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记载有正史与野史之分，正史多为史学家所修，官方所撰，它是据实而载，秉公而论，事出有因，典出有故，正史代表真实、权威、正规、完整、准确。野史多为民间所撰，对历史的记述依据的是民间的传闻、说辞，被贯之以野闻趣事，不为史学研究依凭。对史实的记载有直笔与曲笔之分，直笔即秉笔直书，记录公正客观，不含糊其辞，不偏袒掩饰，不为强权左右，曲笔则或为尊者讳或为己见囿，历史的原貌被隐藏甚至篡改，如孔子的《鲁国春秋》，即为尊者讳。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其特点是鸟瞰式叙说，着眼于整个事件、时代、背景、状貌的全面记录，咸有纰漏，抑或简明概要不失完整，高屋建瓴，视界宽阔，可谓宏大叙说。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历史，官方有官方的历史，民间有民间的历史，参与的多与寡、直接与间接，使历史的呈现差异很大。所谓民间性叙说就是老百姓有老百姓对历史的认知和讲述的方式，与史相比，老百姓的讲述显得破碎零散，依据的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其中掺杂了揣测、想象、情感、意愿、倾向，虽不能作为信史采用，但却留存了历史的鸿泥雁踪，不完全是杜撰，可以说它是历史的创造性讲述，既有独特的讲述方式、承载方式，也有特殊的生存土壤。
一、解释性历史叙说
老百姓对历史的叙说在很大程度上说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史态度，思维方式多为形象化思维，由果及因地推测说明事物的来历，为事物的存在寻找理由。宜川一带的黄河有一壮丽的景观叫壶口瀑布，壶口名缘何而来，《禹治水，壶口始》以传说的形式解释了它的来历。
公元前23世纪左右的尧舜时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可怕的洪水年代，北部中国成泽国，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尧命居住黄河中游（今陕北延川）的部落长鲧治水患，鲧窃息壤障水，被天帝殛杀于羽山（山东临沂）。舜继位后，水患依旧，令鲧的儿子禹继续根治水患，禹以疏导为主，以障为辅，其启示从何如来？《禹治水，壶口始》解释了由来。禹外出考察水情，涂山女子女娇求他搭救，族人被洪水灭绝，唯她逃生，她给禹唱了首古老歌谣：谁见了白狐狸，谁就可以做国王；谁娶了涂山的女儿，谁的家道就兴旺。于是禹与女娇结婚。一天大禹勘察水情回来，女娇端茶给禹，禹捉壶倒水，茶叶把壶嘴堵得严严实实，倒不出，反把壶盖冲开，水洒一桌，女娇用手指从溢水中一划，积水顺划口流走，用筷子捅捅壶嘴，茶水从壶嘴流出。大禹受到启发：疏通壶嘴，引水归槽，让水流走。大禹沿晋陕峡谷漂流，在宜川山谷见一条青石山梁横亘，挡住黄水去路，大禹决定效仿女娇捅壶嘴，划水道，于是率众凿青石梁，青山梁凿开后，洪水咆哮而出跌入几十米深的河槽，犹如水帘，远远望去就像收在巨大的壶里，后人就叫这儿为壶口，为纪念禹治水的功劳，把禹居住过的村庄叫禹居住，凿开的龙门山谷叫禹门口。大禹治水的功绩，民间代为传颂，“禹治洪水，身被其劳，泽行野宿，过门不入”，“堕簪不顾”，“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足无爪，胫无毛，遍苦之病，步不能过，名曰禹步”。人民建祠修庙，举若神明。古诗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丰水东流，维禹之绩”，“庵有下土，缵禹之绪”。陕北的“禹庙”、“禹居”、“禹院”，这些“禹迹”显示了大禹存在的历史真实性，人民以故事的形式歌颂了以禹为代表的先民的智慧和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非凡勇气，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壶口地名的来历和壶口瀑布的形成。
《扶苏之死》说秦始皇带李斯、赵高、二儿子胡亥东巡，在河南沙丘一带巡察，一老人捕获了一个头像马、身如羊、腿似鹿的东西，进献始皇，胡亥问这四不像是啥宝贝，李斯说马，胡亥说看着像鹿，问父王，父王正身染重病不耐烦让问赵高，赵高迎合丞相李斯说是马不是鹿，胡亥说既然大家都说是马那就是马了，始皇听了暗叹这小子没主见，怎能靠他继承皇位，便写了遗书，表彰大儿子扶苏宽厚仁笃，镇边有功，极负众望，立即诏回探望病情，继承皇位。始皇写下遗诏就病死，赵高想扶苏被贬自己有直接责任，扶苏与蒙恬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关，屡建奇功，在军民中负有盛望，依遗诏，扶苏继位，于己不利，就与李斯、赵高、胡亥密谋：始皇故世暂保密，扬言带病回朝，再按始皇手迹写一假遗诏，斥责扶苏、蒙恬私自议和，乃叛国大罪，令他们自杀，将首级送回咸阳。扶苏、蒙恬在绥德观阵练兵，赵高一行来颁布圣旨，扶苏接旨后泣不成声，告诉蒙恬父王怪罪我们与匈奴谈判议和，有失大秦尊严赐我们一死，言毕便要拔剑自刎，蒙恬劝阻说镇边媾和年前已报君王，未曾听说不是，还表彰我们镇守边疆有功，今派赵高使者前来传诏令，恐中有假。蒙恬察看后虽认为是始皇手迹，但仍要求将他和公子解回咸阳，见皇上后再死不迟。赵高大怒将蒙恬和扶苏打入死牢，囚在绥德城月宫寺内，夜晚赵高又逼扶苏自杀，扶苏只好从命，出了寺，向绥德城南走去，来到芦家湾，见疏属山谷内，清水突涌聚集成泉，他在泉边呜咽，跳泉而死，山泉恸哭成声，人们听到呜咽的泉水声，就像听到公子扶苏含冤的饮泣声，把这泉叫呜咽泉。后世把所在山谷叫“杀子谷”，疏属山顶现在也有扶苏墓，墓碑刻有“秦太子扶苏墓”，山崖上刻有许多挽词，如唐朝诗人胡曾的《杀子谷诗》：举国贤良尽垂泪，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哭太子。明朝少卿曾琏在泉边刻下“呜咽泉”，字迹至今清晰。
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封建大帝国，王朝实行郡县行政制，陕北属上郡，与西边的北地郡、北端的五原郡、东北的云中郡共为拱卫京师咸阳的屏障，地位重要。在王朝北部，匈奴铁骑构成威胁，秦对上郡为中心的北部边防极为重视，始皇帝五次出巡，其中三次莅临北边。公元前215年“至碣石”，“巡北边，从上郡入”（《史记•秦本纪》），这次巡察中秦始皇决定“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略河南地”，又使扶苏监军，蒙恬横扫塞漠，匈奴逃至阴山之北，游牧于漠北，蒙恬与扶苏“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史记•匈奴列传》），从此太子监上郡，上郡成为秦帝国北部边防指挥中心。公元前210年夏，秦始皇巡游天下，辗转至河北沙丘平台，一病不起，随行赵高勾结李斯密不发丧，矫诏立幼子胡亥，陷害太子扶苏与握有兵权的蒙恬兄弟，扶苏接诏不愿迁延，即刻自刎而死。蒙恬被囚于上郡阳周县狱（今陕北子长县曹家洼高柏山）。胡亥嗣位，下令诛灭蒙恬、蒙毅兄弟，蒙恬浩叹“我何罪有之，无过死矣”，寻思后说：“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说完饮药自尽。其所思之罪就是指修筑长城。为阻匈奴骑兵南下，蒙恬和扶苏调集军队征发徭役，经数十万劳力一年多修筑完成万里长城的浩大工程，陕北及四边人民，所受徭役繁重可想而知。但相传蒙恬死后戍边将士以战袍撩土堆坟冢于今绥德城外大理河畔，墓前立清乾隆年间绥德知州提名墓碑：“秦蒙恬大将军”，所在山沟人称之为“将军沟”。#p#分页标题#e#
这些遗存记刻着真实的历史痕迹，《扶苏之死》以文学的形式讲述了历史，撬动了历史的沉重，它愁肠百结，忧思哀怨的文字不免让人心潮难平，思绪万千，生出欲说当年好“困惑”，扶苏对“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儒家纲常伦理的绝对奉行和无条件的服从，让人惊异于集权社会下权力的说一不二的无上权威；被称之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李斯，为专权竟置国家长远利益于不顾，而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那年，关于制度建设中是延续西周以来的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的争论中，他敢于坚持己见。秦夺取天下后，丞相王绾等人认为应延续周制，时任“廷尉”的李斯，蔡人，因客卿的身份差点被逐出秦，却说当年周王所封子弟，同性甚多，本以为和衷共济、同心同力辅佐周室，然而自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不能制止，今天下归于一统，海内皆为郡县，以赏代分封犒劳诸子功臣。秦始皇赞同，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天下之所以苦于战争因有侯）”，恢复诸侯制“是树兵也”，他采纳李斯建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二郡，郡下设县，全国按统一的制度、标准司法、征收赋税。郡县制的特点是“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中央集权，分权管理”，上有中央政府下有各级政权，“百代都行秦政治”，这种国家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李斯功不可没。
就是他让秦始皇背上万世骂名的焚书提议也非出于私心，是统一思想，以利秦王朝统治的措施，杜绝对郡县制的非议。公元前213年，名叫淳于越的齐国人，在一次国宴上“以古非今”，重提封建，说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延续千年之久，是因为分封了子弟和功臣，今陛下有海内，子弟为匹夫，“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要李斯发表意见，李斯已身为丞相，上书说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人们不接受官方号令，反“人善其所私学”（反欣赏民间思想），“以非上所建立”（非议朝廷的制度），“闻令下，各以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民间结党营私），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秦始皇认同李斯意见，除官方藏、秦国国史、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学百家之书一律焚毁，胆敢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李斯根除了一切议论国事的可能，以专制王权钳制人们噤声，但李斯的动意非为己，是出于维护秦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然而就是这样的政治家却又心存私欲，置国家大业于不顾，权欲令智者昏，不能不让人惊悚警觉。
二、情感性历史叙说
民间历史叙说不像史家在记叙历史时力求公正、客观，否藏务必唯事实是论，老百姓讲述历史总是掺杂着个人的情感、态度，字里行间透露着叙述者的爱憎与褒贬，将自我情感附着在故事的叙说中，是主观视野下的历史，因而具有人情美。《飞将军李广》讲绥德城东五十里有一地叫李广寨，相传是上郡太守汉将军李广屯兵戍边抵御匈奴南下的边防重地。李广好骑善射，人称飞将军。当朝主管外族事务的公孙昆邪向皇帝推荐李广多次与匈奴作战无敌，皇上就派李广到上郡当太守，镇守边疆。不久匈奴大举入侵上郡，皇上为让宫中受宠太监熟悉征战环境，派他们随李广过军事生活。一天，几个太监在无定河驰骋，沙丘后转出三个身体彪悍的匈奴，双方厮杀起来，三匈奴虽人数少却箭去如飞，从未上过战场的太监不几下就被杀尽，闻知消息后李广率百十骑追去，三匈奴在沙丘行不过十几里，李广令左右合围，他举箭射死两个，剩下一个投降，审问得知是奉可汗之命探李军虚实，返回途中，遭遇大队匈奴，匈奴头目害怕中诱敌计，把几千兵布在一道沙梁上，有人进言赶快回撤，李广认为离上郡大营有数十里远，若逃，匈奴必追射，继续向前走，匈奴必以我为诱兵不敢出击，距匈奴一二里时，李广令下马解鞍，胡骑信以为真，不敢动作，天黑下来，汉军堆起篝火，战马长嘶，胡军以为李广要夜袭吓得逃走，李广等脱险。为消灭匈奴，李广腾空城寨，伏兵于山谷树林，诱敌来攻。正好单于王子巡察边防，恐有诈，不许进攻，李广带几轻骑出去诱敌，单于爱慕李广下令活捉，李广拐马回走时跌入陷马坑被生浮，他被装在麻绳结成的络子里，缚在马上押送，起初李广一路叫骂，后装昏死，偷咬麻绳，嚼断后一鼓劲飞跃到旁边胡儿马上，夺箭南驰，胡骑奋力追赶，李广见敌进入伏击圈，下令出击，数百胡军全军覆灭。
匈奴是战国、秦以来北方最为强大的民族，这个马上民族，剽悍强健。在秦朝灭亡之际，原驻守长城沿线的军队被抽调去镇压农民起义，造成上郡守备空虚，匈奴乘机翻越长城进入河套，进而渡过黄河占据陕北北部。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汉王朝初立，国库空虚，匈奴却出现一位伟人———冒顿，公元前201年他建立匈奴汗国，他东破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并夺取了蒙恬攻占的疆土，与汉在河南对峙。匈奴汗国鼎盛时期南及阴山，北抵贝尔加湖，东至辽河，西达葱岭，冒顿将其化为五个行政区，西部右贤王所辖地区包括陕北一带，陕北又与中部单于庭接壤，单于南侵，陕北首当其冲。冒顿率30万大军南下进攻马邑，汉朝韩王信献城请降，次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匈奴，被匈奴大军围困白登（大同白登山区），刘邦差点做了俘虏，这场汉匈历史上的第一次较量以汉王朝的惨败而宣告结束，汉王朝无力与匈奴抗衡，只好采取和亲政策，尽管汉朝委曲求全，但匈奴仍未放弃南下意图。陕北地区烽火不断。在陕北抗击匈奴有功名将其中之一是汉将军李广，另一名将卫青。卫青穿越沙漠进军千余里与匈奴决战，汉军大胜，解除了匈奴对北部中国的威胁。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合并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汉，提出和亲，昭君出塞远嫁匈奴，为汉匈赢得六七十年和平岁月。王莽时期的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匈奴强烈反抗，陕北地区自武帝以来移民实边，经历百余年治理本已发展为繁荣地区，但王莽时期，匈奴时常大规模入塞劫掠，百姓大量逃亡，边关守备空虚，陕北成为野兽成群、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区。匈奴对中国历史留下深刻影响的莫过于赫连勃勃缔造的大夏国。赫连勃勃704年自称天王，设置百官，建立国家，定国号大夏。414年募15万民夫，历时数年建都统万城（今陕北靖边县红墩界乡）。#p#分页标题#e#
427年北魏军队攻陷统万城，大夏灭亡。史载赫连勃勃暴虐无道，修筑统万城时，斩杀近万民夫。陕北人民饱受汉匈矛盾之苦，其痛苦的生存记忆如刀刻，仅从汉初到武帝，匈奴掳掠汉人70000多人。历朝历代汉匈战乱不断，陕北人民对匈奴恨之又恨，他们非常渴望结束战争，拥有安宁和平的生存环境，这种强烈的愿望，情感、寄予就融化在对抗击匈奴的名将的事迹的记述中。李广一生与匈奴作战七十余次，英勇善战，智谋过人，为匈奴所惧怕，为军民所敬爱，这则故事以具体战事歌颂了李广善战，他诱敌计的成功使匈奴对上郡的入侵回避数年，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对匈奴，叙述者不但蔑称胡儿，且以“龟缩”“缩着龟头”嘲笑胡儿胆怯，民族情感、民族倾向不加掩饰的流露着。
三、故事性历史叙说
老百姓往往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以说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真实与想象、演绎与杜撰的杂糅中记述历史中的人与事。《范公挥刀折黄贵》讲述的是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兼任延州知州时发生的事。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党项族在元昊时建立了西夏国，西夏统治着陕北的北部，延安成为宋夏交锋的“五路襟喉”的边陲重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准备进攻延州，为麻痹宋朝廷，发出议和请求，然后分三路突袭延州，大败宋兵于三川口，连破金明（安塞）、永坪沿边诸寨，直逼延安府。元昊期望：亲临渭水，直据长安。边塞危急，朝廷震惊，韩琦、欧阳修等大臣纷纷奏请朝廷启用范仲淹经略陕西，遭贬谪的范仲淹也主动请缨镇守延州。范仲淹江苏吴县人，与韩琦、欧阳修、富弼并称“同学四士”。边塞告急，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总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延州主持?延路军事，韩琦主持泾原路军事，范韩配合抵御夏人南掠。这则故事讲述的就是范仲淹镇守延州期间治军的事迹。新任知府范仲淹到任后，一天暗访兵营，朝延安南关走去，听到呼救声，与侍卫赶到后，看到几个大宋兵抢劫老妇人的吃食衣物，小男孩在旁嚎哭，范公喝令“住手”。老妇诉苦说：儿征战死，媳饿死，刚给死者送祭饭寒衣，遭兵卒抢夺。正说着，来俩头目，一个叫张式，一个叫黄贵，都是?延兵马指挥使。
范仲淹在巡察时，早听说他们打骂士兵，活埋病卒，吃空名子，克扣军饷，军纪混乱，黄贵也深知范巡抚秉公无私，勤政爱民，所以出了告示，要在第二天中午处斩那些兵卒，请知州监斩，行刑时范公问有话可说，王义说“从来都是官官相护。我自小吃粮当军，边戎征战二十多年，从未见过现在这样贪赃枉法，克扣兵饷三年不发的，兵士大多饥寒逃亡。范公听后感慨其临刑敢吐真言，亲自松绑，询问谁克扣兵饷，王义说州指挥使黄贵大人，范公说：“豁着巡抚知府的官儿不当了，斩首示众”，百姓歌谣赞颂：延州来一范，纪律严明人称赞，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史确记载有范仲淹追查拦路抢劫的军卒，将克扣军饷的黄贵、张式处斩的事实，这则故事具体细微地讲述了他作为范将军治军严明，严惩不贷的作为。范仲淹镇守延州时改革宋军体制，修城筑寨，日夜监督操练，一改边备颓废松弛状况，以至于夏人说“无以延州为意，公小范老子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不比大范老子（范雍，范仲淹之前任延州知府）可欺也”。陕北富延一线的坚固防御让西夏人不敢轻举妄动。范仲淹被贬耀州，延州军民挥泪相送。1052年范仲淹抑郁而逝，富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母，斋三日而去，”明代延绥巡抚余子俊在甘谷驿谒范公祠题留七律一首：文武才名重古今，祠瞻荒驿柏森森。闻风曾破强羌胆，向日常存忧乐心。故鼎有烟香篆续，断碑无字雨侵苔。枝头鸟闹春声好，似共人间颂德音。
无论是诗词还是民间故事共同表达了陕北人民对范公的景仰与怀念之情。《扶苏之死》、《飞将军李广》等都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历史，可以说民间故事是历史文学化了，对历史的叙说虽是从逸闻轶事的角度讲，但与史书比，它是“活”的历史，不仅细节丰富，趣味性强，更便于百姓津津乐道，口口相传，使之家喻户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会因典籍史册的束之高阁而为后人淡忘，反因其文学色彩更富有鲜活的生命力，为后世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