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构建城市文化传播价值导向的思考

谈构建城市文化传播价值导向的思考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情感、知识等精神文化因子逐渐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更渴望追寻“诗意栖居”的城市文化氛围。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中部命脉城市,不仅应有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意识,更需要进一步明确前进方向、理清着力重点。本文从新时期武汉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发力点出发,思考未来可以从构建城市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

一、城市文化传播的基础

城市是一个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空间实体,是各种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组织系统,是“人类社会权利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聚集体”。城市的本质在于精神,精神沉淀于历史。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积淀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楚人特有的文化精神。公元前十一世纪,荆楚大地上朝代更换频繁、战乱连连,楚地因其地缘偏僻、经济落后,被称之为“南蛮”,但后来逐渐发展成“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粟支十年”,威震周天子和诸侯各国。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清末洋务运动促进了武汉工业兴起和经济发展,使其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进而成为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沿阵地。近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沉淀了楚人“于家为国的爱国精神、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追新逐奇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合精神等”,孕育了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城市的核心是人,人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武汉城市文化发展的另一基础是聚集了大量高质量人口资源。武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表明,武汉市常住人口1232.65万,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254.11万人,年均增长率2.34%,在中部城市稳居第一,是高密度、高聚集城市。同时,武汉是全国知名的大学之城,有80多所高校,7所211高校,2所985高校,大学数量位居省会城市第一,8所院校进入全国百强院校。近些年来,通过大力实施“学子留汉”工程、“招才引智”等政策,有力推动了人口素质大幅提高。最新数据表明,武汉市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417.46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3.87%,也就是说,每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具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口质量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文化的中心是人,高密度、高质量人口为武汉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了优质的资源,为产生新的文化裂变带来可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人类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社会分化出现“有闲阶级”,其消费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地位的彰显。文化需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自身发展的必然表现形态。根据武汉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GDP)12317.73亿元,武汉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559元,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为消费向满足精神需求、追求生活品质转型升级奠定了经济基础。武汉是“中国武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文化底蕴浓厚;武汉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被赋予继承和发展长江经济带文化脉络的责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软实力,将成为新时期武汉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发力点。未来可以从构建城市文化传播价值导向、促进地域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提高社区公共文化福利、提升青年文化自信等四个维度,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增强文化归属感,带动城市文化消费,提高城市文化能级。

二、构建城市文化传播价值导向

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谁(Who,传播主体),通过什么渠道(How),面向哪些对象(ToWhom,传播对象),说了什么(What,传播内容),并达到什么样的传播效果(WhatEffect)。它们按照一定结构顺序排列,形成了后来人们称之的“5W”模式,得到了传媒界的广泛认同。[4]近30年,我国传统媒体积极向新媒体转型,媒体融合在不断探索、发展,城市文化的传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体时代,传播主体在表现形式上已经涵盖了资讯平台、社交平台、有声平台、短视频平台、电子商务、新媒体艺术等众多品类,传播对象的身份由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向信息的提供者和信息的享用者双重身份转变,开始主动参与信息的传播,“内容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各式各样碎片化资讯的“轰炸”下,大力宣传、推广富有正面影响力的城市文化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是武汉最浑厚、最持久的精神力量。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武汉这座城市率先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和努力。在疫情最汹涌的时刻,武汉封城,为全国降低疫情风险作出了巨大贡献。抗疫实践表明,城市精神塑造了英勇的战士,构建了英雄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城市精神不应只是标语或口号,各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肩负着传承文化火种的责任,应当让城市精神浸润每一代人的精神血脉和社会生活,让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审美能力、个体气质在耳濡目染中健康成长、发展,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促进地域文化遗产传承发展

文脉是一个城市得以绵延发展的基础,城市的文化建设应有文化的传承、地方的特色。没有地域文化底色,也就失去了城市精神凝聚力的重要元素。武汉九省通衢,从公元223年夏口城的正式构筑,到宋元战争中的战略枢纽,武汉一直被历代朝廷视为军事重镇。进入近代以来,武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拥有中央农民讲习所、八七会址、武昌起义门等35处红色历史资源,昙华林、金口等名镇名村名街32处,对此应该精心梳理、展示、宣传,利用现有“硬件”资源打造沉浸式旅游街区,让游客沉浸历史事件及生活实景原貌,看看电影、逛逛药铺......通过形式多样的全实景沉浸式互动,感受历史重大时刻下人们的生活,为游客展示与讲述历史故事、文化商业、社会生活,让游客穿越时光。同时,充分挖掘“老祖宗”的文化资源,把荆楚生活风俗、民间歌谣、戏剧、戏曲、手工艺品作为文化生活构建的重要非物质资源,移植到旅游及其衍生品中

1.提高社区公共文化福利

公共文化福利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物质福利,它是更靠近“诗意”的精神福利,服务对象是广大老百姓。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培育优质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更应提供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的公共文化福利,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武汉市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结合空间改造腾挪,打造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26家[6],城市文化氛围日益浓厚。但从整体情况来看,这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文化功能作用发挥上仍然偏向小众化,“出圈”的不多,对周边居民的文化辐射和带动作用还不明显。因此,应以社区为切入口,创新管理方式,扩大社会参与,形成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公共文化福利供给体系。图书馆的普及是公共文化福利体系的重要分支。武汉市目前虽然有较为丰富的图书馆藏书资源,但存在阅读人数少、阅读率低、图书周转性差等问题。在这方面,“少数花园”图书馆的模式值得借鉴。自2013年起,重庆市南岸区图书馆借助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南岸区社区图书馆标准化服务”的建设,通过在试点开展与社会单位合作,目前已成功打造了多家特色社区图书馆,“少数花园”就是其中之一,环境舒适,让人精神得到放松,来到这里的人们可以在由植物和书构成的花园里,进行“慢阅读”,最为创新的是实现“少数花园”和区图书馆借阅“一卡通”,大大提升了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率。除搭建社区图书馆外,亦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开展公共文化福利试点,将艺术展览、电影、戏剧等文化成品送进社区。同时,帮助社区居民文化需求发声、文化创作发声,让社区的文化消费方式从单一的接受转变为接受和创作一体化发展。

2.提升青年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相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言,而这三个自信形于外,文化自信修于内。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青年的强大必须有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作为支撑。青年文化自信的培育,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引导,一是在青年文化圈层深植母语情怀,二是加大宣传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身处全球化时代,以青年文化圈为突破口,强化青年人群的母语意识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是汉语,汉语和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悠远的历史文化。武汉光谷近180万人口中,37岁以下人群已经占了七成,是一座当之无愧的“青年之城”。在青年文化圈传播好汉语声音,讲好汉语故事,就是传播民族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对于涵养城市文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青年是高等教育的重点服务对象,彰显着城市的活力,是城市文化消费的新生力量,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他们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归属,直接且快速地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发展。武汉在校大学生130万人,加强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教育十分必要,引导大学生了解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内核,“信”者为社会诚信和商业信用,“义”者追求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的公平正义,“仁”者超越农耕时代的熟人之仁爱,包括社会关爱和互助,“智”者提倡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宽阔胸襟,[8]进一步丰富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陈恒:《全球文明史视野下的城市软实力与国家文明形态》,《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7期

[2]董宁宁,《楚文化的精神基因与当代启示》,《理论观察》2021年第2期

作者:钟胡星 单位:湖北日报传媒集团