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同舫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同时把西方与东方的现实境况作为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并从政治、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交叉加以研究，研究领域广博。他对20世纪初德国知识传统的全面继承，特别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人类解放思想的纵深拓展，是人类精神文明领域中绚烂夺目的奇葩。布洛赫的人类解放思想是通过他的希望哲学体系而呈现的，在价值取向与思考人类解放的实践态度上，他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从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中汲取理论营养，并继承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布洛赫受俄国十月革命深刻影响，对二战期间俄国人民的革命道路及后来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在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同时他又深度改造了以“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类解放道路的选择上，布洛赫强调救赎要靠人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内在反思的途径，但并不完全排斥诸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等现实革命斗争的作用。他试图通过揭示现代性处境下人类精神枯竭的悲惨状况，强化哲学反思的内在道路与希望哲学的作用，呼吁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希望精神来达致解放。
一、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
布洛赫认为，希望的踪影客观地贯穿于人类文化历史的始终，寄托着人类的文明，集中体现了人的本质与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意图，希望范畴在布洛赫的理解中获得了开放性内涵。但是，希望总是被人们遗忘，布洛赫由此感叹，人类的历史就是希望被遗忘的历史，因此必须重新反思历史。他渴求以希望哲学的精神重构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摒弃静态、僵化存在的形而上学体系，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建构起一种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布洛赫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主要由两部不同时期的关键性力作组成。第一部是《乌托邦精神》（GeistderUtopie），它反映了青年布洛赫时期的希望哲学思想，标志着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初步形成。第二部为《希望原理》（DasPrinzipHoff-nung），它是布洛赫在美国流亡的壮年时期，花费近十年时间撰写的长达1600多页的鸿篇巨著，是布洛赫成熟时期对早期思想的深化，标志着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完成与成熟。布洛赫的《希望原理》延续了《乌托邦精神》中的核心精神与根本理念，基本保持了前后思想的一致性与整体性。
布洛赫的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框架是明晰的。他首先以探讨恭敬而有诚意的深奥、神秘的宗教信仰为出发点，反思战争、强权、剥削以及现存社会制度对人的个性的压抑，进而进行主题论证——讴歌人类觉醒和黎明，倡导人性复归和道德重建，唤醒沉睡于内心深处的希望精神与美好的梦想，拯救人类的希望精神并实现人类解放。围绕这一主题，他揭示出唤醒希望精神需经过两个阶段：通过内在道路的哲学反思达到自我面对；在自我面对的基础上使内在发展成为外在，使世界充分展现为灵魂的世界。通过这两个阶段与过程，希望精神从内心的最深处，从“觉醒的梦的最真实部分，也是唯一值得保留的部分中升起”〔1〕3。在人的“觉醒的梦”中，有一种跃出黑暗、刺破黑暗，朝向光明的力量冲动，它发酵着、躁动着，它朝向前方、冲向光明〔1〕191-192。最后，布洛赫对历史总体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设想，渗透了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王国”的美好状态的向往。
在布洛赫的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中，“觉醒的梦”是其论证主题的核心范畴，它所指向的是人类的解放与回归。布洛赫所期望的是让处于苦难中的人们通过唤醒内心“觉醒的梦”，获得救赎与解放，重新回归到自身，回归到完满的道路上。他虽然并不完全排斥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作用，但他认为，解放与回归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人类内心乌托邦精神的觉醒、“梦想”的不灭与升华，是希望超越现存的哲学反思，这是布洛赫对人类解放实现方式的理解与选择。布洛赫以希望哲学为核心超越了抽象的乌托邦构想，汇集、解释和系统化了人类的伟大希望方案。在布洛赫的两部著作中，唤醒乌托邦、拯救末世论、人类解放论等多种哲学思潮奇异般地汇集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多彩而庞大的哲学—宗教幻影。他试图把希望哲学体系建立在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理论基础之上，纯化经典作家的理念，揭示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倡导应将精神转化为物质、理论转化为实践、理想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理念，进而把自我内在力量转化为世界“自然主体”的存在动力。人们不断走向“发现美好”的超越运动，是人们尚未形成的人类希望的丰富内容的真实展现。
二、接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信息”
在寻求人类解放之道上，布洛赫对二战期间俄国人民的革命道路及后来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总体上持支持态度，积极接受了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信息”。其深刻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俄国十月革命加强了布洛赫从思想上亲近马克思主义的趋向，使他的思想内在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的亲缘性与深层关联。根据布洛赫自己的回忆，他的激进思想——反资本主义和亲马克思主义思想，决定性地被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所加强。以至于很多英美学者习惯把布洛赫称为“关于十月革命的哲学家”〔2〕。十月革命使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满怀崇敬之情，并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在探寻人类解放的现实实践道路上也毅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把革命的“赌注”都压在了十月革命上，认为十月革命就是救赎西方社会、解放西方社会的有效途径。
第二，与卢卡奇的交往，加速了布洛赫从行动上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步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布洛赫与卢卡奇处境与成长经历较为相似，从而使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带有共同感情地相互呼应。在布洛赫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CeorgLukacs，1885—1971）的密切交往中，布洛赫更加坚定地迈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尤其是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深深触动了布洛赫的内心。他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自己称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修订版的出版（初版于1918年，1923年修订并再版），是他成为被人们接受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性标志。#p#分页标题#e#
第三，受到马克思以“批判”为灵魂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启迪。面对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大阵营的对峙的现实，布洛赫选择了支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拯救全人类。从接受理论（ReceptionTheory）来说，这是布洛赫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领悟使然。批判性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深刻的反思模式，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自然权利”（NaturalRight）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即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正当性的基础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基础的批判，戳穿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标榜人人都有天赋的“自然权利”的虚伪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合理性的追问。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出发，把资本主义社会纳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中，即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规律中揭示一般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批判意识构成了他的学说的灵魂。而布洛赫在充分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权利、尊严范畴的批判，把权利、尊严与人类解放相结合，这种结合在布洛赫的《自然权利和人类尊严》（NaturalRightandHu-manDignity）一书中得到了全面展现。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对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支持，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魅力密切相关。
第四，对世界革命政治运动的清醒判断和对工业资本主义批判性反思的结果。布洛赫认为，不支持法西斯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而支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着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他坚定地强调，“在今天的形势下，为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发表的议论都只会为邪恶提供服务。”“没有俄国，就没有反法西斯战争，也不可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3〕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俄国人民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1941年，俄国卫国战争的胜利，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构成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布洛赫对俄国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充满极大的希望，甚至直到临终时，他还对俄国“国家官僚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和财产私人所有制的结合）模式抱有希望〔4〕426。布洛赫对当时世界革命政治运动的思考和对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无灵魂世界的强烈憎恨与批判是其执著的信念及其清醒的判断的基本前提。不过，布洛赫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由于斯大林的决策方式与专制统治，造成全国人民的生活被统一设计与统一规划。布洛赫提出，真正的民主、正义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每个人应该充分张扬个性，不再需要对社会坚守某种庄严的承诺，个人的尊严不能随便被玷污，否则个人的个性就会被扭曲〔5〕43。同时，布洛赫在吸取、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时，带有自己明显的乌托邦思想色彩。
三、深度改造传统马克思主义
由于自身性情、经历和所受哲学教养的综合影响，布洛赫认识到，就资本主义遗产而言，以“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犯下了极端的错误，应该修改和弥补其理论缺陷，来适应历史的发展，进而深度改造传统马克思主义。
第一，批判一切旧的异化的社会关系，形成一种新的人的自由的社会关系。布洛赫认为，迄今为止的人类一切自由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仅仅是异化条件下的自由，他对斯大林主义以自由的名义剥夺人的权利、尊严而形成的自由异化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人始终是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必须从社会关系的视野中来解决人的问题。我们要致力于批判一切旧的、异化的社会关系，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专制主义精神，形成一种新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关系。要实现的是一个自由与秩序、个体与集体协调一致的无阶级社会，这种“无阶级社会”是自由和秩序、个体和集体和谐共生的新关系社会。个体与整体、个体性与整体性、自由与秩序关系的科学处理成为并行不悖的原则。布洛赫认为，人类的最高理想就是要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他把未来人类解放“自由王国”的“崭新家园”视为没有异化的理想之乡。他强烈追求没有异化、没有奴役的真实共同体及其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
第二，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单向度的狭隘经济决定论，回归与塑立多向度、包容性的马克思主义。布洛赫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单向度的、狭隘的理论。它为了维护自身政治统治的需要，严格规划社会整体的秩序及每个个体的生活，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限定在一种单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之中，以机械论的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窒息了的内在性，是机械论的绝对“枉然”。它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实证主义化的思维模式中，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决定论的泥潭。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是一种多向度的，蕴含异质性、非一致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允许多维度的革命想象。布洛赫提出，必须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经济决定论，在分析问题的框架中吸收宗教的“希望财富”。在对抗资本主义制度上，既要以政治经济学理性批判为视角，也要以道德、宗教批判为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他强调要充分重视道德、宗教等感性因素——不仅要重视“物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需注重“人的因素”的能动性。不能只迷恋“生产”而否定每个梦想因素，否定希望想象〔1〕190。布洛赫提出在考察人民生活的宗教性时，应该引入希望精神来修正、补充和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单向度的狭隘经济决定论，回归到多向度的、包容性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批判资本主义技术性专制统治所导致的人的“物化”和“异化”，呼唤人们内心的希望精神和革命的想象功能。布洛赫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虽然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遗产，却默默地承继了资本主义的技术遗产及其附加理念。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建设中否定人的个性，尤其是去个性的大众化和自我划一化，将具有不同质的、自然特性的个体抽象成具有同一性的个体，这无疑是一种技术性的专制统治。布洛赫强调要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遗产，应该着重批判资本主义技术性专制所带来的人的“物化”和“异化”。他指出：“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时代不但更容易相信可见的东西，不太信任不可见的东西，而且在可见的东西之中，孤立的、分化的东西似乎比总体更真实。长期以来一直由技术支撑的这一趋势，将要定位于更容易移动的、更容易改变的要素，为的是挪开总体。换言之，为了用可能的最低观点去解决问题。其后果是，原有的一切都被掀开了面纱，只知道世俗的、可计算的乃至最原始的冲动，只知道它们可改变的内容，只有这些东西被承认为现实。”〔1〕166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过程导致了一个“物化”世界，而法西斯的上台就是“物化”的一个极致。因此，只有通过唤醒人们内心中的希望精神和革命的想象功能，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技术性专制统治。#p#分页标题#e#
此外，布洛赫还主张重塑宗教的希望精神遗产。他认为要通过重塑遗产中的宗教，而达到重塑宗教的本质。宗教遗产是希望的遗产基础，因而同时也是宗教的本质〔6〕43。他甚至认为，人类的宗教功能在于自身的希望中，宗教的本质就是希望。宗教不仅是忱于幻想的，它还是指向未来的希望。布洛赫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他对人类解放实现方式的理论选择密切相关。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视角限制在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分析上。在他看来，历史中的每个时刻都与救赎、解放相互关联，而人类解放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和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人类内心深处的希望精神的唤醒，是希望的形成，是梦想对现存的超越。现在和未来存在着过去没有实现的希望因素，“希望剩余”是无法穷尽的——过去没有实现的“潜能希望”可以在现在实现，现在也不是过去的全部展现，它仍然存在着希望原理、未来的向度，其光亮指引我们走向“共在”的世界。他倡导通过批判一切旧的异化的社会关系、单向度的狭隘经济决定论、资本主义技术性专制统治，形成一种新的人的自由的社会关系，塑立多向度、包容性的马克思主义，呼唤人们内心的希望精神和革命的想象功能，重塑宗教乌托邦的精神遗产，最终达致人类解放。
四、希望的辩证法与辩证法的希望
布洛赫的哲学思想一直遭受到国内学界的冷遇（至今尚未有中译本就是很好的证明），甚至出现了各种“批判模式”：有学者指责布洛赫对宗教伦理过于强调，试图为宗教伦理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安放位置，陷入了弥塞亚主义、神本主义、乌托邦主义、博采主义之中；有学者指责其哲学具有唯心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修正主义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其哲学是在理想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哲学性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马克思带回到快乐主义的幻想当中；有学者认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抽象的人性论、思辨的人道主义、先锋派的哲学现代主义、宗教人道主义、神秘主义等混同起来，没有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分析的基础之上〔7〕。造成学者淡化、无视甚至低估布洛赫哲学、布洛赫著作的价值以及否认其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悲剧性局面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同他的晦涩文风、难懂的词汇、非正式写作方式有极大关系。美国学者罗纳德•阿伦森（RonaldAronson）就认为，布洛赫的著作根本就不可能读懂，对读者是一种折磨〔8〕223。比利时学者卢多•阿比希特（LudoAbicht）也指出：“布洛赫错综复杂的方法除了要求高水平的智力支出，还要求情感的、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启发力的投入。”〔9〕还有学者将被指责的原因归结为布洛赫所拥有的复杂知识背景与社会背景。
不管如何评价布洛赫的哲学思想，他的深厚的思想底蕴、敏锐的问题意识、创新的思维方式、独到的理论阐明以及非凡的理论勇气都是值得肯定与赞赏的。布洛赫是一个以哲学辩证法的形式表达其思想的乌托邦主义者，他的主张是具有“问题意识”的，因为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自己的希望哲学相结合，“调整大众意识的解放行为，借助对现存世界的革命性改造，改天换地，建立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10〕。在人性的本真意义上，布洛赫关注人的尊严与价值，倡导生存的理想与意义。在政治方向判断上，布洛赫虽然积极接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信息”，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是人类未来的一种出路，却也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深度改造“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取向上，布洛赫坚定不移地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精神诉求，他所主张的呼唤希望精神是对全人类解放追求的鲜明表达，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明显带有救赎、解放全人类的特征。
布洛赫的政治倾向与价值取向的明朗程度反映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给出了能够实现的人类解放。在布洛赫希望哲学体系中，在回答人类解放与希望精神如何可能的问题上，他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方案中寻找“具体的希望”，即在辩证法中寻找希望；同时又将希望精神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想相结合，即在希望中运用去形而上学化的辩证法。
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赌注不是将来，而是对现实的分析，或者说将来是过去的东西的实现。理性与希望的统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11〕。他指出了人类艰难处境与人类危机的实质——希望精神的萎缩。揭示了走出危机、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唤醒人们所曾经拥有的希望精神。人类解放的政治计划不是世界的自我实现，它是人类解放道路选择之后面对可怕的命运的勇敢行动的落实。这种理念充分体现了布洛赫对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中寻找希望的强调。布洛赫在理论主题和未来实践意图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与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度分析，用自己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在辩证法中寻找希望，在希望中运用辩证法，卓有成效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广阔视阈。纵观布洛赫一生的思想发展与行动轨迹，他为人类精神解放而孜孜不倦地建构希望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并努力付之于实践，我们因此称其为“勇敢地承担拯救人类精神使命的思想者”，无疑是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