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笑扬 单位：东莞市社会科学院
近期自然灾害和极端恶劣天气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频率不断攀升，强度也日益加大，生态安全问题愈来愈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大气环流特征等发生改变，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呈现出“常态化”、频繁化和难以预测化等趋势，如洪涝、龙卷风、寒流、雨雪冰冻、极寒、沙尘暴、地震、火山喷发在全球范围内肆虐。在人类依靠强大的工业文明势如破竹地征服自然的同时，大自然以报复的手段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爆发也明显增多，局部地区强暴雨、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旱涝急转等事件呈突发、多发、并发趋势。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变得险象环生，生态危机成为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挥之不去的噩梦时，我们不得不对人类生存方式及生态价值观进行深刻反思：人类过度的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泄，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奴役，导致自然的生态链条出现断裂，生态环境系统发生扭转，环境出现恶化，生态走向崩溃；只有摒弃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树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价值观，合理利用生态辩证法，在主客体双重化过程中摒弃对立观念，减轻生态环境压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一、控制自然理念下的理性膨胀与主体解放
控制自然是西方哲学文化的传统理念，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深入开展，控制自然的思想观念日益盛行：通过科学和技术来控制自然界，进而控制生产和消费，最终控制人的思维观念。在“知识即是力量”的文化观念驱动下，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对自然的利用和控制成了近现代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光芒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扩张，工具理性在压迫和奴役自然的同时也异化了理性的载体和主体。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和希奥多•阿多尔诺(TheoderW.Adorno)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与权力同一，知识成为统治他者和自然的工具，导致了启蒙衰颓为理性的神话，奴役自然的尝试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接受自己的后果，陷入于更深的自然束缚之中。”工业革命是人的本质力量扩大的真实写照。人类从物的桎梏中不断解放出来，并在控制自然的征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被科学催化剂不断激化的工业文明加剧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膨胀，扩大了人类支配、利用自然的规模效应，人类远离了美好的“田园图景”，而同时自然界也逐渐被物化、数字化、图像化直到完全异化。面对着生态困境，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之蚀》等著作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和人类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系统考察，他们认为人类依靠科技进步，凭借科技手段，将自然作为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马尔库塞也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成为资本主义用于加工制造的原料，自然屈从于“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自然”也自然成为被奴役、被盘剥的对象。这意味着，人以精神的沦落代价从自然获取了巨大生产、生活资料和消费品，使自然服从于商业组织，使自然成为商品化的自然界、军事化的自然界，形成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
由于人对人的统治依赖于人对自然的统治，所以人的解放同样依赖于自然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归根到底是一致的。许多思想看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但没有从实践、客体的角度深入人类生产活动实践进程之中，没有从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深层面展开剖析。马克思深刻地解读了人类自然科学发展同工业实践、自然界的关系，“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也就是说，自然地改变同人的工业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必须从历史的现实的实践进程中寻求人的本质同自然的本质展开的有机契合。
二、生态沦陷背景下的紧张关系与自然报复
威廉•莱斯(WilliamLeiss)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导致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控制自然的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占有，从而导致生产无限地扩大，最终结果是人的自我毁灭。”[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扭曲成为机械的木偶，成无数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其过度的生产发展就是为了满足“虚假”的消费意识，最终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自组织平衡的破坏，引发人自身的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本•阿格尔(BenAgger)进一步指出，消费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普遍的主要异化现象，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消费异化”，而消费的异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加剧，因为无限消费必然导致无限生产，无休止的生产、破坏和浪费导致地球各种资源锐减，大量废弃物充斥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无以复加的生态灾难，威胁整个人类的持续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资本追求高利润率，必然引导高积累率，高积累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对原料的更大的需求，而不管原料、能源以及其他“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素”的成本是高的且是不断增长的，还是低的且不断下降的，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都依赖于投资的扩大，必然导致资源的耗费及衰竭率就越高，越来越多的副产品和污染物被制造出来。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具有资本扩张主义逻辑，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生产方式严重依赖于能源和资本，是不可持续的和反生态的，它总是倾向于通过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通过加速生产流转过程以获取高额利润，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而往往把排泄物和污染物倾倒到其它不发达国家或落后地区。#p#分页标题#e#
工业现代化也带来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海洋污染、森林资源及能源衰竭、土壤流失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危机。尤其是近代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使人类社会物质财富急剧积累，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是化石燃料和高碳能源的过度使用，从而引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急剧增加，导致了严重的全球气候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原先把地球作为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环境容量无限的宝库，以为大自然能够稀释人类的排泄物，而忽视了自然与环境的承载物，导致对自然盲目征服，在生产力成百倍地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迅猛推进的同时，却遭到了大自然的沉重打击。自然辩证法认为，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5]自然在人类的进攻之下并不是一味地退缩，而是伺机报复；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在生态系统之中才能够存续发展。“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6]对于人类对自然的步步紧逼和过分奴役，自然界会不时地敲响警钟并“施加报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7]我们必须学会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反对人类盲目妄自尊大、以自我为中心、把大自然作为征服的对象，反对人类仅为自己私利而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的竭泽而渔的短视行径。
三、生态辩证法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扬弃
无容置疑，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人类的现实与未来看，全球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肆虐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对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和威胁。全球变暖导致水汽蒸发量大大增加并呈现不稳定性，大气环流出现扭转，干旱、洪灾和冰冻雪灾等极端气候频现，内陆土地荒漠化加剧了水土流失，海洋的台风（飓风）的威力和破坏力也日益强大。人的劳动生产、人的欲望需求消费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地辩证运动，使“自然—人”在生态系统关联中不断变化，构成了生态辩证法。对于地球这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来说，人类持续干预自然的活动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界的原始运行态势，阻断了生态的物质交换过程，导致自然与社会交换的异化和自然界自身的异化，当“物质交换裂缝”作用于人类活动时，就产生了自然的报复。异化的劳动、分裂的人、污染的环境以及被奴役的自然的恶性循环演绎了生态辩证法的悲剧一面。全球性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呼唤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可持续”、“低碳”等理念付诸实施正是人类应对自身发展困惑的理性自觉。当代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工业文明的总体性危机，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全面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以来，以控制自然、支配自然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主宰着主体道德视角，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环境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导致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不断爆发。由于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即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因而新技术的开发利用往往意味着新的更大规模的掠夺性开采与消耗自然资源的开始，这样技术的进步并未有效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依赖，相反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运用必然导致非理性化，越来越大规模的新技术被开发和运用，用来满足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利润的驱动下，技术不是以服务生态保护为原则，而是充当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和手段，导致生产上的不可持续性和生态断裂。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近代启蒙理性强化了西方哲学观念中的“控制自然”的伦理价值观，使得人们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貌似成为自然的主人和主宰，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紧张。我们必须扬弃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实现生态理性；就是要限制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并使之服从于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精神生活，服从于价值理性；要使“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8]。这样既能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又不能损害生态系统，从而使人和自然得到和谐发展。全球一体化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扩散和蔓延。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简单地置身于狭隘的生态治理模式之内，以邻为壑的治理模式，只有改变以资本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和制度体系，生态问题才能得到可能的解决。“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9]恩格斯认为，“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之间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由于忘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就阻碍着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即或者是最简单的食物”[10]。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全球性生态危机虽已初露端倪但没有大规模爆发，不过他们却十分关注生态平衡问题，并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异化的关系。因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耗竭式利用，导致了资源的衰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才最终导致自然环境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自然不仅仅是劳动的对象，而且是意识的精神生活的对象，是人的全部感性活动的对象。但是，在现代性的存在关系中，被资本中介的经济关系成了存在的本质规定，因此自然才单纯成了“有用物”，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展开批判的任务不仅只是从观念上揭示此种异化，而且要以实践的方式实现自然的解放，即“自然的全面复活”。生态辩证法强调以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世界生态问题，强调生态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强调矛盾主次方面与主次矛盾的辩证统一。生态辩证法要求自觉地把握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从涵盖生态系统的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斗争与和谐等诸多层面关照人类生态文明发展进程。总之，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是资本利润的分割矛盾，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冲突在自然领域的现实反映，它表现了人们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民族和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紧张。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狭隘价值观和消费方式中解脱出来，运用价值理性引导人类的发展方向，建立“人类—自然”整体主义价值取向。#p#分页标题#e#
四、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澄明与出场
马克思认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存在物，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冻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曾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揭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持续不断地交往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2]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而人是自然界的“有机”部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3]。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及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和解”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不断将自然界“人化”的历史过程，是“人化自然”与“人类历史”的辩证统一。但是人类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自然、使整个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人化自然”与“异化的人”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凸显。尤其是近代工业化进程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以资源、能源高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现象，人的发展成为一种“畸形”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结果造成了“物对人的统治”[15]。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然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和占有，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危机。也就是说，生态危机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不仅可以通过生产来调节，而且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生产工具（它本身也是人类通过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的产物）来调节———这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改造自然。……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产生了与自然的历史性联系。自然因此而对人类呈现出实践的意义，因为自然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结果，也是生活资料的一种结果”[16]。马克思还通过提出“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必然矛盾，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的劳动实践出发，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自由自觉的对象性劳动中，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破坏着自然环境，而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存在，扭曲了人的本真状态、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必须控制和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充分考察人类活动的各项后果对生态的影响。
马克思发展观从“世界历史”的广阔理论视角和全局出发，深刻阐述了社会发展模式取向与人的价值存在，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发展观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方法论解读，避免整体主义、局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把整个世界体系作为思考的对象。马克思发展观高度关注全球性问题，主张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待全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关键在于变革人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只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调节和支配人类的活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物质能量合理协调的交换关系。“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7]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解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它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8]。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可以熟练地运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通过社会联合的生产方式，根据自己的主观目的、愿望和需要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达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9]。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和解，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所描述的理想社会，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异化，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p#分页标题#e#
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和政府清醒地面对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出现的生态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四轮驱动”、“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这是我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解”、实现“两个提升”的重要路径。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我们必须增强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在“十二五”期间认真落实相关重要决策，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防止生态危机转嫁；将经济发展同人民群众健康、幸福和全面发展结合起来，防止物质的提升与生态的沦陷的并发。我们要高度重视生态问题，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