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松岩 单位：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一、北魏建立之前的拓跋鲜卑遗存
北魏建立之前的拓跋鲜卑遗存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分别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呼伦湖附近及内蒙古中部地区。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拓跋鲜卑遗存一般被认为是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之后的遗存［7］，与北魏遗存在时间上有连续性，而且内蒙古中部仍然是北魏初期拓跋鲜卑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本文以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拓跋鲜卑遗存为研究对象。这一地区的拓跋鲜卑遗存，主要有: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和日木图遗存、二连浩特市盐池墓葬;乌兰察布市三道湾墓地、东大井墓地［7］、二兰虎沟墓地［8］、赵家房村墓［9］、石家沟墓地［10］、下黑沟［11］;呼和浩特市皮条沟［12］、另皮窑［13］、讨和气［14］;包头市百灵庙砂凹地［15］;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的右玉善家堡墓地［16］、朔县墓葬［17］。可供统计的墓葬数量达到105座①。这些墓葬的特点比较一致: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为主，少数平面呈梯形，另外有部分石棺墓以及2座土洞墓;绝大多数墓葬的方向为西北，埋葬方式以单人一次葬为主，双人合葬墓也占一定数量，葬式几乎都是仰身直肢;葬具以木棺为主，可辨识的木棺为头宽尾窄的梯形棺，存在殉牲现象，多数为羊骨。随葬品主要有日用器、饰品、武器工具三大类。日用器中陶器以夹砂大口罐、侈口罐出现频率最高，青铜质的鍑、罐也占一定比例;饰品种类多样，其中以耳饰、牌饰、带扣等最具特色;武器工具中各种铁质的兵器所占比重最大，多为铁镞、铁刀、铁矛等，而生活用具如铁铲、铁斧数量相对较少。这些特点与呼伦湖附近更早的拓跋鲜卑遗存十分相似，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葬俗还是随葬品，都显示出浓郁的游牧生活气息。鲜卑墓葬形制简单，这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葬俗的共同特征，如匈奴、蒙古族同样如此。在这些民族未受汉文化影响之前，多数都是形制简单的土坑竖穴墓。随葬品中陶器数量相对少、体型小(高度一般在15－20厘米之间)、制作粗糙(多数为手制、夹砂)，这是由他们“逐水草而居”生活习俗决定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用具都轻巧易于携带，而陶器是易碎品，因此在墓葬中常发现铜、铁质容器，其他铜铁器的数量则更多，尤其是射猎工具如镞、刀等。殉牲现象较为普遍，多为牲畜的头蹄骨且以羊骨居多，因为“绵羊是最不能与农业兼容的牲畜，愈纯粹的游牧者，所养的绵羊也愈多”［18］。此外游牧民族重装饰，装饰品都独具民族特色，如螺旋纹耳饰、鹿纹牌饰等，在其他民族的遗存中鲜有发现。
二、北魏初期遗存
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定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于398年迁都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初期，内蒙古中部仍然是其重要的活动区域，内蒙古中部及大同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北魏遗存，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发现及研究［19］。该墓地发现于1988年，实际发掘北魏墓葬数量达到167座，整个墓地分布密集，排列有序。据人种学研究，该墓地的族属是鲜卑。研究者通过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分析，综合墓葬形制变化同时参考其他北魏纪年墓的特征，将整个墓地从早到晚分为五段。其中属于北魏迁都平城之前的有3座墓葬，迁都平城之后至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439年)之前的有33座墓葬，这36座墓葬可以视为北魏初期遗存。这些墓葬表现出的特征是:虽然还存在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但是数量已经很少了(仅5座)，其余均为平面呈梯形的土洞墓，这种形制在汉魏时期即在中原汉地普遍流行，应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19］;在这36座墓葬中随葬动物骨骼的有7座，但多数是将动物的脊椎骨置于漆盘之上或壁龛之内，这已经与游牧民族的殉牲习俗含义大不相同了，而与汉族墓内放食物设奠的意义接近;随葬品普遍出土长颈壶、平沿罐，均为泥质、轮制，陶器上绝大多数装饰有竖向或网格暗纹，制作精致，这种陶器组合以及纹饰也是北魏墓葬中最流行的;除陶器之外，饰品多见指环、臂钏一类形制较简单的器物，武器工具类器物数量极少，主要是铁制品。
三、两者差异及反映的历史事实
内蒙古中部的拓跋鲜卑遗存被认为属于拓跋鲜卑联盟时期，这正是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到建立国家之间的转变时期，与北魏初期遗存在年代上具有延续性，但是两者相比不难发现差异显著。首先，葬俗方面，由土坑竖穴墓至土洞墓的巨大转变，突出反映了拓跋鲜卑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其次，随葬品主要类型发生变化，最能体现拓跋鲜卑特征的饰品、武器工具类器物在北魏初期的遗存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陶器。第三，陶器器型及制作工艺等与之前相比差异明显。既然时间有连续性、地域接近、民族成分没有大的变化，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两者之间如此大的差异呢?在查阅相关历史典籍及文献后，笔者找到了答案。这种突然的改变应该与北魏建立后不久拓跋珪实施的离散部落政策有很大的联系。离散部落客观上促进了一些部族及时脱离部落统治的原始状态，是拓跋部落联盟发展为专制国家必不可少的一个措施。但对于被离散的部落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其过程必定是激烈、复杂的。这一政策的实行，也主要是通过强制的手段完成的，比如战争。贺兰部、独孤部就是这次离散部落政策浪潮中首当其冲的［1］。而事实上这两个部落和拓跋部联系紧密，不但有长期稳定的联姻关系(如拓跋珪的母亲来自贺兰部、他的妻子则来自独孤部)，同时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这两个部落的诸多帮助，由此也能看出道武帝拓跋珪实施这一政策的决心和力度。还有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即人群结构的变化。在3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初期间，虽然有不少汉族人往来于这一地区，但是并没有大规模的迁徙。直至北魏建国之后不久，于天兴元年(398)将各地居民包括汉、慕容鲜卑、高句丽、高车等不同的民族迁徙至平城及其附近②，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汉族人。北魏王朝向这批移民发耕牛，并计口授田，以努力发展农业生产③。北魏初期遗存中诸多汉文化因素的出现即为明证。正如马长寿先生说的，“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与移民京师似乎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4］。
综上所述，从考古学的视角看大规模实施离散部落政策的时间，应该在迁都平城之后，并伴随着大量农耕民族的迁入。这一时间也支持各位史学名家的推测———破燕(395年)之后。杨恩玉先生曾认为离散部落的时间更早，同时认为使原来的牧民改为从事农业，不但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也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思议的［20］。但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已经发生了。北魏建国后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实行离散部落政策，使拓跋鲜卑部族联盟一跃成为封建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性质，也使内蒙古中部及大同地区的拓跋鲜卑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