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叙事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无论是在叙事理论建构还是在叙事批评实践方面皆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鉴于此，德国叙事学研究领军人物莫妮卡•弗鲁德尼克颇感欣慰地说:“在21世纪之初，叙事学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发展得很好、很繁荣”(Fludernik，2009:12)。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我们该如何推动叙事学的持续发展?对此，戴维•赫尔曼指出两条路径:“首先是重新思考叙事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其次是开辟新的不断出现的研究领域”(尚必武，2009a:103)。论及第二个路径(即，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赫尔曼特别提到了“非自然叙事”(unnat-uralnarrative)，并把它看作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一项主要研究内容(尚必武，2009a:104)。在《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2010)一书的“导言”中，主编扬•阿尔贝、弗鲁德尼克同样把非自然叙事看作是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Alber＆Fludernik，2010:14)。在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四位主将———阿尔贝等人看来，“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成了叙事理论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新范式”(Alberetal．，2010:113)。但是对于国内学者而言，“非自然叙事学”依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什么是非自然叙事?怎么研究非自然叙事?如何建构和发展非自然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以及后经典叙事学的其他分支(如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等)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本文试图从四个层面来探讨上述问题。 2．超越摹仿叙事 布赖恩•理查森把西方叙事学界以“自然叙事”为原型来界定叙事、研究叙事的原因归结为“模仿思维”。他说:“在批评理论史上，好几个世纪以来，模仿思维都占据了主导地位”(Richardson，2002:58)。理查森的此番论断可谓一语中的。众所周知，模仿论是西方最早的文艺理论，其核心论点可归纳为艺术是对某种外在东西的模仿。例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现实世界“行动”的模仿。但事实上，“叙事充满了非自然的元素。很多叙事违背、炫耀、嘲弄、戏耍这些关于叙事的核心假设。更具体地说，这些叙事有可能彻底解构拟人化的叙述者、传统的人类特征、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心理或有可能超越真实世界关于时空的概念，把我们带到概念可能性的最遥远之境”(Alberetal．，2010:114)。也就是说，尽管叙事是以“自然叙事”为原型，但叙事同样存在“非自然”的元素。 在阿尔贝看来，非自然叙事是指任何在物理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即对于控制物理世界的已知法则来说是不可能的场景、事件，以及在逻辑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Alber，2009:80);或是指那些超越自然叙事的规约(自然的口头故事讲述形式)或违背传统现实主义参数的“反摹仿文本”(Al-ber，2009:115)。“摹仿性”是区分自然叙事与非自然叙事的主要特征。自然叙事在本质上是“模仿的”，而非自然叙事在本质上则是“反模仿的”。有鉴于此，阿尔贝和弗鲁德尼克把非自然叙事解释为“反模仿叙事”(anti-mimeticnarratives)，它们“通过再现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场景和事件，来挑战和超越真实世界对身份、时间和空间的理解”(Alber＆Fludernik，2010:14)。 理查森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也一直存在两种主要文学传统:一种是模仿，另一种是非模仿。一种更加关注再现的对象，而另一种则更加关注创作的行为”(Richardson，2002:58)。前者是传统叙事理论或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主要内容，而后者是非自然叙事学所着力考察的对象。令非自然叙事学家们感到颇为不满的是，“很多关于‘叙事’的定义都带有明显的模仿偏见，把普通的现实主义文本或‘自然’叙事看作是叙事的原型表征”(Alberetal．，2010:114)。即便是极具权威的《叙事学词典》也未能免俗。该词典把叙事界定为“一个或多个虚构或真实事件(作为产品、过程、对象和行动、结构与结构化)的再现，这些事件由一个、两个(明显的)叙述者向一个、两个或多个(明显的)受述者来传达”(Prince，2003:58)。可见，非自然叙事以及叙事中的非自然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被经典叙事学家忽略了。 实质上，“非自然叙事无处不在”(Alberetal．，2010:131)。在理查森看来，反模仿叙事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古罗马的佩特罗尼乌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反模仿叙事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过，反模仿叙事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理查森指出:“对后现代主义叙事的细致分析将会给分析整个范围内的反模仿小说提供工具，这些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被经典叙事学忽略了”(Richardson，2010:25)。可以说，忽略非自然叙事是叙事学研究的一大缺失。理查森认为，建构“非自然叙事学”具有五个方面的意义:(1)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发展更为全面的叙事理论，而不是仅限于模仿叙事的理论。(2)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当代最令人激动的文学(先锋派文学、现代主义晚期的文学、赛博朋克文学以及后现代文学)做出理论评价。(3)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叙事虚构作品的区别性本质(尤其是其虚构性)的理解和赏析。(4)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可以给分析超文本小说提供一系列术语概念。(5)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有助于在现代实验派的文学与其他类别的艺术(尤其是绘画)之间建立联系(Richardson，2010:25)。 在笔者看来，除了理查森所指出的五点意义之外，研究非自然叙事至少还有其他两个方面的效用:第一，非自然叙事学可以开辟叙事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拓展叙事学研究的空间。在后经典语境下，叙事无处不在，这其中当然包括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理应被纳入叙事学研究的范畴。第二，非自然叙事学可以应对来自不同叙事的挑战，弥补经典叙事学的缺失。非自然叙事在很多方面挑战了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和阐释模式，作为诗学性质的叙事理论必须对此做出反应。#p#分页标题#e# 3．不可能的故事世界 赫尔曼认为，阅读一个叙事文本就意味着进入某个故事世界，因为故事的开端“激发阐释者(或多或少地舒适地)停留在一个由特定文本所激起的世界”(Herman，2009:112)。是否所有的叙事都可以再现或建构一个故事世界呢?就自然叙事或摹仿叙事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但若就非自然叙事或反摹仿叙事而言，答案则是否定的。阿尔贝说:“虚构叙事作品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它们不会简单地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情况那样摹仿地再生产世界”(Alber，2009:79)。在非自然叙事中，故事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如事件、人物、时间、空间都成了有问题的概念，它们拒绝稳定性和确定性，从而使得故事世界的建构成为不可能。例如，在自然叙事中，故事世界的叙述者是人或者至少是“像人的”(human-like)，但是在非自然叙事中，叙述者有可能是一个“会说话的动物”(speakinganimal)、一具尸体、一部机器等;在自然叙事中，存在因果关系或时间关系的事件序列，但是在非自然叙事中，几乎不存在连贯的事件，支离破碎的事件之间还彼此相互矛盾、互相排斥。 我们不妨重点以时间为例，来考察非自然叙事所营造的“不可能的故事世界”。在《超越故事与话语:后现代和非摹仿小说中的叙事时间》一文中，理查森归纳了非自然叙事违背“线型时间”的六种类型:(1)圆环型。这类小说没有走向结局，反而走向开端并由此走向无限，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线性逻辑;(2)冲突型。故事出现了相互冲突的版本，经典叙事学家关于故事中事件的矛盾序列以及事件的不可逆性都受到了挑战;(3)反习惯型。在这类叙事作品中，尽管时间是反向的，但是叙述者和读者都是“前瞻型的”，不仅使用一般现在时，而且还使用将来时;(4)差异型。在这类叙事作品中，一个叙事时间被嵌入在另一个更大的叙事时间中;(5)混合型。在这类叙事作品中，不同的时区之间混淆了界限，融为一体(Richardson，2002:47－63)。 那么面对“不可能的故事世界”，读者该如何解读呢?在借鉴并整合自然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的基础上，阿尔贝(Al-ber，2009:82－93)提出了下述五种阅读策略，以期帮助读者叙事化“不可能的故事世界”:(1)“作为心理状态的非自然因素”。一些不可能的叙事场景可以被解释为梦、想像或幻觉，即把这些不可能的叙事归因于人物的心理。(2)“前置化主题”。当读者把其他的非自然叙事文本同其文学知识联系起来，并且从主题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时候，这些非自然叙事文本也是可以被解读的。(3)“寓言式阅读”。读者把不可能的元素看作是寓言的一部分，与其说该寓言是关于某个具体人物倒不如说它在总体上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4)“整合认知草案”。有些物理上不可能的场景无法通过内在心理和已有的文学知识来解释。对此，读者需要整合现有的框架图式。这个策略对于我们评价那些叙述者是动物、尸体或不具有生命力的物体的场景是非常重要的。(5)“丰富框架”。一些非自然的场景不能通过内在的心理、文类知识的基础或整合以后的认知参数等得到解释，逻辑上或物理上不可能的场景要求读者扩展已有的框架图式，直到其认知参数中包括了那些他们所遇到的非自然叙事元素。 阿尔贝的基本论点是“即便是最古怪的文本也是关于人类的，或是关于人类所关注的问题的”(Alber，2009:82)。因此，读者需要利用基于真实世界的认知草案或基于文学知识的认知草案来“自然化”非自然的场景。换言之，阿尔贝依然是借用自然叙事或摹仿叙事的认知阐释策略来解读非自然叙事或反摹仿叙事。由此看来，阿尔贝研究非自然叙事的理论模式和立场似乎存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缺憾: 第一，以“自然化”或“叙事化”的方式来解读非自然叙事，忽略了非自然叙事的非自然性本质。如前所述，大部分非自然叙事作品都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其出现与这些作家的创作观存在一定的关联。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读者建构特定的故事世界，违背叙事的摹仿性，彰显文学创作的虚构性本质。也就是说，非自然叙事作品的创作者与自然叙事作品的创作者在艺术旨趣上存有根本性的差异。非自然叙事抵制自然化、拒绝叙事化。阿尔贝在描述和界定非自然叙事时，对此十分清楚。但是，在建构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模式时，他又毫不顾及两者之间的差异，硬性地照搬或挪用认知方法的视角，试图实现对“非自然叙事”的“自然化”，这就形成了一定的矛盾。 第二，只涉及对“不可能的故事世界”的解读方式，而没有探讨导致“不可能的故事世界”的根本原因。阿尔贝所提出的五种阅读方式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和评介“不可能的故事世界”对真实世界的偏离。但是，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离?”这个问题，阿尔贝没有做出回答。根据经典叙事学的论点，故事或故事世界的建构离不开话语(即表达手段与方式)。换言之，在非自然叙事中，话语才是导致“不可能的故事世界”的症结所在。对于非自然叙事的创作者们而言，反常的叙述行为是他们从事创作实验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意义上说，建构起一个模仿真实世界的“故事世界”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4．反常的叙述行为 在模仿叙事中，话语是为建构故事或表达故事服务的。但是在非自然叙事中，话语自身却成了被传达的内容。话语不再是为故事服务，而是为话语自身服务。换言之，在非自然叙事中，话语颠覆或消解了故事。话语颠覆故事的手段就是一系列反常的叙述行为。在阿尔贝等人看来，反常的叙述行为是指那些“在物理上、逻辑上、记忆上或心理上不可能的叙述”(Alberetal．，2010:124)。他们以艾伦•坡的短篇小说《泄密的心》为个案分析，指出当“非个性化的”(imperson-al)话语自身被“去个性化”(depersonalized)的时候，以真实世界为基础的描述就会出现问题。当非个性化的话语在叙述主体的话语层面与被叙述主体的话语层面上出现重叠的时候，“叙述者我”(narratingI)与“被叙述者我”(narratedI)、被叙述内容的时间(thetimeofthenarrated)以及叙述过程的时间(timeofthenarration)之间的边界会变得模糊不清。#p#分页标题#e# 顾名思义，所谓的叙述行为就是叙述者所做出的行为或讲述行动。因此，对叙述行为的研究应该以叙述者这个角色为中心。经典叙事学仅仅局限于探讨叙述者的常规形态，如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单数叙述等，而忽略了叙述者的非常规形态。因此，若要从话语层面上研究非自然叙事，叙述行为应该是考察的重点。迄今为止，在西方所有的非自然叙事学家中，理查森对反常的叙述行为的研究最值得称道。在《非自然的声音》一书中，理查森(Richardson，2006)把这些反常的叙述行为称为“极端化叙述”(extremenarration)，并且集中讨论了“第二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多重人称叙述”、“极端化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等几种典型样式。① 一般来说，“叙述话语最明显的、最‘自然’的功能就是作为彻底透明的装载故事的容器，完全消除自己，同故事相处，讲述故事”(O’Neill，1994:3－4)。但是在非自然叙事中，反常的叙述行为并不是为了建构一个以真实世界为模型的故事世界，而是为了彰显话语本身，揭示文学创作的虚构过程。②在话语层面上以叙述者为中心考察反常的叙述行为，理查森的研究可谓切中要害。因为正是这些反常的叙述行为在很大程度了背离了模仿叙事的原则，才使得对故事世界的建构成为不可能。 5．“非自然叙事学”的未来:建构路径与研究方向 同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如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相比，非自然叙事学的出现是相对晚近的事情。但正如尼尔森所言:“有的叙事是自然的，有的叙事是非自然的。如果我们用同一个模式来分析所有的叙事，我们就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对于那些拒绝被以自然的、口头交流的语言理解为基础来描述和理解的故事世界、经验、再现和叙事，建构可以解释它们具体属性的模式，似乎成了叙事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Nielsen，2010:299)。那么该如何建构和发展非自然叙事学呢?在非自然叙事学家们看来，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描述所投射的故事世界偏离真实世界框架的方式，其次是阐释这些偏离(Al-beretal．，2010:116)。尤其是在阐释这些偏离上，阿尔贝(Alber，2009:79－96)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大胆的尝试。就非自然叙事学的未来研究而言，阿尔贝及其同行认为，有三个开放式的问题需要回答(Alberetal．，2010:129－131): (1)叙事中非自然元素的存在对叙事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或一个琢磨不定的问题。虽然大部分非自然叙事都存在于后现代主义先锋实验性质的小说中，但这并不表明非自然叙事的成分仅局限于小说叙事的范畴。这就给非自然叙事、甚至是叙事的界定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例如，叙事的定义是否应该在包含自然叙事与非自然叙事的同时又排除“非叙事”(non-narrative)?非自然叙事与“非叙事”之间有何差异? (2)鉴于文学史中的变化规约，审视非自然叙事与时间性之间的关系。非自然叙事以及反常的叙述行为是推动文学史的主要动力。叙述的新方法并不是指用新的方式来讲述同样的故事，而是指扩展那些可以用来讲述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叙述形式和技巧也会被逐渐规约化。但实际上，很多自然叙事也包含一定的非自然性。因此，有必要区别那些已经被规约化了的非自然场景和事件与那些看起来依然怪异的、反常的场景和事件。 (3)对非自然叙事的研究，需要结合它同语境、读者、作者和意图的关系。这实际上又涉及了许多其他问题，如不同文化语境、不同历史时期中的非自然叙事是否存有差异?或许，在一个文化中自然的故事讲述有可能在另一个文化中会变成非自然的叙述;在一个读者眼里看起来是非自然的叙事在另一个读者眼里则是自然的叙事。作者与读者对叙事的非自然性的理解是否存有差异? 上述三个问题涵盖了很大的范畴，且每个问题都可以引9申出一系列值得探讨的其他问题。例如，非自然叙事的进一步界定、反常的叙述行为的历史变迁等。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三个问题被称为是“开放式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非自然叙事学是在经典叙事学发展将近半个世纪，在后经典叙事学发展也将近有十年之久的今天才开始勃兴的。因此，在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二分天下、双峰并峙的格局下，若要建构和发展非自然叙事学，还必须要处理好它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之间的下述四种关系: 第一，非自然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作为具有诗学性质的理论，经典叙事学在诞生的时候，就确立了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发掘所有叙事所共享的统一结构，探求普遍的叙事语法。但是以自然叙事或摹仿叙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典叙事学在分析非自然叙事时，遇到了麻烦，因为非自然叙事抵制叙事化，不具有自然叙事的常规属性与规约。这就要求叙事学家们必须发展新的理论模式，建构一门与非自然叙事的特性相适应的非自然叙事学，以弥补经典叙事学的缺失。但这并不是说对于非自然叙事或非自然叙事学而言，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了。事实上，在建构非自然叙事学的过程中，经典叙事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典叙事学创造的很多术语概念，例如叙述者、聚焦、不可靠性等，对于建构非自然叙事学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第二，非自然叙事与后现代叙事，以及非自然叙事学与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理查森还是阿尔贝，在研究非自然叙事时，都以讨论后现代主义文本为主。这不免会给人一种错觉，即非自然叙事就是后现代主义叙事，而非自然叙事学就是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就连非自然叙事学的领军人物理查森也似乎对此认识不足。一方面，理查森积极推动非自然叙事学的建构。例如，他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连续四届的国际叙事学年会上都负责组织、主持了“非自然叙事学”专题的分论坛，并参与成立了“非自然叙事学研究团队”。另一方面，理查森(Richard-son，2010:24－31)又把他最新的一篇关于非自然叙事学的文章取名为“后现代叙事理论”，即在非自然叙事学与后现代叙事理论之间划上了等号。实际上，后现代叙事只是非自然叙事的一个主要类别，后现代叙事理论也不等同于非自然叙事学。阿尔贝和弗鲁德尼克指出:“在某种意义上，非自然叙事学是后现代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结合体”(Alber＆Flud-ernik，2010:14)。这一论断无疑是十分恰当的。但若要使得非自然叙事学获得更好的发展，我们依然需要对非自然叙事和后现代叙事，以及自然叙事学与后现代叙事理论做出更为明晰的区分。#p#分页标题#e# 第三，非自然叙事学与跨媒介叙事学之间的关系。至于叙事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费伦说:“叙事理论家需要考察不同语境中的叙事(法律、商业、政治、医学等)和不同媒介中的叙事(电影、电视、绘图小说、拼贴画等)是否与文学叙事有所不同，以及这些不同点和相似点对于研究文学叙事的叙事理论有何意义?”(尚必武，2010:159)毋庸置疑，费伦所提到的叙事理论家当然包括非自然叙事的研究者。也即是说，非自然叙事学家同样需要关注和考察除文学叙事之外的其他媒介的叙事。遗憾的是，除阿尔贝(Alber，2010)之外，几乎所有的非自然叙事学家都将研究的焦点放在文学领域中的非自然叙事，而忽视了文学之外的非自然叙事。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批评理论，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理应包括其他媒介的非自然叙事。在这方面，发展较为成型的跨媒介叙事学或许可以为其提供一定程度的参照。 第四，非自然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就学科属性而言，非自然叙事学应该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范畴。非自然叙事学的出现，无疑拓展了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领域。但是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其他分支，如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有所不同，非自然叙事学不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即以某种方法为主导)，而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即以分析文本特征为基础)。换言之，其他的后经典叙事学基本上都是引入了叙事分析的某种新方法，即以方法为驱动，而非自然叙事学则以文本特征为基础的，并试图给这些文本特征寻求解释，是属于“把叙事实践作为理论来源的研究”(尚必武，2010:158)。虽然在研究立场或研究的出发点上存有差异，但是非自然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之间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例如，在理论阐释力上，非自然叙事学给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提出了挑战;在文本解读上，后经典叙事学的其他分支可以给非自然叙事的“非自然性”提供分析视角。 在谈到叙事学的未来发展时，费伦表示，“我充分期待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以及其他语境主义叙事学可以继续成为重要的方法”(尚必武，2010:159，黑体字为笔者所加)。可见，费伦已经把非自然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其他语境主义叙事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费伦如此，当下整个西方叙事学界都对非自然叙事学十分关注。2008年，理查森研究非自然叙事的代表性论著《非自然的声音》获得了“国际叙事学研究协会”年度著作的最高奖项“伯基斯奖”，就是学界对于这个研究领域表示认可的一种象征。 理查森指出，“叙事虚构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易变的、颠覆性的，更重要的是它也在辨证地不断重塑邻近的文类和已经建构以来的实践。在更有革新精神的形式中，它的规约在于改变规约，它的精华在于逃避固有的精华，它的自然在于寻求非自然”(Richardson，2006:140)。对于叙事学这门学科而言，叙事的动态性、易变性、颠覆性、非自然性等特征既是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只要非自然叙事学沿着上述发展路径，妥善地处理好其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从中汲取有益养分为其所用，定将前景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