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1
关键词 散文翻译 归化 异化
0引言
散文与诗歌、小说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它结构灵活，语言生动简洁，不像诗歌，韵律比较讲究，也不像小说，情结跌宕起伏，因此研究散文翻译有益于翻译实践的发展。《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3》是张培基的最新散文翻译著作。其散文选材恰当，译文通畅地道，沿袭了其1、2两册的诸多优点，为翻译研究案例的上佳之选。在此散文翻译专著中，张先生有些内容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更加完整地保留了其中的汉文化信息，有时又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改写，便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理解译文，在语言及艺术的再创造方面更见功底。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的概念最先是由德国人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出来的：“There are only two methods of translation. Either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as much as possible，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 or he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as much as possible，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him.”简而言之，其中一种翻译策略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另一种则是以作者为中心。1995年，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将第一种翻译策略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 ，将第二种翻译策略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这两种翻译策略的支持者不乏翻译大家。例如，韦努蒂是异化翻译的倡导者，他认为译文应该忠实地反映原文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通过保持差异来达到文化交流和丰富目的语文化及表达方式的作用，因此，他主张“抵抗式”（resistance）的翻译策略。与之相反，美国语言学家奈达（Nida）则是归化论者。他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翻译应该以读者为服务对象，译文应尽量向读者熟悉的目的语语言和文化规范靠拢。
在国内，由许均在文汇读书报上发起《红与黑》几个不同译本的读者调查的讨论，直接引起归化与异化的交锋。许多老一辈翻译家，如傅雷、钱钟书等大多倡导归化的翻译方法，与他们不同，现代的译者更多的是提倡异化，前有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途”，后有孙致礼的“12世纪的文学翻译：异化为主导”。然而，归化和异化绝非两种对立的翻译策略，尤其在散文翻译中更应灵活地结合二者，在需要反映它国鲜明的文化特性和地域特性时，应适当采用异化手法以保持原作的异域特色，而在需要引进异国先进文化时，为了更好地将之融合并吸收，应该适时采用归化手法。有很大一部分的译著都有其偏向的一种翻译方法，不是归化便是异化，而本文所选张培基所著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在不同的文段或者字词的翻译时酌情采用了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充分利用了两种不同翻译策略的优点。下文将分别举例说明该著作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
1.1归化
Example 1：一个人如果天天望长寿如大旱之望云霓，而又绝对相信体育锻炼，则此人心态恐怕有点失常，反而不如顺其自然为佳。
One overrates physical training while dreaming of living a long life must be mentally unbalanced. He should learn to let things take their own course. （Zhang Peiji，2007：152）
如果按照中文词意对照翻译句中比喻的话，译文将会是“One dreams of living a long life，just like drought longs for rainy”，此译文对于没有中国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张先生没有翻译这一让外国人无法理解本体喻体关系的比喻，而是按照作者的本意直接翻译。
Example 2：少女时芬芳浪漫的憧憬已经离我模糊而遥远，青年时期追求的苦涩却历历在目，不管是芬芳还是苦涩，都要在这里打一个句号，我从不后悔。
The beautiful dreams of romance in early girlhood were vague and far off. But the bitter experience of courting in later days was still clear before my eyes. Beautiful or bitter，both are of another day. And I’ll never regret at all. （Zhang Peiji，2007：270）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2
[关键词] 香港《译丛》杂志 翻译出版 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6-0088-05
Renditions in Hong Kong and Its Translation-publ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Ge Wenfeng Li Yan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Abstract] Renditions is an English magazine in Hong Kong，which has been successfully translating and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it develops a typical 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e’s“going-out”：extensive and non-ideological translation selection，Chinese-western translators with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s，accepter-oriented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actics，international and dependent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Therefore，this is of great enlightening and reference to the magnificent Chinese culture “Going-out” policy.
[Key words] Renditions （Hong Kong）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Chinese Culture“Going-out”
苦心经营半个世纪之久（1951―2001）的《中国文学》杂志（外文版）及其《熊猫丛书》早已停办。《大中华文库》（汉外对照）工程（1995―）已经译介图书100余部。遗憾的是，“这些典型的对外翻译传播杂志和丛书，除极小的一部分外，并没有促使中国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1]。那么，翻译出版这一条“中国文化‘走出去’”宏伟战略实施的必由之路究竟应该如何走？
在香港，却有一份汉英翻译杂志，通过主办期刊、发行图书，成功探索出一种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它就是《译丛》（Renditions）。
1 向世界译介中国：《译丛》传播中国文化40年
1970年代，在香港“中文运动”争取中国语言文化合法地位的呼声中，1973年《译丛》杂志在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为宗旨的香港中文大学创刊，由该校翻译研究中心主办。《译丛》定位于“雅俗共赏”的纯粹文化品格。《发刊词》称“《译丛》致力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满足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以中国的视域向其提供原始素材”[2]，以达到弘扬中国文化，搭建西方读者阅读中国文化之桥，裨其体味文化翻译艺术魅力的创刊目标。每期期刊（半年刊）15万字，从未脱刊。截至2014年，共出82期（含14册合刊，计28期），涵盖中国古今2000多年的文化――尤其是文学领域。在西方，大众读者将其视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门户，专家学者则认为它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学术阵地。《译丛》期刊以上乘的刊文质量在国际社会赢得了良好声誉，被华盛顿、伦敦等地的著名图书馆长期订购、收藏，“部分译作被国外大学选为教材，被誉为‘洞察中国文学的窗口’”[3]。英美等国的权威文学选集，如“企鹅丛书”与《哥伦比亚现代文学选集》都有其译作入选。
《译丛》杂志社分别从1976、1986年开始，出版《〈译丛〉丛书》（Renditions Books）与《〈译丛〉文库》（Renditions Paperbacks）系列图书，至今已经不定期出版41部。每部的海外发行量均在2000册以上，就中国文化翻译图书而言，是很不错的外国销售量。有学者分析英语世界（1970―2013）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图书的影响力，前114部作品中（59家出版机构）有5部《译丛》图书上榜。它们弥合了文化差异，成功进入英语读者的阅读视野，也为“莫言、王安忆、韩少功等人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起到了关键的窗口作用”[4]。
41年间，《译丛》杂志社发行的区区82期期刊、41部图书，其海外影响缘何如此深远？它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模式有何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笔者拟作一次系统的梳理与考察。
2 推介什么：《译丛》办刊栏目、专号与图书选材
香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其特殊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赋予《译丛》出版人“文化自觉”意识，这直接影响着《译丛》的选材。《译丛》同仁对中国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发展趋向”[5]。所以，他们懂得如何选材才能构建起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译丛》的译介选材风格始终如一，“即使对比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也不觉得它有‘激烈、动荡’之感”[6]。
我们可以从《译丛》办刊栏目（含特辑）、专号与图书选材中洞悉它推介的内容（表1）。
表1 《译丛》文章体裁分类统计表（1973―2013）
《译丛》期刊有常规栏目与专号，辅以少量特辑。相对稳定的栏目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杂论》，主要是文学译文发表的园地。从春秋时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北岛的《你在雨中等着我》，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到莫言的《养猫专业户》，从元代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到曹禺的《雷雨》，从西晋李密的《陈情表》到冰心的《小橘灯》，全部为历代中国文学的精华篇章，涉及中国古今600多位文化、文学名人。《杂论》专栏涉及“专论”“纪事”“民间文学”“史料”与“杂俎”等体裁，每一期主题较为集中，如《红楼梦》、《诗经》、中国书画的赏析解读，均聚焦于中国经典，间或阐释英译的原则与方法，旨在成功传译中国文化的精髓。专号（Special Issue）是《译丛》期刊的一大特色，共推出42期，计29册（含26期合刊）。“小说专号”共8期6册，含“古典小说”“通俗小说”“中国科幻小说”等；“诗文专号”共8期4册，如“曲子词”“诗与诗学”“古典散文”“古代书信”；“地区专号”共7期4册，分别为“香港”“当代台湾文学”、“90年代的香港”与“香港散文”；“年代专号”共6期5册，主要为“中国当代文学”“20世纪回忆录”“知青”“乡村文学与‘’”“明清文学的暴力”；“人物专号”共5期4册，即“张爱玲”“王昭君”“胡风、秦兆阳与高尔泰”“杨绛”；“艺术专号”共3期3册，为“戏剧”“艺术”“中国电影”；“女性专号”共3期2册，包括“当代女性作家”与“中国传统女性”。另外，2000年的合刊为“国人的西方印象”专号。期刊出过7次“特辑”（Special Section），分别为“鲁迅”“冰心”“新加坡汉诗”“香港新诗”“台湾新诗”“香港古诗”与“‘七零’年代”。这些特辑以占当期半数以上的篇幅集中译介某一主题的文化、文学，内容紧凑，重点突出。
“《译丛》丛书”辐射诗歌、历史、文集与散文等领域，尤其重视古典诗词，共出图书5部，如《无韵之乐：中国古词》（1980）、《金色年华五季：一位田园诗人》（1980）、《二十五位唐代诗人》（1984）、《诗中的手足情：汉诗与诗学》（1985）及《中国古词银库》（2003）。文学选集也是推介重点，有《老舍与陈若曦合集》（1980）、《中国通俗小说集》（1984）、《新中文创作选集》（1984）与《20世纪香港文学选集》（2008）。丛书中有3部中国历史译著：《翻译往事：华夏简史》（1982）、《史记》（1993）与《摩登时代：启蒙简史》（1996）。另有《唐宋家》（1979）与《古今散文》（1999）两部散文译作。《〈译丛〉文库》是《〈译丛〉丛书》的姊妹系列，分属5个不同的主题。“当代小说”的11部译著重点推介了黄春明、王安忆、张爱玲、张抗抗、刘索拉、遇罗锦、刘心武、莫言、韩少功等的当代小说家。“香港文学”的5部著作集中介绍了刘以鬯、西西（张彦）、吴丹等7位现当代作家作品。“现代诗歌”4部译集的作者分别是卞之琳、杨炼、舒婷与顾城。“古典文学”4部图书介绍的是古诗词选译、《杜甫入门》和李渔的剧作。“女性作家”的3部作品译介了五四时期与当代香港、台湾的女性文学。
由此可见，《译丛》的取材呈现三大特点。第一，古代与现当代并重，突出近世文化、文学。例如，《译丛》译介小说362篇（部），古代与现当代小说分别为62、300篇（部）。尤其是《译丛》图书的“古典部分选材较有系统，品种虽不多，却很精致”[7]。第二，“”的作品均有选用，重视港台的推介。在300篇（部）现当代小说中，大陆、香港与台湾分别有91、87、65篇（部）。第三，坚守独立的文化风格，坚持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调和持中”精神。《译丛》的非官方基础与纯学术取向。这适合国外的阅读市场，也是《译丛》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式微的《中国文学》杂志恰恰“取材多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官方文学，……它的影响力自然就无法和《译丛》相比”[8]。
3 谁来著译：《译丛》译者与撰稿人群体
历任主编、编辑顾问与编委会成员既是《译丛》杂志稿件的把关人员，又是《译丛》的主要译者兼撰稿人群体。他们学贯中西，国学与西学修养深厚，中英文著译能力娴熟，海内外求学、任职经历使他们具备多重文化身份（见表2）。在中外文化的双重滋养下，《译丛》的著、译队伍成为会通古今、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使者。
表2 《译丛》历任主编概况统计表
其中，乔志高（又名高克毅，1912―2008）与宋淇（又名林以亮，1919―1996）是《译丛》杂志的创刊人，也是第一、二任主编。乔志高主编杂志近10年，早年专攻新闻与国际关系专业，擅长文学翻译。高译美国文学经典数部，赢得了翻译界的高度评价。他为《译丛》翻译、撰写文稿12篇，涉及语言、文学、历史等内容。宋淇是香港翻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并举各类文化体裁的同时，竭力推广诗歌的传播，主编了《译丛》图书《无韵之乐：中国古词》（1980）。闵福德（John Minford，1954―）是英籍汉学家，他翻译的《孙子兵法》在西方最受欢迎，其与岳父、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合译的《红楼梦》最具影响力。孔慧怡（1955―）主编《译丛》长达20年，期间，期刊“重磅推出专号和特辑，规模极大程度地接近了文学选集的编辑”[9]。孔慧怡身体力行地进行翻译实践，《译丛》期刊刊登她的译文、来稿近70篇。她的11部文学译著占《译丛》图书的1/4强，多为女性作家的代表作。她关注被边缘化的女性文人群体，意在重写女性文学史。2007年7月，王宏志（1956―）接任第五任主编，他是著名翻译与文化研究学者，专著与论文成果丰硕。
编辑顾问与编委会是《译丛》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干力量。这些编译人员一般保持在25―30人，海内外人数相当，且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国内主要有黎翠珍（Jane Lai）、赖恬昌（T.C.Lai）、黄国斌（Kuo-Pin Huang）、余光中（Kwang-chung Yu）、刘绍铭（Joseph Lau）、张佩瑶（Martha Cheung）等学者、诗人、艺术家兼翻译家。他们的专业知识结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集中在历史、文学、艺术、文化等领域。国外的编委成员和顾问多是耳熟能详的汉学家、翻译家。例如，英国汉学家卜立德（David Pollard）以英译中国古典散文的“浑然天成”而闻名。澳大利亚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极大地引导了海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潮流。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唐诗研究与翻译是美国汉学界的权威。还有很多成功英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语文学作品的西方翻译名家成为《译丛》的重要撰稿人，如高行健《灵山》的澳大利亚译者梅布尔・李（Mabel Lee）和莫言《生死疲劳》的美国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数十年来一直以《译丛》为渠道，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文学。
《译丛》也大量吸收世界各地撰稿人的稿件，形成了一支400人左右集编、译、写于一体的版权人群体。他们作为《译丛》的著译主体，构建了一个跨学科、国际化与公正的文化交流平台。各专业的中西译者、撰稿人的参与，研究与翻译同步进行，保证了《译丛》通俗性与学术性共存，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中外学者使《译丛》具有专业性、严肃性与权威性，出身新闻界的第一、二任主编及英美文学界的撰稿者则使杂志具备普适性、通俗性与可读性。
4 如何译介：《译丛》的翻译与诠释策略
“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出版方针，决定了《译丛》的翻译与诠释策略始终以外国读者的接受为第一要义，亦即所谓译介的受众意识。依据读者接受能力与文化交融程度而采取灵活的译介策略，是《译丛》的成功经验之一。
4.1 归化、异化翻译方法相得益彰：小说《海上花列传》的翻译
小说因其趣味性与娱乐性成为主要选材。自然地，译文的可读、流畅与否成为读者能否接受的关键。《译丛》的小说翻译结合了归化与异化的方法：悉心淡化原作过多的“异国情调”，以方便读者的理解与认同；大量保留原作的陌生感与异质性，以满足读者对原汁原味的中国叙事的期待。张爱玲的《海上花列传》译文便是典型个案。
《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以晚清上海的生活为主线，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百态。译者首先删除了原作自序、例言和跋。身为小说家，张爱玲认为，这些内容既冲淡了原作的品质，又妨碍了读者的阅读。“拙劣地模仿《红楼梦》，却无它的韵味与新意。……令外国读者生厌，不忍卒读。我关注其海外接受，故而斗胆将其漏译”[10]。译者大刀阔斧的删节巧妙地隐去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冗长的“楔子”，契合西方现代小说的可读性模式，是归化译介策略。原作的对话场面很多，是人物个性最直接的体现，语气情感与声音形式的传达依赖于译者恰当的翻译手法。赵朴斋、张小村二人与青楼女子的戏谑对话真切地译为：
Seeing Hamlet， she （a middle-aged maid） also said，“Ah-yo， its Mr. Chang！ We thought you were never coming. So you do have a conscience！”“Pei！”Second Wong made a spitting noise，“If he has a conscience，dogs don’t eat shit.”“I came and still I’m told I have no conscience，” Hamlet said smiling，“Then starting from tomorrow，I’ll never come again！”“You wouldn’t dare！” Second Wong said smiling[10].
在此，张爱玲采用了忠实翻译的异化策略，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原文的对话文体与说话人的语气。译文保留了汉语的语气词，如“啊哟”“呸”，生动又真切。甚至原文的汉语句式和表达方式也进行了迭译，如“人要有仔良心，是狗也勿吃仔屎哉！”“从明朝起勿来哉！”这样的译文传译了口语风格、传播了原语文化，更使人物形象鲜活起来。对于人名，译者又倾向于归化，将“张小村”译为“Hamlet Chang”、“王阿二”译为“Second Wong”，较之传统的中国人名音译，这能传递更多的文化内涵。“（张）爱玲的译法是字眼扣得准，行文流畅，绝不采用英美俚语，以免造成化华为夷的印象”[11]。主编宋淇如是评论也申明了《译丛》小说翻译避免较多深层次归化的主张，合理地在归化与异化之间选择，互为补充，在斡旋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传播中国文化、文学特质。
4.2 副文本的文化诠释功能：独特的编译体例
“副文本”指除主体文本之外、“在作品与读者之间协调、展示正文本的一切语言、非语言的材料”[12]。图书中的扉页、题记、序、引言、跋、插图、注释、致谢等均为副文本的主要内容。《译丛》编译体例的独特之处在于利用副文本为读者传递、诠释中国文化，其辅、协调性不容忽视。“译作的副文本更易于被读者所理解、认可，会对读者的文本接受产生很大影响”[13]。
41部《译丛》图书都有《译序》或《译例言》。编译者直陈某部译著的译介观念，这些文字或是简介图书的出版动机、主要内容，或是阐明其中的文化翻译障碍、理解难点，或是分析文化背景、文体特征，或是说明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读者接受语境。在读者真正阅读文本之前，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引导性阅读辅助手段。霍克斯在《杜诗入阶》的“译者引言”中详述了译介选材、杜甫生平、杜诗的形式与背景，这有利于“丝毫不谙汉语或知之甚少的海外读者”理解与学习，达到对“汉语、汉诗和杜甫有一定了解”的文化传播目的[14]。
《译丛》封面与内部插图的设计色彩丰富、内容活泼，与中国文化相映成趣。这赋予读者最直观的视觉感受，映射出译文（本）固有的中国文化形象，引导、促成读者对译本的欣赏、理解和接受。《译丛》期刊的作家专号全部选用作者的彩色照片或素描作为封面，给读者留下“第一眼”印象。内部插图多为与内容相关的名家书画作品。小说译作多穿插故事叙事的生动素描图画，诗歌译作则配有书法家所题的诗词全文。《古今散文》涵盖作家36位，其中附插图的有28位之多，既有古代文人苏轼、袁枚的书法墨宝，又有现代作家梁实秋、杨绛的手迹影印。“这在一般学术著作和翻译作品中并不多见”[15]。
《译丛》惯于注释，这是一种有效消解文化障碍、实现文化交流的方法。如《汉诗金库》共收录诗歌121首，注释有105条。另外，《译丛》附有“来稿人简历”（学缘、专业、译述成绩等）与“索引”，方便了读者的阅读活动、提高了认知效率。
5 文字之外：《译丛》的运作、出版与发行
《译丛》的经费全部来自社会捐助和极少部分的广告（文化图书、刊物）收入。香港永隆银行，这家具有80年历史的上市金融机构专门成立了“永隆银行‘中国文化促进’基金”，一直资助《译丛》的运营。此外，“岭南基金会”出资建设了《译丛》的信息检索系统。
中国翻译研究会会长谢天振呼吁，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亟须做好两件事：建立“资助国外优秀翻译家投身中国文化外译的专项基金和为中外译家及学者提供中译外基地”[16]。对此，《译丛》早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89年起，杂志社依托“宋淇基金会”实施了“《译丛》学人”和“《译丛》荣誉学人”计划。前者每年邀请一位国际级学者、翻译家到香港完成一个翻译项目，并进行翻译探讨。伯顿・华生（Burton Waston）、白芝（Cyril Birch）、卜立德（David Pollard）、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等名家均名列其中。后者邀请国内外成就卓越的翻译家进行短期访问，切磋翻译技法，交换翻译心得。如以汉译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闻名的赵萝蕤便是“荣誉学人”的第一任人选。2013年，在“《译丛》文学翻译杰出讲座”中，葛浩文、卜立德等译界名人分别进行了英汉文学翻译研究与实践的演说，纪念《译丛》创办40周年。
《译丛》探索中国文化的多重对外传播渠道。《译丛》图书多是期刊精品刊文的遴选结集，也有先前国外出版、影响深远的中国典籍的再版。《译丛》期刊是周期性、连续性的大规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载体，内容广泛，而不定期的系列图书则是主题高度集中的中国文化翻译交流媒介。在信息化时代，《译丛》顺应数字出版的潮流，推出“《译丛》‘光盘’版”与“中国文学‘掌上电脑’版”，含期刊与图书24册、部，以便捷、高效的出版方式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三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中国文化对外推介合力。
《译丛》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同时，通过海外出版经纪人，寻求与外国主流出版发行机构的合作，实行联合发行。在澳大利亚最大的中文图书发行商“中国书店”，《译丛》设有经销处，方便海外读者选购。《译丛》还与英美大型出版社――如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和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署版权协议，实行多家出版社多地发行的模式。华生英译的“《译丛》丛书”《史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籍英译丛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不仅解决了中国文化传播渠道单一、流通不畅的问题，更可以在外国主流出版机构的高度参与下，探索以图书市场为主要参照的发行形式。
6 结 语
香港《译丛》杂志成功构建了一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出版平台，在译介选材、译者主体、译介策略与出版发行运营等方面探索出卓有成效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模式。这对于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注 释
[1]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只是个翻译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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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3
关键词： 《瓦尔登湖》 翻译赏析 翻译能力
尽管国内很多大学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很多学生注重对词汇量、语法、中英文化背景和翻译理论的学习，重视理论而缺少实践方面的研究，在翻译过程中缺乏可借鉴之处，翻译能力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本文通过对《瓦尔登湖》不同译本片段的比较分析，找出翻译时容易产生理解错误和操作错误的地方及原因，意在为学生以后的翻译提供借鉴，从而提高其在选词、断句等方面的能力，以及翻译的准确性。通过鉴赏不同译本，还可以加深对翻译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使理论能够付诸实践。
英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阅读一些外国名著，这些外国名著的体裁大多属于小说或散文。“散文是一种非常生动活泼的文学形式，其选材范围非常广泛，天上人间，万事万物，有感而发，均可入文，且文无定式，可长可短，篇章结构十分灵活，写法随意自由。有的散文意境高远，有的散文清丽隽永，有的散文哲理深刻，令人回味无穷。阅读散文是一种高尚的享受，翻译散文则要掌握散文的文本特征及其个体风格，在貌似随意铺陈的信息网络中找到散文情理的凝聚点，努力将其在译文中再现。文学翻译家均有自己的翻译原则与风格，在评析文学文本译文时，最好能参照该译者的翻译原则与风格”。[1]由此可见，散文的翻译是比较有难度的，需要仔细揣摩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再用自己的语言将它表现出来。
《瓦尔登湖》是梭罗的名篇，是一部文字优美的散文，描述了他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的独居生活，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之所以选择这本书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1.《瓦尔登湖》在中国有不下二十种译本，有较大选择的余地；2.译者水平和风格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方便比较和分析；3.英语专业的学生比较熟悉这本著作，已经有了阅读的基础。
本文对比了《瓦尔登湖》的四个译本，分别为1982年的徐迟译本，2007年的王家湘译本，2010年的孔繁云译本和田伟华译本。选择这四个译本的原因有：1.徐译首次进入中国，有代表性，与其他译本相比，时间跨度大，时代特点不同，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2.翻译风格不同。徐迟是20世纪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他首次将《瓦尔登湖》引进中国并翻译成中文，他的译文具有民国时期走出来的学者风格，具有强烈的个人和时代色彩，比较接近于梭罗深沉而敏感的抒情方式，但并不适应于现在的叙述习惯，不易理解。王家湘，全国美国文学会理事，著名翻译家。他的译本通俗易懂，具有现代气息，切合现代的语言习惯，体现了原著的低调与平淡，不易产生距离感。孔繁云的译本浅显易懂、简练，但过于注重个人的情感表达，归化思想较明显，译文与原著的意思出入较大，从翻译标准层面出发，其信度不高。田伟华，年轻翻译家。除章节标题之外，翻译内容与徐迟的几近相同。因此，在本文的研究对比过程中，只在题目的对比上做较大量的工作。由此看来，这几种译本的可比性强，对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翻译风格有较大的指导作用和帮助；3.相对而言，孔译和田译相对较差，通过分析找到翻译中易出现的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错误，对提高学生的翻译技巧有较大帮助。
一、对译本章节标题的翻译赏析
第一章的题目“Economy”，徐迟版译为“经济”，王家湘版译为“节俭”，田伟华版译为“简朴生活”。在这里，徐迟选用的是宏观的含义，译为“经济”，但给人严肃凝重之感，范围过于宽泛。王家湘选用的是微观的含义，根据原文可知，作者在第一章对其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作了一个总述，表达了崇尚宁静、节俭、朴素生活的思想，倡导人的生活不需要太多外在的物质。由此看来，译为“节俭”更符合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
徐译和王译选择了直译的方法，而田译的“简朴生活”则是意译。王译和田译都很符合原文的意义，但“节俭”一词略显生硬，田译较为灵活，更倾向于归化策略，抓住了原文的精髓。
第五章的题目“Solitude”，徐译为“寂寞”，王译为“孤独”，田译为“独居林中”。“solitude”意为独处、独居。田译只是客观地描述了作者在林中的独居生活，根据原文，作者描绘得更多的是在大自然中独自生活的喜悦之情，以及对寂寞、孤独的看法，属于作者的思想活动。“孤独”一词给人以深刻之感，原文中正是由于这种孤独的状态使作者进行不断的思索，与其相比，“寂寞”使人感到无聊、空虚和肤浅，所以这里用“孤独”更为贴切。
二、对译本片段的翻译赏析
例1：I should not talk so much about myself if there were anybody else whom I knew as well.Unfortunately，I am confined to this theme by the narrowness of my experience.Moreover，I，on my side，require of every writer，first or last，a simple and sincere account of his own life.
徐译：如果我的知人之深，比得上我的自知之明，我就不会畅谈自我，谈那么多了。不幸我阅历浅陋，我只得局限于这一个主题。但是，我对于每一个作家，都不仅仅要求他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
王译：如果我对任何人了解得和对自己同样深刻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大谈自己了。遗憾的是，经历的浅薄使我只得局限于这个主题。不仅如此，在我这方面，我还要求每一个作家不仅写他所听到的有关别人的生活，而且迟早要把他自己的生活做一个简单而真诚的描述。
原文第一句的词汇、句型都很简单朴实，徐译不太符合原文风格，王译语言质朴自然。而且徐译中的“畅谈自我”和“谈这么多”在意义上重复了，可以删去其中一处。后面的“moreover”，徐译为“但是”，王译为“不仅如此”，“moreover”含有递进之意，且原文中上下文不存在转折的关系。关于“a simple and sincere account of his own life”，原文的句式类似中文的偏正短语，徐迟在这里把作为形容词的“简单”和“真诚”变作副词，不仅读来拗口，而且不能完全表达出原文的风格，王译较为流畅易懂。
例2：Once or twice，however，while I lived at the pond，I found myself ranging the woods，like a half-starved hound，with a strange abandonment，seeking some kind of venison which I might devour，and no morsel could have been too savage for me.The wildest scenes had become unaccountably familiar.
徐译：我在湖上生活的时候，有过一两次发现自己在林中奔跑，像一条半饥饿的猎犬，以奇怪的恣肆的心情，想要觅取一些可以吞食的兽肉，任何兽肉我都能吞下去。最狂野的一些景象都莫名其妙地变得熟悉了。
王译：不过，我在湖边生活的时候，有一两次发现自己像一只饿得半死的猎狗，奇特地恣意在林子里漫游，寻找我可以吞食的某种野味，而且吃什么野兽肉我都不会觉得太过野蛮。最野蛮的场景都变得莫名其妙地熟悉起来。
孔译：生活在湖滨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曾有一两次像只饿得半死的猎狗，不顾一切，走遍森林，到处搜索能够吞食的野兽，管它是什么东西，能吃就吃，不会觉得自己太野蛮。这种最野性的景象，我是太熟悉了。
第一，while I lived at the pond，徐译的是“我在湖上生活的时候”，不太符合我们的日常表达方法。我们认为王的译本，at取“在……边上”的意思，更加符合逻辑方位的表达习惯。
第二，with a strange abandonment，在这个短语中，我们翻译的是“身体里有一种陌生的放肆的感觉”，将介词动词化，变抽象为具体。对比徐的译本来看，“以奇怪的恣肆的心情”，单从表意层面看是完整的，但是从汉语的语言习惯来看，略显生硬。对比王的译本来看，其也是运用了介词动词化的手法，但是单从句式结构来看，句子被重组了一部分。而我们改后的译本，既运用了介词动词化的翻译技巧，又保留了原文的句式结构，更贴近汉语的表达习惯。
第三，在half-starved这个词里，starved本身是挨饿的意思。在牛津英汉字典中，be starved是饿得很的意思。从half可以推断没有那么饥饿。因此，王译和孔译在此处的意思是有失偏颇的。
第四，原文中savage和wild都有野蛮、蛮荒等意思。对比徐的译本来看，savage被意译，取“任何”的意思，wild取“狂野”的意思。对比王译来看，前者取“任何”和“野蛮”的意思，后者仍取“野蛮”的意思，略显重复，读来有臃肿之感。这里，我们前者与王相似，取“凶残”的意思，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后文中使用“野蛮”更加贴合句意，与“狂野”相比，更能与文明产生相反的意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更符合翻译原则中的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的原则，后者wild即续取“野蛮”的意思。
第五，“unaccountable”有“难以理解的，无法解释的”之意，原文中的“... had become unaccountably familiar”，徐译为“莫名其妙地变得熟悉”，王译与徐译相同，孔译为“太熟悉了”。从字面上讲，徐译和王译较为恰当；根据原文的语境，徐译和王译更贴近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而孔译过于灵活，产生了误译，个人主观色彩较为明显。
例3：“I love the wild not less than the good.”
徐译：我之爱野性，不下于我之爱善良。
王译：我对野性的热爱不亚于对好教养的热爱。
孔译：我爱善性，更爱野性。
“the good”意为“合乎道德，善良”，就其准确性而言，孔译也忠于原文的意思，王译有些欠妥；但从读者的接受度来看，徐译给人以流畅柔和的感觉，更容易接受。
例4：“I like sometimes to take rank hold on life and spent my day more as the animals do.”
徐译：有时候我愿意粗野地生活，更像野兽似的度过我的岁月。
王译：有时候，我喜欢野性地对待生活，更多地像野兽那样度过我的一天。
孔译：有时我想像野蛮人那样过生活，像动物那样混日子。
从语句结构分析，徐译过于拘泥于原文的词句结构，往往字句对照，以此就彼，难免生硬晦涩；王译则能摆脱字面意义的束缚，用地道的汉语表达原作的旨意；孔译过于灵活随意，个人主观成分过多，容易产生误译。
例5：but let wild Nature reign here once more，and the tender and luxurious English grains will probably disappear before a myriad of foes，and without the care of man the crow may carry back even the last seed of corn to the great corn-field of the Indian's God in the southwest，whence he is said to have brought it.
徐译：其实只要让狂野的大自然重新在这里统治，那些温柔而奢侈的英国谷物说不定就会在无数仇敌面前消失，而且不要人的援助，乌鸦会把最后的一颗玉米的种子再送往西南方，到印第安之神的大玉米田野上去，据说以前它就是从那儿把种子带过来的。
王译：但是让原始的大自然再一次统治这个地方，那脆弱骄奢的英国谷物可能就将在众多的敌人面前消失，没有了人的照料，乌鸦可能会把甚至最后一粒玉米种子衔回西南方印第安神明的巨大的玉米地里去，据说它就是从这里把玉米种带过来的。
孔译：但是只要大自然能重新统治这个地方，那娇柔华丽的英国麦类植物，必定会在无数敌人面前消失，不需人的照顾，乌鸦也能把最后一粒玉米种子，带回西南部印第安人的上帝那广大玉米田里，据说就是它把玉米带到那边去的。
原文中作者用“wild”修饰“nature”，意在突出大自然原始野性的特点，孔译则省略了“wild”，忽略了这一层意思，徐译“狂野的”、王译“原始的”则准确地传达出了大自然的特性。“tender and luxurious”，从原作看，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这种英国谷物只能在气候、水土等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才能生长，孔译用“娇柔华丽”形容“English grains”，搭配不恰当，徐译为“温柔而奢侈的”，有些过度翻译，王译的“脆弱骄奢”最贴切。这两处的问题在于词义的选择和词的搭配，这些都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明白原文的字面意义，还要了解作者的感情和意图。
“without”王译直译为“没有”，而徐译为“不要”，孔译为“不需”，都属于意译，顾及了原文的感彩，传达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植物的顽强生命力。好的译文往往是直译与意译相结合，至于何时直译，何时意译，就要看哪种方法能更好地做到与原文信息的对等，不仅传达原文的信息，而且能够将作者的感情和意图表达出来。在这里，采取意译的策略比直译更好。
原文中有一个长句由一个主句与修饰词组、短语共同组成，读起来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三个译文都采用顺译法，徐译和孔译采取了拆句的策略，将原文打破重组，把长句拆分成几个短句，使译文读起来更地道、通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翻译中，涉及作者文体风格的行文常须保持原文特有的节奏、句法、用词等，如有的句法缠绵（如Henry James），有的句法干脆利落（如Earnest Hemingway），这时的拆译或许需特别加以考虑”。[2]
三、分析
其实对于瓦尔登湖的翻译，四位译者有差异的地方有很多，由于篇幅所限，只列举了以上五处。通过对所选译本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发现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大致可以分为理解层面和表达层面上的，理解层面的错误就是对原文理解不透彻；表达层面的可以细分为四类：1.词义选择不当；2.词与词搭配不当；3.用词不准，概念不清；4.硬译，逐字逐句翻译。
（一）产生错误的原因
1.在文学作品中，由于词语普遍存在问题，使文学翻译变难。词语除了本身的所指意义外，往往还有一定的主观性，且有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特点，有时甚至令人难以琢磨，容易被忽视、被误解。想要用另一种语言准确地诠释，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相同此类所表达的范围不尽相同，所有语法功能也不尽相同。
2.从表达效果看，简单句言简意赅，使用短句表达一定的场景是很多作家的写作风格。但在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表达丰富的情感，更常见的是通过各种方式把句子拉长，借以创设丰富的意境，表达作者丰富的情感。如何通过翻译，传达出短句的意境和长句的细腻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特别是面对一些长句，中文和英文不同的特征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3.翻译重在理解，而词义的选择对理解原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顾原文而不顾原义，就流于直译、硬译、死译。只有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仔细分析，反复推敲，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4.好的翻译除了词义的准确、句式的流畅和文化的传达之外，还要能够体现作者的写作风格和个性特色。这其实是凌驾于语言与文化的更高难度的翻译。译者既要熟悉作者的行文风格，又要有很强的语言的能力，还要对文学流派有一定的研究，能够熟悉作者的行文风格和生平，这是更高难度的要求。
（二）解决错误的方式
1.从词汇层面来讲，在翻译中要结合上下文、具体语境及时代背景，确定词义。对于一些多义词而言，不仅要注意结合本章节的语境，有时整个篇章的语境都在考虑范围之内，还要体会词语所具有的较难把握的主观意义，做到准确把握含义，需要揣摩反复作者的写作意图、情感表达及特定的语境。针对中英语言结构有所差异的问题，我们需要灵活地进行词类转换，例如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要以符合原文意图和汉语语言习惯为标准。
2.就句子而言，需明确中英句式结构的差异。其一，英文的句式特点是重点很明确，总是被放在句首，而中文处于说话方式的差异，总是将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最后。这对于母语与目标语言存在差异的我们来说，自由地转换实在存在一定的困难。我们要有意识地多培养这种转换意识，将它真正培养成一种技能。实际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翻译是一种无形的技能，因为不见其形，在译者转换的过程中，看不到译者的整个思考过程，此时译者大脑中发生的复杂的过程及转换，旁人都无从所见，所接触到的只是结果。所以，勤加练习很重要。其二，英文句子往往很长，一句话看完，常常陌生词汇的出现或者由于句式本身的复杂性，往往每个单词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连到一起就不知所谓了。这时，不妨将句子散开看，即拆分句子结构。都说英语语句就像一棵棵树，那我们就练练自己的火眼金睛，找找树干树枝都在哪儿。主干毫无疑问就是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和宾语，除此之外，就是或繁茂或稀疏的叶子。在正确理解句子意思之后，就要尝试完成恰当的语码转换。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英语单词的词性可以根据中文的习惯发生变化。当然最终目的都是让句子能表情达意。
对于长句的处理，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缩句法，即翻译之前先划分句子成分，找到主从句，先译出句子的主干部分，再根据中文特点加上其他成分，同时需要注意句子的平衡；限定性成分独立短句或平行句。基本上，译者所要做的首先是化繁为简，理清句子，然后找到汉语对应的表达方式平衡句子，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原文的写作风格。
3.从段落语篇出发，我们需在熟练掌握词汇、句子翻译技巧的基础上反复推敲句式结构，合理安排各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衔接，如，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及翻译的需要，将原文合理的分段或合段，使之逻辑清晰、连贯，表达流畅，使整个语篇的翻译达到信、达、雅的高度。
4.加深对百科知识及常识的了解。翻译的过程也是跨国文化交际的过程，若不能熟练掌握百科知识和常识，那么在翻译时很容易望文生义而不能准确翻译原文。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问题。“rain dogs and cats”是倾盆大雨的意思，这是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仅从字面意思翻译，就会译为“雨淋了狗和猫”，这就会闹出大笑话。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一些百科知识及常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对语言学习者尤其是译者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是极其重要也是译者必须具有的素质。
5.提高中英文素养。在翻译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译者词不达作者之意的情况。有的已经明白作者意思，无奈中文却表达不到那个水平，翻出来的文字不连贯，甚至语法混乱，显得不伦不类，让人费解。译者要提高自己的中文素养。在理解外国语的同时，不忘母语，实现两种文化的有效转换，才能让翻译这个职位得到其价值的体现。前文已经提到过提高译者英文素养的重要性，这里无需赘述。若连作者意思都领会错误，则对于读者来说真是受害匪浅。只有当自己的知识积淀到一定程度，才能真正担当起文化交流的桥梁的角色。
四、结语
文本对照有利于提高翻译能力，其效果的好坏取决于能否利用好原著及译本。采用不同译本对比分析的方式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是帮助读者准确理解英文原文，二是读者可以赏析译文。在译本的选择上，由于文化背景、时代特点的差异，对于原著的误读、误解、误译是不可避免的。本文通过对《瓦尔登湖》几个比较典型的不同版本的译文进行对比研究，希望能在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及技巧，鉴赏不同风格译文上有所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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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4
论文摘要：本文着重讨论文学翻译中的语言变异及其产生的文体效果。人们在选择语码进行交际时会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和语用原则。但是有时为了产生不同的文体效果以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人们常常有意识地违背这些语言常规，形成语言变异，尤其是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通过语言变异产生文体效果，继而形成作者自己或某一作品的风格。
一、引言
严格的讲,文学翻译应该是原著思想内容、形式以及风格准确地再现.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文学翻译中出现了多种变异现象.究其原因，多种多样。同时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非常规的使用形式。这些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就被称为语言变异。当这些变异现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时常会令人们难以揣摩，无从把握。
二、文学翻译及其变异现象
文学翻译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文学。综合中外论者对文学一词的阐释，我们知道文学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用语言来反映生活、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抒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审美价值，其语篇功能主要是用艺术的语言叙事、画物、言情，达到感染人、娱悦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学的这些特性也是它有别于其它文体的地方。要说清楚文学是什么虽然不易，但人们却能很容易地告诉你：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等是文学。如此说来，文学语言就该是这些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学文体也就该是这些文体的总和。尽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中又能分出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作家作品，但我们的注意力这里主要集中在英语各体类之间的文学共性的东西，即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应有的重视。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不再用“等值”、“正误”、“好坏”、“对错”等标准来评判翻译文本，而是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摸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研究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首先要给文学翻译的常规与变异下一个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与社会学中行为规范的功能类似。文学翻译的常规是用来辨别合适的或不合适的翻译行为的准则和标准.它由具体的文学翻译的原则、标准、过程、方法等理论组成.与社会学中的越轨行为一样,文学翻译的变异是指违背了文学翻译常规的翻译行为或活动和不恰当的使用翻译技巧等行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学翻译的难度。
三、文学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文体学和文学紧密相关,一直被用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同时它也是翻译工作者的必修课,翻译工作者具有文体学知识将有助于发现原文的特色,从而忠实地翻译原文。
文体学理论认为,作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采用的任何符号,一个词,一个句法,一种修辞手段或是某个叙事角度,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选择,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或是突出主题,或是增强美学效果。因此,译者一定要对每个对象的功能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忠实地翻译出原文的韵味,使译作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相近的感受。
下面我们来看不同体类中的不同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一） 小说的翻译
（1）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变异
在一部小说中，尤其是在人物众多的小说中，作家为了生动地再现形形的人物的个性，常常模仿他们各自的语言，使他们说出合乎自己身份、地位、教养、性格的话来，这是作家借人物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如马克• 吐温的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小说的叙述部分即采用了经过锤炼的美国当代口语，书中的人物对话更是原原本本的生活语言的照录，请看哈克与黑奴吉姆的对话：
"hello, jim, have i been asleep? why didn't you stir me up?""goodness gracious, is dat you, huck? en you ain' dead-you ain' drownded-you's back agin? it's too good for true, honey, it is too good for true. lemme look at you, chile ,lemme feel o'you…"?
由此例可以看出，黑奴吉姆的语言充斥着讹读、省音、不合语法、用词不妥，这些极不规范的语言不仅仅只是传递了一种信息，透过它们读者可以推测到有关这一人物更多的情况。?
（2）叙述时空的混乱化变异?
这一特点主要存在于一些现代派小说中。传统小说的叙述总是时空脉络清晰，要么依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描述，要么采用倒叙，即使多有场景变化，但时间和空间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现代派的作品中，由于作家对心理现实刻画的追求，也由于作家的创作观念及手法的缘故，如意识流手法的采用，常常使得时空变化模糊不清，作品中的人物思维、语言混乱无序，过去的、眼前的，想象中的人和事，纷乱一团，语言缺少了形式上的逻辑关连，变得毫无条理，不完整的句子很多，给理解带来了较大困难。此时我们要引入一个文体学中的概念---前景化(foregrounding)。它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法将需要表达的事物或现象突出地表现出来。通常它通过对标准常规的系统违反来达到，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意识流小说往往描写人物混乱流动的意识，因此在语篇上常常表现为词汇组合、句法结构、语篇结构、叙述模式等多层面上偏离常规的前景化特征。。?
（二） 诗歌的翻译
?一般说来，语言形式服务于内容，并具有一定的意义。就诗歌而言，形式的意义远远大于散文类作品中的语言形式。诗之所以成为诗，怎样说与说了什么同样重要，所以译文中追求形似是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现代文体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风格是对常规的变异。”（style is deviation of the norm）反过来讲，语言常规的变异就是语体风格的意义。变异是超常规，超常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能吸引人，超常才能体现语体风格。变异是手段，通过变异造成“突出”（foregrounding）。“突出”意为“不落俗套”、富有新义，新义构成语体风格之意。“突出”通过语言变异来实现。如果把变异的语言现象看作“突出”，语言常规就是构成“突出”的“背景”（backgrounding）。有“背景”有“突出”才能勾勒出作品的整体美貌。将此观点应用到诗歌的翻译当中将会使译者和读者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意图。
如美国现代诗人mings曾写了这样的诗句“you pays your money and you doesn’t take your choice”(1950)。他勇敢地冲破了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在一般现在时第二人称后的谓语动词和助动词词尾加了-s和-es，给语体风格以新义。
（三） 舞台剧及影视剧本的翻译
剧本与小说、散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通篇都是用对话写成的。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小说和散文通常是供人默读（当然也可以朗读），而剧本却是最终要诉诸声形的（当然也可以拿来默读），由此它构成了与其他文体绝然不同的变异。剧本中的对话（对白）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经过作家精炼后的诗句，如莎士比亚的诗剧中，人物语言多是诗的语言，正式程度较高，辞格也较多。第二种是经过作家加工后的较为正规的、完整的语言，它来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再一种就是未经加工的生活语言照录，多停顿，多不完整句，多不合语法规范句，多重复。当然，上述三种只是大致分类，在每一种类型中，语言的正式程度或用语特点又会因人物的年龄、性别、性格、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有的人话语单调乏味，有的人则出语机智幽默，有的人言语矫柔造作，有的人则语言朴实自然……总之，有多少种人就会有多少种语言。??
翻译舞台剧剧本和影视脚本，要充分考虑其上述特点，译好人物语言，充分体现原剧整体语言特色和具体的每个人的语言特色，使语言连同人物一起"活"起来，"动"起来。就舞台剧剧本的翻译而言，其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为该剧在另一个国度用另一种语言演出服务，二是译出来供人阅读。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译者都应考虑原文作为剧本的特点。如朱生豪在译莎士比亚剧本时，常常要让自己扮作剧中人物，拿译出的句子读一下，看一看是否上口。影视翻译与普通小说翻译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受制于口形及时间。屏幕上演员说话时间如只有五秒钟，那译文的字数也就不能太多，不能是演员已经闭嘴，而配音却仍在说话，这对于译者是一个考验。同时，译文还必须照顾到演员说话过程中的停顿。如memories are wonderful…and the good ones…stick to you like glue. （回忆是美好的…好的回忆……将伴你终身。）如要将stick to you like glue译为"将象胶一样始终粘着你"，那就太长了。配音要想逼真，还要考虑选词的口形与屏幕口形的一致。一般来说，嘴巴张得较大，译时应选择开口呼的汉字，反之则选用闭口呼的汉字。此外，译者必须关注屏幕人物的动作神情，了解人物性格特征，用性格化的语言反映人物的喜怒哀乐、粗俗高雅。
（四） 散文的翻译
翻译散文，首先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内容与风格，因为内容与风格是统一的。譬如英国早期的散文多为说明性文字、教育用文字和劝谕性文字，用古英语写成，以简洁朴实见长，且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另外要认真体会散文的时代风格与作家风格，如培根的散文多用排比并列句式，形式工整，而这同时也是英国十七世纪散文的一大修辞特点。十八世纪的散文，初中期口语化盛行，代表作家是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 steele），但到了末期却又转向典雅华丽。到了十九世纪，虽然一部分作家仍坚持散文朴实无华的特点，但在整个文学艺术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浪漫派散文似乎一直占据上风，作家常直抒胸臆，表现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这类散文句式灵活、语言新颖，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其生动的比喻、强烈的节奏感、飞扬的文采形成了散文的时代特色。但进入二十世纪后，英国散文的主流又回到了以正规口语为基础的朴实自然语言。翻译英语散文时，对上述语言风格的变异不能不察。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中的确存在着许多语言变异现象，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文体及其他效果。由于产生这些变异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其表现特征也会很难把握，这就要求译者和读者能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思考和分析这些语言现象和文体现象，促使文学翻译工作更顺利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m] (london: cassell, 1990).
[2]侯维瑞. 英语语体[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5
关键词：《文化苦旅》 斯坦纳 阐释翻译理论 补偿
一、引言
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基本定义是进行解释的科学或理论，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然而翻译与阐释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理解的进行方式就是解释。阐释学派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提出“理解即翻译”这个观点，最大化地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并提出阐释翻译“四步骤”，强调翻译过程中“不平衡”不可避免，但要力求恢复译文的平衡才能再现原意和风貌。然而，余秋雨笔下的《文化苦旅》，主观色彩较为明显，思维深邃超脱。如此，在此类文本的转换中，译者对原文本的主观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故而，笔者创造性地融入阐释翻译理论，以其最大程度再现原文本意义。
二、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
乔治・斯坦纳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75年，他在其巨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阐述了语言研究与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任务与目标等重要问题。基于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斯坦纳提出了最引人注目的“理解及翻译”和阐释翻译“四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信赖，就是指译者在翻译之前，相信原文本是有意义的。侵入，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直觉中的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思想形式之间的冲突，译者的主观因素在理解原文的时候难免“侵入”到原文中。吸收，就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被移植到译文中来。补偿，就是由于在吸收过程中，译文语言可能会丧失掉原文的部分或者一些本色，经过这一步骤的润色，译文就会更加完整地表现出原文的内涵，能达到翻译的目的，达到交流的作用。
三、阐释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
斯坦纳认为在阐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侵略性挪用和对原文意义的合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文各方面的损失，如在翻译的阐释活动的第二步“侵入”与第三步“吸收”中，语言、文化差异、翻译策略等都可能直接或间接造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缺失，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的现象――译者删除过多或添加过多。而成功的翻译必须寻求原文与译文的意义对等，故而第四步“补偿”（compensation）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就显得必不可少。换言之，完整的翻译必须以“补偿”作为终结。因此，从斯坦纳的阐释“四步骤”看来，文化散文的英译中的“不平衡性”不可避免。在翻译行为中，为了恢复原有的平衡，必须在最后一步加以“补偿”。
四、阐释过程中“不平衡”现象的“补偿”
既要能忠实于原文形式，又要能表现出原文的美学效果，这是所有翻译工作者所期望达到的效果。由于斯坦纳的阐释翻译“四步骤”中的前三步中，译者的侵略性挪用和对原文意义的合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文各方面的损失，打破了意义传达的平衡，因而有必要对其英译中的“不平衡”作一补偿性阐释和分析。
（一）修辞手段
《文化苦旅》中综合运用了大量的重复、排比和对偶等修辞手法，语言铿锵有力，结构平整对应。原文的修辞特色是评价译文优劣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英汉语法结构差异，修辞的保留与否，则要看具体文本转换的需要。示例如下：
（1）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Modern time is not just a period of time but a quality of tolerance， bearing， vastness and magnanimity.
鉴于重复现象在汉语中较常见，而英语则简洁有力，因此笔者用了“not...but...”结构，其中添加了“quality”一词，既与前面“a period of time”保持平衡，又与后面并列词连用，意境深远。
（二）语气语调
语气表示说话人对某一行为或事情的看法和态度。在转换时，有时候这种语气较难转换为对应的句式，达到相应的效果，这时就需采取一定的词汇手段来加以弥补。示例如下：
（2）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As to Chengdu， how can it march towards broadness from profoundness？ This historic problem still exists so far.
原句是一个疑问句，转换时同样保留疑问语气，并采取分句译，先摆明事实，再后续句子的细枝末节。这样一来，句子详略得当，传达出作者原意。
（三）文化语境
对于《文化苦旅》中的文化信息，需要传达到译文中去，这有利于促进原语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此，针对其中的一些中国特色典故和历史人物，在表达时有必要加以补偿。示例如下：
（3）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
As the capital city of six dynasties， Nanjing leaves its immortal name in history. What’s more， it is a witness to the political tid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the brutal warfare from 1840 until now.
原文中的“近代和现代”，表示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此处没有直接翻译为“近代和现代”，而是按其定义加以了解释为“from 1840 until now”，这样清晰明了，简洁易懂。
（四）情感色彩
余先生努力寻求中国文化的定位，探索着中国文明未来的走向，《文化苦旅》中无不饱含着他深沉的民族情，感情真实，厚重深沉。因而，社会整体的认知和作者的主观思维在其中显露无遗，始终贯穿于文本之中。示例如下：
（4）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
Cherish the past with full emotion， or follow the trend in the progressive world. Someone who cling to the past only wishes to take ancient time to replace today； while others who follow the fashion simply desire to take today to destroy ancient time.
此句作者连用两个对仗句，结构对称，语言简洁。在转换此类语句时，译者必须传达出原作者的意图。在表达“怀古”和“趋时”两个词时，译者用了“cherish the past”和“follow the trend”，准确地呈现原作者的思维情感，以达到情感上的再现。
总之，在文化类散文翻译时，译者应该对其色的修辞、语调、文化语境和情感特色要加以补偿性阐释，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以较为贴近原文风貌的结构加以转换，创造性地对原文加以阐释，恢复原文的平衡。
五、结语
对于《文化苦旅》这样主观性较强、文字深沉的散文而言，在其英译研究中创造性地融入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强调“理解即翻译”，并且肯定译者的主体性，指出“不平衡”现象不可避免，而翻译必须恢复译文的平衡，再现原文的意义。笔者希望通过对《文化苦旅》中散文的初步英译研究，可以为此类文化类散文的英译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 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1992（1）.
[3] 许钧.创造性叛逆与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6
关键词：三言二拍 翻译 传播
明代由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由凌濛初撰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被总称为“三言二拍”。小说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代的社会风貌,很早就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自16世纪起，“三言二拍”开始了它在英语世界里的文化旅程，期间经历了不断被翻译和误读的复杂过程，逐步被接受与肯定，如今在西方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
追溯“三言二拍”在英语国家的译介历史，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萌芽期：（18—19 世纪）
据今所知，“三言二拍”中的作品最早被译为西方文字的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三篇，首见于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的《全志》（迪哈尔德主编），它们也是中国小说中最早被译为西文的作品。而“三言二拍”最早的英文版本正是通由这个法文版所译成的,这正好验证了比较文学流传学中循环式圆形影响研究里关于异质文化圈的流动图的第一种方式：“英国人通过法国认识中国文化的交叉式间接影响模式”。
复苏期 （二十世纪前半叶）
进入到二十世纪，英语世界中的“三言二拍”研究呈复苏，升温的趋势。一方面，译文选篇的数量增多，涉及面增广；另一方面，关于“三言二拍”的研究著作也在西方相继问世。先说第一方面，之前的译文都是零散的穿插于各种故事集中，出现在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中。而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就出现了由豪厄尔编译的《今古奇观：不坚定的庄夫人及其他故事》。在这本书中，一共收录了六篇作品，并配有插图，在序言部分对《今古奇观》的作者和成书情况都做了介绍。这样独立完整的译本出现，在英国文学界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作为文化输出国的中国译者以及文学家，也介入到了“三言二拍”的翻译活动中。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1957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名妓的宝箱：中国10-17世纪小说选》一书中，共译了“三言二拍”中的二十篇作品。至于第二个方面，西方学者对于“三言二拍”的研究著作，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期，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了一些专题论文发行。
丰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英语世界里的“三言二拍”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面丰收的时期。我们同样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在作品翻译方面，出现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的全译本，而《醒世恒言》的全译本也正在进行中。著名汉学家韩南教授的译本(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在学术和研究的价值方面都达到了顶峰，堪称经典。在学术研究方面，从七十年代开始，可以说是英语世界里明清小说研究的丰收期，随着对明清小说整体研究的进展，“三言二拍”的研究也有了重要的发展，韩南教授对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基本能看清“三言二拍”在英语世界里的译介情况。从时间上看，如果将1736年约翰?瓦茨对于法文版翻译作品的改写译本作为开始，“三言二拍”的英语译介已经超过了两个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从无人关注到广为流传，“三言二拍”一步步走入英语语境，这正是文化语境起了作用。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特定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必然受到现实文化语境的制约。当代翻译学研究者佐哈就提出：“接受文化的社会文学条件部分地选择了翻译作品。”具体到“三言二拍”的英语译介，我认为有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文化输出国译者的忽略；第二，文化接受国翻译力量的重视；第三，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
第一个方面：文化输出国译者的忽略。通过梳理英语世界里的“三言二拍”译介史表明，早期参与英语译介的主要翻译家多以来华的外交官、传教士为主，而后期，欧美各大高校的汉学家成为了翻译和研究的主流。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中优秀作品的翻译，大多都得到了中国翻译力量的支持。例如明清古典小说中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老残游记》、《聊斋志异》等都有由中国译者译出的完整或近乎完整的英文译本。较之而言，“三言二拍”的英译主要是通过英语世界的译者完成，基本都属于文化接受国自发的翻译活动，文化输出国没有参与。究其原因何在？这与国内学术界之前对“三言二拍”，甚至是整个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忽视是分不开的。
第二方面：文化接受国翻译力量的重视。“三言二拍”小说中的多篇故事都有目的语国家的译者完成的英语译本，且版本众多，广受好评。韩南教授翻译的作品：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更是走进了很多美国大学的课堂，被列为参考书目。这会令大多数中国人困惑：当西方人接触中国小说时，在国内《红楼梦》、《儒林外史》已成为绝对经典，但他们却选择了“三言二拍”甚至在中国更为被忽略的李渔作品作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原因何在呢?把中国文化的西传，和西方对于中国小说的接受结合起来作历史性的考察，或许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某种答案：正是中西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引发了这种差异。首先，“三言二拍”和李渔小说契合了目的语国家的审美趣味。其次，由于译者处于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不同政治话语系统，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将一个特定作家、作品介绍到本国，译者本人必有其对作家作品在文学、思想上的特殊理解，必然对其的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同时，文学译介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和接受，而文学接受必然受制于文化语境。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相融合，接受和理解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第三方面：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三言二拍”能够在英语世界成功地被翻译、研究，与二十世纪日益密切的中西跨文化交流活动相关。十九、二十世纪，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古典文学亦随着文化交流远游域外。“三言二拍”的英译就此经历了一个由浅而深，由零散而系统的发展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丰富和深入。中国学术界对于古典白话小说及其研究起步较晚，且相对于诗词，戏曲来说不够重视，但由于韩南教授及一大批外国汉学家对此做出的卓越贡献，使得西方学术界，甚至东方的研究者都更加关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三言二拍”的研究方面，也体现在其他一些被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的古典白话小说上。
参考文献：
［1］ 曹顺庆《比较文学论》，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