诵读”、“宣读”，既可以引申为阅读，也可以表示为了记忆而吟诵。它是要求人们反复诵读的一部经典。中世纪伊斯兰教经注学家根据经文的表述，称《古兰经》有55个名称，其中常以“克塔卜”(经书)、“迪克尔”(赞词)、“哈克”(真理)、“努尔”(光明)、“哈基目”(智慧)等来称呼。中国穆斯林学者曾经将《古兰经》译为《古尔阿尼》、《可兰经》、《宝命真经》等，通称“穆斯哈夫”(意为汇集本、或辑册)。
《古兰经》的内容
《古兰经》全部经文共114章，每章包含若干节，共计6236节。最长的章节有255节，最短的章节只有3节。分为两大部分，穆斯林学者一般把在麦加的得到启示的章节称为麦加章，在麦地那得到启示的章节称为麦地那章，其中麦加章有86章，4472节，约占全经的三分之二，麦地那章有28章，1764节，占全经的三分之一。先知在麦加时期是伊斯兰教宜教的初期，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很少，因此，在这一时期下降的经文多半是关于信仰基础方面的。先知迁都到麦地那后，在那里建立了伊斯兰社团，在这一时期下降的经文大多是关于社会法律方面的。麦加章的文体具有独特的风格，它不是诗歌，而是一种有韵的散文，带有短小的誓言和重复出现的排句，富于感染力和具有令人折服的论辩力。
麦加篇章以宗教说教为主，反复强调至上，以阐明的迹象：是唯一的、至高的，是最终的、最公正的审判者，是唯一的立法者、万物的创造者、供给者等。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的责成，信仰者、敬畏者会得到优美的赏赐；告诫信仰者应坚忍、顺从、行善、施舍；呼吁人们信仰和后世，并描述天堂的报酬和火狱的惩罚以及复活日的审判；号召人们坚守高尚的道德、善良的美德；提出了应孝敬双亲、主持公道、接济亲属、怜恤孤贫、称量公平、命人行善、止人作恶，反对浪费、禁止、禁止高利贷、禁止虐杀女婴；讲述了《旧约》、《新约》中的历代众先知、众使者的使命以及他们在宣扬使命的过程中所遭不信道者迫害的事实以及为了安慰先知，警告他们的民族中的不信道者，所降给他们民族各种各样惩罚的事实；宣告启示的来源和先知的使命。
麦地那章则对穆斯林阐述关于礼拜、斋戒、朝觑、天课等宗教礼仪和义务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与律例，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民俗生活等。作为入世的宗教，这些制度与律例明确了穆斯林的行为准则与伦理道德规范，在其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指导、约束与协调的重要作用。麦地那章具有深入详解伊斯兰教立法细则及其实践性具体条文的特点。同时多有与“有经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进行辩论，呼吁他们相信作为最后的一位使者地位。可以将麦地那经文从内容上概括如下几点：1、宗教义务和社会义务。《古兰经》在维护信仰独一的基础上，规定了若干项宗教义务和礼仪：属于个人对的敬拜仪式，如清洁、礼拜、斋戒、朝觐等；为了缓解社会贫富差距和维护穆斯林利益，制定了天课制度。2、教法律例。《古兰经》在承袭了其他天启宗教法规和古代阿拉伯社会的习惯及其仲裁惯例后，提出了若干法规，如：(1)无息借贷法，禁止高利贷。《古兰经》在禁止高利贷后，为了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规定借债时要有债务人请人立字据，如找不到代书人，可以用实物作抵押；(2)遗嘱继承法，规定死者的父母及亲属(包括子女、兄弟和姐妹)和具有结盟关系的人均有继承其财产的权利，但女子原则上只能获得男子应得份额的一半。如遗孤多，按规定依次增减遗产的分配，必须在执行死者的遗嘱偿还债务之后进行；(3)婚姻法，在婚姻上鼓励一夫一妻，并有条件、有限制地允许多妻。另外，为了消除旧婚姻残余习俗的影响，禁止同母辈、同辈等有血统关系或有血缘关系的妇女以及有夫之妇结婚，同时规定穆斯林不能同多神教徒结婚，以维护伊斯兰教的权益和促使多神教徒改信伊斯兰教；(4)刑事法，为了维护、稳定已确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古兰经》规定杀人者要抵命；对叛教后反对和使者以及进行破坏者，将如同对待强盗一样，处以极刑或断其手足，或驱逐出境：对犯的男女和诬蔑贞节妇女者，处以鞭刑，对男女窃犯要断其手，以儆效尤：对犯罪悔罪自新者，可以免刑。此外，在生活习惯等方面，还针对古代阿拉伯人对食物的过多禁戒，规定自死物、流出的血液、猪肉以及非诵念之名而宰的动物不能食用；针对阿拉伯人嗜酒成风以及因酒醉影响宗教活动而对饮酒加以禁止。同时对迷信求签、占卦和等亦予以禁止。
《古兰经》的编排
每次得到启示后，就立刻传授给他的门弟子，会写字的人，就立刻把它记录下来，记录启示是最先允许采纳的方法，他要求他的门弟子除了记录《古兰经》文外，切不可以记录任何事情，要求启示与他本人的话严格区分开来，以免混淆。不会写字的人，就立刻把它背记在心，当面背诵给他听，看背记得是否正确，他们再把它传授给不在场的人。当时，《古兰经》记录在一块皮子上，或一块石板上，或海枣树枝上，或骆驼、牛、羊等的肩胛骨上。其存在形式是以“记忆为主、记录为辅”。去世以后，其弟子艾卜・白克尔继任哈里发，由于频繁的“叛教”事件，在诸多的平息战中，能够背记《古兰经》的圣门弟子伤亡惨重。他担心《古兰经》会散失，而被遗忘。于是命人主持搜集、整理《古兰经》，并加以核对、抄写。如果是口述的《古兰经》文，收集时必须有其他人和材料作证，方可记录，单方面的记录或口述不予记录。编辑成册后，命名为“穆斯哈夫”。并由他保存，之后移交给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欧麦尔遇刺后，由的哈福赛保存。
公元644年奥斯曼任哈里发时，伊斯兰教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广大地区，各地《古兰经》读法时有差异。人们大都按照派往他们那里的使节的读法诵读，致使部分读法和内容与《古兰经》先知时期的读法大不相同。为了摈除这一弊端，奥斯曼派人去哈福赛那里，要她提供在她那里存放的《古兰经》抄写几部后再返还给她，哈福赛答应了，就派
人把这部《古兰经》给奥斯曼送去。奥斯曼命令人抄写数部。经过几年的订正、整理，统一了《古兰经》的内容和章次编排，并以阿拉伯语统一了《古兰经》文字。整理之后，成为标准的“穆斯哈夫”，也被称为“奥斯曼定本”。为了达到各地统一的目的，哈里发奥斯曼命令同时抄写7部，然后派遣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各自带着《古兰经》奔赴各地进行教授。到了伍麦叶王朝时期，为了便于学习《古兰经》和阿拉伯语，一些穆斯林学者改进和健全了阿拉伯语的拼音和书写，增加上了标点符号，以及音符、静符、长音、叠音等符号。大约经历了200年，到了10世纪上半叶由阿巴斯王朝的书法家完成了统一之后的书写定本。所以当今各种《古兰经》版本的书写形式，与奥斯曼定本在书写形式上已有所不同。尽管《古兰经》在书写方式上稍有不同，但在内容上1000多年来没有丝毫的改动，就连一个符号也没有改变，完全保持了《古兰经》的完整性。
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范文5
关键词 妇女文学 闺阁传统 文学传播 旧体诗词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11－0150－06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活跃着一批根植于古典闺秀传统，而又经历了新旧嬗变历程，始终坚持旧体诗词创作的女性作家。她们沐欧风，琶烙辏曾经是当时文坛的主流，然而在狂飙突进的白话文运动中，她们随着旧体诗的退潮，迅速地被湮没无闻。王德威认为：“晚清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果，远不如晚明时期热络。这一方面是因为清末文学一向就不受重视，一方面也因为已被仔细考证研究的女作家人数，尚少于晚明。”事实上，这些只是近代女性诗词研究遇冷的表层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近代女诗人身处多重困境。
一、启蒙知识分子对妇女文学的否定
清代是传统闺阁文学极繁荣的时代，以妇德为核心的妇女文学在传统士人的奖掖和扶持下，盛况空前，蔚为大观。正如胡明在《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中所言：“入清，诗学极盛，词学复兴，诗人词人如过江之鲫，能诗善词的才媛淑女层出不穷，风动潮涌。中国妇女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留下作品之丰厚，有史以来无逾此时。”在江南文化世家，那些闺阁女性以旧体诗词的形式抒发日常生活的点滴感悟，不断地建构闺秀文化的身份。然而，妇女文学的创作环境在近代战争的炮火下发生了根本逆转。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迷梦之中的天朝上国，也震碎了传统士大夫的经世哲学。激进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与抨击儒家文化，而传统妇女文学也被贴上了“无学”的落后标签，传统才女们失去了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和赖以生存的文学土壤，闺秀传统在此时发生了断裂。
1895年甲午海战的惨败深刻地刺激了国人神经，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挽狂澜于即倒，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国内展开，其中，“戒缠足”与“兴女学’’这两项与妇女命运攸关的运动也被纳入到救亡体系中来。1898年，康有为向皇帝上《请禁妇女裹足摺》，曾继辉在《湘报》中呼吁“今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梁启超发表《论女学》一文，经元善在《中国女学堂缘起》中自言创办女学堂之初衷：“以冀中国自强本计”，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女权运动的积极提倡都是以救亡图存的时代大义相号召的。
在启蒙主旋律的号召之下，为了强调新兴女学的重要性，近代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对传统妇女文学一致否定，他们几乎都把女性写作看作是无聊之举。经元善认为：“其有绣阁娇娃略娴翰墨，又不过伤春惜别，藉美人香草为寄托，甚至因此而招浮言于阃外。”梁启超则认为“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所谓妇女文学，不过是“从事于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的“非所用”，他还提出“讲求实学，以期致用”的女学思想。“在梁启超看来，女性诗作代表的不只是才女这一群体，而更是一种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被认为是虚弱的，它导致了民族的衰落和失败。这样，通过否定才女，梁启超也否定了由才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
在男性知识分子救亡论调的影响下，激进的近代女性也往往加入到对传统妇女文学的批判中来，在革命女性的眼中，传统的妇女文学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局毫无裨益：
今日之号于大众，而自以为读书者，卒未睹厥效，何哉?夫海内淑秀，知书识字者非无其人也，然其上者，则沉溺于词赋，研悦于笔札，叹老嗟悲之字，充斥乎闺房，春花秋月之辞，缤纷于楮墨。其尤下者，且以小说弹词之事，陆沉于其间。(康同薇：《女学利弊说》)
其上者，批风抹月，弄草吟花，写妖艳之词，发言情之句，拾李易安之唾余，采朱淑真之遗沈，自以为椒花柳絮，绝擅高才，向不知其流于淫佚之道。娼妓之流，濮上桑间，何以异此。夫使举天下之女子，尽如谢道韫、蔡文姬之徒，亦复何补于世?何补于家?况乎能与其先者，千万中乃不获一人耶!(刘纫兰：《劝兴女学启》)
刘纫兰以“批风抹月，弄草吟花”来痛斥传统妇女文学，照搬梁启超《论女学》中以“从事于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而对妇女文学进行彻底否定的论调。而身为女性，她对于传统妇女文学的批判口吻甚至比男性更为极端与激烈：“写妖艳之词，发言情之句，拾李易安之唾余，采朱淑真之遗沈，自以为椒花柳絮，绝擅高才，向不知其流于淫佚之道。娼妓之流，濮上桑间，何以异此。”何香凝也在《江苏》杂志第四期上痛心疾首地批判闺阁女子吟诗作赋而不知国事：“其上者则沉溺于词赋，研心于笔札。叹老嗟悲之声，充斥乎闺房；春花秋月之词，缤纷于楮墨。不知国家为何物，兴亡为何事。”在此，闺阁才女在她们眼里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保守落后的代名词。
在晚清启蒙救国的时代环境下，在压倒一切的救亡论调下，秋瑾、张默君、唐群英等激进的近代女性对赏月吟风的传统闺阁文学弃之不理，她们的诗词创作以迥异于前人的笔调，在与政治、民族、国家话语的携手之中大踏步地昂首前进。
二、“五四”学人对传统妇女文学的批判
如果说，梁启超等启蒙知识分子是站在救亡论调下对妇女文学进行批判，那么之后的胡适等人则是站在否定传统的立场上对闺阁文学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批判。“五四”以后，传统妇女文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酷打击。
《清闺秀艺文略》是晚清女诗人单士厘耗费多年精力搜集、辑录、传抄的一部清代女性艺文志，也是单士厘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初刊于1927年其弟单不庵主持的《浙江图书馆报》，单士厘的晚年一直在修改、抄录这部艺文志，并以赠送的方式将此书存留在国内几个大型图书馆。该书现存多个版本，国家图书馆的现藏本为单士厘1943年所抄，目录为钱玄同所编，胡适曾应单不庵所请为该书作序。
彼时的胡适正因为提倡白话文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对单士厘的著作及其中收录的那些传统女性诗词颇不以为然：“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就却实在可怜的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这是我们分析钱夫人的目录所得的最痛苦的印象。”引起胡适关注的，不是清代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而是女诗人的地域分布状况：“最后，我们对于钱夫人的书，要表示很诚恳的敬意。她用了十年的功夫，使我们对于中国女子问题得着一个统计的基础，使我们知道女子的文化和普通文化区域上的分配是一样的，使我们知道三百年的朴学风气里也产生了几个朴学女子，又使我们知道三百年的八股教育里，女子的文艺也只是近三千种有韵的八股。”
胡适对传统女性文学的批评透露着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心态。可以说，单不庵为姐姐单士厘向当 时的文坛领袖胡适求序，实在是所托非人。求序者与作序者的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影响了他们对同一种文学现象的态度。正如邱巍所说：“在胡适为单士厘的著作《清闺秀艺文略》作的序言中，才女们的诗词已经变得毫无价值。单士厘被胡适从她所依存的传统中摘出，她和她的传统均被客体化，其意义只是为文化史家提供了统计基础。”
胡适对清代闺秀文艺的态度，影响了“五四”以后一批现代学者对妇女文学的看法。徐志摩在《关于女子》一文中谈到清代近三百年间女诗人的创作，同样是对胡适之说的延续，只不过持论较为平和：
就中国论，清朝一代相近三百年间的女作家，按新近钱单夫人的清闺秀艺文略看，可查考的有二千三百十二人之多，但这数目，按胡适之先生的统计，只有百分之一的作品是关于学问，例如考据历史、算学、医术，就那也说不上有什么重要的贡献，此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诗词一类的文学，而且妙的地方是这些诗集诗卷的题名，除了风花雪月一类的风雅，都是带着虚心道歉的意味，仿佛她们都不敢自信女子有公然著作成书的特权似的，都得声明这是她们正业以外的闲情，本算不上什么似的，因之不是绣余，就是爨余，不是红余，就是针余，不是脂余梭余，就是织余绮余，要不然就是焚余烬余未焚未烧未定一类的通套，再不然就是断肠泪稿一流的悲苦字样。(除了秋瑾的口气那是不同些)情形是如此，你怪得男性的自美，女性的气短吗?
胡适为单士厘作序的20年后，周作人在谈到钱恂的文章里说：“夫人萧山单士厘，为北大教授单不庵之姊，搜罗清朝女诗人著作极多，著有《闺秀艺文志》(书名记不得了)一类的书，一部分曾付铅印，似未刊全，又有关于女学的一册《家之宜》，据玄同说封建气很重，有一章说‘妾之宜’，我却没有能够见到。”
周作人对清代女性文学的态度是与胡适一脉相承的，但令人深思的是，周作人自己曾经是20世纪初中国影响最大的女性期刊《女子世界》的读者和撰稿人。在周作人1905年的日记中还保存了他收到《女子世界》的稿酬即杂志赠刊的情形：“(1905年三月初二日)上午收邮局小包收据一纸。下午收到上海女子世界社寄信并《女子世界》十一本，增刊一册，《双艳记》、《恩仇血》、《孽海花》各一册。夜阅竞三册。”事实上，《女子世界》正是以文言文和传统诗词的方式来宣传启蒙思想的。
“又有关于女学的一册《家之宜》，据玄同说封建气很重”。“封建气很重”是钱玄同对单士厘另一本著作《家之宜》的评价，钱玄同是钱恂的胞弟，也即单士厘的小叔，他在1906年2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嫂氏所著《家之宜》印成，赠予十册”钱玄同与单士厘之间不仅有这一层亲密的亲戚关系，他还为单士厘的《清闺秀艺文略》的成书做了编辑索引、修订文字等一些基本的工作。单士厘在《清闺秀艺文略》的自序中提到：“自庚午年以著作者之名，亦照《广韵》编次序。彼时赖玄同小郎排比雠校，积久渐多，自钞者十余部，愈近愈增，而谬误亦愈不少。小郎谢世，已逾五载，更无人指示。”
但在“五四”之后，钱玄同却一同加入了现代学者对传统妇女文学的批判之中。“五四”前是妇女文学的热心读者和诗集的校订者，“五四”后却成为了严厉的批评派。周作人和钱玄同“五四”前后对传统妇女文学态度的转变，并不是一时好恶所致，而是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之下，理智的文化观念的觉醒。“五四”之后，读者已经习惯于以白话文写作的新文体，在旧文体序列的很多近代文学作品还未细读和给以准确定位就被置于故纸堆中。那些始终坚持以文言文进行文学写作的近代女性及其作品也在此被弃之列。以胡适为首的“五四”学人对旧体诗和文言文的批判与对白话小说的大力提倡，使得学术界往往将20世纪女性文学的起点定位在冰心、庐隐、凌叔华等现代女性的白话散文和小说创作时期。而那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史上曾占有一席之地的女诗人却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文言文和旧体诗的批判而被弃置不闻。
三、旧体诗退潮与妇女文学的没落
“五四”之后，近代女性诗词创作的环境更为窘迫与困厄，作为传统妇女文学的近代化产物，她们始终站在古典文学的尾端，而她们也不断地经受着西学的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在整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近代女性诗词不可避免地随着旧体诗的没落而没落了。
“五四”时期，旧体诗作为落后、腐朽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受到了现代学者的猛烈抨击。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批评古文是“已死的文字”，古典诗词发展到近代已经沦为不能反映时代声音的“假古董”：“王]运作为一代诗人，生当这个时代，他的《湘绮楼诗集》卷一至卷六正当太平天国大乱的时代(1849―1864年)；我们从头读到尾，只看见无数《拟鲍明远》，《拟傅玄麻》，《拟王元长》，《拟曹子建》……一类的假古董；偶然发见一两句‘岁月犹多难，干戈罢远游’一类不痛不痒的诗；但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纪念这个惨痛时代的诗。”
刘半农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方可成句，或引古证今，以为必如何如何始能对得工巧的，……有这种虚伪文学，他就不知不觉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造出个不可收拾的虚伪的社会来”。钱玄同指出旧体诗的押韵问题存在种种弊病，那作古诗的人，大概有两派：“一派是胆子小一点的，他所用的韵，凡在《诗韵》上可押而汉魏人亦押者，用之；在《诗韵》上虽不可押而汉魏人曾押者，亦用之；在《诗韵》上虽可押而汉魏人不押者，则不用……全不想想，你自己是古人吗?你的大作个个字能读古音吗?”
现代女作家苏雪林虽然旧诗写作小有成就，但在新旧两个阵营的对立中，她却选择了白话文学阵营而声称“不屑为旧体诗”。若干年后，当她回忆与旧体诗的文学因缘时，依然坚持她的“五四”立场：“我真的把一生的时间精力贡献给旧诗之神，真的在那些林林总总的旧诗人以外，另建一王国，在这个时代又有什么用处呢?”就算是为其旧体诗结集出版作序，她仍然不忘记自嘲为“敝帚自珍，文人陋习”，而把旧体诗词的创作当作是娱乐遣兴的游戏笔墨，这正是一种典型的“五四”心态。
“五四”学人对旧体诗的激烈批判虽然在方式上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弊端，但也确实触动了衰退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痼疾。作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对于促进文学革命的深入，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在“五四”时期，旧学功底颇为深厚的周作人更是公开表示：“我自己是不会做旧诗的，也反对别的人做旧诗，其理由是因为旧诗难做，不能自由的表现思想，又易于堕入窠臼”。周作人甚至还将写旧体诗的问题上升到文学立场的高度：“就实际上说来，做旧诗实在是能不能做的问题，并不是该不该(做)的问题。”像周作人这样，有着深厚的旧学功底，却在“五四”之后与旧体诗彻底决裂，坚持使用白话文创作的现代作家并不在少数。沈尹默、刘半农、刘大白、沈玄庐、王统照、郭沫若等人都根柢于旧学，旧体诗创作颇有心得，但却在文学革命之后旗帜鲜明地坚持白话文的写作，并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了相应的地位。
“五四”学人一方面通过对旧体诗进行密集的批判，另一方面则身体力行，弃旧文体而用新文体， 积极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在对旧文学的批判与白话文学创作的树立两方面的夹击之下，旧体诗的创作队伍迅速萎缩。诚如周策纵在《小桐荫馆诗词序》中所言：
自民初新文学运动兴起以来，国人述论当代中国诗者，多不举旧体诗之创作，似从兹以降，旧诗已无诗人可言。此自不为无故，盖古典语言往往有不足以畅达近代新事物之境状，与近代人复杂之情感者，且高才俊彦，已群鹜新体，而专为旧体诗词者多无创新之意境，于是述近六十年中国诗史者，恒不计旧体诗词。然此时才俊之士已有他成就者，又往往于旧体仍优为之，其声名既先已彪炳于新文学、新学术、新政治或新事物，故其旧体诗词之得以流传，恍若仅因他而致，而于其诗词本身之真价值则无与焉。
此外，近代杂志报刊对旧体诗的态度转向使得旧体诗迅速地从主流报刊中退出，传播阵地的愈益萎缩进一步加速了旧体诗的衰退。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的兴起，诗歌作品的发表变得极为便利：既可以随时投寄报刊，又可以很快地结集出版。当时，不论是《申报》这样的商业报纸还是《新民丛报》这样的资产阶级启蒙报刊，几乎都设置“诗苑”、“词苑”一类的栏目，每期均有少则几首多则几十首旧体诗发表。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文坛已开始受商业化的影响建立了稿酬制度，凡在报刊发表旧体诗者，如同、小说一样，也可取得些许稿酬。因此，废除科举制之后，大批传统文人寄身报馆，报刊成了近代诗词的重要传播阵地。
但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胡适等“五四”学人对旧体诗作了持续的尖锐抨击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许多影响较为广泛的大报为顺应时代文化潮流，纷纷改用白话而不再发表旧体诗。例如北京的《晨报》第七版，本是典型的旧式副刊，旧体诗占很大的篇幅，但自1919年2月7日起即实行改革，主要发表鼓吹新思潮的白话散文和新诗。又如上海的《民国日报》从1919年的6月16日起，消取黄色副刊(曾大量发表旧体诗)，而成为登载新文学作品(包括新诗)的进步文学副刊。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旧体诗只能转移阵地，而在某些以娱乐消闲为主的报刊(俗称“小报”)暂时栖身。这样一来，旧体诗赖以生存的阵地又进一步缩小。阵地既少，作品发表不多，社会声誉不佳，其枯萎便是必然的了。
1929年2月2日，曾朴主持的《真善美》杂志上刊登了一期“女作家号”，苏雪林等一批女作家的旧体诗词被花边框起，作为装饰，点缀在白话新诗和散文的末尾，于此可窥见此时白话诗文“横扫”天下的势态。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近代女性文学被贴上了落后、蒙昧的标签，随着旧体诗的没落一同被扫进了历史的幽暗角落。没有人再关注她们从传统闺阁文学走向现代女性文学所跨越的重重困境，没有人在意她们为女性文学的现代体验所做出的艰辛努力；更没有人认真思考，女性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近代女性文学所起的过渡与中介的作用。
事实上，近代女诗人也有过一些使用白话文的努力。例如秋瑾发表在报刊上、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的政论文和歌行体诗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白话文了。吕碧城甚至还亲自尝试过写自传体的白话小说《纽约病中七日记》，该小说使用的白话语言都相当成熟，体现了新文学所要求的平易、写实、新鲜、通俗的特点。但立身于闺秀传统的近代女诗人却始终必须在旧体诗词的写作中才能获得文化认同和自我肯定，不管近代女诗人曾经与白话文学多么接近，她们与新文化运动注定只能擦肩而过。不管她们曾经接受了多少西学的冲击，不论她们在国门大开的年代远游的足迹走得有多远，她们都是深深根植于旧传统的女性诗人。根柢于旧学传统的闺秀文化不仅培养了她们深厚的文化素养，也在潜移默化中建构了她们对世界的认知体系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是她们应对和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凭借与路径，是她们成功走出闺阁、走向世界的本土资源。旧体诗的写作已经成为了她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生存方式，成为她们不断寻求自我认同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媒介。
不论是跟随丈夫的脚步率先走出国门的单士厘，还是恬淡退守、以名士气节扬名的薛绍徽：不论是辛亥革命时期激进女性的代表秋瑾，还是民国时期自由独立的新女性翘楚吕碧城；不论是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大转变时期的徐自华、徐蕴华姊妹，还是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张默君，近代女诗人所立身的传统文化环境决定了她们不可能是旧体诗的叛逆者，明清闺阁文学的土壤结不出白话文学的硕果。
妇女节手抄报内容文字范文6
关键词:《红楼梦》;新闻传播;规律
《红楼梦》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小说,其结构宏大,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由于作者曹雪芹个人的广学博识多才多艺,我们在《红楼梦》中既可以看到诗词曲赋的文学知识,又可看到采药治病的医学知识。单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红楼梦》为我们描绘了一副生动的清代新闻传播活动的画卷,并从其中感受到新闻传播的规律。
一、乡村酒店里的“奇闻趣事”
话说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贾雨村因罢官后做了林府的家庭教师,闲居无聊间,“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所谓村肆,指的就是乡村酒店。一进村肆,贾雨村就遇见了在都中古董行中贸易的冷子兴,“两人闲谈漫饮,叙些别后之事”,于是贾雨村问冷子兴,“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冷子兴回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原来京城中赫赫有名的荣国府贾府里生了一位嘴里含玉的公子,“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了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接着冷子兴又讲了很多有关这个宝玉公子的奇闻趣事,什么“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那些脂粉叉环抓来”,什么“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很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冷子兴传播这些新闻的时候说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贾雨村也是听得认认真真,连称“果然奇异”,并运用自己的知识,对这种新闻现象来了很长的一段评论加以解释说明,什么“清气”、“浊气”滔滔不绝。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其中所包含的新闻学知识。为什么贾雨村问冷子兴“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时,而冷子兴单单挑了荣国府的这桩新奇事说来给他听?难道偌大的京城竟然只有这么的点子事?那肯定不是的,堂堂京城哪天没有成百上千桩事件发生?只是这些事件或许真的平淡,比不得贾府生下一位嘴里含玉的公子哥儿这般新奇,还有同样重要的就是,其一那可是京城里赫赫有名的贾府中发生的事情,其二因为这个贾府正好是贾雨村的“贵同宗”,所以冷子兴单单挑了这个来讲与他听。显而易见,冷子兴说与不说心中其实是有标准的,首先就是确实要新奇,其次就是显赫性,也就是不平常人家的事情说起来才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再其次就是接近性,就是注意自己传播的新闻要与所传播的对象有心理上的接近性。说到贾雨村对荣国府贾府心理上的亲近与仰慕是有据为证的--他自己对冷子兴说:“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都有,谁逐细考查得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止,至今越发生疏难认了。”其酸溜溜的心理让他怎么对荣国府的事情不感兴趣呢?
由此可见,虽然古人没有自觉意识到新闻传播的规律,更说不上对新闻价值规律的清晰认识,而事实上他们对新闻的传播却无时不刻地不自觉地在遵循这个规律,以求达到他们的最佳传播效果。当然,这样的结论只是建立在以小说中人物故事为分析题材的基础上的,但它应该是科学的,因为小说来源于生活,象红楼梦这样的优秀小说更是真实地反应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二、《红楼梦》中为何没出现邸报
《红楼梦》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邸报的影子,这倒是怪事!因为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情况来看,按理说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那个时代,邸报历经宋明两代已经成为当时的政府官员和士大夫获取新闻的一个重要途径,已经比较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政治活动。
早在宋代,政治斗争相当激烈,各派势力互相角逐,这些内容在邸报上都有所反映,比如靖康之变后,金人扶植傀儡伪楚政权,不少宋朝官员接受伪楚委任,宋高宗下令对这些“变节”的官员加以贬降,孙亦在被贬之列,但他并不认帐,在上书辩护中称:“臣在宿州见朝报,有臣僚言章,称受伪楚官爵与商议论者有如孙,李者,奉圣旨散官安置。”[1]可知邸报指名道姓地攻击这些人的失节言行,言辞相当激烈,诸如此类的事件并不少见,而孙能从邸报上获知不利于自己的消息后马上开始反击。到了明朝,邸报作为各地官员了解外部世界和朝廷动向的窗口作用就更加明显了,这一点就连晚明时期的《金瓶梅》都有所反映:话说杨提督暂时被弹劾后,西门庆就是在邸报上看到自己的亲家-也就是杨提督的爪牙陈洪,要“拟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边卫充军”,吓得不轻,于是连忙派家人来保带着五百两银子去打通关节。其时,掌握着审讯杨提督等人最高权力的是右相李邦彦,他是“三法司会问”的秉笔。他与西门庆本来不熟,但西门庆还是打通了关节,使自己化险为夷,相安无事。这其中邸报及时传播信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不然西门庆还蒙在鼓里。
既然如此,到了晚于明朝的清朝,而尤其《红楼梦》中的贾府作为当时如此显赫的四大家族之一,关系网络庞大,应当有充分的机会获取邸报,得知朝廷的风吹草动,但为什么小说在贾府事发败灭的第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骢马使弹劾平安州》一节中描写贾政等人接到查抄宁国府的圣旨时竟然是没有半点心理准备,首先是“心里不得主意”,其次是“独有贾赦贾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满身发颤”,最后是“魂魄方定,犹是发怔”,闹不清自己是为何获罪。后来还是薛蝌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是“在衙内闻得,有两位御史大夫闻得珍大爷引诱世家子弟,这还轻;还有一大款是强占良民妻女为妾,因其女不从,凌逼致死。”偌大个家族,还号称是盘根结错“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被人弹劾了竟然不知道半点风声,难道还不如一个西门庆那样耳目灵通?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有关新闻传播史的资料,并对比阅读了《红楼梦》中的相关章节,才似乎豁然开朗:满清入关,一方面他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肃清反清力量,但另一方面则正因为是满族入关统治文化先进的汉族,他的心理多少发虚,因此非常忌讳文人的议论。历史就是明证:即便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噤若寒蝉了,清朝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罗网深密的文字狱,到乾隆达到顶峰,嘉道之后才渐渐松弛。在禁毁图书的“成就”上,清朝创造了世界记录,也远超过中国史上所谓图书的“五厄”。
不止禁毁图书,清代的报禁也异常苛繁。谕旨和章奏哪些应抄发,哪些不应抄发,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1728)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1746)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2]。考察《红楼梦》作者的生平,正好是介于雍正与乾隆年间,尽管历史记载曹雪芹的出生有不同的说法,但前后相差也就是那么10年左右。因此《红楼梦》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邸报的最大可能在于当时的报禁。
当然,我们曾经还设想是不是邸报从一开始就是从京城对地方官员传播朝廷动态的工具,其主要读者就是各个地方的行政官员和士大夫,而《红楼梦》中的贾府位居京城,紧邻天子,有令直接由皇宫而出,邸报对于贾府这样的大家族来说,基本不起传播媒介的作用。这样的设想也是有它的依据的,比如最早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一回中,其消息的传播就是“忽有门吏忙忙跑进来,至席前报说:‘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唬得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只见“六宫都太监夏守忠乘马而至,前后左右又有许多内监跟从。那夏守忠也并不曾负诏奉赦,至檐前下马,满面笑容,走到厅上,南面而立,呐说:‘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说毕,也不及吃茶,便乘马去了”。你看,连诏和赦都不要带,直接以口宣旨,还要什么邸报?邸报只是那些想知道朝廷动向偏又不在皇帝身边的地方官员才会争相传阅。这样说起来好象也有道理。因为尽管清朝政府加强对邸报的管理,但并非就是彻底查禁。或许,原因就在两者的综合。或者,还有别的影响因素。
三、《红楼梦》中的八卦新闻
什么是八卦新闻?在笔者看来,所谓八卦新闻,就是政界要人或者社会名流的绯闻而已。按照这个定义来看《红楼梦》,发现其中的八卦新闻也还蛮多。但这些八卦新闻因为当时环境制约,又不象今天这样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传播,而只能以流言的形式通过非正式的传播渠道流传着,因而显得隐隐约约,似无还有。比如《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一节中描写王熙凤与贾蓉的暧昧,“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窗外叫:‘蓉哥回来。’外面几个接声说:‘蓉大爷快回来。”贾蓉忙复身转来,垂手侍立,听何指示。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再来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有精神了。‘贾蓉应了声,方慢慢的退去。“也不知道凤姐想做什么,也说不清凤姐和贾蓉是什么关系,但却总是有着隐隐约约说不清道不明的不一样。而同在这一回里,贾宝玉因为作了,”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涨红了脸,把她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一半了,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不敢再问。”晚饭过后袭人过来细问,因此宝玉把自己梦到的情景告诉袭人,“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幸得无人知道。你说这样的事情,要是贾宝玉与袭人并不说破,谁又知道是真是假,是有还是无?再有《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节中,明明是儿媳妇的去世,作为公公的贾珍竟然哭的泪人一般,”正和贾代儒等说:‘合家大小,远近亲友,谁不知道我这个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说着又哭起来。众人忙劝:“人已辞世,哭也无益,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贾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一个媳妇死了,做公公的伤心成这样,未免反应太过了点吧,这之间的暧昧又是道不清说不明。因此说《红楼梦》中的八卦新闻可多着呢,到了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索性全被喝醉了酒吵闹的焦大给全部曝光,”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都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说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得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的嘴。“
和今天的八卦新闻不一样的是,因为当时是在这样的封建大家庭,那个时候的八卦新闻是被竭力封锁的,更没有专门的狗仔队胆敢拿着相机穷追不舍,就是听说这些八卦的下人,在主子面前也是”魂飞魄散“,哪里象今天的受众这般享受,彼此传播并且津津乐道着。当然,这也不过是文章写到结尾时的一些闲话,无非是证明清代新闻传播也是多姿多彩饶有兴趣的。
犹如《清明上河图》这副不朽的名画描绘了宋朝汴京的繁华似锦一般,《红楼梦》也为我们描绘了清代活灵活现生动有趣的新闻传播图景,即使从这个角度去读读这部同样不朽的名著,也不失为一种雅趣。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