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典叙事学开始遭到不少叙事学家的批评。学者们认为，经典叙事学只注重形式主义分析，而忽略了对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等的研究。1981年，作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在她的著作《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中，创造性地将形式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相结合，大胆探索叙事行为的性别意义，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对立，也为女性主义文本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1986年，兰瑟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论述了建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标志着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学科的正式建立。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女性主义叙事学和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结合性别政治和社会语境建构叙事话语，在形式研究的同时，也将性别政治和历史语境等因素考虑其中。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对三种叙事声音的划分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三种叙述声音的划分。1992年，兰瑟在她的著作《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将叙述声音划分为三种类型：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并阐述了每种叙述声音对建构叙述权威的作用。在叙事学里，“声音”指叙事中的讲述者，通常是指形式结构，“叙事学研究一般不讨论叙述声音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Lanser,1992:4)。而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这些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Lanser,1992:4)。在兰瑟看来，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Lanser,1992:4)。三种叙述声音的提出，将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联系起来，使属于形式主义范畴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女性主义批评，这两个不同学科有机结合。兰瑟认为，话语权威指“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及美学价值”(Lanser,1992:5)。虽然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威大都附属于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但任何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包括女性作家在内，都有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这是一种想“获得听众，赢得尊重和赞同，建立影响的企求”(Lanser,1992:6)。本文以兰瑟的理论为基础，分析美国著名犹太女作家蒂莉•奥尔森代表作《我站在这儿熨烫》中的叙述声音模式，尤其是通过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相结合的独特手法，使边缘女性的沉默心声得到展现，达到颠覆，让边缘女性这一群体从沉默中解脱出来，在主流文化圈中树立起“话语权威”，让她们能如露丝•伊里盖蕾所说，有了声音便有了路可走。《我站在这儿熨烫》是奥尔森沉寂文坛多年后复出的第一篇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人像她一样，仅靠寥寥几部作品就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很少有人像她一样，刚崭露头角，却又很快销声匿迹，直到二十年后才又重新动笔。工作赚钱、养育子女、操持家务，这些繁重琐碎又无法逃避的任务耗费了她整整二十年的光阴。正如她自己所说，“二十年里……我连写作创作的基本环境条件都不具备”（Olsen,2003:19）。加拿大小说家和评论家玛格丽特安特伍曾惋惜地说，她停止了写作，仅仅因为一天只有24个小时。不过，正是这段生活经历，让奥尔森深刻体会到社会边缘人物的窘迫和无奈，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付出之后，奥尔森的小说中大都以常被忽略掉的边缘人物，尤其是被婚姻和生活压迫的普通母亲为主人公，这些女性形象对读者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 三、个人型叙述声音 兰瑟用个人叙述声音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的主角。而作为这个自身故事叙述者的“我”，统筹着其他人物的声音，因此具有结构上的优越性。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与作者型声音相比，个人型叙述声音使其女性权威大打折扣，“因为作者型的叙述者拥有发挥知识和判断的宽广余地，而个人型叙述者只能申明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利及其有效性”(Lanser,1992:21)。但是，兰瑟也提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型叙述声音往往会为特定的女性群体所用，以达到特定的目的，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正如海伦娜西索所呼吁的“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妇女必须参与创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转引自西慧玲，2003:132）。《我站在这儿熨烫》中，奥尔森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大胆直接剖析女性心声的叙述方式。文中那位不知名的母亲，在熨烫衣服时接到了女儿的老师的电话，要她找时间到学校去谈谈她女儿的情况。于是，这位心力交瘁的母亲开始回忆起女儿19年来的成长历程。通过这位普通劳动母亲意识流形式的个人叙述，故事的情节得以展开，让读者开始窥测到这位看似平凡的家庭妇女一生所经历的复杂变迁。 2.1个人型叙述声音与母亲心声释放 奥尔森选择的这位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与传统标准背道而驰。批评学者们认为，只有那些“异常敏感或情感丰富的角色”(Schultz,1997:4)，才能成为意识流写法的载体。可奥尔森笔下这位母亲，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劳动妇女，不是什么个性鲜明的主要人物，她没有敏感的情绪，不具备任何艺术美感，人们更是很少关注她会有怎样的内心世界。可就在她断断续续，甚至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的看似不经意的叙述当中，我们了解到了一位普通母亲所经历的过去：女儿8个月大时，被丈夫无情抛弃，那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年轻的母亲带着幼女彷徨无依；为了生计，不得不将女儿寄养在别人家中，她所承受的骨肉分离之痛；再次结婚，生活有所好转，她为给女儿重建一个完整家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随着女儿长大，心中的担心、内疚和感慨的复杂情绪。通过母亲絮絮叨叨的述说，那个年代广大母亲的日常生活也被展现在读者面前：抚养、教导儿女的责任；经济大萧条中艰难持家的重担；以及回忆起儿女成长过程中，“哪些是我曾经做过的，哪些是我未能做到的，哪些是本该做好的，哪些是无可挽回的”（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5）时的复杂心情。女性，尤其是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母亲，由于受到婚姻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很少有机会能够释放她们内心的思想和看法。正如奥尔森所说，“母亲身份，是一个很少被理解，也很少被探寻的领域，而这种身份，恰是女性们所承受的痛苦压力之根源”(Olsen2003:202)。通过将一位母亲作为这篇小说的聚焦人物，让她叙述其作为母亲这一身份而经历的事件，并单单通过她的叙述，让整篇小说故事情节得以展开，奥尔森成功把普通劳动母亲，这一在文学创作中常常被忽略的人物，推到舞台的最前沿，让她们的沉默声音得以释放。#p#分页标题#e# 2.2个人叙述声音与妇女自我实现中的障碍 在《我站在这儿熨烫》一文中，作为叙述者的母亲“我”，起初并太不情愿开启回忆的闸门，因为“再说我哪来的时间去追忆、思忖、权衡、判断、打量这一切呢？每次刚开了个头，就会有这样那样的打扰，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5）。正如大多数有了孩子的女性一样，她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断地被外界的干扰所打断：熨烫衣服时，女儿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让她有空去学校一趟；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回忆过去时，小儿子又哭闹着要换尿布；刚重拾起思绪，女儿又蹦蹦跳跳回来，絮絮叨叨拉着母亲有说有笑。这些看似自然的日常外界干扰，却反应了奥尔森的匠心独具。因为这些干扰不时提醒着读者们，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承担家务，她们甚至没有整块的时间能够好好地、轻松地讲一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此外，这些外界干扰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们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边缘化女性的真实生活状况。一旦结婚，她对梦想的追求，她自我实现的理想，便不可避免地会被婚姻、家庭和社会不停打断，甚至破坏。就如《我站在这儿熨烫》中的母亲，她的人生轨迹正是被经济大萧条，孩子出生，丈夫抛弃以及贫困一次次打断改变。起初，孩子的突然到来和丈夫的无情抛弃，让她措手不及。“而我自己，则不得不去找工作，去找工作，或去找艾米莉的父亲，他离开时留下一张条子，说他‘再也无法忍受和我们一起忍饥挨饿的日子了’”（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5）。她与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停被贫穷的生活现实所打断。“但是我又不得不把她送到她父亲的家并将她留在了那儿……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赚够接她回来的路费。终于接她回来时，我机会不认识她了”（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5）。生活有些好转后，母亲本打算好好补偿女儿，却又被更多孩子的到来再一次打断。“我只记得我得不停地工作，她下面有4个弟妹，我没有时间来为她操心……我是一个不成熟的心力交瘁的母亲。我的身后还有其他的孩子在推搡着，吵闹着”（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8）。奥尔森在她的作品《沉默》中曾经谈到，“和其他人类关系相比，母亲这一身份所承担的责任和支持要多得多，而母亲所面临的各种打断因素也比任何人要更多”(Olsen2003:202)。个人叙述声音中的这些干扰环节，既是行文结构所需，更是一种隐喻。它们不仅是文中母亲在讲述自己故事时所面临的各种干扰，也反应了女性在个人实现中会遇到的真实障碍。通过采用以“我”为中心的个人叙述声音，辅以精心设计的外界干扰因素，奥尔森成功地将读者引入到一个普通母亲的故事中，并通过那些不断打断她故事叙述的表面事件，看到了这位边缘妇女所默默承受的曲折人生轨迹。 四、集体型叙述声音 兰瑟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集体型叙述声音”这一概念，挖掘了曾被经典叙事学家们忽略掉的一种叙述模式，丰富和发展了叙事学理论。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兰瑟指出，“我说的集体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Lanser,1992:23)。兰瑟进一步将集体型叙述声音分为单言、共言和轮言三种形式。单言指某个叙述者代表群体发言，共言指复数主语“我们”的叙述形式，轮言则是指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形式。与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不同，集体型叙述声音基本上都是边缘群体或受压制的群体的叙述现象。 在《我站在这儿熨烫》一文中，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位普通母亲的自我叙述，但若是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角度来看，这种叙述方式同样也是一种集体型的叙述。在该文中，叙述者“我”实际是集体型叙述声音中的单言形式，代表这一个特定的群体。正如兰瑟说言，虽然“叙述者保持‘第一人称’叙事的句法，但她们的文本却避开以私人化声音为特征的个人性质标记……与此相反，叙述者成了集体型的身份。她是社群权威的中介表达者。不仅如此，整个社群通过她的表达，成了她在文本中身份的来源”(Lanser,1992:274)。从《我站在这儿熨烫》文中奥尔森对那位普通母亲的描述来看，读者无法获得任何具体的有个人性质标记的信息。我们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谁，甚至连她自己的名字，也只字未提。这位无名母亲在讲述自己故事时，还在一边熨烫衣服，而这种家务，又是母亲们平日里常常要完成的家务活，因为她们总是要为丈夫、为孩子们熨衣服。通过无名母亲的回忆叙述，她的一生经历慢慢展示在我们眼前：被丈夫抛弃，在经济大萧条中苦苦挣扎，独自承担其抚养儿女的责任。可是，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经历的母亲，又何止她一人。这位无名母亲只不过充当了“代表某群体发言”的叙述者而已。她代表着一群无助的年轻母亲，在权威的“他们”面前，只能顺从。女儿艾米莉出生时，她只有19岁，被丈夫抛弃后，她很迷茫，很艰难，在“他们”的权威声音面前，她只得听从。“我用母乳喂养她，他们都在宣扬母乳喂养的重要性……我盲目地追随着书上的一切。”“那年她两岁，他们都说可以送她去托儿所了……我去诊所咨询，他们极力劝说我把她送到郊区的康复中心……”（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5）。在这些“他们”的声音面前，年轻无助的母亲们总是只有顺从。她代表着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母亲们，在回忆过去时，总是自责难过。他们恨自己当初无力好好照顾孩子，没有陪伴孩子度过童年，或者没能给孩子提供一流的教育条件，以至让他们的才华受到埋没。“我每天一下电车，就急布跑上散发着臭气的楼梯，而她，不论是原本就醒着还是被我吵醒的，一见我就会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怎么哄都哄不好，这样的抽泣声至今仍在我的耳边挥之不去”（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5）。当女儿在表演上表现出过人天赋时，别人建议应该好好培养时，母亲很无奈。“你不该浪费她这份天赋------但一没有钱，二又不懂，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只能任由她发展……”（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8）。最后，母亲们所有的自责和后悔，唯有化为一声叹息。“我醒悟得太迟了……她是这个时代的孩子，是萧条、战争和恐惧的产儿”（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8）。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的平穷母亲，除了把这一切归咎于那个时代，还能做些什么呢？此外，这位无名母亲还代表着在美国大萧条和战争时期，所有无法获得丈夫帮助，只能靠柔弱臂膀撑起家庭的女性们。女儿艾米莉出生后不久，丈夫便不知所踪。此后，她只能独自一人面对窘境，艰难奋斗。几年的苦难之后，她终于再婚，以为生活开始好转。#p#分页标题#e# “那时的她有了一个新爸爸，她正在学着去爱他。一切都在好转，我想”（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6）。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丈夫又被应征入伍，奔赴战场，家里家外又全都落在了她一人身上。“等孩子们都上床以后往往已经夜深了……我在一旁熨衣服，准备第二天的饭菜，给出征的比尔写信，或是照看宝宝”（引自沈艳燕译《我站在这儿熨烫》,2004:28）。在美国大萧条和战争的背景下，和她有着同样遭遇的女性们，那些被时代所逼，承受重担、忍受苦难的社会底层的母亲们，数量应该不在少数。综上所述，奥尔森小说中的这位无名母亲，并不仅仅是在讲述自己个人的经历，她已成为某个群体的代言人。通过采用这种“单言”形式的集体型叙述声音方式，这些被主流文学忽略的，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声音才得以倾诉，实现“话语权威”。 五、结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奥尔森的代表作《我站在这儿熨烫》，奥尔森以其独特的手法，通过将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融合一体，不仅让文中这位无名母亲的心声得以释放，更通过她的讲述，将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所有以她为代表的被婚姻和生活压迫的普通母亲这个边缘群体从沉默中解脱出来，获得叙述话语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