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台湾原住民文学初始发展至今,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原住民族一般,其文学在现阶段虽然强调反抗、抨击与嘲讽的创作态度,但是它终究不是原住民文学的唯一基调,真正能够发挥民族文学最特别价值的作品,应该是能摆脱狭隘的族群、地域意识,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层,而复能突显其有益于整体人类的特殊文学情感与思想。客观的说,台湾原住民文学尚在起步阶段,由于其历史文化背景的特质,在台湾文学中有其无法遭到否定或取代的地位,而在世界原住民中,亦由于独特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经验而拥有重要的文学表述资产,基于此,台湾原住民文学是不应妄自菲薄的。因此,探明口头传统与当代台湾原住民书面文学关系更显必要。 一、台湾原住民的过去——口头传统无处不在 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糅合、凑集并炼取其在自然环境里生息、在人类社会中与同类相处时的经验、思想、意志、愿望与情感,有表诸于口头讲述者,有诉诸于吟唱者、亦有出之以表演者之类；其意义及功能归于神圣、严肃且有文化深沉意蕴者,为神话和史诗；具有历史叙述及训诫功能者,为传说；富悦人心,泼辣讽刺者,多为故事、寓言之类。在古老缺乏文字系统的部落社会中,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各类民间歌谣,与其他口头传统的内容担负着内部文化传承、习俗运作、情志沟通的功能,此时期之文学并不刻意区隔其与相关文化事项如祭典及生命礼俗的界限,在所有实际生活中,几乎都可以见到文学的实践,譬如在夜间时分,部落的男子会所聚集听讲神话传说与历史文化史的男人们,而在住屋的火炉旁,年幼的子女也会聚精会神聆听祖母或母亲讲述奇妙的故事或吟唱一段歌谣；集体的祭典中,参加者虔诚的歌颂神灵,庄严恭敬的歌声终能到达天庭,使神灵的庇护得以降下；而独自狩猎的猎人也会诚心向掌管野兽的神明恳求,在祈祷词中表达他期望猎获的愿望；在一个比较封闭的部落社会中,口头传统形式及内容不容易产生变动,但其传播方式也常有一定的限制,比如神话的讲述在某些族群或部落中是具有特殊身份、年龄者方能担任,前者如阿美族、邹族等；有些祭典歌谣在平时及部落之外不能歌唱,如赛夏族矮灵祭歌及邹族的玛雅斯比祭歌；总而言之,口头传统在传统的原住民部落中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学习、传承也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完成,除了掌管族群或部落文化习俗最神秘精微部分的智者如头目、巫师之类,一般的口头传统内涵是部落或族群的成员们都耳熟能详的。口头传统的内涵结合部落重要仪式、习俗、价值观念,成为教育文化的主要媒介。这种教育文化于现实生活中,其所牵涉的事项随时都与实际生活发生联系,口头传统与部落不隔绝,其实际施行到处可见。许多原住民部落居民在日据时期前,都还能维系相当程度的部落文化习俗体制,但是随着日人“理番”政策的逐步推动,外力进入部落,传统文化习俗的强制衰落出现,造成依附其上的原住民口头传统逐渐减少甚至失传,导致其内涵及原有实践模式的被遗忘。 台湾原住民文学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当这些曾经是原住民的“浪子”,抱着极端悲壮的心情返回部落,试图找回精神可以托付的心灵原乡时,他们可能发现它已经残破的只剩躯壳,或者情况稍好得以保留,也早已扭曲变形。原住民的社会组织、结构遭到破坏之后,传统祭典成了“官方化”的文化观光,祭典如果只剩下原住民符号的意义,想经由祭典复归到具有生存哲学的族群生活智慧的道路,那就很漫长。神话、传说、歌谣等口传文学同样也有这样的危险。这些正是原住民作家面临的最大考验,无论是口传文学的整理、记录。抑或是以之为背景的文学创作,都不能避开这个难题。旧有的传统文化的复归。绝不是外观的还原,是精神原貌的再现,是生活智慧的还原,口传文学应以此为努力方向,原住民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应以此为标杆。 二、当代台湾原住民汉语书面文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原住民文化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摹写 纵观当代台湾原住民汉语书面文学,不仅仅只是原住民作家自己用汉语写作就算了事,它必须尽其所能描绘并呈现原住民过去、现在与未来之族群经验、心灵世界及其共同的梦想。在这个意义之下,作为一个尝试以汉语创作的原住民作家来说,他比别人更有必要也有责任深化自己的族群意识和部落经验,这是无法省略也不能怠慢的工作,如果没有狩猎、捕鱼的山海经验；未曾进入会所接受严格的成年仪式,我们的原住民文学便无法触及民族的灵魂,失去它应有的生命。兰屿雅美族的夏曼•蓝波安（施努来）在一场有关原住民文学之探讨会上,有一段精彩的自我剖白,他说：“我回到兰屿,已两年多了,我也愈来愈能感受到兰屿传统生活的力量。今年我实际参与捕鱼,才更深一层体会到飞鱼和雅美人生活关系的密切。尤其是今年,我们家造了一艘大船,这是我从小就梦寐以求的大事。我和我的父亲一起出海拿着抓飞鱼,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船航行到很远的地方,路上我都不敢讲话,我划船的力气超过老人家,我不敢随便开口的原因是我不懂抓飞鱼的术语；譬如平常说的左手,这时候便不能直接讲左手,要讲“那左边来用力量的手”。捕鱼时,船上亮着火把,左边的人看到了飞鱼,也不能直接大叫：“左边这有飞鱼！”。而且万一你这么一叫,老人立刻把头一掉就回去不抓了,甚至还骂你：“下次你不要和我一起来！”要怎么讲？要讲：“在我身体的那一边有天上的礼物游来游去”,大家立刻就懂了。一听是左边的人发话,还是右边的人发话,就知道飞鱼从哪边来,拿起网,马上就可以捞了。类似这样的情节,汉人朋友能了解吗？文学创作需要敏感的心思、细致的经验来滋养,除非透过亲身的参与,否则我们精确掌握自己民族的内在生命。身为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者,处在整个族群内在、外在结构正在迅速崩解的时刻,谦逊地领受族群最后一道余晖的洗礼,不仅是刻不容缓,更是成就具有族群特色之原住民文学的唯一的道路。原住民作家们明白不要急于去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他们需要先被启蒙；让山海以及祖先生活的智慧,渗透到原住民生命的根基,成为原住民思想、行动的组成部分。提倡恢复原住民各部落之重要的祭典仪式,不断发扬继承口头传统,意义重大,不只具有观光、民俗或者政治抗争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召唤我们透过具体的仪式,让族群文化的特质深入原住民的血液和灵魂,从而进入那陌生又亲切的族群世界。#p#分页标题#e# 纵观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汉语创作,口头传统随处可见,借鉴之为主题创作或者是神话、传说的采集、汉译和编写,两者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原住民文化、历史主体性的建构。兰屿雅美族夏曼•蓝波安在一个有关于原住民文学的座谈会上,有过这么一段发言：“曾经有朋友鼓励我采自己的诗作结集,却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想先把神话写出来,我发现自己的诗只不过是自己以前在台北的空虚生活里,所激发出来的情结,是一种痛苦的表现,相对于我们古老的诗歌和神话,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先将神话写出来,不管别人是否认同它为文学。平时,我们也许不会感到这些神话的影响力,但是,这几年,当我重新回到没有文字记载的部落里时,才发现很多神话非得身体力行,才能感受到它存在的意义。很多人问我：‘你们雅美人抓飞鱼时,为什么有那么多禁忌？’假设我没有参加抓飞鱼的行列,就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当我参加过后,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今天,我虽然还没有拿出一部好作品,但是回乡之后,由于神话故事的影响,和实际参与传统文化的工作和生产,使我的社会地位不再局限于反核领导者了,现在族人一谈到夏曼•蓝波安,就知道我会抓鬼头刀鱼,也是一个潜水射鱼的高手,对于后者的界定显然比前者跟令我欢喜,也是我所要追求的标的。”施努来的话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有关原住民口头传统的确立；一是原住民作家自我边界”的建构问题。二者都触及到原住民文学的核心问题,我想弄清楚台湾原住民当代作家汉语创作与口头传统的关系是很必要的。 台湾原住民的口头传统是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无尽的精神源泉。当代台湾原住民文学是原住民口头传统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形式。当代原住民作家积极实践并实现了原住民口头传统的延续与发展,有效保护了族群母语的活形态传承,具有延长原住民族母语文化生命的意义,提升了母语文化的地位,扩大了对外影响,从而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口头传统与当代台湾原住民书面文学的关系不单单是源与流的关系,应该说当代台湾原住民书面文学是口头传统“历史的叙述的文字发展”,更是口头传统的历史延伸,两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独一无二的审美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