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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时期赋体文学综述

2013-07-25 09:57 来源:古代文学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一、赋的书面化创作

赋由口头转向书面,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因素的逐渐加强,即书面化创作、传播及对作为书面形式的赋体作品的鉴赏与评价。清水氏在论及扬雄时代把赋变做书面文学时认为:“扬雄《长杨赋》虚构的主客,不是‘子虚’和‘乌有先生’,而是‘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因为是用笔墨写成的文章。可见当时作赋,通常以笔墨写成。”[1]234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以笔墨作赋,并不始于扬雄。简宗梧由《汉书》有关赋家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都有奏赋的记载,证明西汉宫廷赋都是书面写作,再上奏口诵[3]138。我们姑不论简氏所说的“再上奏口诵”成立与否,仅就其“都是书面写作”这一点而言,确乎极为准确。而且,可以进一步指出,至迟在汉武时期,赋体作品基本上已是以笔墨写成。除简氏所举司马相如之例外,《汉书•枚皋传》说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皋。”[4]2366既然是“为文”,就应该先有书写的过程。这一点,与后文“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对看,就体现得更明显,因为司马相如赋必定是先经书面创作(详后文)。尤其是,《汉武故事》中有相类似的一段记述:“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迟,弥时而后成。”[5]170则“为文疾”当即是“下笔即成”的意思。另外,《招隐士》王逸《章句》中提到淮南王安的八公之徒“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6]232,“造”犹“著”也,《论衡•案书》:“《新语》,陆贾所造。”[7]“造辞赋”也就是写辞赋。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简氏认为是“由于西汉宫廷待诏的赋家众多,所以虽然名为言语侍从,但可能没有随侍左右之实”[3]138,这个解释无法成立。因为他所提到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都有随侍左右之实。如《汉书•严助传》:“(武帝)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并在左右。……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4]2775《王褒传》:“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4]2829《扬雄传》:“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4]3522我们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辞赋的欣赏法,已向看赋偏移(详后文)。另需指出的一点则是,固然扬雄时代之前仍有诵赋的记载,但作者与表演者身份分离的现象也已明显加强。因为赋诵既有其特定声调,则非经专业训练者必不能表演。《战国策•秦策五》:“王使子诵,子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8]又《汉书•王褒传》:“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4]2821虽然异人所诵非赋,赋诵或亦与辞诵有别①,但这两条材料已足资证明诵为专门之学。朱晓海认为,赋诵时“经常配合所赋内容的角色多寡及性别转换声口,而且很可能还需要有许多表情、手势等搭配,以加强效果”[9],赋诵者要做到这些,自需进行专门的训练。所以,即令当时有些赋是为口诵之需而作,但奏技者就未必是文士本人。如司马相如病口吃,不能剧谈,如欲作赋诵,此必期期以为不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到的“时时间作”的“公卿大臣”之属[10]21,也肯定不会去做赋诵的表演。至于言语侍从之臣,当然有熟谙赋诵之道者,如枚皋、东方朔等“恢笑类俳倡”[4]2366、“上颇俳优畜之”[4]2775。但由前述枚皋之例看,恐怕也多是先进行书面创作。总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至迟在汉武时代,赋基本已是书面的写作。

二、书面化赋的传播及鉴赏

在扬雄之前,赋体作品以书面形式进行传播已是相当普遍,前文所述及的“奏赋”自不必再论;即就社会大众的接受方式而言,也是如此。《西京杂记》卷三:“长安有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11]154可见司马相如赋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因此,社会上也必有其作品的广泛流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家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12]3063以言封禅事为异,知汉武所求,自为娱乐性的赋体作品。故“时时著书,人又取去”,恰说明此类作品在社会上流播之广。又《汉书•扬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至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常拟之以为式。”[4]3515既然是“拟之”,可见也有书面文本作为依据。另,《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云云”[4]1701,这也证明社会上本就有书面之赋的流播。扬雄在《答桓谭书》中说:“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13]“千赋”已是颇为庞大的数量,因为《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赋作也不过904篇,显然,至迟在扬雄时代,赋以书面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大量的书面之赋在社会上传播,作为表演的脚本使用应是其部分作品的目的之一;但尤值得注意的是,从扬雄的话中可以看出,对作赋技巧、亦即如何组织书面语言的揣摩,更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而此关注的发生,远在扬雄时代之前。《西京杂记》卷二记盛览“问以作赋”,司马相如回答说:“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11]93“一宫一商”,自然是听觉的感受;“一经一纬”,却已是对文本组织、结构的传授。

赋体之写作方式向其它文体渗透亦是其转向书面化的重要迹象之一。颂、赞、箴、铭本为韵诵之体,固可不论。但论说如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典谟如司马相如《封禅文》、诸子如《淮南子》,亦均体兼赋颂。另《汉书•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安为《离骚传》,本属章句之学,故王逸《离骚经章句叙》有“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之语[6]48;而据小南一郎、裘锡圭考证,此文亦属赋体[14]。与之情况相类似的传赋同体之作,尚有王褒之《四子讲德论》[15]。又《汉书•淮南王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4]2145则书信之文,亦当杂赋颂之辞。凡斯种种,均可说明当时人对赋体作品书面文辞之美的欣赏与运用。

好用玮字,多被认为是赋具有口头文学性的重要表征。这个观点确乎有一定道理,尤其是赋中大量联绵词的使用①,显然有为着造成诵读时美感的原因在。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好用玮字却又是赋由口头转向书面的重要依据,许结已指出:“正因为汉赋的这种对名物、词语与事象的汇聚功能,我们又可以通过汉赋家的创造看到文章学意义的两大转变,一个转变是由于口语到文词,即由口诵到文本写作,这恰是汉赋文学形成的过程。”[16]这转变过程的关键点,也恰在于汉武时期,因为司马相如正是汉赋玮字的始作俑者[17]。他的大量使用玮字,既与汉武对“辩博善为文辞”的喜爱有关,又满足了“润色鸿业”的需要(详后文),而无论是哪方面的原因,也都与书面性文辞相关。另需指出的是,釜谷武志在《为什么赋多有难解的字——在前汉时期赋的欣赏法》中认为扬雄赋开始重视书面文学性的原因之一是“把同音的连绵字有意地改变文字,如‘淋离’,《校猎赋》作‘淋离’,《河东赋》却作‘渗离’。”[1]233其实这种现象在司马相如赋中就已发生,如“隆崇”,《子虚赋》作“隆崇”,《上林赋》作“巄嵸”;“崔巍”,《上林赋》中既作“崔巍”,又作“摧崣”;“婉僤”,《上林赋》中既作“宛潬”,又作“婉僤”。这也可见他作品的书面性了。从以上迹象不难看出,对赋体作品书面性的重视,在扬雄之前就已发生,尤其是在汉武时代已极为明显地体现出来。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三、赋体作品书面化的原因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与汉武对赋所表现出的惊人热情有关,《汉书•淮南王传》云汉武每宴见刘安,必“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昏然后罢。”[4]2145相关的记载尚有《汉书•枚皋传》:“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4]2366《汉书•严助传》:“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4]2790《汉武故事》:“上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令相如等赋之。”

汉武钟情于赋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有着娱乐的需要,但“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10]21更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事实上,在汉武之前,并未见中央朝廷有好赋之风,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的原因恰在于“景帝不好辞赋”[12]2999。汉武时期,内朝所用侍从“虽学术有不同,要皆驳杂不醇,而尽长于辞赋”[18]98,“兴明堂,建封禅。修郊祀,改正朔。内定制度,外攘四夷。方所谓正礼乐,致太平者,皆导源于辞赋,而缘饰之以经术。”[18]99可见武帝重赋,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听觉之娱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自汉初至武帝,赋的娱乐功能一直都没有强烈地发扬出来,无论是轻赋或是重赋时期。《子虚》、《上林》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之范式,其原因就在于司马相如以全方位的空间描绘和繁类以成艳的物象铺叙,成功地表达了“环四海皆天子园囿,……彼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土毛川珍,孰非园囿中物”[19]的观念,万事万物、鸟兽虫鱼等一切存在物均通过他比物属事、离辞连类的书写过程而被纳入条理井然的理想世界秩序之中。而这所谓的“假称珍怪”、“侈言无验”(左思《三都赋序》)[10]74不恰是汉武心目中的理想帝国模式?汉武之“按古图书”将河源之山命名为昆仑,及将“苍梧”、“南海”、“交阯”、“儋耳”等出自于《山海经》的神话地理名称实证于南方诸越之地,也不正是“将一个原本异己陌生之物纳入命名者的话语体系和意义体系”?[20]这种做法,就其内在心理动机而言,实是与司马相如创作《子虚》、《上林》同出一辙。这就无怪乎汉武帝读到《子虚赋》时要感慨“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同样,汉武“及奇兽异物,辄令相如等赋之”、“有奇异,辄使为文”的行为也与此种心态相关。地理学的热情和博物学的热情在武帝朝同时而又密切关联地盛行着,这正如在《子虚》、《上林》中山川与物类间的关系一般。刘歆《上〈山海经〉表》中就记载东方朔据《山海经》识异鸟事,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又恰是在同样对“润色鸿业”有着浓厚兴趣的宣帝朝。由是而在武宣之世,朝士“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21]。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侍实储。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魑魅魍魉,莫能逢旃。”[10]45则此“小说九百”如《山海经》般亦有着“考祯祥变怪之物”的功用。汉武时之博物学热情,究其因不外乎两种,其一是如前所述通过命名而占有的心态,其次则是这些奇兽异物往往被视为瑞物来证明着王朝秩序的神圣合法性。公元前109年,玉芝生于甘泉宫齐房,武帝为此赋《齐房》诗以贺之的行为便是明证[4]193。所以,武帝出游,有所不识则问之小说家①、及令赋家赋之,也同样是为着“润色鸿业”。

明乎汉武时的地理学热情及博物学热情与“润色鸿业”,我们自可以理解司马相如赋大量使用名词性玮字的原因。他的大量使用形容词性玮字,亦是与此相关。如《上林》中的环境渲染远胜于《子虚》,提到水,便“尽力想用文字把水的姿态、声音、情势,甚至于说是水的生命捕捉下来,用这方块的符号刻画在纸上”[22]。他这样做所达到的效果,正是此后扬雄对赋的感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4]3575,这句话不难使我们联想到萧何对汉高所说的:“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12]64宏伟巨丽的风格,体现了帝国的恢弘气势。《史记•司马相如传》中记载他对汉武说:“(《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12]3002赋成奏之后,“天子大说”。“未足观也”、“大说”的原因,也就自然可以从中得到解释。所以说,大量玮字的使用,亦是为着“润色鸿业”的内容上的需要。

既然赋体勃兴的主要原因在于“润色鸿业”,则汉武对于这类作品内容的兴趣和要求显然是远胜于听觉娱乐之需要。《史记•司马相如传》:“上读《子虚赋》而善之”,由“读”字来看,“汉武帝最初接触的司马相如赋是书面上的”[1]232,所以这“善之”的很大原因是来自内容的自身。因此,我们以为汉武对辞赋的欣赏法,已向“看赋”偏移,恐怕尚不仅仅是“‘诵赋’与‘看赋’并驰”。

汉武的热爱,使熟谙赋体文学已成为当时重要的进身之阶。虽然,汉代并无固定的考赋献赋制度[23],但汉代不少文士通过赋的创作而成为言语侍从之臣却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汉代赋家也每有“见视如俳”的感喟,但同样也有不少赋家在国家政治事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于是,大家纷纷投入到对赋的学习与创作中,形成为浩浩汤汤的洪流;因此,在文士阶层中,辞赋的欣赏法,也同样向着“看赋”偏移。而这些,正是促使着赋由口头转向书面的至为关键的原因。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在汉武时期,对赋的欣赏中,“诵赋”与“看赋”两者的具体比重;但就现有材料及本文所述来看,“看赋”的材料远多于“诵赋”应属无疑。我们是以认为,汉武时代正是赋体作品书面化的一个关键阶段。

本文作者:洪之渊 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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