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鸟图腾与龙崇拜：舟山群岛原始信仰文化审美 贝逸文在《舟山与日本风俗比较》一文指出舟山原始信仰以鸟图腾和龙蛇崇拜为主[1]。舟山原始信仰也经历了由氏族徽铭图腾向文化图腾演变的过程。鸟图腾是人类最先的图腾，因为人类直立行走之后最先崇拜的便是鸟。舟山群岛原始信仰审美观念就诞生于鸟图腾的旧石器时代。通过出土文物，人们可窥知舟山先民的原始审美创造、审美心理、审美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舟山先民的审美理论。 “季冬之月，农收既毕，严霜损而蒹葭委，林鸟祭而蔚罗设。”①这是对舟山的一种原始风俗的介绍，也是对舟山鸟崇拜最早的文字记录。其实，鸟崇拜不仅是一种民间信仰活动，也是先民以鸟为对象的审美欣赏。 舟山的“鸟”祭祀对舟山原始审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定海白泉十字路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鸟形陶盏是舟山原始审美实践的有力证据。时间已经让它失去往日的光彩和色泽，但从其外型构造与优美的曲线来看，它一点也不失艺术品的韵味。波兰美学家塔塔科维兹认为东方的美学是“内隐的美学”，即“美学思想并不是直接见诸于语言表述，而是首先见诸于艺术作品；它们并不是以文字而是以形象、色彩和声音表达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一些艺术作品中演绎出美学论点。”[2]手工捏制的泥质红陶略微残缺，这体现出海岛先民在简陋茅屋中的艰辛劳作；高出盏口三厘米的鸟首，迎风破浪，倾听远古的号角；其左右两侧各刻一小圆圈，作为鸟的眼睛，凝视着上下翻滚的海浪和跌宕起伏的潮水；素面敞口，留存着沾满泥巴的双手余温；浅浅的椭圆的空腹，既“容纳”过，也“倾倒”过，而盏的“容纳”是一种承受，从盏里“倾倒”的是馈赠；外撇的圈足，支撑着千疮百孔的躯体；与头部相对的另一侧的盏边延展成鸟尾形状，体现了舟山先民最为原始的格式塔造型审美追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鸟已不是人类最大的天敌，人类最大的天敌是兽了（再后来人类最大的天敌是人类，战争便出现了），于是鸟图腾过渡到了兽图腾，或是鸟兽联合图腾，如鱼龙。鱼鳍和鸟是古代螭龙即鱼龙的一个特征。1994年，《舟山日报》介绍了马岙乡发掘出的文物中有一个鱼鳍形足的鼎，两侧有蛇形纹饰[3]。龙蛇崇拜成为舟山先民的另一种崇拜形式，是原始狩猎生产方式转向农耕阶段的标志。龙蛇崇拜与古代越人生活的水环境和稻田生产有关。“龙的出现标志着原始人精神和生产力的解放。神化的蛇（即龙）与凡俗的蛇两者区别开后，人们的崇拜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龙，而不再禁忌对现实中蛇的捕杀，这不仅为渔猎经济的发展解除了人为的禁锢，而且为开辟草莱，从事原始农业的开垦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龙的图腾崇拜逐渐遍及神州大地，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4]4舟山乡村的“敬蛇”习俗就是原始龙蛇崇拜的遗留和延续。近年来在舟山马岙、金塘的商周遗址群出土的陶器上的装饰纹都是与“蛇”有关的云雷纹、S形纹、回纹、波状纹等，它们是蛇形或蛇的斑纹的模拟和演变，这表明舟山先民对蛇图腾的崇拜[5]。定海马岙姑娘坟堆的一块硬陶片上的浮雕龙纹与中原地区的“蟠螭”、“夔龙”风格迥异，具有浓郁的海岛特色。旧时舟山渔民“穿龙裤”、“著龙花蒲鞋”，将渔船称为“木龙”的习俗不仅是将自己视为“龙子”的早期“龙”崇拜的遗留，也是舟山“龙”崇拜的海洋特色的体现。舟山群岛原始信仰中的“龙”崇拜深深影响了后世的艺术创作，留存于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之中。例如，舟山民间神话传说中的龙女献珠、雷公打石龙，民间的龙舞、剪纸《矫若游龙》、龙渔歌、龙俗歌、祈龙歌、龙情歌、龙灯歌，舟山海岛古代陶制品中的螭龙纹青瓷瓶、龙纹红陶茶壶、青龙陶壶、双龙纹酒盏，岛民家具中的龙头长靠椅、七弯龙饰凉床、珍珠粉龙饰盒，舟山种类繁多的龙舟，普济寺内的龙头木鱼、宝塔形龙耳香炉，韦驮殿上的蟠龙柱，法雨寺内的绣龙佛褴、飞龙云阶、龙饰栏板、九龙壁、龙凤柏，海印池上御碑亭屋顶挑檐的龙子嘲风，池南观音菩萨墙屋脊两段的螭吻，等等。这说明原始信仰在今天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二、“自然”与“有为”：舟山群岛道家美学特征 秦汉以来，道教随入海的方士传入舟山。舟山群岛原始信仰与道教逐渐融合。龙王信仰便是原始龙崇拜与道教文化融合后的产物。“我国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是综合了龙崇拜中的王权思想、海神信仰、佛经中的诸大龙王以及道教中的龙王杂说。”[4]20除龙王信仰外，舟山还有其它道教信仰。舟山群岛最古老的道教史迹“安期洞”，位于桃花岛主峰的一个天然岩洞内，是先秦隐士安期生修道炼丹之所。传说汉末葛玄（号“仙翁”，故舟山古有“翁州”之称）从茅山避祸于舟山本岛“道湾”（今新定海区桃湾村）修道成仙，后人在黄杨尖葛玄修炼处建有仙台、茅篷两处道观供奉葛仙翁。葛玄族孙葛洪曾在普陀山炼丹，至今普陀山还有葛洪井、葛仙峰等历史遗迹。宋代以后，妈祖娘娘①也成为岛民顶礼膜拜的海洋神灵。舟山群岛上还遍布东岳宫、龙王庙、三皇庙、土地庙、财神殿、真武宫（真君庙）、三官堂、道隆观等各类道观。位于舟山西南的桃花岛即因安期生泼墨成桃花而闻名于世。桃花岛安期峰上的金麟宝塔塔壁上刻有“桃花龙女传说”的故事。这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安期生洞中修炼是对“道”的体悟和对自由的追求，庄子认为自然的人应该生活在自由的境界里；安期生“修炼被打扰”遵循了先秦时期道家“若言正反”的美学原则；安期生“泼墨成桃花”则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最高美学追求和“天人感应”的最高境界，正所谓美的世界是道的家园；桃花峰小龙女怕与母分离而忍耐18年不洗澡是道家美学思想之“无我”思维方式的体认，“无执于我”是道家弃置内在情欲，进入宽旷虚无的内心世界的思维前提；“米鱼洋”和“龙头坑”是小龙女为民造福的“公德薄”，蕴含道家虽视功名利禄为粪土，却倡导一种“有为”的审美价值观。#p#分页标题#e# （一）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念 崇尚“自然”是道教的立教之本。道教的三官信仰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崇尚自然成为秦汉至晋代期间的舟山宗教美学的主要特色。元代文学家吴莱游桃花山，曾进安期生的炼丹洞观赏并写下一首诗[6]：此去何可极，中心忽有思。乱山插沧海，千层壮且奇。信哉神仙宅，而养云霞姿。雕锼鬼斧觖，刮濯龙湫移。坎森立剑，槎牙割云旗。微涵赤岸水，暗产琼田芝。老生今何在，方士不我欺。经过燕齐乱，出没楚汉危。挟山作画镇，分海为砚池。残花锦若灿，淡墨珠岩披。东溪地涵蓄，北极天翰维。玉舄投已远，桑田变难期。誓追凌波步，行折拂日枝。羽邱杳梦如，元浦深更疑。岂无抱朴子，云我遒若遗。空余炼药鼎，尚有樵人知。 该诗除了叙述安期生在桃花山修炼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慨之外，主要描写了安期生修炼的自然环境。“乱山插沧海，千层壮且奇”写了桃花山的险峻、高耸；“坎窞森立剑，槎牙割云旗”写桃花山遍布洞穴、石景满眼的景况；“微涵赤岸水，暗产琼田芝”写在赤浊的海水包裹中，桃花山物产的丰富。诗歌除了前两句和后四句是抒情叙事外，其余诗句都是描写山、石、洞、水等自然景物的。作者进入安期生修炼的山洞，由洞及人，但没有把更多的笔墨泼在“人”上，而是着眼于桃花山的自然景色。这不是因为诗人吴莱是道家弟子，而是道士安期生所选择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于“道”的体验，以至于后人来到此处，无意中受到影响，不由自主地被桃花山的自然风景所吸引。其实，在中国的审美视野中，自然景象从来都占一席之地，中国人与自然的审美交流一直比较顺利。这与道家美学的“自然观”的深刻影响有关。安期洞和桃花峰是舟山宗教文化留给我们的重要审美资源。 （二）“有为”的济世精神 我们从安期生“泼墨成桃花”、桃花峰小龙女一系列为民造福的传说中，可以看出舟山道家美学思想中的自然观并非绝尘弃世，而是有积极的“济世”精神。舟山道家美学在追求“自然”的同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五斗米道教就是以为人治病开始传教的，是道教“和其光，同其尘”的社会思想的体现。此阶段的舟山宗教美学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海洋特色。舟山道教“有为”的济世精神与海洋有着很大的关系。山麓海隅虽是道家修炼的理想场所，海岛环境亦是道家“有无”、“虚实”、“味妙”、“大远”、“气象”等抽象范畴的形象展示，但海岛之间交通的危险性、复杂性、协作性，使得道士们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尘世。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民俗信仰的所有活动，都是从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出发的，具有相应的功利目的。……民俗信仰的实质是求吉、禳灾。无论是预知俗信、祭祀活动，还是形形色色的巫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7]这段话也十分符合舟山群岛道教信仰盛行的原因。民间广为流传的是，东海渔夫，常见妈祖身穿朱衣，飞翔而来，或化作一盏红灯、一条红船，或一片红云，引导人们脱离险境。盛行于嵊泗列岛的洋山大帝李讳不忍洋山岛饥民饿死而尽发粮赈之，李讳恐受责，投海自尽后成为护岛庇民的海洋神灵。舟山群岛东部庙子湖海域的龙裤菩萨陈伯财，常为险境中的渔民指点迷津而被祈点为神，被渔民供奉。舟山海岛上的海瑞庙，内祀海青天海瑞。神庙柱联颇能说明道教信仰的济世精神，其左联是“长长长长长长长”，右联是“鱼鱼鱼鱼鱼鱼鱼”[8]。这寄托了渔民“放长网，捕大鱼”的迫切期望。 三、善的价值取向：舟山群岛禅宗美学特征 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后，又经过一段时期才传至舟山。舟山最早的佛教古寺是定海北门外的“观音庵”，创建于东晋时期。普陀山的深麓中有萧梁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但关于普陀山佛教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是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梵僧来山，谒潮音洞，燔尽十指，“亲睹观音与说妙法，授以七色宝石”[9]。此后，佛教美学逐渐成为舟山宗教美学中的一支生力军。从晋代最早的“观音庵”到唐代有文字记载的梵僧进入普陀山，大约有五百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可以称为“禅宗美学前史时期”，其后是禅宗美学时期。张节末先生认为“中国美学史上，从庄子美学出发，经过玄学美学，又到禅宗美学，完成了由‘无’到‘空’的两次突破”[10]。舟山宗教美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这两个阶段。舟山禅宗美学前史时期主要受玄学美学影响，这里主要以“灵感观音”为例介绍唐代之后的舟山禅宗美学。 （一）美在此岸 在佛、菩萨之中，观音是最被广泛而永久地信仰着的。中国的观音信仰，似乎是在西晋的竺法护《正法华经》后不久开始的。据记载，西晋元康年间，有洛阳竺长舒，因诵《观音经》而避过火灾之厄的传说①。姚秦、鸠摩罗什再译《妙法莲华经》之后，观音信仰才渐渐新生起来。舟山宗教美学发展的两次突破，一次是佛教传入舟山的晋代时期，一次是观音信仰兴盛之后的宋元时代。从唐宋时期起，所有的寺院都供奉观音。观音像也普遍流行。舟山观音盛行的原因除了与佛教东渐的大环境有关外，主要与海洋有关。据记载[11]：日本国沙门慧锷（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作慧萼是也）礼五台山得观音像，道四明将归国，舟过补陀山，附著石上，不得进，众疑惧祷之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舟即浮动，锷哀慕不能去，乃结庐海上，以奉之。（今山侧有新罗礁）鄞人闻之，请其像归安开元寺，（今人或称五台寺，又称不肯去观音），其后有异僧，持嘉木至寺，仿其制刻之，扃户施功，弥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置补陀山。不肯去观音显灵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首先，它奠定了舟山禅宗美学“此岸为美”、“净土为美”的审美观念，这有别于我国佛教美学的“彼岸为美”的审美观念。“不肯去观音”暗示善男信女们，美和佛的意义在此岸而不在彼岸，这是舟山禅宗审美的独特之处。其次，它还说明只有通过“悟”才能进入“空”的境界，“悟”不是“空”悟，而是“悟”空，是通过此岸的体验到达彼岸的世界。在这一点上，舟山禅宗美学与中国佛教美学是一致的，都是体验美学。此外，它体现了舟山禅宗美学的审美趣味，即美是对“虚空”的体验（慧锷并没有看见观音菩萨，即使有所谓得道高僧或虔诚信徒能够看见观音现身，也是稍纵即逝），“美”，是“非实体”的呈现。简言之，“观音不肯去”的美学意义在于：美在此岸，美是体验的，美是幻影。#p#分页标题#e# （二）观音信仰与海洋恐惧体验 不肯去观音是佛书记载的普陀山观音灵感的最早记录。其后，有梵僧来普陀朝拜得七色宝石的记载。观音菩萨不仅佑护国内百姓和渔民，还保护过往的国内外商船。宋代以来，日本、三韩等船只都要从普陀山出海，遭遇大风、海盜时都会向普陀山祈愿保佑，“念了观音力即可免遭海难、盗难之灾。”[11]“其实观音信仰能够顺利进入舟山，并最后‘岛岛建寺庙，村村有僧尼，处处念弥陀，户户拜观音’，与舟山独特的海岛自然条件有关，与大海有着密切联系。舟山四面悬海，岛民以舟为车，日日与还相伴，有着与大海割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人们出入于浩瀚无垠的大海，接受着大海的惠赐，感受着丰收的无比喜悦；也经历了大海变化莫测的凶险，承受着种种不幸。”[12]138吴越时期，江浙虽有战乱，但由于舟山群岛与大陆隔海相望，战乱对舟山影响很小，舟山由唐末平稳地过渡到五代。同时，由于战乱，到岛上躲避战乱的内陆人也带来了陆地先进的思想文化。所以，唐末的舟山不仅比较安定，经济较富足，海外贸易扩大，而且也加强了与大陆的文化联系。再加上不肯去观音的传说，舟山群岛成了非常有吸引力的一番净土。于是，弘扬天台教理，信奉观音之风盛行，佛刹遍布舟山各岛。海岛环境是舟山禅宗美学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舟山禅宗文化与海岛和海洋环境也紧密地联系起来。 首先，海洋风浪阻隔了观音像东渡日本。如果观音像顺利抵达日本，舟山佛教文化的发展也许是另一种情况。这一传说使得禅宗美学的心性、顿悟等都有明确的、可以见到的事例，观音现身或观音显灵是潜心修炼的因果报应和信佛的现世说。“不肯去观音”的传说为佛教徒和信仰民众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情感依托，为禅宗美学的蓬勃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依据。而观音信仰的背后是对深邃、狂暴的海洋的恐惧。所以，舟山的观音信仰与内陆地区的不同，它除了有对人类命运和人生无常的感悟，以及对涅槃世界的向往外，还有对海洋的深层心理恐惧的颠覆和战胜。“尽管被信众视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定居舟山普陀山有多种偶然因素，但此种偶然中蕴含着必然，舟山群岛四面悬海的恶劣自然环境，凶险莫测的生产、生活环境，都十分需要有一个能保佑平安、带来幸福的菩萨。”[12]3其次，海上贸易的扩大促进了群岛之间的交流，为舟山宗教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必要的物质条件，是舟山宗教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各岛屿兴建寺庙和供养僧人有了切实的物质保障。《墨庄漫录》卷五记载：“东望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祈，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彩者。”[13]这表明普陀山是航海要道的灵地，船只行驶到此都会祈祷。寺院中的钟磬之物，就是新罗商人祈福的“贡献”。普陀山的观音信仰亦被通商的外国人所接受和传播。这更加强了观音信仰的群众基础，因为伴随海上贸易扩大的是各种海难的增加，因而对海洋的恐惧心理和恐惧体验更为普遍。观音信仰就是海洋恐惧体验的精神产物。 （三）在“德”不在“美” 普陀山佛教在宋、元两代得到了蓬勃发展，嘉定七年（也有版本说是嘉定三年），朝廷赐银修圆通殿，并钦定普陀山为观音道场。舟山的观音信仰迅速地普及到一般民众。观音信仰既得到朝廷的崇信和保证，又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禅宗美学在舟山的兴盛，海洋功不可没。但是，从文化心理层面来看，舟山宗教美学的发展体现了“善”的价值取向。观音崇拜其实是舟山宗教向“善”的审美价值和“感恩”的审美心理的体现。明代万历年间，观音道场的中兴，是因为皇太后连得几个皇孙，赐给普陀山《地藏经》后一手促成的；舟山渔民和商人的观音崇拜是出于一帆风顺和转危为安的心愿。千百年来舟山禅宗美学的曲折发展印证了国学大师钱穆所说的：“中国人论美在德不在色。”[14]海洋环境促进了舟山禅宗美学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使其带有强烈的“向善”审美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意义。这意味着舟山禅宗美学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社会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