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李约瑟难题Ⅱ” 李约瑟在多种场合多种论著中以多种形式提出“李约瑟难题”，其核心内容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1］。不难看出，此难题可重新整合成下述两个问题:(1)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西方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成效较低而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2)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成效较高而现代科学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我们把前者称为“李约瑟难题Ⅰ”，后者称为“李约瑟难题Ⅱ”。本文主要探讨“李约瑟难题Ⅱ”，另文探讨“李约瑟难题Ⅰ”。李约瑟难题最具体、最全面的论述在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与“李约瑟难题Ⅱ”相关的内容如下［2］: 1.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 2.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3.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 4.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 5.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约瑟的核心观点:在15世纪以前，虽然中国科学包括几何学方法体系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形态，但是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与应用自然知识方面长期优越于欧洲，而最终并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技术。 对于“李约瑟难题”，海内外众多人士从多种角度、多种层次或借助于多种理论进行过深入解读与深刻反思，但是从“元气说”角度进行思考的内容较少。我国20世纪著名哲学家张东荪认为，中西所以不同之故，其种子就在于古代，并不是由近代而突然变成的。西方有科学不是偶然的，科学之成立虽只在近代，但其精神却在近世以前。科学未发生以前，科学的种子却早已存在了。杨振宁在谈公元1400年至1600年间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时指出:“但是如果就影响来看，‘自然哲学’的进展恐怕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为近代科学的萌芽准备了肥沃的土壤。”［3］本文由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典型代表“元气说”切入，解读“李约瑟难题Ⅱ”。 二、“元气说”与“李约瑟难题Ⅱ” 气属于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本体论范畴。作为一种物质形态，气的原型是可感知的大气、水汽、云气和它们的冷暖、晦明的变化，以及生命体内的气息。最早论及“元气”概念的是成书于战国末年的道家著作《鹖冠子》。“精微者，天地之始也……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4］此处的“精微者”即为“元气”。“元气说”在先秦时期萌芽，到了汉代形成体系，主要经董仲舒、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与王夫之等人的阐发而形成。“道始于虚，虚生宇宙，宇宙生气。”(《淮南子•天文训》)“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左传•昭公元年》)这反映出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他们把一切无定形而可感知的物质形态，如气味、颜色、声音等等，都看做是气的变态，这里面包含着把气作为物质本原的思想萌芽。《内经》明确提出气是世界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始基。王充提出元气自然论，在《论衡》中指出:“元气，天地之精微者也。”“元气未分，混沌为一。”“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这些内容肯定了天地万物都是元气自然生成。“元气说”认为混沌、无形的“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可见，“元气说”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本原方面，气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人类精神的本原。以物质及其变化为解释万物的基质与原则，不仅舍弃了图腾、神话与宗教等超自然的或精神式的解释，而且对世间万物作了统一的解释，这是人类认识的进步。从命题形式上讲，它属于全称命题，这和近现代科学规律的形式是一致的。从命题内容上讲，它是用物质气来解释万物，即用一来解释多。自然现象是复杂多变的，是“多”;而自然科学规律是简单恒定的，是“一”。寻求和探索自然规律，就是透过现象来寻求本质，就是透过“多”来寻找“一”，换言之，就是力求用“一”来解释、说明与预言“多”。 第二，在解释特点方面，作为一种本原性的物质，首先，气具有多元性。它既可形之于物，又可寄之于心;既可为蕴之于物质，又可为藏之于生命。其次，气具有连续性。它连绵不绝且充塞整个宇宙。再次，气具有应变性。气可分为两种主要的属性即阴和阳，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生养百骸。”(《类经附翼》)最后，气具有感应性。宇宙间的气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不因空间、时间的间隔与形态的不同而相互绝缘。“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总起来讲，它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并依此认识、理解与研究事物，而忽视或漠视了事物本身的属性和特点。由此，宇宙万物自身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不是机械性的、还原性的，而是突现性的、非线性的。#p#分页标题#e# “元气说”直接制约着古代中国自然科学的形成与特点，显著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思维范型。元气说及其思维使中国科学长期停留在观察实践与直观顿悟的层面，追求“言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依靠经验积累与主体悟性而缓慢向前发展。比如:中国四大传统科学之一中医学与其技术体现之一气功。中医经典著作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生理、病因与病理，从人与自然相合相应的角度进行诊疗，并发展成相当完善的医疗与保健体系。而气功则几乎是“元气说”技术化所形成。虽然近代以前，中国的农业、医学与技术等方面的成就长期领先于世界;但是近代以来，逐渐落后于西方。究其原因，从本原上讲，元气是处于变化之网中的物质，而难以研究其内在结构和性质，致使其思维范型迥然不同于西方。海森堡认为:“在早期的希腊哲学思想中，主要有两种思想今天还在决定着严密自然科学的道路，因而首先引起我们对它们的兴趣。这两种思想是，确信物质由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单位，即原子所构成并相信数学结构的指导力量。”［5］“元气说”的思维范型更多关注事物定性的思辨和探讨，关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这使其同化能力、适应能力与扩展应用能力较强，进而使其在古代世界应用的速度和效 率较高。另一方面，它较少关注事物本身的属性和规律，更少从定量的层面去探讨和研究自然，这使其深度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潜能与水平降低。李约瑟先生曾经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6］ 值得一提的是，元气说及其思维范型对现代科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曾获诺贝尔奖的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普里高津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和。”［7］并预言:“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8］曾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指出:“人们常说，希腊思想，从广义上说提供了一切科学赖以发展的基础……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将来时，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腊思想应该仍然是科学思想发展的惟一源泉。”［9］ 三、总结与启示 面对近现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的出现与崛起，以西方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及其产生的前提条件为参照系来分析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显然是一种负向思维，甚至有人把此类比为“今天报纸的第三版为何没有张三的名字”这样的问题。由于一种事物的出现往往涉及文化的多种因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所以这种分析视角显然具有“还原论”和“辉格史”的印迹。但是，完全舍弃还原论思维，我们就无从真正清晰和完全地认识事物;完全摒弃“辉格史”式的历史解读，我们就无从认识历史，最多只能复述历史的断片或者残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哲学学说来分析中国没有出现近现代科学的基本因素，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传统文化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土壤和根基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并不直接呈现给我们，我们必须通过传统这个中介来理解世界。”［10］“地方的文化是地方的整体历史积淀的产物，和任何历史一样，它有着持久性并无法轻易地被消融，同时还体现在这一地方的自然地貌和当下的社会生活中。”［11］科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是亚文化的集合，这些亚文化对属于它们的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起着调节作用。”［12］科学实践既体现了本土传统文化特征，也体现了西方科学文化特征。“实践不仅仅是行动者的活动，而且是世界的重组，其中这些活动有其意义。知识的归因因此更像是对认识者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情境的描述，而不是对他们获得的、拥有的、执行的或交换的某种东西的描述。”［13］所以，传统文化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土壤，科学文化建设既是现代文化建设，也是传统文化的再次解读与再次建设。“新近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讨论指出，在最基本的方面，文化是一种重建，是在深层的理解上的本源的重生。”［14］没有科学的民族，一打就垮;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不打自垮。 2．科学文化建设应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以西方科学精神为指导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困境重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可以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因提出介子理论而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与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卡普拉等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或哲学对现代科学已有的与潜在的贡献。“科学史之父”萨顿提出:“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15］ 3．科学技术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是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前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化是彰显和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文化的土壤。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可理解为一个价值理性和传统文化祛魅的过程和社会工具理性化的过程。科学技术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才能为发展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提供所需要的知识、思想、方法与价值观，才能为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