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浮口”，又称浮户或浮民，是指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或者其它生产资料、生存方式，在社会中处于待业状态下的人口的总称。“浮口”一词最早在赣南地区的文献资料中出现是在清朝中期，同治版《赣州府志•风俗》载:“山邑地瘠而民拙，所恃惟力耕。近以沙淤，失南亩之利，故失业者多。失业者谓之浮口。今之浮口患更甚于昔，俗之日非，浮口为之也。”［1］同一时期的《赣县志》中亦有相关记载:“乡居之民，力耕者众。……又生齿日繁，游手者众，赣人谓之浮口。一浮口辄费数农之食，其拳勇驰逐，遇事风生者，更为民之蠹。”［2］其实，“浮口”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早就出现了，常见于唐宋以降的正史文献及其它文献资料中。“浮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它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人口数量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关系及特定时期政府的控制与乡村社会的运作问题。解析“浮口”，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然而，“浮口”问题在赣南地区是怎么产生的?它与赣南的社会经济有着怎样的关系和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人详细论述过。本文对此作初步探讨。
二、赣南地区“浮口”的出现
根据史志资料及专家学者的研究可知，大约从明朝嘉靖时期开始，赣南地区就接纳了大量闽粤地区的移民，客家学界习惯把延续至清初的这次移民高潮称之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3］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其中忽略了南明以赣州城为中心的抗清保卫战及清康熙年间三藩叛乱等一系列动乱对这次迁徙浪潮产生的人口影响。清兵入赣后，南明政府以赣州城为中心，组织了抗清保卫战，战争使赣州人口大量死亡或逃亡，“赣当明季户籍十万八千，丙戌十月城破，存者三千户。”［4］顺治年间的动乱使赣南的社会经济一度萧条，时任南赣总兵的胡有升曾言“赣南自围困以来，广逆叠犯，……死亡过半，赤地千里。”［5］“杀戮逃亡人丁占全省总人丁的36%，抛荒田地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38%。”［6］说明清初江西地区因战争死亡及逃亡的人数占当时总人数的比重较大，而且田地荒芜的现象也大量存在，作为相对偏远的赣南山区更不言多说，如“顺治三年四月初十日，大兵临南安城，其间民多有死难不屈者。师旅之后，继以凶疫，郡户口渐凋耗云。”［7］
再者，江西是三藩叛乱的主战场之一，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人口大量逃亡，社会经济凋敝，致使闽粤移民倒迁入赣的潮流一度中止。时任两江总督王新命在《清除荒疏》中指出“(江右)自遭诸逆变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芜，伤残蹂躏之状，荡析仳离之惨，什倍他省……杀戮逃亡人丁七十余万口，抛荒田地一十七万余顷。”［8］“自康熙十三年至今，上犹人绝烟断，空余四壁，孤城一片荒山。……卑县蕞尔荒陬，迭烟寇变，土番百姓徙亡过半，田土悉多荒芜，招佃垦辟。”［9］而从战乱之后赣南地区官府广行招徕的政策也可推知一二，如兴国县“频年以来，仰赖上宪嘉意无绥，广示招徕。”［10］此后，赣南便经历了一个人口增长和区域开发同时展开的过程，到了清朝中后期，赣南就已经是个人烟稠密，户口日胜的地区，“浮口”现象渐趋显现。如宁都州，“国家承平百年，休养生息，四关居民数万户，丁口十万计”，［11］即便偏远的长宁县亦是“今户口日稠，无地不垦，无山不种”，［12］以致“乡居之民，力耕者众。……，又生齿日繁，游手者众，赣人谓之浮口。一浮口辄费数农之食，其拳勇驰逐，遇事风生者，更为民之蠹。”［2］清中后期的“浮口”问题就是在大量移民涌入，赣南人地关系日趋紧张，造成生产资料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形成的。
三、“浮口”形成的原因
清中后期赣南“浮口”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土著及渐次迁来移民的自然增长、土地兼并和外来人口的涌入是“浮口”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阐述外来人口的涌入对“浮口”形成的影响。
外来人口可初步分为安插在此的被镇压或招抚的作乱者以及自发的移民群体组成。郑成功反清失败后，清政府将投诚的郑氏旧部安插在兴国、赣县进行屯田。［1］“庚戍春，蔡璋率其属张治、朱明……等目兵千有余人扶絮家口又数倍到县……郡守孔兴训亲到邑，履亩按籍授田而析置之。军之名籍者，不自耕，召慕闽广流人赁耕，旁郡邑赁耕者来如市。”［13］蔡璋属郑成功部将，投诚后率领部将携妻带口作为军籍被清政府安插在兴国县。
根据饶伟新的研究:“自宣德年间以来，来自闽、粤、赣中的三大移民群体，分别以不同的形式持续流入赣南地区。赣中移民主要以佃耕、流寓、寄庄或经营工商业的方式向赣南流移。他们主要分布在赣南中部和北部的盆地或河谷平原地带。闽粤移民则主要表现为流民与流寇，……闽粤移民在赣南的空间流向与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地缘接近趋势:赣南东部诸县为闽籍移为主，西部诸县为粤籍移为主，南部诸县的闽粤籍移民相对平衡。”［14］笔者认为清初赣南的外来人口延续了明末进入赣南的移民趋势，主要由赣中、闽、粤三大移民群体构成。在地方志及家乘谱牒中，描述清初闽粤流民活跃于赣南地区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深山荒谷，则粤闽侨居，蛮蛋之习，有时而染”，［15］“现则杂以粤人侨寓，险诈叵测，叠遭毒害。虽客其耕耘，以赡国赋，然轻於来者，尤当虑其掉臂而去也。”［16］再如《定南县改厅部文》称:“(定南)幅员纵横二百余里，复岭重岗，实属山多田少，俗悍民刁，兼之广东无籍穷民来此垦种，异籍环处，日渐繁剧……。”［1］康熙初年“闽粤之人，杂处其中，土著者七，流移者三。”［17］
那么，清初赣中及闽粤移民为什么会大量流入赣南地区呢?究其原因，应与下述几点情况有关。
1．当时情景下赣闽粤边区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为闽粤移民迁入赣南提供了可能。清初赣南由于战乱不断，人口流亡现象严重，出现了大量的荒芜田地和山区，而与其毗邻的粤东、闽西一带多属山区，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多田少，耕地面积极其有限，无法承载过多的新增人口，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诚如罗香林先生所言，粤东、闽西客家“第四步的迁移，则以内部人口的膨胀为主因:盖客家大部分于宋末至明初，徙至广东内部以后，经过朱明至清初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以是，乃思向外扩张。”［18］如闽西的上杭，“杭邑田少山多，民人稠密”，［19］粤东“而粤又地狭隘人众多。”［20］所以在闽粤流民看来，赣南地广人稀，具有接纳移民的较大空间。再者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山区的开发价值逐渐提升。赣南有着丰富的山区资源尚待开发利用，这对当时与其毗邻的闽粤移民而言颇具吸引力，赣南山区可从事商品性的农业经济作物或经济林木的种植，以便获取生存空间。#p#分页标题#e#
2．清政府政策的吸引。清初实行的迁海与长时期的海禁政策促使闽粤二省流民向赣南迁徙。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政府颁布了“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强令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向内地挤压，这就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局面，［21］人地矛盾异常尖锐，经常引发械斗，于是有些民众迁入赣南山区。禁海令则是顺治年间颁布的另一政策，严格禁止商船、民船私自入海，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海路航运中断使得闽西、粤东的民众转向依赖毗邻的赣江河运，这也带动了闽粤民众向赣南的移民运动。
清政府在沿海推行迁海政策的同时，在内陆地区实行招垦政策。清初赣南动荡不安，战乱不断，各地旧荒未垦、新荒又生的情况较为普遍，社会经济凋敝，为恢复赣南社会经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地方政府广行招垦。如戴盘在《招粤民垦荒利弊说》中言:“东南各省肃清后，土旷人稀，所以，前年有招徕开垦之议也。”［22］时任两江总督的王新命在谈到江西丁田荒缺时提到“容臣等严督各属，广行招徕，随垦随微。”［8］兴国县官员积极推行政府政策“频年以来，仰赖上宪嘉意无绥，广示招徕”。［10］康熙年间宁都知府宋必达在一份奏折中主张“清泰、怀德二乡久罹寇焚，民多流徙。必达请尽蠲逋赋以徕之，得渐次开垦。”［11］大批赣中及闽粤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陆续迁入赣南垦荒。如:“闽粤之能种山者，掣眷而来，自食其力”;［15］“深山荒谷，则粤闽侨居，蛮蛋之习，有时而染”。［15］以致出现了“赣水东西之客家，十九皆闽粤之人”［23］的状况。
3．田主招佃措施的作用。田主招佃由军籍招来赁耕者和豪富、大户招收的佃户组成。清政府在赣南地区安插招抚军队，当时军籍一般都有招来赁耕者的举措。如在兴国县安插投诚的郑成功旧部时，“军之名籍者，不自耕，召慕闽广流人赁耕，旁郡邑赁耕者来如市。”［13］赣南当地大户招收佃户的做法在明朝中期就有记载:“南、赣二府地方，地广山深，居民颇少。有等豪富、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境小民畏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24］又载:“访得南赣二府地方大户并屯旗军，多有招集处处人民佃田耕种，……其间富户包占田地甚广，招集逃民耕种。”［24］清朝初年延续了之前的举措，豪富、大户同样招集流民耕种土地。如宁都直隶州“先代相仍，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25］清初“雩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招闽、广人来耕，其党日多。”［26］如此良策对与赣南毗邻的赣中及闽粤无地人口而言颇具吸引力，赣中及闽粤流民进入赣南也就不足为奇。
4．地缘区位和交通条件的便利。赣南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带，毗邻粤东、闽西。虽然赣南三面环山，但是沿边诸县与闽西、粤东、粤北各县之间，历来都有往来的通道，把赣南、闽西、粤东连成一片。这些通道在清初闽粤流民流迁赣南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李世熊《宁化县志》记载，闽西与赣南之间可以交通往来的隘口主要有三处:武平与会昌之间的火星岽、长汀与瑞金之间的桃源岽、宁化与石城之间的站岭隘。［27］清初闽西人口便是通过这三条通道进入赣南的。根据周雪香的调查，粤东北各县入赣的途径主要有:其一，逆石窟河而上，在武平下坝转陆路至寻乌罗塘或会昌筠门岭，由此北上进入会昌、于都、兴国诸县。其二，由平远坝头北上，进入朱斗光(今寻乌南桥镇)，抵达石排下后分两路:一路逆吉潭河、澄江河北上，过盘古隘到达筠门岭，宁都、雩都等县运潮盐即沿此路;一路向西经太阳关至安远、信丰、南康等县。其三，由兴宁罗浮越过南岭进入寻乌，然后北上石排下，或是向西进入安远、定南等县。［28］这一时期水路通道的便利为赣闽粤三角地带频繁的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5．血缘关系的驱使。正如罗勇教授在《客家赣州》中所言:赣南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是客家民系的摇篮地，许多迁往闽西、粤东的客民与赣南存在着远祖关系;人穷返本，闽粤客家在走投无路时自然会想起自己的“故乡”，这样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赣南这块土地对他们而言颇具吸引力。［29］其中有大量的族谱资料可以证实此点。而且由于血缘亲情的关系使得移民在同族间还具有相互牵引的作用，许多后续的移民是从先前同族移民那里获知就业信息并接受其提供的交通和就业安排而迁入的，使得同一家族的外迁人口在迁入地的分布相对集中。［30］
综上所述，清初由于战乱赣南尚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政府遂广行招徕，赣南在接受外来移民的过程中政府难以控制其数量，致使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赣南地区，至清中后期赣南人地矛盾逐渐显现出来，“浮口”问题由此出现。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嘉庆年间，赣南(不包括龙泉、广昌)人口达3，858，038人，而田亩仅4，109，864亩，人均耕地1．07亩，人口过剩现象普遍，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31］因此也可以说，“浮口”问题是政府“作为”与“难作为”下的产物。
四、“浮口”问题的社会影响
清中后期赣南“浮口”问题的出现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1．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中期以来，随着赣南经济作物商品生产的发展，赣南地区经济作物的加工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而具有自由身份的浮民则为这些工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如瑞金烟厂，“瑞近于漳，土性所宜，不甚相远。又制熟烟，必得茶油为用。瑞故产油之地，故漳、泉之人，麋至骈集，开设烟厂……聚千百制烟之人。”［32］材料中所说的“聚千百制烟之人”很大一部分是当地的“浮口”，他们成为工厂的雇佣工人，促进了商品加工业的发展。
清中后期，随着赣南“浮口”问题的出现，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这促使前期引入的玉米、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部分变成为主食，这就打破了赣南单一的粮食生产结构。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嘉庆年间，赣南人均耕地仅仅1．07亩，因而许多地方以番薯、玉米这些高产旱粮作物作为主粮，［31］同治《赣州府志》亦载“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1］#p#分页标题#e#
2．抢劫之风滋生。浮民在赣南地区的大量存在使社会处于不安定的状态。浮民没有土地，难以生计，部分入山为寇，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致使清中期以后赣南山区动乱不断，抢劫盗窃之风甚烈。同治《赣州府志》记载:“地险俗悍，五方杂处，染侨户蛮蜑之习。旧《志》云尔，学使仁和赵佑题试院楹联云:‘地是虎头州，端藉诗书销武健;春生麟角馆，还资法律济宽仁。’此语于今日尤切。”［1］赣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浮民作寇提供了温床，“江西匪类甚繁，各有头目，多藏交界处所……明劫暗窃，持赃勒赎，肆行扰害”，“欲搜捕，则山路崎岖，深林密菁，兵力难施”。［33］172－172易堂九子之一魏禧针对当时情形就有如下言论:“百姓不谋生业者，宜置常罚，令乡耆邻里时简举之。盖游手好闲之人，如米中蠹虫，饥馑之时，死亡尤甚，多至为盗贼者。”［34］同治《于都县志》载:“得业者怜失业者之一贫而救济出银，名曰‘不敷’，原属额外通情，为厚俗之一。相沿已久，视为分内之财，至累索不休，且有九找十不敷之云。恃强横取，竟于除夕碎器毁房，使守业者不予之不得，最为恶俗，惟北乡无之。”［26］“得业者”主动救济“失业者”结果却事与愿违，失业者“恃强横取”。
大量浮民的出现也助长了赣南的会匪问题。那些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浮口”，是清中后期会匪组织的重要组成人员。浮民通过会匪组织聚财敛财，以解决生计问题。诚如李晓方、温小兴所言:“清代赣南的会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即是广大无以为生的‘失业者’对谋求生存资源的变相表达。”［35］
3．生态环境恶化。由于“浮口”的大量涌现使赣南过度开垦山地以满足其生存的需要，在此情景之下赣南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同治《南安府志》载:“傍溪之山，迩来开垦不遗尺寸，山无草木，难受雨淋。土既松动，不敌水力，一径大雨，沙泥俱下，流及大江，尚犹斗水升泥。近山溪涧沙壅，知必不免。在圳或加挑海，在陂任听填塞。沙多而水蓄自少，泥平而水易流竭。兼之水失故道，更多冲激横决之虞。”［7］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使清中期以后赣南的水旱灾害频繁。同治《赣州府志》卷22《舆地志•祥异》记载，明代水旱灾害6次，而清代则多达36次。黄志繁根据地方志中对水灾的频率和强度的记载指出，清中期以后，赣南进入了一个洪涝期，水灾越来越严重，而植被破坏、生态恶化是水灾频繁的重要原因。［36］
4．迫使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针对待业人口多，粮食困难的情况，清政府实行“遏籴”的政策，禁止粮食运输出境。如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载:“一禁遏籴阻粜，谷不流通。……州俗每有私自联岗，不许搬运出境之事。甚至不许搬运出村，又甚至一城之内亦分畛域，本关之谷不许粜与别关，而田主存仓之租谷亦阻止不许入城，以致米价益昂，小民日食维艰，最为恶习。”［11］面对因“浮口”问题而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清政府严行保甲制度，积极核查户口，以控制无业者，减少不安定因素，以图社会稳定。如同治《赣州府志》中记载:“赣郡城地广人稠，五方杂处，最易藏奸，往往假充员弁，不服盘查。近年保甲令严，……示谕官绅军民，均编设门牌，归地方官会同保甲委员一体稽查。……随时察核户口，日夜按段巡查，奸宄无所容身，莠民渐为敛迹。”［1］道光时期，为进一步打击抢劫盗窃之风，清政府加大了对犯罪者的惩罚力度，“嗣后南安、赣州二府所属地方，如有拜会抢劫讹诈等案，除实犯死罪及外遣为奴罪无可加，并捆人勒赎已照闽粤两省之例问拟，均各照旧例办理外，其余军流以下各犯，均于本罪上加一等定拟。”［33］591
五、结语
赣南地区的“浮口”现象出现于清代初期，至清中后期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有限的生存资源的情况下，由于人口的过度膨胀引发的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人口数量过多而土地资源相对不足，而造成人口膨胀的原因又是相当复杂的。不可否认，“浮口”问题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赣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但是，也带有负面的影响，给当地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浮口”问题，当地官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诚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当时官府意愿的真实表达，但是其效果如何及浮民与地方士绅、宗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浮口”问题是清朝前期社会变革的结果，是政府的“作为”和“难作为”共同作用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