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译书活动的影响

留日学生译书活动的影响

 

一、留日热潮兴起的原因   1.清政府推行“新政”举措的驱动   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在社会内外压力的夹击下,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开始实行所谓“新政”。派遣学生留日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被加以推行。对派遣出的留学生,清政府不仅要求他们须学习日本及西方的新知识,待回国后派以用场,而且还以高官为引诱,答应留学归来以后分别赏予举人、进士出身,分配各种官职。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学生留日,清政府还专门拟定章程做出保证(例如,1903年拟定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就有详细的具体规定)。尔后到1905年,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出国留学成为当时最好的出路之一,因而中国学生纷纷而至。况且,清政府也认为日本是中西文化的缓冲区,不会受到西方的毒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总体看来,虽说这次留日运动是清政府出于政治需要制定的以保全统治政权的政策策略,但客观上成了推动留学日本的原发动力。   2.维新派人士及具有改革思想人士的鼓动   康有为上呈的《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1898年)在详细阐明译书的益处之后,又指出“:若夫派游学乎,则宜多在欧美矣。……夫物质之学,又非可以译书得也。”但他在后文则认为“:惟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厉东游,速成尤易。”后来的留学绝大多数“就学于东”,而非“欧美”。而透彻地看到日本强大之根本原因,并极力敦促政府,鼓动学生去日本留学的当推维新志士,是他们在对比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状况后指出,中国光靠洋务运动是不能救国的。并进一步得出,日本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不仅在于他们学习消化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主要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催生了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号召留学生要走留学救国之路,并发出“惟游学外洋者是救国之唯一方针”的呼声,极大地鼓舞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的留学热情。   3.路近、时短、费省以及出国“镀金”思想的蔓延   出于经济状况的考虑,选择留学日本,也是留学生人数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日两国不仅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而且就路费和学费而言,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比留学西洋要便宜得多,因而对于一般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还能负担得起。尤其是在废除科举前后,由于大批自费生涌现,使得路近、费省就成为许多家境并不太好,又有留学愿望学生的一条极富诱惑力的选择。况且,出国留学的资历和获得的证书,还是就职、升官、得到高俸禄的资本。1896年唐宝锷、胡宗等13名学生赴日留学,标志着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的开始。1903年清政府公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名奖励的办法。“在清廷奖劝留学政策的推动下,在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为幌子而极力地怂恿下,十年间,留学日本蔚为风气,极一时之盛,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二、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   留日学生中译日文书的热潮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但最初情形正如梁启超所说“:(清末的翻译界)如久处灾区之民”,对新事物和新文化非常渴望,故不加选择动手就译,其特点是“无组织、无标准、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从1900年起至1911年,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陆续创建了各种各样的翻译团体,数量达“七八十种之多”。较有影响的译书团体主要有:   1.译书汇编社。留日学生在翻译日书方面初见成效是在1900年,其标志是留日学生的第一个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的成立并开始大量翻译日本书籍。译书汇编社的定期刊物《译书汇编》刊登“以政治一门为主”的译书,如政治行政、法律经济、政治政理各门,每期所出或四类或五类,间附杂录。另外,兵农工商专门之书也时有译出并择要刊行。译书汇编社所译之书大多为东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等学术书籍,对于促进国内政治文化的进步,推动思想启蒙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梁启超曾赞扬《译书汇编》:“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新民丛报》也曾评价:“诸报中,除《江苏》一报未出版外,其余数种,语其程度则《译书汇编》为最。”   2.陆世芬与教科书译辑社。继译书汇编社之后,还成立了以编译出版中学教科书为主的教科书译辑社。教科书译辑社成立后,组织译辑了大量的中小学教科书,其中又以中学教科书为多。据《译书汇编》第二年第三期卷末之广告,可知其初期的出版计划包括下列教科书:《中学算理教科书》、《初等平面几何学》、《中学物理教科书》、《物理易解》、《物理教科书》、《中等最新化学教科书》、《中学地文教科书》、《植物之生理》、《社会学提纲》。教科书译辑社究竟编译了多少教科书,由于资料匮乏,难以得出确切的统计数字。尽管也有该社编译之书不下几百种之说,但据目前所占有的资料,似乎只有几十种。   3.湖南译编社。1902年11月由中国留日学生杨守仁和黄兴等人创办于东京,翌年陈天华也参加了该项的编辑工作。1903年起发行月刊《游学译编》。该刊以翻译为主,刊登内容主要有外国教育、军事、历史、地理、学说、评论等,不过后来刊登的文章以政史类为多,政治倾向比较浓,且常常引用各种日本的学说和评论。   4.闽学会。1904年由福建学生组织成立,发行《闽学会丛书》,兼有同乡会编辑书籍的性质。从该书所译内容来看,主要有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   5.国学社。该社由张肇桐、嵇镜、叶澜等中国留日学生于1903年发起创办。该社成员主要是以江浙留日学生为中心的翻译团体,主要工作是编辑中小学堂教科书兼翻译东西名籍,此外,他们还计划陆续编辑中学伦理教科书、中学生理教科书、中学博物教科书、中小学唱歌教科书、小学格致教科书等。除了上述提到的社团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江苏社、东新译社、会文学社等。#p#分页标题#e#   三、中国留日学生译书活动的影响   1.文化教育层面:现代汉语由于融汇了大量日本词汇,中国文体为之一变。留日学生在翻译日本教科书的过程中,也把许多新词汇、新术语输入中国,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一般日常用语等方面。诸如资本、范畴、扬弃、理性、导师、学术、细胞、出版物、博览会等等,连“教科书”一词也是留日学生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留日学生译编大量教科书,为清末民初新式学堂提供了适合于发展资产阶级教育的教材,以及有关学制方面的书籍,为中国制定近代学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对教育内容的改革和近代化起了巨大作用。同时,留日学生把外国教科书和新词汇、新术语输入中国,将“西学”输入中国近代学校,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此外,留日学生也翻译了大量的日本教科书。汉译日本教科书帮助中国完成了传统教本从内容到体例的转型,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在汉译日本地理教科书的影响下,中国地理教科书开始摆脱传统舆地学,形成“旅行体”风格;历史教科书走出“朝代体”,向“时代体”过渡;自然科学和其他科目大量使用汉译日本教科书;修身教育也融入了日本元素;女子教育领域整体知识体系的建立与汉译日本教科书也是分不开的,它促成了“家事”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开始。   2.出版印刷方面:在日本印刷的影响下,中国的出版物,从线装单面印刷,改为洋装两面印刷。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不但从事翻译活动,而且出版所翻译的书籍,他们往往借助日本的印刷所印刷。这些书籍的出版都采用了“洋装”的新样式,因此,“中国的印刷、制本成为现在的样子,是经过日本和留学生的文化活动而加速形成的”,而出版技术的改进反过来又加速了文化的传播。   3.政治思想层面: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思想解放。中国留日学生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又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翻译了许多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书刊,这些书刊“无不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义与进步,传播资产阶级的政体、法制与民权”。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大量书籍中重点介绍了西方18、19世纪产生的这些社会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弥补了洋务运动时期西学输入中土的不足;中国留日学生发行的杂志除了部分为纯学术之外,一般是介绍启蒙思想和宣传革命思想的,为近代中国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伴随着新的思想、新的信息的传入,陈腐的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生道路。在社会风尚方面,有如服饰的改变、发式的改变、礼仪的改变、婚俗的改变等等;在思想观念方面,“师夷长技”更新了“华夏变夷”观念,“商战为本”更新了“重农抑商”观念,“义利统一”更新了“重义轻利”观念,“民主民权”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男女平等”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容置疑地起着“开启民智”,促进中国政治格局向近代化发展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心理机制的更新,逐渐形成了求新求变的政治气候,从而客观上对唤起中国人的觉醒,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民主革命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对于开启民智,引入新思想,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留日学生的翻译贡献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