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华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甲午战败，“成中国之巨祸”，在此之后，“变”“新”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关键词。社会观念、行为的转变速度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清末兴起的切音字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晚清获得推广，并得到某些朝廷官员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当时志士的认知框架中，认为切音字是中国迅速实现国家富强的途径之一。所以，这里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切音字运动提倡者的这种认知框架是如何产生的?第二，如果这种认知框架、设想和切音字运动的实际效果之间存在距离，又该如何评估这一运动。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待切音字运动，当时志士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切音字身上所带有的诸多特质有可能是摆脱困境的动力性力量，从而折射出人们对社会变革方向的某种判断和把握，用以解释媒介和社会情境的契合程度，为媒介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哪些条件和观念准备。
一、经验表述和事实理据
提倡切音字的理由之一是汉字繁难，造成识字率低下、民智不开、国家贫弱的连锁反应。事实上，关于汉字难易问题，在文廷式与李提摩太之间就有过一场辩论。文廷式认为:汉字不繁，虽号称有过万之字，但常用之字不过四千;倒是西人字典不下十万字，常用之字亦将近万。李提摩太指出:那为何中国儿童有发蒙后七八年犹文理不通者呢?文廷式答到:此求工求雅之过，非文字之咎也。①文廷式认为是“求工求雅”之过，他是否认为是文言文造成了文理难通呢?他并未明说，这里只是推测。
历史学者王东杰指出，文廷式等人推定的常用汉字数目与卢戆章、蔡锡勇、沈学诸人差不多，结论却南辕北辙，这一分歧的产生源于“立场”的差异。罗志田教授认为，近代来华传教士曾有意识地论证西方坚船炮利的背后实是文化上的优越性。李提摩太等将文字与国家强弱挂起钩来，即体现了这一思路。重要的是，这个看法很快被中国人接受，并由中国人主动说出来，完成了其在形式上的“中国化”。②此前传教士用罗马字母展开传教活动，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效应，故而难免会促使当时志士们以罗马字母等简易文字为参照对汉字进行了重新审视。正是中国在西方、日本面前的节节败退，才让西方语言文字在中国汉字面前有了竞争的底气，从而在中西学战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沈学则以欧洲列国、美洲、日本使用切音字实现国家富强为例，认为:“三者莫不以切音为富强之源。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人民既众，宜识字之法更便，不然则多多者皆蠢蠢之辈。虽具耳目，如无见闻。”“写读之疾省，制作之美备，古今未曾有也。一载通国皆能诵读有用之书，三年遍地尽属有用之人，得文字之捷径，为自强之源头，同文之盛，殆将见之矣。”③什么是“有用之书”和“有用之人”?明显是有关格致之书或掌握格致之学的人才是“有用的”。沈学又言:“或谓为富强计，不在另创新字。一切效法泰西，用洋文者洋文，用汉文者汉文可也。余谓欲通格致，力求富强，非兼通汉文洋文不可，尽驱国人学洋文，势所不能。必赖出洋之徒，译其书，翻其语，注以汉文，授之子弟。”④沈学的这段话指出了翻译格致之书成为迫切之事，但是他又担心国中之人若发现洋文“写读之易”“利用之大”，怕一有变更就会将汉字弃如敝屣，到时“千古之精英尽矣”，令人叹哉。但是汉字处在当时情势之下，又不得不变，故才撰《盛世元音》。沈学的一纸“心曲”道出了处于过渡时代之志士们在西方强势文明面前的矛盾和无奈。
对于切音字运动的先驱者来说，他们的个体经验在认知形成过程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从游汝杰的研究⑤可以发现，在福建、江苏、广东一带，传教士比较注重用方言传教，并使用罗马字母为翻译媒介。如果我们对切音字运动的五位先驱稍有了解的话，就可以发现他们所在的地域和语言经历很难逃脱传教活动的影响。卢戆章是厦门人，基督教徒，受西式教育于新加坡;蔡锡勇，福建人，幼受教育于同文馆，研读外语至少八年，而后随使美国;王炳耀，广东人，为香港早期基督教徒，久服务于教会;沈学，江苏吴县人，少年受教于上海圣约翰学校(著名的教会学校);力捷三，福建永泰人。⑥其后的王照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这种生命履历无疑丰富了这些人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从离开故土又返回故土，从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到转而接受西式教育，地理、文化上的历险使得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也与当时大多数闭塞的士人有所不同。受到现实危机的驱动，又有传教士的践履在前，使他们多了一份实验的勇气。
二、媒介和社会情境
在切音字运动的提倡者那里，虽然我们仍可以听闻他们对汉字的“赞誉”之辞，但是这种赞誉在很多时候是为推行切音字消除阻力。事实上越是突出切音字的优点，就越能暴露汉字的“缺陷”。在提倡者眼中，由切音字的优点反衬出的汉字的缺陷是一个真命题吗?认知框架中所限定的思维格式是否具有现实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这里有必要对切音字和汉字的媒介属性作一番分析。
第一，快慢之辨。识习汉字所费时间过多，是汉字繁难的理由之一。但汉字虽难，家境较为富裕者可供子弟三个月，甚或一两年的学习，也足以使之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识字程度虽不能和士人相提并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文字材料，是大体能够看懂的。况且，杂字一类实用价值较高的书籍也有利于平时的生计。所以，按此估算，熟习一般常用汉字应该不算慢的了。那为何还会有快和慢的分殊?卢戆章1892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其书名就有一个“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也有“快”字。劳乃宣在1907年的《普行简字以广教育议》中所言:“此字传习极易，至多不过数月而成。以一人授五十人，计之一传;而五十人再传而二千五百人;三传而十二万五千人;四传而六百二十五万人;五传而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中国四万万人五六传而可。”⑦这种对“快”的执着，以及对切音新字所能达到“快”的效果的展望，可以看出中国志士改变现状的急切心理。卢戆章在1892年时就曾说道: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话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此将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⑧汤金铭在《传音快字》书后说:慧者数日即通，钝者不过数月，即未尝读书者皆可以通情意、述事理，而无不达之辞。⑨卢戆章提到切音字最主要的特点是“快”，以省下光阴学习格致之学，以图国之富强。汤金铭也强调“数日”或“数月”即通。在1902－1903年的《游学译编》中，经常会有“中国之种祸固如何巨如何急乎”“今日国势危险极矣”之类的言辞出现，那么能够快速改变中国遭受欺凌的方法就为志士们所推崇。由此，识习切音字的时间短，在短期内即可普及到社会大范围的人群，故而省却诸多时间去钻研格致之学，国家富强就在望了。在提倡者看来，汉字显然是“慢”的文字，它无法对中国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做出有力回应。从切音字、汉字自身来看，对它们的快慢认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提倡者的主观判断。他们并没有从汉字本身、文言文出发去思考改良的方法，反而以另造一种符号来改变普通民众的世界观。所按照此种思维方式，汉字自然被划归到“慢”的一类，同当时社会的快速转变是不相容的。
第二，开放和封闭之辨。冯桂芬在陈述中国五个方面“不如夷”，其中一个就有“君民不隔不如夷”。在19世纪后半叶，志士们已经意识到上下、内外之隔的危害了。文人和众人之两世界，文人摆弄和实学无关的“文章”，众人安逸于、满足于自己的生计，互不往来，何谈信息的沟通呢?在文字改革者看来，信息流动的障碍是由“汉字”造成的。王照则说:而吾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官府诏令，无论若何痛切，百姓茫然莫知。凡政治大意，地理大略，水陆交通，货物灌输之大概，无从晓譬。⑩故以切音字拼口语，言和文一致就能使民众“通知意理、晓达时事”。但是这种上和下、文人和平民的区隔，并非只是单凭汉字之力一举促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的结构区分有关系。如王尔敏对四民生活形态所概括的那样:“凡为农民必略具粗浅之农业知识技艺，虽多历世累积经验，口耳相传，仍有落于文字之留存者。凡农桑树艺、花木瓜果、六畜饲养、陂塘蓄水、村舍修建，以至经济作物，若棉麻烟叶之加工收存，实仍凭知识经验，方可保障收获，减少损耗。”“凡为商民，亦须通晓书算，登录账簿。士民则访师有门，载籍不可量计，谋求仕进与高深学问，自另有广阔天地供其驱驰。此处概不涉谈，以杜纷歧。”“工民例须投师，相沿而成学徒制。有一定规约，一定工艺项目，非纯以自学而能者，于此亦将完全从略。盖为特殊技艺，未可列为一般知识。”瑏瑡在他们内部，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传承方式，可以说是互不侵扰，各自为政。
照此而言，并非是汉字本身，而是由汉字承载的“微言大义”才是祸首。王照所说的“文人与众人”两世界的区隔，大抵也是如此。只是说，把切音字作为打破这种区隔的手段，似乎有点无力，因为它只是一套在汉字之外、为一般民众另设的文字系统，其破坏力有待商榷。当各个阶层依循各自独立的轨道生息繁衍的时候，他们也就不可能意识到信息上下流通的重要性，士人所做文章的难解、所用汉字的古僻有什么不对。惟有四民社会的格局被打破，扰乱之前独立的生活形态，才可能谈及区隔的消失。当然，汉字是造成文人和民众相隔绝的原因，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毕竟民众所熟习之常用汉字和文人所玩弄之古僻、高雅之文字之间确实存在一道鸿沟。科举制度尤以讲究诗文、楷法为重，更是阻隔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联系，巩固了精英阶层的“知识垄断”地位。汉字中存在高雅和“低俗”之分，但切音字运动的提倡者并未对民间所用的“低俗”汉字加以关注，这也是遗憾之一。后来胡适、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白话文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文学、文字中汲取了养分。识习切音字勿须花费过多时间，省下光阴学习实学，民众皆能掌握泰西之学，从困居于方寸之地中走出。由此，实学并非如“文章”那样专属于文人阶层，它应该为社会大多数人所了解。所以，之前各个阶层内部知识的专有性就被打破，至少在知识的研习上有了交叉。切音字运动的提倡者对信息内外、上下沟通的强调，其背后的指向也是打破四民社会各自为政的封闭状态。因而我们可以发现，突破传统格局，把民众从各自所隶属的阶层中“释放”出来，并通过各种改造活动使之成为了解国事、实学的“新民”，这种指向是暗含在切音字运动之中。如梁启超所倡的“新人”，是从“部民”走向“国民”，使民众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三，文和言之辨。当时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先有声音，后有文字。劳乃宣在1907年的《简字全谱》自序中也曾有言:“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者所以为记语言之表识也。”声音和文字相比，更接近于本原。且既然是先有音，字随音变，自然会认为表音文字随社会之变迁而变化就较为简易，而衍形文字因为形体的固定化，就很难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就说道: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变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此无何如者。瑏瑢还有就是从文字进化的角度上来看。卢戆章以为:字体代变，古时用云书鸟迹，到蝌蚪、象形，又到篆、隶、八分，以至宋体字，皆趋易避难也。瑏瑣劳乃宣也说，文字进化与社会进化恰相反，“人事繁，则文字趋而愈简，自然之势也”。王炳耀则指出:“泰西文字，初或起于象形，终则归于拼音。”瑏瑤显然，切音字处在比汉字更为“进步”的链条上。从象形到表音文字的进化史观到了五四时期，则成为了“共识”。此外，从秦汉以前寻找依据也是确立切音字合法性的途径之一。
如果我们仍然纠缠于文和言孰先孰后，或者孰优孰劣，就可能永远跳不出固化思维的藩篱。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从文和言各自的媒介特征来看，可以发现为何人们在当时如此强调“言”的地位。“言”，则直接诉诸于“声音”，以切音字拼方言，按卢戆章所说的，“不但能识切音字，亦可无师自识汉文”。在王东杰看来，对于“声音”的关注和其时国内有一种“言语文化”兴盛的迹象难以分开。自然，宣讲、戏曲、白话文等绝非到清末时才出现，惟此时其地位在思想界言说中被大幅度提升。这些言语文化的关注点均集中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下流社会”，其目标乃是开民智，而具体取径正可以“声入心通”四字概括之。瑏瑥在1903年，直隶大学堂学生王用舟、何凤华等学生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中就建议道:一立演说会也，“就演说之人，持此以说，听演说之人，持此以听。习惯之余，必有声入心通之效”。在“编白话书也”这一提议中还说到“夫感动愚人之心，启发愚人之智，文字常不如语言，深言又不如白话者，人人所共知也”瑏瑦。看来，当时志士们对“声音”的鼓动力量是深有所知的，声音比文字效力大。清末兴起的“言语运动”是伴随着志士们对“民众”力量的发现。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中说:“一人智而天下皆愚，能富强昔日之天下，决不能富强今日之天下。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在1905年的《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沈凤楼观察演说文》中也提到:“国家富强之源，不在一二上流社会之人才，而在多数下流社会之识字。”“中国积习，每好为高论，凡造就下流社会之利器，皆鄙为无足道。试思国家将坐视下流社会之芜秽盲塞而徒恃一二上流社会遂足以富强乎?”然而，有志士如王照者所感叹:茫茫九洲，芸芸亿兆，呼之不省，唤之不应，劝道禁令，毫无把握。而乃舞文弄墨，裘空论以饰高名，心目中不见细民。妄冀强富之效，出于策略之转移焉，苟不当其任不至其时，不知其术之穷也。此可为之者道，难为文人言也。瑏瑧所以，言语运动一是为了唤起沉默的大多数;二是开发民智，以为救国之策。
从媒介的偏向来说，表意文字以衍形为主，很少追随音变。再说，中国方言驳杂，如果汉字随着口语发音的变化而变化，就难以在符号象征层面上发挥统合帝国的功能。而形体相对固定也暗合了王朝的循环更替，更替更多的只是继承前朝，而非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或者“革命”瑏瑨(revolution)。所以长时间以来纵然字的结构和笔画、字体发生变化，我们也仍然能够推测出汉字来。在汉字身上聚集了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每一个汉字背后几乎都有“典故”，可以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密码”。虽然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杂字等辅助材料，以及充当学徒习得一些文字，但是他们和士林的雅俗分野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汉字又代表了一种社会地位的等级区隔。文言文，更是如此。按照英尼斯的观点，汉字和文言文是一种偏向时间的媒介，士林阶层对汉字的掌控也即是控制了时间。故我们也可理解为何切音字运动的主张者屡屡提及怕“开罪士林”，并一再申辩“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但是当时中国正处在急速转变的“过渡时代”，无论是观念，还是社会结构都在经历着过渡性震荡，这就加快了“时间”维度的变化。所以，汉字、文言文所偏向的维持“老大国家”的稳定就和这种变动的历史环境相冲突了。在符号的偏向和社会形态的震荡之间产生了裂痕，有可能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愈来愈严重。但是观念形态需要附着于“形体”才可得到扩散和再生产，这就呼唤了另一种符号体系的生成。切音字就是这一过渡时代之过渡产物。由此，我们就可理解为何清末人们开始关注到了“声音语”这一偏向空间的媒介，它的“直达心灵”、在阶层中的扩散能力，都和汉字这一需要“凝神驻足”的媒介不同;用切音字拼方言就免去了把口语转变为书面语这一复杂的环节，故又和佶屈聱牙的文言文拉开了距离，“我手写我口”不需要“翻译”和“解释”，就能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其宣传、鼓动的效果自不必言明了，它们可以直接唤起沉默的大多数向着革命志士所呼唤的目标前进。第四，符号所承载的“道”之不同。在切音字提倡者看来，切音字只用来拼写鄙俗语，古文依然高高在上，为士林所专用。提倡切音字的目的之一，就是缩短识字时间，“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自然，这些实学之书籍也是用切音字所写。那直接以切音字翻译西方书籍，还是先以汉文翻译，再转成切音字版本。沈学倒曾提议:余阐祥体用，得《盛世元音》18笔字母，可公天下，能切天下音，兼分文理音同义异之字，以译汉文洋文书籍。瑏瑩如果以汉文翻译，就需要有精通汉文之人才，按照切音字运动者的观点，这就已经需要耗费数十年光阴，还要再兼习外文，“鬓白尚在塾中”。梁启超就曾提议:以为和日本“同文”之故，学习日文较之学习西文更为容易，且日文已经从西文那里翻译过来不少书籍，就直接食日文之牙慧即可。这也是一种折衷的办法，但是经由日文所翻译的西文，再转成汉文，这种词义的多重转换，就会产生不同语境下的“误读”，比如日文以“革命”译“revolution”，就让梁启超极为头疼，并做了两篇论文试图纠正之，也未果;最后鉴于其应用之广，才勉强用之，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东西之道的相遇，中国不得不以新的符号形态对西方之道加以容纳和消化，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东方之道在这场相遇中处于劣势。东方之道在当时志士们眼中已经不足以抵御这场危机，中国只能接受西方之器物、政制才能摆脱落后局面。但是，西方之思想观念大多为中国自古所未见，汉语体系如何容纳、消化这些新的观念，对汉语本身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挑战。这对切音字运动者而言似乎并不是其分内需要思考的问题，他们只是承认西学非学不可，否则无以求富强，却又坚持古文之冠冕宇宙，且怀疑以汉字之“慢”又如何能够快速掌握西学。所以在他们那里，汉字和西学之间存在着难以通约的层次，自然就要寻找另一种符号载体来解决这种矛盾了。
三、结语
当时志士们对汉字、切音字的认识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从快和慢、封闭和开放、文和言、道之不同的分析中可知，对于切音字所能达到的现实效果的期许过高。比如，打破封闭格局并不能只是依靠文字的力量，再有切音字被限定在下层民众中使用，在切音字和汉字之间仍然存在等级的鸿沟，文字尚不能达到平等，更何谈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呢?从志士们所认为的切音字的优点来看，可以发现快、开放、动员是社会情势的某种反映，既而对快、开放、动员的追求或隐或显地投射在切音字身上。再加上，汉字的尊崇虽已岌岌可危，但在士人眼中，它依然是宇宙之冠冕，维持着天朝上国最后的“虚骄”和颜面。殊不知，把汉字汉文和西学、秀民和凡民阻隔开来，看似要保全汉字汉文的权威，却无异于是对它们的另一种谋杀。况且，志士们并未从汉字本身加以改革，而是另造一种文字，使得汉字失去了和新语境合拍的机会，有可能成为仅供瞻仰的高悬之物。这是切音字提倡者无法预计到的后果。
过渡时代之中国，其自我更新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志士们又希望能够尽早实现转变，收效越快越好。急于求成、冒险性是那一时代的显著特征，好取极端之途就容易成为当时志士们的选择。对现实变化做出的及时反应也因为缺乏时间的沉淀，往往走入另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切音字运动也不例外。既要寻求上下、内外沟通，又要保持原来的文化等级地位，两者的矛盾自然使得切音字运动的成效不能如预期所设想的那样理想。况且对于切音字本身，大多数是拼方言之故，一名词有一地之发音，那各地方言又如何统一呢?再有，提倡方言，是否有分隔国家之嫌。面对这些责难，以及切音字运动自身存在的矛盾，在清朝覆灭之后，切音字运动就逐渐遁入了历史之流。民国时期继起的语言运动，比如影响最为深远的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并未循着切音字运动的足迹，却仍需解决其遗留下来的以及在新情境下催生的各种问题，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