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外文化生态建构

2022-09-21 15:09:07 来源:写作指导

 

1引言   近年来,生态翻译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正逐渐被学界认同。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Mi-chaelCronin在《翻译与全球化》一书中指出,生态翻译就是“一种翻译实践,该实践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并强调一元化和地方化的同等重要性。[1]”该观点强调了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原理:和谐共生。鉴此,本文从生态翻译的视角,探讨“中译外”在构建文化身份的同时,是如何通过“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的翻译策略来达到文化认同之目的,进而达到构建“多语并存、多元互补、和谐共进”的文化生态目的。   2文化多样性与生态翻译   当今世界的发展表明,一种或几种强势文化主导世界的话语权是不现实的,和谐世界需要多种文化的共同建构。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文化从来就是多元化的,人类各群体的生存环境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和习惯不同,文化也就不相同,保存多元文化,也就是保持一种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必须有不同文化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才有发展的前途。“如果我们没有不同文化的‘和而不同’,没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原则,我们的文化也就会变成文化沙漠”[2]。2001年联合国《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明确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造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同则不继”的观念使我们认识到一个物种如果只是种内繁殖便有退化与灭绝的危险;“和实生物”的思想表明适当比例的异质因子的“和合”有利于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翻译一直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翻译是多语的产物,“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发生的东西。[3]”生态翻译理论认为,生态翻译就是要保持语言地位的平衡、文化交流的平衡,从而达到构建和谐世界的目的[4]。为了维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译者要跨越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走出较为狭隘的文本对比的视野,从历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去认识翻译活动,解释翻译现象。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文化朝多样性方向发展,形成一个“物相杂而生生不已”的文化生态景观。   3“中译外”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生态智慧的文化。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过十分深远的影响。根据文献记载,汉籍之翻译外传,大致始于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公元508-534)。中国最早的中译外活动,主要针对西域地区的国家,后扩展到朝鲜、日本等周边邻国以及英国、法国等西方各国。中华文化不仅影响了亚洲,16世纪还走向了欧洲,对17、18世纪的欧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潮”。18世纪发展辉煌的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而“东学西进”,对欧洲的启蒙运动、狂飙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有关中国菜谱、气功、武术和旅游景点等方面的书籍在国外实不少见,而体现中国文化魅力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多见。中国传统典籍中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将传统典籍外译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典籍文化包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行无咎、以人为本”等诸多重整体、讲和谐的生态理念。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与佛教中追求的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也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通过传统典籍“中译外”既可以影响译语文化中的文学常规和文化规范,同时译语文化又可以通过读者的接受和译者的选择去影响原文和源语文化。因此,“中译外”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发展,也是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正如,约瑟夫•奈(JosephS.Nye)所说,软实力要得到发挥,必须避免炫耀[6]。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必须明白,无论炫耀的是历史还是传统,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为此,要把握翻译的时机,更须在策略上多做部署,既要留意个别方法的取舍,又要做到质和量的统一。   4“求同”、“存异”:促进文化多样性   翻译和文化密切相关,作为传播本土文化或引进外来文化的翻译手段,是将译语读者带入原语文化还是将译者带入译入语文化,翻译界围绕“归化”与“异化”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中译外”的目的在于向国外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产品,进一步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国际地位,构建并强化中国身份与身份认同。为此,一方面翻译要能让译入语文化融入到源语文化中并被原语文化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译入语读者对源语文化求“异”的好奇心。因此,“中译外”有必要通过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实现“归化”和“异化”的有机结合。借此,以摆脱“异化派一味强调文化内容层面上的异化为主,却忽略同时存在的语言形式层面上的归化为主,归化派只顾语言形式层面上的归化为主,却无视同时存在的文化内容层面上的异化为主[7]”的困扰,推动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4.1“中译外”的异化与身份构建   翻译是不同文化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中介。异化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策略,主要在于传译原文的异质特征,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文所蕴含的文化特色。“五四”前后,进步人士为传播西方先进的文明或思潮,多将异化作为翻译的一种主要方法。由此,异化翻译就成为人们了解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符合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需要,为外来文化的渗入及多元文化的并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世界越来越显示出朝着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文化领域中西方话语的权力在不断提升,并将发展中国家的国力提升视为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加强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此时,在翻译选择上,如果仍然一味强调西方文化的引入和异化手段,势必进一步促进强势文化而导致全球文化生态的失衡。为此,要实现世界的平等对话,达到与霸权思潮抗衡的目的,中国学者必须利用“中译外”的契机,从理论上唤起我国译者的本土文化意识,从策略上把语言的字面转换拓展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内涵解释。以此达到维护国家、民族乃至地域身份的目的。“中译外”中采取异化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也是重建和强化中国文化身份与传统,在文化互动中争取平等对话和赢得尊重的工具。我们提倡和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便是在共生中求异,抵制欧美文化霸权,保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许多中外学者,如辜鸿铭、林语堂、许渊冲、利玛窦、理雅各、卫礼贤等的辛勤劳动分不开。以林语堂为例,其译作深受美国等西方读者的喜爱,译本历经数十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与其采用的翻译策略分不开。其翻译风格突显在尽量保留文中的中国色彩,从词语使用、惯用语表达、甚至谚语和歇后语等,都出神地传递出了中国元素。即使是中国民间一些粗俗表达,林氏也能活灵活现的表达出来。如:“杀千刀的呀!贼骨头!你狗儿子要中风死啊!要滚下十八层地狱,要在地狱里万代不出来呀!”林译:Choppedbyathousandknives!Thief’sbones!Yoursonofabitchwilldieofap-oplexyandrolldowntotheeighteenthhellandstaytherefortenthousandgenerations.(MomentinPeking,p.355)这段翻译在词语、句法和语气上几乎和中文描述一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活脱脱充满了怨恨、使出浑身解数咒骂才解恨的妇人形象。句式简短随意,充满了中国味。正如王东风[8]说,采用异化翻译意味着译者不仅可以不受目标语和文本习惯的限制,而且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不流畅、不透明的言语风格,刻意保留语言的文化色彩,从而给译文读者以别样的阅读体验。#p#分页标题#e#   4.2“中译外”的归化与文化认同   韦努蒂指出,归化翻译是要同化原本,抑制、消解其异域特色或风情,使译本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社会规范、诗学和意识形态。因此,针对归化策略,有些学者担心: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归化翻译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利关系,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这样,归化翻译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殖民意识形态的共谋,即是说它不仅帮助殖民者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而且在被殖民一方的意识中不断强化他们自我(他者)身份的认同[9]。这些担心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译外”涵盖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观、文化历史、天文地理、科技等等,包罗万象。中国文化和语言特有的内涵和意象,如归化翻译运用不当,就无法为目的语读者恰当理解,更谈不上接受和传播。这种归化,不是对英美强势文化的低头和让步,而是追求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激赏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是文化界所熟悉的。在推介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为使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并认同中国文化,他常常采用“归化”的翻译手法,在翻译《论语》时,多借用西方文化中的人物和故事来比拟《论语》中所涉及的人和事,为西方读者接受中国文化提供了框架。如: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辜译:Confucius,speakingofafamousstatesman(theBismarckofthetime),re-marked,“KuanChungwasbynomeansagreat-mindedman!”Waley译:TheMastersaid,KuanChungwasinrealityamanofverynarrowcapacities.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被誉为“春秋第一相”;但英语读者并不了解,辜译增加了afamousstatesman,表明其身份,同时括号补充(theBismarckofthetime),将管仲比喻成俾斯麦(德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称为“铁血首相”)。Waley译则在文后增添了长长的加注,对管仲进行介绍。对比之下,辜译更能使读者直观地获得关于管仲个性与历史作用的认知,从而产生文化上的认同。   此外,他还将颜回比作TheSt.JohnoftheConfuciusgospel,apure,heroic,idealcharac-ter,thedisciplewhomtheMasterloved(孔教的圣约翰)。然而,毕竟孔子弟子三千,不可能在西方文化中均能找到相对应特征的人物。因此,对于其他弟子,辜先生大多直接删去名字,译成“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而译本也具有了更好的可接受性。其实,归化也好,异化也罢。这二元总是相辅相成的,从源语到目的语本身就包含一个归化的过程,译者采用异化的策略翻译时不能不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力,异化翻译不能牺牲译本的接受,否则翻译就毫无意义。为了目的语读者能够接受,异化中总有归化的成分。因此,翻译同时包含了归化和异化,是归化与异化融合共生的载体。   5结语   语言多元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首要条件。一种语言的消亡就意味着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传统习俗、语言特性等的不再流传。“中译外”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是不可缺少的。中国文化(通过译介)走向世界对于形成“多语并存、多元互补、和谐共进”的世界语言和文化生态格局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