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志军 单位：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
“构成‘寻根派’小说的价值范畴，主要是传统与现实的冲突”［1］（p17），引申开来讲，寻根者的寻根取向是在审视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现实”基础上，通过自身的主体诉求来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想象与实践。因此，寻根文学是在现实／传统的层面上试图展开本土／世界的可能性对话。寻根作家的集体出场带有明显的自救意识，即在新时期的现代化语境中知识分子情怀再一次得以凸显，当然除了这种显在的自救话语外，文化启蒙倾向也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因为寻根文学本身就包含了多重话语指向。
一、沿袭、衔接与迷失
启蒙话语与启蒙思想是20世纪中国文学极其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生成与延展一方面受制于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另一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话语与国家（民族）意志的影响。作为知识分子，众多作家在通过文学与现实之间表达启蒙思想的时候，既要有分析与判断社会实景下的国民性格与民族品格的思维转向，又要有合乎国家、阶级、民族等不同层面要求的写作取向。笔者认为“，启蒙话语”这个关键词，我们既可以理解成是知识分子以难以割舍的救世情怀而形成的在个体／国家（民族）层面产生的言说方式，也可以理解为是知识分子以精英心态而坚守的个体／个体、个体／群体的话语表达方式。总之，“启蒙话语”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坚守的一个“传统”。这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启蒙话语的传统在80年代现代化语境中的呈现方式，并进而分析寻根文学与该传统的一些内在联系。因为“新时期”不仅仅是一个通过政治话语赋予的时间概念，它还是一个具有比较范式与内涵的思想范畴概念。对“新时期”文学的考察，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应该从两个维度加以分析，一是它必须回望50－70年代文学，一是重新审视与五四文学传统的联系，而这两个方面都自然影响到对寻根文学文化启蒙倾向的考察。
80年代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重新融入现代化语境。新时期“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2］（p251），和“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追求相比，新时期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似乎又回返到六十多年前的“人的解放”的要求上。这种现代性诉求以回归“五四”的方式，企图通过与“五四”的对接获取具有话语规范和话语力量的思想资源，并且希望以对话并激活这种资源的方式续接起旁落的人文传统。80年代的人文理想既要告别50－70年代单一的国家话语模式造成的思想的一体与窄化，又要以一种合法且有支撑性质的话语寻找方式反拨或颠覆50－70年代的既有机制，这项思想工程的建构必须为新时期人的主体意识建设和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保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的思想形态溯源至“五四”，其举动类似于一种“寻父”的意愿和实践。当然，有学者指出，可以“将‘’（革命、时代）等同于之前的‘封建社会’（前现代历史），进而把‘新时期’视为第二个五四时期”［3］（p66），这里我们可以暂且搁置对“”的整体评价，但引此观点的目的在于说明，不管怎样定位，“”造成人的主体意识的丢失是成立的。既然说“新时期”的思想形态有“寻父”的取向，那么，我们便可以做如下理解：从思想文化层面上，“新时期”的自我扶正既要继承“父亲”的思想指向和文化品格，又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和“五四”对晚清的批判与建立起来的启蒙传统相比，“新时期”更多的则是重新发现了个体的主体需求，而这种“人的觉醒”也更符合新时期现代化的时代宏愿。
正是这样一种情境，当“‘人’渐渐代替了‘阶级’成为话语结构的中心，‘人’的话语也成为新时期主要的话语形式”［4］（p146）时，新时期文学也在紧紧跟随现代化的历史语境。寻根文学之所以“在政治视角之外再展开一个文化视角，在西方文化坐标之外再设置一个本土文化坐标”［5］（p75），就是因为，寻根作家想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建构新时期的民族文学，或者说通过文学活动完成民族身份的建构。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如对新时期的思想文化指向所作的分析，整个新时期文学也同样借用了“五四”文化资源，比如，伤痕文学对“人”的意识的关注，将人的觉醒作为回望过往政治话语对个体造成的摧残与伤害的视角，《班主任》就借知识分子张俊石的所见所感，进而表达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再如反思文学对已逝历史的深沉“反思”、改革文学对社会转型期“改革”人物的热烈呼唤“，人”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重新加以强调并大力书写的中心话语。这和“五四”对独立的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的呼吁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伤痕文学等也仅仅是借用了“人”的概念并与时代产生了节拍上的一致，并未像新文学那样对人性解放进行深入思考。但必须肯定的是，从伤痕文学开始，新时期文学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再单为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道路。二是，寻根作家的集体出场告别了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形成的历史／政治、历史／现实的书写模式，但是寻根文学的“寻找自我也意味着对文学的主体性的确认”［1］（p17），对文化之根的寻找也是重新定位一种人的主体性“，寻根”就是要寻找一种被寻根者自身认可的人的文化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具有连带性的合乎本性的人的主体性活动。“从横向上看，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一致的生活方式总体；从纵向上看，文化是凝聚在一代代人身上的生活方式之总和”［6］（p159），寻根者执著于文化的反思与选择就是一种主观探索，“这事实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力图摆脱平庸走向深刻，……是文学自我意识觉醒成熟的一种象征”［7］（p65）。应该说，寻根文学走向文化探寻这种行为本身不仅是作家们努力找到不同于新时期其他文学形态的文学活动，而且也是在深陷于文化热和憧憬现代化语境中理性思考转型期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的现实举动。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进行批判与否定，是出于思想启蒙的现代性追求的话，那么，其主体意愿的选择与激进的西化文化观的张扬就成为了变革时代的思想力量；而寻根文学在80年代重返传统／西方的价值场也是出于对现代性的理想追求，其以群体的或具有一定整体特征的文化诉求的方式出现在新时期也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启蒙行为，因为“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在引进和创造新的文化时，总要对自己的传统进行重新选择”［8］（p287），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寻根者介入文化层面所进行的思考是必要的。#p#分页标题#e#
韩少功、阿城等对“五四”的评价已经表明了皈依传统文化的立场。他们竭力地对“五四”造成传统文化断裂进行批判，其目的就是以一种现代意识对“失落的文化”加以打量，从而以个体的主体性去定位文化内涵，与其说是寻根者去寻找、挖掘、延续“失落的文化”，不如说是其凭借个体主体性去营构文化“根性”的繁衍与生发。例如，捞渣恪守仁义的道德指向为挽救鲍五爷失去年幼的生命，这是小鲍庄接受儒家教化产生的正面价值导向；而鲍氏家族对拾来与二婶的摧残也是儒家文化多年来规训的恶性结果，《小鲍庄》的文本张力就在于以不同视角对日常生活秩序中的儒家文化形态进行多维观照，从而对民间境遇中的正统文化之根的未来指向引出所思所想。王安忆的主体性建构是以非单一的思维方式介入对根性的修正。
在80年代文学中，朦胧诗主体意识的呈现与高扬，被认为喊出的是“一代人”告别压抑、苦闷、桎梏时代的情感呼声，这种个体意识的张扬成为了新时期告别时代解放心灵的需要。朦胧诗充满的时代诉求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具有潜在的合拍，因为朦胧诗的主体意识建构还过多地停留在对时期的否定和对身处于“新时期”的肯定层面上，从这种显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指向可以看出，朦胧诗的群体气质略带时代依附性。按照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事实逻辑，笔者认为，朦胧诗个体抒怀的向内转，这种主体意识的建构更趋向于反映个体／时代之间的话语关系，并且朦胧诗人敏锐的判断力和捕捉讯息的感知力构成了其触发个体主体性的节点。也就是说朦胧诗的个体所思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折射出即将开始的“现代化”之路的曙光。寻根文学向内转的调整是出于现代化语境的考虑，即寻根作家所持的文化立场更具有开阔性，他们的选择倾向于“现代化”语境的“新时期”，而不是倾向于相异于“”语境的“新时期”。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大多数寻根者眼里持有的融入现代化的立场是自身审视西方文化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用否定的方式实现新时期启蒙传统的承续。因此，我们说寻根作家回归传统文化的思路虽然还是在民族（国家）／时代的层面上思考中国文学（文化）往何处去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做法有别于新时期文学的新启蒙传统，寻根者的主体意识建构不同于新时期文学对五四传统的依恋。当然，即便是他们无比眷恋于传统文化，但由于自身准备的不足，还是显露出难以驾驭传统的一面。
二、乡土书写：借用中的告别
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知识分子题材和农民题材是具有对象化性质的文学现象，二者的存在从内在关联上就构成了现代文学启蒙?启蒙对象的思想主题。19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开启的乡土小说就直面了中国农村落后与病态的时代主题，在对农民心理因袭及其生存现实集中书写时，乡土气息却更为浓重地与封建性联系在一起，这种深刻的扭结缘于知识分子对惯以有之的批判传统的把持，也缘于其正视与审视意识下的为人生的济世情结。笔者认为，20年代乡土小说暴露出的农民身上的蒙昧、封闭与落后也延伸了现代文学的启蒙主题，甚至很多时候谈及农民这个对象或身份时，我们就自然想到了他们是要作为启蒙对象出现的。
“所谓‘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9］（p67）20年代的乡土作家，像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人虽然倾注着地域色调和地方情结，但实际上《菊英的出嫁》、《怂恿》、《蚯蚓们》、《鼻涕阿二》等作品对地方习俗独特的勾勒，都是在借用所谓的地方色彩来进行反封建的主题，作家们严肃冷峻的态度敢于面对并且敢于暴露农村破败落后中显露的封建因素，这就使乡土小说在它一开始确立自己身份的同时就已经明确了自身的批判立场和反封建传统。因此，乡土小说并不是要展现一幅幅风俗世情画，而是要透过乡土气息来反映沉重的启蒙主题，从而完成对乡村习以为常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沉积的文化形态的揭露，并且呈现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指向。或者说，乡土文学所要展现的并不是集中在乡村的生活情调特别是其令人向往的恬静和安逸，而是要以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来进行离析、批判民间的污垢所在。应该承认，乡土文学的源头题旨或者说它的母题已经限定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给定了乡土叙事的范畴，尽管乡土文学从一开始出现就达到了以后思想指向上难以超出的高度，但是这个现代文学的叙事传统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还是呈现了相应的变化姿态。笔者简要地分析20年代乡土文学的目的在于，寻根文学的民间指向及其回归传统文化的举动与乡土情结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且在这种联系中可以看出与20年代乡土小说的相异之处，这里所讨论的不是阐述寻根文学是不是应该划分到乡土文学中的问题，而是探讨寻根文学与乡土小说主题的勾连。
文化之根植于乡土，也源于乡土，这是寻根作家钟情于乡土的重要原因。寻根者笔下的地域书写和民间取向都将思维视角指向了乡土，太行山区、东北边陲、高密东北乡、湘西山寨等等，这些不仅成为作家们观察与审视的对象，而且还是他们着意于文化寻找的载体，因为在其各自主张并努力营构的非规范文化形态中乡土凝结了相当有价值的文化品格，像“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方式”［10］都是他们发现的营养资源。寻根作家认可乡土是认可乡土形态中尚未消失殆尽的传统文化元素，而这些散落的原生态的文化形态则是一种证明根性力量和根性价值存在的民族文化的载体。寻根者对失落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偏执依然取决于自身对80年代社会转型期中西文化碰撞局面的思考，他们如此经营民风民俗、异乡异闻、遗风陋习、蛮荒野外的目的在于，以对这种异质文化的倾斜建构起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经得起对话的框架。因此，在寻根作家眼里，乡土文化形态可以作为80年代现代化语境中能够支撑起“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10］的可依托之物。以此来看，寻根者更愿意把含有自然特征和原始状态的乡土环境看做是延续传统文化特质的需要，因为在其寻根之初，他们已经获得了世界文学的启发，所以，他们既要“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又要“开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同时更加关注‘中国问题’”［11］（p60），如此，寻根作家有的拾起“归去来”情结，有的眷恋于自己熟悉的乡土视野。正是由于寻根作家以西方文化作为自身功利性文化所求的标准，那么，当他们试图证明乡土世界中的遗风异俗、异域情调以及风土人情承载着丰厚且绵延的传统文化特质时，寻根者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乡土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直接对话的话语场。即便是80年代文化热的刺激和拉美民族文学在欧洲获得极高的声誉，但不容忽视的是，外来影响带来的启迪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即何种文化应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向和内质必须加以辨析。那么，寻根者的努力显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简单和功利性的选择或认可。当然，在80年代现代化语境中追逐与焦虑并非仅仅是寻根文学的特点，而寻根作家自身的文化实践也无可厚非，毕竟那也是一条探索之路。#p#分页标题#e#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寻根文学与20年代乡土小说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关联中各自的文化诉求。“‘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将指向思想启蒙而基于人道主义的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不幸的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民的身上，运用文化批判武器考察分析乡村社会”［12］（p70），可以说这是20年代乡土作家的共同追求。笔者在前面已经指出，20年代的乡土文学与反封建构成了密切的关联，因此文化批判成为其核心价值表达是在情理之中的，这一点和寻根文学的乡土书写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来看，同样是描写地方的“婚俗”，《菊英的出嫁》中尽管作者也花了大量笔墨渲染“冥婚”的地方风俗以及家人为“冥婚”精心备置的过程，但是作者的落脚点显然是对这种陋习的批判，特别是对当地农民依然恪守这种封建性的糟粕而流露出强烈的不满，因此，《菊英的出嫁》是现代知识分子以“侨寓”（居于城市）眼光和审视意识既远视乡土又回归乡土的启蒙实践；郑义的《远村》却以牧歌笔调冷静地介入“拉边套”这种太行山区的民间婚姻构成形式，纠结了历史情境下的生命个体在现实且残酷的生存理想／生存困惑之间所做出的抉择意志，其笔端点染着悲情的生命诗意，也流淌着强悍的生命力、强劲的生存实践和强烈的生命想象，但郑义显然“不愿意去翻捡人生悲剧的深刻底蕴”［13］（p256）。同样是有关于“械斗”的场面，许杰的《惨雾》是在揭露这种野蛮的宗族间的残忍争斗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现，用茅盾的话说，“悲剧的《惨雾》内却是农民们自己的原始性的强悍和传统的恶劣的风俗”［14］（p74）；韩少功的《爸爸爸》里对“打冤”的叙述更倾向于去追述湘西封闭山寨的古老生存方式。鉴于上述的例子，笔者想指出的是，乡土文学的源头从思想内涵上是集结在批判国民性的旗帜下的，作为受“五四”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凭借启蒙姿态对乡土进行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剖析，即在20年代的乡土小说里有“侨寓地”（城市）／乡村和知识分子／封建性的双重视域。乡土在乡土小说里是知识分子寄予传统文化批判的靶子，而在寻根文学那里则是传统文化形态自然遗留的见证者、传播者。毫无疑问，20年代的乡土小说隐喻着知识分子置身于城市现代文明后反观乡村并加以现代性反思的追求，其中对封建因袭与历史积淀的言说已将乡村置于“劣根”的批判境地。寻根作家对乡土的书写显然不同于20年代的乡土小说家，原因应该基于以下几点：寻根者走向乡土的首要目的不是延续乡土小说的思想启蒙主题，他们的乡土情怀寄予的是以回返乡土的方式为寻找“根性”找到合理的也是合法的“血缘”资源；寻根者更愿意挖掘乡土情境与失落的文化之间的联系，力求“以不同人文地理区域的风情营造风格，同时以各自不同的哲学意味而有别于传统‘乡土小说’”［15］（p13）。
我们并非就是以20年代乡土小说的思想启蒙主题来衡量寻根文学的价值所在，因为作为乡土叙事的现代文学传统对其母题的阐发和延展也不断地趋于多元。笔者强调的是“，乡土”内涵本身就充满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寻根文学一旦介入乡土题材就势必会给自己带来诸多难题，寻根作家对乡土的书写其实更多地是借用了该题材中的一些元素，并且乡土与传统文化又很难厘清，因为乡村中存在大量的封建性传统。不管寻根者对乡土进行观照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只要掺杂进乡土题材就很难逃脱掉其中需要给予批判的东西，而这种批判在寻根者眼里显得十分暧昧，他们往往限于二难境地。寻根者既想成功移用乡土题材，又想告别乡土文学创作既有的特征，这就显出了矛盾的一面。
三、个体、群像与国民性
置身于80年代现代化语境中的寻根者“试图通过输入现代意识与改变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来重建中国文化”［16］（p41），正是在这样极强的功利性目标的催促下，他们选择了民间视角同时借助乡土题材诉诸传统文化形态。寻根作家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寻找、定位、镀亮是其渴念并参与融入世界文学语境的途径，他们的初衷集中在传统文化形态与现代化、世界化双重语境的沟通与对话。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寻根作家对乡土题材的借用是出于自身寻找失落的文化形态的需要，而不是根本上承接现代文学启蒙／启蒙对象的思想主题；或者说他们笔下的乡风民俗、异域情调是对传统文化形态沿袭与存在的证明，而不具体担当乡土书写中对封建性批判的传统责任。考察寻根文学的国民性问题，就是尽可能地厘清寻根作家连带出的国民性书写，进而考察所寻之根的复杂性。
对于“一味奢侈、矫饰、处处长起肿瘤、赘疣，动辄僵化、衰落的过分文化的文化”［17］，大多数寻根者表现出了批判与反感，在他们眼里那些规范之外的文化才能够真正承担起80年代东西方文化对话的责任。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寻根作家倾向于异质文化的寻找就很难脱离边远、落后、原始的生存环境，但对于这些保留着传统文化相对本真又被现代文明边缘化的一隅，传统文化中的滞后、愚弱自然又被裹挟于其中。这样的话，国民性中反面、消极的一面也自然包含在其中。下面简要地做个案研究。丙崽的思维混乱是《爸爸爸》这个小说文本需要重点分析的一个方面，他会说的两句话“爸爸”和“×妈妈”隐含着病态的国民心理，即潜隐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民族文化心理。“爸爸”的话语表达既是对自身身份的非理性追认，也暗含着丙崽在“寻父”与“认父”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即他随意地称别人为“爸爸”就包含有既肯定又否定的不确定性取向。丙崽身体与智性的双重不健全，我们可以认为是先天性与后天教育共同造成的结果，而“父亲”及其离去应该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丙崽的畸形及怪状与血统和父爱缺失存在必然的联系。那么，说丙崽是鸡头寨封闭原始的传统文化孕育的产物也就有了依据。当然，丙崽也招致别人的欺侮，同时他也欺侮别人，这和阿Q的行为有相似的地方。如果说丙崽的思维秩序存在着混乱，比如他可以委身认人为父也会因自己的辨别能力用一句“×妈妈”来报复别人，那么，以此为基点，我们便可发现，整个鸡头寨村民也大致生活在较为混乱的生活秩序中，他们接受的崇古心理和愚昧行为也正是其思维混乱的结果。比如，他们既可以称白痴丙崽为“丙仙”、“丙大爷”，也可以在这种顶礼膜拜中视“丙仙”的无知举动为“打冤”的崇高意旨；他们恪守的宗族制度既维护了鸡头寨自然的生存秩序，又将其落后、狭隘、愚昧的封建习俗“迁徙”至别处。总之，乡民和丙崽一样都呈现出病态的集体无意识。韩少功如此寻根，只能说他在刻意“把时间空间打破”，“把历史的现实的混在一块，有意把时代背景模糊，把民族的界限模糊”［18］（p73、74），但忽略了那种神秘、荒诞、隔绝状态中的历史因袭，即便是韩少功找到了“楚文化”的源头，也不能说这种落后的文化形态就可以成为对话西方的资本。小说其实隐含着强烈的国民劣根性，但韩少功多年后谈起《爸爸爸》时，却说这里面“当然有尖锐的批判，但也有同情甚至是赞美”［5］（p76），不难看出《爸爸爸》隐含着作者态度上相当的暧昧性。当我们回头去看阿Q临刑前说的“二十年后我还是……”这句话时，在今天我们自然会想到丙崽饮尽毒药后的生存境遇以及鸡头寨老幼死后青壮年通过“迁徙”获得的“种”的延续。#p#分页标题#e#
和韩少功笔下的鸡头寨处于浓厚的封建宗法制相类似，小鲍庄的宗族制度也需要重新思考。毫无疑问，小鲍庄生活秩序的确立既依靠于祖祖辈辈恪守的儒家文化，也同样离不开宗族观念对人及人性的制约。以此为切入点，小鲍庄的农业文明社会有宗族制与儒教共存共生的一面，即儒家传统文化遵循着向善与向上的道德规范，但宗族制违背人性摧残人性的行为却受到了儒家道德规范的许可，这就构成了教义与教化的背离，因此说，小鲍庄在没有受到外来文明影响之前带有明显的封建性传统的特征。尽管王安忆说，“捞渣是一个为大家赎罪的形象”“，这小孩的死，正是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19］（p30），但这只是暗讽了小鲍庄人从捞渣的死获得了好处，却忽略了极其重要的一点，即外来现代文明冲击了小鲍庄旧有的生活秩序和文化心理，也是对小鲍庄国民性的洗礼，特别体现在小鲍庄人对拾来前后的态度上。对于农业社会中存在的封建性与国民性还有其他的例子，如《厚土•合坟》，村长带领村民为去世14年后的玉香找到了“属相对”“生辰八字也对”的伴侣，他们承袭了婚丧的迷信行为，这种举动让村民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但也暴露出国民文化心理的愚昧与落后，同样在《厚土•眼石》、《厚土•假婚》等小说文本里也反映出国民性的诸多弱点。
《老井》通过写孙旺泉与赵巧英的爱情悲剧来展开对太行山民心理因袭的挖掘，小说所设的一个主要指向在于揭示人／自然矛盾中的生存困境。孙旺泉对老井村根深蒂固的依恋使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挖井找水的家族责任与民间使命，也使他压抑自己的爱情追求进而转移真挚的个体情感。赵巧英最后离开老井村与孙旺泉形成对比，可以说孙旺泉的坚守是对家庭责任的坚守，也是传承老井村人朴素的传统民间情感的需要，孙旺泉在向往山外并且可以走出山外的情境中却选择融入太行，这是太行之子植根于心底的道德克制和信念皈依。同时，这也是对保守、落后、软弱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再度妥协。
上述的个案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寻根作品中关于国民性弱点的书写。尽管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群体试图借助文化符号或者对非规范文化这个语码进行解释来重新获得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向度，但是当他们以80年代的激情和焦虑介入传统文化时，寻根派更愿意以自身认可的审美方式加以对传统文化换位思考。不难看出，韩少功、阿城等发表的文化寻根宣言夹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要对自己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方式进行调整。那么，这就相应决定了寻根文学要接受所要寻找的文化形态，因此，当他们竭力以“接受”的主观态度去审视民间与乡土时，很大程度上就疏远了批判性的传统。就像韩少功时隔多年后再次谈起《爸爸爸》时，依然坦诚地表达自己“批判”与“同情赞美”的双重态度，所以说，不管是寻根派找到了民族文化中的“优根”还是“劣根”，这本身其实并不妨碍他们对“根”的寻找。这就是说，寻根者首要的是去“还原”一种文化形态，并且带有主观的“接受”动机，如此找到的“优根”“劣根”都仅仅是其文化形态中的“本真”状态。笔者认为，寻根派并未有预设的传统文化优劣之根的区别，所以，寻根文学体现出来的国民性书写就明显缺少了作家们的批判倾向，即便是像“鸡头寨”最终还是要获得生存。
考察寻根文学的国民性必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传统相区别，如笔者已经分析的，寻根文学并非完全站在对失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立场上来走进历史。寻根派的文化反思也没有直接承续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它的文化寻找是要将已经边缘且淡出人们视线的“文化岩浆”做出一种时代的再现，并且要让这种“再现”与新时期产生内在的互动。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认为“寻根文学是在试图与‘五四’进行一次跨时代的历史对话，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延续”［20］（p97），那么，这就相对遮蔽了80年代现代化语境对寻根作家的影响，因为在寻根作家眼里，传统／现代的对话是可以变为中国／西方的对话的。笔者的观点是，国民性的由来就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寻根派的文化反思不可能脱离于历史，而且他们又执意去寻找文化的边缘视角，因此，与国民性产生话语关系也是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界就可以夸大寻根文学的国民性书写，寻根文学涉及封闭原始的边远环境与造成这种状况的“封建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相反“，传统道德和古老的生存方式却在他们的笔下弥漫成真正具有自足意味、文化秩序、牺牲精神和崇高价值的充满生存幸福的神话”［21］（p89）却应该成为寻根思潮中值得关注的所在。
总结起来看，寻根作家的主体性建构是不同于伤痕文学等新时期文学形态的向内转的一次呈现，他们表现出了一种新的追求与愿望；他们的乡土书写并非出于本能的批判传统的意愿，即寻根作家选择偏离于现代文明的视角是为了以民族特点走进现代化的时代进程，因此，文化启蒙倾向不应当被加以夸大，也就是说当启蒙意识与封建性同时出现在寻根文学里时，文化批判功能才会显露出来，这种民间取向是一次复杂的文化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