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凯瑟（WillCather，1873－1947）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描写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啊，拓荒者！》、《云雀之歌》、《我的安东妮亚》、《一个迷途的女人》等。初读薇拉•凯瑟的作品，很难不被其对荒野生活的细腻描写所吸引，不对其清新质朴的文风赞叹。作者生于一个具有浓厚南方传统的弗吉尼亚乡村，成长于美国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创作于东部繁华的大都市纽约，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成长道路以及复杂的地域因素成为她作品的永恒主题。在她的作品中，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自然与工业构成了小说文本中对立的两极，表现出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对男权的反叛、对现代的反思、对家园的追寻，成为美国“在不断的物质文明过程中精神美的捍卫者”。在薇拉•凯瑟辞世60多年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生态危机日趋凸显的今天，本文试图从生态主义视角对薇拉•凯瑟系列拓荒小说进行解读，探索作品中所蕴含的自然生态思想，以引起人们对人类生态环境的关爱与保护。 一展现荒野之美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埃尔•维拉指出：“观察世界历史的进程最好是着眼于边疆”[1]，其原因就在于边疆远离人类政治文化中心，还没有被大规模地开发和利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持着原始的风貌。美国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也指出：“每一个荒野地区都是一处独特的大自然，每一处自然之地都有其独特的自然景观。”[2]P28凯瑟正是以美国西部边疆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为背景，创作了《啊，拓荒者！》、《云雀之歌》、《我的安东妮亚》等一系列拓荒小说。这些拓荒小说以广袤的草原为舞台，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充满野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荒野图景。 在《啊，拓荒者！》开篇，凯瑟引用密茨凯维支的诗句“好一片田野，五谷为它着色！”作为小说的扉页题词，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草原之春》。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内布拉斯加草原粗犷、严酷、充满着野性，草原上的拓荒者是那样的艰辛、疲劳与无望，但在广袤的草原、辽阔的大地、空旷的长路、落日的余晖之下，衬托出一幅生机盎然的青春图景：像玫瑰在怒放，像云雀在歌唱，像星星在闪光，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激情奔放，生机勃勃。由此可见，凯瑟笔下的内布拉斯加原野好似哈代所钟情的埃格登荒原一样充满活力。这首诗画龙点睛，表达出作者对草原的歌唱，对生命的热爱，对青春的颂扬，流露出凯瑟朴素而深厚的生态思想。同时，作者在小说的每一章中，还多次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草原生态图景。像麦田、云雀、野草、牧场、白桑树、大白鸟、三角叶杨……这些意象构成一幅幅充满浪漫色彩的田园牧歌图景，镶嵌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分界线”上。在这片原野上，人类没有过度地去开发自然，“路不过是草丛中隐约可见的一条条小道，犁耙几乎没有在地上留下什么痕迹，一切使人觉得很可能是冰川的遗迹，而不是人类奋斗的记录”[3]P13。小说字里行间所展现的每一幅景致，犹如《敕勒川》中的诗行、梵高油画里的风景，大地上的万物，亦即大地整体本身，汇聚于一种交响集奏之中。 在《我的安东妮亚》中，小说同样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美景。凯瑟笔下的草原、麦田、牧场、玉米地、橡树林，在灼热的夏季，明朗的天空下到处是一片苍翠，波浪起伏，人们在茂密的草木中，在野草和大丰收强烈的色彩和浓郁的香味中，简直透不过气来。作品中像这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自然美景处处皆是，字里行间蕴含着一股“早晨清新气息”，故而，有评论家指出凯瑟的小说好比法国作家拉托尔和华杜笔下的“色粉笔画”。同时，小说对各种生态自然中的动物进行描写，向我们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动物形象。像藏在地下的土拨鼠、古怪的小红虫、祖母菜园里的菜花蛇、旷野上嚎叫的山狗子，还有住在洞穴里的獾……犹如鲁迅笔下《故乡》里那幅神异的图画，代表着“一种尚未成熟、有待于赋予其形态的原始状态，一种有待于驾驭的生命力”[4]，体现出内布拉斯加草原拓荒者与大草原的和谐共融。另外，像《云雀之歌》中沙岗上的阳光、荒原上的仙人掌花、科勒太太庭院的葡萄树和留兰香，尤其是黑豹峡谷的古老遗址，“它山脚下环绕着纳瓦霍人的松树林，松林里高大的红松已在那种清朗的空气中生长了许多个宁静的世纪。森林从那儿突然变成了多石的开阔地带，大地的表面断裂出一条条深深的峡谷”[5]P233，这些温馨静谧的自然景象同样给人以一种心旷神怡的震撼。而在《一个迷途的女人》中，伦巴第白杨树，弯弯曲曲的小河，闪闪发亮的柳树，半是牧草半是沼泽的草地，还有“鲜艳的野玫瑰盛开山坡，蓝眼睛草开放着紫色的花朵，银色的马利劲刚刚要开花，鸟儿和蝴蝶飞来飞去”，[6]P7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场景，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二倡导土地之爱 土地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处于天地间的生民，对于母性大地都有一种难以割舍之爱和百般感激之情。李广田在《地之子•自序》中写道：“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这正表达了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和热爱。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利奥波德则提出土地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人应当改变他在土地共同体中征服者的面目，而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7]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指出：“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定性。当然，如果我们失去了大地，我们也就失去了根基。”[8] 凯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啊，拓荒者！》中，就蕴含着对土地的热爱与尊重，处处彰显出强烈的土地伦理观。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的父亲约翰•柏格森，作为第一代拓荒者，当初来到内布拉斯加草原野心勃勃，试图征服这片不毛之地，却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在一个冬日的黄昏遗憾地离开了人世，将拓荒重担交给了年轻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约翰•柏格森去世三年后，“边界线”连续三年大旱歉收，把每一个人都赶到了绝望的边缘。在这种困境下，亚历山德拉最终没有选择离开，而是更热爱脚下这片土地。因为，在亚历山德拉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怎么经营，而在于人们怎么看待这片土地。于是，怀着继续生存下去的强烈愿望，亚历山德拉对土地作了深入考察。那片土地也感觉到“从地质纪元前洪水涌现出来以来，第一次有一张人脸带着爱和渴求面向着它”[3]P37。于是，“分界线”之神——那弥漫其中的伟大、自由的神灵，最终向亚历山德拉低下了头。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耕耘，十五年后“分界线”这片荒原变成了邻土，亚历山德拉的家人和邻居实现了从食不果腹到丰衣足食。在作品里，凯瑟通过亚历山德拉对人与土地关系作了全新的审视和思考，在她看来没有对土地的尊重与热爱，人们就认识不到它的价值，更享受不到它为人类创造的财富。她的这一土地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凸显出强烈的自然生态意识。#p#分页标题#e# 相对于亚历山德拉而言，《我的安东妮亚》中的主人公安东妮亚，同样是属于土地的。年幼时，安东妮亚随父母飘洋过海移居内布拉斯加草原，后来父亲雪默尔达先生因“怀乡病”而自杀，安东妮亚便担起家庭的重任。最初，她给哥哥安布罗希当帮手，此后去黑鹰镇做帮工，后来被一位列车员欺骗遭受抛弃。在万般无奈之下，安东妮亚只得重新回到农场，并在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在此过程中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土地的一部分，与土地连成了一个“共同体”。二十年后，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在那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可见，安东妮亚是名副其实的大地女儿，她将自己深深地融入到那片土地之中，最终完成了生态学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凯瑟通过塑造安东妮亚这一人物形象，向我们诠释了一个人与土地和谐共融的生态理想。无论是亚历山德拉，还是安东妮亚，她们比其他众多男性拓荒者更能真正了解脚下这片土地，更能真正尊重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万物生灵。另外，《邻居罗西基》中的主人公罗西基也是一个热爱土地、热爱生活的拓荒者。幼年时期，因母亲去世，他在乡下外祖母家度过天真的童年，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长大成人。青年时期，罗西基漂泊到纽约、伦敦等大城市，但最终选择了回归故土。罗西基热爱土地，尊重土地，视土地为知己，即便在生死关头，也不顾个人安危，为挽救土地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最终倒在了他所钟爱的田野上。凯瑟通过塑造罗西基这一形象，向我们诠释出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即人类只有超越了“小我”的界限，与大自然这个“大我”融为一体，才能够真正实现自我。 三敬仰自然之神 自然是人类及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对自然的崇尚、对自然价值的肯定和万物平等的思想是现代生态学的基本观念。法国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主张自然界中所有有生命之物都是人类尊重的对象，并认为“只有敬畏生命的信念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思想，才能在当今世界开辟和平的时代”[9]P8-10，而且在他看来人类应该敬畏自然、关爱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透过薇拉•凯瑟的系列拓荒小说，我们可以品味出一种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生态自然观。首先，在《啊，拓荒者！》中，亚历山德拉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沟通的过程。小说开篇，大自然作为对立面站在拓荒者面前，竭力想要保持自己不受外界的侵扰。然而，亚历山德拉与其父辈不同，并没有将自然作为征服对象来看待，而是将自然视为知音和朋友。在她真情感化下，内布拉斯加草原一改往日的野性，变得友好和善，昔日的“荒原”变成“邻土”，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 而在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自然保护主义思想的人物是艾弗，可以说他是凯瑟生态思想的最有力代言人。艾弗定居在村外的野地里，与荒野为友，跟动物为伴。他不穿鞋、不理发，完全将自己融入大自然，成为大自然中的一员。他的房子是一个小山坡上草皮下面的洞穴，而他却对自找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心满意足，觉得在这里他感到圣经更加真切。可以说，艾弗所崇尚的这种荒野生活，正是卢梭所推崇的“野蛮人”的简单生活方式。在卢梭他看来，“野蛮人仅只喜爱安宁和自由；他只愿自由自在地过着闲散的生活，……相反地，社会中的公民则终日勤劳，而且他们往往为了寻求更勤劳的工作而不断地流汗、奔波和焦虑”[10]。同时，艾弗还是一个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动物保护者。他不仅对周围的一切生命都给予尊重和关照，无论是疲倦的野鸭、飞累的海鸥，还是迷途的大白鸟，同时还告诫小伙子们不要打野鸟，在他看来这些野东西都是上帝的鸟。不仅如此，艾弗还能够理解这些动物的情感，体察动物的伤痛，并能与它们沟通，建立亲密的关系。艾弗的种种亲近自然、热爱生命的行为折射出生命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每一个有生命之物都具有自身的善，具有自身的善的存在物就拥有“天赋价值”，为了有生命之物的利益而关怀其善就是尊重自然。而凯瑟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在《我的安东妮亚》中同样得到充分的体现，作者在红色的内布拉斯大草原上谱写了一曲绿色生命之歌。在凯瑟的笔下，安东妮亚被塑造成一位自然女神。她孩提时，就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对动物的怜悯。不仅如此，在她眼里植物同样是有生命的。东妮爱它们，就好比它们是人一样，虽然在田里干了一整天活，但还经常提水来浇花草，即使在干旱的时节再累也为这些树操心，因为它们在她心里就像孩子一样。这正如史怀泽所提倡的生命伦理：“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9]P9正因为她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热爱，虽然安东妮亚历经过生活的沧桑，承受过被骗的痛楚，但后来在自然的怀抱中抚平了创伤，终于在那片土地上结出累累硕果。对此，伍德莱斯把她赞誉成“麦田里的圣母和美国西部神化的象征”[11]。 另外，像《云雀之歌》里的西娅，则用歌声架起了与自然沟通的桥梁。她在黑豹峡谷为自然之神奇所震撼，在那里悟出了艺术的真谛：自然孕育着最基本的、最终极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她那里能幻化为响彻云霄的“云雀之歌”。凯瑟通过西部拓荒女性的成功表达出对人与自然的看法：人离不开哺育他的大地，人是属于大地的。只有那些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它的主人，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不仅如此，在凯瑟的中晚期作品中也同样蕴含着对自然的赞美和讴歌，以及对工业化对自然生态破坏的无限惋惜与哀叹。在《一个迷途的女人》中，以艾薇•彼得斯为代表的新兴商业资产者只注重自然的实用价值，而漠视了对自然美的鉴赏。他把福瑞斯特上尉家的沼泽地改成了麦田，从而致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罗尔斯顿指出：“我们的经济财富可以用劳动去获取，但我们生态的福祉却深深地根植于自然。如果我们用衡量经济价值的普通货币去计算生态价值的话，会严重地扭曲生态价值，因为普通的货币远不足以衡量非商业性价值，如与大气层、海洋、极地冰山、臭氧层等有关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对生态系统的健全（从而也是对人类福祉）是至关重要的。”[2]P125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凯瑟的生态意识与罗尔斯顿不谋而合，都把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当作一种崇高的理想和信仰，这对于在今天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应当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自觉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构建一种以尊重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生态文明。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和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