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我国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一位杰出代表。严复的译作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等西方先进学科，对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不仅影响了好几代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同时还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正如严复适应和选择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他的翻译活生生地诠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规律。综观严复翻译的11部译作，他所采用的一个典型翻译策略就是广泛采用译写。“译写”，是翻译与写作适当、灵活结合的一种翻译手段。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中适应选择论角度解读严复的译写翻译策略，笔者认为译写策略正是严复译作成功的关键因素。 一、严复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多维度的适应与选择 严复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清廷日衰，救存图强迫在眉睫，引介西方先进思想被认为是救国良策。然而晚清社会封建保守的主流意识尚呈高压态势。在此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严复对翻译策略进行了多维度的选择和适应，使之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从而使译本“求存生效”。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讲，严复的译写现象反映了以下生态翻译学的内涵。 1．译者对自身需要的适应与选择 严复是晚清爱国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与鼓吹者。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大声疾呼，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学，提倡资产阶级民权和新学，提出了著名的启蒙主义的救国纲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另外严复满腹才学，一心想报效祖国，但一直未得到重用，于是严复只能另觅他路来抒发情志。学贯中西的严复深知欲救国要新一国之思想、文化，于是开始向西方寻找救国图强的真理。早年留学英国也为他深度认知西方文化精神提供了直接机会。与此同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全面覆败也增强了严复译介西书的决心。严复自身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翻译西书，引进西方文化不仅正好契合了当时社会的特殊需要，而且也为他展现自己的文才提供了有利途径。他曾说：“所愿者，多成几册译书，使同族者知彼族所为何事，有所鉴观焉耳。”［2］有人曾问严复为何不自己著书，严复笑而不语，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译书中，综观严复所译十一部书，除了《群己权界论》没有通过加按语等形式抒发自己的见解，其他无一例外都通过译写策略阐释了严复本人的见解，尤其是《天演论》最为突出，严复借他人之口抒发自己的见解效果要比专门著书好得多。难怪鲁迅曾说严复自己“做”了一部天演论，严复的曾侄孙严诚先生指出，“三老公（严复）的书从最终目的看，译文是为按语和序言服务的。”［3］由此可见，严复的译写是抒发自已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意识，从而开启民智，匡扶社稷。 2．译者对自身能力的适应与选择 严复自幼聪慧，词采富逸，他倾向于走仕途求功名的老路，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观。他心仪唐代以前的古雅汉语，无论字法句法方面，还是文体方面都加以效仿。严复的这种语言观决定了他在生产翻译话语时所采取的语言策略。他的译作和著作基本上都是用文雅的文言文完成的。严复用文言文翻译英文著作，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适应和选择，同时也是对目标读者士大夫阶层的适应和选择。严复在船政学堂读书期间，学了英文、几何、代数、电磁学、光学、天文学、航海学等新学科知识。后被派往英国留学，留学期间，广泛阅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因此严复广泛接受西方新学科教育，思想开明，眼界开阔，不仅了解英汉两种语言本身差异巨大，而且对英汉两种语言的使用游刃有余，具有翻译西书得天独厚的条件。 3．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晚清时期，历经甲午海战和公车上书的失败使很多进步人士惊醒到文化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推广西学的方法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开民智以求救国。如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就提到“．．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摈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4］严复的译本是精心选择的，他学的虽然是航海等科技知识，但是他翻译的文本不是科技书籍，而都是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作品，这说明他深刻知道社会的进步不在乎“器物技艺”而在于思想意识，这正契合了当时社会需要。严复的成功首先在于他能把自身的诉求与时代的需要紧密结合，广译西书抒发自己政治思想见解，以求“译有所为”。（胡庚申语） 其次，严复把目标语读者锁定为士大夫。当时的士大夫群体构成了主流知识分子阶层，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积弱的现状，严复认定士大夫是要“开民智”的第一批对象。然而，士大夫们多对西方文化思想有抵触心理，认为华夏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对西方文化思想嗤之以鼻，再加上以往翻译作品的质量不高，导致士大夫们认为西方文化无可学之处，因此，为了译文被目标语读者接受，严复采用古雅文体，特别是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译文中尽量会通中西，找出中华文化原典中能对应的词汇，加入许多中国先哲的箴言，采用换例等策略加入耳熟能详的事例，尽量适应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使得译本得以生存。 再次，晚清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保守落后，且呈高压态势，如果严复采用直译策略，原原本本的介绍西方学说，那后果只能是被禁言，也就难以实现严复开民智、新民德的初衷。再加上严复有《辟韩》一文得罪张之洞的前车之鉴，深刻体会淡化极端观点和词句的重要，这就决定了他的翻译策略很大程度上采用译写，试图不要冒犯主流意识，让译本得以流通。 最后，严复是自动自发进行译书的，根据勒菲弗尔德操纵论，委托者和译者都是严复一人，因此严复对原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有绝对的操纵权。严复翻译的目的性极强，为了达到目的，他会想尽办法“逼原作就范”，而这个办法就是进行译写。当原作能达到他启民智的目的时，他会比较忠实于原作，当原作不能帮他实现其目的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对原文施暴”（韦努蒂语），加以改造使之实现本土需要。#p#分页标题#e# 二、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严复译写现象 严复在翻译中广泛采用译写，这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一种自然选择，也体现了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中译有所为的翻译理念。具体地说，严复翻译中采用的译写策略有：加按语、换例、删节、注评、增评等。下面逐一举例说明。 1．加按语 严复的译著总共有170万字，其中的按语就占了17万字，约为1／10。按语是严复话语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严复“达旨”的重要手段。通过按语，严复不但达了原作者的旨，也达了自己的旨［5］。按语是严复作为译者显身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严复做了主要4方面的事情：①解疑释惑；②在西学著作之间勾联引衬，编织一张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网；③评点原书作者的思想，表达译者本人的思想，向读者灌输先进的意识形态；④批驳作者的错误观点。 在《天演论》论五《天刑》中有一复案： 复案：此篇之理，与《易传》所谓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所谓天地不仁，同一理解。老子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斯宾塞尔著天演公例，谓教学二宗，皆以不可思议为起点，即竺乾所谓不二法门者也。其言至为奥博，可与前论参观［6］。 此复案充分体现了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由于读者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译者在翻译中顾及读者，为适应目标语读者（士大夫阶层）的接受程度，语言维上进行适应选择，采用士大夫们喜闻乐见的儒雅古文；文化维上用中华典籍《易传》和《老子》的相近思想来对比说明斯宾塞的思想，拉近了文化距离，打破了接受隔膜。译者将斯宾塞的天演公例类比为竺乾不二法门，向读者阐述了此理论的重要性，拟引起读者的高度重视，从而实现作者的交际意图，向读者灌输先进的意识形态。 2．换例 《天演论》原作的《导言》中第10节有这样的话：And，though one can not justify Humanfor wishing to hang Mordecai on such a veryhigh gibbet，yet，really，the consciousness ofthe Vizier of Ahasuerus，as he went in and outof the gate，that this obscure Jew had no respectfor him，must have been very annoying．［7］ 译文：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犹人情也。［8］ 原文故事来源于《圣经•旧约》，在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圣经》作为异域文化的代表是受到封建保守意识排斥的。目标语读者（士大夫阶层）对《圣经》甚为陌生。如果译者将此例直译出来，难以吸引读者引起共鸣。译者对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进行适应性选择，将例子换成目标语读者耳熟能详的李广杀霸陵尉的故事，换例不仅没有丢失源语的文化内涵，同时因为符合本土文化系统，接近读者认知结构，使得源语文化内涵被准确理解和传递，也达到了译者的交际目的。这种换例在严复译著中很多，实乃严复译写的有用策略。 3．删节 严复翻译中时时不忘达到启蒙教化的目的，与达此旨无关的译写内容便果断删除。比方说《天演论》原作《讲演》一节中有个儿童故事“杰克和豆秆”，为的是更好吸引读者，而严复认为此内容“无关宏旨”，果断删去。又如《原富》原作书后附录了伦敦麦价表，严复翻译时也将其省去。正如严复在《原富》译事例言中所写：“独于首部篇十一《释租》之后，原书旁论四百年以来银市腾跌，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专言荷京版克，以与今制不同，而所言多当时琐节，则删置之。又，部甲后，有斯密及罗哲斯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伦敦麦价表，亦从删削。”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删节策略正是严复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作出的选择。译本要吸引读者，必须要无限接近读者，满足读者对信息价值的需求，实现交际目的。译者删去与核心信息无关的、读者难以理解的内容是对原作在交际维上有效的转换。 4．增评和注评与加案语一样，增评和注评也是译者作译结合、抒发自己思想的一种重要手段。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有这样一句： Abraham weighs to Ephron the fourhundred shekels of silver which he had agreed topay for the field of Machpelah．They are saidhowever to be the current money of themerchant，and yet are received by weight andnot by tale，in the same manner as ingots of goldand bars of silver are at present．［9］ 译文：古之用金，以重计不以枚计。传载，亚伯拉罕买麦克非拉田于伊佛狼，以白金四百希格为价，此犹支那之用银两矣。［10］ 这个句子主要讲的是犹太人的交易方式，严复翻译时并没有字当句对，而把一二两句的语序调换，把叙述交易方式的文字译在前，把例子放在后，这种语言形式上的转换符合译语读者的认知习惯，考虑到目标语读者是士大夫阶层，译者选用简洁古雅的古文进行翻译，也是译者对语言维适应性转换的考虑。#p#分页标题#e# 在整句末严复增评了一句“此犹支那之用银两矣”，将古犹太人的交易方式与古代中国人的交易方式作类比，译者考虑到目标语读者对源语文化认知的空缺，为了避免交际中的障碍，实现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增评大大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实现了译者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 除增评外，译文中不断插入的注评不仅阐释了译者的思想，还对读者的意识进行适当操控，让读者按照译者表达的思想进行理解。比如《法意•案语》中有这样的注评： 呜呼！法固不可以不变，而变法岂易言哉！岂易言哉！这段注评体现了译者要求变法而对变法慎之又慎的思想。原文中并没有这样的语句，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认为改善积弱、救国图强要通过变法才能获得；也是译者向目标语读者呼吁，国之弊病在于国体；同时还是译者表达自身政治主张，实现“译有所为”的重要途径。 严复的译本大多是译介西方先进思想意识的，严复把目标读者锁定在知识和眼界比较开阔的士大夫阶层身上，认为他们是改革和维新社会的主流，如何让其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是严复译书首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严复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广泛采用译写策略。译本内容上有目的的“择其善者而译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删之”，（此处“善者”指能启迪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改造过激的资产阶级言论，删除赘言。不符合严复启蒙意图的见解，他通过加案语、换例、删节、注评等方式迫使原文就范。语言形式上以士大夫阶层的审美为标准，继承先秦和桐城派文体的优点，创造了优雅的、感染力强的新型文体，以中华元典的语言形式承载西方思想意识易于被士大夫阶层接受。 三、结 语 严复的译作被证明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佳作，其影响力足足持续了一个世纪，李泽厚评论说，“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11］严复译作的成功无疑说明其翻译策略的成功，译写是适应晚清翻译生态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翻译和写作适当的结合有助于产生高质量、受欢迎、经久不衰的翻译作品。回顾历史，许多直译翻译作品大多被公众所遗忘。然而，一些采用译写翻译的译著顺应翻译生态环境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获得了与原作相同的好评。这说明译写策略在翻译中有特殊的作用和魅力，值得继续研究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